第20章 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5月17日
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20-1]4月15日胡耀邦骤然离世後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英雄和他所支持的民主表达敬意。最初开始集会时，他们表现出对中共的尊重，游行过程秩序井然，并未给交通造成干扰。起先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恢复了秩序。
当时邓小平已84岁，他没有去街头会见示威学生，也没有插手中共每天作出的反应。但是他身居幕後，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邓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国家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最初想避免流血，他知道那只会给示威者火上浇油。但是他从事发之初就相信必须立场坚定，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後，他开始更为直接地参与掌控党对示威者的反应。他要确保干部能够落实他认为恢复秩序所必需采取的措施。
在6月4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多少自由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於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点差异，城市居民担心通货膨胀与就业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自身运动上的无能，国内外民众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少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後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在1989年以前的十几年里，严密的控制阻碍了有组织的独立学生运动的发展。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赞同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了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於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於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对於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吁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被中国青年人这些发自内心的温和诉求所打动，这反过来又让示威者更加振奋。外国驻华记者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骚扰，他们的活动被监视，敢於揭露问题的受访人被逮捕，因此外国记者热衷於倾听学生的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还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憧憬传播出去，为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的理想让步。当时学生们很难想像政治领导人会动用武力，人民解放军会向北京街头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
中国的领导层一方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但他们很难相信中国民众对自己的领导人会那麽愤怒，因而易於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後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後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保守派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从南方过冬返回北京後不久，出席了1989年4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他便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後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4月15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间7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布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20-2]邓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调的批评者和1987年1月批胡的带头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後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赵紫阳则参与过阴谋和整人。[20-3]
群众能够长期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1987年却被冷酷地免职，因为他被指责为对1986年的学生示威太软弱。
1989年的示威活动是对邓小平无意促进民主和没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评。胡耀邦的朋友觉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据他们说，胡耀邦为此深受伤害。他曾忠心耿耿为邓小平工作，邓的批评尤其让他伤心。1987年被免职後，胡耀邦不再看电视，人也瘦了下来。[20-4]很多人认为他死於彻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业的烈士。但是，很多参加示威的人关心的并不是胡耀邦个人，而是把他作为推动自由民主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很多知识分子後悔自己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过於顺从，使运动轻而易举地得到平息。现在他们决心更坚定地站出来。
当学生们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进自由民主事业时，1976年4月5日的示威（为悼念周恩来）和1989年4月的示威（为悼念胡耀邦）之间明显的相似性，足以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也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担忧。1976年的示威称为「天安门事件」，而1989年的示威也同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像周恩来一样，胡耀邦努力保护人民，含恨而终。不论1976年还是1989年，群众对於受他们爱戴的人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义愤填膺。1976年的示威者借机抨击「四人帮」，现在不是也可借机批评邓小平和总理李鹏吗？1976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1978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并被称为爱国者；那麽1989年的示威者难道不可能以後被称为爱国者吗？在那些希望有一个更仁慈的政府的人们中间，胡耀邦已经取代了周恩来，成了当时的大英雄。
骚动的根源
1989年春天，高层领导人——特别是赵紫阳与李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困惑。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19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和摆脱「政治辅导员」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於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於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於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如何在学生的档案中写「小报告」，政治辅导员便成为政府监控的象徵。这些给学生写报告的政治辅导员的教育水平很少赶得上学生，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权影响学生的前程。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於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取消这些政治辅导员，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知识分子，不论年轻年长，仍对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耿耿於怀。大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後被保守派封杀），它批判象徵传统中国的黄河，赞扬给中国带来国外新思想和现代行为方式的蓝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20-5]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愤怒。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20-6]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後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於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愤怒变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後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愤怒的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於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愤怒。
中国民众提到「贪官」时，并不是在说犯法的人，因为当时法制的观念并不强；他们指的是那些利用别人没有的职务或个人关系谋取私利的人。对「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议学生要求公布他们的收支、他们拥有的别墅数目以及他们子女的金钱来源。[20-7]1966年时有很多高干子女踊跃参加红卫兵反对「走资派」，但在1989年高干子女很少加入抗议活动。相反，他们和父母一起因为享有特权而受到抨击，因为他们把权力地位变成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谋利的资本。
对於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後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於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於失去一切。 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19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失业後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不平。
除了这些不满的来源，还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迁徙之外的更多的权利。他们厌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错误」而挨整和受罚的恐惧之中。自由民主的呼声和对胡耀邦的赞美凝聚成了一种诉求，要摆脱国家的监管，摆脱官方强加的批评会。
从悼念到抗议：4月15–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後，北京大学的墙上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20-8]次日，大约800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於从大学前来悼念的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愤怒的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进入中南海。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於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20-9]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後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麽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作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20-10]
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广场上的演讲者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民主。[20-11]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学生冲进大门。《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领导层严重错估了形势，学生们夸示着自己的力量，拒绝平复下来。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安葬高级干部的八宝山。追悼会过後，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三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後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相信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声称李鹏对此并不知情。[20-12]当时李鹏不同意接见任何非官方的学生团体，因为他担心这会使这些团体获得他所不愿给予的合法性。李鹏还担心这样做会削弱党所支持并具有更强控制力的官方学生组织。
李鹏和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
学生悼念胡耀邦时，邓小平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论邓小平在胡耀邦掌权的最後几年如何批评他，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为改革开放作过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活动只会激怒他们，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一样。但是，悼念活动一结束，邓小平已经打算向学生发出警告。恰在这时，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李鹏临时取代赵紫阳，接过了处理示威活动的工作。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北韩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後的4月23日开始。据赵紫阳说，他动身之前去见邓小平时，邓小平告诉他仍然应当去北韩访问，并且他回国後将被提拔为中央军委主席，这说明当时邓小平仍把赵紫阳视为他的接班人。因此赵紫阳按照行程於4月23日准时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20-13]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後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21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1986年的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5月4日以後复课，现在他们推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20-14]
赵紫阳出国後，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於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於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後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20-15]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後，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李鹏於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控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两人由於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产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4月25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李鹏在日记中说：邓小平在4月23日就决定了必须发出严厉警告。[20-16]听完他们的汇报後，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20-17]
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决策时一样，他认真准备了自己的意见。胡启立受命负责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於当晚在电台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20-18]社论赞扬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引发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20-19]
李鹏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论能够吓住学生使其屈服，毕竟，社论发出的严厉谴责等於政府公开威胁要逮捕很多学生领袖。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李鹏在日记中说，「四二六社论」取得了成功，然而来自广场的报告认为它不过是激怒了学生。比李鹏更了解学生情绪的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觉得，社论毁掉了本来可以和平化解学生不满的对话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篇社论的语气太强硬了。[20-20]84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1989年4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後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学生指责他的儿子搞腐败，批评他打高尔夫球。
战线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出现拉开。示威领袖把邓小平和李鹏视为他们的敌人。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轻易便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因为警察被通知反应要有节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领导层也不愿有丝毫动摇。邓小平不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例如，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4月29日下午会见45名学生时，袁木拒绝承认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并且否认存在新闻审查制度。学生们离开时比此前更加愤怒。[20-22]
学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同情，以至於李鹏很难在下级官员中为镇压行动获得支持。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他的同事解释说，很多报社的记者对於他们报道广场真实事态发展的文章不能发表感到不满。被告知要平息示威的高校干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传达给学生，但很多人内心并不赞同。[20-23]李鹏甚至无法指望官方媒体支持他。有时候报纸的准时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响。在国家电视台上，报道广场情况的节目会突然中断，一度出现黑屏，画外音也完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员说：「今天没有新闻。」[20-24]6月4日以後中宣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被免职，因为他们被认为在示威期间过於同情学生。
李鹏和赵紫阳的分裂：4月29日–5月12日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控制，另一方则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徵和中心人物，赵紫阳则代表後者。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1988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承担全部责任。[20-25]相反，赵紫阳则说，局势是在他出访北韩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後恶化的。[20-26]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从北韩回国後即主张撤销「四二六社论」的赵紫阳，则获得了知识分子、改革派、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李鹏和赵紫阳都设法避免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李鹏4月23日为赵紫阳出访送行，又照例於4月30日迎接赵紫阳回国。然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以及各自营垒的影响力，却远远强过他们合作的愿望。自1988年夏天以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因为经济问题的累积和赵紫阳要对中国的高通胀负责而不断加剧。当时赵紫阳名义上仍是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但对政府经济班子的控制权已经从赵紫阳转移给了李鹏。责任重叠之处，便成了作为改革派的赵紫阳与李鹏这个谨慎的计划派之间的战场。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学水利工程出身，有尽责有效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他是革命烈士的後代，也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众多养子之一，这使他有着特殊身分。事实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过严格的筛选去苏联学习先进科学知识，但他在领导人中间并不以才华着称。他表达个人见解时总是态度谦逊，对党十分忠诚，工作勤恳而投入——无论老干部们的指示多麽不受欢迎，他总是乐於依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的固执而又谨慎的性格，与热情且富有同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绅士风度和分析才能的赵紫阳形成了鲜明对比。李鹏难以掩饰他对示威者的轻蔑，因此他与他们见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们的怒气。
当4月25日邓小平向李鹏说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时，邓的讲话要点也送达了还在平壤的赵紫阳。赵在一间挂着黑色窗帘的密室里读了邓小平的意见後，立刻发回电报说：「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对目前的动乱问题作出的决策。」[20-27]李鹏在日记中强调，赵紫阳对社论是同意的。但事实上赵紫阳同意的是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而不是根据讲话写成的《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
赵紫阳访朝回国後，很快就断定党和学生之间已经形同水火，若不撤销社论，几乎毫无和解希望。他甚至一度同意，如果撤销社论，他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20-28]赵紫阳很了解邓小平，他想必知道让邓小平撤销社论的希望很渺茫。确实，邓小平认为优柔寡断和推翻决定只会削弱党的权威，因此拒绝撤销社论。对於学生一方，赵紫阳尽量缓和矛盾：他强调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爱国的，试图以此让他们放心不会受到惩罚；他还鼓励他们离开广场回到课堂。
5月1日，赵紫阳从平壤回国两天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应对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可能发生的示威。他主张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党支持加强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李鹏认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是稳定，他批评了非法组织和散布谣言。他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这些年轻人，中国就会发生大倒退。赵紫阳反驳说，尽管中国确实需要稳定，但学生的口号，如拥护宪法、促进民主和反腐败，与党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20-29]
与李鹏生硬而严厉的语调相反，赵紫阳的态度就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去劝说本质不错的孩子。5月3日和4日，赵紫阳在两次重要的公开讲话中说明了要正面看待学生要求的理由。他在5月3日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上说，七十年前的示威者推动了科学与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应当重视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了稳定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说：「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20-30]像往常一样，党的领导层试图表现出他们的一致面。赵紫阳的讲话在文字上作了仔细推敲，使保守派无可指责。
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讲话中，赵紫阳也努力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没有陷入混乱，学生示威很快就会得到控制。赵紫阳5月3日的讲话在发表之前要送其他领导人圈阅，这次讲话则不必经过高层领导的审查，因为他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经济机构讲话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後来他还是受到批评，说他没有事先把讲话送元老们过目。[20-31]这篇由鲍彤推敲过措辞的讲话也对学生进行了广播。赵紫阳在讲话中承认，党内确实存在腐败问题，他将之归咎於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缺乏开放性和民主监督。他重申学生是爱国的。[20-32]学生因赵紫阳的讲话而平静下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数骤减。
此时，香港媒体特意点出了赵紫阳讲话和李鹏与学生对话的差异，并开始推测两人之间的分歧。负责向高层汇报示威情况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是站在李鹏一边的，他後来在7月6日向全国人大汇报「反革命暴乱」时说，就在李鹏准备更加强硬时，赵紫阳却摆出了谅解的姿态。陈希同与李鹏和邓小平站在一边，批评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背离了「四二六社论」精神。陈希同说，很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正在努力控制违法乱纪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被赵紫阳的讲话出卖了。他们正在试图使学生让步，在他们看来赵紫阳则过於同情学生。陈希同还说，很多知识分子在赵紫阳讲话的鼓舞下，言论变得更加嚣张，引起新一轮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动乱。[20-33]而赵紫阳的追随者则认为，李鹏这一派使他们争取学生合作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为戈巴卓夫访华作准备和绝食抗议：5月13–24日
对邓小平来说，戈巴卓夫5月15日至18日对北京的访问既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达30年的疏远即将结束，关系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他之前曾估计，苏联因战线拉得太长，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一估计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个条件，将按照邓小平的条件前来北京访问。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胜利，他准备做一个热情的东道主，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共襄盛事。
随着戈巴卓夫访华日期临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齐聚北京，准备全程报道这一事件。很少出国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北京。不难理解，邓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後学生开始返回校园，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态将有所好转。北京地区较为温和的学生已经用脚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为激进的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仍然在广场上安营紮寨。
5月13日上午，离戈巴卓夫访华还有两天，激进的学生领袖正发愁如何让消退的运动保持活力，同时相信政府不会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抓人，於是他们宣布了一个中国示威传统里前所未有的奇举：当天下午开始绝食。一千多名学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学生们宣布：「我们不想死，我们也希望活着，充实地活着……但是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们的死能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那麽我们没有权利苟且偷生。」[20-34]
大多数绝食者只喝水及饮料。也有假装绝食、其实还吃东西的人。还有人既不进食，也不喝水，没过多久就晕倒了。抱定一死的决心使绝食者的斗争超越了现实政治并在民众中获得了道德优势。绝食者的电视画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同情。一些指责学生阻断北京交通的旁观者也开始同情这些决心牺牲生命的学生，把他们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任何绝食者死亡都将激怒群众，因此在对待绝食者上行动节制。没有学生受到攻击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给他们提供大客车避雨，为他们提供公厕，派人清扫广场卫生。同情学生的医务人员在广场上治疗晕倒的人，把情况严重者送往附近医院。据官方统计，从5月13日到24日，共有8,205名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治疗。[20-35]在良好的医疗照顾下，没有学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险增加了示威运动的戏剧性。
绝食抗议完全出乎中央领导人的预料。5月13日，即绝食开始的当天，为此忧虑的邓小平会见了赵紫阳和杨尚昆。他说这场运动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巴卓夫抵达之前清空广场。当邓小平问到群众的情绪时，赵紫阳说，广大学生知道不能拿国家的荣誉当儿戏，不太可能干扰欢迎仪式。赵紫阳承受着压力，他要保证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北京平安无事。他也被赋予很大的自由，可以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广场。
5月14日，几位着名知识分子意识到戈巴卓夫到访之前清场的重要性，同时也担心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尽最大努力试图化解对抗。12名中国最着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戴晴、刘再复和严家其在内，发表声明批评政府对待学生的方式和不公布运动真相的错误。为了达成和解，他们呼吁政府承认独立的学生组织，但也敦促仍留在广场上的学生返回学校。[20-36]他们劝解学生说：「民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我们恳请你们充分运用学生运动最宝贵的精神即理性精神，暂时离开广场。」[20-37]
赵紫阳没有亲自来到学生中间，而是派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代替他去了广场。阎明复在5月16日看望了学生。阎明复虽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对学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於迫切地希望达成一致，他开诚布公地向学生们披露了党内的分歧，敦促他们离开广场以保护赵紫阳。他答应次日再来见他们，并保证只要他们返回校园，就不会受到惩罚。阎明复甚至提出，为了确保他们受到保护，自己可以充当人质。[20-38]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
尽管参加绝食示威的学生是在争取民主，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遵从多数原则。举止大胆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说，他们有一个协定，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想留在广场上，运动也要继续下去。[20-39]学生们一直举止得体，升国旗时会庄重地起立唱国歌。但是全社会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情，也坚定了他们绝不退让的决心。看到学生显然不会离开广场，阎明复明白这对赵紫阳的政治生涯意味着什麽，也担心由此给国家带来的後果，不禁伤心落泪。[20-40]
戈巴卓夫访问北京
5月15日戈巴卓夫抵达北京那天，支持学生的人再次增多。5月16日是邓小平会见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点作了最後一次清场的努力。广场上的大喇叭广播说，政府正在与学生代表对话。官方的广播敦促学生考虑国家利益，停止绝食，返回校园。学生们在他们制作的欢迎戈巴卓夫的横幅下听着广播，他们把戈巴卓夫视为值得中国效仿的政治改革家。其中一条横幅上写着「向民主的使者致敬」。[20-41]但他们仍然拒绝离开广场，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前来支持他们。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取消原定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机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仪式。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示威者试图冲进去，事件过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户。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了。不过，邓小平和戈巴卓夫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在中国领导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像邓小平那样在中苏之争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曾在1960年代初负责起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在1963年访问莫斯科，代表中国与苏斯洛夫交锋。但是，他也曾两次亲自为改善两国关系打下基础：一次是在1979年攻打越南後不久，另一次是1985年他请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Nicolai Ceau·escu）向苏联领导人转达了中国就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的条件。中苏两国外交官之间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89年2月，双方才就越南停止占领柬埔寨的联合公报的措辞达成一致，并宣布了戈巴卓夫访问北京、开创友好关系新时代的日期。[20-42]
邓小平精心地与美国官员保持沟通，以便不使中苏关系的改善损害中美关系。中苏双方一达成协议，邓小平立即在1989年2月26日会见了参加日本天皇葬礼後到中国进行短暂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殊。邓小平向布殊保证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他首先回顾了中苏关系史，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与苏联发展出1950年代那样的亲密关系。他说，中国将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因为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20-43]5月份，就在戈巴卓夫到访前夕，他又派万里去消除美国和加拿大官员——包括在5月23日向布殊总统——的疑虑，与戈巴卓夫的会谈不会损害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苏会谈之後，他派钱其琛外长向美国通报了会谈的内容。
5月16日邓小平与戈巴卓夫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钱其琛外长也在座。据他说，邓小平在会谈中兴致勃勃，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因为他是依照自己的条件弥合了与苏联的裂痕。邓小平和戈巴卓夫都是改革家；84岁的邓小平即将结束他的政治生涯，而58岁的戈巴卓夫才刚刚开始。邓小平毫无敌意地谈到过去与苏联的矛盾，他承认亲自参与过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但是他说，争论的双方讲的「全是空话」。[20-44]他坦承「我们也不认为当时我们说的话都是对的」。邓小平不靠笔记，仅凭记忆就清楚细致地讲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他说，问题的原因在於苏联对中国不能总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说，中国绝不会忘记苏联的援助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基础。邓小平同意结束过去的争论，放眼未来，使中国能够与各个邻国建立睦邻关系。戈巴卓夫对历史背景已有很好的了解，他言谈谨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看法，中苏作为邻国应当努力发展友好关系。[20-45]
邓小平对戈巴卓夫发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讲话，但他毕竟年事已高——有人认为他当时也有些紧张，在欢迎戈巴卓夫的宴会上，他面对镜头时手有些颤抖，饺子竟从筷子上滑落下来。[20-46]就在这一天，有大约200名绝食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广场上的绝食者还有大约3,100人。[20-47]邓小平很难忘记不断恶化的局势。
戈巴卓夫在5月16日下午会见赵紫阳时说，他已经见过邓小平，但现在见到赵紫阳总书记，全部协定才算是得到了正式认可。赵紫阳解释说，邓小平仍在工作，中国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因此1987年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由邓小平同志掌舵」。[20-48]邓小平得知赵紫阳这些话後很不高兴。赵紫阳的支持者後来解释说，赵紫阳理所当然要纠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为他与邓小平的见面也是正式的官方会见。赵紫阳後来也说，他是想保护邓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损害。[20-49]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20-50]事实上，像李鹏一样，邓小平确实认为赵紫阳的话是在指责他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20-51]
全世界的记者聚集在北京，本来是要报道中苏和解的过程，却发现学生运动更加引人入胜。确实，广场上的大戏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访华黯然失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外国记者们很难不被学生的理想和热情所打动，而学生也远比以往的中国人更加大胆敢言。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他们愈加相信解放军不会对他们动武。有些学生意识到这是向世界展示的机会，便派会讲英语的示威者站在游行队伍的周边，向全世界讲述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层腐败的必要性。一些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们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20-52]
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广场上的学生数量日见增长。5月18日尽管下雨，据国家安全部估计广场上大约仍有120万人。[20-53]抗议活动也扩散到了其他大城市，另有大约20万学生从外地涌入北京，路途遥远的甚至要坐数天火车。有些学生认为自己是为正义而来，因此像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那样要求免费乘车。原定於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戈巴卓夫记者招待会，由於车队无法通过广场，最後一刻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20-54]但是大批记者并没有去记者招待会，而是仍然留在天安门广场。
戈巴卓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邓小平希望学生能够听从向他们发出的爱国主义呼吁，在戈巴卓夫抵京前离开天安门广场。对邓小平来说，按中国的条件结束中苏分裂是一件大事，绝不能放弃把天安门广场作为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可是学生却不愿让步。当时邓小平不想派军队进来，让可能导致的冲突破坏戈巴卓夫的访华。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巴卓夫访问期间固执地不离开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准备动用军队。
[20-1]来自高层人士的两个文献是：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这是根据他软禁期间的录音翻译的文献；以及李鹏这个时期的日记：《李鹏六四日记》，可在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查阅。关於1989年春天北京示威运动最有用的文献是：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尤其是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pp. xiii-xlii; Suzanne Ogden et al., eds.,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The Student and the Mass Movement of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Minzhu Han,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A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issidents, Bohemians, and Technocrats Lays Claim to China’s Fu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Binyan Liu, with Ming Ruan and Gang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New York: Pantheon, 1989); Tony Saich, ed.,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Tang 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Melinda Liu “Beijing Spring: Loss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in David and Peter Turnley, Beijing Spring (New York: Stewart, Tabori & Chang, 1989), pp. 44–172.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97–392. (李洁明於1989年5月2日到中国担任美国大使，一直待到1991年5月。)对现有文献的仔细分析见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美国政府的《天安门文件》中包括现藏於国家安全局的政府解密文件，带有导读，收入Michael L. Evans, ed.,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New Documents Reveal U.S. Perceptions of 1989 Chinese Political Crisis,”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June 4, 2001,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47/, 访问日期March 16, 2010. Tony Saich和Nancy Hearst所编1989年6月4日之後一年的文献目录见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90–196. 最全面的文献集，包括一个大事年表，是Liang Zhang, comp., and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1) . 这些文件由中国的改革派收集并送给编者用来在西方出版。有些文件肯定是真的，但还有一些文件，尤其是记录八老开会和电话交谈的文件，其真实性受到质疑。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她父亲在讨论人事问题时，是与每个人单独交换意见，而不是像这些文件中描述那样与很多人一起商量。中文版张良编：《中国六四真相》（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比英文版更完整。中文版页988用「韩国」一词指南朝鲜，但这个说法只在1992年中国与南韩关系正常化後才在大陆使用，过去都是用「南朝鲜」一词。由於台湾和香港在1989年使用「韩国」一词，这至少给一部分文件的真实性带来疑问。事实上，无论在李鹏和赵紫阳他们对高层政治的可靠纪录中，还是官方的年鉴文献中，都没有提到八老会议，这使人怀疑是否真正有过这样的会，但也有可能这些会议的机密文件尚未被外界所知，或者李鹏和赵紫阳也不知情。Alfred L. Chan与Andrew Nathan进行交流时也对其可靠性表示怀疑，见 Alfred L. Chan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7 (March 2004): 190-214. Nathan和Link在编辑和校对译文上做了十分细致的工作，由於这是一本方便的总集，因此我利用了这本书中的很多文件，但不包括其中的八老会议纪录和电话纪录，因为材料不完全可靠。
[20-2]TP, p. 21.
[20-3]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466–467页。
[20-4]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张黎群等编：《怀念耀邦》（四集）（香港：一、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三、四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四集，页277–278。
[20-5]对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讨论见Perry Link（林培瑞）,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林培瑞有极为出色的汉语水平，在1988年和1989年一直住在北京，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没有哪个外国人能与他相比。一本讨论当时一般老百姓看法的出色文集见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美国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妻子包柏漪也与许多鼓吹民主的知识分子有来往。在2009年1月为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举办的庆祝会上，洛德大使对我说，学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包括中国媒体的人员，因此对这个政权会作出一些改变允许更多民主很难不抱有一定希望。林培瑞在回顾往事时说，他们当时低估了最高领导人进行镇压的决心。
[20-6]董辅礽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第2卷，页348。
[20-7]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57–59, 87–88.
[20-8]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p. 78.
[20-9]《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18日。
[20-10]《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18日、19日、20日。
[20-11]Liu, Ruan, and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p. 9.
[20-12]2006年11月对姚监复的采访；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95–96 and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7–28, 都是根据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与请愿者见过面的学生的说法。另见Baum, Burying Mao, pp.248–249; 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65–166.
[20-13]据1993年12月16日与赵紫阳交谈过的杨继绳的说法。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摘要译文见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 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 3 (May–June 2005). 另见与赵紫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孙长江的文章：〈赵紫阳口述与胡耀邦关系〉，载《动向》，2006年第5期，页28–32。另见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6–7.
[20-14]TP, p. 55;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xvi. 关於广场上不同时间的人数没有官方纪录，对人群规模的估计以及当天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和联合会所代表的学校数量也有差异。我所采用的人群的估计数是与几位目击者的共识最为接近的数字。
[20-15]《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23日。
[20-16]《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23日。
[20-17]《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24日。
[20-18]《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25日。TP, pp. 78–79; Larry M. Worzel, “Review: 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 125;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9–40; Kristof and WuDunn, China Wakes, p. 79.
[20-19]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 Domestic Radio 0930 GMT, FBIS, April 25, pp. 23–24.
[20-20]TP, pp. 76, 80–81.
[20-21]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 167;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20-22]TP, pp. 95–96.
[20-23]TP, pp. 86–95.
[20-24]1989年6月采访刘宾雁。
[20-25]《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4月23日。
[20-2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5–9.
[20-27]TP, pp. 74.
[20-28]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8–14.
[20-2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00, 107–108.
[20-30]这篇讲话收入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44–251.
[20-31]对外国人讲话不要求经过其他领导人圈阅，但考虑到当时的紧张局势，赵紫阳不徵求别人意见的做法加重了外人觉得他不按政治局常委中其他成员的意愿行事的印象。据TP, p. 108, 赵紫阳其实在5月1日已将讲话稿送交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员。
[20-32]原文见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54–256.
[20-33]原文见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69–70.
[20-34]TP, p. 154.
[20-3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37.
[20-36]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215–217。
[20-37]关於这份声明和签名者，见Han, Cries for Democracy, pp. 207–208. 相关分析见 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p. 308.
[20-38]David Zweig, “The Hunger Strike: From Protest to Uprising,” in Ogden, ed.,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194–195, 尤见 footnote 29; TP, p. 176.
[20-39]TP, p. 202.
[20-40]2006年11月采访姚监复。
[20-41]Lilley, China Hands, p. 301.
[20-42]Qian Qiche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F.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
[20-43]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p. 91–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89年2月26日，页1266–1267。
[20-44]沈志华仔细评估过他们的会谈，认为这确实是邓小平对戈巴卓夫说过的话。官方的会谈纪录称，邓小平说最初的辩论包含着「一些空话」。
[20-4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29–31。
[20-46]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 306.
[20-47]TP, p. 173.
[20-48]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261.
[20-4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35–44.
[20-50]《李鹏六四日记》，1989年5月16日。
[20-5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48.
[20-52]2007年8月与王丹和其他学生运动领袖的交谈。
[20-53]TP, p. 194.
[20-54]TP, pp. 163–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