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位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作出了严词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於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位公民是谁？邓小平。[19-1]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当邓小平在1980年8月说这番话时，东欧的共产党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讲话前一个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很多中共领导人最初同情团结工会，认为工人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也担心如果中国工人罢工会发生什麽情况。邓小平和胡耀邦试图打消干部们对出现类似混乱的担忧，他们说，中国的领导层不同於东欧，不必屈服於苏联不得人心的要求。此外，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欢迎。[19-2]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也非常担心，所以他们决定要降低这类问题在中国发生的风险，他们要扩大自由，使人民有机会对干部表达合理的意见，努力解决使群众有意见的问题。
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作了积极评价。他没有走到主张实行投票选举或改变中共角色这一步。事实上，他用「资产阶级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类套话批评了西方民主。但是，邓小平将批评的锋芒主要指向了「封建主义」——极左思想的代名词——及其对敢讲话者的迫害。他主张扩大自由，要求党的领导人倾听批评意见，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期待，以至多年以後他们仍把这篇讲话视为希望的灯塔。
讲话过了几周後，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讲话刚刚一个月，胡乔木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希望明确支持对骚乱作出更坚定的回应。胡乔木的信也反映了陈云的观点，虽然陈云从前当过上海的工会领袖，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对工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掌权，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生产。胡乔木在信中警告说，独立的工会可以使异见分子团结在一起，造成大麻烦。
胡耀邦较为同情中国独立工人组织的发展，没有给胡乔木答覆。他仍然相信波兰给中国的真正教训是必须加快改革开放。[19-3]然而风向已变。10月9日，胡乔木的信发出两周後，中央书记处将此信稍加修改後下发各单位。保守的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指示说，不要再讨论邓小平的8月讲话。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也变了卦，宣布进行政治改革要慎重。[19-4]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於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开展无情的反右运动断送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因此他在1980年试图走温和路线，既要限制言论自由，又要让知识分子继续积极支持现代化。
邓小平没有像1957年的毛泽东（在邓的帮助下）那样开展全面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但他显然进行了压制。在1980年12月的讲话中，邓小平没有直接否定自己8月的讲话，他继续从正面使用「民主」一词，但他仍旧坚持「民主集中制」，即党的决定一旦作出，党员就要执行。此外，胡乔木的信下发後，邓小平小心地不再像8月那样宽厚，他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邓并没有放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但只有在断定时机成熟後他才会重提此事，而这个时机直到1986年才到来。
老干部退休
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还谈到了另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问题：「﹝老同志﹞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19-5]当时还没有关於退休年龄的规定，很多老干部在找接班人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他们在事业高峰期赶上文革，被革职近十年，因而认为自己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个人牺牲，现在终於能让他们发挥渴望已久的作用，但剩下的时间又没有几年了，因此不想放弃权力。再者，这些老干部也不想放弃官员的特权：住房、带司机的专车、勤务人员、重要会议上的座次和气派的宴会。
此时中共还没有为高级干部建立全面的退休政策。如何处理下级干部的退休事务不是问题：上级干部制定规章，下面执行就是。麻烦在於如何对待北京的高层领导人。关於需要制定有关退休的一般原则，党的领导人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棘手之处在於细节：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需要这些老干部训练和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如何处理这几百名老干部的退休问题？
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他的计划作了说明。成立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担任荣誉职务，继续享受与职务挂鈎的各种特权。老干部不难看出邓小平是要让他们变得「有名无权」——早在1975年7月邓小平就对军队的退休问题提出过类似方案。後来，政治局的老干部确实变成了中顾委的核心成员。
此时，邓小平本人也打算在几年内退休。8月讲话的几天後，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他是否会辞去副总理职务，邓小平说：「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过去……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制度上的缺陷在60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19-6]
几周以後，邓小平又对老一代不「开明」表示气恼。12月25日，在为筹备六中全会和十一大而召开的一次为期十天的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说：「中央在最近一年中多次强调，老干部要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严的职责。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作自我批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9-7]
1982年2月中顾委正式成立，邓小平希望其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正式职务。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有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特权。[19-8]中顾委的全部172名成员保留全薪、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19-9]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释说，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它的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经验。
邓小平让老干部有名无权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很多老干部，包括陈云、王震和宋任穷，都成了中顾委委员，但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职务。他们退休後，赵紫阳说，在1980年代，他和胡耀邦虽说是总书记，其实只是大秘书，因为在这十年里实权一直掌握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六人小组」（薄一波、彭真、邓颖超、宋任穷、杨尚昆和王震）手里。邓小平虽然位高权重，但也没有绝对权力强迫其他所有人退休。事实上，1982年3月，面对来自老干部的压力，党刊《红旗》杂志宣布，由於党和国家规模之大，让「二三十名老同志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是必要的。[19-10]但是邓小平确实确立了在这些老革命辞世後将取消中顾委的原则。以後所有的职务也都会有任期限制。中顾委按原定计划於1992年解散，它给了老干部荣誉地位，减少了他们的权力，但并没有使他们完全放弃权力，直到邓小平在1992年完全退休。
《苦恋》和文化限制
胡乔木在1981年7月请邓小平拍板决定，刚拍摄完成的电影《苦恋》是否可以公映。提请邓小平注意是因为它的内容很有争议性，而且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影片之一。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剧本拍摄，电影剧本《苦恋》於1979年9月刊登在《十月》杂志上，讲述一名艺术家在日本占领时期被迫逃离中国，在海外过了一段好日子後，1949年决定回来报效祖国。因为有海外经历，这名艺术家总是受到怀疑与迫害，但他始终忠於自己的国家。艺术家的女儿打算出国时，他不愿让她走，失望的女儿对父亲说：「你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两人谈话後不久，这位艺术家死在逃避红卫兵迫害的路上。在邓小平观看的电影版本中，父亲思考着女儿的问题，在雪中蹒跚而行，最後倒地而死，他的身体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邓小平看过电影後说，它「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承认电影拍得不错，但这只能使它更加危险：「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19-11]邓小平的这个结论，为那些试图对文革受难文学进行区分的宣传干部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19-12]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邓小平想制造一种比毛泽东时代更自由的气氛，因此剧本作者白桦尽管受到批判，邓小平仍允许他留在党内。当时，另一位着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以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写下有关腐败干部的文章，邓小平也允许他保留党籍。甚至胡乔木这位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也说，中央的文件要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让很多知识分子反感的说法，他的替代说法是「文学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扩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的范围。[19-13]
但是，描写过去的小说数不胜数，要把可允许的作品和不能允许的作品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分歧依然严重。邓小平批评《苦恋》十几天後，在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邓力群和胡乔木试图借助邓小平对《苦恋》的评语，筑起一道抗击批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文学作品的强大防线。但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1950年代的「文艺沙皇」周扬却发表了赞成文艺多样化的讲话，讲话令人振奋，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的周扬，如今倡导的是他25年前作为「文艺沙皇」会批判的文学。他在座谈会上问，是让文艺变成死水一潭好呢，还是让它成为滚滚长江好？他自问自答：当然是滚滚长江好，尽管会带来一点儿泥沙。
与会者对周扬的热烈支持使胡乔木处境难堪，他承认同志们有不同观点。但他坚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本人、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是一项重要的任务。[19-14]
王震强化对中央党校的控制：1982–1983
中国的年轻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在1978年以後感受到了西方吹来的令人振奋的自由之风。但是高层官员对於应该让民众享有多大自由却存在着内部分歧。他们中间很多人受过政治迫害，谁也不想回到1949年之前或文革期间的混乱状态。在高层官员中，胡耀邦最同情想得到更多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希望有更多灵活性的地方干部，但他不断遭遇保守派的压力，後者害怕宽松氛围带来的後果。邓小平则是只要认为必要的时候就会加强纪律，但他继续支持胡耀邦，哪怕在胡受到保守派批评时。
一个重要战场是中央党校。1978年12月以後，作为中央党校实际校长的胡耀邦很少有时间过问那里的事，但是得到他支持的教员以及他所倡导的党校的自由探索精神，继续滋养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的成长。党校理论部的学者因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批评「两个凡是」中发挥的作用而享有盛名。三个声誉正隆的学者——吴江、孙长江和阮铭，在副校长冯文彬的支持下继续推动言论自由，这让担心党的纪律和原则受到损害的党内老干部深感不安。去党校讲过课的邓力群向王震和陈云汇报了党校的情况，他们对在宽松气氛中不断增长的对中共的批评尤其不满。1981年8月中组部派了一批人去党校调查上述三位学者，陈云也给党校培训部主任写信说，黄埔军校培养出了纪律严明的青年军官，他希望党校也要培养纪律严明的党员干部，而不是鼓励批评中共的人。
1981年中央党校需要任命新校长时，胡耀邦支持任命项南，他是个思想开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共干部，後来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一职；陈云则支持任命王震，以对学校的宽松气氛加以限制。[19-15]让王震这样一个对外部世界所知不多、被看作粗人的人来领导国家最开明的一批学者，这让有求新思想的党员感到愤怒。[19-16]但是邓小平批准了对王震的任命，於是王震在1982年接管了党校。
王震一上任就将冯文彬、阮铭和孙长江撤职。阮铭获准移民美国，他在那里详细地写下了这段经历。[19-17]孙长江被安排到首都师范大学这所二流学校教书。（有一次，孙长江开玩笑说，他要感谢王震让他去了最小的大学，而没让他去最大的小学。）[19-18]吴江则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震清除了他认为思想过於宽容的教员後，并没有在党校发挥多少作用。陈云虽然政治上保守，但他也重视教育水平，让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蒋南翔担任了党校事实上的负责人。蒋南翔既提高了党校的知识水平，也对思想表达的自由作出了限制。人们普遍认为，对党校教员的整肃和思想路线的转向是对胡耀邦的间接批评，因为正是他首先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气氛。
王震和陈云也支持对中宣部加强控制。陈云说，搞不好经济工作和宣传工作这两件事，党的领导就难以为继。王震和陈云认为接替胡耀邦中宣部部长职务的王任重是个合格的保守派，可是王并没有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领导人，於是邓小平在1982年3月23日任命邓力群，取代了王任重。
毛泽东曾在1975年支持「四人帮」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同时让邓小平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与此类似，邓小平在1982年让邓力群抑制对党的批评，同时让胡耀邦继续主持党的工作。[19-19]尽管邓小平并不在意要一丝不苟地坚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但他决心避免让宽松的环境招致人们发表文章和小说诋毁党的作用。
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
另一个战场针对的是胡耀邦给予地方干部灵活性的做法，这场斗争因陈云在1983年3月17日批评胡耀邦而达到顶峰。1983年1月赵紫阳出访非洲11国，为期一个月，胡耀邦接过了赵紫阳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风比赵紫阳随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後，便跑到矿区鼓励人们尽其所能增加产量。他没有考虑到采煤时可能发生的问题，比如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也没有预料到私人矿主经常不采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结果发生了许多矿难。在慎重的计划工作者看来，胡耀邦是个不守纪律的鼓动家，他不充分考虑行动的後果，也不严肃看待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计划。
陈云听到胡耀邦不够尊重经济计划的汇报後很不高兴。他在3月14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邓小平。[19-20]第二天邓小平便把胡耀邦、赵紫阳和胡乔木叫来，批评了胡耀邦不严谨的领导方式。[19-21]1983年3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紫阳没有点胡耀邦的名，但严厉批评了他的活动，认为这干扰了有序的经济管理。胡耀邦的友人认为赵在1984年5月写给邓的信里对胡的批评大大超出必要，尽管赵後来对此予以否认。[19-22]
在3月17日的这次会议上，陈云还谈到了十个问题：
（1）1980年提出调整经济是对的，没有调整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2）2000年之前的这个时期要分成两个十年，头十年是打基础，後十年振兴。如果前十年不谨慎，後十年就困难了；
（3）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或出售黄金暂时弥补预算赤字，但不能年年出现赤字；
（4）必须严肃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综合部门，有关经济形势的意见；
（5）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56个项目走了弯路是不对的；
（6）与李先念协商後在1973年至1974年购入的黄金储备是必需的，不算多（陈云当年年初作出的购买黄金的决定被视为一项极为明智的决定，因为此後十年黄金价格暴涨）；
（7）国家计委要从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8）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财经工作都要管，但重点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9）对乱上项目、乱用基建投资的现象，必须制止；
（10）中央书记处（当时由胡耀邦领导）对经济问题要研究，但方法要改进，特别要了解综合部门的情况。
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邓小平显然对陈云批评胡耀邦感到不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就说，今後由赵紫阳领导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19-23]
虽然陈云的十点意见都是针对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後几点也是对胡耀邦的强烈批评，而且是在间接批评邓小平推动经济过快发展的政策。邓力群未经授权，当天就把陈云的讲话内容透露给了新闻单位。邓小平把邓力群叫去，批评他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经造成：胡耀邦在党内的权威被削弱，有些干部开始怀疑胡在自己的位子上还能呆多久。[19-24]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并且同样赞成扩大言论自由的干部对邓力群十分气愤。
胡耀邦处境艰难。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处在他们的压力下很难真正控制党组织。他有名义上的权力，也有邓小平为他撑腰；他仍在主持会议，领导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国各地视察，鼓励当地干部努力克服现代化的障碍。在胡当政的几年里，他总共走访了1,703个县，占全国全部县的80%以上；走访了全国183个地区中的173个。1987年1月被革职之前，他还打算视察余下的10个地区。[19-25]
在这段时间里，要避免使陈云和邓小平的严重分歧被他们手下的要员觉察到是不可能的，两人不和的谣言也传到了香港的媒体。对於自己的得力干将遭到痛批、开展工作的权威被削弱，邓小平不可能感到愉快。[19-26]陈云当初是支持任命胡耀邦当总书记的，但当他看到胡耀邦更愿意回应邓和邓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心中自然不悦。但是这两位党的领导人都知道，公开闹翻会招致外界的强烈攻击，这将毁掉党，因此两人都很节制，不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之於众。
反对精神污染及其反响
1983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论家再一次从哲学角度主张扩大思想自由的范围，令保守派担心共产党的权威受到了那些不把对党的忠诚视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战。《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1983年1月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话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19-27]不久後，在3月7日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会议上，周扬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胡乔木和邓力群试图阻止发表周扬的讲话，但它还是刊登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28]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超验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
邓小平没有匆忙终止一切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但他在1983年9月份决定对宽松的气氛加以限制。他让胡乔木准备一篇讲话，对他称为「精神污染」的观点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19-29]邓小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他宣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是指工人因为其劳动受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一种感受，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邓小平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19-30]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但邓小平本人并未区分两者的先後。假如让邓小平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也许会说，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爱国主义会绵延不绝，但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麽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在文革中受过罪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暗中搞秋後算账的活动，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麽？「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思想工作者要帮助教育人们「正确看待过去，理解当前，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19-31]北京的干部知道，就像陈云在3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的范围。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邓小平很不愿意搞政治运动，这会打乱正常工作，让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运动以外的办法去遏阻「精神污染」。这是邓小平1978年上台以来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过去政治运动极端化的覆辙，邓小平一开始就警告说：「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19-32]
尽管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运动的干部还是采用了他们所熟知的恐吓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干部试图淡化批判。当一些局级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反驳「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样会存在「异化」的观点时，农村问题的重要顾问杜润生问他们是否知道「异化」的含义。大多数人承认不太清楚，杜润生对他们说，那麽你们怎麽能让农民明白什麽是异化？杜润生说，在农村搞这种批判运动是很荒谬的。万里也认为不应当在农村搞这种运动。赵紫阳说，不要让运动干扰经济。方毅则认为不应让运动干扰科技领域的工作。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在军队中开展这场运动。这些干部成功限制了运动的范围。邓小平既觉得有必要限制对党的批评，又知道对政治运动存在着普遍反感，他想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没出一个月他便让这场运动偃旗息鼓了。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一篇长文中对异化作出权威阐述，基本上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此文也为言论自由设定了界线。[19-33]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邓力群要对这场运动负责。结果是他退居守势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被批评为又一次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以及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批评邓力群把这场运动搞得超出了邓小平的本意。邓力群明确表示，发动政治运动的人是邓小平。他拒绝保护上级领导的行为并未被迅速遗忘：15年後给邓小平开追悼会时，邓朴方明确表示不欢迎邓力群参加。在敢言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胡乔木後来甚至承认反精神污染运动是一个错误。其实邓力群也认识到反精神污染的斗争没有达到目标，他在1984年3月14日对胡乔木说，「反对精神污染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19-35]
为了让那些被已经终止的运动灼伤的知识分子放下包袱，从1984年到1985年邓小平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因坚定的信念与勇气而受到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继续撰写人道主义的文章，甚至在1984年1月受到批评後，他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直到1987年夏他才被开除出党。
邓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宽容态度使作家们受到鼓舞，他们再次信心大增。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到会。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限制言论自由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保守派感到愤怒。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过的、1930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着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敢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
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19-36]这类言论激怒了保守派。出席会议的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李先念从他的女婿、与会的部队作家刘亚洲那儿了解到会议情况後，把它斥为一次反党会议。胡乔木和邓力群也被作家们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邓力群称之为一次「群魔乱舞」的会议。1985年1月2日会议仍在召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19-37]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於宽宏大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专制主义者。[19-38]
同时，为了让保守派和知识分子取得一定共识，胡乔木协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发言稿（〈关於党的新闻工作〉），由後者在1985年2月8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刊工作会议上发言。[19-39]这篇讲话稿的基调是保守的，但胡乔木试图在保守派和知识分子之间取得平衡。胡乔木写道，既要反对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尽量少用「精神污染」这种说法。[19-40]据说邓小平对胡乔木改变调子，及其在限制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方面作出让步也感到不满。[19-41]
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气氛中，30年前被打成右派的着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於1985年3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作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於党的理想。刘宾雁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对试图摆脱中共的、富於理想的青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是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雁在1987年被开除出党。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喜好报复的人。他在1988年允许刘宾雁和王若水出国。同时，邓小平也完全知道邓力群的所作所为让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的程度，於1985年7月撤去了邓力群的中宣部部长一职，取代他的是当时在家乡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朱厚泽。[19-42]
朱厚泽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为那里仍有许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职对於追求更多自由的人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熟悉中宣部的干部说，谁当了中宣部部长谁就会变得保守，因为他的职责是维护党的正统思想——但只有朱厚泽是个例外，他宣布了新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这让希望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为之一振。
朱厚泽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都挨过整，但由於他在领导贵州这个落後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选定为有前途的省级领导人。1978年中央党校重新开学後他参加了第二届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而当时领导中央党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在党校的同学之一，是200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朱厚泽到北京上任後，支持思想开放的、有创造性的着名作家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19-43]邓力群等保守派理论家认为，朱厚泽允许方励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19-44]他们担心这终将导致混乱。朱厚泽的做法让大胆敢言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却让邓力群及其支持者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续做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既要坚持党的纪律，又不彻底疏远知识分子。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较。[19-45]他说，通过保留土地公有制和企业国有制，中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19-46]但是他仍然试图阻止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说：「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9-47]
准备交接班：1985
1985年到来之前，邓小平为了解决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的上层交接班问题，提议在1985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比规定的时间1987年提前了两年。由於其他人强烈反对更改党代会的正常会期，邓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重要的人事退休与潜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会议的共有992名干部，规模几乎和党代会一样大。[19-48]由於会议没有选举中央委员的正式权力，因此在9月16日，即代表会议开幕之前召开了中央四中全会以接受辞职，又在代表会议闭幕後的9月24日召开五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任命。没有人公开讨论过邓小平的交接班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四个月前的5月10日胡耀邦接受陆铿——过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的副主编——采访时，就已经有各种传闻了。
采访刊登出来後，邓小平让乔石转达了他对胡耀邦的不快。他对乔石说，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的领导人。[19-49]此外，当陆铿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何不在自己身体尚好时就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你」时，胡耀邦没有断然否认他想从邓小平手中接过这一可以使他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关键职务，而是回答说，邓小平一句话就能解决军队的问题，我得说五句。[19-50]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他知道胡耀邦过於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陈云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胡耀邦的对手私下蔑称其为「蟋蟀」——「瘦小，机灵，总是上窜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为，胡耀邦可能确实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了，只是他没接受罢了。[19-52]邓小平後来对杨尚昆说：「我有什麽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19-53]
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没有明确讨论接班问题，但在很多与会者看来，邓小平当时已经决定让比他年轻15岁（而胡比邓年轻11岁）的赵紫阳作为主要候选人。赵紫阳在城市经济改革上成绩斐然，而且他不疏远保守派领导人，具备领导人的气质。邓小平很少公开表扬哪一个干部，但是他在会议期间接见几位作家时公开表扬了赵紫阳，还特别提到他拥护四项基本原则。[19-54]
在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上，总共有64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宣布退休，约占全部委员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9名政治局委员。这64人中有61人都过了67岁。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由於没有提名其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6人减为5人，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选拔新的高级官员时，主要的考虑一是年龄，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书记处操办的选拔过程十分慎重，从1985年5月份开始持续了数月。在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64名委员中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50出头。政治局实际上以那些老干部的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随者取代了他们本人：姚依林与陈云关系密切，胡启立跟胡耀邦关系很好，田纪云是赵紫阳的人，乔石是彭真的人，李鹏则是邓颖超的养子。[19-55]
在这些较年轻的新高干中，58岁的李鹏和57岁的胡启立，被视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潜在人选。水利工程专业出身的李鹏确实在1987年11月当上了代总理，後来又成为总理并且一直干到1998年3月。胡启立毕业於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至1982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後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会讲英语，眼界开阔。[19-56]他於1951年毕业後在北京大学当了五年共青团书记，1977年清华大学恢复教学後他成为校党委副书记。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1985年後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邓小平要求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和其他新领导人学习老干部们建设党、团结国家、至今仍在为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们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公私分明，学好马列，研究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19-57]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成了老干部的学徒，他们会受到培养和考验，以便将来担任更高的职务。
这一次的大输家是邓力群，知识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归罪於他（虽然有人认为邓小平才是始作俑者）。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後不久，邓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张邓力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於1985年9月28日发出。据政治嗅觉灵敏的知识分子推测，这是要让他为那场不得人心的运动承担责任。按照惯例，这种人事变动应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这一次常委们并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於陈云的缘故，通知在发出半小时後被撤回。事实上，邓力群的研究室又过了两年才终於被解散，在这之前邓力群一直在位。
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年6月10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1980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於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後腿。」他又说，必须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19-59]
时机似乎终於成熟。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0年时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干部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於席卷东欧的示威。1986年，他们则为亚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紧张。继年初将马科斯总统赶下台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後，这股浪潮已驱使蒋经国在邓小平召开6月代表会议的三个月前宣布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若在此时向国内外公众表明大陆和台湾一样开放，岂不是明智之举？
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随着有关示威活动的消息四处传播，邓小平继续向中国民众解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优於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难以及时作出决策。但是邓小平也决心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适时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认真研究各种政治体制，搞清楚哪一些体制持久，哪一些体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选择一位能在实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的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假如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那麽他自然会是这个小组领导人的合理人选。然而邓小平在1986年5月告诉胡耀邦，在定於1987年秋天召开的十三大以後他将卸下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出邓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说他也会从总书记的位子退下。邓小平说，胡可以继续工作，但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邓小平解释说，是否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19-60]
此时，赵紫阳已被指派全面负责为党的十三大准备文件。很多人预计他大有机会在十三大之时成为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6年9月又让赵紫阳负责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估计他有可能负责领导未来的政治改革。赵紫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和他的智囊团已经研究过各种经济体制。他在领导研究经济体制上的经验，使他很适合思考与经济变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於一年後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後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9-61]赵紫阳和他的部下要在1987年7月拿出文件初稿，在8月或9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进行讨论，以便最後一稿能在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布。[19-62]
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1941年就赞成的观点。[19-63]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後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此外，很多人认为党多出来的一层监督使各部委或各省领导人无法以及时、灵活的方式协调各自单位的工作。理顺政治体制，正当其时。[19-64]
於是，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1986年9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这个小组配备了一班人马，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赵紫阳给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胡耀邦写信提出了人选名单。按邓小平的指示，赵紫阳在信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现代化服务，为长治久安提供保障。鲍彤被任命为体改办主任，他在1980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後，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得力助手。[19-65]
虽然邓小平所希望的政体改革的目标范围相当有限，但他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国光是体改办的成员之一，他後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1986年至1987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题目，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邓小平较为狭小的目标，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员士气的方式。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小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何种机制能让下级表达意见。[19-66]
从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体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会。[19-67]虽然报告的定稿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和1949年前後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体改办评估了党、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作用，听取了处理过不同地区实际问题的地方干部的意见。政体改革小组还致电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让它们收集有关不同政体的信息。新华社和中共驻港机构也协助搜集了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信息。虽然之前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但并没有请他们参加讨论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研讨会的发言者对於「政治改革」的涉及范围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词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回应邓小平的号召，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谨慎地重复着邓小平对效率的强调，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些远超出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鲍彤在公开讲话中有意识地引用邓小平的话，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办事。但赵紫阳和鲍彤显然坚信党应当放弃对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的严密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其实可以使党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领导。[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1987年1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後，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为应对这一股寒流，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分表达意见。[19-69]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1987年2月4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1949年前後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权力机关。[19-70]
邓小平在1987年3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稳定，是否有益於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19-71]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音。但是邓在1987年4月28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1980年8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更加明确地拒绝了知识分子提出的扩大自由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19-72]很多知识分子在1986年底一厢情愿地希望可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该愿望在1987年并未实现。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後，赵紫阳在5月13日发表了有关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但至少就当时而言，政治改革并不包括扩大民主实践的步骤。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19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1980年初只有大约350万台电视机，随着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1985年初已超过4,000万台。[19-73]1986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包括经蒋经国在1986年9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後，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後，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19-74]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於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於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於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年11月18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麽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16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後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後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听众把他的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1986年12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後，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在12月8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後来保守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封锁消息，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有关示威的新闻。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後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19-75]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19-76]
在方励之点燃了唤醒学生的星星之火後，示威活动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约150个城市。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生运动的责任。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於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後，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後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後几天，由於学生们忙於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19-77]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19-78]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而他控制学生运动的无能成了导火线。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职也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当初选择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泽东和林彪翻脸使人怀疑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判断是否明智一样。邓小平也知道，在献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邓小平在1986年5月曾问过邓力群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後胡去世时引发那麽大的骚乱。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
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19-79]
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後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作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然後邓小平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1月8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实际上是关门斗争会）。[19-80]胡耀邦的支持者後来说，利用「生活会」批评胡耀邦，违反了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正常程序，因为把如此高职位的人解职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後要有中央全会的批准，最後要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邓小平则选择在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就用「生活会」给他定了案。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1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於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对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严肃处理。[19-81]没过几天示威就停了下来，没有任何有关示威者死亡的报道。[19-82]
邓小平在1月6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19-83]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共青团），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19-84]但是，胡耀邦在上层的自由派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有必要对他的问题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批判胡耀邦最坚决的人是邓力群，他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作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19-85]
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不赞成把胡耀邦撤职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没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於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绝对不会允许开这种批评会。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1986年11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 关於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 关於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 关於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後，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 关於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 关於外事活动：「一定要特别慎重。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 关於「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後，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主要用於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後，我变得过於兴奋急躁……不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 关於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19-86]
胡耀邦对随後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准备。他後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19-87]
邓力群对胡耀邦的详细批评占去了1月12日整个上午和次日的半个上午，总计五个多小时。邓力群一一列举了胡耀邦的「错误」。他说，胡耀邦最大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斗争关注不够。他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他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充分徵求老领导的意见。[19-88]
赵紫阳在1月15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後来，1989年赵紫阳被软禁後，他在跟别人的交谈和录音中痛心地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着一致的看法，并曾合作共事。他说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19-89]当时，在1月15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麽他对刘宾雁、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麽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麽定的，党代会怎麽定的，或过去怎麽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19-90]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9-91]
15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後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後，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19-92]
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了更加正规的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中顾委的17名老干部，没有参加「党内生活会」的陈云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在1980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决定。但是1980年至1981年这段时期他观察到胡耀邦领导的书记处并没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此外，他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22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他也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而即使是为了搞好党内民主，也应当定期开会。陈云又说，他在1983年3月批评过胡耀邦以後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选拔干部应该选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却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选拔干部要考虑「德才兼备」，但「德」（对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过陈云强调说，解除胡耀邦的职务要遵守党内程序，这一点十分重要。[19-93]
未经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观察者认为，在邓小平的人中间并没有既适合这个职位、同时又能得到其他领导人赞成的其他人选。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这些决定後来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着党员和中央委员的身分，而且名义上暂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实上他完全靠边站了。
一些思想开明的党员担心，胡耀邦下台後保守派可能会取得控制权，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但是，继续领导党的日常工作的「五人小组」——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和胡启立——都亲近邓小平，愿意听从他的领导。[19-94]邓小平和赵紫阳都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变。[19-95]
胡耀邦的秘书在1月17日告诉胡的家人说，胡耀邦现在身心憔悴，要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一段时间，他要求家人不要去看他。两周以後，胡耀邦经由一条专用通道，从中南海走回了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家中。他让助手收拾好他过去十年里的讲话、报告和各种文件，在家里花了三个月阅读这些材料，最後断定自己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他在家里也看电视，重读马列全集的一些章节。他很少会客，也几乎不参加党的活动，但他出席了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的庆祝活动、七中全会和中共十三大。
1月19日中央印发3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9-96]（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19-97]
3号文件还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检讨摘要。他在检讨中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他没有说自己对思想的宽容态度导致了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学生示威。3号文件中还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这些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後仍会继续为其他干部——这是指总书记和总理——提供指导。3月和5月又印发了3号文件的补充文件，对胡耀邦担任领导期间的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说明。[19-98]
在很多自由派干部看来，这是一场有失公正的悲剧：像胡耀邦这样为国家辛勤工作、大公无私的人，其治理方针本可行之有效，却被他为之忠心效力的人罢了官。[19-99]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另一些干部则认为，假如胡耀邦继续在台上，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因为胡缺少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所必需的坚定立场。他们感谢邓小平精心安排，没有给党造成损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党内高层的团结，使邓小平的改革得以继续。两年後胡耀邦去世时，这两种分歧严重的观点再次交锋，并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後果。
胡耀邦下台後，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後，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19-100]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19-101]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
胡耀邦下台後，邓小平多管齐下，加强他认为在胡耀邦领导时期日益松弛的党内纪律。为了减少胡耀邦的影响力，邓小平公开宣传胡耀邦的「错误」，并把批评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护的一些追随者撤职。邓小平还意在遏制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日益广泛的渴求，他认为有人利用这些观念来挑战党的最高权威。
邓小平亲自主持的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要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邓小平还同时宣布，要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19-102]1月28日春节前夕发布了中央4号文件〈关於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即将开展的运动作了说明。[19-103]
受到胡耀邦保护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出党；朱厚泽在3月也被撤销了中宣部部长一职。刘宾雁为自己辩解说，他的报告文学批评的是一部分中共干部，并不是在攻击党；但有些高层干部认为，他的批评以及对人道主义理想抱「更高忠诚」的呼吁使人们对党产生了消极印象。还有不少人虽然未在媒体上遭到批判，但受到了内部批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和一些大学行政干部中的党员。[19-104]为避免在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严重的消极反应，邓小平宣布运动只限於党内。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的有经验的党内高官，如朱厚泽、吴明瑜、于光远和任仲夷，依然坚信方励之、王若水和刘宾雁不会危及社会安定；示威活动能够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扩大开放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实力；邓小平高估了国家稳定受到的威胁，作出了过度反应。
邓小平试图在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干部中加强纪律，要求他们维护社会主义理想。3月29日中央印发了一个改进报刊与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後便出现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广播也在不停地宣传同样的内容，包括批判主张个人主义和腐化堕落的西方思想。[19-105]媒体还歌颂爱国主义，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成就。[19-106]
邓力群在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反，赵紫阳设法限制这场运动对经济部门的消极影响。他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不应干扰经济，群众对政治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在为推动运动召开的4月6日至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力群漫无边界地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愤怒。赵紫阳的助手鲍彤拿到邓力群的讲话文稿後，赵紫阳把它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作出了赵紫阳和鲍彤所期望的反应：他同意邓力群走过了头，疏远了过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干部。有些自由派党员担心邓小平可能会考虑让邓力群成为胡耀邦的接班人。邓小平此时的反应标志着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邓小平不再支持邓力群了。
在确认了邓小平对自己的支持後，赵紫阳在1987年5月13日发表讲话，含蓄地批评了邓力群，实际上也标志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几周後的7月7日，赵紫阳解散了过去邓力群维护正统思想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邓小平并未对此表示反对。政治气氛的这种变化加强了赵紫阳的地位，削弱了邓力群的影响，为赵紫阳在十三大提出更开明的工作计划铺平了道路。[19-107]
7月10日，曾在1950年代短期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交给邓小平一封信，信中含有详细的批评邓力群的内容。李锐说，邓力群在延安时代曾滥用职权调查李锐，并不断找李的妻子谈话，随後又引诱她。李锐还批评邓力群也整过一些好干部。[19-108]
当邓力群受到攻击时，赵紫阳也感到了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後者将赵视为对保守的经济政治方针的威胁。赵紫阳後来回忆说，他之前还与保守派维持着比较不错的关系，但是在他撤掉了邓力群的根据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之後，他与陈云和李先念的关系受到了伤害。[19-109]赵紫阳还说，十三大之後这些保守派领导人担心他会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19-110]
中共十三大：赵紫阳主政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像皇帝一样至死不退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然而就邓小平本人而言，退休是有附加条件的。赵紫阳在1989年5月向戈巴卓夫透露说，中共的十三大有一个内部约定，即使邓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着最後拍板的权力。
与邓小平同龄的那一代老干部知道，只要邓小平决定退休，他们也只能跟着退。1985年邓小平开始提出他可能退休的问题时，有些老干部请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对权力交接的时间和过程并无明确规定的国家中的集权统治者一样，邓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怀疑一些没有耐心的年轻干部甚至在老干部还不打算退休时就开始为他们的退休作准备，或至少热切期盼他们退休。1986年11月11日，在为筹备一年後的十三大而召开的小型会议上，胡启立就提到过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将要退休的事。薄一波听到这话脸都气红了，问胡启立：「你是不是盼着我们都早点死啊？」[19-111]胡启立客气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从来不知隐瞒情绪的王震也曾在中央党校大骂胡耀邦在为老干部退休作准备，他其实说出了其他老干部的心声。[19-112]
在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辞去了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19-113]其他老干部别无选择，也只好从正式职务上退下。陈云获准取代邓小平成为中顾委主任，第一线的工作则交给了赵紫阳。
党的十三大是赵紫阳的大会。邓小平知道，为了使接班人有效行使领导权，必须给他相当大的活动空间。除非邓小平认为事态紧急，赵紫阳就是当家人。把胡耀邦解职後，邓小平让赵紫阳放手筹备并领导了十三大。赵紫阳在5月13日的报告不但标志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也是赵紫阳为期半年的全力以赴地领导十三大筹备工作的开始。[19-114]为使西方民众对此变化有所准备，赵紫阳在1987年9月25日接受了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的采访。在聚光灯下，赵紫阳对自己将在一个月後的党代会上正式成为新的第一线领导人显得踌躇满志。[19-115]
赵紫阳虽然成了当家人，但他仍是在邓小平划定的范围内做事。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表明自己对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信念。邓小平长久以来一直赞成党政分家，赵紫阳也紧跟这一路线。尽管如此，赵紫阳还是获得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因为邓小平甚至陈云都清楚，在赵紫阳的领导下经济和政治体制都会继续发生变化。
1987年5月29日，在绿灯亮起的两周以後，赵紫阳对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他正在为十三大准备一个政治改革纲领，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赵紫阳说，这个过程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也将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功。改革要循序渐进，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赵紫阳说，将来党不会再插手政府事务，党内将会有高度的民主。[19-116]
为了反映各级干部的意见，文件总共修改了八稿。9月27日邓小平看过文件後决定不再作任何修改，只是简单地批示说：「看了，没意见，写得好。」根据赵紫阳的指示，文件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标题提交给十三大。邓小平在大会前夕发表简短讲话，表明他完全支持这个报告。[19-117]
像邓小平一样，赵紫阳也力图回避会引起争议的观点。十三大的文件既支持继续改革开放，也避开了容易引起争议的具体问题。赵紫阳选择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主题，这是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党的代表大会所采用。它的好处是既可以让那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继续坚持中国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念，又给予了那些相信市场的人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自由空间。当有人问到这个初级阶段会持续多长时间时，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体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19-118]
实际上，赵紫阳是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无限期地拖後，他要让那些希望经过短期整顿後党会再次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打消这种念头。十三大为经济体制提出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说法，反映了市场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这与过去宣称计划优先的文件相反。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详细硬性计划的作用将持续下降。要建立劳动力、技术、信息和房地产市场。赵紫阳说，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报告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
（1）实行党政分开，减少党在领导政府事务中的作用。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全职书记。
（2）进一步下放权力。
（3）政府各单位要明确职责，减少职权的重叠。
（4）提拔、降职和奖惩要以工作表现作为依据，培训、工资、福利和退休的权利都要有法律加以保障。
（5）在关系到地方群体的问题上，政府要与地方干部进行协商并向群众告知结果。
（6）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要允许各种群众组织，如妇女、工会和其他团体，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意见。要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119]
大会还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为了能更及时地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从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决定将不再保密，而要在媒体上公布。对工厂、学校、医院、企业的党组织进行精简，使这些单位能够更加自主地作出有关自身工作的决定。
在十三大召开前的几个月里，赵紫阳全面负责人事上的变动，但在选拔过程中老干部其实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局的新常委赵紫阳、李鹏、胡启立、乔石和姚依林都不是极端派。姚依林被公认是精明能干的管理者，得到陈云的强烈支持。好在胡启立和乔石都坚定地支持改革，这就保证了赵紫阳在常委中能成为改革的多数派。和两年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选拔标准强调教育背景、领导业绩和相对年轻。经过这次人事变动後，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降低了五岁。
另外，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差额选举，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保证了当选者至少拥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大会第一轮投票时，候选人比实际名额多出十人，因此得票最少的十人落选。邓力群便是落选的十人之一。[19-120]这反映着邓力群受到普遍排斥，也表明胡耀邦得到普遍同情。[19-121]随着邓力群离开中央委员会，兼之他的主要工作单位书记处研究室被解散，赵紫阳不像胡耀邦，他不会再被这个中国最执着的保守派揪住不放了。
十三大避免了害怕改革的保守派和担心停滞的改革派之间的尖锐分歧。两个最具争议、作为对立两派代表的干部——总书记胡耀邦和他的批评者邓力群——都被撤职，这使中间派更容易齐心协力继续推动市场改革和温和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所争论的关键问题在十三大之前的几年里就已经转向更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更多的市场改革。赵紫阳在十三大上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转向，尽管斗争仍在继续。邓小平把他认为过於宽容的胡耀邦成功搞下了台，并没有破坏中共上层的团结。赵紫阳坚持邓的四项基本原则，推进邓的经济和政治设想，邓有理由希望在自己退出之後，赵将有效引导中国走向改革的下一阶段。
[19-1]SWDXP-2, p. 310.
[19-2]Ming Ruan,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p. 93–94.
[19-3]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下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1980年9月24日，上册，页497。
[19-4]Ruan, Deng Xiaoping, pp. 91–103;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Readjustment, Ensure Stability and Unity,” SWDXP-2, pp. 335–355.
[19-5]SWDXP-2, p. 303. 关於这个问题的背景和解决过程见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and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 pp. 48–49.
[19-6]SWDXP-2, p. 332.
[19-7]SWDXP-2, pp. 341–342.
[19-8]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5.
[19-9]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p. 55–56;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4–145.
[19-10]《红旗》杂志，1982年第6期，页5，转引自Wolfgang Bartke and Peter Scheier, China’s New Party Leadership: Biographies and Analyses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26.
[19-11]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208页；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20年纪实》（上下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下册，页479–480；SWDXP-2, p. 368–369; Richard Kraus, “Bai Hua: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a Writer,”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p. 185–211. 剧本的部分内容见Michael S. Duk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8–112; W. J. F. Jenner, “1979: 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6 (June 1981): 274–303.
[19-12]这类文学的部分作品见Xinhua Lu et al.,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79); Perry Link, ed.,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rry Link, ed., Roses and Thorns: 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Binyan Liu, People or Monsters?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对这些作品的背景说明见Link著作的导言 以及 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另参见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对这位作家的作用和写作背景的说明见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13]Link, Stubborn Weeds, pp. 21–23.
[19-14]Ruan, Deng Xiaoping, pp. 116–117.
[19-15]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6]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7]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另据作者在1993年至1994年对阮铭的采访。
[19-18]杨继绳：《邓小平时代》，页177–179；作者2006年8月对孙长江的采访。
[19-19]Ruan, Deng Xiaoping, pp.121–130.
[19-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83年3月14日，页859。
[19-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83年3月15日，页859；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15–116.
[19-22]Ruan, Deng Xiaoping, pp. 129–130；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256–2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983年3月17日，下卷，页322–323。
[19-23]《陈云年谱（1905–1995）》，1983年3月17日，下卷，页322–323。
[19-2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258–259。
[19-25]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下册）（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7），1986年11月，下册，页1293。
[19-26]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下册）（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7），1986年11月，下册，页1215。
[19-27]转引自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 117.
[19-28]转引自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19–120.
[19-29]转引自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70–272.
[19-30]SWDXP-3, pp. 47–5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2–127.
[19-31]SWDXP-3, pp. 47–58.
[19-32]SWDXP-3, p. 47;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274–275。
[19-33]Ruan, Deng Xiaoping, p. 135; Binyan Liu, A Higher Kind of Loyalty: A Memoir by China’s Foremost Journalist (New York: Pantheon, 1990), p. 173;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1–128;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269–312。
[19-3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38。
[19-3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15、336–343。
[19-3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37–165;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20–322。
[19-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年1月2日，页1023。
[19-38]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册，页1310。
[19-39]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册，页1080–1086。
[19-40]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20–322、346–347。
[19-41]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20–322、346–347。
[19-4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36–343。
[19-43]作者2006年8月和9月对朱厚泽的采访。
[19-4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70。
[19-4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70。邓力群说是邓小平让胡乔木准备这篇讲话的，但是据编辑过这个文件的胡耀邦的友人说，邓小平说胡乔木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犯了一个错误，他要自己修改讲话稿，而不是请胡乔木去做。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册，页1085。
[19-46]SWDXP-3, pp. 146, 148.
[19-47]SWDXP-3, p. 148.
[19-48]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5年9月18日，下册，页1042–1045。
[19-49]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册，页1310。
[19-50]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册，页1113、1303–1310。访谈全文见页1110–1116。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45–446。
[19-51]据唐·凯瑟尔（Don Keyser）报告，2010年2月，他当时是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
[19-52]Baum, Burying Mao, pp. 187–188.
[19-53]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7年1月16日，下册，页1310。
[19-5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47。
[19-55]“Younger People Elected to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Xinhua, September 22, 1985; Daniel Southerland, “China Replaces 91 in Party Committee: Move Seen Strengthening Deng’s Contro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1985, A17.
[19-56]2001年6月和2002年11月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访谈，他曾陪同胡启立在澳大利亚访问。
[19-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5年9月18日，页1078–1080。
[19-58]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365。
[19-59]SWDXP-3, p. 16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6年6月10日，页1120–1121。
[19-60]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6年5月，下册，页1212；1987年1月16日，下册，页1311。
[19-61]SWDXP-3, p. 16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6年6月28日，页1125–1126。
[19-62]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页21、27–35。
[19-63]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5; Guoguang 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1986–1989,”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ch. 2. 吴国光是政治研究室的成员之一，1989年春来到美国。研究室的成员还有严家其和陈一谘。见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8).
[19-64]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会见财经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人讨论经济问题和十三大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再次谈到要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理顺政府职能。他说，党应当只管党员的纪律，法律问题应当留给政府去做。见《邓小平年谱（1975–1977）》，1986年9月13日，页1137；SWDXP-3, p.1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页200–201。
[19-6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19-66]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
[19-67]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
[19-68]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
[19-6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80。
[19-70]David Bachman, “Differing Visions of China’s Post-Mao Economy: The Ideas of Chen Yun, Deng Xiaoping, and Zhao Ziyang,” Asian Survey 26, no. 3 (March 1986): 292–321.
[19-71]SWDXP-3, p. 213.
[19-72]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n100.
[19-73]电视机数量的数据取自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 35; and Robin Munro, “Political Reform,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nd the Conservative Backlash,”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China in Transition (Chicago: Dorsey, 1988), p. 71. Munro是当时的驻华记者。
[19-74]2004年10月对新加坡官员的采访。另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页317–326。
[19-7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研究参见 Deborah Davis, Thomas B. Gold, Gail Henderson, Charlotte Ikels, Richard Madsen, 及Andrew Walder等人的文章，载Deborah Davis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03.
[19-76]见Stanley Rosen, “The Impact of Reform Policies on Youth Attitudes,” in Davis and Voge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p. 292.
[19-77]Benedict 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An Interim Report (New York: Praeger, 1988), pp. 89–107. Stavis从1986年9月到1987年1月在上海复旦大学，经历过这些事件。
[19-78]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6年12月27日，下册，第1297页；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册，页1179。
[19-79]SWDXP-3, pp. 194–196.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6年12月30日，页1160–1162。
[19-80]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7年1月2日，下册，页1182；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7年1月2日，下册，页1302。
[19-81]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7年1月6日，下册，页1302。
[19-82]见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90–96. 又见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94–203; 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册，页1279、1301。
[19-8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页1165，1987年1月13日。
[19-84]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册，页1182。
[19-85]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7年1月9日，下册，页1182。
[19-86]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7年1月10日，页1303–1304。
[19-87]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册，页1195–1196。
[19-88]邓力群批评胡耀邦的全文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17–445。
[19-89]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568–622，此书的摘译见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 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3 (May–June 2005); 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76–182.
[19-90]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7年1月15日，下册，页1185。
[19-91]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47–448。
[19-92]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7年1月16日，下册，页1186。
[19-93]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6年1月16日，下册，页1307–1309。
[19-94]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 ch. 2, n101.
[19-95]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7年1月16日，下册，页1187–118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2002.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修订版），1987年1月16日，页224。
[19-96]3号文件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册，页1313–1314。
[19-97]3号文件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6年1月19日，下册，页1313–1314。
[19-98]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册，页1189–1190；3号文件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6年1月19日，下册，，页1313–1314、1319–1320。
[19-99]对朱厚泽（2006年8月、9月）、吴明瑜（2006年8月、2007年7月）、于光远（2003年2月、10月、2005年6月）和李锐（2006年2月、8月和2007年7月）的采访。
[19-100]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页473；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下册，页1190–1195。
[19-101]杜导正：《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0），页151。
[19-102]James Tong, ed., “Party Documents on Anti-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and Hu Yaobang’s Resignatio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1, no. 1 (Spring 1988): 29–38.
[19-103]《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87年1月13日，页224。
[19-104]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111–12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14–225; Baum, Burying Mao, p. 209.
[19-105]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7年3月29日，下册，页1319。
[19-10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04–214.
[19-107]Baum, Burying Mao, pp. 211–215; ibid., pp. 225–232.
[19-108]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67–468；作者在2006年2月、8月和2007年7月对李锐的访谈。
[19-109]杜导正：《杜导正日记》，页160。
[19-110]杜导正：《杜导正日记》，页173–174。
[19-111]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6年11月11日，下册，页1290。
[19-112]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1987年1月16日，下册，页1306。
[19-113]SWDXP-3, p. 395, n. 117.
[19-114]邓力群在5月13日讲话的观点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59–460。
[19-115]Anthony J. Kane, “1987: Politics Back in Command,” in Anthony J. Kane, ed., China Briefing, 1988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88), p. 11.
[19-116]2004年10月对新加坡官员的采访；《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7年5月29日，页1191。
[19-117]Chi Huang, “Deng’s Ideas on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Beijing Review 30, no. 39 (September 29, 1987): 14–15.
[19-118]Ziyang Zhao, “Advance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Review 30, no. 45 (November 9–15, 1987): xv–xxi. 关於事件之後不久写下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记述，见Tony 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in Benewick and Wingrove,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pp. 27–47.
[19-119]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pp. 27–47.
[19-120]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72–473。
[19-121]邓力群显然受到了伤害，他在《十二个春秋》中对这件事的背景作了很细致的描述，见该书页46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