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作准备
1977年夏天邓小平复出後，开始着手和叶剑英等老干部一起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打基础。然而未过一年这项工作便被推迟，因为他断定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立刻准备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1979年3月对越战争结束後，他认为近期再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对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大规模投入可以继续推迟，以集中力量搞民用经济。但是邓小平确实重新恢复了他在1975年启动的军队改进工作：军队裁员，招募受过更好教育的军人，全面加强纪律和训练。这样一来，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中国不但能具备更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且会有一支更精干、更加训练有素的军队，这支军队将有充分的准备，可以更有效地运用那些在他退出舞台之後才得以购进的现代武器。[18-1]
在1977年，邓小平表面上仍要服从尚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但实际掌管军队的是他和叶帅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华国锋当过公安部长，但是除了抗战时参加过游击队、林彪事件後担任过广州军区政委外，并未实际在军队工作过，缺少领导军队的经验。以军事经验、知识、在军队高层中的威望而论，他都无法与邓小平或叶帅相比。因此，1981年6月当华国锋正式靠边站、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时，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了自1977年以来邓和叶已在领导着军队的事实而已。[18-2]军事政策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邓小平并不回避中国军队的问题。他说：「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18-3]他知道中国在军事技术上已经大大落後，需要调整战略以应付主要对手苏联。他还知道，林彪时期把军队干部派到地方任职，分散了对军事问题的注意力。
在邓小平失去权力的18个月里，他对军队的担心并不是「四人帮」会建立稳固的势力，因为他们只在张春桥领导的解放军总政治部确有一些根基。这段时期让他感到的不安的，是浪费了本来可用於整顿和改善军队的两年宝贵时间。1975年邓小平和叶帅任命的军队领导人并未完成他们早先确定的裁军目标：原计划是於1976年底之前裁减26%，但实际军队人数只减少了13.6%。[18-4]毛泽东去世後，邓小平曾直言不讳地谈到毛泽东时期给军队造成的问题，尽管他将其归罪於林彪。
邓小平在1977年分管的工作包括军事、科技、教育和外交，这使他理所当然地重视提升军队的科技水平。他在两年前就提出要把教育和训练放到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高度来认识，但当时他没有机会加以落实。在1977年8月23日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强调其重要性。他所指出的提高教育和训练，不仅是指加强纪律和政治教育，也是要让军队领导人认识到，他们需要怎麽做才能改进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进行军事演习以准备与拥有现代技术的敌人作战。[18-5]
邓小平和叶帅在1977年继承了以彭德怀为领导的一批军队领导人的遗志，这批人在1950年代就曾试图建设一支更加专业化的军队，但这个目标从未得到毛泽东的完全认可。[18-6]彭德怀过去曾想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邓小平在1977年很清楚西方不愿意出让尖端军事技术，但他一直抱有希望，至少能从西方获得民用技术的帮助，这也可以间接帮助军事现代化，甚至能在不放弃独立的条件下获得一些军事技术。
为了达到建立一支专业化军队、逐渐为其配备现代装备这一目标，邓小平和叶剑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经变得「软、散、骄、懒」的人，为老干部建立退休制度，为裁军提供一个框架。同时，他们还要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和演习，以确保精简後的军队的战斗力。[18-7]
邓小平和叶帅要为每个军事单位选定一个领导班子，让他们致力於把解放军改造成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军队。邓小平希望招募教育水平较高的年青人，包括能够在新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学习的大学生。为了选拔能干的年青人，他采用了包括笔试在内的一套录用标准。
军事院校是提升训练的核心。邓小平说，军事院校要聘用优秀教师，他们不但要有很高的学术素养，还要有意愿来熟悉实际作战条件，其工作精神能为学员树立榜样。[18-8]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对中央军委会说，部队过去是在战斗中得到锻炼，根据战场表现提拔干部。「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麽来考验干部，用什麽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18-9]
明治时期的日本领导人认为，现代化不仅是学技术，还要进行「启蒙」。邓小平也同样认识到有效的军事现代化需要新的眼光和全面的知识基础。因此军队开始向一小批有才华的入伍青年教授外语，随同国内第一批留学生派到国外。他们学习的不是军事专业的课目，而是更广泛的课程，如管理、科技、国际关系等等。
同时，对臃肿落後的军队进行裁员仍是头等大事。1977年12月军队裁员的新方案准备就绪，中央军委批准通过了《关於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其中描述了现代军队需要什麽样的体制。在1978年3月20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宣布了让50万部队干部转业的计划。[18-10]
在三中全会上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後，邓小平於1979年1月2日第一次向军队发表讲话，他在中央军委召开的高级干部座谈会上坦率地说：
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於事。这才是最根本的。现在这种臃肿的状况，使好多事情办起来不便利。一个指挥机构打麻将有五六桌，你怎麽办事呀！……我们的军队名誉也搞坏了一点。……我现在实在想当顾问，……但现在不可能。我希望一九八五年当顾问，真的，不是假的。有什麽不好啊？还可以多活几年。无非是没有秘书，车子还是有坐的。……干部年轻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对，原则拥护，具体反对。[18-11]
在消除军队的臃肿问题方面，邓小平取得了显着进展。他在1975年着手启动这项工作时，中国的军队人数是610万人，1979年降为520万，1982年又下降到420万，到1988年时只剩下了320万。[18-12]裁军工作在1978年底因准备攻打越南而中断，而战争过後的几年内仍未能恢复，因为仍要派驻军队在中越边境参与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攻打越南：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
1978年夏天，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合作，使中国官员担心越南军队可能利用便於调动摩托化部队的旱季进攻柬埔寨。越南在1977年7月已经占领了老挝，而12月就将进入旱季。
邓小平曾对美国人说，为遏阻苏联的扩张，必须展示不惜一战的决心。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如果中国对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不作出强硬反应，苏联和越南就有可能自信地以为它们可以扩张到泰国和马六甲海峡。如果越南打算入侵柬埔寨，苏联很可能会送去更多的人员和军事装备帮助它进行侵略。邓小平坚信，中国必须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
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在1978年夏天已经认识到越南威胁的严重性，他请求邓小平派「志愿军」帮助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就像毛泽东当年对抗南韩和美国对北韩的入侵一样。尽管波尔布特对人民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强烈谴责，邓小平还是准备与他合作。邓小平认为，波尔布特是唯一能够有效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领导人。
然而邓小平并不想出兵柬埔寨，他认为这会让中国陷入代价高昂的战事而难以自拔，乃至对这个地区的事态失去控制力。他更希望打一场「速决战」，就像1962年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取得的成功那样。他想迅速而短暂地攻入越南，向越南和苏联证明继续扩张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中国很多高层的军方和文职官员都怀疑攻打越南是否明智。有些人觉得，中国刚开始搞现代化，把建设现代工业亟需的稀缺资源挪作他用并不明智；有人担心中国军队尚未作好适当准备；还有人从原则上反对进攻一个共产党友邦；有人认为军事攻击将导致越南长期敌视中国。
还有一些官员担心，这有可能把苏联的庞大军力拖入冲突。邓小平本人则相信，苏联当时处在与美国谈判「战略武器限制条约II」（SALT II）的最後阶段，不太愿意因卷入亚洲的陆地战争而使谈判破裂。[18-13]但是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邓小平徵求了其他老干部对苏联可能干涉的看法。陈云作了仔细评估後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这是最有可能进攻中国的地方——的兵员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陈云的结论是，如果作战时间很短，苏联插手的机会极少。
听了陈云的评估後，邓小平宣布作战时间不会长於1962年攻打印度（33天）。只打地面战，不动用空军。[18-14]邓小平知道当时越南飞行员在训练上强於中国，况且中国也没有接近越南的机场。再者，避免空战可减少苏联介入的机会。邓小平仍然很担心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他从靠近中苏北部边境的伊犁撤走了大约30万中国平民，并命令情报人员密切监视苏军在边境地区的一举一动。[18-15]
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普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军队没有作好作战准备。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从文革的破坏中复原，纪律涣散，训练不足。除了1978年在边境线上与越南有1,100多次小摩擦之外，中国军队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从未打过仗；而越南军队却跟法国、南越和美国军队打了几十年仗。他们还拥有苏制现代装备，而且苏联在1975年美国越战失败後一直为越南提供大量经济援助。[18-16]
最终，邓小平的权威和他认为必须对苏越威胁作出强硬反应的信念，胜过了其他人对打越南的顾虑。北京的一些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导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自己在掌权後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还有人认为，邓小平知道美国因为与日本和南韩是盟国而向它们无偿提供技术，所以他要向美国表明中国打越南就是要与苏联划清界线，不存在与苏联人修好的可能。尽管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明邓小平到底如何权衡这些不同的考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邓小平对越南的野心很恼火，他对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深感担忧。
广州和昆明两大军区与总参谋部研究了增加边境驻军的可能需要。但是直到1978年9月的中央军委会议之後，他们才开始制定对越作战计划。[18-17]在这次中央军委会议上，首先由总参的情报部门通报了中越边境军事摩擦增加的情况，两个相邻的军区——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得到命令集结兵力为打越南作准备。从11月23日开始，空军、海军、总参作战部和情报部的高级将领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後，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军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联可能的军事反应。
11月，11个大军区中有10个军区的军队开始向靠近越南的边境集结，这些军队多数来自广州和昆明军区。中越边境长达1,300公里，大约一半位於云南境内，由昆明军区管辖。另一半在广西，由广州军区管辖。中国军队被部署在整个边境线上，就像国共内战和南北韩战争时一样，中国军队向越南边境的调动都是在夜间进行，以便做到出其不意。美国方面估计参战军队至少45万，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提供後勤支援的人，越南的估计则是60万人。[18-18]
12月8日，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和昆明军区在1979年1月10日前作好进攻越南的准备，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12月11日开始部署部队。不久後的12月21日，许世友在临近越南的广西南宁设立了总指挥部，在那裹和他的部下制定了具体的进攻计划。[18-19]
同时，中央军委预计越南即将入侵柬埔寨，因而在12月20日召集了一个座谈会，由军队领导人细致评估了越南的动向，并审查了进攻计划。不出所料，12月25日越南的12万大军入侵柬埔寨，并在12天後占领了金边。
除了为进攻越南作准备外，邓小平还作了外交努力。他分别於1978年11月和1979年1月向李光耀和卡特通报了进攻越南的计划。1979年2月初访美回国途中他在日本停留，把进攻越南的打算告诉了日本人，劝说日本不要向越南提供财政或其他援助。他在东京时还会见了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邓小平知道他能影响美国国会的观点，便把已经对日本和卡特说过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越南和苏联计划包围中国，中国打越南是要给它一个教训。[18-20]
在筹划进攻越南的那段日子，邓小平忙於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及为承担头号领导人的责任作准备，但是他仍抽时间领导着与对越战争相关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工作。战事一开始，他每天都深度投入到军事指挥之中。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和薛立泰後来研究邓小平在打越南中发挥的作用时得出结论说：「无论是这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他选定自己最高级的战将担任战场司令员，动员相关各省支援战斗，批准作战细节，下达作战命令。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18-21]在整个战事期间，邓小平一直提供全面的领导——有人说他对中国军队的调动熟悉到排级。[18-22]
就像中国的许多司令员一样，邓小平想打一场歼灭战。当年打淮海战役时，军队的目标是把国民党军歼灭在长江以北；同样，邓小平想迅速攻入越南，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歼灭越南军队的主力部队，这次决定性战役可以使越南威胁中国的能力拖後许多年。越南的军官曾跟中国人密切合作抗击美国，对这种战略自然不会感到意外。他们迅速将主力部队从中越边境撤到河内附近，而他们在柬埔寨的军队则按兵不动，让熟悉当地地形和居民的地方部队和民兵与中国人周旋。
中国军队选在越南进入旱季、中苏北部边境乌苏里江上的冰开始融化之後进攻越南，此时苏联军队无法从北部利用冰面越境进攻中国。[18-23]2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进攻决定，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了他的柬埔寨盟友西哈努克亲王。2月16日，距发动进攻只有17小时前，由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向中央高层干部通报了作战计划。[18-24]由於华国锋难以摆脱参与作战准备过程的干系，因此即便发生严重问题，他也无法批评邓小平。
2月17日黎明，大约20万中国军队从分散在整个边境的26个地点同时向越南境内发起进攻。进攻之前中国就在边境不同地点发动袭击以分散越南的兵力。中国要用优势兵力集中夺取俯瞰五个越南省会城市——谅山、高平、老街、河江和老山——的山头，他们预计几天之内就能攻下这些地方。
邓小平的这次入侵行动发生在一个战略时刻：不到三周之前他刚成功地出访美国，并在日本作了短暂停留。邓小平的出访使苏联担心美国可能向中国提供情报，假如苏联采取行动，美国有可能支持中国。布列兹尼夫甚至给卡特打电话，想让美国保证不会暗中帮助中国。但是卡特向他作出保证後，布列兹尼夫疑心犹在。[18-25]
中国军队一攻入越南後就发现，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们预料。中国军官因准备不足而陷入慌乱。入侵的中国军队都被安排了具体任务，然而他们缺少情报，与上级通讯不畅，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各部队之前的协调也很差，供给线拉得太长，只好派一部分军人回到中国搞物资供应。中国军队用炮兵支援部队推进，试图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抵抗。然而与对日抗战和国共内战时不同，那时共产党军队能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而越战中的越南当地民众却在为越南军队提供情报和後勤支援。
中国预计一周内拿下全部五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三周後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中国军队在这里集中兵力要取得对通向南边河内的要道的控制权，向越南人表明他们可以威胁到越南的首都。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五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於越南。据估计，中方在这次战斗中有25,000人阵亡，37,000人受伤。[18-26]
3月6日攻下谅山後，中国立刻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的基础设施。邓小平曾保证，战斗不会长於1962年33天的中印战争。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军始於3月6日，3月16日完成撤军行动，距离入侵时间不过29天。[18-27]
在入侵越南之後的宣传中，无论对内对外，中方都把它称为「自卫反击战」。中方辩解说，这是对1978年越南人在边境多次袭击作出的回应。驻紮在边境地区并要对付越南人袭击的军官以及他们的上级，都不难理解「反击战」的必要。还有些中国官员也像邓小平一样，为越南不顾中方警告对华人进行迫害和驱赶感到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国高级军事将领从未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
邓小平声称中国已经给了越南一个教训，但西方的军事分析家在评估了这场战争後认为，事实上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越南人给了中国一个教训。[18-28]正如军事分析家所指出的，这场战争暴露出中国军队除了缺少现代武器外，还有很多弱点。中国军队从11月到次年2月匆忙开战，意味着它没有作好充分准备。中方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准确的情报。具体说来，两大军区的指挥部在越南作战时缺乏相互协调，互相不了解对方的行动；它们分别给下级单位下达任务，却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级单位在做什麽。解放军很难为它的表现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员抱怨说，应当允许他们一直打到金边，夺取全面胜利。军队的很多将领，包括叶帅和粟裕在内，虽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反对打这场仗，他们觉得中国受到的包围还没有危险到非要发动这次进攻。[18-29]民众也有自己的怀疑：北京民主墙上的一些大字报指出了中国军队的糟糕表现，有些人甚至批评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18-30]
但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对外国客人，邓小平都说中国完成了它所宣布的攻占五个省会城市的军事目标，更重要的是达到了整体战略目的，即向苏联和越南表明，苏联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扩张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李光耀认为：「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是失败的。但我相信它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们越过柬埔寨再进攻泰国，中国将会发动攻击。苏联人不想在亚洲一个遥远的角落陷入长期战争。」[18-31]事实上，苏联九个月後对阿富汗的入侵确实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即使中国没有进攻越南，此後苏联在东南亚扩张的危险也会变得很低。
中国军队的官员试图掩盖战争成本，但1979年的国防经费支出是223亿元，大大高於1978和1980年；与越南接壤的省份所承受的负担使这场战争的成本更高。西方分析家估计，仅战争的物资装备成本一项就高达55亿元。[18-32]外交人员关心的则是另一种成本：这次进攻使中国难以站在一个有原则的立场上批评西方干涉别国内政。国内批评对越战争失败的意见未见公开，而中国和越南在1990年代恢复关系时一致同意不再提过去的冲突。[18-33]官方的三卷本《邓小平军事文集》收录了他从1978年到1979年的26篇讲话，其中只偶尔提及中国的对越战争，但没有一篇讲话与这场战争直接有关。[18-34]有些中国人把攻打越南称为「中国最後的战争」。鉴於中国没有关於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不妨把它称为「中国被遗忘的战争」。
没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对攻打越南是否明智表示过怀疑。但战争之後，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强化了他自1975年就开始的工作：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他指示解放军认真分析战争中暴露的弱点。中国军队终於开始正视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过的很多问题：战争前後情报质量低下，各单位之间通讯不畅，装备质量差，军队领导没有能力提供全面协调。[18-35]
战争之後，邓小平指示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驻紮大量军队，对越南人进行骚扰。正如邓小平对到访的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绰号「铲车」）所说，他要杀一杀越南人的气焰，继续教训一下他们膨胀的野心。[18-36]此後几年里，至少有14支师级部队被选派轮流驻守於中越边境附近老山的中国一侧。[18-37]越南则在它的北部边境驻紮了80万军队以防中国进攻。越南人口大约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後十年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
在此期间，中国利用中越边境上不断的小型冲突来训练自己的军队，冲突的规模偶尔能达到动用一个师的兵力。在1980年代，中国大多数步兵部队都曾被轮流派往边境参与小型冲突。有军事分析家指出，与世界上最骁勇善战的地面部队打仗，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极好的训练。大量中国军队的驻守也使苏联在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时变得更加谨慎。
越南对较弱小的东南亚国家的威胁，加强了後者与中国合作对抗这种威胁的愿望。越南的侵略行为也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了东盟组织的合作。[18-38]当越南在1984年夺取柬埔寨一条通往泰国的要道而威胁到泰国的安全时，中国发动了自197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边境攻击，迫使越南人撤退。[18-39]邓小平在1979年攻打越南以及在中越边境不断进行的军事活动，增强了其他东南亚国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它们知道中国会像帮助柬埔寨和泰国那样帮助它们。
就像下围棋一样，邓小平要阻止苏联和越南占据有利空间围住中国，同时又要护住自己的眼位。他在1984年尽力护住了眼位，阻止了越南进入泰国进而染指重要的马六甲海峡。在邓小平看来，到1980年代初时，包围中国的威胁已经被消除。
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和中越边境不断的军事摩擦让它不堪重负。早在1979年8月邓小平会见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就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他对蒙代尔说：「越南现在的处境还不算太难，不会接受政治解决。或许，越南人的麻烦多到无法承受时，他们就会接受了。」[18-40]他对蒙代尔说，越南背着沉重的双重负担，它要占领柬埔寨，又要在中越边境维持一支60万到100万的大军，越南人迟早会认识到，苏联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所有请求。
邓小平的话是有远见的：1988年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了一半军队，第二年又撤出了其余的军队。越南未能实现它称霸东南亚的野心。邓小平退休时越南已不再威胁东南亚各国，而是开始谋求与诸国建立友好关系。1980年代初，正是由於越南对这个地区的威胁才导致东南亚各国加强东盟合作。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越南自己也开始努力与东盟改善关系，并在1995年被接纳为东盟的成员国。
减少苏联的威胁
毛泽东曾说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邓小平有时也重复毛的这个说法。但在解放军从越南撤兵後，他有理由变得更加乐观：中苏开战的危险本来就不大，在他的努力下又进一步降低了。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讲话时就说过，由於苏联仍在忙於扩大它的战略部署，美国则处於守势，因此「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8-41]进攻越南时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国决心扞卫它在东南亚的利益，这使苏联不敢在东南亚贸然与中国对抗。东欧的问题、漫长的中苏边境线、再加上邓小平攻打越南九个月後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些事已经让苏联人疲於应付，而且由於中国已同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苏联领导人拿不准如果它进攻中国，美国是否真的会袖手旁观。
邓小平通过展示中国的决心，打消了苏联急於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他接着又开始进一步缓解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18-42]短暂的对越战争刚结束，邓小平就指示外交部长黄华「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改善两国关系，签署相关文件」。[18-43]中国从越南撤军刚过两周，黄华外长就在北京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Yuri Scherbakov），提议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新的一轮会谈。[18-44]从1979年4月到10月中旬，中苏两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举行了五次副外长级的会谈。中方在这些会谈中表示，希望讨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两国的贸易与科学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阻碍。[18-45]
1979年8月29日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苏联之前，邓小平指示说，代表团要向苏联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两个条件：一是苏联要从蒙古撤出军队，二是不帮助越南占领柬埔寨。邓小平还建议双方同意不在边境地区驻紮军队。他指示王幼平，中国代表团不能示弱，不要急於达成协议。他说，来个马拉松也没关系。[18-46]
从1979年9月25日到12月3日，中国代表团与莫斯科的对手举行了数轮会谈。对於中方一直立场坚定的两个条件，苏联并没松动，但两国20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些谈判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苏联给予了热诚的接待。双方一致同意，苏联将派代表团去北京做进一步的会谈。[18-47]
莫斯科会谈几周之後苏联入侵阿富汗，使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被推迟，但也进一步降低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苏联入侵阿富汗後不久，邓小平加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三个条件，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要等到将近十年以後苏联才打算同意这三个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但邓小平并不着急。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短期目标：减少与这个他认为最危险的超级大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使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民用经济。[18-48]邓小平在1980年3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18-49]不久之後邓小平说得更具体，他说，中国有能力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避免战争的危险。[18-50]
邓小平为缓和中苏关系紧张所作的努力使苏联更容易以同样的姿态作出回应。1982年3月24日，布列兹尼夫在塔什干讲话中承认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表示愿意与其改善关系。邓小平对这种语气的变化很快作出了反应，他指示钱其琛外长对这一讲话作出积极的回应。邓小平断定，苏联要极力赶上美国的军力发展，又占领着阿富汗，它感到缓和中苏关系符合它的战略利益。[18-51]布列兹尼夫在不久後的11月10日去世时，邓小平指示黄华参加了他的葬礼，这是他要与苏联修好的又一个姿态。[18-52]
除了与苏联谈判之外，邓小平还试图把美国拉进来以降低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危险。他知道美国当时没有兴趣卷入亚洲的地面战争。为了不使苏联称霸越南附近的海域，如果能让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在那里钻探石油，岂不是一着妙棋？1979年1月之後，作为经济调整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减少了与国际石油公司合作的计划。1979年3月19日，中国一个石油代表团访美期间仅签订了一份合同，而合作方就是美国的阿科公司。它是唯一一家提议在海南和越南之间钻探石油的美国公司。中国授予阿科公司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区域专享的勘探权，那里距越南的飞机航程只有不到30分钟。既然有一家美国大公司在近海搞石油项目，邓小平有理由预期苏联对越南港口的使用会更加慎重。中方在中国军队撤出越南三天後签订了这份合同。
邓小平还要确保中美安全合作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当装载着监视苏联核武器动向的美国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时，中方让飞机停靠在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旁边，有意使苏联明白那是什麽设备；当这些设备运往靠近苏联边境的新疆时，中方故意不加隐瞒，意在让苏联不敢对中国贸然发起可能把美国牵扯进来的攻击。
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邓小平从未表示过他有跟美国结盟的考虑，就像过去的毛泽东一样，他希望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完全独立。但他确实想通过中美合作获得更多现代军事技术。事实上，1979年1月邓小平会见卡特总统时，就提到过从美国转移军事技术的可能性。从中国进行越战准备直到作战期间，卡特都显得并不愿意合作，但邓小平从越南撤军後，有关这种合作的会谈有所升温。邓小平没有表现得很急迫，但每次有机会他都会提到分享军事技术的问题。美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邓小平在1979年8月底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对於美国决定不向中国提供高速计算机感到失望时，蒙代尔答覆说，美国准备了一份能向中国但不能向苏联出售的技术清单。[18-53]
蒙代尔极为成功的访华之後，美国决定派国防部长哈乐德·布朗去北京讨论安全问题。这次访问计划有助於推动技术转移的进程，尽管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个案方式考虑出售若干军事设备——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过加强美中合作向苏联施压的人。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抵达北京时，中方已研究了美国在武器出售方面的相关决策程序，搞清楚了美国考虑向中国出售技术的范围。中国向美方提供了他们希望得到的技术的清单，并同意以商业方式评估具体个案。为了强调美国在向中国实施技术出售上的积极考虑，布朗举出了向中国提供陆地卫星D型（Landsat-D，一种收集自然资源信息的卫星）的例子，美国後来把它提供给中国而没给苏联。在这次会谈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进展，但中方并不想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他们仍然拒绝美方关於增加磋商和军舰互访的建议，不接受两国建立热线电话。[18-54]
国防部长布朗对邓小平解释说，苏联过去一年的一些行动在美国民众眼中是负面的，美国目前正加大国防投入，加强太平洋舰队，在中东增加兵力布署。邓小平在1978年5月就曾对布热津斯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未对苏联的举动作出足够的回应；他在1980年1月又向布朗表示，他赞成美国现在更积极地应对苏联的威胁。但是邓小平说：「如果这事做得更早一点，那就更好了。……我个人的判断是，长期以来西方没有对苏联的行动作出有效的反应。」他说，他不反对与苏联签订条约，但是这对限制苏联没有多大价值：「对付苏联只有一种方式」，这需要的就是展示武力。邓小平在会见中还提到另一些问题。他很高兴美国现在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是他早就主张过的。他认为各国应当向阿富汗提供帮助，使其成为苏联的泥潭，就像他在边境牵制住越南人一样。他婉转地提醒布朗中国在购买战斗机方面的兴趣，说：「我不会再提购买F-15或F-16战机的事」，但他补充说，「技术转移的范围太窄了」。[18-55]
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被选定回访华盛顿。耿飙在江西苏区、长征、抗战和内战期间一直在军队工作。1950年至1965年他担任过大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巴基斯坦和缅甸），任职时间长於其他任何中国外交官。1980年5月耿飙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以及万斯国务卿的继任者埃德蒙·马斯基（Edmun Muskie）会面，但他的主要东道主是国防部长布朗。他和布朗国防部长探讨了假如苏联从中东向印度洋和东南亚方向扩张，美中两国对苏联威胁作出有效反应的具体方式。耿飙的言论反映着邓小平的观点，他说，中国在边境一带成功牵制了60万越南军队，这既削弱了越南控制柬埔寨的能力，也阻止了越南控制马六甲海峡。
耿飙访美之行完成时，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开始起步，在战略问题上也有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些会谈也使中国後来有了向美国派出中国军事院校代表团和军事後勤专家的安排。美国陆海军高层官员也回访了中国。[18-56]中美两国的军队交流在1980年代迅速增多，包括中美国防部长的互访，美国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和武器出售，以及学术专家和考察代表团的互访。虽然这些互动无法跟美国与日本和南韩军事交流的层次相比，但双方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些交流因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戛然而止，直到20年後也未能完全恢复。
推迟军事现代化
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後，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军事现代化可以等一等。1979年3月19日，中国从越南撤军三天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看来，世界大战十年打不起来，不必那麽急。现在军队的数量也太大，首先要把规模缩小……不要项项都搞，要集中搞几项。」[18-57]邓小平眼光长远，但他或许还是低估了中国现代化所需的时间，尽管中国发展迅速。他谈到要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
然而军队高层并没有那麽多耐心。很多人自1950年代以来就等着获得现代军事装备，而他们屡屡失望，先是因为大跃进和文革，现在则是因为邓小平要先搞民用经济。邓小平必须对失望的军官一遍遍作出解释，为什麽首先发展民用经济、再搞军事现代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邓小平有资深的军人背景，因而他大概是当时唯一一个具有权威、决心和政治技巧并能以此避免这些军官对政策发起严重抗议的领导人。
在1979年和1980年初这个关键时期，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身边是一群既对过早退休的前景不快、又对新武器研发将被拖後的消息不满的将军们。此後，接任总参谋长一职的杨得志，也接过了继续解释为何要推迟军事现代化先搞好民用经济的责任。杨得志承认：「广大官兵……希望迅速改变我们的经济、军事技术和装备落後的状况……这种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国防现代化迅速取得很大进步是不可能的。」[18-58]曾短暂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耿飙和1982年被邓小平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张爱萍（1975年後一直主管军事科技工作）也得向不满的军队干部解释邓小平的战略。张爱萍在1983年3月说得直截了当：「军队要考虑其他部门的需要……把预算严格控制在有限的资金所能允许的范围以内。」[18-59]
因此，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一直在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尽管中国的数据不完整——因为它不包括军事工业的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但根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18-60]1980年代，中国购买外国武器的花费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台湾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口却分别是越南的20倍和台湾的50倍。[18-61]此外，考虑到1980至1989年的通货膨胀为100%，美国分析家估计这十年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增加了30%，但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了的。[18-62]
邓小平的军队领导班子
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他对自己未被任命为总理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但他认为在制度上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十分重要。1980年12月华国锋靠边站後，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位使他对军队事务掌握着无可挑战的控制权。1987年邓小平放弃了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直到1989年秋天才把它转交给江泽民。
邓小平选拔党政官员时任人唯贤，不管他们的来历、亲疏或是由什麽人推荐。对军队高级职务他也是选贤任能，但个人忠诚也同样重要。军队中最可靠的人际关系是内战时在同一野战军服役的战友关系。就像林彪用了很多四野的人担任军队最高职务一样，当邓小平在1980年能为各军兵种任命自己的班子时，11个大军区中有5个司令员是他在二野的同志，包括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18-63]邓小平在担任最高军事首长期间一直依靠自己过去的部下。1980年代後期的中央军委六名非文职成员中有一半是二野的人，包括国防部长秦基伟和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另外三个位置中三野和四野各有一人。[18-64]邓小平在1988年授衔的17名将军中有10人来自二野。
担任军队关键职位的，即便不来自二野，也是对邓小平抱有个人忠诚的人。华国锋正式卸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1980年12月）後，邓小平任命杨尚昆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也是四川人，比邓小平小三岁，1956年到1966年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与邓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长久以来达成的信任使他与邓交往自如。杨尚昆在1982年9月被提拔为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实际上成了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的代言人，他代表邓小平的观点，向邓小平汇报军委其他成员的看法。邓小平相信杨尚昆能管好军队，这使他得以脱身去处理其他问题。
1980年2月，邓小平完成权力过渡、任命了自己的人以後，遂辞去总参谋长职位，将军队的日常工作交给了杨得志。杨得志在攻打越南时曾指挥昆明军区的军队，对邓小平忠心耿耿。1982年邓小平任命张爱萍担任国防部长；由於林彪坠机後国防部长一职的权力被削弱，又任命张担任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5年张爱萍在邓小平手下工作时曾经卓有成效地搞过军事科技计划。他对高技术武器研发的战略意识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使他成为为中国军队遴选重要项目、为高技术研发打基础的最佳人选。
扩大国防战略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国防战略，严重依赖於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人民战争」是指动员地方民众骚扰和消耗装备更精良的入侵之敌，这在抗战时期曾被有效地用於对付日本的长期占领。它也使苏联在1969年进攻中国时不敢长期占领，而且确实仍是让苏联不敢再发动进攻的一种有效方式，从而使苏联进攻的可能性变得更低。由於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毛泽东不能指望在所有领域实现军事现代化，所以他把资源集中用於他认为最关键的领域：导弹和核武器（中国於1964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试爆第一颗氢弹）。[18-65]毛给自己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不大的核武器库，它在数量和技术质量上都无法与美国或苏联相比；还有一些中程导弹和卫星技术（中国在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卫星）。[18-66]导弹、卫星和潜艇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普遍受到保护。[18-67]尽管如此，中国的军事技术在文革时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大大落後於互不示弱而有巨大军事投入的美国和苏联。
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在远端战机和导弹上取得的进步，使毛泽东从边境迁往内地的「三线」工业顿显其防御能力不堪一击。但和过去的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相信即使敌人拥有占优势的军事技术，「人民战争」和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降低中国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也要针对苏联的技术进步作出调整。[18-68]邓指示中国军队要作好准备，打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由淮海战役的功臣、後来领导研发先进武器的粟裕於1977年提出。在1980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18-69]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在1981年6月比较具体地阐述了「现代条件」的含义。在受到全面军事入侵的情况下，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要用人民战争去消耗敌人。但是宋时轮说，还要有另外一些对策，因为中国不能放弃城市，也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长的供应线、对工业基地的保护、陆军和空军等多兵种的协作、更强的专业化。因此，（1）解放军要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使其无法深入中国腹地；（2）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军在内的多兵种对抗敌人；（3）要准备保护战场之外漫长的後勤补给线；（4）军队应当放弃毛泽东时代由政委承担的政治工作，把这些工作移交地方，军队只集中精力完成军事任务。这些分析并不是由邓小平提出的，但是他支持解放军为了适应这些「现代条件」，而对现有指导思想、体制、训练和徵兵方案进行调整的努力。[18-70]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没有参加美国与苏联的专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的那些关於如何阻止核战争的复杂讨论和计算。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赴国外攻读西方战略思想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陆续回国，开始向国内介绍这些更加深奥的新知识。自从发展出核武器以後，中国一直在计划获得二次打击能力。随着新知识的引入，现在他们拓宽了思路。中国不再只强调「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18-71]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儿继承下来一支海军，它规模很小，而且已经完全过时。1975年邓在毛手下主政时，苏振华领导的海军提出过一个新的发展计划。1978年之後，由於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无烟煤、和铁矿石进口的大幅增长，中国的计划干部开始更加关心保障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中国还开始了在渤海湾和南海扩大海上能源的勘探，这使得保护有争议海域的勘探成为必需。[18-72]但是当中国开始考虑发展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能力时，邓小平却要求有所节制。他在1979年7月对海军干部的讲话中，仍对发展海军的计划作了限制，他说，海军的作用是防御性的，旨在保护中国近海，中国没有任何称霸的野心。[18-73]
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1980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後开始部署。中国早在1958年就开始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1982年成功试射了第一枚潜基弹道导弹。[18-74]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度的规模进行。[18-75]邓小平时代结束後，针对李登辉总统1995年试图搞台独的举动，此类研发和生产的步伐愈发加快。
1984年之後，由於苏联在阿富汗越陷越深，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让它不堪重负，中央军委正式表达了邓小平本人早先得出的结论：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很低。邓小平在1985年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他对全球性威胁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他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发动大战，但不用担心，它们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18-76]这使邓小平可以继续压低军费开支，把资源用於发展民用经济。
尽管与超级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担心，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日本、印度、越南、南韩和欧洲加强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因此解放军要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与和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相比，中国的军力更适合应付这一类冲突。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後从11个减为7个，它们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军事战略家在制定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所偏爱的速决战。他们仔细研究了其他国家运用这种战略的经验，尤其是英国在福克兰群岛的作战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快速反应可以使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来不及对结果作出反应。[18-77]
精简军队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确立领导地位後不久，向中央军委常委说明了他对军队问题的整体看法。他说，军队面临四个问题：第一，「消肿」；第二，改革体制；第三，训练；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的钱用於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18-78]
中共领导层早就在考虑为军界和政界的高级干部规定强制性退休年龄，但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制度。邓小平说：「要有退休制度……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18-79]退休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干部没有任期限制，并且他们因为「对革命的贡献」而觉得自己理应享有这样的待遇。虽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18-80]实际上，邓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继续从事着他在1975年开始的工作，让干部制订新的裁员编制表，然後落实政策，堵上那些精明的干部可能为规避政策而发明出来的漏洞。他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工作。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老干部保留他们在军队中享有的很多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收入。邓在1982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後，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1985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将解放军裁员100万，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在冲突中处於劣势。邓小平回答他们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了使部队有效地作战，缩小规模也是必要的。[18-81]但是他要保留很多召之能战的老兵作为预备役部队。大规模的军队裁员始於1985年，到1988年基本完成。从1980年到1989年，地方单位在上级的要求下总共为154万名军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职位。[18-82]1982年农村公社制度的终结，使很多过去能为复员军人提供机会的职位也随之消失。[18-83]为了帮助复员军人就业，邓小平提出由军队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使军人退役後能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18-84]
为了给复员军人找到就业机会，邓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训课程。他在1980年3月对中央军委常委说：「我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麽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18-85]邓小平还继续他在1975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顶级的院校是1985年9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於培养有前途的军官。1980年3月邓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说，「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但是与美国和苏联军队相比，中国针对高技术战争开展的部队培训计划仍处於早期发展阶段。[18-86]
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邓小平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时，深知生产大多数军用装备的地方工厂和直接受军队控制的军工企业都是靠政府财政过日子。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无法生产能够与先进的军事大国相媲美的武器装备。因此他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并对另一些工厂加强监督使其提高效率。
为达到这些目标，邓小平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邓甚至在三中全会以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18-87]新政策要致力於满足受到抑制的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那些原本可能会下岗的人继续提供就业岗位。
这些企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反映在大量工厂的关闭上：从1979年到1982年，接近一半的地方军工企业要麽关门，要麽开工率大幅降低。[18-88]1980年代後期仍在开工的企业成功地转向了民品生产，尤其是电子消费品，但也生产其他各种商品，如钢琴、冰箱、洗衣机、婴儿车、猎枪，甚至客机。[18-89]为了使军工企业对市场作出更好的反应，很多企业获准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营利性公司。[18-90]1978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占其全部产值的92%，民品只占8%；到1982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66%；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20%。[18-91]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发展民用经济。例如，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军用机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海军港口可以军民两用。随着新政策的落实，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1985年到1990年，军队企业的产值增长了700%。[18-92]
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业。军队的国营农场受到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在市场形成後把其部分产品在地方食品市场上出售。由於军队占用着数量可观的土地，它们也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和其他政府单位或企业，甚至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当外国公司寻找设厂地点时，很多部队农场用它们价值不菲的地产作为资本入股，成立可以得到西方技术的合资企业。[18-93]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离退休人员也可以获得住房补助和其他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18-94]这些新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官兵也成为邓小平改革的受益者。
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处於中国腹地的工厂运输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让它们变成能够在开放市场上与沿海企业竞争的营利性企业。1978年时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位於内地的「三线工厂」，这是当年毛泽东为降低受到外来攻击的威胁而迁过去的。现在中国已经与各国建立了和平的关系，有些工厂、或至少是工厂的一部分，获准搬回沿海地区，这使它们不但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业机会、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式。[18-95]例如，为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内陆工厂在深圳成立分支机构生产收音机、电视机、计算器以及其他内销和外销的电子消费品，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国技术、打入民用市场，还可以把新技术转移到仍留在内地的工厂。
在1978年，中国的军事技术远比民用技术发达，但是邓小平很关心技术军转民的「溢出」作用，也关心国外发达的民用技术如何向中国的军事工业「溢入」。例如，邓小平很想学习日本二战後如何迅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18-96]但是他也从日本的经验学到了利用「溢入」效应。1978年6月28日至29日，他建议中国学习日本在二战後对造船技术的利用：日本通过生产过程的转型在民用船舶制造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使之後的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够为海军建造现代军舰。[18-97]
1982年中共十二大後，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分，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1985年以後有助於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十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後成立的。
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制订科技规划相对容易，然而向国际民用技术开放所导致的复杂性却要求全新的更为广泛的协调能力。1982年一个新的机构「国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为规划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全面协调。1986年又制定了「863计划」，协调民用和军事先进技术的研发。[18-98]
1980年代军队运作的商业化是个混乱无序的过程，它对试图控制这一过程的官僚机构而言无异於一场噩梦。但它最终也带来了邓小平所设想的很多好处。它减少了军队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满足了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改善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民用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被应用於改进军工生产。尽管如此，这仍然仅仅是个开始。虽然邓小平在1980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的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的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於自身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及其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後，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尽管有很多解放军企业以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在改革开放早年成立的合资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少数企业後来还成了世界级的国际公司。
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看到，外国的军事技术在1980年代取得了多大进展、中国已经变得多麽落後，而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却限制军事预算，将资源转向民用经济。但是，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
然而，在1995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总统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足以促使中国必须作好军事准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中国需要阻止美国的军舰、飞机和军队接近台湾，以增加美国武力干涉的成本。从1995年开始，由於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军费的增加远高於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於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於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既不是这一过程的启动者，也没有为他的接班人制订建立现代军队的计划；但是他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於军事现代化。
[18-1]作者感谢以下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的意见：Kenneth Allen, Dennis Blasko, John Corbett, Andrew Erickson, David Finklestein, Taylor Fravel, Paul Godwin, Ellis Joffe（已故）, John Lewis, Nan Li, David Shambaugh, Eden Woon, Larry Wortzel, and Xue Litai。对中国军队的一般介绍可参见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全面评估见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对80年代中国国防的一般介绍见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有关中国军队的一般性著作见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7年7月23日，页164–165。支绍曾、雷渊深：〈中央军事委员会〉，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18-3]SWDXP-2, p. 75.
[1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1977年8月23日，页62–6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417–419。
[18-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977年8月23日，页53–72。
[18-6]见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2).
[18-7]参见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18-8]SWDXP-2, pp. 75–79.
[18-9]SWDXP-2, p. 74.
[18-10]《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978年3月20日，页95。
[18-1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979年1月2日，页144–145。
[18-12]这些数字引自Ji You,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I. B. Taurus, 1999); http://www.chinatoday.com/arm/index.ht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10; “The ‘Inside Story’ on the Reduction in the Size of the PLA,” Wen Wei Po (Hong Kong), April 29, 1987; Ellis Joffe, “Radical Reforms Underwa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9, 1985; John D. Friske, ed., China Facts and Figures Annual, vol. 17 (1993) (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93), p. 61.
[18-13]Harlan W. Jencks,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20, no. 10 (October 1980): 965–989. 越南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见Henry J. 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pp. 217–240;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ocuments on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1979 (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9): 3–100; and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ocuments on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1979 (I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9): 3–116. 对这场战争的政治视角的比较，可参看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pp. 119–143。
[18-14]Edward C. 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Chinese Cadres and Conscripts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1978–1981,”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p. 132.
[18-15]邓小平在总结这场战争的讲话中说，他们在筹划战争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苏联可能的反应；他们的判断是，苏联介入的可能极低。见〈邓小平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16日，未公开的讲话，藏於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8-16]John Wilson Lewis and Litai Xue,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7–133.
[18-17]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Vietnam,”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no. 3 (Summer 2010): 3–29.
[18-18]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99, 106–109, 171.
[18-19]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对这场战争的概述见Edward C. O’Dowd and John F.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en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pp. 353–378.
[18-20]与Mark Mohr 2007年10月的通信，他当时是国务院官员，也是曼斯菲尔德与邓小平会谈时除黄华外长和译员冀朝铸之外唯一在场的人。
[18-21]Lewis and Xue, Imagined Enemies, p. 127.
[18-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年底、1979年1月2日，页459–460、462–464。
[18-23]Michael Leifer, “Kampuchia, 1979: From Dry Season to Dry Season,” Asian Survey 20, no. 1 (January 1980): 33–41.
[18-24]King Chen, “China’s War against Vietnam, 1979: A Military 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1983, pp. 1–33; 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18-25]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63.
[18-26]Xiaoming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A Re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4 (December 2005): 866–867.
[18-27]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 228; 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14–132.
[18-28]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65–166. 关於弱点部分，详见Lewis and Xue, Imagined Enemies, pp. 132–133;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pp. 869–874.
[18-29]2006年秋天在北京的采访。
[18-30]作者感谢Michael Lampton，这是他当时在北京的观察。
[18-31]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669–670.
[18-32]James C. 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Military-Business Complex, 1978–1998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p. 53. 国防开支每年大约增长10%，但1979年因对越战争增长了559亿元，大约比平均年份多出近50亿元，前者占全年军费预算的四分之一。1978年的国防开支是1678亿元，1979年2227亿元，1980年1933亿元。对越战争的额外支出由南部的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承担。数据见财政部长张劲夫在1979年6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关於1978年决算和1979年预算的报告，见“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9 (September 1979): 661–663；以及财政部长王丙乾1980年8月30日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所做的财政工作报告，见“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4 (December 1980): 799–802.
[18-33]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7.
[18-34]《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
[18-35]对解放军学到的教训的说明，见O’Dowd and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pp. 353–378.
[18-36]1978年2月16日杰克逊参议员会见邓小平时。（出自2010年10月与Dwight Perkins的通信，他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18-37]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 101.
[18-38]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pp. 867–888.
[18-39]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79–184.
[18-40]Meeting with Vice President Mondale, August 27, 1979; 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
[18-41]SWDXP-2, p. 92–93.
[18-42]他在许多场合都说过同样的话。例如在1980年1月16日一次中央干部工作会议上，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页165。
[18-43]Huang Hua,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8), p. 294.
[18-44]沈志华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页406–407。
[18-45]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2.
[18-46]沈志华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页408。
[18-47]沈志华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页408–411。
[18-48]SWDXP-2, p, 224–226, January 16, 1980.
[18-49]SWDXP-2, p. 270, March 12, 1980.
[18-50]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页21–28。另参见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 291。
[18-51]正如前面提到的，邓小平愿意采取主动以减少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仍然坚持为全面恢复正常关系苏联必须离开阿富汗并从中苏边境撤军，越南也必须离开柬埔寨。这些条件直到1980年代末才成熟。见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
[18-52]正如前面提到的，邓小平愿意采取主动以减少冲突的危险，但是他仍然坚持为全面恢复正常关系苏联必须离开阿富汗并从中苏边境撤军，越南也必须离开柬埔寨。这些条件直到1980年代末才成熟。见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4.
[18-53]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4]Memco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 1/8/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Brown (Harold) Trip file, box 69,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5]Memco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 1/8/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Brown (Harold) Trip file, box 69,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6]Memcon,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Vice Premier Geng Biao, 5/29/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 Memcon,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Dr. Harold Brown and Vice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eng Biao, 5/27/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 Memo, Brzezinski to Carter, Summary of Dr. Brzezinski’s Conversation with Vice Premier Geng Bi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29/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7]《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页154–155、168–174。
[18-58]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58–59.
[18-59]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60–61.
[18-60]Information Office, State Council, 2008 nian Zhongguo guofang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in 2008) (Beijing: January 2009), appendix 5, at http://www.gov.cn/jrzg/2009-01/20/content_1210075.htm, accessed April 9, 2011.
[18-61]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40–344.
[18-62]Robert J. Skebo, Gregory K. S. Man, and George H. Stevens, “Chinese Military Capabil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 665.
[18-63]Cheng Li and Scott Harold, “China’s New Military Elite,” China Security 3, no. 4 (Autumn 2007): 79. 对政治接班的一般论述见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2). 对野战军人事背景重要性的介绍，一本早期的全面研究是William W. Whitson, with Chen-hsia Huang,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18-64]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72.
[18-65]Morton H. Halperin, China and the Bomb (New York: Praeger, 1965).
[18-66]Evan 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Ag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67]但是邓小平在1975年必须解决负责导弹和航天工业的七机部的派系斗争，见Ibid.；另见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页87–112。
[18-68]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对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行动的论述见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18-69]M. Taylor Fravel, Active Defense: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8-70]Ellis 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2 (December 1987): 555–571; Harlan W. Jencks,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Wishful Thinking, National Suicide or Effective Deterr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June 1984): 305–319; Paul H. B. Godwin, “Mao Zedong Revisit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1980s,” in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pp. 21–40. 另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Confidential Intelligence Report 1205-AR, December 6, 1985, available in DNSA.
[18-71]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85–86; Godwin, “Mao Zedong Revisited.”
[18-72]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pp. 568–569; John Wilson Lewis and Litai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exander C. Huang, “The PLA Navy at War, 1949–1999: From Coastal Defense to Distant Operations,” in Ryan, Finkelstein, and McDevitt, Chinese Warfighting, pp. 241–269.
[18-73]《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979年7月29日，页161。
[18-74]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p. 565.
[18-75]发展核潜艇和潜基弹道导弹计划的具体内容见Lewis and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18-76]SWDXP-2, p. 284.
[18-77]Skebo, Man, and Stevens, “Chinese Military Capabil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p. 663–675.
[18-78]SWDXP-2, pp. 269–275.
[18-79]SWDXP-2, pp. 269–275.
[18-80]《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980年10月15日，页179。
[18-81]SWDXP-2, p. 284.
[18-82]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页7。
[18-83]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124.
[18-84]SWDXP-3, p. 104–105, November 1, 198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4年11月1日，页1011–1012。
[18-85]SWDXP-2, p. 271, March 12, 1980.
[18-86]SWDXP-2, p. 271, March 12, 1980. 对1980年代军队教育的一般介绍见William R. Heaton,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Godwin,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p. 121–137; Dennis J. Blasko, Philip T. Klapakis, and John F. Corbett, Jr., “Training Tomorrow’s PLA: A Mixed Bag of Trick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488–524.
[18-87]《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页130。
[18-88]Lewis and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p. 100.
[18-89]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pp. 91–104.
[18-90]John Frankenstein and Bates Gill,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Defence Indust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394–427.
[18-91]Tai Ming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dern Defense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6. See also Frankenstein and Gill,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Defence Industries,” pp. 394–427.
[18-92]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 57. 这个时期的大趋势见pp. 50–77。事实上，对所有这些活动难以进行监督，尤其对於基层单位，因此并不存在准确的数字。
[18-93]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94]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pp. 59–63.
[18-95]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82.
[18-96]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82;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p. 60–63.
[18-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年6月28–29日，页334–335。
[18-98]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p. 5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