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邓小平的治国术
邓小平无法忍受令毛泽东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13-1]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学生们确实要学习邓小平的政策，也会引用他的名句，但并不需要花时间背诵他的语录。
然而，尽管不搞崇拜、也没有令人敬畏的头衔——他的职位不过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却对权力的各个重要层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运用个人声望，大胆地创建了一套运作良好的体制，把一个国家建设得强大繁荣。他究竟是如何取得这一惊人业绩的呢？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麽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权力结构
邓小平在宽街的家中办公，那里地处中南海东北方向，到中南海驱车用不了十分钟。随着听力渐差，他很难参加会议。他的听力问题是由无法治癒的神经退化疾病和不时出现的耳鸣所致，这造成了神经性失聪和耳内异响。[13-2]他的听力在1980年代後期恶化，讲话者必须对着他的左耳大声说话。这也使邓小平认为，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会议划算。他更喜欢读会议报告、听机要秘书王瑞林讲述会议的情况；王瑞林代表邓小平出席会议，跟其他高官的机要秘书会面以了解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八点用早餐，九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十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覆。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乾净整洁。
陈云要求自己的机要秘书每天为他选出五份最重要的材料，邓小平则要浏览所有材料，以便自己决定哪些需要仔细阅读。读过材料并对其中一些作出简要批示後，他把全部文件交给王瑞林和卓琳，由他们把他圈阅或批示过的文件转交相关干部，再将其余文件归档。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对一些文件他简单地写上同意，还有一些文件他会送回，要求作进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
在上午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20到30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後，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与他们一起用餐。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於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後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情况以便亲自制定战略。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干部认为毛远新刚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解释毛泽东的意见时，往往用自己强烈的成见去渲染甚至补充毛泽东要他向其他干部传达的意见。王瑞林对任何事关党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释，尽管他与邓小平悠久的关系使他更像是邓家的一员。王瑞林不添油加醋这一点对邓小平来说很重要。有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使外界准确知晓他的想法，邓小平会写下主要观点，让王瑞林传达他的书面意见。
总书记胡耀邦是党务的执行官，总理赵紫阳则是政府事务的执行官，他们将所有重要问题交邓小平最後定夺，但多是以书面形式，很少亲自面谈。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例会（但主要是书记处会议），赵紫阳主持国务院的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这类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但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後决定时，邓小平会考虑政治气候和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虽然他做事独断而果敢，其实也受到政治局成员中的整体政治气氛的限制。
1980年，政治局由二十五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其核心——即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会——有七名成员。一般认为，政治局中较年轻的成员是政治局常委的潜在候选人，常委会的成员是从政治局委员中产生的。[13-3]1980年代初的政治局常委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年迈的叶帅很少参与实际工作。陈云和李先念只在大事上表明意见，党的日常决策权主要掌握在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手里。每个常委和一组特定的政治局委员有自己的办公室秘书，他们隶属於书记处，负责收集材料、起草讲话、处理文件，并充当常委和其他高官之间的联络员。即使观点不同，邓小平治下的政治局是个相对有纪律的组织，能够听从他的指示。
华国锋担任党主席时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的例会，邓小平则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赵紫阳问他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麽？」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要比把一两个领导干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旧组织更容易控制权柄。中央书记处恢复後，成了一个处於他明确控制下的全新机构。邓小平把这个为全党提供最高领导的新神经中枢安排在中南海北门内，让他亲自任命的胡耀邦领导党的日常工作。政治局成员在书记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在这里召开例会。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一个更大的行政单位，负责起草和传达文件，处理北京党中央各单位和省一级党委的来往，书记处则要小得多，它只为最高领导服务，就像一个党的内阁。
胡耀邦主持书记处的会议。虽然胡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但邓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後，常委会很少开，政治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会。赵紫阳作为总理也会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不亲自与会，而是让他们的机要秘书代为参加。机要秘书对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了解，这一群机要秘书可以进行坦率的交流，避免了领导人本人因排名、权力或面子等顾虑而可能引起的问题或尴尬。
邓小平的见解有助於形成共识，但在书记处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会作出最後决定。一旦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书记处就会拟出文件在常委中传阅。常委们会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或是作出简短批示。在後一种情况下，文件会送回书记处进行又一轮修改。最後，由邓小平「拍板」批准一项决策或文件的最终措辞。
数位高层官员，其中大多是接近政治局级别的，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与秘书不同，他们都有管理权。政治局成员以及这些书记处书记下面都有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不同系统的工作。[13-4]比如彭真领导着管政法的领导小组，万里领导着管农业的小组，宋任穷的小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组管工业和运输项目，杨得志的管军事，胡乔木的管党史和意识形态，姚依林的管经济计划，王任重的管宣传，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贸和投资，彭冲的管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周边）的工作。[13-5]
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会不同意邓小平的决定，偶尔也会因为邓不跟他们商量而生气。最初，邓小平不得不与陈云的观点角力，因为陈比他懂经济，且陈的意见在其他领导人中享有很高权威。在军事领域，叶剑英退到一边之後，邓小平再也感觉不到还有谁的意见能对自己有所制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尽管在具体事务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於专家。即便其他领导人不同意邓小平作出的决定，他们也会遵守党纪，不会公开表达异议。
邓小平可以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随意交谈，他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则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单独会见他们。胡和赵有相当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恰当方式处理公务。邓小平通过他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借助於王瑞林的补充，去了解他们的观点。
邓小平偶尔也跟与他年龄相近的老干部见面，如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与这些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这个由多年知交组成的小团体有着高度的个人信任，使邓小平能够对政治气氛和人事问题作出更可靠的估计。邓小平与杨尚昆有着特殊关系，他们同为四川人，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是邓小平和军队之间可靠的联络员。邓小平与给他写讲话稿和起草文件的笔杆子，尤其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也有着比较随意的关系。相比胡耀邦和赵紫阳，邓与他们交往时更为轻松。
邓小平用不少时间准备每年的中央全会，因为这种会议能在二百多名中央正式委员和一百多名候补委员中统一思想。他用更多时间准备每五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使人数更多的党代表统一思想。在筹备这些重要会议时，邓小平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议程，然後让他们和胡乔木等人一起领导文件和讲话的起草。对於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发表之後通常会进行新一轮的编辑加工，作为能传之久远的历史档案收入他的文选。
像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邓小平一般会去较温暖的地方住上几周。夏天他会去海滨城市北戴河避暑，那里是高层领导人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交谈的地方。但是对邓小平来说这些「休假」其实也是处理党务的机会。例如，1984年他在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过冬时，肯定了它们取得的成就，把它们确定为沿海发展的样板（见第15章）。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邓小平视察上海等地，推动了加快上海市发展的计划。
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议。他的大多数电话都由王瑞林处理。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别人口头通报情况，虽然部下们可以看出他对来访者的近期活动有一定了解。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後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他关注新闻，对体育也有兴趣，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都不怎麽闲聊。[13-6]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13-7]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提纲，而能讲得条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提纲就是关於他讲话的主题以及他所要诉诸的对象。1985年过了80岁以後，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写、编辑和陈述的长篇讲话。除了包括1992年南巡讲话等少数例外，他的讲话不再被加工成有标志意义的长篇文件。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於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後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与毛泽东不同，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於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13-8]毛泽东性情多变，而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则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
治国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作为有12年戎马生涯的军事领导人，邓小平很看重权威与纪律。置身高位、参与治国後，他更看重国家的权威，因为他知道自鸦片战争後的一百年里，中国领导人在维护治国所需的权威上是多麽艰难。1950年代担任领导人时，他对毛泽东神一般的权力有亲身感受，他知道这种权力能成就什麽。然而他也看到，当这种权威在文革期间被消耗掉之後，再想做成事又是多麽困难。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於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邓小平就像中共领导层的其他同事一样，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在学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断接受宣传，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之理解为何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而这种「教育」，需要辅之以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对於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後果的惧怕。
邓小平知道，他绝无可能让群众对他产生像对毛泽东那样的敬畏。但是，他对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威也心中有数。他在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已经享有个人威望，其基础是他有50年担任中共领导人的资历、他过去的功绩、毛和周曾把他作为可能接班人的培养，以及他为国家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为维护自己的权威，邓小平必须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义为「实事求是」而被人们接受，还作出了承认毛泽东1958年以後所犯错误的党史决议。这样一来，即便他在某些问题上背离了毛的观点，邓小平也足以维持自己的权威。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作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可以加强党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地位，这种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当1983年至1984年经济迅速平稳发展时，邓小平的权威几乎不可撼动。当经济问题严重时，例如1980年代後期，中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社会上人心惶惶，邓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损。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治国原则，但是披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作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治国模式的基本原则：
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
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而当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就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扞卫党的地位。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共的尊严。如果他断定某些批评危及中共的尊严或伤及他的领导地位，他会严加限制。如果批评得到很多人的回应，他会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作出坚定的反击。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会公开迫害批评者，但是对於他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软。他支持判处江青死刑，他把魏京生这种批评者投入监狱。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作出过贡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後来邓允许他们出国，但禁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国。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准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的准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牢牢掌握军队。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後，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的整个时期，他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邓小平任命真正效忠於他的人——他过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类关键职务，他们反过来又能保证没有任何异议团体敢於挑战他在党内的权威。
得到群众的支持後，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後，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後，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规避罪责。如果邓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问题，通常要由下属来承担罪责，就像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级干部身上一样。在一个最高领导层的纪律仍然严重依赖个人权威的国家，邓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级干部一样，认为有时必须丢卒保帅。在某些极端形势下，为了完成当前的任务，他也会拿自己的权威冒险，例如1979年攻打越南的情况。但是一般而言，下属是被指望为错误扛起罪责的。某些关键问题哪个下属直接牵涉，就由谁来担当罪责。
根据长远目标作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後，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於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後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采用有助於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邓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拥护，他就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争取到广泛支持。他培养和聘用专家，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取代上了年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简吞噬着推动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党政军臃肿的官僚队伍。邓小平为减少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因为这一政策受到不愿退休者的强烈抵制。邓小平也认识到，很多新的计划必须逐步加以实行。他知道提高教育水准需要数十年时间，他必须为实现每一个目标定出标准。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他知道，强迫那些在革命中打过仗的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愿意动用有限的财政，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闲设备，一些高干甚至可以继续使用公车。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後，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
邓小平大大扩展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得到深造的机会，提高了学者的地位，允许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城。他很快就设立了计划，使445万工作素质有待提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得到再培训；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把档案存放在那里，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13-9]
邓小平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1981年文革後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邓小平不认为在1978年就能预见到哪些制度最有利於中国的现代化。他授意赵紫阳成立研究机构，研究各地采用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如果试验取得成功，他会鼓励人们尝试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邓小平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十分重要。在大跃进期间，浮夸报告使灾难变得更加深重。邓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後再对它的真实性作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他实话实说。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邓小平不但避免夸大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尽量降低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对短期内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他接受专家的劝告，中国不应急於发展大型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轻工业。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陈云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12年的刘伯承相似，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於「举轻若重」的人。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後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推进、巩固、再推进。邓小平认为，对於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後等待事情得到巩固後再继续向前推进。[13-10]例如，为了使华国锋下台更加顺利，邓小平分几个阶段施加压力，在继续推进之前让其他人作出调整。1980年代初他认为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未到，但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限进展，直到苏联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愿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邓小平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因深刻的内在冲突而饱尝痛苦的国家。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地主被消灭，连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此外，这些斗争遍及每一个村庄和工厂，这意味着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
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算账」的欲望。他经常利用自己身居高位的资格，鼓励人们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专心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後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邓小平指示说，对文革可以作一般性的公开讨论，但不要纠缠於细节，这只会揭开伤疤，加重过去的敌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报。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都平了反，但邓小平建议，给他们恢复工作时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让过去的斗争死灰复燃。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派的抵制。党内很多保守的领导人害怕出现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当毛泽东时代被迫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时，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担心他们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由於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以免造成大批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八个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这被解释成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个体户便如雨後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得到陈云的同意後说，「看看再说」。最初企业主对雇七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并不干预，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员加工的十分着名的瓜子品牌。「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麽，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3-11]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作出一点不屑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後，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後付之一笑。（事实上，有些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於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後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後，政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於使他的计划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此外，在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邓小平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作出解释，讲明大局和行动的长期目标，而不是直接命令。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一些下面的干部认为，选择跟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作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同乡或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於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研究和营造「气氛」。邓小平作为头号领导人，在政策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他也受制於北京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於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问题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高层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因此即便高层干部也不易搞清楚，什麽时候其他人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怀疑，从而确信需要作出改变，例如1978年底对华国锋及其政策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由於高层干部在重要政策问题上从不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设有办事处，这些干部要窥探可能发生政策变动的迹象，猜测省里正在考虑采取的某些行动是否会被认为正确或至少可以容忍。即便是邓小平，为了把握这种气氛，不但要依靠阅读各种材料作出敏锐判断，还要依靠敢於向他说出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人，如邓力群、杨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过於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布的经济结果会影响到有关现行经济政策和对其负有责任的干部的评价。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小平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以推广。
不消说，对於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将来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较保守，一些人比较开明或包容。邓小平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麽，他在提出重大创意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於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13-1]SWDXP-2, p. 329.
[13-2]据耳鼻喉科专家Dr. Samuel Rosen的诊断。这是2010年11月我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那里获悉的。
[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关於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名单，见每年的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 1979–present)。对於这些机构功能的总体概述，见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关於晚近发展的情况，见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2010)。
[13-4]关於「系统」（xitong）这个概念〔又见本书第3章的注38。——中文版编者注〕，即「垂直功能等级体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见A. Doak Barnet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 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参见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
[13-6]2006年8月、2007年7月与吴明瑜的交谈，他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之一。
[13-7]2002–2006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13-8]对邓小平部下的采访；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 1965): 46–60.
[13-9]汪文庆、刘一丁：〈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访原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百年潮》，2007年第5期，页42–47。焦善民时任国家人事局局长。
[13-10]这是Leonard Woodcock的观察，见LWMOT。
[13-11]SWDXP-3, p.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