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向美国敞开大门：1978–1979
1977年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作为政治局常委正式恢复工作一个星期以後，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邓小平希望能在任职的几年内完成一些大事，而这次会见的时间安排便反映出他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看作重中之重。作为党的主席和总理，华国锋在邓小平与万斯会面後的次日也接见了万斯，但是美国官员知道与邓小平见面才是重头戏。
自从尼克逊1972年访华以後，中国一直期待很快就能和美国建交，然而美国政治总是横生枝节，这已经让中国不耐烦地等了五年。被迫赋闲在家18个月後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特别希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且他有理由认为万斯的到访能够为此铺平道路。水门事件早已过去，占美·卡特总统在1977年2月约见了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他对黄镇说：「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关系正常化取得重大进展。」他还提出请黄镇看一场音乐会或话剧。[11-1]此外，在邓小平会见万斯之前，罗奈尔得·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到北京担任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他得到卡特总统本人的授意，要进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此前，当周恩来和毛泽东为改善中美关系而会见基辛格和尼克逊时，双方的动机都来自苏联的威胁。邓小平在1977年会见万斯时，其动机也同样来自苏联的威胁。但是邓小平在1977年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中国进行现代化。他知道，日本、南韩和台湾进行现代化时都大大得益於美国的科技和教育；他还发现，欧洲生产的很多产品，其专利都是掌握在美国的私人和公司手里，所以即便是来自欧洲的技术帮助，也需要有美国的合作。因此，为了与美国建立联系，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中美关系正常化是重要的第一步。
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邓小平希望，随着「共同防御条约」的终结，台湾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与大陆重新统一。不仅邓小平，很多美国官员也预期，这种情况会在几年内发生。
万斯的「开倒车」：1977年8月
邓小平对万斯的来访抱有很高期待，美国政治却再次从中作梗。卡特曾告诉万斯，要为与北京在关系正常化上达成协议打下基础，但是当万斯动身去北京之前同卡特见面时，卡特却表示，他担心《巴拿马运河条约》（以结束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控制权）会因得不到国会足够的支持而无法通过。如果把承认中国这样有争议的问题和巴拿马问题同时提出来解决，支持台湾的强大游说集团会在国会动员足够的反对力量，让《巴拿马运河条约》泡汤。因此卡特认为，有必要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先放一放，等到《巴拿马运河条约》有了结果再说。一旦巴拿马问题尘埃落定，国会对中美建交将会给予足够的支持。
万斯本人则认为，通过《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缓和美苏关系，在当时是比美中建交更为迫切的任务，此事也占用了他很多精力。在万斯看来，如果美国在完成《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之前就开始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将会触怒苏联，从而导致条约谈判的流产。再者，由於卡特并不急於进一步行动，所以万斯觉得应该试试看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能否为美国在台湾的官方存在方式这一点上争取到比中日建交时更好的条件。
在万斯抵达北京之前，中国对他可能采取的立场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迹象。依照中方惯例，黄华外长首先会见了万斯，然後将万斯的打算转告邓小平，再由邓小平与他讨论关键问题。8月21日在与黄华外长见面时，万斯解释说，美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但要在台湾保留一些政府人员。他还说，美国愿意看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万斯预计中方会感到失望，却没料到他们会如此愤怒。次日上午万斯再次见到黄华时，黄华长篇大论地痛斥万斯关於美国在台湾保留某种官方代表的提议，甚至说要「解放台湾」，这是在暗示大陆在必要时准备动武。[11-2]
当天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时，他首先以开玩笑的语气提醒万斯，他们最後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他马上就要第三次丢掉所有官职的时候。邓说：「我是个国际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为我的三起三落。」[11-3]万斯後来承认，邓小平在会谈中一直「表现着中国人的礼貌」，但他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对台立场。
邓小平在会谈中首先纵论国际政治大局，重点是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力量均衡以及双方在非洲、中东和东欧的相对力量。他集中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付苏联的挑战，二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自从1974年他批评基辛格搞缓和以来，就一直责备美国对苏联太软弱。他尤其不满美国从越南撤军後对苏联采取的被动姿态。[11-4]他指责美国关於苏联问题的第10号总统备忘录是在姑息养奸。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美国让苏联控制了德国的三分之一，其实是让它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这又对南欧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没有提到围棋，但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万斯，苏联已经在南斯拉夫布下棋子，也开始在奥地利布子，它还会在西欧其他地方布子。他对继续向苏联让步发出警告：「你们的结局将是敦克尔克。」[11-5]
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提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福特总统在1975年12月讲话的要点，另一份则是基辛格的一个声明。邓小平让唐闻生把文件的内容大声念给万斯听。在这两份文件中，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美国准备接受关系正常化的日本模式，在台湾只保留非官方代表。邓小平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现在占据着台湾，因此是在阻碍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他又说，美国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收复台湾，这等於是在干涉别国内政。在回答万斯关於美方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时，他对万斯说：「中国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邓小平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不过美国也要清楚，中国不会让这个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拖下去。[11-6]邓小平批评万斯想在台湾保留官方人员的建议，他说，这其实是要搞一个「不插国旗的大使馆」。[11-7]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仍想赖在台湾不走，中国也会等下去。[11-8]他最後说：「我只想指出一点，你们现在的设想是在开倒车……坦率地说，我们无法接受你的设想。但我们仍然寄希望於进一步的会谈。」尽管邓小平否定了万斯的立场，但当万斯在8月28日回到美国後，与他随行的官员还是想让美国公众对会谈有一个正面印象。他们对记者说，万斯成功地传达了美国的观点。记者约翰·瓦拉克（John Wallach）听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解释後写道：中国将在台湾问题上软化立场。万斯费尽心机，也未能阻止瓦拉克的这篇不实报道公之於众，而该报道随即引起了极大关注。[11-9]邓小平当然不想在台湾问题上示弱或容忍这种误解，他愤怒地驳斥了瓦拉克的报道，称之为一派胡言。
邓小平仍想在对美关系上取得进展，因此他又开始尝试其他途径。邓小平认为万斯不是一个好的谈判对象，因此他力求让白宫参与谈判，由布热津斯基做他的谈判对手。他还直接诉诸美国的媒体和国会，为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走出孤立状态，中国大陆在美国还没有能和台湾人竞争的游说团体。事实上，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几乎还没开始培养能够与国会或美国媒体打交道的人员。当时能够影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最佳渠道，就是邓小平本人。他充分运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9月6日，邓小平接待了一个以美联社行政总编凯斯·福勒（Keith Fuller）为团长的美国高级新闻代表团，其成员包括《纽约时报》的出版人亚瑟·苏茨伯格（Arthur O. Sulzberger）和《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萨琳·格拉姆（Katharine Graham）。
在内容广泛的讨论中，邓小平谈到了各种话题，从林彪和「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到派遣留学生接受先进教育、帮助中国摆脱落後状态的必要性，再到给予中国工人物质奖励的必要性。但是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把注意力集中指向台湾问题。他坦言，万斯关於台湾问题的提议是在倒退，中国无法接受。要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的军事条约，与台湾断交，并撤出驻台美军。中国将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不会接受外来干涉。[11-10]
9月27日，邓小平又接见了共和党领袖、後来当上美国总统的乔治·布殊。布殊在1975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邓小平对布殊重申了他向万斯说过的话，强调美国的对苏政策是姑息养奸的政策。《人民日报》的官方社论里又补充强调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头面人物已经忘记了慕尼克的教训。」[11-11]邓小平对布殊说，在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11-12]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Edward Kennedy）和亨利·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是关系正常化的赞成派，他们也受邀访问北京。邓小平在1978年1月4日对甘乃迪强调说，他希望中美双方能尽快达成一致。他再次重申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出北京所料，甘乃迪一回到华盛顿，便利用他和邓小平会谈一事，主张加快关系正常化的速度。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又会见了参议员杰克逊，杰克逊的对苏强硬路线与邓小平不谋而合。与此同时，邓小平和他的外交团队也在继续批评美国对苏联的姑息政策，批评他们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裹足不前。
伍德科克大使於1978年初短暂返美时，公开表示他对关系正常化没有进展已失去耐心。在他接受北京的职务之前，卡特曾经给了他好几个内阁中的职位，都被他谢绝了。他同意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能够推动美中建交谈判。1978年2月1日伍德科克在华盛顿对汽车工人联合会演讲时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明显的谬论」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全中国，其实它只能代表一个小小的台湾岛。伍德科克指责美国政策荒谬的言论被广为传播，让他开始担心自己有可能会惹恼卡特总统，因为卡特仍在担心与苏联进行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但是当伍德科克在演说不久後与卡特见面时，卡特私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他的看法。[11-13]
万斯担心的是，假如美国和中国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是否还能推动与苏联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与他不同，卡特断定他的政府既能推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能和苏联进行《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但是，另外一个潜在的障碍是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卡特政府中的一些人主张，美国应当对越南想与其建交的意愿作出回应，但是当时中越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张，因此看来美国只能在中国和越南中选择其一来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卡特平息了这个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批准了首先进行美中建交谈判。但是他担心台湾在国会的游说团体会让谈判泡汤，因此坚持谈判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谈判必须由白宫的一小批官员，而不是由国务院进行。为了准备建交谈判，卡特向北京派出了一名官员，此人对苏联的强硬立场以及加快美中建交的愿望与邓小平相同。这个人也正是邓小平最想要的谈判对象：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取得进展：1978年5月
1977年11月中旬，布热津斯基和他的中国问题助手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开始与中国驻华盛顿的代表探讨他在1978年初访问北京的可能性。他最初宣布，他访华的目的是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与中方进行磋商，而没有提到建交问题。[11-14]但是当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被告知布热津斯基的访华意愿时，邓小平马上回答说，中国欢迎他的到来。布热津斯基立刻着手准备行程；只要美方一作好准备，邓小平就会接待他。[11-15]1978年3月17日，即国会通过第一份《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当天，中国驻美联络处得到通知说，布热津斯基已在为出访作准备；4月19日，第二份、也是最後一份《巴拿马运河条约》签署後的第二天，布热津斯基便定下了出访日期。[11-16]卡特授权他为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铺路。从卡特总统的角度看，完成谈判的理想时间是1978年11月国会选举之後。他乐观地相信，成功签定了《巴拿马运河条约》之後，在与苏联达成《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和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达成正式协议这两件事上，他都能获得国会的支持。
当卡特总统私下告诉国会两党领袖，他打算与中国开始建交谈判时，他们均作出了正面回应，他们相信这样做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这个问题在政治上仍很敏感，正如一位国会议员所说，如果这个问题被公之於众，他将不得不持反对立场。[11-17]布热津斯基在北京的会谈中将这种担心告诉了邓小平，他说：「我想建议会谈秘密进行，不公布任何进展……这可以在我国减少一些政治麻烦。」邓小平回答说：「请放心，中国的保密条件要好於美国。」布热津斯基答道：「我认为阁下所言绝对正确，这也是谈判最好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举行的原因。」[11-18]
万斯本人虽然担心中美会谈会惹恼正与美国进行敏感的裁军谈判的苏联，但他是一位服从卡特指示的忠实官员。他让自己的手下起草了一个美中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方案。卡特总统在1978年6月13日收到万斯的这份备忘录後，在上面亲笔批示：「走漏风声会使全部努力毁於一旦。我们应当严格控制来往电报和谈判信息……避免就进展程度作出任何公开暗示。我不相信（1）国会，（2）白宫，（3）国务院，或（4）国防部能做到保密。」就像过去的共和党人尼克逊和基辛格一样，民主党人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也都认为，即使在民主国家，严格的保密工作也是必要的。[11-19]就像基辛格在白宫时一样，白宫与北京之间高度保密的渠道，加强了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在人事和制度上相对於其国务院同行的影响力。[11-20]就邓小平一方而言，他也赞成利用白宫而不是国务院的渠道。
1978年5月21日，布热津斯基抵京後的当天上午就会晤了黄华外长。就像基辛格和周恩来过去的做法一样，布热津斯基和黄华就有关全球形势交换了意见，他们讨论了各大洲的关键问题，重点是苏联和西方之间当前的力量均衡。布热津斯基在回应黄华的讲话时说，双方在广泛的问题上看法一致，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重要分歧：美国并不谋求建立霸权，它接受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美国也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并没有纵容苏联，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与它展开竞争。布热津斯基知道，他们的会谈结果会被告知将在下午与他见面的邓小平，因此他对黄华说，卡特已经授权他表明，美国接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个条件，但是美国保留作出以下声明的权利：应当和平解决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争端。[11-21]
当天下午，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晚饭後会谈继续。两人讨论了全球战略和为建交谈判打基础的问题。邓小平知道布热津斯基刚到北京，客气地对他说：「您一路辛苦了。」布热津斯基则答道：「我兴致很高。」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都坚定地阐明了各自国家的观点，但是布热津斯基後来写道：「邓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机警，理解力强，有很好的幽默感；态度坚定，直截了当。……我对他的目标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邓小平单刀直入。……中方直截了当讲明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邓小平说：『理解中国并不难，……毛泽东主席是军人，周恩来是军人，我同样也是军人。』」（布热津斯基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也喜欢直来直去。）和邓小平的会谈让布热津斯基十分兴奋。5月26日他向卡特作了汇报後，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兹比格……被中国人征服了。我对他说，他受到了迷惑。」[11-22]
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邓小平想探明美国人有多大意愿与台湾断交。「问题仍然是要有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已拿定主意，我认为它就比较容易解决。……你认为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做些什麽？」布热津斯基解释说卡特决心取得进展，并且接受中方关於美国与台湾断交的要求，然後他提议双方在6月开始关系正常化的秘密谈判。邓小平立刻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继续询问美国为落实台湾问题三原则会采取什麽具体措施。邓说：「我期待着卡特总统拿定主意的那一天。」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刚才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拿定主意了。」[11-23]布热津斯基没有细说美国会采取什麽具体行动，只是再次重申美国接受三原则。他接着说，美国计划发表一个声明，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回答说，中国不反对美国发表这样的声明，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条件。台湾是内政问题，是基本的主权问题」。[11-24]布热津斯基由此断定，假如美国作出这样的公开声明，中方不会公开反对。布热津斯基还告诉邓小平，从7月开始伍德科克会准备与黄华进行一系列谈判，探讨是否能在双方都接受的条件下实现关系正常化。[11-25]
邓小平表达了他对苏联军事扩张的关切，并再次重申他的观点：美国对苏联威胁作出的反应还不够坚定。他谈到苏联和越南不断加强的军事合作，证据是武元甲将军最近分别在3月和5月初两次访问莫斯科。邓小平相信，使西方加强在欧洲的军力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促使苏联将亚洲的军队调往欧洲。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说苏联的主要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亚洲。为了使美国对苏联的行动作出更强硬的反应，邓小平有意刺激布热津斯基说：「也许你们有点害怕冒犯苏联，是不是？」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并不怎麽害怕冒犯苏联。」邓小平继续紧逼，他指出了美国想跟苏联达成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将对美国产生的不利，并强调说：「只要你们和苏联达成了协议，那一定是美国为取悦苏联作出让步的结果。」布热津斯基回答说：「我愿意跟您打一个小小的赌，看谁在苏联更不受欢迎——是你，还是我。」[11-26]
布热津斯基还利用这次出访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官员之间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中方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带来了几个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由他们与中国的同行进行更具体的谈判。例如摩顿·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就是当时借调到国防部的资深外交官，他和中国的国防官员举行了会谈，就他们各自对苏联的分析进行讨论。
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邓小平敦促对方使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他提到了高技术进口的三个案例：美国的超级计算机、装有美国配件的日本高速计算机和扫描器。在这三个案例中，美国企业都很想把产品卖给中国，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
邓小平在会谈中还暗示他有意访美。他说，他担任最高领导人大约只剩下三年时间了。布热津斯基断定邓小平对发展中美关系有一种紧迫感。他知道除非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是不会访美的。为了表示对双方迅速完成关系正常化过程抱有信心，布热津斯基邀请邓小平到访华盛顿时去他家用晚餐。邓小平一口答应下来。[11-27]
布热津斯基也鼓励邓小平深化中日关系。布热津斯基访华後，邓小平快速行动，与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布热津斯基在回国途中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他在日本停留，向日本官员通报了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实现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计划。布热津斯基回到华盛顿後，卡特虽然取笑他受到了中国人的迷惑，但仍然断定访问取得了成功。谈判很快就会开始，关系也已升温：不久之後，美国要求北京停止对美国政策无休止的公开批评，中国马上就答应了。
为了继续向美国施压，使其加快建交步伐，邓小平在与布热津斯基会谈一天之後就对一个意大利代表团说，中国乐意跟美国开展贸易和技术交流，但中国将优先考虑与其有正常邦交的国家。[11-28]6月2日，即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会谈不到两周之後，黄华在华盛顿对万斯说，如果他想请邓小平访美，只有在完成关系正常化之後才有可能，所以双方得加紧工作，因为邓小平年事已高，年龄不饶人。邓小平在8月6日再次说——这次是对一个奥地利代表团——中国将优先考虑与那些同中国有正常邦交的国家开展贸易。[11-29]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在9月27日又对布热津斯基说，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步伐太慢。[11-30]
教育交流的飞跃
由於中美两国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关系正常化，邓小平立刻转向了他对两国建交最期待的领域：不是贸易，不是投资，而是科学。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幸运的是，他主管了多个工作领域（外交、科技和教育），这使他有权在三中全会之前就采取行动。在正式建交之前他不会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但是一旦建交，他就准备将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派往美国深造。
在1978年3月的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政府自1950年代初以来首次对科学家们说，政府不但允许、而且鼓励他们与西方的科学家交往。[11-31]美国华裔科学家那些仍留在中国的亲属，曾在1949年以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现在则由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条件。中国的科学家们也被摘掉了地主、资本家或右派的帽子。虽然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被迫中断的职业生涯是无法弥补的，但政府对他们过去受的苦进行了补偿，高层官员也确实向他们道了歉——尽管也建议他们说，见到西方科学家时不要谈及政府过去给他们造成的麻烦。
邓小平不但鼓励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访华，而且鼓励西方的所有科学家访问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普适性深信不移的美国科学家很乐於回应邓小平。1978年7月6日至10日，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ess）率领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华，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出访国外的最高规格的科学代表团。普赖斯过去是麻省理工学院地震科学专业的教授，从1975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因此对於和中国的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兴趣。邓小平对普赖斯的代表团谈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後状况，并对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表示关切。他也提到了中国需要外国投资。[11-32]
在邓小平讲话後的提问阶段，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问邓小平，他是否担心中国留学生叛逃。邓小平回答说，他不担心这种事。他说，中国学生不同於俄国学生，他们忠於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後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当时普赖斯预计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会像过去一样，继续严密控制科学家前往美国，对扩大科学交流也会十分谨慎。
邓小平却让普赖斯大感意外。邓建议美国立刻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而他更大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接受数万名留学生。[11-33]邓小平希望马上就能得到答覆，普赖斯将此事视为他的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於是在华盛顿时间凌晨三点给卡特打电话并把他叫醒，请他同意马上让700名中国学生赴美，并在未来几年接待数量更多的留学生。卡特在担任总统期间很少被人半夜叫醒，但他给了普赖斯肯定的答覆，尽管他很纳闷普赖斯为什麽要把他叫醒，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授权普赖斯答应这一类请求了。[11-34]
普赖斯的代表团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人民日报》很少刊登外国人的讲话，这一次却刊登了普赖斯在宴会上强调全球化发展益处的讲话。布热津斯基的中国政策副手、和邓小平见过14次面的奥克森伯格说，他从未见过邓小平在描述他对中国前景的展望时表现得如此求知若渴、专注而投入。[11-35]
事实上，除了尼克逊总统的访华以外，普赖斯在北京受到了1949年以来美国代表团所能得到的最热情的款待。[11-36]由於邓小平不会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派出留学生，因此中国的第一批大约50名留学生，是在1979年初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久後才飞往美国的。他们心情热切，但又担心自己以後会不会像老一代人那样，因为自己的美国经历而遇到麻烦。在此後头5年的交流中大约有19,00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而且这个数量将持续增长。
建交突破：1978年6月–12月
布热津斯基访华後，中美两国开始秘密协商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架构。双方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台湾问题是决定谈判成败的关键。万斯在6月28日将美方关於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建议电传给伍德科克，让他转交黄华外长：如果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的文化与商业交往能够得以继续，同时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那麽总统准备在中国宣布的三原则框架内实现关系正常化。谈判将在北京每两周举行一次，依次讨论关系正常化之前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伍德科克还建议，在北京的例行谈判中，双方首先讨论关系正常化之後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和正式建交公报的性质。这就是说，双方首先处理比较容易的问题，以便使谈判取得进展，然後再处理更棘手的问题，例如美国的对台武器出售。他们的目标是在12月15日之前，即美国国会选举几周之後达成一致。[11-37]第一次会谈於7月5日举行，历时40分钟，双方协商了程序，就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作了初步的一般陈述。[11-38]
在中国方面，邓小平虽一直关注着谈判过程，但直到最後才直接加入到谈判中。最初参与谈判的黄华外长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方面经验过人。1936年他曾带着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从北平去陕北见毛泽东。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风格迥异的领导人手下都工作过，文革期间他一度是中国唯一的驻外大使。他对没有得到授权的事从不多言，能够如实传达邓小平的情绪，不管是愤怒还是善意。1971年他赴纽约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11-39]在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他有两个助手章文晋和韩念龙，二人都是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出色外交官。
双方派到谈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团队。卡特选择伍德科克这个劳工领袖和专业调解人担任大使级的驻华联络处主任，是因为他很看重伍德科克的谈判技巧，还因为伍德科克在华盛顿政坛人脉甚广，不管他与中方可能达成怎样的协议，都将更易於得到国会的支持。伍德科克能利用他和华盛顿政治领袖的个人关系，协调那些一般官僚程序难以解决的政策问题。伍德科克有着强硬而可靠的劳工谈判人的威信，素有诚恳正直的名望。万斯国务卿把伍德科克称为「天生的杰出外交官」，说他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周全的思虑、以及在这些谈判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精准措辞」。[11-40]国务院和白宫都对伍德科克十分信任，因此认为没有必要让一名华盛顿高层官员来回奔波。谈判开始时，伍德科克已在北京担任了一年的联络处主任，也得到了北京官员的信任，他们愿意接受这位谈判对象。
芮效俭（Stapleton Roy）於1978年到达北京，接替大卫·迪安（David Dean）担任了谈判团队的副手。他在南京长大，其父是从事教育的传教士。他能讲汉语，精通中国历史，被视为国务院最能干的年轻专家之一。在白宫，卡特总统、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布热津斯基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通过高度保密的渠道直接与伍德科克和芮效俭联络。布热津斯基的中国事务助手奥克森伯格是一个大胆而视野开阔的战略家，也是一个有着无限好奇心与热情、熟谙中国问题的学者。在华盛顿，白宫之外只有几个官员是知情人，其中包括万斯和国防部长哈乐德·布朗（Harold Brown）。美方的谈判策略是在伍德科克提供的信息基础上由白宫制定的，白宫也同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的柴泽民及其副手韩叙保持着接触，但谈判全部是在北京进行的。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黄华与伍德科克的谈判（7月5日、7月14日、8月11日、9月15日和11月2日）以及黄华生病期间韩念龙与伍德科克的谈判（12月4日），後来他又亲自与伍德科克进行了谈判（12月13日上午10点、12月14日下午4点和晚上9点、12月15日下午4点）。在谈判期间，邓小平继续会见美国官员，向他们解释中方的立场，并通过施压推动谈判。例如，7月9日，即伍德科克和黄华举行第一次会谈四天後，邓小平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莱斯特·沃尔夫（Lester Wolff）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说，同意与台湾维持全面民间交往的日本模式，中国是已经作出了让步的。邓小平说：「我们会尽量创造条件，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实现关系正常化，对我们双方对付苏联都十分有利。」邓小平丝毫没有向沃尔夫暗示谈判已经开始。[11-41]
在谈判中，中方通常倾向於从一般原则开始，然後再转向细节。黄华在7月14日与伍德科克的第二次谈判中说，中方建议不再一次只谈一个问题，美方可以首先把全部重要问题都摆到桌面上，由双方作出一揽子的评估。此後几天，在华盛顿方面美方的意见分歧得到了解决，因为他们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议，即为了给下一步会谈创造良好气氛，美方应当接受中国的提议。随後双方准备并互换了一些关於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文件。在第三次会谈中，美方概述了同大陆关系正常化之後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性质：文化、商业和其他交往将会继续，但是不会派驻美国政府官员。
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美国是否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11-42]美方明确表示它打算继续对台售武，但是每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中方都回答说，他们坚决反对。邓小平本来希望，只要美国同意停止对台售武，台湾会感到现实的出路只能是同意与大陆重新统一；他希望这件事在他当政期间就能很快实现。
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时，中方坚持他们对《上海公报》的解释，即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尼克逊在签署《上海公报》时只承认了海峡两岸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种观点不持异议。9月7日，副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对韩敍说，美国卖给台湾的任何武器都仅仅是具有防御性质的。韩叙则回答说，「对台售武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11-43]卡特在9月19日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对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台湾开展贸易，包括有限地出售一些经过仔细挑选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说：「美国继续向蒋经国集团﹝1975年蒋介石去世後，其子蒋经国成了台湾的领导人﹞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11-44]10月3日黄华在联合国见到万斯时，又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重申，继续把武器卖给「蒋经国集团」违反《上海公报》的原则。[11-45]
邓小平在10月初出访东京期间公开宣布，只要能够遵循日本模式，他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没有动摇，但是他说，他不反对美国和台湾继续进行经济和文化交往。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在10月底开始担心，尽管他们小心地限制谈判知情人的数目，倘若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走漏风声的危险将变得越来越大。布热津斯基告诉柴泽民，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由於政治纠纷，在1979年年底之前将无法再对这些问题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没过多久，美国就宣布与台湾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F-5E战斗机，但不会出售更先进的战机。[11-46]
这时双方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谈判，伍德科克在11月2日交给中方一份计划在次年1月公布的建交公报的草稿。然而中国国内正忙着应对在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因此直到12月4日才作出回应。[11-47]邓小平本人在11月5日後一直在东南亚访问，14日回国後又立刻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成为了中国的头号领导人。
11月27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接受了对他的立场的全部批评、并实际认可了会议对邓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的共识的两天之後，邓小平接见了正在亚洲访问的华盛顿着名报纸专栏作家诺瓦克。自从1971年周恩来在尼克逊访华前夕接见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以来，这还是中国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同意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邓小平对诺瓦克说，中美两国应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不但有利於两国，也有利於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诺瓦克向美国民众如实公布了邓小平的谈话内容，他的结论是：「我相信邓小平花两个小时与我在一起，是要向华盛顿传递一个信息，他要尽快实现关系正常化，却不会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11-48]诺瓦克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不久就会访问美国，而这次访谈有助於美国公众对邓的到来有所准备。
12月4日伍德科克与已成为外交部代部长的韩念龙（代替生病的黄华）的谈判，是11月2日後的第一次会谈。中方已经知道、但美国还被蒙在鼓里的一件事是，华国锋在11月25日已将第一把交椅让给了邓小平，而且接受了邓的政策。12月4日中方突然变得十分积极。韩念龙交给伍德科克一份中方宣布关系正常化的声明草稿，其中只对美方草稿作了稍许修改，并提出将1月1日作为公布声明的最後期限。韩念龙明确地说，美方如果发表声明，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方不会加以反对。会谈结束後，伍德科克正要起身离开，韩念龙对他说：「最後我想告诉您，邓副总理近日希望见您一面。我们会通知您确切的日期。」[11-49]伍德科克在给华盛顿的分析报告中说，韩念龙仍反对美国对台售武，但他的结论是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成为关系正常化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於美方不知道将与邓小平见面的确切时间，伍德科克让芮效俭取消了一次预定的出访，以便能够随时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11-50]
同时，华盛顿时间12月11日下午（北京已是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的前一天，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接见了柴泽民，交给他一份经过修改的声明草稿，并对柴泽民说，美方准备接受将1月1日作为建交日期，美方邀请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达成协议後尽早访美。当时华国锋的正式头衔仍在邓小平之上，美国估计中国会让华国锋或邓小平出访。布热津斯基还提前通知柴泽民，美国可能在1月与布列兹尼夫举行峰会。[11-51]
邓小平在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会见了伍德科克，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彼此寒暄了几句後，伍德科克交给邓小平四份只有一页纸的英文公报草稿。邓小平没有等待正式的译文，而是请译员做了口头翻译，在没有中文文稿的情况下便直奔主题，他显然不想拖延取得进展的时间。邓小平问，既然废除了美台防御条约，美国为何还要一年时间才从台湾撤军？伍德科克解释说，美国打算在1月1日与台湾断交，现在的条约规定终止条约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尽管美国事实上打算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军队。邓小平说，这个方案可以接受，不过他希望美国乾脆删除所有提到第10条（其中规定终止防御条约要提前一年通知对方）的地方。他还表示，希望美国在这个期间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了，「蒋经国就会翘尾巴，这将增加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11-52]
邓小平注意到，公报的中文稿中有反霸权的条款，美国的稿子却没有。他说，美国的稿子令他满意，但是希望美方在共同声明中加上反霸权的条款，不然会让世界觉得双方存在分歧。伍德科克说，他会将邓小平的意见转告华盛顿并等待答覆。邓小平同意1月1日是宣布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好日子。
在答覆美国向中国高层领导人发出的访美邀请时，邓小平说：「我们接受美国政府的访问华盛顿的邀请。具体地说，我会前往。」[11-53]当天下午，由於知道中美建交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有关改革开放的划时代讲话时，显得更加踌躇满志。
次日，即12月14日，伍德科克和邓小平预定在下午4点再次见面，但是伍德科克仍未收到华盛顿的指示。因为华盛顿那个小团队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在努力配合卡特的新计划，赶在次日即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声明。此前由於白宫的人员全力以赴，急於赶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细节，其他官员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正在搞什麽名堂。卡特为了防止泄密突然惹恼国会，致使整个计划泡汤，遂决定加快行动，提前到12月15日而不是第二年1月1日宣布中美建交。正式公报将在关系正常化之後的1月1日公布。华盛顿那个秘密参与谈判工作的团队，需要努力在主要参与者之间取得共识，还要起草文件，筹划对付国会的策略，并考虑商业、军事和学术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调整。为了赶上突然提前的新期限，他们正全力冲刺，已经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杰·沙利文（Roger Sullivan）也应白宫之邀向国务院告病三天，加入了白宫紧张忙碌的秘密工作，帮助准备所有必要的文件。
美方的北京团队也在忙得团团转。30年後，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搬进一座新建筑时，已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而1978年的驻京联络处只有33人，而且其中只有几个人参与了这项高度保密的准备工作。[11-54]此外，就像华盛顿的团队一样，他们本来也预期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和文案工作，现在为了在12月15日这个新期限之前将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需要全力以赴。
当邓小平和伍德科克在北京时间12月14日下午4点会面时，由於华盛顿的指示未到，他们没有谈实质问题，只谈了关系正常化的日程表和邓小平未来的访美计划。邓小平接受美国加快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要求，并同意在1月28日这个美方认为方便的时间动身访美。然後两人休会，同意在伍德科克收到华盛顿的指示後，於当天晚上再次见面。[11-55]
在当晚9点的会谈中，邓小平和伍德科克讨论了对联合公报的措辞所做的一些微调，双方很快便达成了一致，并同意由章文晋和芮效俭共同对措辞进行核查，以确保中英文文本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华盛顿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议，同意中方列入反霸权条款的要求，因为《上海公报》中已经包含这一条款。会谈的气氛反映出双方都相信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伍德科克在给华盛顿的会谈报告中说：「邓小平对我们的会谈结果显然十分高兴，把它称为最重要的事件，还希望向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转达他的谢意。」伍德科克向华盛顿报告说，会谈「进行得一帆风顺」。[11-56]
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交谈时，吃惊地听到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仍然认为美国已同意全面停止对台售武，他担心北京可能误解了华盛顿要继续售武的决定。[11-57]美方答应邓小平的要求，在1979年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但美国打算以後恢复对台售武。由於卡特、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开始集中考虑如何向国会解释关系正常化协议，他们担心国会会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台售武的问题上。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未来不会再有对台售武，那麽美国一旦宣布出售武器，将会给正在恢复正常化的美中关系造成严重後果。
风险之大不言而喻。在这个关键时刻，对邓小平宣称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的误解，足以使两国关系出轨。因此布热津斯基发电询问伍德科克，他是否确信北京已经对继续对台售武表示谅解。伍德科克和芮效俭马上拟好了电文，其中说，双方已把各自在军售问题上的立场明确记录在案。[11-58]伍德科克回覆布热津斯基说，他们此前已向中方讲明：「正式建交不排除美国人民继续同台湾人民保持一切商业、文化和其他非官方联系，我在12月4日已经就此向代理外长韩叙作了说明。」他在电文中又说，代理外长韩叙确实提出「明确反对建交以後向台湾出售武器」。收到伍德科克的电文後，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认为，在邓小平是否明确理解了美国将在1979年以後继续出售武器这一点上仍存疑问。於是布热津斯基又致电伍德科克，让他再去见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假如国会提出对台售武问题，他们出於政治原因不可能回答说1979年以後不再恢复出售武器，但是美国在出售武器时会有所节制。[11-59]
邓小平答应了伍德科克要与他再次会面的紧急请求。他们在北京时间12月15日下午4点见面时，伍德科克感谢邓小平愿意这麽快就与他见面。他解释说，本着完全坦诚的精神，卡特总统「要有绝对把握不存在任何误解」。他接着宣读了白宫发来的声明，其中解释说，鉴於美国政治的需要，美方会继续对台售武。邓小平勃然大怒，但还是有所克制，他说，这完全不可接受。他发了十分钟的火，然後怒斥道：「为何又要提出这个售武问题？」伍德科克解释说，美方不想让总统在其声明中说一些让中国感到意外的话。邓小平接着说：「这是否意味着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会说美国将在1980年1月1日之後继续卖给台湾武器？」伍德科克答道：「是的，我们会继续保留这种可能性。」邓小平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能同意，这实际上会阻止中国以合理的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他说，蒋经国会变得趾高气扬，「台湾问题将不可能和平解决，最终的选择就是动用武力」。[11-60]
这时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极其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反驳道，中方早已明确表示不接受继续对台售武，他昨天就提到过这一点。伍德科克把责任揽了下来，他说，他本人大概有所误解。邓小平变得十分恼怒，伍德科克和芮效俭严重怀疑邓小平是否还会同意关系正常化。
经过将近一小时的会谈和连珠炮一般的反对後，邓小平说，台湾是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该怎麽办？」伍德科克答道，他认为在关系正常化以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会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的统一——当时很多美国官员也和中国官员一样，认为这会在几年内发生。伍德科克说，头等大事是完成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好。」 话音一落，僵局随之冰释。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醒说，如果卡特总统公开宣扬对台售武，中方将不得不作出反应，任何公开争论都将有损於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尽力让全世界认识到，中美建交的意义正如双方共同相信的那样极其重大。邓小平说：「好吧，我们如期公布建交文件。」邓没有再和其他任何中国官员协商，中美建交一事就这样尘埃落定了。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於他本人在作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纪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麽他为什麽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布热津斯基几周前曾告诉柴泽民，美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机会，如果他们不迅速行动，下一个机会就得等到1979年底了。多年以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障碍不断，邓小平看到机会难得，他不想放过。
邓小平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苏联从南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他当时相信存在着很现实的危险：苏联有可能进入越南，经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向马六甲海峡扩张。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谨慎，还可以减少苏联对中国攻打越南可能作出反应的危险。邓小平还知道，布列兹尼夫想在他之前访问华盛顿，而与伍德科克达成协议很有可能使他抢在布列兹尼夫之前成行。邓小平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既同中国建交，又停止对台售武。如果他想要关系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国对台售武作出让步的高昂代价。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目标。他会在中美建交之後，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华盛顿减少对台售武。
中美建交协议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北京时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双方发布了联合公报：「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相互承认，并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卡特总统向美国公众作出宣布。在中国，名义上仍然是国家元首的华国锋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这一决定。这条新闻在北京播出後，不论在民众中还是党内，都呈现出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
蒋经国是在半夜被叫醒，得知即将发布公报的消息的，台湾人的愤怒一如北京人的欣喜。台湾官员及其在美国国会的朋友怒不可遏，一些保守派也跟着声讨打算与「共产党敌人」合作的美国官员。但是，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将携手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一前景无论对美国民众还是中国民众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总统本人所说：「我们本以为在全国和国会内部会发生严重对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应。」[11-61]
邓小平访美：1979年1月28日–2月5日
六个星期之後，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随行人员说，在这次长途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处於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既不阅读也不说话，只是沉思默想。从某种角度说，邓小平一定感到极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与美国建交，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职後又重新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而且即将成为第一位作为美国国宾的中共领导人。
但是邓小平也肩负重任，他的这次出访极其重要。他在会见外宾之前，会用几分钟时间理清讲话的思路。现在他必须思考对很多人将要说的话。他会发表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但很多讲话是即席发言，甚至没有提纲。并且他已经决定攻打越南，因而存在着苏联可能进攻中国的危险。如何确保美国与他合作对抗苏联，又不让正在试图与苏联达成协定的卡特厌烦？关於越南问题他应当对卡特说些什麽？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他要跟总统、国会和美国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怎样做才最为有效？1月9日他曾对萨姆·纳恩（Sam Nunn）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说，他在美国不会讨论人权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人权上施压的方式是有一些看法的，但他不会提到它们。[11-62]如果遇到亲台湾的示威者他该如何对待？应当如何应付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随行的33名中国记者每天都要向中国观众发回新闻和电视报道，他对他们应当说些什麽？如何能够保持对美国的压力，使其减少对台售武，但又不至於引起美国官员的敌意？
万斯和他的班子为邓小平抵达华府作准备时，给卡特和其他接待邓小平的官员准备了有关邓小平和这次访问意义的简报。万斯在这份13页的备忘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万斯预测说，邓小平的目标大致包括：帮助卡特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接受中美建交；拓宽美中关系，使这些改变变得不可逆转；激起美国对越南的敌意。但是，缓和美中先前紧张关系的重要意义，远远不局限於这些个别的目标，它能够「对亚洲的政治与战略格局和全世界造成显着的影响」。[11-63]
在邓小平抵达之前，他的访问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超过了自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以来的任何外国领导人。美国媒体上充斥着有关邓小平的各种报道：他复出的故事，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定，他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念，以及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时代》周刊1月份第一期将邓小平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让一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步入了新的开放之路。《时代》周刊承认华国锋仍是主席，但是把邓小平称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建筑师」。《时代》不知道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元气大伤，将邓小平称为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华国锋则是董事会主席。
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地球另一端那个神秘、封闭、古老的文明一直充满好奇。邓小平的来访提供了一道迷人的景观，引起的关注甚至超过了1972年尼克逊的访华。这位性格开朗的小个子领导人，会更像是一个刻板教条的「共产党人」，还是像美国人那样较为开放？美国工商界盯着中国这个正在开放的潜在大市场，展望能将他们的产品销往中国的前景，争着想得到出席国宴的邀请。想在中国设记者站的新闻机构也争相吸引邓小平及其代表团的注意。
访问开始时，卡特总统表现得像邓小平一样克制而严肃。他为中东带来和平的努力最初似乎大有希望，但是已经化为泡影；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0%左右。他曾对公众和国会对他决定同台湾正式断交、和共产党大陆恢复正常关系作何反应表示忧虑。国会议员在谈判期间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是否会对谈判没有徵求他们的意见表示不满？卡特也很容易受到那些支持台湾的人的指责，因为他抛弃了老夥伴，而且在通知台湾总统蒋经国时采用了很不得体的方式——让美国官员在凌晨把他叫醒，告诉他当天稍後美国将宣布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的访美安排进行得极快。他在1月28日抵达华盛顿，离12月15日两国达成协议只有不到六周的时间。双方为了使访问取得成功，都工作得加倍努力，而邓的此次行程总体上也一帆风顺。邓小平的飞机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後，他转乘加长轿车前往首都的布雷尔酒店，美国政府的重要客人一般都下榻於此。美国的东道主知道邓小平有使用痰盂的习惯，便在布雷尔酒店里摆放了几个闪闪发光的新痰盂。其他的细节他们也考虑得很周到。在访问期间，他们不会把邓小平带到有军事设施或有不能卖给中国的技术的地方。为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肉食不能是大块的，而要切成小片，使习惯於用筷子进食的官员易於取用。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士比（George Busbee）问邓小平，他在美国有没有发现什麽特别的事，邓小平半开玩笑地说，他没想到美国人居然每一餐都吃小牛肉——原来华盛顿和亚特兰大细心的东道主此前获悉邓小平爱吃的食物中有小牛肉，便连续几次晚餐都给他上小牛肉。结果，邓小平下一次进餐时，小牛肉就消失了。
美国的东道主担心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开放的户外空间。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有两个人在记者席上大呼「毛主席万岁」，被保安官员迅速带离，邓小平则表现得若无其事。[11-64]当时还没有能在建筑物入口处监测携带武器者的金属探测器，因此保安人员尽其所能万分戒备。还有一个担心是恶劣天气妨碍车队的出行。因此，除了华盛顿之外，在为邓小平访问而挑选的另外三个城市中，两个是气候温暖的亚特兰大和休斯顿，另一个是气温适宜的西雅图。选择亚特兰大顺理成章，因为它位於卡特的家乡佐治亚州。伍德科克曾在1月1日问邓小平，他访美时想看些什麽，邓小平立刻回答说，他想看一看太空勘探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11-65]他在休斯顿参观了美国太空总署的设施和最先进的油井钻探技术，然後飞往西雅图，波音公司正在这里生产中国刚刚开始购买的新型喷气式客机。他感兴趣的是生产，不是消费。除了在布热津斯基家中与客人一起用餐，他没有参观商店或访问私人家庭。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家最先进的汽车厂，为他导游的是过去他在北京接见过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
在美国事务上，邓小平没有一个高级顾问对美国的理解能够达到廖承志对日本的精通程度，但是他有已在美国生活数年的黄华外长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陪伴，後者对美国的历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研究；此外还有邓小平的主要译员冀朝铸，他年幼时在美国生活多年，曾经就读哈佛，直到1950年大学三年级时回到中国。[11-66]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3月1日即将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官员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无暇接听电话。这些中国官员都是在中国学习英语，缺少在美国的经验；各项工作，包括保安、後勤、与美国东道主的协调、准备祝酒词和讲话、应付大约950名西方媒体记者和33名中国媒体代表的要求等等，让他们不堪重负。他们为了把工作做好而紧张地忙碌着。
中国媒体对邓小平访美作了广泛报道。当时的中国平均每千人才有一台电视机，而且大多是在重要官员的办公室里，每台电视机往往都有一大群人同时观看。中国的城市当时只有一个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邓小平的随行人员中不仅包括大报和新华社的记者，还有中国的首席新闻播音员赵忠祥，他在美国负责制作半小时的节目，每天行程结束後传回国内。此外，中国的一个电影摄制组制作编辑了一部纪录片，将於访问结束後在国内放映。对於许多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的访美使他们有机会直观地看到美国，看到它的现代工厂、它的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11-67]邓小平鼓励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这种兴趣，他希望这有助於中国观众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麽落後，多麽需要变革。
在访美行程的前几天，邓小平仍然很拘谨。他一本正经，态度严肃，甚至挥手时也中规中矩。他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也很少流露感情。
华盛顿
邓小平在1月28日抵达华盛顿并休息了几个小时後，便出席了在布热津斯基——邓的反苏和支持关系正常化的盟友——家中的非正式小型晚宴，这是去年5月他就答应了的。经过长途飞行之後，邓小平看上去难免有些疲劳，但据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和妻子展示了出色的幽默感，邓则证明了自己反应敏捷。布热津斯基说，中国和法国的文明都自认为高人一等，邓小平答道：「不妨这麽说，中国菜在东亚是最好的，法国菜在欧洲是最好的。」[11-68]布热津斯基说，卡特要与中国恢复邦交时，遇到过美国国内亲台湾的游说团体的麻烦，他问邓小平是否在国内也有类似的麻烦。邓小平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台湾的1,700万中国人就反对。」[11-69]
席间有人问邓小平，如果中国受到苏联的攻击，会作出何种反应。邓小平对在座的人——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布热津斯基、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中国有核武器，可以打到布拉茨克大坝、诺沃西比尔斯克，甚至有可能打到莫斯科。毛泽东曾说过中国能够打持久战把敌人拖垮，从核打击和外敌入侵中挺过来。邓小平对最坏的情况也有通盘的考虑。在这次非正式的交谈中，他很严肃地对布热津斯基说，他希望和总统有一个小范围的私下会晤，谈一谈越南的事情。[11-70]
第二天1月29日，邓小平在上午和下午都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午餐由万斯国务卿做东，晚上则是正式的国宴。卡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和他会谈很愉快。」[11-71]卡特说，邓小平听得十分认真，也对他的讲话提出了一些问题。在次日上午他们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会谈中，据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和邓小平坦诚而直率，他们的讨论更像是盟友而不是对手之间的会谈。
第一次会谈时邓小平请卡特先发言。卡特介绍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强调美国感到有责任帮助世界人民改善生活质量，其内容包括政治参与、免於本国政府的迫害、摆脱外来强权。轮到邓小平发言时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两大强权，但他们最近开始认为美国的危险要小於苏联。接下来当邓小平谈到苏联扩张主义的潜在危险时，他变得专注而且极其严肃。他承认中美两国现在结成同盟没有好处，但他相信两国应当密切合作对抗苏联的扩张。
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在邓小平看来，苏联和越南已经建成一个亚洲集体防卫体系，威胁着所有周边国家。「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需要长期和平」，因此中美两国应当协调行动，遏阻苏联。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与南韩直接接触，但他希望北韩半岛南北双方能够举行走向重新统一的谈判。[11-72]中国也可以同日本——他去年10月刚访问过那里——合作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他在赴美之前也曾对《时代》周刊的赫德利·多诺万（Hedley Donovan）说，中国要同日本和美国一起对付俄国这头北极熊。[11-73]
下午的会谈——1月29日三次会谈中的第二次——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再次要求与卡特举行小范围的私下会谈，讨论一个机密问题。於是卡特、蒙代尔、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同邓小平和他的译员一起离开了在座的其他人，去了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进行的一个小时的会谈中，邓小平以严肃而又果决的作风，说明了他要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的计划。他解释说，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野心造成了严重危险，这将以越南占领柬埔寨作为起点。邓小平说，必须打破苏联的如意算盘，适当地给越南一个小小的教训。卡特想让邓小平打消进攻越南的念头，不过他没有说反对此事。他表示担心，中国如果进攻越南就会被视为侵略者。他知道这将更难以争取到国会对中美合作的支持，尤其考虑到，维护和平正是他的行政当局为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的理由之一。
次日邓小平又和卡特私下会晤，就中国进攻越南进行了最後的会谈。卡特向邓小平读了他连夜亲笔写好的纸条，解释他为何建议中国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卡特说：「中国挑起的武装冲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普遍政策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未来产生严重关切。」[11-74]邓小平解释了他为何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但是他向卡特保证，即使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也会在10天到20天後撤出。邓小平又进一步坚持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将是长期的。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然後邓小平和卡特回到众人之中。卡特注意到，邓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严肃的任务之後，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11-75]
美国和中国都担心苏联有可能介入中越冲突。邓小平访美後不久，美国官员就发出警告说，苏联如果开始利用越南的金兰湾作为海军基地，将是严重的挑衅行为。[11-76]虽然卡特不支持中国打越南，而且後来将这一点通告了苏联，但是当中国在2月对越南发动进攻时，邓小平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苏联对於站在越南一边变得更加谨慎，因为他们现在要担心美国有可能采取某种报复行动。
邓小平在华盛顿期间也希望落实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然而卡特总统对学生交流却有自己的顾虑。他首先抱怨说，中国把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隔离开来。邓小平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大学的生活条件不好，想给外国人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环境。卡特接着又说，他不希望由中国来选择哪一些外国学生可以被接受。邓小平笑着说，中国足够强大，可以承受一些背景不同的学生，中国也不会将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是否接受他们的标准。他又说，对记者的外出采访活动仍要加以限制，但不会审查他们的稿件。
在最後的会谈中，卡特和邓小平签署了有关领事馆、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协定。邓小平表示，假如美国和日本敦促台湾与北京谈判，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它们就能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对卡特说，北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对台湾动武：一是台湾长期拒绝与北京谈判，二是苏联涉足台湾。[11-77]
据布热津斯基说，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大概是卡特入主白宫四年中最为讲究的宴会。[11-78]据卡特本人说，在1月29日的宴会上，由於邓小平个头小，兴致又高，在他的女儿艾美和其他在场的孩子中间大受欢迎，双方似乎都十分愉快。[11-79]邓小平的女儿在讲述自己的家庭生活时也说，父亲很享受儿孙绕膝的乐趣，尽管他说话不多。
卡特利用国宴的机会，善意地与邓小平谈起两人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不同观点。卡特过去当过教会主日学校的教师，年轻时曾把零花钱通过教会捐给在华传教士。他赞扬了传教士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指出在华传教士中有不少好人，还提到他们所建立的学校和医院。邓小平回答说，他们很多人都想改变中国的生活方式，他承认一些教会学校和医院仍在运转，但是他表示反对批准恢复传教活动。卡特还建议邓小平允许发放《圣经》和信仰自由。当卡特後来访华时，他对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尼克逊访华时邓小平还在江西的「桃花源」中下放，但邓访美时提出希望与尼克逊见一面，代表中国人民向这位在恢复中美邦交上作出贡献的前总统表达谢意。卡特答应了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两人私下见面，卡特也邀请尼克逊出席了为邓小平举办的国宴，这是尼克逊在1974年8月不光彩地离开之後第一次回到白宫。[11-80]这次白宫之行後，尼克逊给卡特写了一封周到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卡特的建交决定，并就美中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一些看法。[11-81]
国宴之後是甘乃迪艺术中心的演出，演出向全国电视观众做了直播，一位美国官员说它「大概是整个卡特当政期间最风光的一个晚上」。[11-82]佐治亚的花生农场主卡特和军人邓小平，他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手拉着手站在一起。当他们被介绍给观众时，乐队奏响了英文歌曲〈好想认识你〉。[11-83]包括艾美·卡特在内的一群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了几首邓小平喜爱的歌曲後，邓小平出人意料地走上台去吻了他们的手。据蒙代尔副总统说，当时大厅里人人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也许并没有夸大其词。[11-84]
在与内阁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他在1月31日和他们的会谈中预言，如果中国能得到贸易最惠国地位（事实上是指正常的贸易关系），那麽用不了多久，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当时与美台贸易额差不多）就能扩大十倍。在与行政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与美方达成了解冻中国在美资产和美国在华资产的协议。美方官员同意，除了将各自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两国还将在其他城市设立两个领事馆。邓小平还和美方人员讨论了两国开通直飞航线需要做的事情。中方官员同意制订一个让美国媒体在华设立记者站的时间表。邓小平还参加了一些促进学术和科学交流的会谈。
邓小平并不完全明白逐步提升技术所需的过程，他也不完全理解私人公司要利用专利和版权收回其研发成本的考虑。邓小平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些复杂的问题，仍对此怀着过高的期望。他简单地宣布，他要的不是70年代的技术，而是最尖端的技术。[11-85]
在与国会参议院的会谈中，他的东道主是参议员罗拔·比尔德（Robert Byrd），在众议院会谈中接待他的则是众议院议长提普·奥尼尔（Tip O’Neill）。对奥尼尔谈到的分权制度，尤其是立法和行政部门为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这一点，邓小平很着迷。他本人颇为喜欢奥尼尔，後来奥尼尔又应邓之邀去北京会晤了邓小平。但奥尼尔後来写道，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11-86]
在邓小平与国会的会谈中出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允许人民自由移民。国会在四年前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产党国家允许希望移民的人自由离开，然後国会才能批准这些国家享有正常贸易关系。当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他说的时候不苟言笑，国会议员们再也不敢追问下去。结果中国得到了豁免，得到了最惠国待遇。[11-87]
尽管作了精心准备，一个为美国的「中国通」而举办的招待会在地点选择上还是出了大漏子。招待会的举办地点是国家美术馆的东展厅，这座漂亮的建筑由着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之所以选择这里是为了彰显华裔美国人的作用。参加招待会的是关心中国的工商界、学术界和外交界人士，主办方是外交政策协会、美国国家美术馆、美中关系委员会、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学会和美中商会。这是一次各界人士出席的盛大集会，其中很多人已经在香港相识，因为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那里是政府、新闻界、商业界和学术界观察中国的主要中心。这是个喜庆的时刻，也是一个很多参加者为之努力并期盼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可是贝聿铭後来听说这次招待会请邓小平在那里讲话後，感到十分错愕，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为公开演讲进行声学设计。事实上，当邓小平讲话时，尽管有麦克风，参加招待的人仍听不清他在说些什麽，他们继续跟朋友们不时地相互寒暄。邓小平身边的人知道他不高兴，但他继续念自己的讲稿，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仿佛是在对党代会上一群听话的、坐着一动不动的党员们讲话。[11-88]
费城、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
在与华盛顿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谈的是全球战略问题。但是在参观各地的旅途中，他则着重考察现代工业和交通，并鼓励美国商人对华投资、学术界人士促进学术交流、普通民众支持两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11-89]在与工商界人士的交谈中，他强调中国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用来购买他急於得到的技术。[11-90]在他停留的大多数地方都有挥舞着台湾青天白日旗的抗议者，有些地方还有狂热的美国左派抗议邓小平投靠资产阶级，背叛毛的革命。不过大体而言，他的听众中洋溢着支持的气氛——其中混合着热情、好奇与善意。[11-91]
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没有举行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也没有在电视上现场回答问题。但是他给和他同行的美国记者留下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努力回答记者们和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工商业人士的问题。他确实接见了主要电视台的四位主播。[11-92]其中唐·奥伯多弗（Don Oberdorfer）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和亚洲事务记者，他在邓小平到四个城市参观时也一路随行。据奥伯多弗说，在华盛顿的前几日结束之後，邓小平就放松下来了。他在各地挥手向人群致意，并和他们握手。对於特殊的朋友，如在西雅图遇到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他会送上热情的拥抱。奥伯多弗描述邓小平时说：「他的眼光中混杂着迷茫与兴奋，那更像是年轻人而不是老人的特点。」[11-93]
1月31日，邓小平在费城的天普大学接受了荣誉学位。他在演讲中说：「天普大学也以坚持学术自由而闻名，我认为这是贵校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贵校为我这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短短的二百年时间里发展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可以让其他国家从中学习受益。」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迷住了卡特总统家乡的人们。尽管他只在那里呆了23个小时，在几天内他一直是媒体上的主角。他在有1,400人参加的午宴上发表了讲话，赞扬亚特兰大历史上的领导人在内战之後重建城市的表现。[11-94]他把这座城市的过去与中国的现在联系在一起：美国南方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落後的地区，「但现在它已经成了领跑者。我们在中国也面临着改变我们落後面貌的任务……你们的伟大勇气鼓舞着我们的信心」。[11-95]亚特兰大的报纸刊登了一幅邓小平妻子卓琳拥抱艾美·卡特的照片，并报道了她在罗萨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女士的陪同下，在华盛顿参观艾美的学校、一家儿童医院和华盛顿动物园的大熊猫的情况。[11-96]
伍德科克回忆说，在休斯顿，邓小平钻进了詹森太空训练中心一个复制的太空仓，他「很着迷……在这个模拟着陆的运载器中他非常开心，我想他大概愿意一整天都待在里面」。[11-97]在休斯顿以西37英里的西蒙顿牛仔马术表演中，欧威尔·谢尔（Orville Schell）报道说：「邓小平在他的助手、部长和译员的簇拥下，就像小镇上的老练政客一样用力地挥着手。邓小平……走到围栏前……一个姑娘骑着马飞奔而至，把自己的宽边呢帽递给了邓小平，口哨和欢呼声在人群中响成一片。他们高兴地看到，邓小平像表演一样把他的新帽子戴在头上。他用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30年的怨恨，也给了他的人民某种许可，让他们和他一起接纳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消除中国对西方根深蒂固的抵制。」[11-98]在全美国，邓小平一脸笑容、戴着牛仔帽的照片，成了他访美的象徵。它给美国公众传递的信息是：邓小平不但很幽默，而且不太像「那些共产党」，而是更像「我们」。《休斯顿邮报》的头条标题是：「邓小平不问政治，成了德克萨斯人」。[11-99]
除了参观福特和波音的现代工厂、石油钻探设备和休斯顿太空中心，邓小平还乘坐了造型流畅的直升飞机和气垫船。在参观现代工业场所和太空中心时，邓小平及其随行人员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访日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在组织与管理上必须进行巨大的改革。[11-100]邓小平与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一起，被展现在了中国的电视萤幕上。
行程结束时，邓小平在西雅图说：「我们两国是隔洋相望的邻居。太平洋不应该是一道障碍，今後应当成为一条纽带。」[11-101]在就要离开西雅图飞往东京时，邓小平患了感冒。（伍德科克回忆说：「我们全都既兴奋异常，又筋疲力尽。」）黄华外长代他出席了最後一次记者和主编的早餐会。动身之前，在机场内——因为外边寒风中飘着细雨——举行的最後一次通报会上，因发烧而略带鼻音的邓小平说：「我们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来，满载着美国人民的情谊而归。」[11-10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占美·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的来访是我在总统任内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同样愉快。」[11-103]卡特对邓小平的描述是：「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11-104]卡特也感谢邓小平能够体谅美国的政治现实，没有强调两国关系的反苏基础，因为这样的言论将有损於美苏两国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努力。[11-105]
这次访问象徵着两国将携手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这对美中两国人民都有巨大的感召力。如果说访问的成功有赖於邓小平的个人特质的话，那麽这些特质包括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真诚努力，他内心深处的自信，以及他担当这个特殊角色时的游刃有余。这些素质使他能够完全表现出自在、坦率和机智，以及在得到听众的赞赏时由衷的喜悦。一些敏於观察的中国人说，邓小平平时并不张扬自己，但一旦遇到挑战他就能充分振作起来，这正是他在美国的表现。
20年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在美国刮了13天的旋风。赫鲁晓夫个性张扬、固执己见且很爱热闹，邓小平显然与之不同。事实上，赫鲁晓夫的确更加惹人注目。他和邓小平都想开创与美国关系的新时代。邓小平较为拘谨，做事有板有眼，不愿改变自己的计划。[11-106]但是，邓小平通过他所达成的交流计划以及同美国工商界的接触，为稳定的中美关系打下了更深厚的基础，这是赫鲁晓夫没有为苏美关系做到的。在各个城市听过邓小平讲话的美国商人，马上着手准备去中国寻找商机。在亚特兰大与他见过面的17位州长中，有不少人计划与当地商人组团访华。商务部长冉尼塔·科雷普斯（Juanita Kreps）、农业部长鲍伯·贝格兰（Bob Bergland）和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也准备在未来几个月率团在各自领域内与中国拓展关系。国会议员们，即使很多过去批评过中国的人，也都争相加入访华的行列。赫鲁晓夫在访美五年後被赶下了台，而邓小平在访美後的十多年里一直担任中国的头号领导人，得以见证他在美国播下的种子结出累累硕果。
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於1979年1月31日和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一起同美国签订了促进科学交流的协定。[11-107]1979年初第一批50名中国留学生抵达美国，他们前途远大，但准备不足。邓小平访美後的一年里，有1,025名中国人持学生签证赴美，到1984年时则有14,000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其中三分之二所学专业是自然科学、医学和工程。[11-108]北大和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级大学，被非正式地看作赴美深造留学生的「预科学校」。1979年标志着中断了30年的中美交往重新恢复，但是短短几年之内，中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就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
美国国务院一些有头脑的官员，虽然完全相信美中恢复邦交的价值，但是对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过度情绪化反应也表示担忧。他们担心美国政府和媒体向美国民众过度推销中国，就像他们在二战期间过度推销蒋介石一样——当时美中两国是同盟，美国民众对国民党内猖獗的腐败毫不知情。在邓小平1979年引人瞩目的访美行程之後，热情的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仍在继续施行的威权主义、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以及那些仍然妨碍着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11-109]
邓小平访美对中国的作用，甚至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邓小平的访问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而在中国，他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邓小平访美使中国民众了解了现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於他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访问。中国电视上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展现了美国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不仅是美国的工厂、交通和通讯，还有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俱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呈现给中国人，让他们趋之若鹜。甚至连在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藩篱也被冲破，相互之间到家里作客不再受到禁止。毛泽东当年说过对革命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在1979年以後也经历了一场革命，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毛的革命。点燃这场革命的火星固然有许多，但其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火星，当推邓小平的访美。
就像美国人对邓小平作出了过度反应一样，很多中国人也对邓向美国的开放作出了过度的反应。有些中国人想一夜之间就能得到一切，没有意识到在能够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前，中国需要作出多少改变。还有一些人急於引进中国的现实还难以适应的制度和价值。在中国和西方道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对外开放带来了中西的杂交优势和思想的复兴，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重新塑造中国。
1979年2月结束访美时，邓小平对他的译员施燕华说，通过这次访问，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最初施燕华并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无论在邓小平的随行人员还是与他会面的外国人看来，他显然很享受这次出访——这个看看外部世界、听人们对他说些恭维话的机会似乎很让他愉快。但这并不是他出访的目的。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转向另一些重要任务了。邓小平在当时的15个月里5次出访国外。虽然他又活了18年，但是从此再也没有迈出国门。[11-110]
[11-1]Memcon, Carter with Huang Zhen, 2/8/77,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 Memo,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no. 17, “The Road to Normalization” （谈判完成不久後后写下的9页会谈总结）,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也有收藏。
[11-2]Memcon, Secretary Vance’s meeting with Huang Hua,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关於引导谈判和完成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协商的不同记述，见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75–83;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190–19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trick C.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Jimmy Carter,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Richard N. Gardner, “Being There,” Foreign Affairs 78,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9): 164–167; Brent Scowcroft and Patrick Tyler, “Safe Keeping,” Foreign Affairs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192–194;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9); Richard H.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85)，此文献原来保密，後被解密; Richard H. 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Nicholas Platt, China Boys: How U.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egan and Grew (Washington, D. C.: New Academia, 2009); Jeffrey T. Richelson, project direct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ostility to Engagement, 1960–1998 (Alexandria, Va.: Chadwyck-Healey, 1999). 有关台湾问题的记述，见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及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在撰写本章内容时，我曾与一些官员交谈，如卡特总统、蒙代尔、布热津斯基、芮效俭（Stapleton Roy）、查斯·弗里曼（Chas Freeman）、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 Solomon）、温·劳德（Win Lord）、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尼古拉斯·普拉特（Nicholas Platt）。我也与中国外交官员黄华以及中国译员冀朝铸、唐闻生、章含之和施燕华交谈。此外，我还利用了「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口述史项目」（Carter Administration China Policy Oral History Project, LWMOT），该项目是由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离任後，这为记录他们所参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这段历史，从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进行的39次交谈的录音。这些交谈的录音现藏於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图书馆，一部分属於伍德科克本人的私人文件，他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慷慨地为我提供了阅读它们的机会。
[11-3]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Vance, Hard Choices, p. 82.
[11-4]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11-5]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1977年8月24日。
[11-6]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7年8月24日，页188–189。
[11-7]Vance, Hard Choices, p. 82;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 1967–1984, p. 62.
[11-8]《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7年8月24日。
[11-9]Vance, Hard Choices, pp. 82–83;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10–111.
[11-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8月24日，页188–189。
[11-11]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人民日报》，1975年11月26日。
[11-12]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7年9月17日。
[11-13]Tyler, A Great Wall, pp. 249–250.
[11-14]14. 1977年11月18日布热津斯基致伍德科克大使的电文，Brzezinski Collection, Geo file, “Brzezinski’s Trip [11/19/77–5/14/78],” box 9, Jimmy Carter Library.
[11-15]2009年4月对占美·卡特的采访，以及同芮效俭和伍德科克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的几次交谈。这些事件的很多内容可见於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26–132. 有关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对立的讨论，见Tyler, A Great Wall, pp. 237–239.
[11-16]Memo,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Impressions on Our China Policy to Date,” 8/23/78, Jimmy Carter Library,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亦有藏；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61, no. 11 (Fall 1982): 184.
[11-17]2008年10月对芮效俭的采访，芮效俭负责向国会领袖通报情况。
[11-18]Memcon, Meeting of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 P’ing, 5/25/78,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19]Memo, Cyrus Vance to the President on “Next Moves on China” Woodcock’s Approach, 6/13/78, NSA Staff Material, Far East-Armacost, “Armacost Chron. File [6/14–6/30/78],” box 7, Jimmy Carter Library.
[11-20]虽然美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华盛顿少数政府官员也参与过几次讨论，包括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宋贺德（Harry Thayer），罗杰·苏利文（Roger Sullivan)， 李洁明（James Lilley），Charles Neuhauser，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11-21]Memcon, Dr. Brzezinski’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 May 21, 1978, 9:52 a.m. to 1:20 p.m.,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64;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212. 布热津斯基写道，他对黄华说，远东的和平依靠美国继续保持信用，他以这种委婉的方式解释美国要保留继续对台售武的权利。12月中国对美国打算继续对台售武表示不解。见他们的谈话纪录和Tyler, A Great Wall, pp. 254–255.
[11-22]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0.
[11-23]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213–214.
[11-24]《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年5月21日。
[11-25]Oksenberg to Brzezinski, “The Road to Normalization.”
[11-26]转引自Memcon, Meeting of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 P’ing, 5/25/78.
[11-27]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215.
[11-28]《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年5月22日。
[11-29]《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2005年8月6日。
[11-30]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p. 65–69.
[11-31]SWDXP-2, pp. 101–107.
[11-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年7月10日，页339–340。
[11-33]Kat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 1965–1979,” in Allison L. C. de Cerreno and Alexander Keynan, eds.,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Mitigating International Discord,”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66 (December 1998): 120; 作者2005年12月对Anne Keatley Solomon的采访，她当时是负责安排这次访问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Richard C. Atkinson （新闻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Recollection of Events Leading to the First Exchange of Students,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http://www.rca.ucsd.edu/speeches/Recollections_China_student_exchange.pdf, 访问时间2011年3月22日。我多年担任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成员，参加过1973年5月首个访问中国的科学家代表团。中国科学家在文革期间受到压制，但仍抱有希望，尽管直到1978年两国关系才开始升温。为响应邓小平要派学者去深造的要求，1978年10月中旬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率一个中国学者代表团访美。由於文革时期可怜的教育状况，第一年的人数不足700，而且很多实际成行者的英语准备不足。美国政府计划通过政府项目管理双方的交流，就像处理美苏交流那样，但是在芝加哥大学拿过博士学位的周培源去华盛顿之前，在西海岸同一些学者私下接触，发现可以作出大量私人安排，无需正式的政府关系﹙2005年对Anne Keatley Solomon的采访﹚；Atkinson, “Recollection of Events”; 又见Memo, Frank Press to the President, 10/16/78, Staff Offices Colle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er,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4]2009年4月对占美·卡特的访谈。
[11-35]LWMOT, tape 15, p. 25.
[11-3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59.
[11-37]Vance to Woodcock, 6/28/78, Brzezinski Collection, box 9, doc. 4, China, Alpha Channel [2/72–11/78],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8]Woodcock to the White House, 7/25/78, Brzezinski Collection, box 9, doc. 4, China, Alpha Channel [2/72–11/78],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9]黄华的自传是：《亲历与见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英译本为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11-40]Vance, Hard Choices, p. 117.
[11-41]Memcon, USLO Peking, “Transcript of CODEL Wolff Meeting with Teng Hsiao-píng,” 7/10/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2]2008年10月对芮效俭的采访。
[11-43]Richard Holbrooke and Michel Oksenberg to Ambassador Woodcock, 9/7/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doc. 24,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4]Memcon, 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Ch’ai Tsemin, 9/19/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1,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5]Memcon, Summary of Secretary Vance’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 10/3/78,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34–136.
[11-47]作者对芮效俭的采访。
[11-48]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332;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年11月27日。
[11-49]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Sixth Session: December 4 Meeting with Han Nianlong,” Brzezinski Collection, Alpha box 9 cont. [12/78–1/79], docs. 3A, 4A, 5, and 6,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0]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36–137.
[11-51]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71; ibid., pp. 136–137.
[11-52]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My Meeting with Teng Xiaoping December 13,”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3]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My Meeting with Teng Xiaoping December 13,”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4]LWMOT, tape 19, p. 8.
[11-55]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 the White House Immediate,” 12/14/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6]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 the White House Immediate,” 12/14/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7]LWMOT, tape 18, p. 28.
[11-58]Cable, Woodcock to Vance and Brzezinski, “Full Transcript of December 15 Meeting with Teng,” 12/15/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9]Cable, Woodcock to Vance and Brzezinski, “Full Transcript of December 15 Meeting with Teng,” 12/15/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0]这段话和所有会谈中的引语见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Full Transcript of December 15 meeting with Teng,” 12/15/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1]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5.
[11-62]Telephone Record, Peki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1/11/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3]Memo, Vance to Carter, 1/26/79, Scope Paper for the Visit of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29–February 5, 19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4]出席仪式的理查德·索罗门讲述了这件事；据作者2010年10月与他的私人交流。
[11-65]Don 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hchev,”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5, 1979, A1.
[11-66]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11-67]Orville Schell, “Watch Out for the Foreign Guests! ” China Encounters the We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11-68]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4.
[11-69]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77, 35;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405–406.
[11-70]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406.
[11-71]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7.
[11-72]Carter, Keeping Faith, pp. 209–210.
[11-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年1月24日，页473–474。
[11-74]Letter, Carter to Deng, Brzezinski Collection, China, Pres. Meeting w/ Deng Xiaoping, box 9, Jimmy Carter Library.
[11-75]Carter, Keeping Faith, pp. 211–213;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409–410.
[11-76]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412–415.
[11-77]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76.
[11-78]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1;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407. 出席国宴的人员名单中包括22名国会议员，可见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79。
[11-79]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3.
[11-80]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2; The Washington Post, Nov. 1, 197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79.
[11-81]尼克逊和卡特的通信，见“Staff Office on Chinese Normalization” Collection, box 34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82]LWMOT, tape 21, p. 7.
[11-83]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407; Tyler, A Great Wall, p. 275.
[11-84]Memcon, Mondale and Deng in Beijing, 8/28/79,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1, Jimmy Carter Library.
[11-85]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76.
[11-86]Tip O’Neill, Man of the House: The Life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Speaker Tip O’Nei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306–307.
[11-87]Arthur Hummel and David Reuther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9; 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3.
[11-88]作者也是当时在场的人之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白丽娟（Jan Berris）友好地同我分享了她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文件和回忆。
[11-89]Don Oberdorfer, “Teng Tried But Satisfied, Leaves U.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1979, A12.
[11-90]Karen Elliott House, “Teng to Return to China with Assurances of U.S. Economic, Political Cooper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1979, 6.
[11-91]会讲中文的国务院官员安德生（Donald Anderson）曾陪同邓小平一行游览了各地。见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p. 330; New York Post, January 29, 1979.
[11-92]Fox Butterfield, “Teng Inspects Boeing 747 Factor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79, A1.
[11-93]Don 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hchev.”
[11-94]Richard L. Str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5, 1979.
[11-95]Harry F. Rosenthal, Associated Press, Atlanta, February 1, 1979.
[11-96]Atlanta Constitution and Atlanta Journal, February 1, 2, 1979.
[11-97]LWMOT, Tape 22, p. 6.
[11-98]Schell, Watch Out for the Foreign Guests, p. 124.
[11-99]Houston Post, February 3, 1979.
[11-100]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hchev.”
[11-101]Associated Press, Seattle, February 5, 1979.
[11-102]LWMOT, tape 22, p. 14.
[11-103]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7. 更完整的日记後来出版，见Jimmy Carter, White House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11-104]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7.
[11-105]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6.
[11-106]据唐·奥伯多弗，他曾作为记者全程跟随了赫鲁晓夫和邓小平的访问。见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chev”; Richard L. Str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5, 1979。
[11-107]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
[11-108]David M. Lampton,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pp. 30–32.
[11-109]Harry Thayer and Arthur Hummel, in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pp. 326–328. 这些问题以及对中国人权纪录的关切，也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79年1月29日的社论中提出。
[11-110]2008年2月对邓的英语译员之一的施燕华——後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的采访，和2006年11月及2009年4月对邓小平访美之行的译员冀朝铸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