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在毛时代终结时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四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头子，专替毛泽东做见不得人的事，在他布置下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於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红军缔造者，早期军队领袖；他死於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万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周恩来去世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左右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他试图借机抑制群众对周的怀念，对周一生的成就只给予了以党的标准而论尽可能低的评价。可是毛这些手段的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中国人非但不服气，反而为深得他们敬仰与爱戴的周恩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愤愤不平。
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於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泽东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讣告，对以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人选也没有提出意见。[5-1]毛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三天前，毛不以为然地对他的警卫团团长汪东兴说：「为什麽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5-2]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简单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虽然短短几个星期後，他还有体力会见尼克逊总统，会晤时间长达1小时40分）。他确实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但除此之外没有参加任何追悼活动。
在周恩来去世前的最後几个月里，毛泽东也同样与他保持着距离。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从过去稳定的130斤减少到仅80斤。[5-3]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尽管他已经无法说话。1月5日他做最後一次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5-4]尽管毛泽东的体力要比周恩来好得多，却一次也没去医院看望过周。毛还试图弱化外国人对周的悼念。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敬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宣布，根据毛的指示，外国驻京大使可以参加吊唁活动，各国领导人可以前往中国驻该国使馆凭吊，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5-5]
尽管毛泽东态度冷漠，但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後，举国上下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甘乃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使之免於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疯狂行径了。一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领导人，对周恩来如此心甘情愿地与毛泽东合作深感不满；但是在群众眼里，是周恩来使他们躲过了毛泽东的极端做法。[5-6]很多人担心，周恩来现在已经不能再保护他们，接下来不知会发生什麽。
1月11日，北京居民仅仅从小道消息得知为周恩来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就已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哀思。这天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100辆黑色轿车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於街道两侧。[5-7]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5-8]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5-9]於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庙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制作黑纱的黑布和紮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5-10]到1月1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曾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5-11]
在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1月15日宣读政治局为追悼会准备的悼词。叶帅在一个月前刚读过康生的悼词，尽管邓小平当时正受到猛烈批判，他还是想给邓小平一个宣读悼词的机会。其他政治局成员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5-12]毛泽东虽然有权阻止，但否定政治局的决定也会令自己难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邓小平宣读根据政治局指示正式拟定的悼词。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刚开口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就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5-13]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後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宣读的悼词颂扬了周恩来。但悼词内容是按政治局的指示写就的，所以毛泽东和「四人帮」也很难不同意。悼词中说：周恩来为党、为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作出了贡献。他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外交事务上他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同志一生忠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於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5-14]
追悼会一过，立即宣布正式的悼念活动结束。尽管报纸上刊登了追悼会的简讯和邓小平致的悼词，但与革命领袖去世时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几乎没有刊登任何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也没有关於天安门广场上和运送灵柩时参与悼念群众人数的官方估计。对於这种淡化周恩来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愤愤不平，不仅是因为没有为受到他们崇敬的人举行适当的悼念会，还因为这暗示着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对手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他们将实行与周恩来背道而驰的政策。[5-15]
追悼会过後，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5-16]
邓小平下台和华国锋当选：1976年1月
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仅仅让政治局的批邓会议中止了几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很不满意，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就作出指示说，要把这些检讨印发政治局，作进一步的讨论。[5-17]在邓小平看来毛的意图不言自明。在1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邓小平第三次作检讨时，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江青问邓小平为何要见主席，邓小平说，他要亲自向主席说明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亲自聆听主席的批评和指示，还要对自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说明。[5-18]但是毛泽东一向拒绝跟他的批判对象见面，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单独听邓小平说什麽，因为邓小平很容易事後不认账。[5-19]
邓小平知道自己无法单独见到毛泽东後，立刻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实际上是宣布自己准备辞职。他把信交给了毛远新，请其转交毛泽东。他写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5-20]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至於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5-21]
毛在收到邓小平的信後，第二天又与侄子见面，听他汇报邓小平在昨天会上的表现。在毛远新看来，邓小平的检讨仍然不充分。毛远新还向毛泽东汇报说，三位副总理——华国锋、纪登奎和陈锡联（这三位年轻的省级干部分别在1973和1969年调入政治局，日後成为更高职务的主要候选人）——都请求有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说，可以让华国锋带个头，并随即主持党的日常工作。[5-22]
华国锋不仅对外国人来说是个新面孔，甚至对中国民众也是如此，但毛泽东认识华国锋已有20年。毛第一次见到华是在1955年，当时华在毛的家乡湖南湘潭任地委书记，大力拥护毛泽东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过去的20年里毛泽东一直很了解华国锋，华国锋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都坚决拥护毛泽东，而每一次运动之後也都得到了提拔。在毛1959年批判彭德怀和後来林彪坠机後批判林彪时，华国锋都证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拥护者。其他北京领导人是在1973年华国锋升进政治局後，才有机会对他有所了解（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王洪文性情固执、难与他人共事，华国锋则是与观点不同的干部也能做到关系融洽。华在文革前就是高干，因此那些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帮」也接受他，因为他们乐观地以为此人性格温顺，易於操纵。
毛泽东告诉毛远新让华国锋牵头的同一天（1月21日），张春桥和江青安排召开了清华、北大的党委会议，会上第一次点名批判了邓小平。曾经受到邓小平支持者批评的清华干部迟群，带头组织了更多公开批邓的会议。[5-23]
毛泽东先公开批邓，再让他退出政坛，他作这样的时间安排自有其考虑。在1975年，群众都把邓小平看作领导人，认同他的工作表现。为使华国锋这个新领导人被人们接受，不因邓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响，最好是让邓小平退出公众视野，降低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中国民众和外国媒体是从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预感到了华国锋的高升。虽然这则新闻没有用通栏大标题，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条不起眼的报道中，只说华国锋接待了一个罗马尼亚贸易代表团。[5-24]1月28日，毛泽东正式让华国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5-25]2月2日，邓小平提出辞职两周後，党中央向全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为代总理。[5-26]邓小平这时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他提出辞职後，直到1977年夏天才回来工作。[5-27]
毛泽东知道，华国锋不像邓小平、周恩来那样出类拔萃，但他实在找不到其他年龄和经验都合适、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干部。至少就当时而言，毛泽东虽然放弃了邓小平，但他并没有放弃抓安定团结，而华国锋（与王洪文不同）既不树敌，也不搞派系。其实，华国锋属於那种邓小平考虑提拔下级干部时也会寻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来、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虽然他缺少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外交经验，但毛泽东希望他能逐渐熟悉这些领域。
也许对於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5-28]
但是，在高层缺少经验的华国锋只是被任命为代总理：毛泽东在最终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观察他。1975年1月，毛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十分放心，才把党政军全部头衔正式交给了他。相反，华国锋在1976年1月既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甚至没让他担任任何军队要职。但是毛泽东确实把主持政治局会议、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华国锋。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批邓运动的失败
即使在撤了邓小平的职，准备对他进行公开批判之後，毛泽东对批邓仍是有节制的。他在2月21日选定华国锋後的讲话中说，与邓小平的分歧还不是那麽严重，属於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对邓小平的工作以後还要再商量；现在可以减少他的工作，但还是要让他继续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没有完全抛弃邓小平，但他决定开展一场公开的批邓运动。他还尽量减少邓小平对军队的控制，使他难以联合军队反对自己。
1月18日，即邓小平把辞职信交给毛泽东的两天以前，大约有七八千名国防科技干部在先农坛体育馆召开了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会。曾与邓小平在国防科技领域密切合作过的张爱萍将军此前已受到严厉批评，江青甚至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张捎话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到会，并称自己作出的决定由他本人承担责任，与部下无关。[5-29]
当政治气候迅速转为不利於邓小平及其同事时，张爱萍将军并不是唯一感到不适的人。除了张爱萍以外，另外三个「金刚」及其亲密同事——胡耀邦和他推动科技工作的同事，万里和他主管铁路的同事，以及周荣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也都受到了批判。两个月後周荣鑫去世。中央在2月2日宣布，由於叶剑英元帅生病，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在辽宁时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过从甚密，因此毛远新可以做陈锡联和毛泽东的联络员，确保军队维护毛的利益。2月16日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的报告，宣布邓小平和叶帅去年夏天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停止传达他们的讲话文件。此报告一公布，邓小平和叶帅在军委的工作也随之结束。[5-30]毛泽东不想冒任何风险，让受到批判的邓小平和叶帅有可能与军队领导人联手跟他作对。
由毛远新牵头，中共中央组织召开了由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批邓会议。这次会议从2月底开到3月初，很多地方领导人都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听说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远新搜集整理的。毛对毛远新说，邓小平把毛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一起的行为，既没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没有向毛汇报。毛还批评邓小平所讲的「白猫黑猫」论（即「不管是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将帝国主义和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反映出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春桥插嘴说，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这之前在会上批邓是不点名的，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点了邓小平的名，批他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作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3月3日，毛泽东和华国锋批邓的文件传达到了全党。[5-31]
江青像通常一样，没有那麽节制。她在3月2日召开了一个12省负责人的会议，试图将邓小平错误的严重性升级，把他称为「反革命」和「法西斯」。在毛泽东看来这太过分了。他批评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开会，并禁止发表她的讲话录音。3月21日，《人民日报》号召「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但北京的干部明白，毛泽东仍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这是在给他机会。[5-32]然而邓小平没有任何软化立场的表示。到4月5日时事情已经很清楚，批邓运动在群众中是不得人心的。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中国的清明节（每年的扫墓日）是每年祭奠亡灵的日子。离1976年清明节4月5日还有好几周的时候，「四人帮」就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时机上街游行悼念周恩来。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仅干部和学生，很多一般群众也对1月份没有为周恩来举办适当的悼念活动感到气愤，他们的确打算在清明节表达对周恩来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後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作出解释。
在距上海三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这里是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十万共产党人而建立的墓地。後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挡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5-33]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5-34]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
仅仅四天之後，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并一直维持在数万人以上。[5-35]北京市的领导发出紧急通知说：「不要去天安门送花圈……送花圈是旧习俗。」[5-36]但是消息不胫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为避免让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击自己，邓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越来越多。[5-37]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演讲者们表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反对阴谋篡权的「四人帮」。广场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5-38]几个最大胆的演说者遭到逮捕。亲自观察过现场的英国大使馆官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
这次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比我见过的任何国家葬礼都要感人。这种政治示威与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事情大相迳庭。……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於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周恩来去世後所受待遇的愤怒，是反抗毛泽东的精神，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人民收回了给毛的授权。[5-39]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且有毛远新到场。北京市委书记兼革委会（它全面负责北京的治安）主任吴德在会上说，广场上的2,073个花圈分别来自1,400多个单位。一个地方的花圈堆了六米多宽。吴德还报告说，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划这些活动，而且受到邓小平的影响。江青想要让示威停下来，她宣布，清明节已经结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广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指示吴德想办法落实江青的要求。[5-40]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後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後，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5-41]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镇压示威群众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也补充说，这麽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
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於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运动。它还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广播员说，由於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应当立刻离开广场。
4月5日下午6点30分，政治局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5-42]
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後，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後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後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清场之後街上留下一些血迹。[5-43]但没有关於死亡的报道。
几小时以後，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後黑手（如公开宣布的那样），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5-44]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5-45]
当时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的高文谦说，对毛泽东来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他﹞身後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5-46]中国当时并不采用投票选举方式，甚至连村级选举也没有，但是天安门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众政治觉悟最高的北京，毛泽东已经失去民心，周恩来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成为主要领导人。
撤掉邓小平和提拔华国锋：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後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更加严重，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正式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然而，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後效」。毛的指示传达後，政治局会议上一片沉寂，随後便批准了毛的建议。只要毛泽东一张口，结果从来不会有任何意外。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住处要向「四人帮」保密。[5-47]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於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毛泽东允许邓小平保留党籍，给他留下了重新报效国家的可能，只是现在还为时尚早。这一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5-48]
全国各大城市党的上层负责人纷纷召开表态大会，向华国锋表示效忠。各个单位和大学也召开了同样的表态大会。例如北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就接到通知收听4月7日晚上8点的重要广播；到了指定时间，校内的广播喇叭宣读了庆贺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总理华国锋的公告，然後宣布召开由各系代表参加的全校大会。代表们在会上声讨邓小平，支持华国锋。不过，有些人注意到，发言者一本正经地念稿子，却几乎没有表现出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样的热情。[5-49]
虽然华国锋很少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Robert Muldoon）访华期间他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涂了几句话交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5-50]华国锋当时没有把毛泽东这条最後的指示公之於众，但纸条的真实性和毛泽东的意图无人质疑。[5-51]毛选定了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於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毛去世之後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同夥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
1976年4月7日以後的邓小平
1976年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的次日，邓请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仍会遵守党纪。他写道：「我完全支持党中央让华国锋同志担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的决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开除出党，又说：「我对於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5-52]
但是，邓小平不被准许参加党内讨论或公开会议，也不能参加红军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泽东（9月9日去世）的追悼会。[5-53]在毛泽东逝世当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试图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不仅遭到叶帅的反对，也被恪守毛泽东命令的华国锋拒绝。[5-54]
被批判和孤立的压力即使对邓小平这麽刚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负，何况很多人没他那麽饱受折腾。4月5日之後，批判周荣鑫的会议愈演愈烈，连负责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吴德也承认，是「四人帮」和迟群「把他斗死了」。[5-55]
毛泽东不仅保护邓小平，允许他留在党内，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关照。例如，邓小平在6月10日让汪东兴把他的一封信转交华国锋和毛泽东，他说自己的妻子为了治疗眼疾住进医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医院看护她。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邓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从东交民巷的临时住处搬回宽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弥留之际，毛泽东也没有完全放弃邓小平。
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九天以後，北京一百多公里外的唐山发生大地震，官方统计有24.2万人死亡。北京也有强烈震感，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结构受损。如同帝制时代一样，有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不满的徵兆。邓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一直住到他们不再担心房子倒塌为止。邓小平一家人搬回原来的家之後，从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复工作，他在宽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样，又变成了以家人为中心，并只能从报纸和电台上了解新闻。
1976年4月7日後的政治制衡
华国锋被选为总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过了「四人帮」。华国锋想跟「四人帮」搞好关系，可是他们却要唱自己的戏。大体而言，他们是激进派的宣传家，华国锋则是解决问题的实干家。此外，华国锋的晋升也使「四人帮」有理由把他视为劲敌。
华国锋从一个谦逊的中层干部到突然身负大任，在把握紧张的政治气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干部支持他，是因为至少在短期内他们找不到另外一个能维护国家团结的人，还因为华走的是温和路线，更因为华主动和他们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仍有精力操纵上层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们都觉得他最多活不过一年。他已经看到耗子们正在弃沉船他去。2月23日他会见尼克逊总统时，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厂两校」，他说：「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5-56]高层干部因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们也在考虑还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他已经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变为实权，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样动员全国了。
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并在4月7日进一步明确地把统治权交给他，但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後，两人之间都很少直接来往。在这之前，即使卧病在床，毛仍然积极部署批邓运动，挑选未来的领导核心。而4月7日之後，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後，他就既无心也无力积极指导华国锋了。与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她尽力巩固自己的关系网，重点首先放在党和军队的宣传部门上，并且恫吓那些畏惧在毛死後由她掌权、不敢得罪她的人。
1976年5月，叶帅的至交之一王震将军去西山军区大院叶剑英的住处看望叶。王震提出了如何对待「四人帮」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於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其实「四人帮」本是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五人帮」。的确，据说当王震小心翼翼地问叶帅对「四人帮」的看法时，叶帅担心可能有人窃听，便展开右手的四个指头，并把拇指弯向掌心，他的意思是，等毛泽东撒手人寰之後再说吧。哪怕这个故事是捏造的，北京也有很多人相信它，它也符合叶帅的风格。
身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在部署批邓和提拔华国锋上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後，随着毛泽东不再积极问政，毛远新的角色也变得不那麽重要了。
尽管华国锋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他并没有获得对军队的控制权，这使他不能像邓小平那样行使权力。华国锋指导行动的治国方针并没有远离邓小平的做法：即以务实的方式推动四个现代化。上面的决策仍然悬而未决，下面的官僚系统则每日每天继续运行着，尽管缺少大方向；同时不安地等待着毛泽东之後新的权力格局的出现。
毛泽东去世：1976年9月9日
1976年5月11日，天安门示威刚过去一个月，毛泽东犯了心脏病（心肌梗塞）。他仍然有意识，但身体已变得十分虚弱。此前毛泽东还一直能审阅政治局的文件，在政治局的决定向下传达和落实之前给予最後的批准。但是在5月11日之後，他就不再能看文件了。6月26日他的心脏病第二次发作，9月2日又发作了一次，并於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自动成为党的代主席的华国锋当天清早马上召集政治局开会，批准了宣布毛泽东逝世的讣告。讣告将於当天下午4时公布。
毛泽东的去世让举国陷入受政府引导的悲痛之中。这是一个领导了中共40年、领导了国家27年的传奇人物；政治上一无所知的普通群众一向接受着热爱毛主席的教育，为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的去世而落泪，表达着他们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参加「四五」游行的人也在担忧毛的去世将对国家的未来、甚至对自己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是否会回到1966年至1969年的混乱状态？政府是否会崩溃，使得国家陷入内战？
不管高层干部有多少类似的担忧，眼下他们得做非做不可的事——准备追悼会、处理遗体、写公告、接待国内外各种团体、维护首都的治安。以华国锋为首的377人的治丧委员会立刻宣布成立，名单序列说明了官员的地位高低及其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多少。
北京和各省都在精心筹备追悼会，人人都在表达对毛的崇敬，政治角力也被暂时放在一边。各级负责人各就各位，再次明确了他们在官场上的位置。华国锋牢牢控制着追悼活动，他全面领导悼念活动的工作後来得到了很高评价。从9月11日到17日，人民大会堂每天都在举行悼念活动。
9月18日，按照常规仍由王洪文——他不再负责日常工作，但仍保留着正式职务——主持追悼会，但最高荣誉给了华国锋，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宣读悼词，赞美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估计有100万人出席了追悼大会。同日，全国的工厂和列车鸣笛三分钟致哀。华国锋还宣布，毛泽东的遗体在解剖之後 ，将被保留并供人瞻仰。後来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一座纪念堂，参观者在外面排队进去瞻仰毛的遗容。邓小平和1975年与他密切共事的干部——胡乔木、张爱萍、万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参加悼念活动的党政领导人之外，这对於他们是一个打击。不过邓小平在家里设了一个灵位，与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泽东。[5-57]
追悼活动一过，高层政治领导人又恢复了各种政治运作，以树立和维护他们的公共形象，为必将来临的权力斗争作准备。
抓捕「四人帮」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洛葛仙妮·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5-58]毛泽东去世後，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迹的二流戏子。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於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她对1940年代以来一直躲着她的那些党内老干部恨之入骨。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作为毛泽东最坏的一面的化身，她很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把她视为需要加点约束的炮筒子。但毛泽东仍然喜欢她的忠诚，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加以保护，以备自己的不时之需。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曾经想让江青掌握大权。而每当她暴露出这种野心，毛就会管束她。毛正式任命华国锋担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之後，她登上权力顶峰或在领导层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虽然她的野心并未随之消失。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後一年，江青力求巩固自己的地盘。她借助於党的宣传机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继续开展毛泽东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她与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进派保持着联系。将军们并不担心她有可能在任何关键性的军事较量中取胜，他们担心的是一些军队干部会出於畏惧同她合作，担心她煽动激进派闹事，造成长期的争斗与混乱，这只会放缓中国前进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帮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确保更多的权力，并由她来阐释毛的遗志。毛泽东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转交给自己。她确实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们留在自己手中数日，但当华国锋坚持全部文件要由汪东兴保管时，她不情愿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後她又对纪登奎施压，想查看原来由林彪收集和保管、当时还封存於林彪在毛家湾住所的材料。[5-59]
华国锋致悼词後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毛的文件，常委会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文和张春桥，但不许叶帅到会。[5-60]华国锋感到别无选择，只好在当天下午召开会议。江青把姚文元和毛远新也带到会上，她要求由毛泽东去世前十个月里一直负责管理主席文件的毛远新继续掌管他伯父的材料，并准备一份相关报告。由於其他人对此表示反对，会议无果而终，结果材料仍然留在党中央。[5-61]
江青还试图加强对宣传部门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个人权势达到巅峰时就控制着那里。此外她还动员年轻人继续搞阶级斗争，批判官僚主义。10月1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江青鼓励年轻人立下战斗到底的誓言。
当华国锋听说「四人帮」在一些会议上告诉他们的盟友10月7日、8日或9日会有好消息时，他断定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虽然没有江青正在策划政变的证据，却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徵兆。10月4日迟群向江青发誓效忠，而10月4日《光明日报》重点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华一些激进派的笔名）——〈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声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影射华国锋〕，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出於对这些事态的担忧，叶帅当天便去找汪东兴和华国锋商量，他们已经在担心「四人帮」会很快采取某种行动。[5-62]
没有人怀疑江青属於「你死我活」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她会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国锋代主席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毛泽东一死，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叶帅就向华国锋保证，他将全心全意支持华国锋向後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毛去世几天後，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去叶帅那里探听如何对付「四人帮」的口风，李、叶二人都认为有必要抓紧采取行动。汪东兴後来讲述如何为逮捕「四人帮」作准备时说，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是战略家，他本人仅仅是执行了他们的命令。[5-63]
叶帅力求避免在采取抓捕行动时军队之间发生冲突，造成进一步的混乱。「四人帮」在钓鱼台的住所都有自己的警卫，因此应该避免在那里交手。但是时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三位策划者一致认为，必须抢在「四人帮」之前动手。在看过10月4日的社论，又听说「四人帮」告诉其同党到10月9日就会有好消息之後，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三人准备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同时，汪东兴从他可以信赖的警卫团中逐个挑选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月5日下午叶帅分别与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他们决定由华国锋发出通知，在第二天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会议内容包括三个重要问题：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这些议题都是王洪文和张春桥不肯错过的。姚文元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请他到会参加讨论也顺理成章。
10月6日晚，汪东兴的一小批警卫人员已埋伏在室内，但是楼外一切如常。将近8点时王洪文从东门迈步走进房间，立刻就被警卫扭住。他怒斥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这是干什麽！」警卫把他摁倒在地拖进了大厅。华国锋起身说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厅後，张春桥也提着公事包准时到达。他正要从东门进入大厅，也被警卫抓住铐了起来。华国锋向他宣布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审查，他也乖乖就范。姚文元一到，在楼外就被逮捕了。
与此同时，一小队警卫前往中南海中央委员会办公楼江青的住所，向她宣布要对她进行特殊审查。江青说她要去一下卫生间，於是一名女警卫陪同她前往。回来後她便被押上一辆轿车带走。35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5-64]
大约在同时，华国锋和叶剑英还派出一队特别人马前往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以确保「四人帮」余党无法向社会传播消息，不公布任何新闻，直到把「四人帮」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为止。「四人帮」被捕後的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谢静宜和清华大学的迟群也被隔离审查。[5-65]
接下来要抓紧解决的问题是，「四人帮」作为政治局委员一直抵制华国锋成为正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因为江青也在觊觎这个位置。为此，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从晚10点一直开到凌晨4点，会上一致推举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们还讨论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帮」余党制造麻烦。[5-66]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後还立刻宣布，将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邓小平曾与「四人帮」极力争夺此事的控制权；它为华国锋提供了阐释毛泽东遗志的重要机会。[5-67]
「四人帮」余党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来自於上海的武装民兵。[5-68]事实上，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对「四人帮」被捕一事严加保密，直到他们确定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问题。据说曾长期担任南京军区（上海地区亦归其管辖）司令员的许世友飞到北京向几位领导人保证说，部队对上海可能爆发的战事已作好充分准备。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帮」被捕两天後，上海的余党因为与他们联系不上怀疑出了麻烦，开始为武力反抗作准备。
北京为了对付这种威胁，电召江青在上海的同党马天水等人去北京开会，这些人一到北京，就稀里糊涂屈服了。到10月14日，仍打算在上海策划抵抗的人感到党的高层干部和群众普遍反对武装反抗，他们自知处境无望，没打一仗就放弃了挣扎。中央随即派遣苏振华将军为首的一批老干部去上海稳定局势。[5-69]
同时，安全部门的干部也在甄别「四人帮」过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险的。抓捕「四人帮」後的第二天，北京大约抓了30名「四人帮」的铁杆亲信。公安干部继续监视那些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人。[5-70]毛远新也被逮捕。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突然公布，让已经厌倦了无休止斗争的民众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们对那些人会卷土重来的顾虑。10月18日消息公布时，全国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据观察到这些事件的外国记者报道，所有大城市都有异常兴奋的群众涌上街头庆贺。[5-71]
华主席寻求党内支持
但是，对於是否应当逮捕「四人帮」，甚至对於毛泽东是否真心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党内是有怀疑的。毛泽东事实上从未公开批评过江青，人们先前也从未听说过「四人帮」一词。高层干部认为，毛泽东从未想过要逮捕「四人帮」，即便不喜欢「四人帮」的人也觉得应当服从毛泽东的遗愿。
为了巩固对华国锋统治的支持，叶帅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力挺华国锋。他们历数「四人帮」的罪行，解释抓捕他们的必要性。大多数高层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帮」，并且承认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在行动中表现得机智而果敢。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5-72]此举有助於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的态度。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斗争後来被一再说成善恶之间的伟大斗争，是追求正确路线的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很多故事一样，这其实属於成王败寇的老生常谈。不过，这一次就像1949年一样，获胜者确实得到了真诚而普遍的拥护。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5-73]党内对邓小平的批判虽然没有像当初「四人帮」那样极端，但仍持续了数月。华国锋还没准备好让邓小平回来。邓太有经验、太自信，也随时能够掌控大局。叶帅也认为，华国锋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还是让邓小平晚一点回来为好。临近1976年年底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5-74]
邓小平一向愿意接受权力的现实，他是最早表示拥护华国锋的领导人之一。10月7日，邓榕的丈夫贺平从叶帅的家人那里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後，立刻骑自行车飞奔回家，向邓小平一家报告了这个喜讯，因此他们是先於公众知道此事的。[5-75]邓小平在10月10日写了一封信，请汪东兴转交华国锋。他在信中祝贺党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采取果断行动，取得了对阴谋篡权者的伟大胜利。他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於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接班人。」[5-76]
12月10日，即抓捕「四人帮」两个月後，邓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12月14日党中央通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住院期间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这也是为了使他拥护华国锋逮捕「四人帮」而预备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邓小平看过第一份文件後说，大量证据已经说明采取行动是正确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5-77]尽管如此，华国锋与叶剑英还是亲自请邓来玉泉山，向他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5-78]
这时，另一些领导人已经开始推断邓小平将在某个时点回来工作。有些领导人认为，可能会给他安排类似於毛泽东在1974年设想的，让邓小平取代周恩来领导政府、同时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许邓小平可以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能力，在党的首脑华国锋的领导下负责政府工作。其他人认为，可以让邓小平担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可以在某个时候让邓小平完全接过党的工作，就像1975年夏天那样。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决定於1977年1月6日作出。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毛泽东激进路线的终结
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谈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运时说：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然仍被供奉於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同样，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之後，毛仍被供奉在神坛上，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是他的激进思想、他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其实，毛泽东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1974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已经开始了。1975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及1976年初华国锋掌权时期，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四人帮」被捕後，激进的毛主义终於失去了最後的有力拥护者。宣布「四人帮」被捕之後自发的欢庆，以及先前「四五」运动时的民意宣泄，都是强大而明显的象徵，表明群众憎恨给国家带来严重混乱和破坏的毛泽东的激进思想。
後来的审判「四人帮」成了一次全民观赏的庙堂祭典，这次审判中对毛泽东激进思想的谴责没有针对毛，而是被转嫁给了「四人帮」。其实，包括一些庆贺「四人帮」被捕收审的干部在内，很多人过去都曾信奉毛的激进理想，甚至参与过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後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6年1月8日，页141。
[5-2]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页7–8、602–604。
[5-3]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5日，页140–141。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9日，页141–142。
[5-6]关於周恩来晚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参见《晚年周恩来》。
[5-7]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203–204。
[5-8]加塞德（Roger Garside）是1976年至1979年的英国驻华外交官；David Zweig是加拿大交流学生，两人都会讲汉语，那几天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天安门广场。参看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5-9]吴德：《吴德口述》，页203。
[5-10]关於不允许佩戴黑纱的禁令，吴德：《吴德口述》，页204。
[5-11]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5-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2日，页142–143。
[5-13]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285；2002年4月对冀朝铸的采访。
[5-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5日，页143–144；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285.
[5-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13.
[5-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4日，页143。
[5-17]DXPCR, p. 372.
[5-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0日。
[5-19]对党史学者的采访，无日期。
[5-20]DXPCR, pp. 372, 380–38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414–415.
[5-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0日，页145。
[5-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页145–146。
[5-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1月–4月，页146。
[5-24]《人民日报》，1976年月1月26日。
[5-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页146。
[5-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日，页147。
[5-27]DXPCR, pp. 380–3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月15、21日，2月2日，页143–147。
[5-28]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584。
[5-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日，页147。
[5-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2月25日–3月初，页147–148。
[5-3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8–24.
[5-33]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10–115. 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54.
[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3月26日，页148。
[5-35]吴德：《吴德口述》，页204–206。
[5-36]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
[5-37]关於邓小平告诉家人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3月下旬—4月初，页148–149。
[5-38]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p. 154–158;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8.
[5-39]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6.
[5-40]吴德：《吴德口述》，页207–211。
[5-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5日，页149。
[5-42]吴德：《吴德口述》，页210–214。据Garside说，广播是从下午6点半开始，9点35分时打了探照灯，在紫禁城里集结待命的民兵向广场进发。见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8–135. 「四人帮」被捕後，吴德多次为污蔑邓小平作过检讨，但他也替自己辩解说，4月5日那天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毛主席和政治局的决定。尽管有人说4月5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对这一事件的3份调查报告，包括在医院和火葬场及其他几处的调查，都没有找到有任何人死於镇压的证据。吴德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记述的混乱，是由於中央政治局在4月4日和5日两次会议被混在一起，让人以为这两次会议都是在4月4日召开的，还因为一些「四人帮」作出的批评没有被记录在案。见吴德：《吴德口述》，页218–221。
[5-43]2006年10月21日对章含之的采访。
[5-44]2006年1月对一位熟悉毛远新观点的干部的采访。
[5-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6日，页149。
[5-4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08。
[5-47]即使是高层干部也不知道邓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国人中间谣言四起，说邓小平避走广州，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年1月至1980年2月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保护起来。不仅香港的报纸，连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报道过这些传言。见Garside, The Coming Alive, p. 140;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67. 邓小平的女儿後来纠正了这些误解。
[5-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7日，页150；吴德：《吴德口述》，页216–218。
[5-49]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 158.
[5-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1778。
[5-51]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说毛泽东是在4月30日给华国锋写下这些话的。见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5.
[5-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7日、8日，页150。
[5-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7月6日，9月9日，页151。
[5-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9月9日，页151。
[5-55]吴德：《吴德口述》，页197。
[5-5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90.
[5-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9月9日，页151。
[5-58]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9. 关於「四人帮」被捕的背景和过程的简要记敍，见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647–716页；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策划实施过程〉，《中华儿女》，2001年第10、11期，後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上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下册，页248–28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渖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吴德：《吴德口述》。英文文献见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p. 519–528;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and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0–45.
[5-59]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3–364。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30, 615–625；2007年10月对纪登奎之子纪虎民的采访。
[5-60]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7。
[5-6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9–370。
[5-62]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 524;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页4–5；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51–594.
[5-63]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68。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首先提议采取行动，以及两人中谁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学者中有不同看法。华国锋掌权时，中国媒体强调他起的作用更大，他下台之後同一批媒体又强调叶剑英的作用。两人显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个问题讨论可参见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5-64]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377–380。
[5-65]Garside, Coming Alive, p. 154 与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74 都提到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毛远新本想逃跑，在试图登上一架去东北的飞机时被捕。但是看过很多党内文件的范硕没有提到这些传言，香港《明报》和《争鸣》杂志曾经将这条传闻和关於捉捕江青的戏剧化报道一同刊出，相关的概要介绍见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2–167。党史专家也没有证实这些传言。另参见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0。
[5-6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2.
[5-67]Roderich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5-68]关於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见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5-69]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1976–1981年的中国》，页11–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2–590.
[5-70]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4–167.
[5-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21日，页15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65–166.
[5-72]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6–587.
[5-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26日，页152–153。
[5-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後，页153。
[5-75]DXPCR, pp. 440–441.
[5-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0月7、10日，页152。转引自Baum, Burying Mao, p. 43.
[5-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12月7、12、13、14、24日，页153–154。
[5-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