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放逐到返京：1969–1974
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离开了他们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南海。一架专机把他们送到江西南昌，邓小平要在那里参加劳动，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他们获准携带一些个人物品和几箱书。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登上飞机时，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呆多久。
在江西，邓小平不能看机密文件，除了专门指派的当地干部，也不准跟其他干部有来往。但是他的党籍被保留了，这使他对毛泽东有朝一日还会让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年4月，他在离京前不久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毛泽东依然坚持邓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後他和家人便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看待。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所有这一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後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2-1]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後，又为党工作了将近20年。
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当地干部，指示他们安排邓小平的生活。为了确保安全，不使邓小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击，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时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工厂，使邓小平和卓琳能参加劳动。当地干部选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居住的一座二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二楼，保卫人员和其他干部住一楼。以当时的标准而论，这房子给一个高干住还算合适：虽然简朴，但宽敞舒适。巧的是这所房子离着名的南昌起义的发生地只有几英哩，那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包括周恩来、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以及其他很多後来的领导人）就在那里展开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武装反抗。
在江西安家之後，邓小平和卓琳每天六点半起床。战争年代邓小平每天做的头一件事是往头上浇一桶冷水，在江西时他用一块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脸洗头，他认为这可以增强御寒能力。然後他跟卓琳一起，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邓小平不与当地干部谈政治，只有在听他们上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时除外。
吃过早饭後，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很像50年前他在法国工厂干的事情。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2-2]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分，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这是中国人对年长同事的常见称呼。邓小平干活时，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谈论任何别的事情。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午饭後，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後阅读他们带来的书，有中国历史典籍、《红楼梦》和《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他们晚十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後睡觉。孩子们的陆续到来，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邓朴方在1971年夏天来後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
除了在工厂劳动，邓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邓小平也在家里帮着擦地劈柴。[2-3]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比过去要少，因此日子过得很节俭。夏伯根养了一些鸡，使他们仍然能够吃上鸡蛋和肉。邓小平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几天才抽一包烟。他上午在工厂里不吸烟，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几枝。他也不再喝红酒，只在午饭时喝一杯便宜的当地酒。[2-4]长女邓林和次女邓楠仍能从工作单位领到一点工资，她们到来後便和没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这点钱。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後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後的一线希望。」[2-5]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1949年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年至1972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後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2-6]
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後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2-7]邓小平回京後，仍要做一些在毛泽东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反思的岁月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处心积虑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作过长期思考，很难想像他在1977年以後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後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在他们的帮助下着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感情的人。她说，父亲在北京挨批的三年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後体重又开始增加，恢复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药已经多年，文革期间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来到江西还不到两个月，他睡觉时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药了。[2-8]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着，一边思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9]他将在北京重新担当重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标感。邓小平从来不跟妻子儿女谈论高层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儿邓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了解北京的政坛，所以能够觉察到他的心情与关切。[2-10]据邓榕说，他们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以及回京之後要做些什麽。[2-11]
邓小平无法预见什麽时候能回北京、回京後毛泽东会让他干些什麽，也无法预见那时候国家将面对怎样的具体形势。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他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基於他在中共领导层的广泛个人交往，他可以评估不同领导人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还可以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为此他和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已经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灾难性的文革之後恢复秩序。邓朴方是邓小平五个子女中最後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由於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结果导致病情恶化。後来他获准转到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而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後来被转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後，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2-12]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1971年6月终於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於他自己不能走动，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为了避免生褥疮，每两个小时要给他翻一次身。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後来有一位外国客人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
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他功高盖世，整起好同志来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权谋，任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邓小平的一生与毛泽东难分难解，就更难以做到这一点。他十分崇敬毛泽东取得的丰功伟业，忠心耿耿地为他工作了将近40年。然而毛的政策却重创了这个国家。他不但发动红卫兵把邓小平打成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殃及他全家。说他没有被出卖的感觉，那不合人之常情，而他恰是个不免常情的人。他一定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对邓小平来说，问题不仅是毛在世时如何与他共事——只要毛还活着，就一直是老大；他还要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毛泽东已经75岁，而且身体不好，他不可能万寿无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对待毛的声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後应当采取什麽路线。
当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史太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曾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在群众中培养出来的对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毁掉一生的人对他的仇恨，以及很多党内干部对他犯下错误的严重程度的认识。邓小平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邓小平去江西时，已能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剧变的曙光。自南北韩战争以来，即使是在邓小平主持「九评苏共公开信」的1960年代前期，中国对西方都一直大门紧闭。然而，由於布列兹尼夫（Leonid Brezhnev）在1968年9月提出威胁性的理论，主张在共产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胁时干涉其内政是正当的，加之第二年中国又跟苏联在乌苏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国为对抗苏联的威胁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毛泽东在1969年曾让四位老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就如何对付苏联的危险出主意，他们对毛泽东想让他们说什麽心知肚明，便回答说，中国应当主动与西方修好。
邓小平在江西可以看报纸，邓朴方到来後他还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当他在1970年获悉中国和加拿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时，立刻便意识到基辛格後来承认的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1971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11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1972年尼克逊总统（Richard Nixon）的访华作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知道苏联在1950年代的援助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有多大帮助，他自然会思考如何扩大对西方的开放，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对外开放时如何应付国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如何维持一种强大而具灵活性的政治结构。
日本是一个因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而受益的亚洲国家。邓小平去江西时已经知道，日本人就要走完人均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的十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将被进一步抛在後面。西方愿意转让新技术和设备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应如何跟美国发展关系，从而也能获得类似的好处？
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南韩，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国人看到中国大大落後於欧洲，怀疑中国的传统不利於现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华人地区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就不能有同样快速的发展？
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後，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麽严重，由於其他领导人总是阅读有关地方成就的浮夸报告，很难对此作出评价。例如，据邓榕说，当邓朴方1971年6月来到江西时，父亲想给他找点儿事做，就问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没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邓榕说，这让父亲很伤心，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连个收音机也买不起。[2-13]
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於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四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後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他们描述了经济的衰败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受到的破坏。邓小平显然被这些事情所触动，在听孩子们讲话时一言不发。[2-14]
得到允许前来江西看望邓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个孩子，他们在1972年春节获准来江西住了五天。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委时，李井泉在他手下当副政委，1952年又接替邓小平担任了西南局书记一职。当时李井泉的三个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当时他本人几乎什麽也没有讲，只说了一句话，农村需要更多的教育。[2-15]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家人相濡以沫
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後的几年，五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邓林和邓楠在工作单位挨整，另外几个孩子则在学校里受迫害。他们只要敢走出家门，红卫兵就有可能认出他们，把他们拦住进行辱駡。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後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有甚於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邓小平深知孩子们因为受到自己的牵连而受苦。对於家庭以外的干部，邓小平是同志，党的政策高於私人关系，但是他与妻子卓琳以及他们儿女的关系却不以政策为转移。他们之间忠心耿耿，相互关爱，总是以家庭为重。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於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1966年至1972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书，从1952年他20岁起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於一名同志。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他的三个女儿立刻断定那些指责全是不实之辞，她们也从未向红卫兵或其他人提供过可以用作批判父亲的证据的新材料。[2-16]卓琳後来表扬自己的孩子说，即使受到压力，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谴责过自己的父亲。
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治疗。邓榕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麽多信。[2-17]邓小平估计这些信会转给毛泽东，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还在江西、准备接受对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内容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事。北京的答覆有时拖延很久，但孩子们最终都被获准前来江西探望父亲，每次至少两周，不过邓榕得到允许住更长的时间。1969年12月，先是邓榕，然後是邓质方，都获准在冬季农闲时间住在家里，但春耕开始之前两人还要回到农村的生产队。接着回家的是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的邓楠及其丈夫，两人於1971年春节获准回家探亲。邓楠在江西生了一个女儿，这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长女邓林也获准在春节时回家探亲。这些探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仍然觉得，与刘少奇和其他干部相比，他同邓小平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
五个子女中邓朴方最了解上层的政局变化。[2-18]他在江西的出现使父亲有机会听到更多关於学生政治斗争的细节、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後来，一些了解邓小平的人说，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十年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60名教职工的死亡。
文革之後，甚至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後，他的五个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邓朴方投身於残疾人的工作，自己也经商。邓楠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後被提拔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在江西时，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女儿邓榕在离邓小平住处不远的南昌学医，邓质方在那里学物理。邓榕後在1980年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了两年，担任促进文化交流的工作。由於这项工作，她成了撰写家史的作者，还领导着一个促进中外领导人交流、帮助赞助西方音乐演出的基金会。邓质方在美国留学八年，拿到了罗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随後他进入一家从事技术进出口的公司，後来又搞了一个从事房地产和通信装备的分公司。1994年以後邓小平的头脑已不太清楚，据说卓琳因邓质方受到贪污指控大受刺激，试图服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邓质方最後没有受到惩罚。
1973年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的听力已开始下降。他平时不参与儿孙凑在一起的聊天，不过有孙儿绕膝，看看电视节目，也让他十分开心。如果他参与孩子的聊天，他们会直接冲着他耳边说话，告诉他自己的见闻，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据邓榕说，父亲对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们意见的影响。[2-19]
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2-20]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2-21]故也不难理解，他们两人会因争取毛泽东的青眼相加而相互视为对手。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2-22]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後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2-23]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後，林彪对自己与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历来疑心很重的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把他除掉。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於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与林彪关系密切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毛泽东在确信得到他们的支持後告诉他们，他一回到北京就会解决林彪的问题。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後，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於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2-24]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正式公布之後，才采取了行动。11月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力不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林彪死後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麽想。听过关於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後，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2-25]
邓小平很清楚什麽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儿女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後，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麽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於万一。[2-26]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於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於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覆後，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任什麽职务了。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後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於为1972年2月尼克逊访华作准备。
毛泽东任用周恩来和党的老干部：1971年9月–1973年5月
假如毛泽东能按部就班地实施除掉林彪的设想，他或许能安排好接班问题。突如其来的坠机事件打乱了他使党内高层接受他除掉林彪的计划。被毛泽东当作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的人神秘死亡，转眼间成了阴谋夺权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会因此怀疑毛的判断力。毛泽东为此身心交瘁，有两个月的时间很少起床。[2-27]後来他又逐渐下床，但在1972年2月12日轻微昏迷过一次，肺里的毛病也影响到心脏，不时的咳嗽使他难以入睡，只好躺在沙发上睡觉。虽然他已行动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时候，在大事上，他的头脑依然清楚。[2-28]
在毛泽东手下受过罪的人，以及对他带来的灾难感到痛心的人，都知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多麽强大，假如直接批毛，将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蛮干所造成的错误已是昭然若揭，当时他在政策上作出让步，允许其他领导人享有更大的决策空间，但他仍然想方设法继续掌舵。林彪死後毛泽东故技重施，他在政策上作出让步，给予别人更多的决策权，但自己仍是当家人。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後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1974年——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五年之後——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他必须到自己的圈子以外物色人选，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去批判别人，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启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2-29]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麽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於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权力，此人就是周恩来。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在林彪坠机後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来对林彪之死的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着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破坏後，再次面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2-30]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到那时为止他尚能避免毛泽东对他的猜忌和惩处——两个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丧命。他一直设法只当三号人物，现在自己却也成了二号人物。他知道毛泽东会疑心。确实，毛在两年之後便开始批他。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後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作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2-31]
林彪坠机两个月後的1971年11月14日，有更多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天，他接见了一个座谈会成员，其中包括当时已在着手重建军队领导班子的叶剑英元帅。毛摆出一副对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层给予鼓励的姿态，指着叶剑英对座谈会成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指1967年2月一些老帅和副总理试图抵制文革〕。」[2-32]他又说，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纵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这个说法了。[2-33]毛泽东想以此尽量撇清他同批判1967年「二月逆流」的参与者的干系。他还作出为谭震林、陈再道等在1967年挨过整的老干部平反的指示。
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革期间挨过整的一批老干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这是自林彪四个月前坠机後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毅是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权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後又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几年後上海黄浦江畔为他竖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了残酷批斗。尽管他最终在军队医院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他由於缺少及时医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弥留之际，很多军队干部前去看望他，他们很清楚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以三鞠躬表达他对陈毅的敬重。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用这些话把迫害陈毅的责任推给了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心知肚明，如果毛泽东不点头，陈毅也不可能受到批斗。但是他们愿意暂时接受林彪要对陈毅之死负责这种不实之辞。他们不指望毛泽东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毛对老同志的态度有了转变，利用这种转变对他们有好处。毛把政治看得高於经济，但他从未放弃改善国民经济的愿望。再说，尽管他具有从感情上操控中国人民的非凡能力，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干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职的干部的强而有力的领导。毛泽东在1972年已经打算让有经验的老干部回来工作，让1960年代末林彪主政时被派到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他们大多数都无所作为——回到军营。不久之後的1972年3月，周恩来交给中组部一份有400多名需要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名单，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让他们回来。[2-34]在1975年和1978年，这些老干部在帮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的工作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1973年年初，他依然从事着繁重的工作。[2-35]在林彪坠机後的混乱时期，周恩来利用他与另一些干部之间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使国家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动乱。[2-36]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2-37]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问题上，周恩来继续争取毛泽东的同意，他尽量作出能够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决定。而毛泽东的让步，以及他承认需要进行整顿，也使周恩来得以更有力地去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他致力於处理好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恢复经济秩序，阻止激进派在农村中的极端做法，扩大与西方的外交接触。[2-38]他甚至能够让着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出推动理论研究的规划。[2-39]周恩来这些拨乱反正的努力预示了邓小平在1975年推行的范围更大的整顿。因此，毛泽东在1973年年底批周恩来预示了他在1976年初的批邓也就不足为奇。
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年12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但是，周恩来对文革受害者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他担心这会触怒毛泽东，而他的担心看来也很有道理。周恩来在195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後曾惹恼过毛泽东，他当时私下对毛说，自己从良心上不能赞成毛的冒进的经济政策。自那次受到批评後，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让毛泽东找到理由怀疑他没有全心全意贯彻毛的意图。[2-40]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1月还是对周恩来大发脾气，他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远，这一斥责让周恩来进一步退缩。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2-41]在充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於一身。很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例如陈毅的家人就对他没有保护陈毅很气愤，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也有同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人则说他助纣为虐，对於文革的浩劫难辞其咎。有人问，倘若周恩来没有阻止政权的垮台，那些罪恶难道不是能提前结束吗？
无论人们对周恩来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处理当时毛泽东议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上，没有任何人具备周恩来那样的高超技巧。1971年7月9日，即林彪坠机两个月以前，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0月20日至26日，坠机事件发生一个月後，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为次年2月的尼克逊访华作准备。基辛格後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一样。[2-42]
毛泽东和周恩来，基辛格和尼克逊
中美之间有过两百年的贸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四年盟友，後来是二十年的冷战对手，两国在1969年开始考虑恢复邦交。1969年发生珍宝岛战役後，毛泽东担心受苏联入侵的危险，自南北韩战争以来第一次决定扩大与西方的交往，并指派周恩来进行谈判。尼克逊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基辛格1971年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为尼克逊访问打前站的戏剧性之旅，以及1972年2月尼克逊的访华都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们为邓小平时代美中交往的迅速发展搭建了舞台。
1966年至1969年的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都与邓小平无关。但是他在1961年至1963年曾率领一班人马写下反驳莫斯科的九封着名公开信；他还在1963年亲赴莫斯科，发表了中方最後一次重要讲话，使中苏交恶达到顶点。中国重启中美交往也与邓小平无关，当时他还在江西，虽然他在1973年底陪同周恩来参加过谈判。邓小平的贡献还有待於来日。
缓慢的复出：1972年1月–1973年4月
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後，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他曾在1966年严厉批邓，所以他不能指望别人会很快接受邓小平，况且他尚未决定如何使用邓小平。邓小平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毛采取的伎俩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麽严重。周恩来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2-43]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後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4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2-44]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於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後说：「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2-45]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覆，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2-46]
邓榕後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从邓家人如此期盼积极的信号可知，尽管毛泽东疾病缠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烦意乱，但他仍然左右着手下人的命运。实际上，陈云已经在1972年4月22日获准从江西回京，但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呆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覆後，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虽然当将军有一套，但在长征期间曾秘密夥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他还回顾往事说，林彪在抗美援朝时拒绝了毛主席让他率军作战的要求。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图，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他。邓小平毫无愧疚地讲着他认为毛泽东爱听的话。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1931年自己在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徵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1960至1961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於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做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2-47]
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保证书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向周恩来总理作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毛泽东再次说，邓小平的问题不同於刘少奇，他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敌人。此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还为党和国家做过其他一些好事。[2-48]周恩来在收到毛批示的当天就把它转发给了中央委员会。[2-49]可是由於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挠不让邓小平回来，事情一时没了下文。[2-50]
1972年9月，邓小平觉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请求走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维埃老区，并且得到了批准。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他花了五天时间外出访问，得到省部级领导人规格的接待。邓小平还被允许用两天时间探望从1952年起就给自己担任机要秘书的王瑞林，王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後来邓小平返京时，王瑞林也被允许回到了原来的岗位。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问汪东兴和纪登奎，为何还不落实8月份毛泽东让邓小平回京的指示。他们在12月27日请示了毛之後答覆说，邓小平可以回京。[2-51]一个月後，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给邓小平道别後，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2-52]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2-53]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後，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邓小平返京：1973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邓小平在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回京後并没有立刻得到任命，尽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经暗示着他会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邓小平回京的消息传开後，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数周时间内既没有出席任何正式会议，也不承担任何工作，甚至没有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
毛泽东让周恩来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商量邓小平将来的工作。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接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方面，他是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强烈反对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2-54]协商的结果是，政治局提议把邓小平安排到国务院的业务组，这是周恩来和副组长李先念手下的一个领导小组，在文革动乱期间维持着政府的日常职能；并且允许邓小平参加党的每周例会。[2-55]3月9日，周恩来把汇报这些决定的文件交给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邓小平做了传达，同时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2-56]
邓小平回京後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3年3月28日晚上，在场的还有李先念（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和江青。见面结束後，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随时准备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泽东便接见了邓小平，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回答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调遣。[2-57]当晚，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了要让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邓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但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给毛写信汇报了政治局的讨论，得到毛的批准後，邓小平便正式上任了。[2-58]
1968年以後邓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场合露面，是在1973年4月12日为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Prince Norodom Sihanouk）举行的宴会上，他以副总理的身分出席。邓小平和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时还是很谨慎。这次露面之後，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议论纷纷，都在猜测他将扮演什麽角色。[2-59]
毛泽东显然要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们所知，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後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在证明了自己对毛的忠诚以後，12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恩来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北韩、马里、尼泊尔、刚果、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国家的客人。他还参加了一些会见外宾的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的工作。[2-60]
毛泽东培养王洪文：1973–1974
毛泽东像中国的其他年迈的领导人一样，也很注重培养年轻干部作为接班人。林彪死後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接班人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紧迫。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大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三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後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毛泽东知道王洪文缺少领导政府的知识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场和领导潜力，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第一人选。事实上，毛泽东开始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让王洪文担任党的领导人，同时物色人选接替周恩来的政府首脑一职。
毛让邓小平协助周恩来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後，往往不再理会朝内衮衮诸臣，只跟内宫善於阿谀奉承的太监打交道。林彪死後，毛泽东也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个是随时陪伴於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毛的表兄的孙女）。毛是在自己的专列上与张玉凤相识的，当时她被安排做毛的服务员。张玉凤长得颇具姿色，又有心机，政治上也很精明，虽然她没有多少经验，理解不了复杂多变的上层政治。「两位小姐」本来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见外宾之前和之後常跟她们交谈，两人也开始逐渐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泽东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不管她们个人有什麽想法，她们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效忠於毛泽东，而外界也逐渐把她们视为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泽东批判周恩来时，便是由「两位小姐」负责传达毛的意见。当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时，这种情况给她们和周的关系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她们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传声筒，而且毛泽东也期望她们向自己汇报周恩来言行中所有可能的问题。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1972年2月他曾一度神智昏迷，但九天之後他仍会见了尼克逊。他沉溺於中国的文史典籍，但对於他所关心的问题，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声望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成竹在胸，老谋深算。在这些事上他仍然大权在握，也很会算计如何利用他的联络员。
过去的皇帝上了年纪後，除了培养继位者，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身後事。毛泽东也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1945年他与蒋介石会谈期间曾公布先前在1936年写下的〈沁园春·雪〉一词，後来成为他最着名的诗篇之一。诗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接下来他又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妄自尊大和权力欲而论，他在世界领袖中堪称翘楚。在达到权力顶点时他参与各种领域的活动，但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和年岁增高，他开始更加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能够维护他的遗产的接班人。
在世界领袖中毛泽东同样堪称翘楚的另一件事是，他生性多疑，总觉得有人要阴谋篡权。但是，他对周恩来的疑虑也并非毫无道理，他害怕周恩来如果活得比他长，会抛弃他的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事业，贬低他在这个时期党的历史上的光辉地位。[2-61]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和外交工作方面能力非凡，记忆力过人，是当时几乎不可缺少的人物，尤其是在恢复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各国关系方面。高层人士都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周，但又离不开周。1930年代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时，培养了一批为他工作的内部谍报人员，这些人的身分一直保密，而且仍然效忠於周恩来，毛泽东对於除掉这样一个掌握着如此巨大的秘密支持者网络的人是有所顾虑的。周恩来不同於刘少奇和林彪，他多年来一向谨小慎微，唯恐威胁到毛的权力。但是到了1973年，虽然没有人公开说，毛泽东还是不难察觉很多高级干部认为周恩来是个好领导——他竭力维持秩序，关心别人，尽量减轻坏领导的狂热计划带来的後果。
毛与周的问题不是担心周恩来有可能篡权，而是周的声望超过自己的声望，还有就是他同美国打交道时可能太软弱。一旦周恩来活得比毛长，这些问题会变得尤其严重。因此，当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国外媒体充斥着对「周恩来改善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的赞扬时，毛面露不豫之色：[2-62]那本是我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不是他周恩来的。此後，毛便想办法削弱周的威望，他要确保当周恩来的癌症恶化时，接班的人忠实於他而不是周。[2-63]
尽管毛泽东妄自尊大，偏听偏信，犯下各种路线错误，但他的部下也承认，他不但是大战略家，而且有发现人才的眼力。被毛泽东看上的另一个政治领导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娴熟处理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大量复杂问题，此人便是邓小平。[2-64]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和他的上级周恩来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19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苏区又与毛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後来的岁月得到提拔，也因为他是毛而不是周的人。[2-65]周恩来在1973年处理着大量异常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後获益匪浅。毛泽东在19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麽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2-66]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中共十大：1973年8月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後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麽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於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後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後，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2-67]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做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2-68]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後。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2-69]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後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大会不像1956年的八大那样对所讨论的问题作了全面总结，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与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做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1小时，大大短於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2-70]这次大会推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象徵着林彪时代的结束，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纲领。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後的清查运动和1973年的经济计划。[2-71]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有将近一半内容是批林的，经济计划没有谈到具体内容，因为当时的经济仍处於一片混乱，领导层也无暇为当时的五年计划中还剩下的两年——1974年和1975年——作出具体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於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2-72]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司令员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7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2-73]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後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後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2-74]不过毛泽东最後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副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後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後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後来变成了臭名昭着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於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农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进派。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2-75]
批判周恩来：1973年11月–12月
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同年11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於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1973年6月布列兹尼夫访美并在加州圣克莱门特市与尼克逊会面，双方共同出席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的仪式之後，毛泽东的怀疑变得更加严重。中方在布列兹尼夫访美後立刻向白宫发出正式照会，指责美国帮着苏联表演和平姿态，等於是帮着苏联掩盖它的扩张主义。[2-76]毛泽东怀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作任何反应。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对美国在减少与台湾的交往、跟中国恢复邦交上无所作为也很生气。尼克逊曾经许下诺言要在1976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是不管作何解释（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削弱了尼克逊的实力，使他无法让国会批准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现在都是在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基辛格於1973年11月抵达北京时发现周恩来的权力已被毛泽东大大削弱。周恩来对「现代大儒」（太温和、不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战）这样的指责十分敏感，因此当基辛格说中国仍然受到孔子的影响时，周恩来勃然大怒。据基辛格的回忆，在他们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谈中，周恩来发脾气这是仅有的一次。周恩来显然承受着压力，而「两位小姐」会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言行。基辛格到北京时，美国刚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为新一届驻台大使，并同意向台湾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
11月，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了一天之後，周恩来和唐闻生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周把基辛格的建议告诉了毛泽东：如果中国表现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华盛顿跟台湾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关系，华盛顿也许就能得到国会的同意，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时唐闻生对毛说，这听上去像是「两个中国的政策」。[2-77]（周恩来後来对基辛格承认：「我们跟主席在一起时，我不敢解释这种说法，她却敢作出解释。」）毛泽东听到周恩来居然认真看待基辛格的建议，让美国同台湾和大陆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对周恩来勃然大怒。
基辛格告诉周恩来：「中国核武力的增长是苏联无法接受的。」[2-78]他还建议设一条热线，以便美中两国在苏联可能采取行动时能够迅速交换情报。（「弥补你们军队的弱点，延长预警时间。」）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如果能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这对中国有很大帮助」。在基辛格访华最後一天（11月14日）的上午，他们交换了有关分享情报的文件草稿。[2-79]
毛泽东听完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汇报後，认为这种建议与苏联在1950年代末要为中国提供联合舰队的建议如出一辙。正是苏联这种建议使毛泽东与苏联绝交，因为他担心向苏联出让权力有损中国的主权。现在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要向美国出让搜集情报的权力，这将损害中国的独立地位。
江青很会揣摩毛的心情，而且一直在伺机整周恩来。这时她觉得时机已到，便发动了对周的批判，说他喜欢对美国人低头哈腰。她把周称为「投降派」。[2-80]毛泽东想让中国外交的腰杆儿更硬，因此也乐意狠批一下周恩来。
基辛格访华後不久，从1973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毛泽东组织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系列批周的会议。林彪死後，毛泽东对日常工作的细节已不感兴趣，但他对批周一事却作了具体部署，包括选哪些人参加，让他们大体说些什麽，为会议定调子等等。在他看来，周恩来差不多已经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2-81]政治局全体成员都被要求对周进行公开批判。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的检讨，但毛泽东认为不够，要求他再写一份更深入的检查。在1973年11月这些会议之後，基辛格本来可以再次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许与他举行谈判。会见再也没有进行。
毛让邓小平接手工作：1973年12月
基辛格11月访华後，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1973年12月，邓小平遵照指示参加了政治局批周的会议。无论在法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间还是1950年代初在北京一起工作时，周恩来就像邓小平的兄长。但是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会和自己而不是周恩来站在一起。邓小平在19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周恩来却没有。自从1931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後，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并在19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1956年以後邓小平成了党的总书记，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在党内事务上有时变得很尴尬：周恩来在党内排名上高於邓小平，可是他要向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2-82]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保护邓小平。[2-83]
邓小平心里很清楚，「两位小姐」会把他在批周会议上的发言汇报给毛主席。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对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2-84]这些话表面上并不恶毒，却暗藏杀机。邓小平实际上是在暗示，周恩来想架空毛泽东，篡夺毛的地位。「两位小姐」把邓小平的发言和态度汇报给毛泽东後，毛非常兴奋，立刻把邓小平叫去谈话。
几天以後，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让邓小平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军委委员。毛泽东不报请中央全会批准就要通过这样的任命，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2-85]周恩来名义上仍是总理，但邓小平开始参与他跟外国人的会谈。虽然周恩来的身体条件在七个月後——即1974年5月——仍能允许他坐十几小时的飞机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但毛泽东却让邓小平替他去了美国。周恩来为动手术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後，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2-86]
加强军队建设：1971–1974
林彪坠机身亡後，毛泽东需要确保军队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忠诚。他在林彪坠机之前已经预先采取措施加强了军队对他的支持以防范林彪。例如，1971年8月他亲自视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的部队，公开谈到他和林彪的分歧。他还撤换了一些军队领导人，削弱了林彪的势力。[2-87]坠机事件後，政治局中的四名军队干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被要求在十日内表态与林彪划清界限。其实这些人在几天之内便被抓了起来，直到1980年代末才得到释放。
毛泽东撤掉彭德怀後，在1959年依靠林彪团结部队；同样，林彪死後，他也需要有人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他比林彪大十岁，没有权力野心（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但是在1973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中美关系时，他也转而利用邓小平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据说，在中共十大後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後会发生什麽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2-88]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後不久获悉，刚当上党的副主席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在林彪还在世时给他写过效忠信。这件事让毛泽东大为震惊，他担心其他大军区司令员也可能与林彪的关系过於密切，於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换；为了减少他们调换职位後网罗亲信的风险，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
当毛泽东又发现其他军队领导人写给林彪的一些效忠信後，对曾为林彪工作的北京的领导班子愈发怀疑，於是决定把跟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军区领导人调到北京。林彪大权在握时邓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泽东知道邓小平不可能和林彪关系密切。他还知道，军队的两个关键领导人——已被调往渖阳军区的李德生和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最敏感职务的陈锡联——都在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任过职，所以他相信邓小平能够管住他们。
军区司令员大换班後不久，毛泽东宣布他请来了一个军师——邓小平。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用他本人的说法：「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2-89]邓小平一向重实权不重虚名，他客气地谢绝了那些头衔。毛泽东心里清楚，任命邓小平可以让军队上层松一口气，这不仅是因为邓小平在军队的资历，还因为他们确信邓小平不会进行打击报复。虽然邓小平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严厉批评受林彪影响的几位大军区司令员。但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很清楚邓小平这样做出於无奈。任命邓小平後，并没有明确叶帅和邓小平两人谁排名在前。但两人相互尊重，在与军区司令员开展工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清除林彪对军队影响的同时，毛泽东还在社会上开展了一场批判林彪余党的政治运动。有人发现林彪在读过的书的页边上写有尊孔的话，於是这场批判林彪和另一个被指责有中庸倾向的人——周恩来——的运动，便被称为「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以1974年的元旦社论作为起点，一直持续了半年。它最初的目标是军队中与林彪关系密切的李德生等人，但是到了1月底，江青开始利用这场运动批判周恩来。除了批林批孔以外，他们还把矛头对准「周公」。周恩来虽然受到伤害，但他度过了风暴。他继续担任总理，甚至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尽管不再让他主持敏感的中美谈判。
然而就在这场运动前後，毛泽东不时又从煽动者摇身一变成了胸怀大度的人。他指责「两位小姐」在批周时就像小兵冒充大帅，还批评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做得太过火。他甚至对江青说，不要再整人了，她不代表他的观点。毛还说，她宣称周的问题十分严重、应当叫作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一点是错误的；她说周恩来迫不及待想篡权，这一点也是错误的。[2-90]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个激进派。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周密计划的帮派，但他们确实扮演着批周的核心角色。
「四人帮」的名称及其所表示的他们是危险分子的意思後来广为人知。江青继续批判周恩来和老干部，同时她和另外三人也成了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批判对象。但是当时还不可能触及那个能让「四人帮」整人的人——毛泽东。事实上，有些大胆的人只在与可靠的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会竖起四个指头，然後晃动大拇指，意思是不光有「四人帮」，还有第五个人：毛泽东。
受到批判的周恩来癌症病情加重。为了做手术他於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之後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医院一个舒适的套房里，直到1976年1月去世。周恩来很能体谅人，他知道邓小平在1973年底批他是因为有毛的压力。1974年初他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当时周恩来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的亲自指导下，邓小平成了事实上的代总理。[2-91]邓能回来工作是得益於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但是在1974年和1975年，他和周恩来再次紧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国、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样。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也要求他与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周恩来的身体日渐虚弱，江青开始担心毛泽东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邓小平，於是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他。[2-92]江青的感觉没错，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
毛泽东在1974年春天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使邓小平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中国大陆在1971年就取代台湾取得了中国的席位，但是还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会议上发过言。
联大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北京以为中国代表在联大的第一次发言是以经济问题为主，於是安排对外贸易部而不是外交部为中国领导人准备发言稿，由主管外贸政策的李强出席大会。但会前不久才发现联大会议将集中关注中国的对外关系，於是准备发言稿的工作又从外贸部转给了外交部。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为落实这项计划，毛泽东充当了幕後操控人，他让王海容和唐闻生给外交部传话，要让邓小平担任赴联大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很快就答应下来。江青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背後决定让邓小平去联合国，激烈反对这个人选。她很清楚，邓小平的联大之行将加强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早因其强硬而被称作「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很可能对她的活动加以限制。[2-93]1974年3月27日，与江青分居的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对邓小平的出访有意见，因为这是他本人的选择。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赞成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2-94]
毛泽东派邓小平去联合国的决定是在最後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只有一周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幸亏他对毛的想法了解得很透彻，写完讲稿後就把它送给了毛泽东，毛批示说：「好。赞同。」[2-95]乔冠华的这篇由邓小平在联大上宣读的发言稿，基本上反映着毛的新世界观，他认为国家关系的远近不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他称之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毛泽东通过乔冠华和邓小平表明，尽管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但最近的不利事态——尤其是布列兹尼夫的访美——让他相信美苏正在相互勾结。毛泽东现在希望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乔冠华外长是个老谋深算、很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当富裕，能够供他在德国的大学读哲学。他担任了名义上的代表团团长，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实权的是邓小平。中国的领导层把这次联大之行视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国聚会的场合崭露头角的一次机会。尽管病魔缠身，周恩来还是和大约2,000人一起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後来又在4月6日和一大群人去机场欢迎代表团的归来。[2-96]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联合国期间，邓小平还与来自各国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回答问题和讲话时都十分谨慎，因为他目睹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况且他的访问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他把难题推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去回答。邓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媒体的友好对待。[2-97]由於在他的发言中关於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泽东，也由於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他後来出版的「文选」。[2-98]
邓小平发言两三天以後，在纽约和基辛格第一次会晤。他们初次见面时，基辛格对邓小平直来直去的风格有点儿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虽然很客气，却带着毛泽东的强硬指示。他知道周恩来因为向美国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指责。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对美国的不快，毛认为美国想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达成导弹控制协定，以缓和美苏关系。他还重复了毛的观点，说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意思是美国应当重点防范苏联。邓小平对基辛格说，苏联现在虽然反华，但它的真正目标是西方。[2-99]邓小平表示，他担心美国不再把苏俄视为主要对手，并可能鼓励中国与苏联开战以起到削弱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效。[2-100]基辛格後来比较过邓小平的直率作风和周恩来巧妙优雅的风度。他说，邓小平不太熟悉会谈中提出的一些全球问题，他不时引用毛泽东的话，把一些问题交给乔冠华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说，邓小平似乎是处在「训练期」。[2-101]他在1974年谨小慎微的风格与1978年夏天之後会见外宾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他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已很有经验，而且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无法再听人向他汇报邓小平的言论。
基辛格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於安全考虑，邓小平与他们不同，他更重视国内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能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哪些好处。基辛格後来对邓小平代表中国的能力给予了很高评价。[2-102]
中国联大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只字不提周恩来。基辛格几次善意地向邓小平提到周，都没有得到回答。邓小平说，孔子是个保守派，为了使人们解放思想，必须消除孔子的影响。基辛格问，这是否实际上在暗指今天的某个人，邓小平回答说，批判保守思想，当然要涉及代表这种思想的某些个人。[2-103]话虽然说得隐晦，意思却很清楚。邓小平已经不再是周恩来的助手，而是就要取而代之了。[2-104]
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麽，邓小平乾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徵，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徵。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华尔街在星期天都关门歇业，邓小平还是让下属把他带到了那里，这样他至少可以对此地有一个印象。[2-105]邓小平只领到了十来块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书王瑞林在沃尔沃思连锁店替他为孙子买了几个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闻生的父亲，曾是纽约一家左派中文报纸的主编）用自己的钱为邓小平买了一个既会哭又会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这个玩具带回家後，它一时成了家人的最爱。[2-106]
邓小平取道巴黎回国时，在那里的中国大使馆住了几天。这是他从1926年离开後第一次访问法国。他在那里喝咖啡，吃牛角包，就像半个世纪前一样。出於安全的原因，没有让他到市区转一转。他的随行人员想找到他以前住过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两百个牛角包和一些乳酪，回国後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1920年代他在法国时的革命战友。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联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继续让他在接待外宾上唱主角。毛在会见外宾时也让王洪文陪同，但他并没有积极参与会谈。事实上，王洪文在1973年以前从来没有会见过外国人。[2-107]
6月1日，即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几周後，周恩来再次住院动手术，此後他便不再会见外宾。这段时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某个省的大厅里会见大多数外宾，并安排他们在漂亮的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像周恩来一样，他招待外宾的方式让基辛格半开玩笑地说：「我来自一个在待客方面欠发达的国家。」
邓小平在1974年秋天会见了各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官员，包括日本、巴基斯坦、伊朗、也门、刚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北韩、土耳其、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他会见了政治领导人、工商界领袖、记者、科学家和运动员。他的谈话中不断重复某些主题。他尤其关心日本领导人如何领导经济发展，日本如何使它的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
他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就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苏美争霸的背景下——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强烈赞成欧洲各国之间以及欧洲同美国加强合作的努力，视之为一股抗衡苏联的力量。他对军备控制协定对苏联军力增长的控制能力表示怀疑。他支持土耳其解决跟希腊的争端，以免苏美两个大国从中取渔翁之利。他解释说，中国当年跟苏联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赫鲁晓夫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还向美国的工商界明确表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能够使经济交往迅速发展，而这又将取决於美国是否终止与台湾的邦交。
他会见的美国人中包括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殊（George H. W. Bush）、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和杰克逊（Henry Jackson）以及一个美国的大学校长代表团。[2-108]他与心领神会的曼斯菲尔德和杰克逊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对抗苏联的扩张。他在接见大学校长时对他们说，还要继续促进和扩大学术交流。[2-109]
毛泽东要求安定团结
毛泽东是个大无畏的革命家，可以在短期内不顾现实。尽管如此，他也不能长期忽视严重的问题。他一度压制对大跃进的抵制，但是在1958年底和1960年，他也同意针对已造成的破坏作一些调整。1974年时文革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需要有所作为。经济其实止步不前，到1974年夏天时已经有报告说，「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钢铁产量下降，铁路运输也在滑坡。毛泽东顾及自己的身後评价，并不想让人记住他是个让经济陷入灾难的人。
1974年8月，毛泽东把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叫到他在武汉东湖梅岭的住所，这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他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2-110]毛泽东虽然生性善变，但他在1974年底不断提出需要安定团结。他在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来见面时，同意把「安定团结」这个提法作为次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二中全会的口号。
执行者和看家狗的冲突
到1974年後期时已经很清楚，毛泽东要让邓小平在恢复安定团结上扮演主角。[2-111]他在1974年10月4日宣布要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项任命表明他对邓小平的表现很满意，也是给党内领导人的第一个明确信号：他有意让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一职。
毛泽东决定结束文革乱局，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这使江青及其激进派同夥坐立不安，却让务实的老干部感到高兴。毛泽东让负责党内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宣布这项任命，王却拖延时间，首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江青，以便她有机会作出反应。另一些高层政治领导人知道，江青和王洪文想让张春桥接总理的班。江青试图劝说毛泽东改变任命邓小平的主意，但未能得逞。两天之後，不应该拖延如此之久的王洪文别无选择，只能按毛的指示办，宣布了对邓小平的任命。[2-112]
毛泽东虽然让江青和他分居，但是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认为江青忠实於他的继续革命的事业，也是唯一坚定不移和其他党内高干——包括邓小平这个他们中间最顽强的人——对着干的人。但是，毛泽东对江青可能在自己死後夺权的迹象也很生气。早在1972年，他对江青花一周时间跟打算写一本江青传记的美国学者洛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谈话（就像当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希望宣传他本人的崛起一样）就十分不快。[2-113]
提拔邓小平一事使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江青後来在1976年3月批邓时说，邓小平1973年春天刚回京时，她和毛泽东之间的问题并不像後来那样严重。这也许要归因於毛泽东，他在1974年夏天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让江青少闹事，他还告诫王洪文，不要老是看江青的眼色行事。
江青挖空心思想挑起毛对邓的疑心。在宣布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两周後，她恰好看到报纸上有一篇赞扬中国制造的轮船「风庆轮」的文章。邓小平这时想扩大外贸，因此支持交通部关於中国尚无能力建造大型货轮、若想在短期内增加外贸就只能购买外轮的结论。江青读到报上那篇文章後给报纸撰文说，中国已经造出了万吨巨轮「风庆轮」，周恩来和邓小平却要浪费国家的钱去买外国船。她又说，邓小平一直想买外国船，这说明他和交通部的干部有买办心理，崇洋媚外。她说，自己造的船同样很好，「我们不是也造出了『风庆轮』这样的万吨巨轮吗？」[2-114]
第二次炮轰发生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指责邓小平支持购买外轮，说他是在搞洋奴哲学。她宣称中国自己也能造大船。邓小平通常能够保持冷静，但江青的不断指责让他失去了耐性。当时他对江青试图提拔立场摇摆的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也很生气。他心想，50年前他出国时，乘坐的是一艘西方制造的五万吨轮船，这样的大船在当时就已经不稀奇。总之，中国在船运方面已经大大落後，而江青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邓小平发火後，在李先念劝说下满脸通红地愤然离去。[2-115]他後来对周恩来说，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他七八次，让他忍无可忍。[2-116]
10月17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後的第二天，王洪文代表政治局飞到长沙。他奉江青之命前去告状，让毛泽东怀疑邓小平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大任。可是见面的结果只是使毛泽东更加怀疑王洪文能否胜任自己的工作。[2-117]两天後的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时，邓小平也被叫去参加了会见。
当时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和邓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对江青很生气，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击别人，她却跟人斗个没完。[2-118]他在11月批评江青，说她到处插手，批评政府文件（例如关於购买外国轮船的决定），以及不经商讨就发文件，还想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自己组阁。毛泽东借用《西厢记》中的人物对江青说，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动作的红娘。但毛泽东并没有抛弃江青。她已经证明自己是个坚定的盟友，只要毛想整谁，她一定会整谁；况且他有可能还需要她整人的本领。但是至少在那时，由於毛泽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他压住了江青，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2-1]DXPCR, pp. 108, 117.
[2-2]DXPCR, pp. 106–115；另据作者2008年11月访问这家工厂以及与工厂当地人交谈的笔记。
[2-3]DXPCR, pp. 133–147.
[2-4]DXPCR, pp. 148–154.
[2-5]DXPCR, p. 185.
[2-6]为邓小平和陈毅担任过翻译的冀朝铸曾对邓小平和陈毅作过比较。作者在2002年4月、2006年11月和2009年4月对冀朝铸的采访。
[2-7]2001年3月和2002年1月对李慎之的采访。
[2-8]DXPCR, pp. 120–132；巫猛、 熊诚、李小川：〈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百年潮》，2003年第1期，後收入杨天石编：《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55；另据作者2002–2006年对邓榕的采访。
[2-9]DXPCR, p. 179.
[2-10]2007年7月作者对邓林的采访。
[2-11]作者2002–2008年对邓榕的采访。
[2-12]DXPCR, p. 103.
[2-13]DXPCR, p. 181.
[2-14]DXPCR, pp 140–145.
[2-15]DXPCR, pp. 191–194；2007年12月作者对申再望的采访，他是去看望邓家的李井泉三个子女之一。
[2-16]2007年7月作者对邓林的采访。
[2-17]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223。
[2-18]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pp. 215, 267. 杨炳章（Benjamin Yang）是邓朴方在北京大学的同学。
[2-19]2002–2006年作者对邓榕的采访。
[2-20]DXPCR, p. 244.
[2-21]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197。
[2-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邓小平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页125。
[2-23]DXPCR, p. 192.
[2-24]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pp. 588–599.
[2-25]关於邓小平被告知不要再写信的事，见DXPCR, p. 187。关於他所发的信件，见DXPCR, pp. 182–184。对林彪坠机前後事件的记述，见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p. 275–306. 另见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孙万国（Warren Sun）认为林彪本想疏远政治，是毛泽东把他拖进了政治，林彪并没有偏离毛的政策，林彪死前最後一年的紧张关系是毛泽东为削弱林的势力而主动出击造成的。
[2-26]DXPCR, p. 184.
[2-27]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说，毛「在林彪事件後身体突然垮了，他一整天躺在床上……在床上几乎躺了两个月」。见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n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542–543. 关於林彪坠机前一年毛对林彪的日益猜疑，见Short, Mao: A Life (Henry Holt, 1999), pp. 588–599.
[2-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下册，页1610、1616–1618。关於毛泽东的医疗条件，参见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2-2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Carle Place, N.Y.: 明镜出版社，2003），页356–357。据毛泽东的医生说：「只要毛泽东因逆境病倒在床，他总会想出一套新的政治战略。」见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543.
[2-30]作者2002年4月、2006年11月和2009年4月对周恩来的翻译冀朝铸的采访。
[2-31]DXPCR, pp. 191–192.
[2-32]DXPCR, pp. 191–192.
[2-3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63–364。
[2-34]DXPCR, p. 242.
[2-35]《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621。
[2-3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62。
[2-37]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56–357。
[2-38]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59–368。
[2-39]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p. 59.
[2-40]泰伟斯和孙万国记述了周恩来要修改一张他与尼克逊合影的照片的事，周要把译员冀朝铸从照片上去掉，换上王海容的照片。王海容是得到毛泽东信赖的亲戚，但事实上她并不是出色的翻译。见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9–30.
[2-4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56–358。
[2-42]与John Holdridge的私人通信，无日期。
[2-43]DXPCR, pp. 192–19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364–368。
[2-44]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222。
[2-45]DXPCR, pp. 198–200.
[2-46]DXPCR., pp. 201–202.
[2-47]〈邓小平同志的信：1972年8月3日〉，未公开，现藏於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48]DXPCR, pp. 209–210.
[2-49]史云、李丹慧：《国史·第8卷》，页202。
[2-5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650。
[2-51]史云、李丹慧：《国史·第8卷》，页202。
[2-52]DXPCR, pp. 214–239.
[2-53]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册，页199。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2-54]DXPCR, pp. 242–243. 江青後来说，她当初并不反对邓小平回来，而且是支持他的（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80, 202），但党史专家同意邓榕的观点，她认为江青反对让他回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650。
[2-5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504–505；DXPCR, pp. 246–247.
[2-56]DXPCR, pp. 242–243.
[2-57]《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73年3月28、29日，页1973。
[2-58]《邓小平年谱（1904–1974）》，1973年3月29日，页1973。
[2-59]DXPCR, pp. 244–246. 西哈努克宴会的情况见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2-60]《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页71–81；《邓小平年谱（1904–1974）》，页1974–1990。
[2-6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英译缩写本是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A Biograph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2-62]2006年10月、12月作者对章含之的采访，她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员和英语翻译之一，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63年。另见Gao, Zhou Enlai, pp. 237–240.
[2-63]2006年10月作者对章含之的访谈。
[2-64]这里的敍述主要据《晚年周恩来》和该书英译本。高文谦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副主任长达10年，有评论者认为，高文谦的一些解释有悖於史实，还可以作出更合理的解释。例如，高文谦说毛泽东放鞭炮庆贺周恩来去世，但人们过春节时都会出来放鞭炮，这才是毛泽东放鞭炮的原因。
[2-6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66]DXPCR, p. 210.
[2-67]《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655。
[2-68]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anl, 1993), pp. 248–249.
[2-69]DXPCR, pp. 252–254; Richard Evans, 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Viking, 1994), pp. 196–197.
[2-7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 页1661。
[2-71]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97.
[2-7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654。对这次大会更完整的纪录见同上, pp. 93–109.
[2-73]《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页1976–1977。
[2-7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页1661。
[2-75]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
[2-76]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p. 159–164.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p. 124–128.
[2-77]Tyler, A Great Wall, pp. 168–169. 另见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 166–169. 基辛格与毛泽东的会谈见该书页179–199。
[2-78]DNSA, CH00277,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November 11, 1973. 该档案中的很多会议纪录也见於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2-79]DNSA, CH00278, November 12, 1973; DNSA, CH00284, November 14, 1973.
[2-80]基辛格本人後来对这些访问的记述见Kissinger, Year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p. 136–166. 很多带有评注的文件後收入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2-8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61。
[2-8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502。
[2-83]很多在文革中挨过整的干部对一直跟毛泽东做事的人——包括周恩来在内——心怀怨恨。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周恩来确实改善了很多人的命运，但他从未想过改变那些造成痛苦的政策。」见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0.
[2-8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2；Gao, Zhou Enlai, pp. 242–247.
[2-8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505–506；Gao, Zhou Enlai, pp. 247.
[2-86]《邓小平年谱（1904–1974）》。
[2-87]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96.
[2-88]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
[2-8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3–474。
[2-90]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31–13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3–474、531–533。
[2-91]Gao, Zhou Enlai, pp. 256–259, 262.
[2-9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531–533。
[2-9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506–507、527–528。
[2-94]DXPCR, pp. 264–265.
[2-95]2006年12月作者对章含之的采访。外交部长乔冠华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後，她於1973年嫁给了乔冠华。
[2-96]DXPCR, pp. 264–265.
[2-97]DXPCR, pp. 266–268.
[2-98]2002年1月作者在中央党校对姜长斌的采访。
[2-99]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
[2-100]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869–886.
[2-101]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868.
[2-102]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
[2-103]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163–164.
[2-104]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3.
[2-105]2007年12月作者针对这次访问对邓小平的随行翻译施燕华的访谈。
[2-106]2006年10月和12月作者对乔冠华妻子章含之的采访，她也是代表团的翻译。
[2-107]DXPCP, pp. 268–270.
[2-108]《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页88–117。
[2-109]1974年11月4日邓小平与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的谈话。我要在此感谢Merle Goldman, 她是代表团的一员，让我分享了她的笔记。
[2-11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1。
[2-111]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1–16。
[2-112]DXPCP, p. 274.
[2-113]Short, Mao, A Life, p. 618.
[2-1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528–530。
[2-11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另参见DXPCP, pp. 276–277；史云、李丹慧：《国史·第8卷》，页377–409。
[2-116]DXPCP, p. 281.
[2-117]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p. 202–203.
[2-118]DXPCP, pp. 275–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