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明迩：关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协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后，我去把这书再读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两处引用钱穆先生的论述后，都接著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话来帮助说明钱先生的意见似的。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国历史看做吃人肉的历史的，钱先生则主张对中国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时，是主张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钱先生的意见也正和他相反。两位先生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他们的有些话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来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却是很困难很危险的。丁先生文章这样做了，如果不去看原书，读者有可能会把周先生的看法误认为是钱先生的看法，这就是误读了。
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把中国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他的许多书里都讲到这一点，这本书也一样。有皇帝，不等于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于就没专制。在这本书里，得和失，钱先生主要是要肯定其得。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彩的东西不能抛弃。即以科举制度来说，许多史家认为是八股取士，害了读书人，也害了国家。而本书说：“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许多具体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详引了。
丁先生文中讲到政治和权力，钱先生书中强调的是权力应有划分，应受监督，历代政治，在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唐朝的节度使，权力太大，不受监督，唐朝就崩溃在这一制度上。
清代的政治，被钱先生认为，可说是全没有制度，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为了便于满族皇帝的专制，就废除了宰相(明代已废，清朝沿袭之)。最高命令就由皇帝发上谕。还有明的和暗的(直接秘密发下) “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决不能形成出制度。”不能把中国历史都说成专制，但清代的政治是专制的。对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现在不用 “满清”这词，但当年是用的，钱先生书中也用这词)书中说 “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气不满意。因对于历史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到对于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从这段引文，也可看出本书和鲁迅先生看法的不同了)这 “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或正是当年文化大革命追求的目标，而 “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的结果，也差不多是又出现了。可见，这历代政治得失，是一定应当好好研究的。
钱先生原书，除了政治，也讨论了经济，丁先生文没讲到，本文也不讲了。有一点还想提一下，就是关于太平天国。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一斑可以窥豹，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和几十年来习见的观点不同的。
原书是一讲演集，是五十年代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讲的。历史，是应当成为战略的顾问的。今天读此书，或许也应将他与现实联系起来。只说书好，而不联系实际，正如毛泽东所说只夸好箭而不去射靶子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