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中国的崛起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认为已达到十九世纪初以来之巅峰。长时间的内忧外患让位于社会活力勃发和国家民族的新生。长达一个世纪的追求国家富强及获取国际尊重，看来将可取得。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巨大势力，赢得了国际公认为亚太地区超级大国地位，以及有可能在2020年时成为雄踞世界的超级大国之一。1
当前的世界格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俄罗斯的混乱、欧洲各国的相对衰落，以及日本的经济失衡和对军事力量的限制--这一切都使中国得以填补空白，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已经无力再一手遮天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需要中国成为亚洲一支稳定的力量，而且已经把它认作自己的"战略伙伴"。
中国取得这一新的地位，有三件事情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归还香港、中美恢复正常关系，以及和平统一台湾的前景。在某些人看来，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的崛起可与一个世纪前美国的崛起相提并论。
1.香港回归
按照1984年12月19日签定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同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九龙和新界归还给中国。这一时刻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终结，也标志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随着1961年葡属果阿(Goa)回归印度和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始于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的欧洲向非西方世界扩张，从此就绪束了。今天，亚洲没有一块地方依旧处于外国势力统治之下。
七十年代，离新界租用期满(1997年6月30日)日趋临近，英国人变得不安起来。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前往北京，提出了延长租借期的申请。基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邓小平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中国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再次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重申这一观点。1983年9月2曰，英国表示同意归还香港主权，但作为交换，他们要求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理。中国则坚持要求两者必须同时归还。经过十四个月的反复争论和讨价还价，英国最终答应放弃所有三个地方--香港、九龙和新界--而邓小平则向英国外相贺维(Goeffrey Howe)保证："维持香港(现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共同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其中英国同意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全部三个地区归还中国。中国方面则由邓小平宣布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即：赋予香港"高度自治"，并且保证"其社会经济制度五十年不变"。此外，香港将由港人自己治理。这些方针将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这部法律于1990年4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规范了未来治理香港的具体细节，包括：
1．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2．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3．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4．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香港由香港人治理。
5．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6．终审法院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院。
7．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60人，由选举产生，到2007年间接选举将逐步变为普选。
8．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
9．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
10．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2
实际上，"变"是香港的本质，她每一天都在变。所谓"五十年不变"的真正含义，是指五十年间，香港人对这一区域有管理并促进发展的权利，同时享有高度自治。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变为超级强国的过程中，香港的辅佐不容忽视。3
1.1英国的殖民统治 在1842-1997年的一百五十六年间，香港一直作为英国殖民地，由拥有绝对权力的总督实施全面治理。香港的法律不得违背英国议会颁布的决定。直到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香港法案》，才赋予香港立法机构有修订或拒绝英国法案与决定的权利。在实践中，总督对香港的统治是相当宽松的，他不干预小区的事务，对传统风俗、宗教活动、社会习俗相当尊重。总督的职责是维持高效率的管治、法律制度、司法独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公民权利，以及公平和合理的竞争精神。这是一种仁政的殖民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政治上，英国从来没有将民主制度赋予香港，直到殖民统治的最后几年，才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从香港人自身方面看，他们不曾有过民主诉求，对自己主要致力于追求经济成功、过着"世界公民"式的生活感到满意。中国人的生意头脑和英国人的娴熟治理相得益彰，将香港造就成亚太地区和东南亚主要金融和经营管理中心。这里的人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享受着言论、集会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与大多数文明社会没什么区别，尽管没有政治民主，然而人人都清楚自己是生活在"借"来的时间、生活在"借"来的土地上。4
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66年的686美元飙升到1997年的27,500美元，超过了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5英国认为香港成功的秘诀在于法治、公务员制度、经济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方式。撒切尔夫人多次提到英国的"道义责任"，但避免提及香港人的民主问题。6英国最为关心的是，维持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如果可能的话，则尽量采取温和宽厚的方式。
1989年英国和中国协议在1997年7月1日政权移交的那一年之内，香港可以举行首次立法会选举。71990年，北京同意立法会的60个议席中有20个由直接选举产生。到1991年9月，大约18位支持民主的人士当选。总督卫奕信(David wilson)委任了另外18名亲北京的保守人士，其余名额由"功能组别"选出，分别代表金融、地产和制造业的利益。
1992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彭定康被任命为香港第二十八届、也即最后一届总督。彭定康上任后，为使民主进程加快，尽管没有提出完全的普选，但他提出立法会的大多数议席均应由直接选举产生。这个选举改革方案于1994年6月30日在立法局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1995年9月选举正式开始，当选议员可以在1997年政权移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议员身分--即所谓坐"直通车"--以确保已成定局的民主制度。中国指责彭定康在时间表和基本法有关条款上背离了以前达成的协议。彭定康则为自己辩护说，他的做法是出于香港人的利益，保证香港经济今后能持续发展，反映普遍的民意。北京誓言在政权移交后立即解散立法会，并以一个新指定的立法机构代替它的职能，直到重新选举。有四年之久，北京拒绝与彭定康对话，但彭却大受港人爱戴，成为捍卫人民权利和民主的斗士。许多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和老牌中国问题专家，如前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Sir Percy Cradock)，都在私下里觉得彭定康的对抗政策有些过分，难以真正保证香港的最大利益.8
政权交接仪式 香港在1842年割让给英国时，只是一个小渔村。到1997年回归时，她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金融贸易的繁华大都会，用英国前外交大臣贺维的话形容，香港是"一樽名贵的明代花瓶"。1997年6月30日午夜，移交仪式正式举行。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代表英国女王首先致辞：
我很高兴向香港市民为他们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取得的所有成就表达我的敬意。香港的辉煌成就需要--也应该--得到保持。香港让全世界看到，活力和稳定是如何成就一个成功社会诸般特征的。它们共同造就了令世界羡慕的伟大的经济......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商业和文化的交汇处，她......丰富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1984年的《联合声明》在全世界面前郑重保证，香港的生活方式将会延续下去。我很乐意代表女王陛下和全体英国人民，向全体香港市民表达我们的感谢、钦佩、热爱和祝福。一代又一代，作为朋友你们一直是如此可信赖和非同一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当你们在自己辉煌历史的新篇章中前进时，我们将以最大的关切注视着你们。9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630万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表示欢迎，并且保证：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法律基本不变。......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逐步推行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制度......香港将继续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继续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和海运中心的作用，维持它与其它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经济、文化联系。所有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合法经济利益将会受到法律保护。10
来自全球各地的八千名记者和传媒工作者前往报道。随着仪式的进行，英国光荣地结束了在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中国则骄傲地洗刷了令人痛心的国家民族屈辱。遍布各地的中国人，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不管是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是无党派人士--无不为这一历史时刻欢呼。值得指出的是，在应邀出席这个仪式的四千位贵宾中，有一个是由海基会主席辜振甫率领的台湾官方代表团。
交接仪式后，新当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接着，他主持了由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带领的政府主要官员的就职宣誓，大约有一千名英籍的公务员选择了继续留任。11李国能继续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大多数重要的香港社会机构在新时期中将仍旧保留。回归前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被立即解散，由一个临时立法会接替。临时立法会的委员是由一个四百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则由北京挑选，主要由亲中的商人把持。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委任临时立法会，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这就像当初英国议会可以推翻香港法院的裁决一样。(*注：198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香港法案》，赋予香港立法机构有修订或拒绝英国法案与决定的权利。--引自前文)在香港禁止组建一个共产党；也禁止一切鼓吹西藏和台湾独立的活动。
董建华是一位航运业巨贾的后裔，虽然曾在英国就读六年、在美国生活十年，但依旧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如今他优先考虑的是在教育、住房和老年人福利上的改革；尽力成为"他自己"，而不仅是北京的喉舌。董建华既要顾到香港的利益，又须顾到北京的利益。在就职宣誓中，董建华仔细地阐述了他的治港理念：
每个社会必须有自己的价值，以产生其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观念。我们将继续鼓励我们社会的多样性，但也必须同时重申并且尊重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包括孝顺老人、眷顾家庭、谦虚、正直和不断更新的愿望。我们重视多样性，但不赞成公开对抗；我们争取自由，但不能为此而牺牲法治；我们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也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保护个人利益，但同时承担着集体责任。我希望这些价值会为我们社会统合提供坚实的基础。12
政权移交前，西方的媒体、政治人物和人权活动家都担心，中国能否真正实践它对香港的保证：保障由"高度自治"这个短语所涵盖的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法治、司法独立、专业公务员制度，以及出版自由和公平自由竞争等。《财富》杂志甚至刊登了一篇标题为《香港之死》的文章。13前不久，美国还一直觉得香港是属于英国管辖而采取不干涉政策。但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它对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越来越关心了。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案》，规定总统应须就香港的政治自由状况向国会汇报。
对于香港的平稳过渡，中国有自己的想法。最基本的一点是，中国想向全世界证明，对香港的治理，如果不说更上一层楼的话，起码也要与帝国主义者一样好；其次，中国可以从香港吸收人才、资金、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帮助实现现代化；第三，平稳过渡可以成为一个象征：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一个宽容和进步的新时代开始了，由此赢得国际上的信任，愿意"接纳"而非"抵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14第四，香港的成功交接可以为最终统一台湾树立榜样；第五，香港的平稳过渡有助于江泽民秋天的访美；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际金融界可以对中国的行为举措起到有力的监察作用。外国在港的投资已达一千多亿美元，中国对香港事务的任何干涉，都可能损害香港的投资气氛与环境，把外国资本吓跑，导致股市下泻、地产崩盘。穆迪和标准普尔等国际评估机构会随之降低香港的信用评级，这一结果对香港的金融业将是灾难性的。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公司，如美林、柏克莱(Barclays)、富达(Fidelity)、凡卡德(Vanguard)、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三菱实业等，会因此而撤离。北京领导层的信誉指数竟然与恒生指数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15
1.3回归后的香港 尽管有许多可怕的预言，但在回归后的日子里，香港并没有出现人才大量外流、社会动荡、或对媒体的粗暴干涉，以及警察对异见人士的镇压等事情。四千名中国解放军驻扎在他们的军营内，共产党组织也没有建立。日子一天天过去，看起来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在平和表面之下，人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一些地方，生活渐渐变得不那么国际化，中国的成分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微妙的、难于觉察的过程。骤眼看去，不会引起注意。教科书重新修订，以反映中国对各种事务的态度；作家和出版商开始"自律"，避免触及中国的敏感之处。其实在英国统治的最后三年，这种变化就已经悄悄开始。在火车站和机场，如今已经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进行广播。公务员在开会和写报告时要用中文，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用英语。董建华希望港人能掌握"两文三语"，从而传达出香港在中国统治下的新形象。在教学中，英文开始被中文替代。四百所中学里只有一百所(绝大部分是天主教会学校)，经特许使用英文教学三年，其余的学校在1998年必须改用中文教学。
立法会的新选举法相当复杂。60个议席中，20个由民选产生，其余40名中有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出，剩下的30名由"功能界别"，如商业机构、专业团体等选举产生。为了阻止民主党及其同盟而设计的比例代表制，使选民数目由1995年的270万锐减至18万。选举委员会由800名经过挑选的投票人组成：包括所有临时立法会的成员、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顺从的公司领导人。16
回归后，香港遭受了两次与回归没有直接关联的严重危机的打击。第一次是1997年7月起始于泰国，后来波及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的金融危机。虽然香港受到的影响较小，但恒生指数从8月份的16,673点暴泻至12月份的8,700点。很多商人损失惨重，旅游业下降30-50%。房地产泡沫爆破；住宅价格暴跌40%；商业大厦比起高峰的1997年下跌了30%。失业率在1998年10月达到5.3%。消费水平、零售、进出口水平都大大下降。1998年前三季度香港生产总值分别跌落2.8%、5%及7%，全年统计为负增长5.1%。香港遇到了自1961年政府开始掌管统计以来第一次全面衰退。17
第二个危机是1997年秋天爆发由H5N1病毒引起的"禽流感"。导致130万只各类家禽被宰杀。虽然这次感染得到成功抑制，但对香港的商业，特别是餐饮业来讲，仍然是一次巨大打击。
在这一经济灾难的背景下，期待已久的立法会选举终于在1998年5月24日举行。投票者人数达创纪录的水平。选民冒着倾盆大雨前往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代表了香港人对未来民主制度的一次全民公决。
在全部合资格的选民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占53.3%，大大超过了英国统治时期1991年的39%和1995年的35.8%。那些在1997年7月1日回归后被剥夺了立法会席位的民主派领袖，这一次重新当选，分别有民主党的李柱铭、前线的刘慧卿、民权党的陆恭蕙。李柱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了13席和43%的选票，加上其同盟者所赢得的席位，民主派得到了60个立法会议席中总数20个选举席位和大约70%的选票。但这一情况仍然比回归前的27席要少。在这次选举中，亲北京和亲商团的人士所得支持甚差，但他们在另外两项"选举"中--10名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名由功能界别选出--却相当得意，所以在立法会中他们的人数仍超过民主派。民主人士的再次当选，被看成是对北京任命立法会做法的抗议，也表明公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兴高采烈的李柱铭勇气倍增，呼吁加快全面民主化的进程，并且要求在2000年，而不是基本法规定的2007年，举行特首的选举和全部60名立法会议席的选举。根据法律规定，2007年以前实行全面民主，需得到特首董建华的赞同和全国人大的批准，而这两者都绝对没有可能。
回归一年后，香港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住原状，而中国政府也一直信守不干预香港事务的承诺。香港居民在中国统治下所享受到的自由，与在英国统治下没有什么不同，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民主大致都保持下来。
2.中美关系
在国际关系史中，一个新的重要国家崛起，总会打乱国家间已有的平衡及破坏既定的国际行为模式。与这个命题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临近时威廉时代的德国。它的出现，极大地打乱了以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如今，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对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挑战。德国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中国在领土、人口、悠久的文化力量和崛起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上，都要比德国大得多。新加坡元老李光耀在1994年说："中国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须经过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仅仅将它看成加进来一个大国是不行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18
对西方而言，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出乎预料，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来面对。中国太大，无法对它实行孤立；太强，无法进行抑制；太重要，又无法疏远它；其市场太有钱可赚，则更是无法无视。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将会怎样对待这个新崛起的潜在对手就像美苏关系决定了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想来会决定今后半个世纪的格局。19
对中国来说，目前正处在历史上的有利时期。中国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内忧外患，富裕、强大和获取国际尊重似乎已唾手可得。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新获得自信，很多人认为国运正在往上走，该是中国宣称自己"天命所归"的时候了。
显然，中国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持续和平的环境与大量的外国资金和现代技术。为此，与美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政策。华府与北京都清楚，合作可以给双方带来巨大好处，而对抗却会带来巨大损失。
基于这样的共识，一种和平的伙伴式的中美关系浮出水面，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习惯、地理和战略考虑等方面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在容许分歧和紧张的同时，应尽力不让双边关系脱离了互惠互利的轨道"。20争执、利益冲突及艰难的讨价还价都会出现，但最终的结局不会是战争。相互间的警惕和提防，将是今后二十或三十年间双边关系的特点。2020年，将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其时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
2.1"中国威胁"论 在1990-1995年间，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壮大。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25%，1993年增长了13.4%，1994年增长了11.8%，到1995年，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采用的购买力等值计算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了35,350亿美元，处于世界第二位，仅低于美国的73,970亿，却高于日本的28,850亿、德国的16,480亿、法国的12,480亿，英国的11,500亿和意大利的11,870亿。21中国用十年时间(1980-1990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而同样的结果，英国用了58年(1780-1838)、美国用了47年(1834-1981)，日本用了33年(1880-1913)。22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可望与美国一较高下。
从1988到1993年的账面上看，中国的军费翻了一番，实际增加为50%。1993年的军事预算按官方汇价估计为220-370亿美元，按购买力等值计算法估算可能是900亿美元。23中国一直在稳步改进它约300万兵员的强大武装力量，而且已经拥有众多先进的飞机、导弹、潜艇。虽然它的9,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和1,150艘舰船还都不够先进，核武力量也不大--大约相当于法国的规模--但它拥有17枚以上洲际弹道导弹、70枚中程弹道导弹和12枚潜艇发射导弹。洲际导弹的射程范围达8,000公里，可以打到莫斯科和美国西岸。24
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与对美贸易顺差高速增长是同步的。1994年为295亿美元、1995年为337.9亿美元、1996年为395.2亿美元、1997年为497亿美元、1998年为568.9亿美元。到199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2,120亿美元，却高于德国的740亿美元和美国的330亿美元。25财富往往被看成是势力和地位的象征，而成功令人充满自信和感到尊严。许多中国人感到祖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并受到国际重视的国家的时刻终于到来。
但实际上，中国到底有多么强大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有八条或九条标准：(1)人口和领土；(2)自然资源；(3)经济实力；(4)军事力量；(5)战略和地理重要性；(6)科学和技术成就水平；(7)国际组织的参与情况和投票权；(8)文化与教育水平；以及(9)在困难的情况下坚决贯彻国家政策的意愿和决心。前六个标准可以看成是"硬实力"，后三个可以看成是"软实力"，但两者同样重要。26根据上述标准，一位著名的中国军事和科学问题专家判定九十年代中国的国家实力位居世界第六，到二十一世纪初可能会升至第五。在2000年，他对中国整体实力的实际评价指数是437.53，美国是816.85。27许多中国专家认为，直到2020年或2030年，中国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但中国政府目前正朝着实现伟大的强国目标而全力奋进。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实力的评估要比西方偏严、偏紧和更加苛刻。中国西部和西北地区有三亿居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中；从内陆省份流动到沿海地区的临时工人有1.2亿；贫富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大型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难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制约性因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此十分清楚，但外国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这是由于：(1)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2)中国是核大国；(3)按购买力等值计算法标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第二，尽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属最低之列；(4)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5)中国享有巨额贸易顺差并有庞大外汇储备；(6)中国国内对自己未来必定强大的命运拥有共同的信念。28
基于这些因素，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强国，到2020年，会成为世界级的超级大国。
2.2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从传统上看，美国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或亚洲。美国曾两次参战以阻止德国征服欧洲，及另一次参战以阻止日本在亚洲称霸。29美国将如何对待正在崛起成为新的东亚强权、并最终在更大的地缘政治区域发生影响的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中国会否步日本和德国的后尘去侵略别的国家，并因此而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在二十一世纪它会怎样在世界中给自己定位
按照美国的分析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1900年)
硬实力 软实力 基本资源 军事 经济 科技 国家凝聚力 整体文化 国际机构 美国 强 强 强 强 强 强 强 苏联 强 强 中 中 弱 中 中 欧洲 强 中 强 强 弱 强 强 日本 中 弱 强 强 强 中 中 中国 强 中 中 弱 强 中 中 资料来源：Joseph S．Nye Jr．，"Still in the Game," Worid Monitor(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onthly)，March 1990，47．
中国对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的分析(1989-2000年)
国家 1989年综合国力 年均增长(%) 2000年综合国力 1 美国 593.33 2.7 816.85 2 苏联* 386.72 4.4 648.34 3 德国** 378.10 3.3 558.23 4 日本 368.04 3.2 537.39 5 中国 222.33 5.8 437.35 6 法国 276.35 2.8 384.93 7 英国 214.08 2.3 281.24 *基于解体前的苏联数位统计。
**包括东、西德两方。
资料来源：黄硕风，《综合国力论》(北京，1992)，第220-221页。
历史上，中国曾与许多邻国进行过战争，但从未长期占领、或将他们置于殖民地地位。与此做法相反，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向他们传播儒家思想，用自己的教化改造他们。有些人说这种做法是中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而这一传统在当今时代并未中断。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参加过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但在敌意对峙结束后即撤回全部军队。今天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1995年11月16日出版的中国军事《白皮书》明确宣布：中国"不会在国外派驻军队或设立基地，因此不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
尽管中国军队将美国当成假想敌，但它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并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30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曾警告说，侵略战争不会有任何收获：历史已经证明，从拿破仑到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党、法西斯分子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全都以可耻的失败和自我毁灭而告终，并给无数无辜百姓带来巨大灾难。31人们不应被一时的军事胜利所带来的短暂荣耀所诱惑。因此，尽管常有虚张声势、气势汹汹和措辞强硬的声明见诸报端，但中国的军队基本是谨慎的，不鲁莽冒险。
强大的中国似乎并不会步德国和日本的后尘，但它要求邻国能够采"尊重"、"友好"与"合作"，并奉行不与敌人结盟的政策。中国也会在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施加影响，以保护其石油资源利益；并会继续维护对菲律宾附近的南沙群岛(Spratley Island)、帕西尔岛(Parcel Island)和美济礁(Mischief Reef)的主权；及宣告拥有印度尼西亚纳塔纳岛(Natuna Island)附近的天然气田。32然而中国似乎没有意思成为贪得无厌的侵略者。33
1995年中国的军事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1995年11月16日发表的一万五千字的军事《白皮书》中，北京提出要建设一支能够打赢一场局部战争，包括对台湾的战争的超现代化及高科技军队。受到美国在海湾战争表现的启发，江泽民迫切希望建立起一支高度机动的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的代价打赢一场高科技战争。为了将军队从兵员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他提出裁军50万，强调把质量摆在数量之上，并且驳斥美国所说的"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中国确实有最终取代美国而成为亚太地区盟主的野心。在1997年8月的东盟文莱会议上，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指出："我们不承认美国所说的它是保持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他要求美国不要再将自己当作是"东方救星"而四处活动。而美国的立场早经其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明白阐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现在是、并愿意继续是一个太平洋强国。"34美国在亚洲驻军10万人，包括在日本的47,000人和南韩的37,000人。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的一些亚洲小国，对美国在亚洲的立足表示欢迎。
2.3遏制论与磋商论 美国想要拟订一个现实的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部分原因是这一挑战本身没有先例，也因为华府在这个问题上有"遏制"和"磋商"两派。前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为紧张的对峙，这局面是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的威胁。为防止这样不利的后果，美国必须增加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并加强与中国邻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必须采用冷战时曾经对苏联做过的那种策略，对中国进行遏制，最终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垮台。记者白礼博(Richard Bemstein)和孟儒(Ross H．Munro)在《即将来临的对华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中认为："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为自己制定了直接与美国利益针锋相对的方针，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傲视亚洲的强国。"中国受到过的"历史屈辱"，把今日的反对大美国主义，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他们认为："北京的统治者甘愿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不会是为国家利益，而是因为事关他们统治小集团的利益。"因此及时"遏制"中国是绝对必要的。35
另一方面，赞成"磋商"的人则认为，"遏制"只会煽动中国的民族情绪，引发极端主义，加剧紧张和敌意，最终可能导致战争爆发。这项政策不仅不会得到美国亚洲盟国的支持，而且会使所有在中国推进多元化和人权的努力毁于一旦，同时毁掉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前途。"遏制"中国无疑是孤立美国，然而增加对话和接触则可以促成中国共产主义者逐渐"和平演变"；假以时日，发自内部的溃败终将导致其整体消亡，就像苏联曾经发生的那样。36
积极支持"磋商"派的人里边，有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小尼耶(Joseph S．Nye，Jr．)。他警告说，过去在对待德国和日本崛起时，由于各国处理失当，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如今若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是承担不起的。美国有太多的角色牵扯进来--人权和反对核扩散的鼓吹者、工商界人士、台湾和西藏(独立)的游说者--所有这些人都要求惩罚中国。但从大的战略意义上讲，首先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将中国整合进国际体制，使它成为负有责任的一员。这样美国就可以避免一场新的冷战，并在处理重要的全球事件时能有中国的支持。通过发展经济、增进与外部世界接触、中产阶级社会的成长壮大，以及地区选举付诸实施，中国正在向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迈进。美国必须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37
1996年春台海危机发生后，第三派别，所谓"软遏制"派开始抬头。中国的导弹试验，虽说是精密而准确，但却暴露出其军事技术还停留在七十年代而未达九十年代的水平。因此，很难把中国说成是一种"威胁"。尽管中国的防卫力量很强大，但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军事强国。不过，忽视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不明智的。美国一定要保持住军事和技术力量的绝对优势，才可以确保其坚不可摧的地位。与中国进行磋商，会将它慢慢导入国际社会主流，最大限度地减小其潜在威胁，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拥有第一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且具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最现代化的信息系统。但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相比较，它的力量稍有下降，因为其它国家国力正迅猛增长。对华的战略制定，须借助美国与盟国的关系：(1)与日本签定更新版本的安全条约；(2)与韩国维持牢固的同盟关系；(3)与北朝鲜展开对话；(4)与越南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5)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6)加强与印度的友好。
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总结为：在军事和技术绝对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这就叫做"软遏制"。
2.4《美日安全条约》 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保障是靠《美日安全条约》，原本在1978年的指导方针是以苏联为假想敌。苏联解体和1996年3月发生的台海危机，使条约的修订成为必然。由于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当可观的国防预算(每年多达500亿美元)，在紧急情况下，它可被委予重要角色。1997年9月24日新推出的指导方针特别强调：如果美国的军事力量卷入到一场发生在"日本周边地区"的危机中，美国将会要求日本提供非战斗性的支持，并为美国开放港口、海湾和机场。如果中美因台湾问题而交战，这一新写入的责任就将日本推到了一个敏感的位置上。"日本周边地区"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它是否包括台湾和韩国在苏联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谁是新的假想敌这些有意制造出模棱两可的语言，不仅在日本，也在台湾和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宣称，新的指导方针并不是针对哪个"具体国家"的，其它美国官员也强调它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局势性的"，它所涉及的是功能，而不是所涵盖的地域。38但北京确信这个条约隐密的目标是中国。如果战事爆发，中国同时面对的，将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
按严格的说法，指导方针涉及的只是美国和日本两家，并不包括台湾，因为它不是条约签署国，不应将其包括在内。但如果台湾受到攻击，战火延伸到台湾海峡，海上通道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这时，对指导方针的解释就会视情况而定了。对华府而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跟对华贸易以及维持美中友好一样重要。对日本而言，贸易和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它的经济生活至关重要。新的指导方针的主要目的，是警告中国不要过度挑起事端，而不是要对台湾提供防卫保障。39
2.5佩里的作用 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1994年2月-1997年)佩里(William J．Perry)。他认为磋商并不是为了抚慰或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种现实的保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所以佩里认为，与中国积极磋商的政策可以起到避免未来战争爆发的作用。
在佩里的全球战略构想中，美国应始终保持最高度的军事戒备和最大的技术优势，要做好同时进行两场局部战争的准备及在最小牺牲的情况下迅速赢得胜利。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国家防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步是将麻烦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让它长大。通过推动民主、鼓励自由的市场经济、加强政治磋商等做法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同时，相关国家军事领导之间建设性的交换看法和互访，将有助于增加了解和信任，减少因疏忽或误断酿成事端的可能性。"战争行动需要的是保密和突发，而和平行动需要的是公开和信任。"因此，佩里提倡"军事透明"说。若将这一哲学应用到亚洲，美国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紧密同盟、参与东南亚国协会(ASEAN)的同时，必须将中国完全拉入到"战略伙伴关系"中。
如果麻烦不能先行化解，美国接下来要使用的政策，就是说服、劝阻，甚或不惜以军事威胁的办法防止冲突发生。如果这样仍不能制止战争发生，美国应毫不犹豫地使用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和技术力量实施打击，速战速决，以最小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赢得战争，就像海湾战争那样。这一"预防--抑制--击败"三重战略，还有待于不断的改进和提高。40
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于1996年重2月5日至18日应邀访美，就是佩里的"军事透明"和"开放性"政策的结果。面对如此精微的武器系统、先进技术、训练条例和军事条令，迟浩田不可能看不到两国军事力量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美国国防机构的结论是，按照美国九十年代的标准，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在今后的二十至三十年里，也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到那时，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将更遥遥领先。从本质上讲，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是冷战时期里根对付苏联战术的延伸，也就是：一方面保持军事技术优势，一方面在建设性磋商的外表下实行遏制，最终导致对手内部发生变革。
1996年中期，随着围绕中国问题所引起的争论结束，克林顿政府终于将"对抗"转变为"建设性磋商"。1996年7月，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Anthony Lake)被派到北京，转达这一政策上的变更。
2.6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从华府的角度看，三大问题严重制约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分别是人权、贸易逆差和防止核扩散。在这三个问题中，人权问题是触及西方与中国价值体系的核心。美国人认为，西方的民主和价值体系经过二千年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最高成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应属普世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胜利后，布什总统宣布了以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国会政策企划小组副组长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大胆提出：在征服了世袭的君主体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最终结果和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政府组织形式得到普遍接受"。西方的人权概念、民主原则和市场经济体制将会在新的"进步"浪潮推动下席卷全球。41
虽然西方价值的推行在原则上得到了许多亚洲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认可，但在实践中还是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大约在1994年初，一些东南亚的领导人受到经济成就的鼓舞，开始对西方的观念提出挑战，倡导他们自己所谓的"亚洲价值"。这种价值观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礼教、纪律、责任、节俭、中庸礼让、家族观念、家国天下这类观念之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提醒说，美国人不应该"不分场合地将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别人，因为(这样做)根本不起作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ir Mohamad)在1996年对欧洲的领袖们说："亚洲价值是普遁适用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专有的。"
北京曾经一度不承认中国存在着人权问题，但最近几年它的策略却有所改变，反而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更基本、更重要，甚至比"抽象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后者可以以后再谈，但当十二亿人等着吃饭、穿衣、居住和受教育的情况下，中国的优先安排要由它的特殊国情来决定，美国不应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到中国身上。42中国的立场得到了许多非洲、中东国家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为自己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用自己利润丰厚的市场拉拢一些欧洲国家，要求他们在1997年4月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不要加入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谴责。结果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没有加入到谴责的队伍中，只有英国、丹麦、挪威和瑞士支持了美国的立场。投票结果是27票对17票，谴责提议遭到了否决。43然而美国公众对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依旧持强烈批评态度，许多知名人士都要求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异见人士。
1997年10月，联合国人权高级委员会新任主席、爱尔兰前总统罗宾逊夫人(Mary Robinson)宣称，与那些来自"历史上充满压迫、暴力、饥饿和贫困的国家"的人一样，她理解一个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步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她说："按照这个尺度，应该对那些特别大的国家给予更多的信任，例如中国。它已经在教育、食物和住房等基本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是不寻常的......他们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44
严格地说，"亚洲价值"是一个神话。亚洲包括三十多个国家，文化种类繁多。这些文化不仅建立在儒家伦理上，还有神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它许多小的地方原始文化和价值体系。将所有这些文化捏合成统一的"亚洲价值"体系的共同要素并不存在。451997年下半年，亚洲许多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使"亚洲价值"的提法沉寂下来。46其实许多要素，无论是在西方价值还是在亚洲价值中，都发挥着根本作用。将这两种价值明智地融合到一起，对未来才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集中出现在九十年代。1994年为295亿美元、1995年为337.9亿美元、1996年为395.2亿美元、1997年为497亿美元及1998年为568.9亿美元。
顺差高速增长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在1994年将人民币贬值，从5.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变为8.7元人民币兑1美元；也有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原产地国家"统计法造成了数值虚高。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许多台湾、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的公司都将自己的生产基地迁到中国。当地工人的每月工资很低，只有52美元；相比起来，雇用台湾工人要用1,224美元、韩国要1,584美元、日本要4,156美元。这些公司的产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全部被美国海关算到中国对美出口上，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总是高居不下。另一方面，美国对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的总贸易赤字却在相应下降，1994年为120亿美元、1995年为80亿美元、1996年为65亿美元。考虑到通过香港转运附加值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994年可能约为200亿美元、1995年为220亿美元及1996年为265亿美元。中国反驳这些数字还是过高，并认为1995年应是86亿美元、1996年应是100亿美元。华盛顿布鲁克林研究院(Brooking Institution)的著名经济学家拉迪(Nicholas Lardy)相信，美国的计算误差达50%。47
人权和贸易逆差不只是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二个问题，其它问题还有：中国向巴基斯坦和伊朗出售核武器问题、侵犯知识产权问题、西藏和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与美国的摩擦，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据中国人的理解，美国对中国主办2000年奥运会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种种阻挠，是在处心积虑地阻止中国走向强大。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根本分歧，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明白到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2.7克林顿的友好示意 1997年10月24日，克林顿总统透过"美国之音"发表了与中国和解的重要演讲，解释了他的磋商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他打算使美中关系比前一段更"积极"、更"稳定"、更具"建设性"。这个讲话阐述了用合作与磋商政策代替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全球一亿多听众收听了这个广播。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单位：亿美元)
美国对华出口 美国对华进口 平衡 1994 92.82 387.87 -295.05 1995 117.54 455.43 -337.90 1996 119.93 515.13 -395.20 1997 128.05 625.52 -497.47 1998 142.58 711.56 -568.98 来源：US Foreign Trade Highlights，Department of Commerce，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1994，1995，1996，1997，1998．Also：U．S．Aggregate Foreign Trade Data 1991-1998，Tables 6，7，and 8[on line]．
见www.fedstats.gov／index20.html[15 April 99]．
克林顿指出伤害美中关系的四大问题，即：人权、贸易逆差、武器扩散和台湾问题后，随即宣布：
美国人都拥有这样的基本信念：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权受到尊重，有权发表他们的见解、选择他们的领袖、崇拜他们想崇拜的东西......(美国)一定会而且愿意去支持争取人权的活动，对中国和世界任何地方的侵犯行为直言不讳。不这样做就是与我们美国人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驰......我们的目标不是遏制和冲突，而是合作。
我知道有人并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坚持中美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变得更强大之前我们必须尽全力遏制甚至对抗他们。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孤立中国不可行，只会起到反作用，并且蕴涵着危险。这样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很难得到我们世界的盟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甚至得不到要争取更大自由的中国人民本身的支持。48
这篇讲话的内容建立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基础，并促成了1997年至1998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正式互访。
3.台湾与中国：统一的前景
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三角关系中，最令美国头疼的就是如何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同时又不伤害或牺牲台湾。台湾的领导人很清楚，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必须现实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不能将其排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之外。但台湾希望自己的地理位置--北接日本与琉球群岛，南连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可以在西太平洋形成一条切不断的链条，实际上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一个湖。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美国和日本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台湾海峡为日本99%的原油和钢铁、91%的煤炭、90%的小麦进口提供了海上通道，总运量达每年七亿吨。台湾确实是日本经济至关重要的生命线。49
3.1台湾的现状 台湾是一个富庶的岛屿，拥有2,150万人口，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3,663美元，外汇储备900亿美元。与之相比，1997年底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93美元，外汇储备1,399亿美元。50经过"十年静悄悄的革命"，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由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保卫的民主制政体。其兵员为50万，拥有150架F-16战斗机、60架幻影2000和130架台湾自产的IDF现代化战斗机，还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包括"爱国者"。尽管台湾对自己的防卫能力很有信心，但在安全防务上还是要依赖美国在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该法案除了保证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外，还规定了美国有权认定中国对台湾的任何侵略行为是对"西太平洋的安全，也即严重关乎美国的安全"构成了损害，因此有权采取相应行动。
中国历来不承认台湾存在着一个中华民国，坚持认为台湾只是一个叛变的省份，所以应该像香港那样，按照"一国两制"的方式重新由大陆统一过来。北京认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台湾应从大局上看，自称代表着全中国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应该彻底抛弃，并接受自己只是一个省及只能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存在的地位，然而台湾可以保持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包括保有军队，但国防和外交事务必须由北京掌管。
台湾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上述说法，因为它不是香港。英国不想为香港而战，而且没有大军在那里驻守，食物和水的供应也需要依赖中国。台湾则拥有强大的军队，并且有决心也有能力保卫这个在食物、水和日常必需品方面完全自给自足的岛屿。
台湾坚持认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分裂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都在行使着自己的主权，谁也不在谁的统治之下。将台湾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既不符合事实也不能为人所接受。台湾的中华民国宣称，它的合法性源于对1912年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的继承，因此是一个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独立主权国家，根本用不着再次宣布独立。
北京拒绝这样的论调，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1972年中美联合声明已经确认过的。台湾如果不同意北京所提出的在"一国两制"的方式下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就等于宣布台湾独立；称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也等同于台湾独立。51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招致中国的军事入侵。
从原则上讲，台湾也承认"一个中国"，但这指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坚持认为，统一是可以的，但必须是中国放弃共产主义，赞同台湾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和对财富的公正分配。八成台湾人拥护继续维持现状，而不是统一。简而言之，就是保持与大陆分离，但又不宣布台湾独立或建立台湾共和国。52
台湾的最大优势是它的民主体制和发达的经济，而最大弱点便是外交上的孤立。台湾自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便失去了与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至今只得到29个小国的承认，尽管它在90个国家中保持了130个经济、贸易和外事办事处。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台湾决心树立更高的、与自己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相配合的国际形象--台湾现在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在世界贸易排名上处于第十五位。台湾正在不断地寻求按照两个德国和两个朝鲜的模式重返联合国，但一直没有成功。
3.2"江八点"对"李六条" 由于双方都不肯妥协，辜振甫领导的台湾海基会和汪道涵领导的北京海协会的多次协商讨论，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为了给谈判注入一些活力，1995年1月30日，在中国旧历新年除夕，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八点主张：
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与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应坚决反对。
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
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中共一贯主张。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引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人士参加。至于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解决的办法。
4．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
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应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
6．五千年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
8．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分前往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53
这八点主张代表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较温和的观点。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以中华民族文明作为和平统一的精神基础，并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时还将参加谈判的队伍扩大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但从根本上讲，这些主张仍属于对原有的前提做一番新描述，即中国大陆是本土，而台湾只是一个地方省份。54
经过三个月的研究，1995年4月8日，台湾总统李登辉提出了自己的六点主张。呼吁双方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谈判，再次重申了他在1991年2月23日提出的逐步走向统一的三段论:55
1．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追求中国统一。
2．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加强两岸交流。
3．增进两岸经贸往来，发展互利互补关系。
4．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组织，双方领导人藉此自然见面。
5．两岸均应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6．两岸共同维护港澳繁荣，促进港澳民主。56
双方的主张带有根本性的分歧，看起来无法协调：(1)北京坚持"中央与地方"或"父与子"的关系，而台湾要求平等及一种"兄弟式的关系"。(2)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攻台，而台湾坚持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3)中国不允许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台湾要求双方平等参加国际组织。57由于双方都不肯做丝毫让步，统一的前景依然十分暗淡。
3.3李登辉出访康奈尔大学，1995年6月 有两件事情使业已紧张的中国与台湾的关系雪上加霜。1995年2月，康奈尔大学校长罗德斯(Frank H．T．Rhodes)邀请李登辉总统作为杰出校友(李1968年获该校农业经济学博士)和国际领导人，于6月9日至11日访问该校，作为Spencer T．and Ann W．Olin系列讲座的贵宾，并向学生和教员做演讲。由于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签证问题便成了一个敏感问题。
自1979年以来，美国一直信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已有十五年没有给国民党领导人发过入境签证。克林顿政府不想惹恼北京，特别是在他寻求北京的支持以迫使北朝鲜冻结核计划这一时刻。国务院向中国大使作出了不给李登辉入境签证的保证。然而，1995年5月2日众议院以396票对O票，5月9日参议院以97票对1票同意邀请李登辉来访。由于克林顿必须就预算方案与国会讨价还价，所以在国会强大的压力下，克林顿屈服了，并批准给李登辉签证。北京指责美国口是心非、背信弃义，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中国威胁式地警告：
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政府屈从于某些亲台湾势力的压力，全然不顾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感情，侵害中国的根本权利和利益，中美关系只能倒退。58
台湾希望四天的访问能给予尽可能高调的安排，克林顿政府却尽量反着做。李的飞机未能安排在纽约降落--因为在那里，他会受到亲台势力的热烈欢迎--而是被引到了设在希拉克斯的一个较小的边远机场。从这里，他只能乘车赴康奈尔。6月9日，李登辉做了题为《常在我心间》的演讲，回忆了1965至1968年，作为农业经济博士生，他在康奈尔过的愉快生活，讲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影响到他在台湾所成就的事业。在后冷战时代，李宣称："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或正在消失。"59
中国对美国给予签证一事发出了愤怒的谴责。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告诉克林顿总统，这次访问"严重地伤害"了美中关系。官方的新华通讯社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台湾问题就像一个会爆炸的火药桶。给它加热是十分危险的，不管加热的是美国还是李登辉。这种不负责任地加重中国感情伤痛的做法，只会使中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60
北京指责美国秘密策划制造"两个中国"，通过支持台独和台湾重返联合国而"分裂中国"。
对于李登辉和台湾来说，这次访问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他的讲话被CBS和CNN转播，《时代》杂志1995年6月19日那一期更将李登辉作为封面人物。李登辉提升了台湾的国际知名度，加强了他自己在台湾内外的地位。
北京指责李登辉偷偷背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想使世界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对他进行惩罚，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从江西乐平的军事基地向台湾北部85英里的海面发射了四枚"未装炸药"的地对地导弹。1995年8月，中国又在台湾海峡进行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实弹的导弹和火炮发射外，还有机动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参加。演习的目的是想削弱李登辉的影响并希望能将他赶下台。但李登辉却因此而变得比以前名望更大。
3.4 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 第二件敏感的事情，是1996年3月的台湾首次总统大选。李登辉是国民党唯一的候选人，连战是他的竞选伙伴。他们的竞选建立在一种模糊的"一个中国"基调上，实际倾向于继续维持现状。李登辉善于玩弄政治上的模棱两可，知道怎样能使自己的本色不为人所知。没有人说得清他对统一立场究竟如何。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张作章指出："在他的心里，是想要独立的，但他一直没能说出来。他并不想与大陆统一，也从没能说出来。"61在寻求台湾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及追求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他有意让北京和全世界去猜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总体目标，但大多数选民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秘密企图，所以都支持他。
李登辉的竞争对手来自另外两个政党，还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士。彭明敏是由台湾第二大政党民进党提名，该党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得到了绝大多数本土出生的台湾人的支持。林洋港则由新党提名，该党主要由前国民党党员组成，主张与中国重新和解。除他俩之外，还有一些独立候选人。
为了破坏李登辉、打击他悄悄将台湾推向独立和在美国幕后支持下公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暧昧立场，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文功武吓"活动。北京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有外国势力插手台湾事务"分裂"中国的话，中国将不会放弃使用武力。如果说北京对李登辉的动机表示怀疑，那么新党副总统候选人郝柏村，这位前国民党将军和行政院长，也同样怀疑李登辉的动机。他说："我是第一个发现李先生内心深处确实拥护台独的人"，尽管李登辉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62
中国决定给李登辉一个教训。就在选举进入高潮时，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并向指定的目标区发射了导弹。美国害怕这次海军演习成为入侵台湾的前奏，于是派遣了由七艘军舰，包括"独立号"航空母舰，组成的航空母舰群开赴台湾海峡，但游弋于中国指定的区域之外。同时将"尼米兹号"航母群由印度洋调往西太平洋，停泊在离台湾海峡有一段距离的菲律宾附近。
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1996年3月8日，中国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刘华秋作为秘密使者，被派到维珍尼亚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经过九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谅解：中国的军事演习不会导致对台湾的入侵，而美国保证不插手到当前的危机中。危机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军事演习也于3月25日结束。
中国军事演习的目的是想恫吓选民不要去投李登辉的票，但事与愿违，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将选民们赶到了李登辉的周围：李登辉得到了全部1,100万张选票中的54%(5,813,699张)，占绝对多数。民进党只得到21%、新党得15%及独立人士得10%。中国的武力恫吓招致了相反的结果，并且在亚洲其它国家面前暴露出它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冲动性和潜在危险性的巨大威胁。但最出乎意料的发现是，这个军事演习尽管给人印象深刻，任务执行得一丝不苟，但不过是七十年代老式的军事技术，根本不是九十年代的。对弱者来说，它是一次武力炫耀，对强者来说，它不过是一些过时东西的演示。许多美国的观察家认为这次军事演习是一次代价极高的失误。然而北京却宣称，至少目前在阻止台湾独立活动上取得了胜利。民进党的支持率下降了，只得到21%的选票，而1995年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是33%，1993年的地方选举中得到的支持是41%，这个结果被认为是选民们厌恶台独的证据。63
中国会发动进攻吗 如果台湾走向独立，中国会发动进攻吗美国和台湾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尚无能力保证进攻成功，因为它目前缺乏海陆空协同作战能力。中国军队的武器和战术仍是以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水平的军事条令、训练方式和过时技术作为基础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对台湾的进攻不仅不能保证成功，反而可能在国内造成灾难性后果。
首先，战争不一定会迅速取胜；拖的时间越长，国外插手的可能就越大。其次，与台湾进行大规模战争，可能完全打断甚或终止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也是共产党得以维持统治的基础。第三，战争会对香港和上海的繁荣产生负面影响。第四，随着对外作战持续进行，中国国内发生内乱的危险性会加大。最后，就算经过艰苦的战斗，中国最终取得了台湾，整个台湾岛将遭到彻底破坏。中共将如何在一片废墟上管辖2,100万经受过民主化洗礼的人民64
军事进攻台湾将是中国最后的和最坏的选择。为什么它要冒遭到失败、冒打一场无结果之战、冒内部发生崩溃的风险为什么要冒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的风险此外，因为《台湾关系法》的存在，中国还要冒与美国交战的危险。
按照孙子和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cwitZ)的理论，最高形式的胜利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话，这表明通过协商和平解决问题是唯一明智之举。但如果做不到这点，战争也有可能爆发。中国军方多数人都想避免一场有可能使美国卷入其中的高科技战争，但在用尽一切其它办法之后，最后的选择将还会是军事摊牌。但许多中国的军事领导人都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65
按照台湾情报和安全负责人殷宗文的说法，中国在五年内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或者非常非常小"，除非台湾宣布独立或允许外国插手内部事务。李登辉总统确信至少在八年内不会有攻打的事情发生。据报道，江泽民主席的"智囊团"要求他在台湾的事情上慢慢来。据说他自己希望台湾问题能用十年的时间解决。66
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也反对中国攻打台湾。它敦促两岸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但如果中国一旦攻打台湾，受与《台湾关系法》约束的美国会如何作出反应明显有两种可能存在。67一些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认为，尽管美国口气很大，最终它不会为了台湾而甘冒与中国交战的风险。当然，没有人能肯定。在不发生台湾独立或外国介入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可能是等下去，直到统一可以和平实现，最后像接收香港那样将台湾全部接收过来。台湾同样认为，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最好的一个就是维持现状，希望时间会促使中国内部发生民主化的变革。68因此，在1998年元旦，副总统连战宣布了台湾的立场："不独、不统、不对抗"。台湾赞成两岸实行"和平、交往、双赢"的政策。69
4.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专家、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萨莫斯(*2001年起，任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H．Summers)以展望历史的方式评价中国的未来。他说：
很可能在一百年以后，当人们书写二十世纪后期这段历史时，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革，它很快使共产主义变得只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一个多世纪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了下一代，唯一有机会在绝对规模上超过美国的国家就是中国。70
根据购买力等值计算法，199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中国的经济实力排列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见下表)。
1996年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1996年(十亿美元) 人均(美元) 1．美国 7,576 28,500 2．中国 3,878 3,200 3．日本 2,991 23,800 4．德国 1,670 20,000 5．印度 1,432 1,500 6．法国 1,267 21,700 7．意大利 1,195 20,800 8．英国 1,174 20,100 来源：CIA，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1997，updated Jan．12，1998．Table 2，Selected OECD Countries，and Table 3，Big Emerging Markets。国内生产总值是以购买力等价计算法衡量。这个计算法是以国内货币的购买能力而不是以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数值来计算。
如果中国经济按年增长率8%的速度持续下去，到2020年它的经济力量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中国政府正在寻求用一种统合的哲学取代行将就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哲学看起来应类似一种包含着传统儒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少许反映历史上王朝观念的"大中华主义"所组成的混合体。与此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势头的强劲，政府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并实施那种新型买办式的、以利润为中心的准资本主义。对于不能盈利的国有企业，政府将其出售给私人股东；为鼓励个人购买住房，政府通过抵押贷款予以资助。军事上的投入也一直在稳步进行，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不失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组织变成了执政的政党。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它不再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再推崇第三世界的立场，而是渴望将中国提升到第一世界的前列。的确，追求财富、权势和国际尊敬，已经取代了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理念。
经由十五届党代会(1997年9月)和全国人大(1998年3月)所选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年纪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都市化的技术官僚。前四位领导人：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总理朱\xE9F基，人大委员长李鹏，都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在二十一世纪将中国带入科学和信息新时代。
党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已大大放松，但依旧戒心十足地保持着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任何异议都是不允许的。一些异见人士在经过了长期刑罚后以"保外就医"的理由驱逐到国外；宗教迫害依然存在。
民众对此有何看法他们对缺乏政治自由感到遗憾，但还是接受了这是为换取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代价。他们觉得生活总的来说要比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任何一段时期都自由得多。他们有了选择工作、伙伴和居住的自由，可以购买汽车、旅行，生活水平确实得到大大提高。在过去，许多休闲享受被禁止，现在则听凭自便。他们普遍持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自己的国家注定要起飞，明天的生活会更美好。他们渴望像其它文明国家居民那样生活。71由于政府不再负责毕业分配，大学毕业生面对着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他们变得更实际，忙于谋划自己的事业，梦想着赚钱或出国深造。他们没有时间为政治原因去参加游行和示威。72
人们憎恶任何社会大动乱，例如文化革命，或导致社会和经济的大混乱的秩序破坏，就像共产党垮台后俄罗斯所出现的那样。他们不主张在中国以暴力推翻共产主义体制，但主张内部和平变革，使它能更清醒、更敏锐地应付时代的挑战。73通过微小进步的累积过程，一个更自由的政治制度最终一定会出现。他们希望中国融入到世界主流之中。
他们对香港回归、中国成为区域强国，以及到2020年将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国而感到骄傲。他们赞成与台湾和平统一，但不要设时间表。他们相信时间会站在他们一边，最终这两者会变为一体。
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区和南方。领导层将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日趋文明的社会里那些新生中产阶级的压力。新的富裕阶层--企业家、金融家、投资人、计算机大亨、公司经理和商业巨头--会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和法治，同时也会要求立法和预算上的发言权。政府将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和宗教信仰、创作、艺术表达及地方选举的自由。通过静悄悄的和平演变，一种中国式的、有节制的民主政体将应运而生。如果它是某种类似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者和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那种政体--中西文化精华的结合，完全现代化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一定会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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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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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基本法》。亦见Los Angeles Times，June 3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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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ing Wai，"The Exter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No．2，1997，12．
5 Brian Hook，"British Views of the Legacy of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7，576；Liu Shuyong，"Hong Kong：A Survey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150 Years," ibid．，590．
6 Ming K．Chan，"The Legacy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A View from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op cit．，580．
7 Chas．W．Freeman，Jr．，"Hong Kong and False Alarms," The New York Times，June 22，1997．
8 Brian Hook，op cit．,562-563．
9 The New York Times，July 1，1997．
10 同上注。
11 Edward A．Gargan，"Hong Kong Still Carries Britannia's Indelible Mark," The New York Times，June 29，1997．
12 The New York Times，July 2，1997．
13 Louis Kraar, "The Death of Hong Kong," Fortune，June 26，1995，118-132．
14 Patrick E．Tyler, "China Issue for the Post-Deng Era," The New York Times，June 29，1997．
15 Thomas L． Friedman，"Mighty Saviors of Hong Kong：Greed and Ego,"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Hong Kong，July 5-6，1997；Chas，W．Freeman，op cit．The New York Times，June 22，1997．
16 Robert Stone and Esther Lam，"Stiffing Democracy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ember 9．1997．
17 Mark Landler, "Sanctuary Lost：Hong Kong Can't Hide From Asia's Woes," The New York Times，May 30，1998；Ming Pao，Hong Kong，August 28，30，1998；Los Angeles Times，Nov．28，1998．
18 引自Samuel P．Hung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1996)，231．
19 Richard Haass，"Fatal Distraction：Bill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Fall 1997，120．Haass是布什总统特别助理(1989-1993年)及国家安全部高级主管。
20 U．S．-China Summit Stirs Winds of Pragmatism," editorial，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31，1997．
21 陈子明、王军涛：《解除中国危机》，(Ontario, Canada，1996),210．CIA,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s，1997(Updated Jan．12，1998)，Table 7．
22 Kishore Mahbutani，"The Pacific Way," Foreign Affairs，Jan．／Feb．1995，103．
23 Huntington，230。事实上，很少人知道中国军费的预算数字是多少，因为大部分的费用隐藏在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煤炭工业、采碛、铁路、通讯，以及邮政服务。中国军费预算的估计为400亿到1,400亿美元(价格购买力等值计算法)。
24 The New York Times，Dec．3，1996．
25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15，1997．
26 Joseph s．Nye,Jr., "Still in the Game," World Monitor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onthly)，March 1990，42-47．
27 黄硕风，《综合国力论》(北京，1992)，第36-38，106-111，218－226,231-232页。
28 陈子明，第200-202页。
29 Huntington，228－229．
30 Ross H．Munro，"Eavesdropping on the Chinese Military：Where It Expects War, Where It Doesn't," Orbis，Summer 1994，356．
31 黄硕风，第231-232页。
32 Huntington，230；Ross H．Munro，3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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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Jim Mann，"A Confident China No Longer Wants America's Military Muscle in Asia,"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7，1995；Nicholas D．Kristof, "The Real China Threa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August 27，1995．
35 Richard Bemstein and Ross H．Munro，The Coming Conflict，with China (New York，1997)，5，11；"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7，18-32；Gerald Segal，"East Asia and the 'Containment' 0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Spring 1996．1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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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萧新煌，<亚洲民主价值：冲突与对话>，刊《中央日报》，1997年8月31日；Martin Lee，"Testing Asian Values,"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98．
46 Dayid E．Sanger, "The Stock of 'Asian Values' Drops,"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3．1997．
47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4，1997；Los Angeles Times，September 22，1996．
48 John M．Broder, "Clinton Defends Engagement with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5，1997．
49 李福钟，<台北、华府、北京三角关系细部结构>，刊《中央日报》，1997年9月28日。
50 The Free China Journal，Taipei，June 27，1997；中国1,399亿美元的数字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提供，引自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7，1998。
51 辛在台，<重申主权独立绝不等于台独>，刊《中央日报》，1997年11月12日。
52 Washington Post的Keilh B．Richburg访问李登辉总统；Asiaweek总编辑Ann Mordson访问萧万长，两篇报道见《中央日报》，1997年11月8日、1997年11月10日及1997年11月14日。
53 中文全文见《中央日报》，1995年2月4日。
54 俞雨霖，<后邓时期对台政策指导原则确立>，刊《中央日报》，1995年2月4日。
55 见页955。
56 中文全文见Press Freedom Guardian，April 14，1995；英文见The Free China Journal, April 14，1995。
57 杨力宇，<打开两岸关系的死结>，刊《中央日报》，1995年4月10日。
58 Patrick E．Tyler, "China Demands U．S．Withdraw Consent from Taiwan Chief's Visi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4，1995．
59 李登辉英文讲辞见The Free China Journal, June 16，995；中文见《中央日报》，1995年6月11日。
60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0，1995．
61 同上注，March 22，1996。
62 同上注，March 24，1996。
63 同上注，March 24，1996。
64《中央日报》，1997年5月7日。
65 Ross H．Munro，Orbis，358，367-368．
66《中央日报》，1997年7月23日，1997年11月9日。
67 有关中国大陆及台湾加强军备的比较研究，见David Shambaugh，"Taiwan's Security：Maintaining Deterrence Amid Political Ambiguity," The China Quarterly，December 1996，1284-1318：有关北京和台北之间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的研究，见Thomas W．Robinson，"America in Taiwan's Post-Cold War Foreign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December 1996，1340-1361．
68 Peter Kien-hong Yii(ed．)，The Chinese PLA's Perception of an Invasion of Taiwan (New York，1996)．
69《中央日报》，1998年1月4日。
70 引自Nicholas D．Kristof，"Entrepreneurial Energy Sets Off a Chinese Boom," The New York Times，Feb．14，1993．
71 Seth Faison，"China Lets 100 Howers Bloom，in Private Life," The New York Times，June 23，1998．
72 Elisabeth Rosenthal，"China's Leading University Celebrates and Ponders," The New York Times，May 5，1998．
73 Shen Tong，"The Next Gene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Sept．2，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