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中国的发展模式：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1989年6月天安门镇压之后仅仅六个月，民众抗议共产统治的浪潮席卷东欧，出乎意料地造成共产政权的崩溃。1991年底，苏联也解体了。在这样的巨变之后，中国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1.邓小平的策略
天安门镇压不仅令中国备受全世界的谴责、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在外交上也受到排斥。邓小平断言，今后三至五年，对中国共产主义生死存亡至关重要，中国要力求社会稳定，并且不必介入国际事务。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邓认为"一动不如一静"，政治经济政策的争论、重要的人事变动和政治方针的改变，对中国都是百害而无一利。他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
与天安门镇压差不多同一时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夫妇在动乱中暴死。中国领导人夜不安寝，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从内部搞垮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不干涉态度被指责为放弃了对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2月5日至7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更遭贬斥为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报告中提出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答应建立多党制和"总统"制；提倡一种"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认为戈尔巴乔夫否定阶级斗争，积极推行西方议会民主，从而背弃了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1
东欧和苏联的结局会在中国重演吗？本来，北京对中国的独特性相当自信，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贞，并且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到了1991年底，苏联共产党，这个完全不借助外力而成长壮大的最老的政党解散了。遭到西方和苏联两方面变革之风的冲击，北京一方面痛恨戈尔巴乔夫"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搞混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界限，扰乱了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确信导致苏联解体的西方势力，将会借助同样的"和平演变"，阴谋颠覆中国。为防止这一局面发生，中国决定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和军备，以抵制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同时用亲切平和的面孔示人。北京这种双重姿态，就是所谓的"内紧外松"(对内加紧控制，对外表现宽松)。
中国领导人作出一些坚强的决定。第一，永远不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就像苏联领导人愚蠢地干下的那样。对此，他们坚信可以成功，因为民主势力几乎已镇压殆尽；西藏人总的来说相当顺从，反抗只是个别的；中国各民族并不寻求独立。总之，与苏联不同，中国有着长期的统一传统。第二，经济必须持续发展，而人民生活必须改善。第三，官方媒体要经常不断地突出苏联人生活的艰难，例如生动描绘他们如何粮食短缺，以及急速增加的通货膨胀、黑市、政治斗争、经济混乱、对前共产党领导人的鄙视和仇恨等等；而且还要告诉人民，如果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就会引起大乱。只要人们与政府保持一致，当局就能保障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2.和平演变
中国领导人接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永远不会停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刚刚成立九个月，北京宣称西方干涉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乱及推翻新中国政府，但因为未能得逞，转而求诸以和平方式渗透，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被认为是这一战略的设计者。在五十年代，他力主开放所有管道和场所，努力与共产国家接触，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传播西方的思想、价值、宗教、文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低于西方国家的时期，这种心理战被认为是有效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很容易在西方的诱惑面前动摇。2
从中共方面看，苏联共产党垮台后，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坚守"社会主义钢铁长城"，抵抗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中国的领导人宣称："过去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今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显然，对追求民主、经济自由、贸易开放、保障人权这样的全球大趋势，他们视而不见；对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这"亚洲四小龙"通过和平演变而实现的经济繁荣，他们不愿意承认；当然更不愿意接受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福利远远高于苏联、古巴、东欧和中国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政府只维持基本生计("铁饭碗")，但这一保障助长了懒惰和懈怠之风，以致民众生活水平相当低。3
保守的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关心，并且陶醉于"延安心态"中，坚持认定"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美国人的意图心怀戒备，尽管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A．Baker)坦言："美国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中国人和美国人见到的都是一样。我们想要保护人权，推动自由；我们反对核武器和导弹的扩散；我们渴望对两国和整个地区都有好处的自由公平的贸易......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必定成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我们当然会与政治压制和宗教迫害作斗争。"4但保守派批评邓小平和他的开放政策的调子越来越高，说这些政策是有毒的、腐蚀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敞开大门，并导致1989年的学生抗议运动。陈云手下强硬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曾暗地里说："党内存在着走资派，不过我指的不是邓小平。"5确实，邓小平的改革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可以算作和平演变的变种。甚至布什总统也曾说过，他不知道一个国家怎么能从全世界进口货物和服务，却把外国的思想挡在国境之外。
苏联的解体对邓小平而言像是服下一帖清凉剂。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他要借助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来拯救共产主义。他公开说，没有他的改革开放，中国将难逃东欧和苏联的命运。这实际明白表示--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和平演变救了中国。邓作好了发动一场新反击的准备，再次将中国拉回改革开放的轨道上。在87岁高龄之际，他将这一步骤看成是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最后机会。他来到经济繁荣的南方，带着这样的资讯：加速经济发展和稳定政治局面，是今天的头等大事；现在不是清除精神污染和搞世界革命的时候。
3.邓小平南巡
1992年1月，邓小平在万众注目之下，到过去十年经济获得最大增长的南方视察。广东在1991年实现了惊人的21%的增长率，有可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地方。在家人的陪伴下，邓访问了深圳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和广州，"热情赞颂了这个充满高楼大厦、广告、投资机会的勇敢新世界。"6他容光焕发，向全世界表明还有足够的精力去完成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从而把中国推向准资本主义。这无疑是一场新的经济革命。
邓的讲话往往含混不清，但却是实话而且不无讽刺，有时需要女儿邓榕的翻译。但其意思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1．发展经济是政府的中心任务，改革和开放是发展经济的两个基本点。
2．稳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
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由国家经济的改善体现出来。
4．鼓励股市投资；欢迎引入更多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欢迎更多合资企业。7
5．1997年香港回归后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一百年不变。
6．广东省应力争在二十年内成为"亚洲第五小龙"--继香港、
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之后--而中国，则应成为超级巨龙。8
邓小平对一场改革开放新跃进的鼓动，把他推到与其最重要的对手陈云直接冲突的地位．每当邓小平坚持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经济，陈云就大力提倡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和平演变的坚决抵制。1992年3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议：中国应该防"右"(即转向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防"左"(激进的共产主义)。政治局对邓的路线采取一种得体而圆滑的肯定。
但这并不表明他获得了完全的胜利。邓小平认为，批评他的是一些看法狭隘偏激、对世事一知半解的人。1992年1月15日，他在上海说：
有些党员脑袋里一团浆糊，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批评、指责、设置障碍，反对这样，反对那样，将一些枝节问题看成主流。这也算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我相信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但我们的同志没有改变，他们仍死守自己的正统教条。这样能推动社会进步么如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没有实行改革开放并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我们的情况可能要比苏联还要糟。9
经济成长统计数字支持了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8.9%，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三倍。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000亿元人民币。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已达1,888万家，产值950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农业产值的58.5%。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国际上，亚太地区正以经济为契机而崛起。在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里，这个地区看来已作好完成一次惊人飞跃的准备。邓已经下定决心置身于这一飞跃，绝不错过历史赋予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相信自己正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他的对手陈云则死守在一个水量有限的小泥潭里。10
4.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12日以后的一周里，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991名。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同意将经济改革作为党的工作中心，选举出新一届领导人，并允许适度放松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总书记江泽民作了政治报告，号召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如果我们继续思想僵化，安于现状，我们将一事无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直到1993年1月，国务院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解释：它是一种多元的经济结构体，由公有经济、家庭作坊、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组成。实际上，这一新的结构意味着摆脱中央计划模式，不再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予以排斥，逐步放开价格控制，承认私有财产和私人企业，承认股票市场、外资与合资企业，并重建经济的公共部分。
政治报告也再次肯定党领导一切，重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以及镇压政治动乱的必要。报告号召对和平演变保持警惕，并宣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西方的多党议会制"。
在独裁政治体制中建立市场经济，尽管听起来很矛盾，但邓小平认为在权威主义政治秩序下推行准资本主义经济却顺理成章。在十九世纪后期，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俾斯麦时代(Bismarckian)的德国就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点。而更近的时候，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是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创造了经济奇迹。11李光耀总理的新加坡模式对邓小平的触动尤其大。这个国家城市清洁、秩序井然、富裕，政府对社会实行严格的管治。在那里没有街头示威、色情行业和毒品，没有人在公共场所嚼口香糖，或对人权说三道四。邓指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12他还认为通过加速发展南方和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国就可以成为亚洲的超级巨龙。而在一个高效集权政府领导下，实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政府可以为经济起飞提供必不可少的稳定环境，这比处在一个软弱的民主政府的管治下强多了。那样的政府会因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因局势动荡而羸弱无能。
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笃信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独裁政治体制下发展准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赢得了不少俄国因循守旧者和前共产党人的赞许，而这些人正为自己国家的物资短缺和混乱所困扰。曾长期担任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勃列日涅夫(Brczhnev)助手的沃尔斯基(Arkady Volsky)说："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十二亿人过着的，是我们在梦里才见得到的生活。"13在东欧，有一种对旧时代稳定生活的怀念，也希望能找到一条介于共产党中央计划经济和西方民主自由及市场经济之间的"第三种道路"。14
4.1人事安排 邓小平着手培植新一代的领导人，贯彻经济改革和独裁政治的配套方案。新的中央委员会由189名正式委员、130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47%是第一次当选。他们中多数人是技术官僚，并拥有大学学历(占84%)，平均年龄为56岁。这些技术官员清楚知道，靠革命实施民众动员已经是过去的事；若想继续掌权，并保持党的合法性，只能依靠经济成就。
僵化强硬保守派在选举中处境凄凉，三名大将(高荻、王忍之、贺敬之)丢了中央委员席位，从传媒、宣传和文化领域的岗位上给撤换下来。15这一变动预示了艺术、文化和智识生活中比较自由的气氛。被称为"太子党"的高干子弟们，这回也颇不顺心。陈云的儿子陈元未能当选中央委员。他们当中许多人改弦更张，选择弃政从商。
有二十名成员的政治局，也出现大规模的重组。两位新改革派加入--副总理邹家华和外长钱其琛；另外两位连任的改革派成员--农业问题专家田纪云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和前二者一道形成一个"自由派"。此外五名新成员来自各省。政治局看起来较前自由了一些，更倾向于市场为主导的改革，包括将放开价格、扩大股市和重组国有企业，完全推入市场。
真正有权的位置是政治局常委，其中有四位连任，三位新当选。前者包括66岁的总书记江泽民、63岁的总理李鹏、68岁的乔石和58岁具有改革派观念的李瑞环；后者包括副总理朱\xE9F基，64岁，邓的经济主管和门徒；上将刘华清，76岁，军委副主席，以及胡锦涛，49岁，前西藏党委书记。在1993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七名常委都被安排了重要的政府职务。16
明显失势的是"杨氏兄弟"，曾几何时，对邓小平而言，他们是过于炙手可热了。85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因年龄原因一退到底；他73岁的异母弟杨白冰，名义上获得"提升"进政治局，却丢了他在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的职务。
从整体上看，改革派在这次权力分配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优势，但江--李领导体制依旧，表明很难在新的方向上有所突破。
从历史的角度看，邓的战略也许能避免共产主义在中国破产于一时，但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主义剩下的，将只是一个靠军队和秘密警察支撑着的空壳。
5.中国共产主义四十五周年:独裁政治下的准资本主义
在最近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和影响深远的变化，如果毛主席回来看看，准会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毫无价值，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了。利润至上的企业精神充斥社会，金钱成了人民追求的目标。沿海地区生活的脉搏随着种种经济活动而搏动：股票交易、地方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外资引进、合资企业与进出口贸易，以及消费享乐。与此同时，社会和文化控制明显放松，信息革命使政府对思想传播的控制几乎成为不可能；而数以千万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直接挑战党对人口流动和户籍管理的控制。然而，尽管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和经济的基本支撑已日渐衰落，但政治结构并没有变。准资本主义出现于列宁主义独裁体制下，真是前所未见。
5.1意识形态冲突 对引进市场经济，邓并非高枕无忧。因为市场经济从来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时代，市场经济还被冠以"头号资本主义敌人"，属于要消灭的事物。从改革的最初阶段，邓对市场经济的真正本性即不予深究，只将其藏在社会主义术语里边，让他的追随者们欣然接受。他把市场经济称做"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要求做到两者的"内部统一"。直到1992年，他才打破禁忌，公开宣称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等于宣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核心部分--公有制及中央计划体制--的抛弃。将社会主义一词加到市场经济前面，是为这一"背叛"做些许修饰。在他的对手看来，这说法简直就是"矛盾百出，莫名其妙"。17
5.2党的新使命：钱与权 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和中国的经济繁荣让许多中国人相信，靠革命起家的时代已经过去，有钱才有权、才有地位、才能过上好日子。这一新的生活态度已弥漫于整个社会，从党的最高层领导到街头的普通男女。党的各级领导的儿子孙子，已无意于政治接班而转向经商。他们把这类一头栽进商业活动之行为，俗称"下海"。
与此同时，党本身正静悄悄地实现着微妙的转变，从一个清心寡欲的革命组织转为精英政治工具--不再致力世界革命、不再为第三世界兄弟作奉献、不再埋头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考虑如何永保独裁统治，让自己党员的骨干及其家族富起来。国有企业被近水楼台者廉价瓜分：一夜之间，他们成了董事长、总裁、副总裁、股东和有赚头的大企业经理，控制着相当规模的国内金融资产和实业，以及相当数量的国外投资和房地产。
中、下层党员也学着样儿一头钻进企业经商赚钱。紧随他们之后，中国社会上每个人都跟着动了起来。连政治异见人士也组成基金会，为他们未来的民主奋斗事业筹措资金。这种对财富的狂热导致了民族能量的大爆发，酿成了前所未有的追逐暴利浪潮。突然之间，一个过去为贫困所困扰的共产国家，一下子变成一部巨大的经济机器，在资本主义世界公开竞争，获取财富、体面和认可--而这些东西正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发誓要摧毁的。18
5.3企业私有化 由于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政府急于摆脱这一沉重包袱，为此提出过几种方案。其一是将没有盈利的企业私有化：与个人签定承包合同，承包者可得到超过约定部分的利润。另一个方案是将净值在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型国有企业卖给那些表现好的党员，他们必须有实时付出总额10-15%款项的能力，具有三年以上经营盈利企业的经验，并能在五年内付清全部余款。第三种方案是将企业租给私人投资者，他们与国家利润五五分成。这些"私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有特别关系的党员：原班子成员，或原管理层核心人物。这一系列做法使许多人积累起巨大财富。数年前，一个年收入一万元的家庭即被视为富有。到1993年，家财百万才算有钱。而在广东省，这样的阔人已达四万。据说在全中国，百万富翁已有五百万之众。19
5.4住房所有权 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的住房一直由本人所在工作单位分配，而工作单位全都控制在党的手里。如今政府开始将这些单元套间和房子看成是商品，认为应按市场价格出售或出租。在北京、上海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政府向已经住在里边的人提供优惠，允许他们购买现住房，两居室的单元需要3,100美元，先付三分之一，其余按十五年无息抵押贷款，每月付12美元。到那时，据估计这套房将增值十倍以上。
这项措施最初看起来不很吸引人，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很节俭，他们对经过大大的补贴之后每月两美元低房租已经习惯。但在南方和沿海地区，有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据香港一家外国顾问公司麦肯西(McKinsey)估计，有5%的中国人，也就是五千万人，已经习惯了西方的消费模式。20
台湾和香港的资金点燃了南方和沿海地区的房地产热。新规定随即推出，允许外国人和私人投资者租用土地七十年，捷足先登者由此大获其利。在广州--深圳--珠江三角洲，地价一路飘升，从每平方米五十元上涨到一千元，30%的顶级空地很快便被香港投资者抢到手。深圳一间100平方米中档住宅的售价，已与洛杉矶一间间格差不多的公寓房相仿，为人民币50万元(美元95,000)。确实，深圳已经成为香港郊区；福建则成了台湾投资者的游乐场：他们已在房地产上扔了十亿美元。有人挖苦说，福建成了台湾的新殖民地。而海南岛的土地投机则更为疯狂。
5.5股票市场 尽管股票市场在大多数共产国家被贬为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今在中国，却成了撩动人心的美梦。上海股票市场1989年12月开张，深圳是1991年7月。上市股票分为两种类型：A股针对中国国内投资者，B股资产是外国人。 A股的表现非常好，有时会在一天内上升20%，创下146这个天文数字般的市盈率。相比起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盈率只有20或30。然而，B股一直不景气。也许因为这两个市场的市值仅在十一亿美元的水平，资本盘子不够大，难于承受国外大的买单和卖单。外国人更喜欢通过香港股市进行交易，因为香港的资本市值达2,500亿美元。
大多数中国人天真地相信股市只升不降，因为政府需要这项试验获得成功。在平均储蓄率38%的情况下，到1991年年底中国人手里已积攒了一万亿元。当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上涨了80倍时，所有的人都希望能搭上这班车，迅速致富。1992年8月，上百万想要购买股票的人在深圳股票交易所外排起了长龙，等待领取购买股票的申请表。消息传来，半数的申请表在腐败官员与交易所工作人员的串通下，已被抢先卖掉。小百姓们在街上闹了起来。因资本主义的热潮而出现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抗议高潮迭起，成为华尔街的谈资。
到1993年5月，中国已经有了二百万股民，这一队伍还以每周五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上海市场在1992年上涨了167%，交易额的增长也是惊人的。假以时日，最终可能会超过香港和东京市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家。香港CEF投资管理公司的经营主管蒙特(Duncan P．F．Mount)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大约三十万家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其中约七十家已列入上市计划。总有一天它要成为亚洲最大的股票市场，比日本的还要大。"美林公司的董事长、65岁的施莱伊尔(William A．Schreyer)，1993年4月在上海开设了分行，并且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本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奋斗之一，我们愿意加入到他们中间，成为其中一部分。"他接着又补充了一点个人想法："如果我能年轻25岁，我一定学习汉语，并要求美林派我到这里任职。"
股市买卖对转变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整个经济向准资本主义的靠拢，迫使国有企业警醒起来，提高自己的效率并努力赚取利润，立志于经营而不要一味追求权力和地位。总而言之，股市造就了股民和投资者这一新群体，在一个即将出现的公民社会中，他们很快会成为都市中产阶级的核心。21
5.6企业家的乐园 曾有人说过，共产主义在苏联七十五年，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共产主义在中国四十五年，却刺激了人们经营赚钱的胃口。22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个别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此公然承认对金钱的崇拜。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9.5%，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类似发展阶段相似。实际上，9%的年增长率可以在十九年中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五倍。到2000年，中国计划将1980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四倍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23
今天的中国成了随心所欲的企业家的天堂。一个普通的小镇成了全世界的钮扣之都，仅1992年一年就出产了120亿枚钮扣。一名工厂主的销售额达50万美元，另有一位达20万美元。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信用卡、金手镯、钻石表、珠宝首饰，成了中国人的新时尚。乘坐着奥迪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当地党委书记，对自己新角色的认识也变成："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经济。这儿的人都说："经济上去了，你就是好领导，要不然就不是。"24
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一对二十来岁的兄弟成立了天龙飞机租赁公司，在1992年净挣200万美元。一名女店主销售从欧洲进口的鞋，每双卖到200美元，顾客不断。温州是一座"狄更斯式资本主义"的城市，90%的经济已经私有化。一位鞋厂的老板雇用了100名工人，日产鞋500双，1992年毛利达100万美元。他住在地面为大理石的"宫殿式"的房子里，里边装着空调，屋顶上架着碟形卫星天线，直通室内的松下牌(Panasonic)电视和建伍牌(Kenwood)音响设备。这样的生活在清简的毛泽东时代，可谓闻所未闻。25
另一个更大的创业成功故事的主角是52岁的牟其中。1979年，他借了55美元，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如今他已在五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经营着旅游、投资、制造和易货贸易。他当前正做着的一文件交易是以满满五百个车皮现货(包括60万双鞋袜、罐头食品及热水瓶)，交换俄罗斯四架164个座位的图-154喷气客机，然后以7,50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些飞机卖给中国民航，净赚2,500万美元。他是中国2,100万个企业家中的一个，他们之中有十万人拥有(或经营着)大型私有企业。26
5.7外国投资 经济繁荣使中国奢侈消费的人数增加到6,000万至3亿。27为抓住这"神话"般的中国市场，所有的外国公司都希望能占到先机。把来这里设代表处的美国公司罗列出来，就像《财富》五百强的排名表：通用汽车(GM)、福特(Ford)、佳仕那(Chrysler)、美国电报电话(AT&T)、通用电器(GE)、万国商业机器(IBM)、数字设备(Digital Equipment)、摩托罗拉(Motorola)、宝洁(P&G)、雅芳化装品(Avon)、坎贝尔快餐(Campbell)、大汉堡(Big Mac)、肯德基炸鸡(Kentucky)、可口可乐(Coca Cola)、亨氏婴儿食品(Heinz)、帕布斯啤酒(Pabst)、耐克(Nike)、力士香皂(Lux)、美林(Merrill Lynch)等等。28耐克公司在广州的经理布朗(Chades D．Brown)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在做梦，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繁荣，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291993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一千亿美元，他们特别看好中国就业大军的低工资(每天2-4美元)和高素质--其中通晓计算机人员的比例相当高。中国外资企业的增长非常迅速，1992年注册资本已达1,656.3亿美元，第一次超过台湾。1992年中国对美贸易实现了183亿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超过400亿美元。
5.8乡镇企业 自从八十年代早期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农业产量迅速攀升。家庭、农村和乡镇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在一夜之间破土而出，通过对农产品的加工而获得了相当的利润。1988年该类企业为1,888万家，平均产值人民币五万元。从1979年到1988年，它们以年均27.9%的速度扩展，产值从1980年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23.5%上升到1988年的58.1%。1990年它们出口了125亿美元的商品，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乡镇企业因此而成为整个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成了向市场经济迈进和促进企业私有化的强大推进力量。这1,888万家企业散布在主要城市周边的最佳种植区内，改变了中国的景色。它们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工业产品69.73%、建筑12.73%、商业8.24%、运输7.28%，农产品1.78%。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多余劳动力为它们所吸纳。(见下节)
然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环境的破坏。这些企业处在城市管理界限之外，很少理会城市和政府有关污染限制、化学品排放、土壤侵蚀、废物处理和生态方面的通告及规定。结果，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比纽约市严重七、八倍，肺病和癌症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30到2000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将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50%、国营和私人企业各占25%。到那时，很难再说中国的经济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5.9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农村劳动力历史性地涌向城市。据《中国人口》报道，截至1990年，大约有5,000万劳动力离开农村辗转流徙到城市。在上海，外来人口已达183万，占全部居民的26%；在北京为115万，占22%；广州有88万，占33%。31尽管从历史上看，大批流动人口的出现意味着动荡、骚乱、甚至朝代的覆亡，但这一次的人口流动却是好征兆。他们当中，男性青年占93.1%，其中25岁甚至更年轻的占到70.4%，35岁以上的只是少数(7.5%)。这些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算差，受过初中教育的占67.3%，而高中教育的有15.4%。他们一个个雄心勃勃，充满个人创业精神，一心想着怎么在一个激动人心的环境里过上好日子。32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同时意味着党对人口的控制和户籍政策的破产。早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就抓住"工作分配"和"单位住房分配"，以此将人们的生活掌握在手中。如果你没有户口，你就得不到住房，不能享受公费医疗，没有粮票、油票和各种票证，也不能随便旅行。如今，流动的劳动大军按照自身的意愿，冒着受罚和失去原有一切的风险流人大城市，向政府的这些政策挑战。虽然他们住地狭小杂乱不堪，温饱、健康乃至性命都没有保障，只能得到没人愿意干的"下贱"活儿，且收入非常低，但经过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什么都肯干而且拼命干，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接着，逐渐地，他们为社会所接纳，并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5.10大中华经济区 近年来，急速发展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将中国沿海、香港和台湾逐渐连在一起，"大中华经济区"的想法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虽然仍处于萌芽状态，但一个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相仿的三角区域市场很有可能形成。33在1987年至1992年五年间，通过香港，中国与台湾的贸易不断增加，三方经济的互补性已有目共睹。
台湾与大陆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单位：百万美元)
年度 台湾向大陆出口 大陆向台湾出口 台湾的顺差 1987 1,226.53 288.94 937.59 1988 2,242.22 478.69 1,763.53 1989 2,896.49 586.90 2,309.59 1990 3,278.25 765.36 2,512.89 1991 4,667.15 1,125.85 3,541.30 1992 6,287.93 1,118.97 5,168.96 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中国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资源、充足的劳动力和大量的生产设施；台湾则资金充足、技术工艺先进；而香港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丰富，三者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大。到1992年，大约有12,000家台湾公司在大陆设立了工厂，投资额达到110亿美元。同一时间，中国也在香港的贸易、房地产和金融业中投入了同样多的资金。中国银行成了香港的第二大银行。八成左右的香港制造商在大陆设立了分行，投资达300亿港币(40亿美元)，雇用工人数目达300万。随着中国和台湾可能于1995年获准"入关"，即GATT(关贸总协议，不久将更名为WTO，世界贸易组织)，两地和香港间的贸易还会加速，关税更会降低，进一步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竹网"诞生。34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大中华经济区的出现。日本由于担心竞争加剧，或许没怀什么好意，并不喜欢这一发展趋势；而台湾海峡两岸各自的内部政治阻力也不容忽视。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担心，伴随着更大的开放，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必然涌入；业已存在的北方与南方、沿海与内陆的巨大经济差异必然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台湾的一些领导人也担心，与大陆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会使共产党的统治更牢固，使台湾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结果更容易被大陆吞掉。35然而，密切的经济联系所带来的好处是无庸置疑的，中国巨大的市场形成，台湾赚到了钱，享受了对大陆的贸易盈余(1991年为35.4亿美元，1992年为51.6亿美元)。因此，尽管有政治上的踌躇不前，经济现实正成为"大中华经济市场"逐渐形成的最重要动力。
上一个十年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如此之大，以致一些人认为这可称得上是一次"白色革命"，36婉转的说法就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的经济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或许已远大于毛泽东的政治革命。
6.中美关系：最惠国待遇
中国对冷战后的世界的认识是深刻而现实的，就算美苏超级大国间的敌对可能已经结束，国家之间依然会按照各自利益进行竞争、合作、妥协和斗争。为求生存，任何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冷战之后的时代出现，这就是已经形成并日益强化的经济竞争和新的政治均衡--世界将不会为任何单一个国家所控制。尽管美国目前依旧被看作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巨大的国债、惊人的预算赤字和严重的国内问题面前，其实力已大打折扣。它不再是西方盟国对抗不复存在的苏联的唯一领袖，而是众多参与竞争的国家中的一员。虽然其称霸野心不容忽视，但已经是一个略微衰落的超级强国。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往往采取低姿态，拒绝接替苏联担当共产主义的核心，也不想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对抗。相反，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并设法加强政治控制。尽管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中国失掉一些战略优势，但从地域政治的角度看，它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核能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联合国的否决权，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效控制之下。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下，外国的投资和国际贸易越来越看好这块地方，而中国也正从这些方面得到的好处，以为其现代化计划筹集资金。因此，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一般的贸易利益，简直就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摇钱树。冷战后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并且最终变得富裕与强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富裕与强大是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这一历史良机绝对不能轻易错过。37
6.1布什在中国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希望美国对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及尽快融入全球市场的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把它的政治稳定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1991年7月，布什总统宣布了他对中国"积极接触磋商"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孤立中国；相反，它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接触。布什相信通过这些接触，在促使中国改善其人权记录、释放政治犯、参加国际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和军火交易、遵守国际贸易惯例、尊重知识产权、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温和有礼的敦促是有可能奏效的。38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布什的方式，因为中国急于结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孤立。邓小平知道需要做生意和高技术，因此采取了不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有选择的合作，例如在柬埔寨和海湾战争事务上。中国方面还认为必要的时刻释放一些政治犯，可以显示与外国的压力无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为183亿美元，1993年为227亿美元。在199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业已超过400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最惠国待遇是多么重要。为了国家的复兴，北京会竭尽全力。
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优惠。在美国约160个贸易伙伴中，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直到最近期的伊拉克，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国家，一直没有得到这一待遇，直到1979-1980年，卡特总统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签署了一系列外交和贸易协议，双方才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1974年通过的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作证：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只有允许自由移民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由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都被认定为中国人，中国的移民额度总是用得光光的。总统在为中国作证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但由于天安门镇压、人权践踏、军火贸易和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许多人提出要重新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资格予以审核。
中国对美贸易并不是一直享受顺差。从1972年至1982年，每年的对美贸易几乎都是逆差，总计加起来达到81.96亿美元。在1983到1985年间，双方的贸易或多或少处于平衡状态。此后，顺差便开始迅速倒向中国。39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单位：美元)
1983年 7,100万 1989年 62.35亿 1984年 6,100万 1990年 104.31亿 1985年 600万 1991年 126.91亿 1986年 16.65亿 1992年 183.09亿 1987年 27.96亿 1993年 227.7亿 1988年 34.90亿
这一迅速增大的贸易赤字让许多人警觉起来，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一些人提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减少逆差，也就是将中国商品的平均进口税率从8%提高到40%；还有一些人提出在每年讨论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时要附加一些条款。经常被提到的条款是：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取消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减少出售军火和对巴基思坦、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核援助、停止在西藏的镇压、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在计算机软件和医药方面)。曾几何时，例行的延长审议变成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激烈政治交锋，政府赞成无条件地批准，而国会坚持有条件地延长。
加州女议员佩萝西(Nancy Pelosi)是最积极主张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让步的人。她得到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rge J．Mitchell)、参议员霍尔姆斯(Jesse A．Helms)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格法尔德(Richard A．Gephardt)的支持。关于北京的领导人，佩萝西说："他们可能不喜欢资本主义，也可能不喜欢人权，但他们喜欢钱。"40由她发起，众议院在1991年11月以409票对21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如果中国想得到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就需要释放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约一千人，停止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远程导弹，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内和西藏的宗教自由方面表现出"进步"，并"保证"不出售核技术，以及停止向美国出口服刑劳工产品。
1992年2月，参议院以59票比39票通过了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法案，但不足以推翻总统即将对此提出的否决，因为没有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布什可以重复他过去三年的一贯做法，无条件地继续给予中国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
6.2中国的抗辩 为获得无条件延长其最惠国待遇，中国从上到下积极活动。从北京的高层到驻华盛顿大使朱启祯，再到中国延聘的向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公关和法律事务所。他们所围绕的是四个精心策划的题目：(1)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要比其它东西都更重要；（2)必须承认中国的人权概念，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满足自己人民的物质需求，比放开西方式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3)如果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德国或日本有可能取代美国在中国的位置；(4)美国统计的贸易赤字是基于"原产地国家"得出的，这样计算并不公平，因为它将中国出口香港后转口美国的商品算到了中国身上。而美国产品通过第三国进入中国便没有统计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411981至1990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占到其总出口额的8%，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提高到占总进口的10-13%，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是在不断增加的。42
中国对"原产地国家"统计法的抗辩切中要害。因为自1987年以来，许多香港和台湾的制造商将生产厂房迁往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这些工厂的制成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后，实际上被划在中国出口的名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急速扩大，而同时对香港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却在缩小。实际上美国对所有这三地--大中华区--的贸易逆差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每一年都在22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43
(单位：亿美元) 中国 香港 台湾 大中华区(所有三地) 1987 -27 -65 -190 -282 1988 -34 -51 -141 -226 1989 -62 -34 -130 -226 1990 -104 -28 -112 -244 1991 -127 -11 -98 -226 1992 -183 -7 -94 -284 为取得和解，北京表示愿意与外国的代表讨论人权问题。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夫特(Richard Schifter)应邀访问了中国；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 R．Lilley)获准到西藏参观；前总统卡特出访中国时，中国人有礼貌地倾听他要求宽容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的谈话。1991年5月，副国务卿吉米特(Robert Kimmit)访华，公开讨论了人权、防止核技术和导弹扩散、双边贸易及有关中东和柬埔寨的问题。
1991年11月，国务卿贝克(James A．Baker III)到北京，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响应，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他们所关心的八百名中国政治犯的情况，但却拒绝释放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没有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到狱中看望他们的要求。不过中国确实答应给那些没有未决罪案的异见人士发放出国签证，并同意在贝克访问后的某个时刻允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国。44
关于军火贸易和防止核扩散问题，北京没有作出明确承诺，只是保证"遵从"1987年的"导弹技术管制条例"，以换取华府放宽向中国出售高速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同时他们也表示年底前会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基于这些保证，1991年12月华府放宽了向中国出售大型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的会遵守导弹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事实上，美国的情报部门并未停止监测中国向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运送M-9和M-11型弹道导弹，以及向阿尔及利亚运送核武器这类事情。更有甚者，在1992年9月布什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战机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获悉，中国的态度激变。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背离里根政府于1982年草拟的议定书。在这项议定中，美国保证会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作为报复，北京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零部件。因此，军火贸易仍然是华府与北京摩擦的根源，它对中国实在是利益巨大，无法放弃。
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学者和异见人士，对于使用经济压力促使北京改善人权的做法一般持赞成态度，但他们不愿看到由此而使得中美贸易、中国企业、改革者们，包括与出口贸易关联的工人们受到损害。他们担心，取消最惠国地位正中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保守派的下怀。45
6.3克林顿的决定 曾于1975-1976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大使级)的布什总统，自认是中国问题专家；无奈他多次无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却遭到了许多人批评，还给骂成"无耻"。在199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攻击他"纵容"中国领导人，忽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46克林顿当众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并提出要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在人权侵犯、军火交易、不正当贸易、宗教迫害、西藏镇压等方面有所收敛。中国领导层紧张了，决定不能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玩具占了美国该项进口的30%、鞋占40%、纺织品和服装占26%。如果因为人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使得这一大好局面遭受破坏，实在可惜。47
中国外交部的一份保密文件警告说，贸易上的任何倒退对中国的伤害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尤其是那些由港资和台资企业专门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对中国的直接后果将会是：(1)在沿海地区造成一百万人失业--那里，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有可能酿成社会和经济混乱；(2)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和借款；(3)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的信心大受打击。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这种倒退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中美关系的恶化都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的根本政策。该报告建议，中国应公开抗议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私下里将政治犯作为"人质"，从美国那里换取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份文件这样写着，"政治上退一步，经济上进两步"--这可算是一个双赢计割。
对此，邓不仅赞同，并就经济考虑第一、其它都要让路的实用主义方针讲了话，因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确实，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政治，"人质交易"遂成为可接受的方案。48一系列指导方针被制定出来，对于那些表现较好、刑期较短、未曾对其施用过暴力的政治犯，可给予优先考虑。但这不是减刑，也不是承认错捕，更不是迫于国外直接的政治压力而释放他们，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让他们就医治病。
如此看来，释放政治犯并不是对国际人权标准的接受，而是精打细算的政治赌博，至多可以看成是中国承认人权问题是国际上关心的一个正当问题。49结果一连串知名的政治犯在适当的紧急时刻获得释放，以便赢得美国的善意对待。包遵信，55岁，哲学家，1989年民主示威活动中的领袖，被判刑五年，提前于1992年11月初释放，准许他出国就医；王丹，1989年示威的学生领袖，被判入狱四年，1993年2月提前四个半月释放；徐文立，49岁，八十年代初著名的民主斗士，被判十五年，服刑十二年后于1993年5月被释放。还有其它一些人获允许出国。最后，为全力赢得2000年奥运会北京的主办权，中国政府在1993年9月中旬释放了最知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十五年刑期提前了一年半。
为表达缩小贸易不平衡差距的真诚愿望，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采购团进行大规模采购。1993年上半年，他们与波音公司签定了价值八亿美元的合同，购买21架喷气客机，并附带在今后几年购买或租用不少于215架的价值9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向通用汽车、福特和佳士那每一家都订购了4,600辆汽车，价值达1.6亿美元。从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州的多家公司购买了价值两亿美元的石油钻井和勘探设备。从休斯宇航公司(Hughes Aerospace)购买了八亿美元的卫星。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采购，如：粮食、磷肥、电气机械、电话和科研设备等。美国商人估计，中国这次采购可为美国创造十五万个工作岗位，而未来的中国市场简直无法估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希望今后几年每年为中国安装750万部电话，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每年1,500万部的一半。该公司副总裁托比亚斯(Randall L．Tobias)说："我们正在洽谈在中国的业务。这项业务，如果不说超过我们在美国的业务量的话，也绝不比它小。"他希望用发展电话通讯的方式让中国开放，软化它的高压手段.50
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后，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认同布什在减少中国违反人权和贸易规则方面的成绩，而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任何孤立中国的企图。就在他仔细考虑今后的最佳方案时，他受到了来自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的强大压力--这些机构都与对华贸易相关联。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总商会。1993年5月12日，他们联合致函给总统，要求不要将人权或任何其它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强调：他们已经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正当交易、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51
来自国外的请求也证明了上述立场。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虽然为香港未来的民主制度正在和中国拉锯，但他仍敦促克林顿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因为这么做可能就像握住一个平和而有效的武器，对改变中国发生影响，同时保住香港十五万个就业职位。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白宫时，则请求美国帮助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因为大量汉族人正在移居西藏。
克林顿竭力要找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包括贸易逆差，军火交易、人权、服刑劳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问题。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令中国人很难接受的关于中国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确指出，1994年年中对它的再次延长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人权记录方面，包括释放政治犯或说明他们情况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进步"。至于1994年7月3日以后是否继续延长，将由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根据中国在下列领域的表现，提交报告：
1．释放政治犯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
2．保证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对待，并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如红十字会视察监狱。
3．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4．允许国际广播和电视节目进入中国。
5．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美国。
6．停止对美国企业的歧视。
7．遵守国际上有关限制导弹技术和核材料转移的条约。52
中国指责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说这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北京坚持人权是内政问题，不允许外国干涉。在1993年11月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断然拒绝了与克林顿总统就人权和军火交易问题举行公开对话的建议。相反他作了一个15分钟的"自话自说"，谈到不得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重要性。普遍流行于中国官员中的感觉是：美国自己的人权记录远非完美，其立场从而是虚伪的。财政部长刘仲藜不无嘲讽地说："美国持有三重标准，对自己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有些国家的人权问题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睁大双眼、紧盯着不放。53对中国人这种起来勇敢面对美国、反对将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的做法，大多数亚洲国家表示赞同，还有一些国家暗地里为中国喝彩。
克林顿政府内，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在华利益歧议纷呈。财政部和商业部遭到美国公司的请愿炮轰，要求关注在兴旺的中国市场上扩大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必要性。在承认人权问题重要性的同时，财政部长本特森(Lloyd Bentsen)和商业部长布朗(Ronald Brown)指出，商业投资、贸易、导弹出售、军事合作、地区安全也是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所计划的5,75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使美国的公司得到数目庞大的订购合同，外加美国工人难以数计的就业机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E．Rubin)和总统经济政策副助理吉特(W．Bowman Cutter)更进一步认为，每年都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这一做法已经过时，只会起到反作用。用取消最惠国的做法惩罚中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同中国的一样巨大。
相反，如果采用更加温和及微妙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接触--却可以使中国逐渐演变：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对西方的商业惯例和思想也越来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民主。它会使中国的改革者受益，也能减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国那些激增的卫星天线、传真机、手提电话、彩色电视、股票市场、外国报纸、银行和金融服务就可以感到，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已经走了多远。确实，商品的出口决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为经济的进步肯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54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建立在经济实用主义、贸易、实业投资、国家安全考虑，以及人权与贸易分离的基础上。
对于这番议论中的逻辑，克林顿并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于自己下达的严格行政命令。为了重新获得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制定了一项"加强磋商"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一个接一个的高官将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国人改善他们的人权、贸易和武器销售方面的记录，同时设法开创更好的双边整体关系。1994年1月第一个踏上征途的，是农业部长艾思比(Mike Espy)和财政部长本特森，两个人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接着在3月，轮到国务卿克里斯托佛。事后证明这次出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克里斯托佛曾经公开对中国侵犯人权提出批评，这次带着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记录，以便克林顿有理由延长其最惠国待遇的讯息去出访。在他到访中国的前一周，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先走一步，为这次访问作准备。令中国官员们感到错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见头号异见人士魏京生，会面时间长达90分钟。魏呼吁克林顿保持对中国政府经济施压，督促释放政治犯。同一时间，另外七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也向江主席呼吁结束镇压，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对此的响应是将魏和十余名呼吁民主的领袖人物再度抓起来。这是摆下阵势，给即将来访的国务卿好看。
在正式会谈中，总理李鹏明白告诉克里斯托佛，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永远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李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将会受损。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指责沙塔克会见"假释犯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他驳斥了美国关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227亿美元的说法。他指出，对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也包括中美合资企业。如果华府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可以重新向亚洲市场出口，损失不会超过10%，这样做将不会对中国9%的年增长率造成多大影响。由于主要是自给自足，没有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来说也可以过得过去，就像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那样。
美国的企业界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国企业界领袖，责怪克里斯托佛有关贸易与人权挂钩的"误导"政策，令美国企业在与日本和欧洲各国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执行经理瓦利克(William Warrick)警告说，取消最惠国待遇有可能将美国的企业逐出巨大的中国市场。克里斯托佛耐心地为自己辩解，说美国并不想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只是要坚持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然而实际上，人权问题涉及到的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
6.4中国的策略 中国的敌对态度令美国人迷惑不解，但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看却是顺理成章。在一段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时他已经89岁)，北京的政治人物争相表明对共产主义体系的忠诚，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则成为今后争夺继承权斗争中的资本。这一政治气候注定了克里斯托佛访问的结果，更要命的是他的到访时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任何对中国人权立场的分析，都先要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列宁主义的独裁建立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党领导一切"的高压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劳动改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权在这里完全没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较为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旧把政治异见和民主启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胁。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共享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知识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前奏--它会搅乱经济增长，使现存秩序难以为继。不管是真的还是出于想象，如果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已危若累卵，最惠国待遇问题便成为次要的了。
在中国当局看来，沙塔克跑去见魏京生，无疑是与罪犯串通，是给反政府运动打气，提高了魏京生的国际声望，为异见人士壮胆。从魏京生传达给朋友们的资讯里看到，他们认为克里斯托佛访问期间，可能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政府本能地担心魏在想办法见这位官员，而异见人士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一次大示威。官方的第一个反击是拘捕主要异见人士，或者把他们迁移到北京之外，禁止所有的知识分子与外国使节会面。他们的做法是根据邓小平惯常使用的命令：在打击抗议活动上绝不能有半点迟疑，也不能顾及国际上的反应。
另一样令政府寝食难安不敢稍有懈怠的，是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和经济紧张，这方面包括有人数达一亿的"流动"富余劳动力；高达26%的城市通货膨胀，使得蔬菜价格上涨54%、粮食上涨40%、肉类上涨30%；以及农民的不满，他们把粮食卖给政府时，只收到"白条"而拿不到钱。工人们的不满和毫无缓解趋势的下岗，使得中国仅在1993年一年，就爆发了6,000次罢工和200次骚乱。实际上，政府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恐惧不亚于对异见人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什么极端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在这种担心和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涉便被看成是制造混乱，是一项更大的搞垮中国阴谋的先击排炮。本来，党以发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对抗外国影响；如今美国自己找上门干涉起中国内政来了，党对它的报复是把克里斯托佛当成是克林顿的替身来加以羞辱。
其次，由于数百家美国企业竞相获取在中国投资的机会，眼睛盯住高达5,7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由于中国每年9%的进口增长率，北京确信美国不会甘冒被逐出这一巨大市场的风险。它算定最终美国的经济利益会战胜人权问题上的考虑，使得克林顿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惠国待遇取消对美国的伤害要大于对中国。
第三，北京知道联合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便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因为北朝鲜不允许联合国对其核设施进行视察。这使北京更加确信，美国会以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酬谢。此外，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美国为什么非得这样做？日本首相细川护熙1994年3月访问北京时说过，西方的人权观念不应不分场合地套用到所有国家身上。
最后，克林顿陷入了两难之境，即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交锋的同时，希望与中国改善经济和军事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重要的矛盾是应该充分利用的。中国于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战术，曲意劝诱美国企业，让他们状告自己的政府。中国人还在小心培植与美国财政部、商业部良好关系的同时，对国务院持强硬态度，总是用经济利益来对抗人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他们不怎么担心，并且断定克林顿不敢取消，因为克林顿不能承受惹恼美国企业界的后果，他需要这些人在未来选举中的支持。中国人很懂美国政治，所以成功地让华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
6.5美国政策的逆转 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5月签署行政命令时，曾受到普遍称赞，说这一出色举动表现了政治家的风范。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将难办的对华决策向后推迟了一年，让自己在行动上多少有一些转圈的余地。当中国人看穿了他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之后，克林顿便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一是取消最惠国待遇，一是让贸易与人权脱钩。他知道前者对两国都将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而后者则会严重损害他的个人声誉。同时他的批评者--人权组织也在其中--坚持认为，只要美国坚守自己的原则，便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国是会屈服的，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来完成现代化，弥补总额达128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奇怪的是，在克林顿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中想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几个。紧迫的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能保住面子的方法，挽救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显然，华府需要中国的合作。这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李鹏总理宣布说中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释放了两名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袖--35岁的王军涛和41岁的陈子明--让他们保外就医。中国与瑞士红十字会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该会到预先选定的监狱视察。1994年4月，二百人的中国采购团与美国企业签定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合同。最后在5月18日，北京同意接待美国的技术小组，共同讨论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问题。
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只取得有限进步的情况下，克林顿本来可以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选择地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的态度倾向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fge J．Mitchell)和众议员佩萝西提出了"针对性制裁"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的产品进口美国时将会被取消关税优惠，而对私营企业仍维持优惠。然而，这一复杂程序执行起来将是一场噩梦，况且北京明确反对任何附带条件的新的最惠国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已经满足了两项必须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并且允许了某些异见人士和他们的亲属移民国外。然而，在其它五个方面，中国并没有做出"整体性的可观的进步"：信守国际人权协议；释放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监狱；停止干扰国际向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传统。
在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克林顿饱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种辩解式的、几乎是痛苦的声调宣布，虽然中国在"继续严重地侵犯人权"，但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让他在附加象征性条款的情况下重新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这个附带条款就是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枪械和弹药--估计每年达2亿美元，而中国进口货的总值是310亿美元。在这个声明中，克林顿正式表达了要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的想法。总统说："这种挂钩在过去那些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认为，从前几个月我们努力与中国的接触看，这项政策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到了采取新方式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具建设性的格局中。"
这种令人震惊的政策转变等于默认了克林顿发布了错误的行政命令，而"布什是对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对美国也可以公开藐视而不怕受惩罚。克林顿的信誉受到巨大打击。参议员米切尔和女众议员佩萝西威胁要通过立法来推翻总统的决定，并对中国实行更多的制裁。但许多国会议员和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总统的决定也许在政治上会有些麻烦，但是站得住脚。除非国会两院都反对，否则他的决定不会被推翻。
促使克林顿这样做的背后原因，是他对美中整体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和美中贸易带来的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还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处理北朝鲜的事情；还有中国改革运动的未来。他确信变革的趋势会使中国不得不接纳一种平稳的、最终改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社会的道路。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总统的行动反映了新时代的精神，在这个时代中经济利益支配着外交政策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利润而不是原则。这种转变标志着天安门事件主导外交时代的结束，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然对克林顿的决定持欢迎态度，并且预测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改善。大多数亚洲和欧洲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围绕着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度的争斗终于结束了。
7.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
邓小平是1979年以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97年2月20日去世，享年92岁。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地主家庭，他在历史中的第一次亮相是1920年16岁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国后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935年，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此后得到快速提升。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曾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看到那边那个矮个子了吗？他聪明绝顶，前途无量。"55毛泽东的话具有前瞻性。就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小平于激烈的继任斗争中脱颖而出、青云直上，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邓小平能够在历史上占一席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79年勇敢彻底地改变了毛泽东的路线。他宣告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并将国带进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挂帅"取代了毛的"政治挂帅"。他推出两个新口号--"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扯去了罩在毛泽东身上半人半神的神秘面纱，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需要经过事实、实践和真实世界的仔细检验。将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以后，邓小平单枪匹马地推行起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胆政策。这是他消除共产主义缺陷和局限的方式。三十年来，正是这些缺陷和局限一直将中国拖拽在贫穷与落后之中。
邓小平只是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共产党的统治，而从没有想过让中国走西方议会式的民主道路。对他来说，三权分立就好像一个国家内有三个政府，每一个都争着要在国家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相互争执攻击。他讨厌政治多元化，因为这种政治模式鼓励争吵、妥协、相互掣肘，结果是软弱无力。邓小平认为中国经受不住像学生示威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这样的折腾。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所实施的绝对服从和无条件的忠诚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而这也是实现给中国带来富裕强大的现代化的基础。
邓小平认为在经济进步和政治保守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但这两者本质上是不协调的，只有一时平衡，而没有可能长期共存。最终，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会淡化革命信念，侵蚀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基础。因此，邓小平用准资本主义来挽救共产主义，很可能已埋下了使共产主义在不知不觉间消灭的种子。最初也许感觉不到，实际却正向着政治自由化的最终目标行进呢。
邓小平挥之不去的遗憾，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作出下令镇压学生的痛苦决定。反对使用武力的总书记赵紫阳，最终也没有被判入狱，可能是邓事后觉得他自己做得"过火"了。但是，像许多政治家一样，邓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无疑，在历史排序上，邓的分量要低于毛，但他的经济革命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影响要大于毛的政治革命。实际上这两者是互补的。毛泽东摧毁了旧社会；而邓小平却为建立一个经济繁荣、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新中国打下了基础。可惜他的伟大因无力改变列宁主义的独裁政治而减色。只有实现了政治自由化--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改革才算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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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共中央文件：对苏共二中全会的批判。原件(机密)。重刊于《中国之春》1990年5月，第64-65页。
2 刘学民，<和平演变救中国>，《探索》，1991年6月，第35-36页。
3 刘锺祥，<夜行人的口哨：和平演变救中国>，《探索》，1991年11月，第54页；千家驹，<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问题>，《探索》，1992年4月，第13页。
4 James A．Baker, III，"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1／92，15-16．
5 引自《探索》，1992年4月，第19页。
6 Richard Holme，"China：Tiger's Gilded Cage," New Statesman & Society, England，Jan．22，1993，19．
7 原本是三资企业，代表三类外国投资：(1)外国独资；(2)中外合资；(3)中外合作经营。
8 中共中央二号文件，中发(一九九二)二号，1992年2月28日。全文重刊于香港
《争鸣》杂志，1992年4月，第23-27页。
9 王维新，<邓小平路线的观察>，《探索》，纽约，1992年5月，第41页。
10 同上注，第41-42页。
11 Maurice Meisner, "What Beijing Leaders Know That Critics Won't See：Repression Can Be Profitable," Los Angeles Times，Oct．25，1992，M2．
12 Nicholas D．Kristof, "China Sees Singapore as a Model of Progress," The New York Times，Aug．9，1992；see also Richard Holme，19-20．
13 William Satire，"Vision in Collision," The New York Times，Dec．23，1992，A25．
14 Roger Cohen，"An Empty Feeling Is Affecting Eastern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1，1993，E3．
15 高荻，《人民日报》总编辑；王忍之，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代部长。
16江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鹏，总理；朱\xE9F基，第一副总理；乔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李瑞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17 冷横眉，<十四大为大陆埋下了动乱的祸根>，《探索》，1992年]2月，第35-36页。
18 老贝，<从变革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未来>，《探索》，1993年1月，第76-77页。
19 李小明，<中国南方的资本主义热>，《中国之春》，1992年10月，第6-10页。
20 Nicholas D．Kristof, "A New Class of Chinese Is Emerging：Home Owners," The New York Times，Nov．22，1992；Holme，19；杨漫克，("有房阶级"崛起大陆)，《中国之春》，1993年3月，第47-48页。 Sheryl WuDunn，"China Sells Off Public Land to the Well-Connected, "The New York Times，May 8，1993．
21 Nicholas D．Kristof, "Don't Joke About This Stock Marke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9，1993．
22 Nicholas D．Kristof, "Entrepreneurial Energy Sets Off a Chinese Boom," The New York Times，Feb．14，1993．
23 同上注。
24 Nicholas D．Kristof, "Poor Chinese Town Bets Its Shirt on Making Buttons and，Bingo!" The New York Times，Jan．18，1993．
25 Nicholas D．Kristof, "Backed by China，Go-Getters Get Rich," The New York Times，Jan．27，1993．
26 Nicholas D．Kristof, "A．Tycoon Named Mu：Product of Old China Leading the New,"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30，1992．(译者注：牟其中1999年因信用证诈骗，判处无期徒刑)。
27 根据前哈佛法学院助理院长及现任美国商界在中国的利益的代表Jerome A．Cohen。
28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5，1992；Feb．24，1993。然而，旧金山著名服装制造商Levi Strauss & Co．，因为中国的人权纪录欠佳而决定撤离中国。
29 Sheryl WuDunn，"Booming China Is Dream Market for West," The New York Times，Feb．15，1993；Los Angeles Times，October 18，1993．
30 达宁，<中国大陆乡镇企业农业和农业环境问题>。现代中国中心论文，1992年2月，第16期，第2-7页；Sheryl WuDunn，"Chinese Suffer from Rising Pollution as Byproduct of the Industrial Boom," The New York Times，Feb．28，1993．See also David Zweig，"Internationalizing China's Countrysid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orts from Rural Industry," The China Quarterly，Dec．1991，717-18．
31 承济，<当前中国大陆的流民问题>，《探索》，1993年1月，第40-41页。
32 根据对五百名迁入北京的农民的调查。同上注，第42-43页。
33 James A．Baker, III，16：Allen Pun，"Galbraith Supports China Sphere Idea," The Free China Journal，Taipei，Nov．17，1992．
34 Murrey Weidenbaum，"Rising Chinese Economy Creates Prime Opportunity for U．S．Investors," Los Angeles Times，June 6，1993；The Free China Journal, Oct．15，1993．(译者注：大陆和台湾相继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
35 李兹祥，<共创大中华经济共同圈>，《探索》，1992年3月，第35-38页。
36 李小明，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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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James A．Baker,III，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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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The New York Times，May 1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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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石柳子，<最惠国待遇的角力>，《中国之春》，1991年6月，第45页。
43 美国商务部数字，引自Nicholas D．Kristof, "China Is Making Asia's Goods，and the U．S．Is Buying,"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2，1993．
44 异见人士包括记者戴晴、侯晓天、王有才及韩东方。
45 LI Xianlu and Lu Mai，"Renew China's Trade Statu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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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何新，<中共对人权问题会作出响应吗>，《探索》，1993年2月，第16-18页。
48 这个词语令人联想到Oliver North上校在伊朗门事件中所用"军火交易"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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