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天安门广场的武力镇压 1989年6月3-4日
1989年，蛇年。新年伊始，就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预示中国行将爆发的动荡。国家面临着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世风日下、普遍的腐败、官员渎职、少数特权阶层与普通群众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日趋淡薄。确实，这些现象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参见第三十八章)，但潜在的不满浮现到了表面，现在到达爆发的边缘。全国许多地区充满了沮丧和不安的情绪。
民主和自由化的力量不停地与压制和专制的势力发生冲突，或是公开或是隐蔽，但紧张局势始终存在。鉴于国际政治中的两大趋势，这种冲突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这两大趋势是：在波兰、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由民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共产主义却不断退却。即使在苏联，透明度和公开化也都正在改变共产主义的面貌。不稳定、动乱和妥协退让似乎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特征，一些政治学家预言，共产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推动力。1
1989年也是意义巨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49年10月1日)四十周年，五四运动(1919年)七十周年，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两百周年。任何一项纪念，都可能爆发要求民主的示威，唤醒那些两年前曾经追求政治民主化但遭阻止的大学生。政府感到惶恐不安，号召党员和军队加倍警惕，防止动乱，严防波兰式的团结工会运动在中国发生。
1.黑云压城
新年刚过，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便于1月6日向邓小平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方励之特别提出释放魏京生，此人是一名电工，1979年因宣扬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及警告说邓小平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毛泽东而被判处十五年监禁。方励之的信得到了五十一名海外著名华人学者和三十九名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联名签署。被激怒的邓小平和政府拒绝响应。
1989年2月下旬布什(George Bush)总统访问北京期间，民主事业遭遇挫折。按照里根总统前一年夏天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招待一批苏联异见人士的先例，布什邀请四名主要的中国自由化分子于2月26日星期天出席国宴，这些客人包括方励之及其夫人李淑娴和另外三人，2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总书记赵紫阳的改革，严厉批评保守派领导人。大多数中国人把这个邀请看作是美国支持中国民主和自由化的公开表示。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总理李鹏威胁称，如果方励之夫妇出席的话，他们将不参加宴会。但是，他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妥协：布什总统将不走到方励之夫妇桌前与他们干杯。但即便是这样安排，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在最后时刻，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主意，派警察前往阻止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布什对这个意外一无所知，整个宴会期间一直以为客人中有方氏夫妇俩人。
政府的行为激怒了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等待机会发泄怒火，重新发起两年前遭到阻止的民主示威。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胡耀邦在1987年1月因对待学生的态度温和而被解职，他在许多人眼里成为坦率和政治开明的象征。学生们希望郑重其事地悼念他，也计划利用这个机会来坚持为他昭雪正名，并进而提出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及大力整治腐败的要求。北京大学贴出了歌颂胡耀邦和嘲讽保守派领导人的标语："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还没死"、"诚实的人去了，但虚伪的人还在"。
中共拒绝为胡耀邦正名，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所有将他解职的人都有错，包括邓小平和其它强硬派分子。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高呼"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腐败!"的口号。4月22日，三名学生做出讽刺政府的举动，他们跪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其中一人将一大卷写着他们的要求的纸轴高高举过头顶，高喊："这是向皇帝请愿的方式。现在是什么时代我们还必须用这种方式，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自由。"学生们纷纷罢课，在广场上持续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示威，唤起了各省大学生和北京及外省的工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教授、研究人员、音乐家、演员、普通市民，甚至一些党员和军人越来越强烈的声援。到5月中旬，民主抗议的队伍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在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规模较小的示威。这百万之众已成为跨越阶级的抗议巨浪，引起了国内外电视观众的关切注视。5月30日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彻底侮辱。这一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起了一尊三十英尺高的民主女神像，塑像大致模仿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这尊塑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北部，正对着故宫的大门，傲然注视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2.党的分裂
总书记赵紫阳与他的前任胡耀邦一样，表现出对示威活动极度的宽容和对学生动机相当的同情。作为改革和现代化的倡导者，他希望把共产党导引向更大程度的开放，逐步向政治自由化的方向转变，然而不一定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他与总理李鹏和其它一些强硬派元老如陈云、彭真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人发生了冲突。赵紫阳受他在中国社科院的顾问和四个"智囊团"3的影响，希望把日益增长的学生力量拉拢过来，加强他对抗保守派的地位，并用来推进改革事业。另一方面，保守派曾在两年前打赢了第一回合的对抗，说服邓小平以错误对待学生示威的罪名将胡耀邦解职。现在，他们又策划影射赵紫阳是示威活动的秘密保护人，试图将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拉下来。这样，示威学生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党内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强硬派把学生示威看作是镇压民主运动和阻挠经济改革的良机。如果能巧妙地加剧学生与赵紫阳之间的冲突，将使强硬派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经济专家陈云和副总理姚依林暗中制定了一个计划，据此，总理李鹏将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断然的不妥协立场，从而刺激学生变得更加好斗。与此同时，赵紫阳将被指责是示威群众的暗中支持者--党内的叛徒。这样学生们的日益傲慢无理以及赵紫阳对他们的同情，将逼使邓小平发怒，促使他采取激烈的反应。那时邓小平就会被操纵，从而一举击垮学生和赵紫阳，就像两年前劝说他把胡耀邦赶下台一样。因此，成功的关键是激怒示威者和邓小平，以便让对峙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使军事镇压能够有充分的理由。4
4月24日，北京市委书记5在保守派元老的指使下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战报"。报告称，根据学生的大字报、口号和国家安全局汇总的秘密报告，这场示威显然已经酝酿了两年，公开的目标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事业，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家主席杨尚昆都同意，示威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次日，邓小平宣布，示威已演变成一场必须予以镇压的"阴谋"和"动乱"。在他的指示下，两位曾与文革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关系密切的党内作家6为4月26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文章的实质是，政府正处在一场反对"动乱"的伟大政治斗争中，这场动乱的目的是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文章警告说，向学生的要求让步，将会把一个有希望的国家搞成一个毫无希望、动荡不安的国家。社论的内容电传给了正在北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并得到了他原则上的同意。
显然，正如两年前一样，强硬派拉拢邓小平到他们一边。中共将对示威者采取更坚决的立场。李鹏拒不接见学生领袖，从而失去了一个可在较早时缓和局势并开展对话的时机。而当他最后在5月18日同意接见他们时，他又态度生硬地教训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不留一点对话和交心的余地。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江泽民解除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原因是他采取支持民主的立场。
4月29日赵紫阳出访回国后，他在顾问7的建议下，批评4月26日的社论，极力肯定学生的行动是自发的、爱国的，并且与政府的反腐败政策相一致。他试图修改4月26日的社论，但未获成功。随后，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赵紫阳在讲话中暗示党内存在分歧，但他明确表示，政府将采取"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立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强硬派怒不可遏，他们指责赵紫阳在一份事先没有得到党内同意的声明中暴露领导集团的分歧。李鹏宣布，赵紫阳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的见解，党的观点只能由邓小平来代表。李鹏成功地挑起了邓小平反对赵紫阳。
进一步的对抗出现在5月16日。当天，赵紫阳告诉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以来，中共的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得到邓小平的同意，这即暗示是邓小平而不是赵紫阳对一切关键的决定和错误负责。邓小平和强硬派对赵紫阳向外宾透露"国家机密"恼火万分。
在戈尔巴乔夫三天的访问期间，上百万人占据天安门广场，令中国领导人丢尽颜面。欢迎仪式不得不从广场转到机场进行。由于大批人群聚集在故宫进口处，戈尔巴乔夫参观故宫的节目因而被取消，他和夫人赖莎(Raisa)向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计划也不得不取消。他的新闻发布会从人民大会堂改到了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除了时间很短的一次以外，他喜欢的散步也因安全原因被迫取消。这些临时的变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领导人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控制局势。这就迫使邓小平愈发下定决心，等客人一走，就狠狠教训这些年轻人。作为扩大的中国大家庭的家长，邓小平也许感到，学生们对他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所有好处，包括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生活的改善忘恩负义。犯上不尊的代价将是毫不手软的责罚。
强硬派坚持认为学生动乱的根源在中共党内，正是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对经济的处理不当，才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经济失衡和混乱。也正是这两人对学生的纵容态度和马虎应付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只持续了二十天)和19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才导致了目前的麻烦。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赵紫阳支持和煽动示威者，他公开同情示威学生和向他们泄漏重要情报。学生们经常在其它人之前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由于有赵紫阳及其自由派顾问的庇护，学生们原来已消沉的士气受到激励，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赵紫阳的两名智囊8遭指控起草了措辞"极其激烈、极其恶毒"的"五·一七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公然宣称："由于独裁者控制着无限制的权力，政府已经失去了它自己的责任和正常人的情感......虽然满清王朝在七十六年前已经垮台，但现在中国仍然存在着一个无名有实的皇帝，一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下台。"矛头所指很明显，邓小平就是"老迈的独裁者"。9一些示威者焚烧邓小平的假人像，高呼"邓小平下台"、"李鹏下台"和"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事态的发展进一步使强硬派相信，赵紫阳及其智囊阴谋利用不受控制的学生力量来分裂党。赵紫阳对示威者采取不同于邓小平的方针，事实上在党内树立了另一个司令部，用另一种声音混淆党和人民的视听。除了这个严重的罪行外，赵紫阳还有其它一些错误，包括以前就指控的那些错误，如试图反对4月26日社论；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擅自发表声明，向戈尔巴乔夫泄漏国家机密；允许他的两个儿子投机经商、牟取暴利。曾经亲自指定赵紫阳做接班人的邓小平现在称他是"叛徒"。分裂完全形成了，现在只剩下实施惩罚了。
5月17日前后，中共最高层召开了一次"战备会议"，只有七、八个对党和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资格最老的党内元老出席会议。10他们的用意是决定对示威和赵紫阳采取什么措施。他们把首要议题简化为决定党是不是应该在学生威胁面前退却。随着抗议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并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学生的威胁一天天加剧了。退却意味着接受学生的民主和自由要求；不退却则意味着强行镇压动乱。
这些元老辈的领导人处在沮丧的境地。天安门广场上一百万示威者日复一日地游行、唱歌、喊口号、挥舞巨幅大旗的景象令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此外，其它二十三个城市也爆发了示威，呈现出一种无法控制的民众起义的景象。这几位元老经过分析后最终断定，当前形势是一场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战争。让步将导致领导集团的垮台，社会主义秩序被推翻，最终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希望的那样，出现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推论说，学生要求改变的愿望是无法满足的，而且会得寸进尺。到什么程度才会满足？他们担心，学生们不推翻共产党和四项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会罢休的。也许是想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恐惧，年届85岁的老经济专家陈云作了一篇激动的发言："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奋力拼搏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千百万革命英雄丢掉了生命。我们难道仅仅为了满足学生就放弃这一切吗？"与会者经表决，一致同意反对退却，立即解除赵紫阳党的总书记职务。11
显然，这些元老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只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维持他们的特殊地位。杀一些示威者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反党反革命分子"，被消灭是罪有应得。这么做虽然存在着丧失旅游收入、外国投资、贸易、信贷和贷款的威胁，但从保持共产党领导地位延续下去的更广泛角度来看，这些威胁也就无足轻重了。
邓小平宣布他不怕国内外舆论，也不怕任何对抗中的流血牺牲。5月19日他前往武汉，召集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目的是为他的镇压政策争取支持；并且，一旦北京局势恶化，就可能在这里设立"第二司令部"。据称，邓小平还作好了万一所有手段都失败，就秘密飞往国外的准备。在武汉，邓小平得到了海军、空军和实际上所有军区司令的支持。在得到这样的稳固保证之后，他于5月19晚下令李鹏总理宣布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不久，邓小平还得到了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对他政策的支持。军事镇压的序幕拉开了。
3.老人政治的心态
中共元老的心理在决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长征一代仅存的硕果，长年经历了破坏、阶级斗争、内战、外战、这种或那种没完没了的群众运动。他们已对安定、安全，以及最重要的生存变得高度敏感。在长期的权力纠缠之中，他们接受这样的单向思维：权力就是生命，没有权力活着也没有意义。他们相信，在任何斗争中，绝不容许有仁慈和人道。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坚定、残酷，甚至狠下心肠。还有就是，先下手为强。
邓小平曾满不在乎地赞同这种观念，他宣称："不管是谁，只要在政权斗争中获胜，就可以坐上最高的位子。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12由于党内元老的性命、地位和特权，都依赖于社会主义秩序的延续，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地去捍卫它。
保守派领导人面对民众对他们的年迈体弱、精力不济和脱离主流社会的普遍批评，越发急于证明自己是有能力作出果断的决策并采取有力的行动。然而，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对变革的恐惧依然如故。正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矛盾的心态下，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
镇压政策根源于对学生的企图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学生们要求与政府一道采取反腐败的措施，与政府领导人讨论民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前景，这些东西是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中基本的权利。当政府拒绝倾听他们的心声时，受挫的学生叫喊要李鹏、邓小平和杨尚昆下台。但学生们既没有方法也没有力量赶他们下台或推翻政府。学生们缺乏目标纲领、行动计划，也缺少一个经验丰富、魅力超群、能够代表他们的意愿并将各个零散团体团结起来的领袖。虽然广场上的学生和广场外的声援者宣称，政府如此腐败、如此不负责任，已经丧失了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威，但这样一种看法，缺乏真正威胁的力量。决定采取武力镇压示威的政策，使领导者错失了宝贵的机会，明智而负责地回应民众的愿望，并将人民巨大的能量引向它所希望达到的建设性目标。
在宣布戒严令后，政府领导人便不再露面，一直到镇压之后才重出。但是，赵紫阳在5月19日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去探望广场上饥饿的绝食者，并为自己的姗姗来迟而道歉。稍后，他就遭到撤职。6月24日，江泽民被任命为新的总书记。
4.屠杀
从5月19日宣布戒严令到6月4日的血腥镇压之间，有整整两个星期，邓小平和杨尚昆有足够的时间精心策划军事行动。国家主席杨尚昆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培养的职业军人，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军方人物，在军队指挥序列中仅次于邓小平。杨尚昆家里有人被安插在重要的军事岗位上，组成了中国人戏称的"杨家将"。杨尚昆本人是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同父异母兄弟杨白冰是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本人的军戎生涯和政治镇压经验足以使他从容应付时局。他在1948年后期曾在内战中参与指挥淮海战役，用坦克和大炮消灭国民政府敌军。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期间，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负责迫害五十多万知识分子，他办事认真、一丝不苟，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邓小平和杨尚昆从全国各地十个军13中调集了三十万部队，以及一个装甲师、一个空降师和其它一些特种部队。他们调防到北京郊外，不是对付学生，而是防止赵紫阳和他的军方支持者搞任何宫廷政变。当然，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也能震慑住学生，并迫使政治局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转而支持镇压政策。
在两个星期的歇息平静期中，"占领"了天安门广场达六个星期的学生逐渐疲惫不堪。许多本地学生回家或回校休息，但来自各省的学生继续蜂拥而至。他们长途跋涉而来，自然不愿那么快就离开。当地市民表现出了关爱，向他们提供食物、住处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许多市民帮助学生在交通要冲建起了路障，以阻止前来的部队。第一批部队抵达时没有携带武器，待人和善，也接受市民提供的食品和饮料。人们普遍相信，部队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然而，戒严令已经发布，没有人能确定结局如何。很少有人怀疑第一批部队的和善可能是一种迷惑人的烟幕。一些教授悄悄地力劝学生疏散，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但学生不愿离开。他们预定6月20日为撤离的日期，这一天将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时间一天天过去，对军事进攻逼近的恐惧感与认为不会发生暴力的放松感交替出现。但每个人在心底里都知道，流血是不可避免的。
6月3日晚，危机逼近的不祥之征变得很明显了。一名政府的电视播音员郑重地警告北京市民远离天安门广场，因为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北京大学的学生再一次把这个警告当作是虚张声势。为了表示他们的关切心情，他们径直前往广场。
天安门广场本身充满了末日来临的紧迫感。6月3日星期天下午四点，一个匿名电话打到学生领袖的指挥部，警告说军队就要发动进攻。高自联请求所有人离开以避免流血，但四、五万名学生和十万名其它市民誓死决不离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为民主和自由的事业而死。他们仍然相信，部队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
晚上十点，总理李鹏下令部队全速赶赴广场，扫射一切顽固不化的示威者，在黎明前清场。坦克、装甲车和携带自动武器的士兵按照预先计划，从三个方向沿街道进攻。一路人马从离广场四英里远的中国军事革命博物馆发起攻击，沿长安街西段向广场行进，开枪射击面前见到的所有人。另一路从长安街东段发起进攻，第三路从北向南行进。三路人马全向广场汇拢。在部队和坦克抵达广场之前就发生了许多枪杀。
午夜以前，两辆装甲车全速驶进了广场，车上的高音喇叭播送一份声音尖锐的警告"通知"。6月4日凌晨，三十五辆重型坦克向主帐篷营地冲击，碾死了还在里面的学生。凌晨四点，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高音喇叭再一次勒令剩下的示威者离开。随后四名绝食的示威者，其中有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从几位部队军官那里获得了让剩下的学生安全通过的保证，但在学生尚未得到通知以前，士兵们便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发动了攻击。四点四十分，一排红色讯号灯划过头顶，示意发动再一次的攻击。士兵和武装警察从人民大会堂冲了出来，手中的自动步枪发出哒哒声响的子弹，使用了电棒、橡皮警棍和其它各种特制武器，而坦克和装甲车则在吓呆了的示威者人群间穿插横行。十一名学生--两个来自北大，九个来自清华--手挽着手做出保护民主女神像的象征性姿态，他们与塑像一起被推倒了。到清晨六点，能够逃走的人逃离了，而一些死者和重伤者则零落地散布在这片淌满鲜血的杀人场各处。士兵们赶忙用推土机将尸体推成数堆就地焚烧，或是把它们装进塑料袋送往郊外八宝山火化，那里不准泄漏任何登记的情况。屠杀在七个小时内完成了。14 精确地统计伤亡人数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料估计有三千人死亡，一万或更多的人受伤，但《纽约时报》后来改正称死亡人数在四百到八百人之间。156月16日，中国政府发言人袁木告诉NBC新闻播音员布罗考(Tom Brokaw)："在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伤亡(原文如此)。没有人被打死或被装甲车的车轮碾死。国外称血流成河和许多人被压死的报道是不正确的。"但是，政府承认，有二十三名学生在广场外面被意外打死，同时有五千名战士受伤，其中一百五十人死亡。16
没有人能质疑政府保卫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人期望政府在受到垮台威胁时交出政权。然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生存或者灭亡，而是与学生领袖见面，讨论反腐败措施和政治自由化。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有没有正确、诚恳地判断挑战，并设计适当的应对措施。回答是"没有"。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对大规模公众示威进行控制的手段，都是采用非致命器械--水龙头、催泪弹，虽然防暴警察也装备警棍和盾牌，但绝没有坦克和枪炮。归根结底，1989年5-6月间对中国领导人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捏造出来的，但最终却给政府一个借口，将和平的示威者当作"反党反革命分子"杀害。如果那些八十几岁的老人再多一点耐心，不那么冲动的话，示威将在两三个星期里自己消逝，因为学生已经宣布将在6月20日撤离。一切的流血就可以轻易地避免。
许多评论家都有一种倾向，把1989年的动乱事件与文革作比较，但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文革是由毛泽东从上而下直接指挥的，利用红卫兵学生来打垮他的政敌。这些政敌像毛泽东一样，也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完全认同党内斗争的规则和危险性，可说是一场强硬派之间的斗争。相反，1989年的示威是由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自下而上发起的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政府用坦克和枪炮摧毁了和平的抗议者。这次较量--如果你可以把它称作为较量的话--是一场残酷的、完全不对等的较量。
5.重写历史
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都明白，在权力斗争及清洗政敌时，谎言是司空见惯的。暴行越大，就越需要歪曲真相来改写历史。斯大林清洗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伙的借口，是他们与托洛茨基勾结，阴谋把他赶下台。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是"大谎言"理论的发明者，他宣称，谎言越大，人们相信它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不久的中国，当江青做毛泽东接班人的图谋未能得逞时，她被中共指控为犯有各种罪行，包括充当国民党的秘密特务! 像天安门大屠杀这样丑恶的灾难，需要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谎言来掩盖。在镇压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对一帮军方领导人说，必须"大造舆论，让人民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17党的宣传机器随后开始编出故事，声称从未发生大屠杀，外国记者的报道都是基于错误的资讯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解。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的不是学生示威，而是由一小撮暴徒、地痞、恶棍和一些"善良而天真的"学生煽动的"反革命暴乱"，这些煽动者得到了美国、英国、香港和台湾反动势力的金钱支持。18一些误入歧途的党内领导人19暗中向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企图利用他们来发动一场颠覆政府的政变。这些阶级敌人的阴谋完全应该被粉碎，即使他们逃脱了最初的镇压，他们也必须在随后的清查中像"过街老鼠"一样被缉拿归案。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必须绳之以法，决不姑息；只有彻底地追捕逃犯才能防止抗议再起。
大逮捕几乎在血腥镇压之后立即就开始了。中央发布了一份追捕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通缉令，鼓励群众检举他们。到7月17日，已逮捕了大约4,600人，囚犯中有29个人经简单审讯便被处决。这种景象使人想起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76年)出现的"白色恐怖"。
1989年6月的中国，简直就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故事一样，(* 译者注：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50g)，英国作家。著有《一九八四年》等讽刺小说。)到处是"老大哥"(Big Brother)。母亲检举儿子或姐姐检举哥哥的事例屡见不鲜。人们走在街上互不交谈；他们在自己人之间悄声议论，偶尔对路过的外人眨眨眼睛。笑声、欢乐和爽朗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政府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但大多数城市居民不相信这个"弥天大谎"，然而相当一些与城市生活隔离的农村居民也许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香港和其它外国数据向城市里的人提供了大量信息，而"美国之音"承担了广播信息的任务。在一个长途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网络和卫星接收电视到处充斥的时代，中国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把国家封闭起来的。最终引发信息革命的芯片，20将有可能击败专制主义对信息的过时控制。著名作家鲁迅在1926年写过以下这段话："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21
镇压及随后的大规模逮捕所引起的反响非常巨大。中国政府曾表现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越来越负责的成员，对世界事务具有潜在的稳定作用。但现在，这个形象遭受了无法修补的损害。镇压招致了全世界几乎普遍的谴责，还有种种经济和军事制裁。另外，中国还明显地被排斥在重要的外交会议之外。与香港和台湾的关系更是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一百万香港居民示威游行，抗议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并表示不信任北京允许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1997年以后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至于跟台湾的统一，前景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了。最可悲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忘记镇压的痛苦经历、也不会宽恕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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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Oksenberg, Michel,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c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N.Y., 1990).
16.Rosen, Stanley, "The Effect of Post-4 June Re-education Campaigns on Chinese Students,"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93, 310-34.
17.Saich, Ton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eijing Peopled Movement,"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y 1990): 181-208.
18.Salisbury, Harrison E"China's Peasants Get the Bad New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989, A15.
19.Simmie, Scott, arid Bob Nixon, Tiananmen Square (Seattle, 1989).
20.Tsao, Hsingyuan, "The Birth of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California Monthly, Sept. 1989， 16-17.
21.Walder, Andrew G.,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Beijing Upheaval of 1989," Problems of Communism, 38:5 (Sept.-Oct. 1989):30-40.
22.--,"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 1992, 467-92.
23.Whyte, Martin King, "The Social Sources of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23 (Spring 1991):16-22. Chinese translation by Lo Wen- fu.
24.Williams, Daniel, "China's Underground Presses Seized as Crackdown on Media Continues,"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0, 1989, Fart I, 10.
25.Yang, Winston L. Y., and Marsha L. Wagner (eds.)， Tiananmen: Chin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2-1990 (97).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注释：】
1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wentieth Century(New York，1989)．
2 这三个人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苏绍智、剧作家吴祖光和政治学家严家其。
3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托国际关系研究院。
4 这些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和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主任苏绍智的观点，台北《中央日报》1989年9月10日和香港《明报》1989年9月6报道。
5 李钖铭。
6 陆仁和徐惟诚。
7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和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
8 严家其，政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包遵信，哲学家，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9 北京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关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Beifing Review，July 17-23，1989．12-13．
10 这八个人是邓小平、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家副主席王震、经济专家陈云、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许还有经济事务专家薄一波。
11 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89年5月24日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2 转引自Fox Butterfield，"Deng Is Said to Link Fear to Safety of Party,"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7，1989，p．A4．
13 十二军、二十军、二十四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八军、五十四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和六十五军。
14 参见两份阗于1989年6月3-4日天安门广场所发生事情的感人的目击记载：一份是出自一位20岁的清华大学学生(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June 11，1989，及The New York Times，June 12，1989)，另一份出自23岁的学生领袖柴玲(The Free China Journal，Taipei，June 15，1989)。
15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2，13，21，p．A6；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une 14，1989．
16 Beijing Review，June 12-25，1989，9，July 3-9，1989，15-16．
17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7，1989，p．A4：see also Harrison E．salisbury, "China's Peasants Get the Bad News,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9，1989，p．A 15．
18 "美国之音"特别被诬蔑为虚假报道中国的局势，向中国公众提供所发生事情的假资讯。它的两个驻北京报道站负责人Alan W．Pessin和Mark W．Hopkins被驱逐出了中国。
19 赵紫阳和他的开明顾问。
20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4，1989；Los Angeles Times，June 14，1989．
21 引自鲁迅《华盖集续篇·无花的蔷薇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