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台湾的"经济奇迹"及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前景
走上台北的主干道，你将看到摩托车、公共汽车和小轿车车水马龙。街道两边则是酒店、现代住宅和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在办公室里，是一派成功企业的嘈杂而又不失条理的景象；电梯声、空洞声、打字声和计算机声，时而夹杂着电话铃声和打国际长途时提高的嗓音，组成了电子化的交响乐。在迷离台北之喧嚣的地方，农民自豪地层示他们的劳动果实；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在舒适的平房里，显得对生活很满足。
这就是现代台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日本第二"(Little Japan)的称法激起了一种混杂的反应：表面上不高兴，但心里很骄傲。在东亚，就工业化、对外贸易和生活质量而言，台湾确实是仅次于日本的。台湾的成功，是它争取生存、安全和国际纽带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走近看一看台湾的成就，将有助于解释它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
到1988年，台湾已经享有了超过三十五年的和平、安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五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为7.3%，六十年代为9.1%，七十年代为接近10%。据《欧洲货币》(Euromoney)1称，在1974-1984年的十年中，台湾享有世界第二高的增长率，仅次于新加坡。在八十年代，台湾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加快了。1980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产值达403亿美元，人均产值达2,100美元，外汇储备达74亿美元。1984年，增长率达到了10.52%，国民生产总产值因此达到575亿美元，人均产值达3,046美元，外贸总额达520亿美元，2外汇储备达160亿美元。1992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国民总产值高达2,110亿美元，人均产值10,215美元，外贸总额1,390亿美元，外汇储备820亿美元，跃居世界外汇储备榜首。令人震惊的是，只有区区两千万人的台湾居然占有了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10%。3台湾的大部分外汇储备来自于同美国的贸易顺差--1986年为136亿美元，1987年为190亿美元，1988年为141亿美元，1989年为130亿美元。如果到2000年之前经济增长率能一直保持在6.5%上，那么，到时人均收入将达到15,000美元，外贸总额达到2,900亿美元，这将使台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位于全球十大贸易国之列。4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财富并没有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由大多数人分享，充分实现了"均富"的古代理想。1952年，受薪阶层中工资最高的20%与最低的20%之间收入的比例为15：1，但1964年只有5.33：1了，到1987年更降至4.69：1，比美国的工资差别还要小。5电视机、雪柜、洗衣机非常普遍；而失业率在1988年时只有1.69%。台湾的平均年龄男子为71岁，妇女为76岁；卡路里的日摄入量为2,845，蛋白质的摄人为80克，均超过了国际标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1988年仅1.1%。同时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财富的平均分配，这是不同寻常的，可以说，台湾享受着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1.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
1.1经济战略 台湾的经济战略是优先发展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再次是重工业。从1949年到1960年，政策的重点指向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一开始是分作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随后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劳力与技术革新。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大物质和社会基础，稳定物价，改革外汇体制，发展进口替代型轻工业。
狭小而资源贫瘠的台湾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贸易。经济规划者认识到这一点，在六十年代强调工业化和出口。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耐用消费品(轻工业)的产量，鼓励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组装产业，使农业生产多元化以利于出口。电子、合成纤维、塑料等工业迅速发展并推进世界市场。台湾产品因劳动力价格低廉和高度的质量控制而在国外市场上富有竞争力。
七十年代，政策重点转向了发展尖端工业和重工业，并扩展基本建设。1973年开始了十大建设(其中七项与基础建设相关)，耗资七十亿美元：(1)称为"中山高速公路"的南北快速干道，(2)以蒋中正名字命名的台北郊外桃园国际机场，(3)西线铁路电气化，(4)北回铁路，(5)台中港，(6)苏澳港，(7)在台湾岛北端的金山附近，建造配备两套机组的核电站，(8)起名为"中国钢铁公司"的现代钢铁厂，(9)大型高雄造船厂--中国船舶建设公司，(10)一个石油化工基地。最后三个工程位于高雄或高雄附近，到1979年，高雄改设为与台北一样的特辖市。
随着这十项建设在1979年竣工，台湾展现出"富裕发展中国家"的面貌。这些建设向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资本，缓解了1974-75年间的衰退。此外，大批参与这些工程的经济设计师、工程师和技术员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无数工人在其中得到了培养，对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能力有了一种全新的信心。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技能，进一步使台湾岛现代化，政府立即发起了十二项重点工程，着重建设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这些工程包括扩建钢铁厂，增添核电厂，修筑新的跨岛高速公路，完成台中港建设和环岛铁路系统，延伸快车道，改进区域灌溉系统，兴建大型海堤，提高农业机械化，兴建新的城镇、文化中心和住宅房。随着这些耗资57.5亿美元的工程胜利竣工，台湾成为新兴发达地区之一。
1985年，政府开展了十四项重点工程以扩大经济基础，预计投入资金200亿美元。这些工程主要由基础建设和改善现有结构组成，包括中国钢铁公司分三阶段的扩建，修筑新的铁路，台北市地下快速交通网络，电信设备的现代化，开发四大国家公园，增添防洪工程、大坝和垃圾处理场，开发石油和海上资源，保护自然生态。项目预定的完成日期是1990-91年。
1.2现代化的手段 现代化需要资金、优秀的人才和科学的管理。虽然政府和岛内私人投资，构成了重要的资本来源，但外国投资和海外华人(新加坡、香港、美国等地的华裔人士)投资也很大，这要归功于台湾良好的投资环境。196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了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工业可蠲免五年的所得税，而且在免税期之后所得税的最高限额为25%，另外还提供了其它一些特权，如免交出口税、关税、营业税等等。1979年，这项法令又作了修改，进一步提供了税务信贷(tax credit)以吸引外国投资，来自岛外的大量投资继续增长。
六十年代三个出口加工区--两个在高雄地区，一个在台中附近--的建立，也通过简化关税程序和出口管理而鼓励了外来投资。到1974年，在出口区291个项目上的投资总额达1.56755亿美元，出口总额达5.11322亿美元，保持了两亿美元的顺差。
引进来自岛外的新生产技术，也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技术合作法》，1952年到1974年间达成了总计837项有关技术合作的民间协议。日本遥遥领先，参与了615项，美国其次，151项，欧洲57项，其它国家14项。6
台湾卓越的教育体制提供了有利于投资和现代化的合格人才。所有人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到1977-78年度，99.6%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50.9%的15到17岁少年都在上高中；25.2%的18到21岁的青年就读于101所大学院校。此外，台湾还派了一大批留学生前往美国深造。7因此，岛内并不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
充足的动力和优惠政策、训练有素的人才和廉价的劳动力，促使外国和海外华人的投资迅速增长，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几百万美元增长到1978年的2.13亿美元。在二十五年里，这些投资的总额达19.2亿美元--其中31%来自海外华人(5.95亿美元)，30%来自美国(5.86亿美元)，17%来自日本(3.21亿美元)，12%来自欧洲(2.27亿美元)。较合意的投资项月是电子和电动产品(6.33亿美元)和化工产品(2.91亿美元)，其次是服务业、机械和工具、金属产品和纺织品。
1979年1月1日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没有引起对台湾经济发展和外国投资的多大影响。1979年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增长了20%，外贸增长了31%，外国投资增长了50%。更引人注目的是，通过香港和日本转口的与中国大陆的非正式贸易在1979年达到了1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7亿美元。81987年，台湾的对外贸易排名亚洲第二，世界第十四。
迅速的工业化引起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包括交通、污染、工业垃圾、通货膨胀、少年犯罪等，以及农村居民移居城市，使城市急剧膨胀而务农人口则持续减少。9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是高出生率，1980年达2.064%，造成了1990年时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64人，台北市达每平方公里10,160人--高于纽约的9,050人和东京的5,388人。10政府历年控制人口出生，最终在1990年将出生率降低到了所希望的1.24%。1993年，生活在台湾的人口约有2,079万。
1.3社会变化 在迅速工业化的影响下，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显着的是在最近二十年里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到1985年占据了总人口的50%。他们是一些成分各异、流动性很大的人群，包括小商人、职业人士、技术和管理人员，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可观的财富。比较突出的有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药剂师、会计、公务员和商界经理等。他们参与政治，对公共事务大胆发表见解。他们通过消费享受生活，而不是像传统的老一辈中国人那样一意省钱。他们达到了惬意的生活状态，因此害怕急剧的社会或政治变动。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
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父母在有关子女婚姻和职业选择等事务上的权威急剧衰落了。子女选择他们自己的配偶，或通过朋友或媒人的介绍结识对方：在事后才征求父母的同意，而且一般也只是做做形式。父母也失去了要求子女继承祖传职业的传统权力。大学教育和工业企业的众多机会使年轻人比以往更独立、更自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而非家庭影响在社会上立足；接受调查的人中有74%表示对家庭继承作为获取社会承认的手段不感兴趣。那些住在家里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自动将腰包上缴给父母，而那些住在外地的人只是象征性地汇些钱给父母。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迅速让位于快速工业化所树立的新观念；个人自由和更快的社会流动性是这些变化的标记。11
财富的迅速积累对经济行为和社会伦理产生了负面影响。长年的贸易盈余和通常较高的储蓄率(34%)，使社会充斥着寻找用途的闲置资金。在股票、期货、商品和房地产上的投机比比皆是，进一步哄抬了物价。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犯罪和欺诈伎俩到处肆虐，损害了社会的道德。其它一些暴发户行为有肆意挥霍、过度享乐和沉湎于举办选美比赛。12
当一个社会中旧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之时，就需要有认同和保证。美国政治漫画家卢里(Rarian R．Lurie)应邀创作一个台湾中国人典型的卡通造型。1985年12月，著名的"李表弟"诞生了--这是一个身穿功夫衫的小伙子，长下巴，大耳朵，粗眉毛，一头蓬乱的黑头发，浑身散发着决心、力量和活力。政府当局觉得这是代表台湾积极形象的造型，表示很满意。
蒋经国在领导台湾经济发展和应付美国与北京和解所引起的危急局势中，功不可没。他是一位能干的行政领袖，周围聚集着经济、科学和管理各方面的专家。他热切关心经济事务和人民的生计。他在1973年担任行政院长时发起了十大现代化建设，后来又发起了十二项更大的重点建设。1975年蒋中正去世时，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则当选为国民党主席。严家淦在1978年5月任期结束，六十八岁的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几乎以全票当选为任期六年的总统。
蒋经国对父亲保持着极端的孝顺，但父子俩在受业、观念、脾气和生活方式上都迥然相异。老蒋的性格较刻板、严厉、冷淡，关心军事；而小蒋较和善可亲，关心经济。蒋经国经常走访农民、士兵和医院的病人，他很平等自在地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垒球手交往。他这样做颇具"亲民"的古风。台湾人和在台湾的大陆人都一样喜欢他，因为他象征着团结、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蒋经国统治的特点是政治革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整军备武。他相信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敦促所有人把他们最大的力量贡献给建设美好的未来。他特别关注培养年轻人的才能，促进台湾本地人融入政府主流。副总统(谢东闵)、台湾省长、台北市长、多名内阁阁员、大批立法委员和议会议员都是台湾人。蒋经国的统治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由主义，但他顽固地拒绝放弃国民党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权，拒绝与北京谈判(除非它放弃共产主义)；他也不容忍台湾独立运动，不与苏联谈判，不允许在台湾搞共产主义宣传，或攻击国民党和三民主义。
1.4蒋经国(1910-1988年)的遗产 蒋经国总统在198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台湾出生的农业经济专家李登辉博士为副总统。虽然蒋经国继续倡导大型的基本建设(如十四项重点建设)，以巩固台湾的经济基础，但他年事渐高，糖尿病越来越影响他的健康，因此他越来越多地专注于有关国民党和台湾前途的较大和较基本的问题。
到1986-87年，国际形势和岛内激烈的社会变化促使他相信，只有通过政治开禁和加强法治，台湾才能发展成真正的民主制度，具备经济繁荣、政治成熟和社会稳定的特征。他所想象的新秩序应该融西方民主制度的特性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于一体，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政体，这种政体将可充当替代中国大陆之生活方式的样板。
蒋经国的思维无疑受过去几年国外和台湾主要发展趋势的影响。民主化的浪潮已席卷了好几个亚洲国家。在菲律宾，人民的力量已经在1986年推翻了马科斯(Macros)政权；在南韩，反对全斗焕总统独裁统治的抗议持续不断。在中国大陆，学生在1985-86年间抗议示威，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化。蒋经国想要通过采取主动迈向自由化来使台湾免受类似情形的折磨。
岛内迅速改变的社会状况，使蒋经国关注起新兴中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抱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很富裕，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非常活跃，政治意识强烈。他们把参与政治看作是现代公民资格的组成部分，毫不犹豫地在诸如人权、经济犯罪、出版自由、政治多元化、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等问题上畅所欲言。国民党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国民党最初创立时是一个志在推翻满清王朝、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政党，后来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成为训政时期(1928-48年)的政府，党的总裁行使最高统治权。总裁的话就是法律，通过政令进行统治的方式习以为常。但现在，时代改变了；人治将必须被法治替代。这种结构必须向民主立宪制演进。对台湾的民主进行制度化并使之摆脱人为因素的时机已经来临了。
在国民党党内，为打破元老对党的控制，似乎也必须进行内部的民主化和改组。党内职务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任期应该固定；党纲的关键部分，应该像在任何民主社会中一样，在全国性会议上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同意。国民党内部的公众意识和开明因素，有利于把国民党逐渐从一个革命政党改造成一个正规的政党--准备放弃权力，如果当真的得不到民众支持时，愿意接受反对党的地位。13
蒋经国总统留意了这些意见，转而相信，让人民、政府和政党担负起民主政治的更大责任的时刻已经到了。他采取主动行动，为民主立宪制度奠定基础，这个制度将集中体现法治、和平变革、社会稳定和国民党的更新。他知道，只有他这个最后一位至高无上、充满魅力的领袖，才能实施这些根本性的改变，启动一个无异于爬坡的进程--这个进程将非常吃力，耗费时日，但却也是振奋人心的。这就是蒋经国真正的贡献。他自愿放弃了蒋氏家族对国民党的控制，放松了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而为法律和民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为了实施自己的鸿图大计，蒋经国于1986年3月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挑选十二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就下列六个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交报告：(1)终止使戒严法得以成立的《紧急状态令》，(2)使成立新的政党合法化，(3)加强地方自治，(4)实行真正的议会制度，(5)国民党内部的改革，(6)世风日下和犯罪率上升。经过对这些问题的仔细讨论，最终作出了一些决定：终止实行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法(1987年7月15日)，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允许台湾居民前往大陆探亲(1987年11月2日)。
事实上，在这之前，政党已经"非法地"存在了；现在，1986年9月28日，六个政党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其中最大的就是民主进步党(民进党)。在1986年12月的选举中，民进党以18.9%的支持率获得了在国民大会中的十一个席位，以22.17%的支持率在立法院中获得了十二个席位14--对一个反对党来说，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果。
蒋经国的另一大贡献，是他持之以恒地向党和政府输入新鲜血液。大多数新党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且相对年轻--他们拥有国外尤其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高级学位。15他们对营造台湾更开明的气氛作出了巨大贡献。确实，国民党第三、第四代领导人与他们的前辈信仰大不相同。他们中许多是在台湾出生的，这表明了一种"还政于当地人"的趋向。
1988年元旦过后，蒋经国的健康急剧恶化，于1月13日去世。岛内沉浸在重大失落感中，因为他是一位倍受爱戴的领袖。几小时后，副总统李登辉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宣誓就任新总统。权力交接非常顺利、和平、迅捷；没有任何接班危机。
1.5李登辉时期 李登辉总统在就任总统时年届65岁。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拥有康乃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博士学位。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眼界开阔，品性纯正，行政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台北市长(1978-81年)、台湾省长(1981-84年)和副总统(1984-88年)。他是新一代来自基层的领导人的象征，不依靠任何家族庇荫，而是凭借努力工作、管理才能和政治常识上升到最顶层。他发誓要继续推进前任的未竟之业，特别是在国民党领导层的本土化、更大力度向中国大陆开放和增进民主立宪三个方面。他的任期表现出高度的务实性。
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李登辉获确认为国民党主席，许多台湾出生的党员提升到领导岗位。三十一人组成的中常委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台湾人占多数(十六人)的情形。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十五名新阁员有八人是台湾人，十三人在国外获得过高级学位，另两人拥有台湾大学的专业学位。16这个内阁无疑是世界上学历最高的内阁。
国民党十三大通过了几项关于台湾与大陆之间人员接触的措施，规定：
1．与大陆开展间接贸易及在大陆投资，这将使台湾的工业部门确保从大陆获得原材料，并在大陆重新安置过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台湾记者经委派自由前往大陆采访。
3．允许生活在国外的大陆知识分子和逃避共产主义及追求学术自由的学者访问台湾。
4．允许大陆居民探访得病的台湾亲戚，或出席在台湾举行的葬礼。
5．文化和体育交流。
6．设立专门的政府机关负责与大陆的关系，并确保台湾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受损害。17
李登辉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推进民主立宪，坚定不移地履行他实行政治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的承诺。他清楚地看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富足、高识字率、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组织和工会的数目逐渐增多，这些已造就了一种"参政文化"，把台湾变成了一个"有追求的公民社会"。
反对派团体，即所谓的"党外"团体，尤其是民进党，鼓吹更大的参政程度，要求清除阻止真正民主立宪的一切障碍。他们特别抨击三个中央代议机构中不公正的代表席位--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中的委员大部分是1947年在大陆选举产生的，经过五十年代初大法官委员会的宪法解释，他们得以不通过再次竞选即保留席位。在这四十年里，他们既不代表台湾选民的利益和意见，也不代表大陆人的舆情。虽然自1969年起政府已经举行过补选以增加当地代表在这些机构中的席位，但时至八十年代初，国民大会一千名代表中的九百名和立法院三百名代表委员中的两百名，仍然是在大陆选出的老代表或老委员。这些人年龄太大了，难以出席正规的辩论和讨论会议，他们唯一的作用是在投票表决的最后关头露面。因此，党外团体讽刺他们是"投票机器"，并争辩说，只要他们继续掌权，就不会有动摇国民党统治的真实可能性。因为，国民大会是作为选举团推选总统，修改宪法，而总统则任命省长和台北及高雄两大城市的市长。18
1989年2月，李登辉总统建议让老代表和老委员逐步退休，并逐步增选新成员。他的计划号召将三个机构的总席位削减到579个，其中国民大会375个，立法院150个，监察院54个--全部规定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例如，国民大会分给新代表的席位将从84个增加到1992年的230个，再在1998年增加到375个；立法院的新委员指标将从98个增加到1989年12月的130个，再在1992年增加到150个；监察院的54个席位将在1992年全由新委员充任.19
1991年6月，大法官委员会规定，三个机构中所有在大陆选出的成员，必须于1991年12月31日前退休。1991年12月21日，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著名的第一次大选。国民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倡实行宪法改革，以及最终与大陆统一。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以"台湾共和国"的名称取代"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大胆的纲领在民进党一方是一种故意的冒险，但其效果适得其反。北京不断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它将发动进攻，国民党领导层也谴责台独运动是非法的。许多选民显然在意这些警告，他们趋向于国民党倡导的较温和的方针。国民党赢得了71%的选票，在325席的国民大会中获得了254个席位，而民进党只得到24%的选票和66个席位--大大少于1989年赢得时30%的选票。一些零星的小党赢得了五个席位。
加上1986年选出的78个代表，国民党在国民大会中确保了79%的席位，超过了在第二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所需的75%的多数票。此外，根据给"全国"和"海外华人"留设席位的特殊比例公式，国民党在前一类上又多得了60个席位，在后一类上多得了15个席位，而民进党只分别获得了20个和5个席位。通过这些选举，三个代议机构中台湾出生的成员成为了多数，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陆人的后裔。
在1992年12月19日的立法院选举中，民进党显得比以前更强大、信誉更高了，它获得了31%的选票，相比之下国民党仅获得53%的选票。虽然国民党仍控制着103席的多数--80个地区席位、19个全国席位和4个海外华人席位--但国民党总体的代表率已从74%降到了63%，而民进党从14.4%上升到了31.1%。因此，台湾似乎正在向制度化的两党政治体制前进，民进党将在其中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1980年到1989年间的所有选举中，国民党失去了14.4%的选票，而民进党则获得了14.2%的选票，从这个事实来看，民进党很有可能在十到十五年内成为执政党。20
新国民大会和新立法院的选举，标志着台湾向民主立宪迈出了一大步。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台湾省省长和台北、高雄两市市长仍然不是公选产生的；总统也非公选，而是由国民大会推选。要让一个真正的民主立宪制度运作起来，这些要职就必须是公选产生。此外，三大电视网络必须摆脱政府的控制，还应增添一些为公众所用的网络和频道。台湾的民主化可以激发大陆的民主激情，迫使那里的政府向政治开禁迈进。
台湾对岛内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非常自豪，但更自豪的是充当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角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三十多万件中国绘画、书法、陶瓷、玉器、青铜器和其它一些来自以前皇室收藏的无价珍品。1987年10月，中正公园新建成了国家大剧院和交响乐剧院，那里频频上演中国戏剧和西洋交响乐及室内音乐，极大地丰富了台湾的文化生活。台湾人公开宣称，虽然他们的本岛很小，但它充满经济活力和辉煌的文化，有着成为"明日之大国"的潜力。
台湾决心创造一种以自由企业和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发展模式，使之成为大陆制度的替代品。在大陆，人们密切地关注着台湾的民主化。台湾希望，北京将最终承认台湾模式是通向政治自由化的道路。
2.统一的前景
中国的统一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望。台湾公开表达关心大陆人民的福祉，而内心赞赏台湾经济成就的大陆人也为数不少。北京不再谈论解放台湾，而是改称让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也不再谈论光复大陆，转而宣称要完成把全中国统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下的目标。
北京把统一中国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头等大事。为了这个目标，北京提出了以三条原则为基础的统一方案。台湾应(1)放弃声称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一切主张；(2)保持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3)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包括维持一支军队。为了开启和解之门，北京于1979年元旦提议与台湾建立邮政、商务和航运航空关系。在198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京又提出了九点建议，提议双方的统治政党举行谈判。实际上，北京要求国民党为了统一大业放弃事实上的独立和坚持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停止在国际政治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接受与中国其它省份同级的自治特区之地位。
蒋经国总统坚决拒绝和谈提议，视之为"笑脸外交"，是中共变相的统战，旨在麻痹台湾的警惕性。蒋经国称，如果北京放弃共产主义，赞成自由企业和三民主义，合作是有可能的。至于目前，台湾将采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指出，1924-27年间和1937-41年间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已经表明，与共产党的合作是徒劳无功的。北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目前的形势更加恶化，这些原则使国民党不可能真正地参与联合政府。台湾也拒绝北京实行"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四流"(相互探亲、旅游、学术文化和体育交流)的号召。
在1984年，中国成功地与英国达成1997年香港回归协议以后，邓小平自豪地宣布，他的"一国两制"理论是统一的途径。正如中国将允许香港在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里保持其社会经济制度一样，中国也将允许台湾在与大陆统一后保持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只要台湾接受服从北京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地位。
台湾觉得这样一种方式非常不适，而且觉得将台湾等同于香港的想法也是完全不切实际。台湾人坚称，香港和台湾相对于中国的地位截然不同。首先，英国无意为香港而战，故不具备讨价还债的任何力量。第二，香港没有自己的军队，且靠大陆提供食物和淡水。相反，台湾人民政治上积极主动，食物能够自给自足，并且渴望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台湾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时刻准备且有能力抵御任何入侵者。此外，台湾受1979年《美台关系法》的"保护"，根据这项法令，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大陆对台湾的任何入侵都可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
最根本的是，台湾领导人把三民主义等同于林肯的"民有、民占、民享"的理想。他们想让中国人民把台湾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替代品，接受三民主义为统一的基础。因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完全不能为台湾接受。
台湾的朋友和岛内的开明人士一直在敦促对大陆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们称"三不政策"消极、自我限制、缺乏主动。李登辉总统把政治现实主义当作是他的执政期的基石，赞成采取一种灵活务实的外交。在1988年7月的国民党十三大上，他要求全体党员"以更坚强的决心、更强的务实精神、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开阔的眼界，努力开展主要基于客观关系的外交政策"。李登辉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总是注重实质而看轻言辞。1989年3月他在访问新加坡时被当地报纸称为"来自台湾的总统"而不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他决定不作抗议，解释说："我们没有必要太在意名称。如果我们老是为这些小问题操心的话，就没有办法打破"台湾的孤立局面。1989年5月，他派财政部长郭婉容博士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他在6月3日对此作解释说："中华民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我们有勇气面对这样的现实：目前我们没有能力对大陆行使有效的管辖。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自我膨胀和自我束缚，才能提出与变化的时代和环境相对称的务实方案。"21
李登辉的"务实外交"促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自称是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主张。它不再宣称"只有一个中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它现实地承认，中华民国只管辖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周围小岛。因此，存在着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地区"和共产党控制的"大陆地区"。1991年4月台湾终止了已维持四十年的"全民动员剿共戡乱时期"，此时台湾不再把北京看作是"非法叛乱者"了。由此，台湾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对抗和冷战言辞转向了和平竞争和培植相互信任。
李登辉拒绝北京的"一国两制"纲领，认为它把台湾贬低到了一个省级地位。但是，如果北京同意(1)实行政治民主和自由经济政策，(2)把台湾看作是对等的政治实体，(3)取消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4)不再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封锁或孤立台湾，李登辉将与北京谈判。22北京不接受任何一个条件，它抨击李登辉的"务实外交"是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台湾建议说，对海峡两岸形势的比较现实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国家，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
统一的进程将是漫长艰辛的，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台湾在1991年2月23日通过了《国统纲领》。这份纲领提出要争取一个"民主、自由和公平繁荣"的统一的中国--这些条件北京是明显地不会接受的。但纲领没有为这个目标设定时间表。这份文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坚持和平统一并适当尊重台湾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它建议分成三个阶段，让海峡两岸自身适应于一个统一的框架。
第一阶段鼓励非官方的交往和交流，以及人员的接触。第二阶段旨在通过开放官方交流渠道建立相互信任和合作。台湾将帮助大陆开发东南沿海地区，以便缩小生活水平的差距。双方都将参与国际组织及举行官方互访。在第三阶段，将建立一个商谈国家统一的联合磋商委员会，以筹备在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军队国家化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大业。台湾希望自己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民主化，不仅能够成为大陆的灵感和抱负之源，而且将能推动大陆发生朝向最终统一的和平演变。23
李登辉总统相信有可能在六到十年内实现统一，但台湾的公众舆论却不那么乐观。只有10%的人坚决支持统一，5%到12%的人主张台湾独立，介于两者之间不发表意见的大多数人则想要"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1992年4月的另一项调查表明，76.5%的台湾人不急于统一，7.8%的人完全不理会统一的想法。24
台湾越来越民主，1992年的人均收入达到10,215美元，相比之下，大陆继续实行列宁主义的专制统治，人均收入只有350美元。由此看来，两者的差距大得难以弥合。还存在着担心统一会是大鱼吃小鱼的潜在恐惧。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认为，统一是一个应该"应付"但绝对不能很快"解决"的问题。25
在达到和平统一之前，台湾将继续攀登民主立宪的更高台阶，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开展一项为期六年、耗资3,030亿美元的基础结构发展项目，这个项目将使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到1996年再翻一番，人均收入从10,215美元增加到14,000美元。许多人相信，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的富足将有助于最终的统一。在此期间，台湾将小心地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现状，同时循序地推进三个阶段的统一进程。
北京讥讽台湾要求对等地位的主张，指出国民政府在1949年就丢失了对大陆的控制，因此也就丧失了代表中国的权利。北京政府得到全世界一百五十五个国家的承认，相比之下承认台湾的只有二十九个(1993年)。台湾的面积只有大陆的1／266，人口只有大陆1／55，它怎么能称是对等的政治实体呢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份，警告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与外国勾结，以分裂中国或"过分长久地"拖延统一，北京将发动军事进攻。26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1992年11月宣布，北京将进攻台湾以阻止其独立，为此将不惜付出自己经济发展停滞的代价。27
但是，北京欢迎民众、经济、商务和文化交流，1988年7月6日颁布了《鼓励台湾公司在大陆投资的规定》，对台湾投资者提供贷款、关税、税收和其它的优惠条件。显然，北京欢迎台湾的投资、资本和技术经验，为大陆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并使之加速。1987年到1992年间，约五百万台湾居民访问了大陆，每人平均在礼品、旅游和住宿等上面花费了四千美元，向大陆市场注入了大约两百亿美元。由于大陆有廉价的劳动力、充足的原材料和土地，约有一万家台湾公司将它们的生产设备转移到了大陆，投资额达一百亿美元。28台湾转口香港与大陆的间接贸易在1992年高达74亿美元，1993年或许高达93亿美元。
海峡两岸都越来越感觉到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大陆而言，台湾的投资占大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86亿美元，将人均收入提高了7.2美元。29另一方面，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发生经济衰退的时候，对大陆的间接出口，帮助台湾保持了1991年7.3%和1992年6.9%的经济增长率。30台湾享受着对大陆持续的贸易顺差--1988年17.6亿，1989年23亿，1990年25.1亿，1991年35.4亿，1992年51.6亿。31人们对台湾寄予希望，贸易顺差和中国巨大的市场将推动台湾经济出现"第二次奇迹"，而经济互惠也能有助于解决一些政治手段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伴随着经济上越来越强的相互依赖，学术、科学、新闻、体育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加。比较重大的事件有：1992年10月，中国中央芭蕾舞剧院访问台湾；1992年11月，由九名北京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抵台访问；1993年4月，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京剧名角梅葆玖作为期两周的演出。在台湾方面，199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访问北京。
随后，在1993年4月28-29日，人们期待已久的两岸半官方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一方是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辜振甫，另一方是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会谈设定为非政治会谈，议题集中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如保护台湾在大陆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联合打击走私，相互遣送非法避难者和罪犯，解决捕鱼纠纷，挂号信遗失赔偿和联合开发自然资源等。这次历史性的会谈提出了四份文件，并商定以后每年会晤四次。辜汪会谈开始了经过四十年敌对后海峡两岸之间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次会谈的安排本身就表明了双方务实的态度。32但是，真正的统一仍遥遥无期。
一百多年前，自强运动的领导者以追求"富强"作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的关键。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生存需要国家独立和统一、科学和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再后来，出现了对思想自由和解放个人创造精神的要求。33人民的理想就是建立民主立宪制度。任何政府只要能满足这些愿望，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在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曾无数次地分分合合。假如历史是有指导作用，而政治是追求最大可能性的艺术的话，那么，任何人都无需对目前的困难灰心丧气。中国人民的智慧将找到一条使全体中国人再次统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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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一本欧洲的金融杂志。
2 三百亿美元的出口和220亿美元的进口。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Los Angeles Times，1988年1月4日和3月7日报道；The Free China Journal，Taipei，Feb．19 and 23，1993。
4 The Free China Journal，Taipei，March 24，1986．
5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editorial，July 1980．在美国，工资差别比例是9比1，墨西哥是20比1。 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August 11，1988。
6 A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Republic of China，compil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Rehash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Executive Yiian，1975．(Taipei，1975)，79-80，96．
7 在1979_80年度，有17,560名台湾学生就读于美国高校，仅次于伊朗的51,310留学生。其它一些在美留学人数较多的国家有：尼日利亚，16,360名；加拿大，15,130名；日本，12,260名；香港，9,900名。参见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May 11，1981，14．1985年，台湾派出了22,590名学生留学美国高校，构成了数目最大的外国留学生团体。
8 U．S．Department of State，"Review of Relations with Taiwan," Current Policy No．
190，June 11，1980(Washington，D．C．)．The Free China Journal，March 30，1989．
9 农村人口从1953年占总人口的51.9%下降到1986年的21.6%。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12，1986。
10 The Free China Journal, April 4．1991．
11 赖泽涵：<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制度>，《海外学人》，台北，1985年1月31日，第11-15页。
12 1988年，"中华民国小姐大赛"在二十四年后第一次恢复，设冠军奖35万美元；1988年5月举办了"宝岛小姐"大赛，冠军奖两万美元；第三十七届"环球小姐"大赛在台湾举办，冠军奖25万美元。台湾举办人为布置决赛晚会耗费7420万美元。The Free China Journal，April 11，May 9 and 16，1988。
13 国民党副秘书长马英九博士的观点。Free China Review，editorial，March 1988；Alexander Ya-li Lu， "Democratic Values Win Another Round," ibid．，October 1987，8-9; Wei Tsai，"Transformations in tbe Body Politics," ibid．，14-15．
14 The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Feb．21，1987；Peter Chang，"Party Politics Redefined," 对国民党副秘书长马英九博士的采访，Deputy Secretary-General，KMT，Free China Review，Oct．1987，16-17．
15 稍稍提几个人：连战，芝加哥大学博士；钱复，耶鲁大学博士；马英九，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魏镛，斯坦福大学博士；宋楚瑜，乔治敦大学博士；邵玉铭，芝加哥大学博士。
16 The Free China Journal, July 25，1988。他们中十人拥有博士学位，一人在美国
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另两人分别获得西德和日本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两人分
别在台湾的大学获得硕士和法学学士学位。
17 Los Angeles Times，July 13，1988；The Free China Journal，July 18，1988．
18 Yangsun Chou and Andrew Nathan，"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No．3，1987(80)：21-22．School of Law，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 Wu Wen-cheng and Chen I-hsiu，"Entering the Age of Party Politics," Free China Review，April 1989，52-57；Chen Wen-tsung and Richard R．Vuylsteke，"Demo-cratization in the ROC," Free China Review．March 1989，46-56．
20 Zhou Xiaomeng, "On the Road Toward Democracy：Party Politics in Taiwan,"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Vol．3，No．10 (Oct．1992)：14；The New York Times，Dec．22，1991；Los Angeles Times，Dec．21，1991．
21 Fredrick F. Chien，"A View from Taipei,"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97-98．
22 Lee：Teng-hui，"Opening a New Er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augural address by Che eighth-term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0f China，May 20，1990，in Creating the Future towards a New Er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aipei，1992)，8．
23 Jason C．Hu，"Building Democracy for Unification," an address to the Los Angeles World's Affairs Council，Oct．26，1992；Lee，126-27．
24 Lee，101；The Free China Journal, April 10，1992
25 Zhou Xiaomeng，7．
26 中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的声明，1992年12月9日。
27 转引自The Free China Journal，Nov．6，1992。
28 台北中国银行数据，转引自The Free China Journal，Nov．27，1992。
29 The Free China Journal，Oct．30，1992．
30 同上注，1993年7月9日。
31 香港政府统计数据。
32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8，1993；Los Angeles Times，April 28 and 29，1993．
33 邵玉铭：<试论中共政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过>，(海外学人)，第99期，第8页(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