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转变中的中国，1986-1988年：开放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当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最先采纳对外开放政策时，中央领导人希望在引进外国科学技术的时候不要将外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放进来。但是，观念就像风一样能跨越边界；靠命令是无法阻挡住它们的。开放政策的文化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共领导层预料的范围，引起了保守派理论家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入侵斥责为外来"精神污染"。从正统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担忧和责备是可以理解的，但客观事实是，西化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全球性现象。
就中国而言，经过与西方的三十年隔绝之后，国门突然被打开：外国的观念、消息、电影、戏剧、音乐、文学和大众文化犹如一场风暴席卷而至。在此后的十年中，六万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数万名官员和代表团成员出国学习、访问，营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几十年未见的国际交往。
西方民主制度的高效率和西方人民的自由给访问西方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他们目睹了以下种种事物的运作：制度的制约和平衡、政府中的权力分割、司法至上和依法治国、政治多元化、议论、结社和新闻自由等。许多中国人逐渐确信，中国需要把政治民主当作第五个现代化，没有政治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改革的。大学生们尤其感到，在这个变革中充当先锋是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不仅是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也是启发的源泉。把它们与中国作比较将必然引发以下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是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合适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带领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最有效代表？对这两点的疑问持续困扰着一些社会批评家、作家、新闻记者、艺术家、教授、科学家和大学生，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保持沉默。
放松束缚的需要与保持一定程度正统性的迫切愿望，形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令中共本身非常不安。许多党员感到困惑：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应该采纳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手段和建立在市场供需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是不是应该容纳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私有企业。而其它人则想发问，是不是应该淡化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便使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和台湾以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形象出现，变得相对不那么危险。
1986-1988年间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愈益强烈的痛苦和改变价值观的极度痛楚。学生动乱、意识形态混乱、领导阶层危机、普遍的腐败、高通货膨胀率、方向感的迷失等种种厄运，折磨着中国社会。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代表"痛苦指数"的话，那么，1986-1988年是文革结束以来这种指数最高的一段时期。然而，在混乱和骚动的深处，隐约闪烁着某种复兴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1.学生示威
1986年12月，在中国的十五个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令党和政府阵脚大乱。来自一百五十所高等院校的十万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并要求进行民主选举。他们的讯息很清楚：中国的年轻人要求政治自由化。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学生的积极热情并不新鲜；在1986年12月事件以前就有过许多先例。最著名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最近时期，1985年9月，学生曾抗议日本的新经济侵略和中国政府一意迎合日本的态度。这次抗议与九一八事变五十四周年纪念恰好重叠。抗议也成了学生表达其它一些愤慨的渠道，如物价高涨、经济犯罪、官僚主义不当行为、高干子女的徇私枉法等。1985年12月9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策划的一次示威由于政府干预而流产了。但不满却继续存在。
1986年12月的抗议最早于月初在安徽省会合肥爆发。中国科技大学位于该市的选区范围内，该大学的学生抗议当地党委不与大学协商就指定了八名将来的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12月1日，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号召全面抵制预定在12月8日举行的"伪"选举。在次日的一次师生大会上，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和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号召采取断然行动，以求在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中取得突破。他重复了他那广为传诵的名言：民主不能从上面给与，而必须从下面争取而来--给与的东西可以收回，但争取来的东西却收不回。
当地另外两所高校1的学生加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生的抗议行动。12月5日，总共有三千名学生游行到市政府前，要求民主选举、新闻和集会自由、不受打击报复，并坚持允许媒体报道他们的抗议。他们进一步要求组成高校学生民主联盟。学生的目标是打破党对报纸和学生的控制。当地党委勉强地同意分配给大学选区四个代表席位并将选举推延到12月29日。2学生进而要求改革选举，高呼："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新闻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3
在上海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声援运动。12月19日，约三万名学生4和据估计十万名工人游行到市政府。这标志了这场抗议的高潮。在北京，四千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焚烧了一捆捆党报《人民日报》。一名抗议者望着升起的烟雾兴奋地说："乱世佳人!"5
这些抗议者申明，虽然他们要求民主，但他们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真正支持者。这促使《北京日报》讽刺地评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中共措手不及，无法对此采取果断措施。保守派要求进行强制镇压，但总书记胡耀邦采取了开明的姿态，认为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不应打击，而应将其引向建设性的目标。国家教委副主任6自己在年轻时也参加过示威游行，他称，示威者占中国两百万在校大学生中的不到2%，他们大多数是爱国的、善意的，但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误导。他说，"上帝允许年轻人犯错误......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教育他们，劝告他们，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指导"。但是他警告，学生决不能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中国艰难取得的安定团结局面就会受到损害。7
其它一些要员也采取了缓和的举动。上海市市长8承认学生的行动是"正当的、合法的和爱国的"，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的。他保证不会采取报复行动。9警察和公安便衣保持了克制。他们拍摄了示威者的照片，但避免激怒示威者，以致示威发展到不可收拾。党的报纸敦促学生珍惜近年来中国取得的物质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大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10请求学生通过现存的渠道表达他们的不满，以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方式发表批评，以免把好事变成坏事。中共当局不追究学生的动机，只是担心他们的行动会妨碍交通或干扰经济生产!
比较保守的领导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斥责为麻烦的根源。少数学生被逮捕，但大部分人很快又被释放了。但是，有几个被关押了几个月。11时间对政府有利。学生不久就埋头于期终考试，随后又是寒假。总的来说，官方对学生的态度是先松后紧。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在校学生的控制，政府重新在校园开设了军训和政治课，并恢复了在分配毕业生工作之前先送他们到"基层"农场和工厂劳动一年的不得人心的政策。12但是政府对工人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非常严厉：工人被严格禁止参加示威。当局下定决心要防止在中国发生波兰式的工会罢工。
胡耀邦总书记处理动乱的方式激起了顽固保守派的愤怒。他们不能忍受他的开明姿态，越来越不满他的领导。一大批党政军各方的保守派组成了十个大同盟，到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那里告他的状。他们指责"美国之音"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是动乱的外部鼓动者，但他们更强烈地抨击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满和不和谐的根源。这个保守集团在12月下半月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到月底，他们赢得了邓小平的支持。他们决定要严厉压制学生的骚动，严肃处理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的社论宣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一种思潮，它正在毒害我们的青年，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干扰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阻碍现代化的进程，难道我们还能够若无其事吗"在新年来临之际，中央告诫全体党员要增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扩散的警惕性。13总书记胡耀邦的命运危如累卵了。
1.1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学生的骚动并不是年轻人热情的孤立、突然的爆发，而是几年来一直在酝酿的一场运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纳了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从那时起，国外的新闻、与外国的交往和到国外的旅行就使中国的公众大量接触到了曾经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可想象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中国人眼前展现出了一幅关于现代社会的全新景观。人权、民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和"忠诚的反对派"等思想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坎，赢得了中国人的极度赞赏。特别受到称道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新闻媒体的监督、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和政治多元性，都能发挥制止政府行为过当的作用；通过这些制动闸门，统治团体可以受到被统治者的监督。在中国人看来，这些观念代表着民主制度的真正特征，民主制度将致力于人尽其才的目标。
几个国际事件有助于公众形成这种心态：1986年2月菲律宾的马可斯(Marcos)政权被"人民权力"推翻；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被民众起义躯逐；台湾政治开禁，反对派成立民进党；法国爆发反对推行精英教育政策的学生罢课运动。
在国内，知识界和文化界里也存在着强烈的骚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把党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从那时起，知识分子就具有了较高的地位，因为现代化需要知识和才能。邓小平宣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要得到应有的尊重，也应该从国家得到较好的待遇--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了。受他们新的地位的鼓舞，具有独立见识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始表达他们的心声，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些不同政见者经常触动中共敏感的神经，中共非常警惕地捍卫自己行使统治和被绝对服从的权利。不同政见等同于藐视、不忠于和挑战党的权威。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爆发之后，政府将运动的领袖14判处了十五年徒刑。1983年，当中共意识到西方的观念、理论和实践正在侵入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时，它发动了"反精神污染"运动以抵御"颓废的"价值观的入侵。
1984年4月，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访问中国，他浑身洋溢着一种使命感，要大力宣扬美国的民主经历、对上帝的信念、自由、个人创造力、自由企业和进步精神。他在人民大会堂向六百名中国社会名流发表的一篇演讲中宣布：
从我们的根上，我们从两个伟大的动力中获取了巨大的力量，这就是信念和自由。创建美国的人追求崇拜上帝的自由，相信上帝能以智慧、力量、善和同情来引导他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对自由的激情导致了美国革命，这是第一场追求人权和反对殖民统治以求独立的伟大起义。我们懂得，除非我们愿意与其它任何人分享自由，否则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享受到自己的自由。我们懂得，除非我们受到一套平等对待我们的法律体系的保护，否则我们的自由就不能真正地安全。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告诉我们，我们将通过自由人的神圣博爱聚集在一起。林肯(Abraham Lincoln)定义了美国民主的核心，他说，"没有哪个人好到足以不经过他人同意就统治他人的地步......"。这些伟大的原则滋养了美国的灵魂，它们因诸如工作的尊严、邻里的友谊和家庭的温暖等价值观而更加丰富。
"相信人民"--这四个字不仅是美国历史的核心和灵魂，而且也是当今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强大动力......那些在最短时期内取得最显着进步的社会，并不是最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甚至也不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社会。不是的。那是因为那里的人民被允许创造、竞争和建设，被允许独立思考、作经济决定、从他们自己的冒险中获益，社会才变得最繁荣，最进步，最富有活力，最自由。15
这是给一个无神论的、专制的社会带来的强烈而又刺激的讯息。中国领导人显然把它看作是冒犯，他们决定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删除那些不能让中国人民听到的字句。中国的电视观众没有听到有关信念和自由的宣传，也没有听到"自由的人民建设促进所有人发展的自由市场"一类的告诫。代理总统新闻秘书斯皮克斯(Larty Speakes)声称，虽然决定审查是"中国人民可以选择的内部事务"，但他对剔除"总统关于美国人所珍惜的价值观之见解的关键段落"表示遗憾，"这些段落将使中国人民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16
里根在复旦大学发表的电视演讲中重复了同样的主题，特别强调人权："我们相信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尊严。我们的整个制度的基础是尊重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尊重他自己作决定和过自己生活的特殊权利"。17中国人在电视直播时不允许将演讲翻译成中文，但还是有足够多的人能听懂里根的话。两篇演讲的全文很快出现在自由市场上，立即被抢购一空。里根终于将他的讯息传达了出去，中国的听众私下赞赏他的大胆和"骨气"。18
中国的年轻人通过到国外和里根的来访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观念，这些观念使他们深受影响。他们逐渐感到，任何偏离西方民主制度理想的政治制度都将抑制个人的充分发展，都应该被斥责为落后、专制、与时代格格不入。
随着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始，犯罪、腐败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培养第三梯队的幌子下偏袒高干子女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大学生们把自己看作是年轻一代的良知，他们感到肩负着抗议这种世风日下状态的社会责任。他们要人权，要民主，要法治，要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要求严禁专横的逮捕和其它种种超越司法规范的程序。
不仅是大学生，而且一般的文化界、艺术界和知识界也都受到了西方自由化的影响。作家和艺术家要求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开明的知识分子急切地讨论自由选举、三权分立、不同政见的权利和多党制度之类的话题。上海的一位知名作家写到："思想意识应该是自由的、解放的、丰富多彩的......我为我自己树立了四项基本的思维原则--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摆脱盲从和迷信、自主思考、帮助自己的思想意识从必然王国跳跃到自由王国"。19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孜孜不倦地倡导人权和民主。他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经常到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露面，作巡回演讲。他最喜欢谈的话题是法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他深信，学者具有对时代的重要问题发表内心看法的社会责任。他称他不害怕任何人，愿意承担行动的后果。他宣称，一所大学应该把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奉为四条基本信念。他鼓吹应该以这四条信念取代四项基本原则。他把四项基本原则轻蔑地比作迷信、专制、保守和依附。他充分分享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和观念--科学、自由和全盘西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套主义对中国的持续落后并保证中共无所忌讳地行使权力负有责任。他指出，中共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征服而非功绩的基础上，它在过去三十五年中的全部表现只能被认为是一场失败。方励之鼓励学生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奋斗，但他从没有要求他们上街游行。20
《人民日报》的采访记者刘宾雁和作家王若望不适余力地揭露官僚主义的阴暗面和官方对文学和出版的控制。他们特别反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宣称文艺和新闻应该为政治服务。
刘宾雁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讽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质问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逻辑。他问道：如果1953-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1979-1986年间邓小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它们怎么可能都正确呢？他轻蔑地质问：
极左思潮的根本是什么？它是相互厌恶、相互摧毁和相互残忍。它使人成为非人。它使自由的人变得不自由。它把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驯服的工具。它把人变成野兽。在这个过程中，良知丧失了，自我批评的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敌视和仇恨，是相互怀疑和残忍。最后，空气中充满了恐惧--对残酷权力的恐惧，对领导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因此，我必须承认，左倾思潮的根本是非人主义。
刘宾雁斥责国人受四种幻想的蒙蔽：(1)社会主义是完美的；(2)共产党是永远正确的；(3)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永恒的真理；(4)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过去几百年里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任何东西没有一样应该予以适当的承认。刘宾雁声称，为了这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付出了盲目牺牲和不必要损失的沉重代价。而这一切又换来了些什么呢21
另一位批评家王若望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他在1986年11月直接批评邓小平本人。邓小平曾同意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的采访，并宣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允许一些人先富起来，但要防止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无论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难有人能成为百万富翁的，因此不用担心中国会出现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这段声明听起来没有问题，但王若望对这条思路提出了几点争论。王若望主张，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与两极化相对的是平均主义和平等主义("人人吃一样的大锅饭")，中国已经实行了三十年，一无所获，只造成了共产主义的赤贫。王若望争辩说，避免两极化就是消除实现更大生产力和更多利润的动力。预言不可能产生百万富翁就是给一个人的期望值和上进心设置一条界线。王若望表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即使有三、五千个百万富翁也根本不算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物，他们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资本家。22
不仅仅是像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这样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每一种东西的渴望。时常会有几千人排队等侯几小时看一场毕加索的画展，或是一场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或是一场米勒(Arthur Miller)的戏剧；但很少有人去参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几乎外来的任何事物都有吸引力：政治思想、社会理论、未来学、小说、戏剧、艺术、时装，甚至像可口可乐、麦氏咖啡和肯德基之类的庸俗事物。当时最受欢迎的结婚礼物是一套中文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央编译局局长这样解释公众的热情：
三十多年来，我们把西方的文化当作禁忌对待，抛弃来自西方的一切事物。结果，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一直是空白。弥尔顿、萧伯纳、鲁索、巴尔扎克、薄伽丘和歌德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全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准出版，不准上演。不知道圣经故事的人到底有多少呢？23
无可否认，西方的影响到处弥漫，而且日益强烈。
在党内，对这种新趋势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总书记胡耀邦对之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他相信，世界性的讯息革命已经使各国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检验新的观念并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创造一种新的形象符合中国的利益。他的开明方法使保守的老一辈人伤心，他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具有捣乱性的影响力，是中国人生活中颓废和精神污染的根源。"的士高"音乐、滑板、牛仔裤、色情电影和鼓吹自由民主的外国出版物日益流行使他们恼火不已。他们认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入侵造成了党的威信下降，对领导人缺乏尊重，怀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他们坚称，如果不及时遏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统思想将没有立足之地。胡耀邦作为党内负责意识形态的领袖，领导这场斗争太软弱了。只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专家才能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纯洁。因此，那些参加过长征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自认为肩负着努力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神圣职责。
正统理论家与进步改革家之间的冲突，只能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来解决。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邓小平集经济上的进步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于一身，他具有根据政治需要搞平衡的天才。在一个人治高于法治的制度下，他是最高的仲裁者。在他的心目中，改革开放政策只是引进外国技术、资本和管理技巧的手段。这些东西应该被看作是加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而决不是把中国推向西式民主的步骤。他讥讽三权分立是一个国家三个政府，认为政治多元化完全是胡闹。只有他在1979年3月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稳定和秩序，为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环境。中国不能容忍诸如学生骚乱之类的混乱，也不能出现像西方自由主义这样的干扰影响。总之，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科学，而不是西方的价值观。24
在1986年9月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保守派理论家们在邓小平的默许下，压倒主张推进改革的人士，制止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相反，他们通过了一项经过很大改动(八次修改)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决议突出了标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分。对民主化事业的一记重拳落下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12月爆发了学生示威。
1.2胡耀邦的解职 学生骚动的一个最大后果是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他太开明了，太直率了。他在总书记职位上坐了五年(1981-1986年)，主要是由于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曾推荐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并曾放心地说过，有胡耀邦管党，赵紫阳管政府，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怕。但现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保守派纷纷要求邓小平让胡耀邦辞职，理由是他在对付学生和制止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入侵的问题上处理不当。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其它三名理论家及两名军方要员带头攻击胡耀邦。25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邓小平知道同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作对是徒劳无益的；此外，他自己对胡耀邦的信赖也已减退了。经过1986年12月下半月的几次秘密会议，邓小平痛苦地接受了胡耀邦必须下台的决定。邓小平以牺牲胡耀邦来保住保守派领导人的支持。
过了元旦，胡耀邦就没有公开露面了；他的下台迫在眉睫了。与此同时，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着，会议于1987年1月16日召开。在当天会议的最后时间，胡耀邦做了一次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犯有错误，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从在1987年初内部传达的八份党内文件中，可以一见最高层会议上发生的党内争论。胡耀邦的检讨可归纳为六项，既暴露了个人恩怨，也反映了政策分歧：
1．搞帮派主义，优先提拔共青团系统的干部，他自己曾担任过共青团总书记。
2．在外交场合说话随意：在1983年访问东京期间宣称，如果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将考虑取消赵紫阳总理与里根总统的互访。
3．没有有效地开展平反工作。
4．推行过快的经济改革步伐，造成了经济失衡和对局势失控。
5．在主持党内工作时主张人治高于法治。
6．没有遵守组织原则,向外国人和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
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胡耀邦的错误如下：
1．违反党的集体领导。
2．在重大政治原则上犯有错误。
3．屡屡地、武断地干涉政府工作。
4．屡屡不听邓小平的建议。
5．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武断做决定。
6．政治工作作风中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倾向。
在这些正式指责的背后，存在着对胡耀邦不停地呼吁党内老一代人退休一事的深深不满。据称，他曾打算在预计于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央委员年满60岁退休，政治局委员年满72岁退休。年迈领导人退休的原则肯定得到了党和邓小平的认可，但具体实施则留待总书记执行。事实表明，这个问题是极其敏感的。要是没有退休制度，职务就意味着权力、政治影响和经济特权。长征一代的老人对他们责无旁贷的工作权利特别敏感。退休等于一钱不值，为了避免退休，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邓小平也许也对胡耀邦谈论退休感到不快，尤其是因为胡耀邦暗示说，邓小平应该首先退下来，以便给其它老同志树立一个榜样。确实，邓小平曾屡次抗议说他想退下来，但其它人不让他退。胡耀邦或许天真地把邓小平的话当真了，这样就触怒了他，导致邓小平怀疑起胡耀邦政治上是否足够精明。学生动乱和邓小平的不快给了老一辈领导人一个赶胡耀邦下台并保住自身职位的大好时机。
军方也不为胡耀邦所用，因为他与军队关系不密切，在四个现代化中给军队分配的利益份额较低。此外，胡耀邦曾提倡削减一百万军队，并坦率地批评过对越南的战争。从1986年9月起，军方就预言胡耀邦将倒台，并朝这个方向作努力。
顽固的老一代人决定在十三大召开前就拉胡耀邦下马，这样就可以不让他在挑选代表和准备会议议程上发挥作用了。由于有军方的支持，他们的力量大得惊人；邓小平在内心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的中间派，他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也许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思想的正统。
当胡耀邦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辞职以后，四十个与会者中有二十一个人发言批评他，包括一些他从前最紧密的同盟者。胡耀邦泪流满面，但同意"永不翻案"。问题的解决结果是，胡耀邦维持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地位。对他不作公开批评。事实上，他的名望骤增了。
赵紫阳总理被任命为代总书记，同时兼任他其它的职务。改革派的事业遭受了一记重创，保守派的势力上升了。
1.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彭真和邓力群猛烈地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1987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出版署，监督新闻媒体和书报刊物的出版。三名主要的批评中共的人士被立即开除出党：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记者刘宾雁和作家王若望。但是，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肉体折磨。方励之被解除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显赫职务，调任很不起眼的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一职。允许他继续搞研究，出席国内的--偶尔也有国外的--学术会议，但不得再作公开演讲。像其它两位批评家一样，他的声望或许保护了他免受更大的惩罚。还有其它几个文化界和知识界人士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但没有一个人遭遇文革期间那样的粗暴对待。26
作为响应，一千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于1月19日联名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发了一封抗议信。抗议信表达了对胡耀邦被解职、方励之等人被开除出党及让人想起"文革暴行"的左倾思潮之回潮等问题的关心。留学生们重申支持改革、民主和法治，宣称反对倒退。
邓小平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不允许这场运动破坏安定团结。运动将局限于党政军机关和城市企业。农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将不在运动之列。也禁止使用带有文革遗风的表达方法或词语。27
从1987年1月到5月，保守派思潮通过激烈的言词和恶意的影射渗透到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和新闻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似乎要席卷各大城市，改革派人士显得被打乱了阵脚，无能为力。强硬派号召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做法，提倡节俭、艰苦、朴素、忠于国家等老的美德，以圆消除西方的影响。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又喊了起来。胆小的人开始把他们的西式服装收藏起来，换上中山装。
但是大多数人不想退回到老的日子。一旦接触到了某些自由和电视、冰箱之类的物质享受，人们就无法忍受退回到毛泽东时代斯巴达式(Spartan)的朴素生活了。强硬派的子女和孙子女也反对这些老人们空洞的道德说教，而全国人民也都希望避免重新出现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到5月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高潮就过去了。党内的老一代人痛苦地发现他们是在社会的主流之外游荡。他们的声明被人们置若罔闻；大多数人干脆在盼他们早点过世。
中共确实是进退两难。从1949年以来，它一直独享着权力，而行使统治的权利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现在，年轻一代人却在鼓吹民主化，向往其它现代社会中所能见到的自由生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失去了感召力，党本身也正经历着一场信任危机。如果不同意经济改革和更大程度的政治宽松，将进一步脱离人民，更加把党带离时代现实。但允许民主又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灭亡。最高领导层努力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使它既不会不忠于它的意识形态，又不会犯"正统马克思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它摸索一种将允许市场机制、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并借鉴资本主义管理技巧的理论--所有这些都处在一个灵活的框架内，既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一旦找到，就能够用来论证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展，加强改革派的地位，挫折保守派的热情。
赵紫阳总理内心里是个专家治国论者，他与强硬派虚与委蛇，避免对立。他只同他们在1987年5月1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抗过一次，试图约束他们过分的左倾思潮。28 引入注目的是，邓小平在整个春天里保持着沉默，疗治他因损失胡耀邦而引起的内心痛楚。他最终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谁应该辞职，而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前途如何。如果不制止保守派的气焰，现代化本身就将停滞。沉默不语的悠闲过去了；邓小平被迫出来摆明自己的立场了。
5月和6月当中，邓小平在四个场合对外国来访者强有力地申明，需要制止左倾，扩大改革开放政策的范围。29一直在等候讯号的新闻界立即响应这条消息。这是反对左倾思潮的一个胜利，也是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一个打击。改革派人士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凝聚力，他们开始筹划在7月份即将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起进攻。
在北戴河，各方代表政治权力的人物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最后在四个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在预定在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将发布一项关于未来发展方针的政治报告；(2)老同志退休，选举未来的领导班子；(3)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发表一项正式声明；(4)政治改组。这些考虑将暂时保密，直到由十三大最后批准。
2.中共十三大
万众期待的中共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与会代表1,936人，代表全党4,600万党员。两百名外国记者，包括一些来自台湾的记者应邀采访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会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申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并把经济发展当作全党的中心任务。第二，通过长征一辈的老同志主动引退，大会实现了领导集体的更新，并确保了较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技术专家填补他们的职位。第三，通过了一项关于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新的理论框架，这在以前被保守派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确定了政治改组的范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
代总书记赵紫阳在开幕式上作了一份精彩的政治报告，总结1978年12月以来九年中的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都翻了一番，全国十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按赵紫阳的话来说，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六十年历史上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之一，另一个飞跃是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言下之意，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他们是在中国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位主要贡献者。许多人现在把目前的现代化看作是第二次革命或新长征。30
2.1人事变动 邓小平亲自导演了九十多位批评市场导向改革的党内元老引退。他们中有彭真，85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云，82岁，中共主要的经济学家和中央计划者；胡乔木，75岁，邓力群，72岁，两人都是正统理论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者；李先念，78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邓小平本人也辞去了党内的所有职务，但根据一条专门的党章修改规定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条修改规定允许邓小平可以不以中央委员的身分保留这一职位。大会还安排了总书记赵紫阳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担任常务副主席。这些安排可以说暗示了军方将接受赵紫阳为邓小平的潜在接班人。
285名新的中央委员中含正式委员175名，候补委员110名。原来的348名中央委员中有150名(占43%)年迈的委员未能再次当选。有意思的是，1976年接毛泽东班的华国锋保住了中央委员身分。赵紫阳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总书记。新的统治集团平均年龄为55.2岁，比上一届的59.1岁大大下降了。新增87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全体中央委员中有209名(占73%)受过高等教育.31
政治局17个委员和一个候补委员基本上是较年轻的改革支持者。上一届20个政治局委员九个退休了。但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仍保留委员职位；还有他的亲密同事副总理万里和田纪云。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63岁，比上一届低七岁。在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平均年龄64岁，比上届低13岁。
在权力极大的常务委员会中保持了观点的平衡，当选的五人如下：赵紫阳，68岁；李鹏，59岁；胡启立，58岁；姚依林，70岁；乔石，63岁。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市场导向经济发展的坚定支持者，李鹏和姚依林倾向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专搞安全的乔石立场居中。实际上，他们全号称是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只是在风格、方法、步伐和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强烈愿望，因此，没有那个政治家敢于自称搞其它东西。
其它一些重要的党内职务任命有，陈云担任两百人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胡启立担任四人书记处的负责人。
随着保守派的大部分批评被抑制，改革派获得了全速前进的授权。但是，他们知道，退休的老人没有放弃他们的影响。他们愿意退休或许是因为达成了这样的谅解：他们支持的人选李鹏将任命为政治局常委，并将在以后出任总理。事实上，在十三大闭幕后刚过了三周，李鹏就被任命为代总理，随后在1988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总理。
李鹏是一名早期革命烈士32的儿子，他在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家中长大。李鹏17岁入党，194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电机，六年后回国。他作为一名电力和能源专家扶摇直上，接近党内元老陈云、彭真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等人，得到党内保守派、政府部门中周恩来的拥护者，以及在各条战线上占据重要岗位的五十年代留苏学生的广泛支持。李鹏对他的教育背景很敏感，因此他特别申明不赞成苏联的经济制度和中央计划。在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不久，于1987年11月2日宣称："认定我支持中央计划经济的断言完全是个误解。(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重组。"在他被任命为代总理时，宣布支持"在继续保持安定团结并一如既往地执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同时" 执行改革开放政策。33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国家调节市场，市场指导企业"，可能是李鹏的一个贡献。34
2.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强硬保守派不断指责，其它许多人也总是有疑惑，觉得市场导向机制根本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论调对进步运动来说正是如鲠在喉。然而，做经济发展工作必须承认市场因素，而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是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对改革派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一套理论框架，用来论证他们的工作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在社会主义的范围内极其需要也被允许的事物。经过一段长时期在黑暗中的摸索，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新概念：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市场因素、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以及多种所有制为特征的混合经济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套理论支持的鼓励下，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充满信心地宣布："改革只是一个使中国得以振兴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赵紫阳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由于中国以前落后的生产力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国没有经过适当的资本主义阶段。坚持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机械的思维，将犯政治上的右倾错误。但认为中国可以跳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也将是乌托邦的思维，将犯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赵紫阳总结说，"在这个(初级)阶段中，我们将完成其它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赵紫阳宣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场十九世纪的欧洲理论家不可能预见到的实验。
我们不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条件下，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我们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听从书本，也不能机械地模仿其它国家(苏联)的模式。相反，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这些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找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赵紫阳敦促国人寻找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方法，以避免经济结构僵化，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套理论沿着以下的思路继续发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中心任务是结束贫困和落后。它不再是阶级斗争，虽然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矛盾仍然存在。要确保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必须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一百年，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时私有生产手段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它将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中叶，那时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长期的过程将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达到翻一番的水平，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第二个时期，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达到生活小康的水平；第三个时期，到下世纪中叶达到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享有的富裕水平。要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是关键。35
持续令中国痛苦的问题是："改革是不是正在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不是有一种新的衡量标准"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倾向于把"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把"中央计划"与苏联或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中共领导人现在满足于这样的观点：市场机制和中央计划都是"中性的手段和方法，它们并不决定一个社会根本的经济制度"。36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采纳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巧，采用以多种所有制为特征的混合经济，并让普通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一种流行的说法称："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能推动经济发展便是好的，而妨碍经济发展便不是好的。"这些观念听起来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何其相似。
2.3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一种西式的改革，将不会涉及包含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三权分立和不同政党轮流执政等形式的完备的民主制度。相反，它仅仅意味着提高行政效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消除人员过剩现象。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将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日常运转分离开来。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将由间接控制来取代，并对官僚机构进行从上到下的合理化，建立量才录用的公务员制度。
按照中共领导层的说法，中国必须保持独特的政府形式及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色。在提高普通群众参政意识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集中制、和"多党"合作将继续运作。通过发展有效的司法制度，人民的权利将得到保护，不受官员和不合法程序的粗暴侵犯。通过这种途径，社会主义民主就能建立起来。
2.4评价 中共十三大之所以值得重视，有以下几个原因。它有力地将中国推上了加速经济发展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道路。没有其它哪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自愿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的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发现，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果不容纳市场机制，就无法有效运转。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似乎发现了同样的道理，但中国在苏联之前就挣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中国已经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发明了一种符合现实的理论，而不是使"现实适应于理论"。37邓小平将经济改革变成了一种获得人民广泛支持的不可逆转的义务。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仍然拖着几乎整个苏联官僚体系，"开着低档吃力地慢慢爬坡"。有识之士相信，中国经济成功的可能性比苏联大。38
但是，中共十三大虽然成就斐然，却也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首先，它的成果并不代表进步改革派的明确胜利，而只是党内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妥协。保守的老一代人退而不休，能够继续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阻挠更加激烈的开禁。39许多敏感的问题，如价格放开、通货膨胀、国有企业租赁给私人经营、破产法、土地使用权(实为私人所有权的委婉词)的转让等，仍然显得是一触即发的禁区。尤其是赵紫阳最赞赏的温州私有制模式，仍然将触发争论。
第二，邓小平安排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却丝毫没有保证赵紫阳能继承他担任统帅和最高领导人。在过去，所有被指定的接班人都在掌权之前就下台了：刘少奇在1966年，林彪在1972年，华国锋在1978年。任何共产党国家都天生存在着领导人继承的不稳定。常识促使人发问，即使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有生之年得到邓的保护，那么邓小平逝世以后又将会怎么样呢？就这一点而言，如果要取得稳定的话，就必须使法治取代人治。
第三，加速的经济发展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必然会使"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经久不衰的"体用"之争等问题再次出现。十三大回避了这些问题。
第四，党政职能分离将影响几百万人的既得利益。贯彻这一方针会是极度缓慢而艰难的。
第五，四项基本原则的至高无上排除了共产党以外的任何统治的可能，也排除了共产党允许范围之外的任何自由。只有极少数的不同政见者被允许存在--如一位著名天体物理学家、一位知名记者、一位作家或一位艺术家--那只是为了做做样子，仅此而已，但宽容的程度是严格控制、严格限定的。
总而言之，十三大表示了各派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此而言，十三大称得上是成功的。但探索民主、多元化和人权等更高的目标，则需要有另一次长征。
3.沿海经济发展规划
在1987-1988年间，中国逐渐发展了一套沿海地区的经济战略，根据这套战略，将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使之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起来。沿海经济发展规划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1)从国外进口原材料，(2)向世界市场出口加工制成品以赚取外汇。由此积累起来的基金将用于购买高科技现代设备，这意味着帮助为中国的重工业筹措资金。这些反过来又将帮助农业的发展。沿海经济将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生产过程的两头--原材料的供应和制成品的销售--都深深参与世界经济。外国材料的进口在一开始被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的内地省份不能提供这些材料；但随着条件的改善，中国的西北地区可以提供一些原材料。从长远来看，全国都能从中获利。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是1978年12月采纳的对外开放政策之必然延伸。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一直在向着更大开放和更密切国际接触的方向发展，体现在1979年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十四个港口的开放；再后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开放，以及1985年海南岛被确定为第五个经济区。沿海经济发展规划表明中央现实地承认了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各个地区间不可能以同步的速度发展，中国现在应加速沿海地区的发展，以便最大限度地从出口贸易中获利。
这个规划的理论基础由一位34岁的经济设计师于1987年6月提出。这位设计师有力地解释了使中国的沿海经济融入国际市场的好处，它将构成一个循环，进口加工用的原材料，再出口制成品换取外汇，为中国的现代化筹措资金。40这项规划提出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期五到七年，在其中，沿海将建成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别是在纺织、食品、小电器和轻工业产品领域。与此同时，将努力改善沿海与内地省份的交通，但对重工业的投资将必须等到出口挣够了外国资本之后再进行。第二个阶段也是五到七年，其间，内地产品将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大大地扩展维持劳动密集型工业能力的对外交往。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0年，其问，尖端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产品出口将大大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将相应减少。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将流向高技术生产，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在第一阶段中，约有六千万农村劳动力可以被吸收进出口导向活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将吸收1.2亿农村劳动力。到本世纪末，中国将能够每年出口价值1,500亿美元的产品，这将要求年出口增长率达到12%。与其它一些国家在其经济发展顶峰时期的出口增长率相比，中国预期的这个增长率也不过分高：日本当时是17%，巴西是16%，南韩是40%。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考虑了自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的独特的二元化经济结构。在苏联的影响下，重工业得到了优先对待，轻工业则被忽视了；农业更是保持在很低的技术水平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捆在土地上。在这样的二元化结构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更大的工业化解放更多的劳动力，但发展高科技将排除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劳动密集型工业趋向于增加消耗，但发展尖端工业则需要资本。从哪里找资本到全球市场去寻找!
中国的沿海地区非常适合于搞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性工业，因为这里具有丰富的优秀劳动力--聪明、勤劳、素质相对较高但也很廉价。这些地区还具备相当多的科学技术资讯和较好的电讯设施，这些为集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于一体的活动提供了合适的环境。确实，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乡村工业欣欣向荣：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和辽东半岛都是如此--简言之，沿海地区包括了广州、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等省；辽东半岛的南端(旅顺和大连)。乡村工业一向是自力更生、高效和自负盈亏的。在1987年，它们拥有8,500万训练有素的劳工，生产出价值4,500亿元人民币的货物，超过了农业部门的产值。这支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队伍，如果转向出口导向的话，将使中国至少在二十年里处在比亚洲四小龙更有利、更有竞争力的地位上。41此外，日本、南韩和台湾的货币正在升值，而美元和人民币则在贬值，这就使中国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更具吸引力。中国的沿海愿意"加工外来原材料"，"根据规格书接受外来订单"并"组装外来零部件"；中国政府则愿意"补贴与中国产品做交易的外国商人"("三来一补")。
沿海经济发展规划引起了锐意改革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注意，并在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十三大之后，赵紫阳于1987年11月和1988年1月两次视察了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完全相信了这个规划的可行性。他那份乐观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的全力支持。42邓小平在1988年1月23日对这份规划的批示为："完全同意。你们一定要大胆、快速向前走，不要错过这个关键的机会!"431988年2月6日，政治局正式批准了这份规划，并指示沿海各省市领导努力完成这项规划，在各自的管区内欢迎外国投资，兴建合资项目，并欢迎外国专家参与管理中国企业。
沿海发展战略必须被看作是一项改革派们独创的高超举措，他们通过这项战略把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又阻止了保守派把中国经济推回到中央计划和经济孤立老路上去的任何企图。但是这项规划也使中国严重地依赖于国际经济，使它听凭变幻无常的国际经济的支配，从而剥夺了中国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权力。中国的产品必须以高质量来同其它太平洋国家的出口产品竞争，以确保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要争取到外国的订单和合同，就必须在外国建立起推销网络，这就要求中国培养大批销售和交易代表，他们应通晓外语、市场形势和国际商务的做法。此外，要使这项计划获得成功，时间是根本。如果在二十或三十年前就做这项工作，中国也许已经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驾齐驱了。但现在，由于西方和日本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以及九十年代初全球经济放慢或衰退的隐约威胁，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更加强硬的抵制。归根究底，沿海经济发展规划的采纳证实了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共产主义本身无法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它需要资本主义的帮助。
4.动荡中的社会：通货膨胀和道德败坏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官方宣布的幅度在1985年是12.5%，1986年是7%，1987年是8%，但非官方的估计是每年20%到30%。所有工薪阶层都感受到了涨价的急剧冲击，他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以及最重要的社会伦理都受到了影响。毫无疑问，在各种改革措施中，价格放开和工资调整是最痛苦也最不成功的。政府下决心实行物价改革，因为以往对副食品、食油、住房以及其它所有东西的补贴制度忽视了价值规律，消耗了国家预算。政府认定，价格放开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与其将来受苦，不如暂时受点委屈。但是，对人民来说，放开价格导致了总是比工资调整更快的价格上涨。1988年5、6月间，对四种副食品(猪肉、鸡蛋、蔬菜和食糖)的控制放开了，大城市中的价格一夜间猛增了30-60%。政府向每个工人补贴10元人民币，每个大学生补贴8元，每个中学生补贴7元，但这根本不能抵销价格的上涨，尽管政府声称过去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减缓了解控的痛苦。44
通货膨胀加剧了政府中的腐败，高干子女的裙带作风、走后门和黑市交易。一位政府顾问承认："在今天，不靠贿赂官员要想办成任何事几乎是不可能的。"45获利的动机压倒了其它一切考虑。一种货物经常标四种价格：国家定价、市场价、议价和外宾价。飞机票和火车票不仅是难买，而且对不同的旅客标不同的价格。要求大学通过搞副业赚钱来补贴教育。有见识的人士担心中国会变成"全民皆商"。社会上流行起一切"向钱看"的口号。占便宜、坑蒙拐骗、经济犯罪等情形到处蔓延；旅店、饭馆和国家机关普遍出现了敲竹杠和乱收费的现象。
八十年代普遍的困难似乎降低了人们的自我价值观，使他们变得脾气暴躁、心情郁闷。生活中充斥了冷漠、麻木和粗野。心理学家指出，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彻底的沮丧和无奈，而不是他们喜欢粗暴。人们已经在为经济麻烦苦苦挣扎，涨价给他们焦虑的心情增加了另一个重负。眼看着存款不断由于涨价而消蚀，人们害怕1945-1949年间的那种价格飞涨会重演，因此拼命想办法对付这种情形。
在1983年到1988年间，大部分城市工薪阶层发现购买能力下降了100%甚至更多；生活水平急剧降低了。1988年在一家好饭店吃一顿饭花的钱是1983年的五倍。1956年，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挣55元人民币，能够养活一家四口，但到1988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涨到133元，却还无法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他每天的工资只够买两只西瓜！按黄金比价来算，1987年他的收入只值1979年的49%，1956年的15.7%。
1987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要把收入的35%到45%花在吃上，另外25%到35%花在其它生活必需品上。46这样就剩不下多少钱支付其它所有的必要开销了。挫折引起了焦虑、自私、不满和粗野。社会道德降低到瓦解的地步。价值观的混乱和管理的无序比比皆是。
放开价格为涨价提供了时机，但通货膨胀的另外两个基本原因也不应忽视。一是在1984-1988年间货币供应每年增长了20%，导致了纸币发行的迅速增加。二是银行储蓄(3,075亿元人民币)和流动资金中的大量过剩现金--到1987年底约4,200亿元人民币。人们时常冲到银行提钱，以便赶在新一轮涨价之前购买必需品。当太多的钱抢购太少的商品时，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便出现了。
公众对涨价的不满和抗议，促使政治局于1988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好几次争论激烈的会议。总书记赵紫阳继续主张价格改革是经济重组的核心，而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则主张，即使不是停止，至少应放慢价格放开，理由是工资增长跟不上价格增长的步伐。最后，对公众不满的关注占了上风。政府采取了控制信贷、紧缩银根、约束基建和资本支出等措施，让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8月，中央宣布，在1988年余下的时间里和1989年中，不再会有进一步的价格放开。人民歇了一口气。
但是，有一批人似乎在这段动荡时日里发迹起来。他们是那些崭露头角的个体企业家和个体户，这些人大都从事手工艺品、小制作、家用器具维修和销售、运输和消费服务业等行业。由于他们勤劳、有眼光、善于判断、勇于冒险和妥善经营而取得了成功--这在任何其它国家也是一样的。在1988年6月，这些私营企业有225,000家，雇用360万人。国家承认这些企业合法，理由是它们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个体户成为百万富翁。辽宁沈阳的一个农民组织了一个运输队，1987年赚了一百万元人民币。另一位企业家投资一百万元建一座轧钢厂，雇用的在册员工有一百人。福州市一位31岁的年轻人经营一家柯达胶卷冲印店，控制有53.9万美元的资产，住在一幢价值10.8万美元、带空调的房子里。一位木雕"大王"雇用三千名工人，积聚了两千万美元的资产。北京的一位摩托车头盔制造商经营极其成功，以致一家外国公司主动提出与他合股，支付他82,000美元的年薪。47在较小的规模上，许多没什么文化的个体经营者一小店铺主、茶农、出租车主--一年挣三万到十万元，是教授和外科医生年薪的十到三十倍。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一些最缺钱的人转而犯罪，从事盗挖古墓的勾当，希望立即致富。48
追求金钱的疯狂是不是把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大多数中国的理论家认为不，因为私营企业的总产值几乎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然而，企业精神却抓住了中国人的心。因此，艾柯卡(Lee Iacocca)自传的中译本竟成了1987-1988年最畅销的书，也就不让人吃惊了，这本自传宣扬的便是个人的创造力。50
在这样的气氛中，思想意识的首要地位被削弱了，导致了方向的模糊和自我怀疑的兴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重让位于更加现实的评估。赵紫阳称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是"失去的二十年"，邓小平则在1988年6月劝告来访的莫桑比克总统"不要搞社会主剥。51一位中国理论家发问："谁知道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出马克思想像的技术世界中。"52另一位理论家称，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列宁"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见到多少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长处，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际上意味着采纳资本主义的一些机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完全正当的。53
1988年的中国处在动荡之中。马克思主义秩序已基本消逝了，但替代它的秩序尚未诞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7%，而通货膨胀率达到26%，它正经历着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经历的日益强烈的痛苦。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日，经济的活跃、意识形态的混乱、世风的日下和腐败的普遍，构成了一幅极端矛盾的景象，在其中，一种新的秩序正在挣扎着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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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刘宾雁：《第二种忠诫》，香港《争呜》杂志，第10期，第48-61页（1985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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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Wortzel, Larry M.， Class in China: Stratification in a Classless Society (New York, 1987).
【注释：】
1 安徽大学和合肥工学院。
2 方励之教授以3,503票当选；温元凯教授以2,406票当选；学生领袖沙马[音译]以2,164票当选；第四位情况不详。
3《十月评论》，香港，专刊(1987年)，第14期，第4-5号、6-8页。
4 主要来自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也有少数来自复旦大学。
5 Los Angeles Times，Jan．6，1987．这位抗议者为自己知道这部著名美国影片的名称"Gone with the Wind"而自豪。
6 何东昌，中央委员。
7 Los Angeles Times，Dec．31，1986。
8 江泽民。
9 Los Angeles Times，Dec．22，1986．
10 费孝通教授。
11 他们中的一位叫杨伟(音译)，32岁，硕士，1983－1986年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习，获该校的分子生物学硕士。1986年1月在上海被捕，一直到12月才审判。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进行"反革命"活动，包括参与上海的一次亲民主示威，并与中国民主联盟及其刊物《中国之春》有牵连。中国民主联盟的总部和刊物设在纽约，严厉批评中国缺乏民主。
12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6，1988．
13《人民日报》，1987年1月6日。采用"自由化"而不是"自由主义"一词，是为了表示一种正在展开的过程而非一种状态_其间有微妙的区别。
14 魏京生。
15 U．S．Dept．of State，Bureau of Public Affairs，Washington，D．C．，"President Reagan，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U．S．and China," April 27，1984．
16 Los Angeles Times，April 28，1984．
17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1984．
18 Sino Express, New York，May 6，1984．
19 沙叶新，转引自Los Angeles Times，Jan．7，1987．
20 方励之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的要点：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1986年11月18日在同济大学的演讲，1986年9月27日在安徽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
21 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使用的内部材料：批判方励之和刘宾雁，转载于《九十年代》，香港，1987年6月，第37-40页。
22 王若望对邓小平观点的批评用了这样的标题，<两极分化之我见_与邓小平同志商榷>，《工人日报》，深圳经济特区，1986年11月12日，转载于《九十年代》，香港，1987年2月，第58-59页。
23 Shang Rongguang，"Bridging Ocean-Wide Chasm," Beijing Review，Jan．18-24，1988，31．他的名字是刘尊棋，76岁。
24 中央文件，1987年第2及4号，转载在《潮流月刊》，香港，1987年4月15日，第14－17页。
25 彭真和另外三名权力很大的理论家邓力群、胡乔木和薄一波全是政治局委员，他们有时被说成是新四人帮。两位军方领导人是总参谋长杨得志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
26 他们当中有：苏绍智，哲学家和改革理论家，马列研究所所长；王若水，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吴祖光，剧作家；还有其它几个作家。他们被要求退党。
27 中央文件，1987年第2及4号。
28 赵紫阳批评了三名带头的保守派理论家邓力群、胡乔木和薄一波。
29 外国来访者中有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新加坡第一副总理、日本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团。
30 Beijing Review，Nov．2-8，1987，10，12，18-19；News and World Report，Oct．12，1987，41．
31 Beijing Review, Nov．16-22，1987，6．
32 李硕勋。
33 Los Angeles Times，Nov．25，1987．
34 Beijing Review，Nov．2-8，1987，12．
35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6 David Holly, "New Leaders，Reforms to be Weighted at Chinese Party Congress," Los Angeles Times，Oct．24，1987．
37 Henry A．Kissinger, "China Now Changing Rules and Ruling Party," Los Angeles Times，Oct．25，1987．
38 Joseph C．Harsch，"A New Look,"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5，1987，and "Fortunes Shift for Leaders of World's Three Powers," ibid．，Nov．6，1987．
39 Adi Ignatius， "China's Party Meeting Unlikely to Seattle Success Issu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23，1987．
40 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_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北京，1988年1月23日(原书注日期有误，该文实刊登在1月5日上。_译者)。这篇讨论文章中的观点提供了本节中的大部分内容。
41 1987年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台湾和南韩同类工人工资的五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工人工资的八分之一。香港《大公报》，1988年2月12日，第1版。
42 这份报告的英文摘要题目为"Chao on Coastal Areas' Development Strategy," Bejing Review，Feb．8-14，1988．18-23．
43 香港《大公报》，1988年3月21日，第2版。
44 Beijing Review，May 23-29，1988，10；June 20-26，1988，7-9．
45 Newsweek，Hong Kong，June 6，1988，25-26．
46 Feng Ching，"The Life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Beijing Review, July 4-10，1988，21-26．
47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9，1988；Oct．4，1988．Asiaweek，Hong Kong，
July 1，1988，19；U．S．News and World Report, Sept．8，1986．
48 China Daily，Bejing，June 28，1988．
49 Beijing Review，July 18-24，1988，12-13．
50 U．S．News and World Report，Feb．8，1988，30．
51 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总统。 Asiaweek，Hong Kong，July 1，1988，18．
52 U．S．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8，1988，30．
53 Asiaweek，July 1，1988，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