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由于中美两国国内的不利形势，两国关系进展甚微。在中国，激进的四人帮势力处在鼎盛时期，并正计划抢班夺权；他们的路线是坚定地排外，对与资本主义的美国搞任何和解抱有怀疑。在美国，对中国的承认因台湾问题而步履维艰，因为北京坚持满足三项条件：(1)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2)废除1954年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3)美国军队撤出台湾。从全球角度来看，接受这些条件将被看作是抛弃台湾，并使美国对盟友所作承诺的可信性受到质疑。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国际形象的一面镜子，故解决台湾问题具有了超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之外的附加意义。
据称，尼克松总统准备承认北京，但由于水门事件而未能做到。尼克松的政治前景越来越依赖于国会中保守派人士的支持，这帮人是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而且，尼克松能否保住总统职位显得远比对中国的外交承认更加迫切。他深深地陷入了为维护其政治生命所作的拼搏，因而未能在对华事务上采取行动。1
在尼克松辞职后，过渡总统福特先是面临了越南局势崩溃的灾难，接着又越来越企盼赢得1976年大选，他因此被捆住了手脚。福特虽然原则上赞成正常化，但他也意识到，需要得到保守派势力的支持，因而未为承认中国作任何动作。福特的继承人卡特(Jimmy Carter)也在原则上赞同正常化，但在任期的第一年便被以下这些麻烦搞得焦头烂额：巴拿马运河条约问题、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苏联--古巴在非洲的活动、中东问题。这些紧迫的问题都需要得到国会中保守派的支持，而这些保守派人士经常自认为是"台湾的朋友"。
确实，台湾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横亘在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敏感障碍。美国的公众与论反对与台湾断交，但是也赞成承认中国。2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实现正常化，如何来保全台湾政治家们同意，要是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就不会显得是抛弃了一个忠实的盟友，并大大减轻有关美国的信誉及其对其它国家所承担义务等方面的问题。
在中美双方感到已作好实现正常化的准备之前，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必须要有所缓和。最后，主要是由于中国政策的改变，僵局被打破了。中方转而作出了一些微妙的让步，对这些让步，美国的三届总统已等待了将近七年。
1.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在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总统辞职之后的三年里，中国方面时常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缺乏进展表现出不耐烦。卡特总统看不出有什么紧迫的理由要去迁就北京，尤其是当时似乎还找不到一条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宜之策。然而，他感受到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外交政策班子和开明的民主党人士对他施加的压力，这些人强烈要求为承认中国而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关系。等待时机的卡特派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前往北京执行一项"试探性使命"，实际上这是一项没有任何实质的"接触"使命。
1.1万斯访华 1977年8月21日-25日，万斯在中国进行访问。虽然他是卡特政府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中国政府的接待却颇为冷淡。3万斯建议在北京建立美国大使馆，而在台北设立一个联络处，但中国方面拒绝这个想法，坚持要美国满足前述的三项条件。关于在正常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连谈都没谈。4中方不愿承担以非武力方式解放台湾的义务。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次使命投入得很少，获得的也很少。由于巴拿马运河条约正在等待国会的批准，华府觉得无需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仓促"行动。但是，中国认为万斯之行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倒退。
1.2布热津斯基访华 如果说万斯在中国得到的接待很不热情的话，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访华(1978年5月20-22日)的情形则迥然相异，他成为中方竭力争取的对象。随着华府意识到苏联对中美轴心的恐惧猜疑，将是美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一张强有力底牌，对中国作出让步便突然被认为是"切实可行"的了。华府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三项要求，同时希望中国不用武力去取台湾，亦不反对在正常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宣称："美国总统期待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决心与贵方一同克服在我们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道路上仍存在的障碍。"他评论说，美国拥有与中国一样的决心，"抵制任何国家寻求建立全球或地区霸权的努力"，并接着称"我们两国都不容忍国际侵略者，他们打着不结盟的幌子在非洲推行大国的野心。我们两国都不寻求通过武力向我们的邻国强加政治服从。"5
为了表明美国的诚意，布热津斯基向中方透露了两份秘密文件的内容：第十号"总统评论备忘录"(美国对世界形势的评估)和第十八号"总统令"(总统安全政策实施计划)。另外一些美国专家与中国的专家就国防、技术和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尽管没有公开宣布正常化事宜，布热津斯基在私下里向华国锋和邓小平通报，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准备为实现这一目标展开认真的谈判。6中方对布热津斯基的访问感到满意，称之为"向前迈了两步"。
1.3朝向正常化 1978年10月，卡特作出了有关正常化的最重大决定。卡特总统刚刚在埃及总统萨达特(Anwar el-Sadat)与以色列总理贝京(Manachem Begin)举行的戴维营(Camp David)谈判中成功地扮演了调解人，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比较牢靠了，认定他终于可以废除美国对台湾所负的义务，于是确定1979年1月1日为外交承认中国的最后期限。美国方面慎重地考虑到，到那个时候，埃以条约将已签署，在那样一个愉快的气氛中，任何对政府处理台湾做法的批评都将显得无能为力。7另一方面，如果中东协议泡汤，成功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将有助于向美国选民证明卡特具备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政治家才能。卡特想要塑造一个勇于决断的总统形象，希望利用中国来推进与苏联人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超越参议员肯尼迪(Edwafd Kennedy)等一帮鼓吹承认中国的开明人士的风头。8
曾当过联合汽车工会主席的伍德科克是一位经验丰富及娴熟的谈判者。11月，他向北京政府递呈了一份联合公报的草稿，中方对此的反应是要求作一些澄清。随后，邓小平副总理出人意料地宣布，他愿意访问美国--这是他愿意谈判成功的一个讯号。12月4日，中方提呈了他们对联合公报的修改稿，12月11日，邓小平收到了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
1978年12月15日，忧心忡忡的卡特总统作了一次匆忙安排的电视露面，宣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同意在1979年元旦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包括在次年3月1日互派大使，设立大使馆。美国将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并将根据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提前一年先行告知的条款，在1980年元旦废除该项条约。总统保证"不会牺牲"台湾：美国将通过非正式代表继续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美台关系将包括出售武器。随后，他以明显愉悦的神情宣布，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访问美国。
大部分美国人虽然对"猛然抛弃"台湾国民政府感到遗憾，但也觉得很难反对一个简单的可行性对比：与中国大陆九亿人建立关系相对于与台湾的一千七百万人保持关系。9通过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卡特表现出了一名意志坚定的总统形象，他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利益超过了他在公众支持率方面的损失。10
与此同时，华国锋主席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他特别指出，中国不喜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与台湾保持文化和商务关系，但它不想让这些问题妨碍正常化。
《联合公报》的要点如下：11
1．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开系。
2．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开系。
3．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再次强调：
a．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b．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c．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它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d．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知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e．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
4．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及建立大使馆。
美国方面就台湾问题单独发布了一份声明：12
l．同日，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之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2．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
3．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解决。
显然，主动打开台湾问题僵局的是中国一方，而邓小平则是主要的发起人。正常化将使他取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未能取得的成就，将使他得以访问美国，使中国扩大贸易，并使中国得以获取美国的科学、技术、资金和贷款。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中国非常清楚，它缺乏对台湾岛发动攻击的海军力量，并且，它正埋头搞四个现代化，显然不会想对台湾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困难的且已经拖延良久的战争。接受现状是权宜之举，因为这使中国得到了美国承认它对台湾拥有主权，虽然并不是立即占有它。13
北京接受了新的观念，即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比台湾更重要。1978年11月的苏越条约含有很强的军事同盟的意味，可能刺激了中国人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纽带。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两个昔日盟友越来越深的担忧，或许促使了它与从前的西方敌人和好。中国甚至有可能已经在为日益恶化的柬埔寨局势而考虑与越南进行军事行动，它或许指望利用一个友好的美国来遏止苏联的卷入。无论如何，苏联的报纸对中国寻求与美国和西方勾结的动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1.4与台湾的关系 为了缓和对台湾的打击，卡特于1978年12月27日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前赴台北，率团的是副国务卿克里斯托佛(Warren Christopher)。14他带来了以下的口信：尽管终止了正式的关系，美国希望商务和文化联系将继续发展。美国代表团遇上了一万名愤怒的抗议人群。
蒋经国总统对代表团称，他的政府和人民对华府在与北京达成协议前没有事先与台北磋商感到愤慨。他坚持，未来的台美关系应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进行，他的政府应被承认为实际控制台湾的政府，它将继续表现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美国只准备讨论一项非官方、非政府接触的框架。两天的谈判努力没有结果，代表团无功而还地回国了。
美国与台湾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除了共同防御条约外，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着五十九项次要一些的条约和协议。这些条约和协定保护双方在农产品、原子能、航空、产权、药品控制、经济和技术合作、教育、投资担保、海事、邮政、税收和商务贸易等方面的特殊关系。15
美国在台湾的的投资是相当可观的。在台湾经商的美国大公司包括像Bank of America，Chase Manhattan Bank，Citicorp，American Express，Ford，RCA，Union Carbide，Zenith，and Coming Glass等商界巨头。1978年，220家美国公司在台湾拥有5亿美元的投资。161978年，台湾繁荣的外贸总额达237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一(73亿美元)是对美国的贸易。显然，美国与台湾的经济纽带是不会轻易被削弱的；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便是人们期望这些联系将继续发展，而不管什么外交承认被撤销。
在最初的气愤发作之后，台湾领导人平静了下来，以尊严、勤职和自立经受住了这场政治风暴。他们意识到自己担当不起过分触怒美国，因为与美国的联系，虽然是非官方的，对台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17
由于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如期于1979年3月1日关闭，因此就必须指定替代机构来处理继续下去的美台关系。国民政府竭力争取某种官方地位，而美方谈判者则坚持非官方关系。1979年2月15日，双方终于商定，在台北设立一个美国在台协会代替大使馆，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照料台湾的利益，该委员会在九个城市设立类似于领事的分会。美国在台协会的职务将由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担任，他们将不具备任何官街。
与此同时，国会发表了几个决议，以表达对台湾前途的关注。1979年3月10日，参众两院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两个文本稍有不同的法案(《美中关系法》或《与台湾关系法》)，批准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同意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法案表达了美国决心维持与台湾人民的广泛关系，并"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统一这项法案的两个版本需要由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进行协调，法案的最后定本于3月28日在参议院(85对4票)和众议院(339对50票)得到了通过。
1.5越南入侵柬埔寨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得不到公开承认但极有可能的反响，是越南在苏联庇护下入侵柬埔寨。越东关系一直在恶化。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实际上的军事同盟。在美国宣布承认中国的十天以后，越南入侵了柬埔寨。1979年1月7日，经过半个月惊人有效的闪电战之后，越南军队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中国支持的波尔波特(Pol Pot)政权。柬埔寨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干预，而中国则把这场入侵看作是苏联在亚洲谋取霸权的证明，并迅速将部队调往中越边境。
尽管美国承认中国与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得到证实的，但许多人私下都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确实刺激了苏联和越南对柬埔寨采取行动。18中国面临着如何对待这场入侵的困难抉择。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肯定将有助于中国人评估美国的态度。
1.6邓小平访美 短小精干的邓小平副总理于1979年1月28日飞抵华府，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这是三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美国，这使华府安排了比通常更豪华、更正式的接待规格。虽然邓小平在中国的正式官衔仅位居第三，但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华府急于想让他看一看美国，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和多样性，并理解国会在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私下希望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讲话和缓，且不要发表什么刺激苏联的声明。
在抵达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白宫出席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仪式上鸣放十九响礼炮，并由来宾检阅仪仗队。卡特总统欢呼这次访问是两国"重新修好和崭新开端的时刻"，称"这是长久关闭的窗户重新被打开的和解的一天"。邓小平在答词中表示感谢，但也不失时机地对苏联进行了不指名的抨击："今天的世界远不那么平静。不仅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而且引发战争的因素正明显地增加。"在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及其随员作了四个小时的会谈。
几百名公司总裁、国会议员和其它美国要员出席了白宫的欢迎晚宴。在宴会上，邓小平对苏联威胁世界和平作了又一次含蓄但明白无误的激烈抨击："在建交公报中，我们双方都庄严地承担了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并将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豪华的晚宴之后，宾主前往肯尼迪中心观看美国音乐舞蹈表演和哈林队(Harlem Globetrotters)精彩绝伦的篮球表演。但晚会的中心却是邓小平。他既是观众，也是光彩照人的表演者。他登上舞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并亲吻合唱团小演员的前额，这完全是美国政治家竞选公职的风格。副总统蒙代尔(Mondale)调侃说："幸亏您不是美国公民，不然您是会当选上您想得到的任何职位的。"19
在会见美国参议员和众议院时，邓小平震撼了国会山庄。关于台湾问题，他指出中国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说法，而是改称"统一"祖国：
我们将充分尊重台湾的实际情况，直到达成台湾回归祖国、实现中国的统一。我们将允许台湾的现存制度和它的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我们将允许台湾的地方政府与日本和美国等国人民保持民间关系。通过这种政策，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实现和平统一。我们中国人是有耐心的。但是，中国不能承诺不使用其它手段。
这些话使参议员杰克逊(Henry Jackson)等国会议员感到放心，他们当然希望能得到更明确的不使用武力的保证，但他们尊重邓小平在行使中国的选择权力时的谨慎做法。
至于苏联，邓小平的批评非常尖锐。虽然他不反对美国将与苏联达成的任何战略武器协议，但他强调"你们不能相信俄国人"。议员们听了都点头表示同意。但单独会见新闻记者时，邓小平更激烈地谴责苏联，敦促建立一条由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等组成的联合阵线，遏制俄国在全世界的扩张。他指责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建议美国应谴责这两个国家，或至少应谴责越南。邓小平坚持称，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邓小平精彩地扮演了亲善大使的角色。他与卡特培植起了热情的友谊，并以他的机智、幽默和适度的自信倾倒了美国国会。他那机敏的仪态举止--握手、拥抱、亲吻、微笑、大笑和玩笑--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喜爱，让他们觉得，这样一个戴牛仔帽豪放的人，即使是个共产党人，也是很难叫人恨得起来的。中国人则通过电视卫星跟随了邓小平的每个行踪，心中无限自豪、开心。以前传说邓是一个直率、好争、容易发怒的人，但现在许多记者到处看，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物。邓小平把自己的形象塑造为一个热情洋溢的普通人，而不是斗志昂扬的革命者。他极力地表明，虽然中国贫穷落后，但它决不是国际乞丐。它需要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但也能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一个广大有利的市场。由于邓小平极具感染力的人格和他对公众心理的了如指掌，亦由于美国人喜欢新鲜并崇拜新的名人，邓小平的杰出表现使美国人在心灵上向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次访问还有一个具备同等建设性的成就，那就是邓小平亲眼目睹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现代化经济的运行。行政部门虽然权力巨大，但却有限制，邓小平看到了国会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独特作用。在参观福特公司的一个装配工厂、休斯机械公司和约翰逊太空中心时，邓小平认识到了美国企业管理的高效率，它能运用太空时代的技术和勤奋的员工提高显然舒适的美国生活水平。邓小平学到的许多东西很有可能在设计中国的未来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对自己美国之行的结果很满意。他和外交部长黄华与卡特和万斯签署了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和领事关系方面的三项协议。最后一项协议规定中国在旧金山和休斯敦设立领事馆，美国则在广州和上海设立领事馆。在致卡特的告别辞中，邓小平称这次访问"完全成功"，并表示他相信中美关系"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巨大的进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兴奋和希望甚至超过了邓小平的乐观情绪，他们现在能够公开地自由地相互了解对方，这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
1.7中国入侵越南 1979年2月17日，在邓小平回国后刚过了一星期，中国军队大规模侵入了越南。入侵的名义是对越南人无数次侵犯中国领土实施报复，但实际上，这是中国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与越南在接受了二十五年多中国的援助后公然忘恩负义的惩罚。
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向胡志明提供了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著名的奠边府战役(1954年)，就是越南人主要用中国的武器、在中国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美国介入越南的鼎盛时期(1964-1971年)，中国派遣了三十万技术人员和部队前往越南，帮助他们开展防空、工程、铁路修筑、道路修复和后勤设施等工作；其中约有一万人献出了生命。1950年到1978年间，中国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总计约在150亿到200亿之间，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20
做出了这么多友谊的举动，中国指望越南能表示出感激和善意，但一当河内控制整个越南，它便对中国无所表示了。或许是担心中国的巨大影响，越南拒绝对中国的依赖，反而转向苏联寻求帮助。居住在越南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逐渐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虐待，接着发生了迫害浪潮，约有十六万华人被迫逃难。极度侮辱的是越南与苏联缔结了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友好和共同防御条约，这项条约的意图是使苏联包围中国，也表明了越南狠毒地抵制中国。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老挝及随后中国支持的波尔波特政权之垮台，令中国忍无可忍。
邓小平在逗留华盛顿期间，公开说要"教训教训越南"，但他没有点明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国人想打一场快速的战争--像1962年入侵印度一样--轻松取胜，并在苏联能作出适当反应的决定之前迅速撤退。这是一场邓小平认为值得进行的合算的冒险。他预计，由于中国新近获得的国际联系，苏联不会作武装干预。为了平息世界与论，中国在入侵一开始就宣布，这将是一场时间短暂的有限行动，中国绝对没有意图侵占越南领土。
中国的入侵投入了25万部队、数百坦克、战斗机及火炮，沿450英里的战线分十个方向展开。这样的规模表明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在一开始推进神速，进展顺利，一星期内攻克了边境附近越南的四个省会城市。21然而，他们的推进不久就大大迟缓了，主要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中国人曾希望吸引敌军投入决战，众而歼之，但越南人有意避免直接较量。在60万越南军队中，约有三分之二驻扎在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执行"占领任务"。越南方面不想抽调这些部队而冒危及这些地区安全的风险，它的计划是只动用地方部队和民兵来与中国军队作战，从而将它的精锐部队保全下来免遭围歼。
随着战争的拖沓，中国迅速取胜的前景暗淡了下来，而苏联报复的危险也相应增加。3月1日，中国提出和谈建议的同时，加强了对谅山的代价高昂的进攻。人们普遍相信，甚至希望，中国方面一当攻占谅山，就能宣称得胜而凯旋回国。3月2日，谅山城几乎完全被夷平，越南人撤离该城，部署到周围山地。中国兵终于占领了谅山，但这个胜利来得很艰苦，也不怎么显眼一离中国人梦想的速战速胜目标有很大的距离。在攻占了越南北疆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和省会城市之后，中国宣称已完成了它的目标，宣布停火。3月5日，北京宣布中国军队经过十七天的战斗之后开始撤退，次日，河内同意举行和谈。至3月16日，中国完成了撤军。
西方军事专家很困惑，中国为什么要为了很小的收获而冒这么大的风险，其中包括苏联的军事干预。他们没有理解，当中国被从前乞求它帮助的国家抛弃时，它有了被羞辱和被出卖的双重感受。而越南对待中国和其它弱小邻国日益傲慢的态度以及它与苏联的结盟，更加深了中国的被出卖感。中国感到，这样一种公然的敌对必须予以回击，否则中国的信誉就完了。邓小平还想向世界显示，中国不害怕战争，也不畏惧苏联干预的威胁。
如果说中国教训了越南的话，它自己也得到了一个教训：如果不好好整顿军备的话，中国就无法有效地打一场现代战争，另外，战争的经济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十七天的行动中，中国遭受了46,000人的伤亡，损失了四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共耗费13.6亿美元。国家贫瘠的资源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直接对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迫使1980年度的军费预算削减了19亿美元。同时，军事上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也日益成为必不可少的目标。
2.商务和其它关系的正常化
在中国获得外交承认之后，中美双方展开了一系列谈判，以促使贸易、文化、科学关系，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关系正常化。中国尚未取得最惠国待遇，这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极难有竞争力。要让华府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首先必须解决被没收的美国在华资产和被冻结的中国在美资产问题。
2.1债务协议和商务协议 在1979年3月1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变成正式大使馆之后的第二天，年轻时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萨尔(Michael Blumenthal)与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草签了一项协定，解决了关于"被冻结资产和被没收产权"的纠纷。这些纠纷可追溯到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其时，杜鲁门总统为响应中国的参战，冻结了价值8,050万美元中国在美资产。中国对此实行报复，没收了由美国教会、公司、学校和个人拥有的在华财产，价值1.969亿美元。事实上，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这些有争议的美国财产就已经在中国控制之中了。总共有384份美国的产权，其中最大的产权是由Boise Cascade Corporation拥有的。
在北京草签的协议使中国得以保留美国的财产，但要支付8,050万美元来偿还全部的美方产权--大约相当于用4角1美分偿还1美元。中国将在1979年10月1日支付3,000万美元，余款采用分期付款，每年10月支付1,010万美元，到1984年付清。美国方面将"解冻"价值8,05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但其中有多少属于中国政府，多少属于在中国境内外的银行、公司、学校和个人，就不得而知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付款虽然与它被冻结的资产金额相等，却不与冻结资产挂钩--美国产权人将立即得到他们的赔款。这在国际协议中是很少见的。与其它一些这类的国际协议相比，这显得是一项很有利的协议，中国的赔偿比美国人曾期望的更有利些。22
这项草签的协议只需由两国政府的代表正式签署就能生效，无需提交各自的议会批准。为了签署这项协议并谈判一项新的商务协议，华府派贸易部长克雷普斯(Juanita Kreps)前往中国。1979年5月11日，她与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签署了关于"被冻结资产一被没收产权"的协定，最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纠纷。
此时，谈判一项商务条约的道路扫清了，这项商务条约将相互给与对方最惠国待遇，允许商人在对方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对专利、商标和版权提供相互保护，并将使按章开展银行储汇交易成为可能。这些问题每一项都要求得到详细的讨论，一直到克雷普斯访问的最后一天，双方才达成并草签了一份协议。
两个月后，这项商务协议正式签署了，但部分是由于美方担心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国会的批准被耽搁了。
不可能那么快就总结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好处--它们永远在发展着，对它们的评估受着评估人的不同立场和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异。但是，所有人都能同样地领悟到一些非常基本的好处。首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中国最能符合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虽然人们极为关注台湾的安全，但相比于美国承认大陆政府之前，台湾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并没有受到被武力占领的更大威胁。中国不断呼吁台湾与大陆统一，这种姿态缓和了许多人感觉到的极度的紧张局势。中美文化纽带的扩展，使中国得以谨慎地选择现代化的模式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同时也使抱着浓厚兴趣和欣赏力的美国得以从容地走进中华民族智慧、技艺和艺术的巨大宝库，其中既有传统的珍宝，也有现代的事物。中国得以更便利地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将有利于它进行迈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而正当美国需要增加出口之时，美国的商品获得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尽管仍是有限的)市场。最后，中国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将能捍卫亚洲的现存和平，而中美之间的联系构建了一个新型的、更加均衡的三角力量，这使世界得以从动荡不安的美苏两极格局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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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2nd cd．(New York，1980)，244．
2 The New York Times．Dec．15，1978，8．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23，1977．
4 此处系根据邓小平副总理的说法,参见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ept．8，1977，3。
5 The New York Times，May 21，24，1978．
6 Martin：Tolchin，"How China and the U．S．Toppled Barriers to Normalization," The New York Times，Dec．18，1978，A12．
7 Fox Butterfield，"After Camp David，Carter Set a Date forr China Ties," The New York Times，Dec．18．1978，A12．
8 同上注。
9 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58%的人赞成总统的行动，而24%的人反对，18%的人不表态。The New York Times，Jan．14，1979。
10 Stanley D．Bachrack，"The Death Rattle of the China Lobby," Los Angeles Times, Dec．20，1978．
11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lected Documents No．9：U.S．Policy Toward China，July l5．1971-January l5．1979, Offi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Jan．1979，45-46．
12 同上注，48。
13 Linda Mathews，"Is the U．S．About to Take a Dragon by the Tail" Los Angeles Times，Feb．11，1979．
14 随访的有法律顾问Herbert Hansell和美国太平洋驻军司令Maurice Weisner上将。
15 The New York Times，Dec．18，1978，A10．
16 Ross Terili，The Future of China (New York，1978)，201．
17 Los Angeles Times，Dec．25，1978．
18 CBS radio broadcast by Marvin Kalb，Jan．9，1979．
19 U.S. News & World Report，Feb．12，1979，26．
20 台北《中央日报》，1979年7月31日，12月7日，1981年10月15日。
21 老街，莱州、高平和芒街。
22 Anthony M．Soloman，"When 41(美分符号)on the dollar is a good deal，"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r．28，1979．Mr．Soloman当时是美国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与苏联达成的一个类似协议是12美分支付1美元；舆匈牙利的是30美分；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是40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