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邓小平和中国的新秩序
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主席面临着三个紧迫的问题：(1)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合法性；(2)邓小平的复出；(3)重新调整经济发展计划，推动现代化建设。关于接班问题，叶剑英和邓小平的支持者1认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只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而不代表党的意愿，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选举，党章有专门的规定。言下之意，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看起来不符合党章；但是，如果华国锋同意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话，这个合法性问题便可以商量，甚至可以放弃。因此，这两个问题是可以抵销的。叶帅和副总理李先念极其希望平稳地过渡到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他们进行了斡旋，结果，华国锋原则上同意重新起用邓小平，并修改五年计划以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1976年11月下旬，华国锋宣布，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将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和其它人支持他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三项决议，确认了此前政治局的一些决定。第一项决议是追认华国锋担任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第二项决议同意华国锋的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些都是党政军部门的高级职务。第三项决议谴责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批判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同志"，"疯狂攻击并错误批判邓小平同志"，"极端仇视并大肆反对"毛主席挑选华国锋同志担任接班人，并"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实行反革命复辟"。四人帮被正式开除出党。2
1.邓小平争取政治控制权
1.1权力基础的扩大 邓小平期望通过为在毛泽东和四人帮统治时期受迫害的人平反来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他坚决反对那些参与文化大革命并与四人帮勾结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批判他及阻止他接替周恩来职务的人。这些人包括华国锋(他是在毛泽东的庇护下青云直上的)、汪东兴(毛泽东的警卫头领)、吴德(北京市市长)、纪登奎(一位教条式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不批评华国锋，而是批判他的同伙，肃清他的政治外围，这样就将中心架空了。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扶植一些能干、年轻的拥护者，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以便让他们能够贯彻他的经济政策。
但是，邓小平也不局限于对某些人的批判或任命一些"年轻人才"；他同时挑战"毛泽东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至高无上地位，以推翻其从前对手的意识形态权力基础。为此，他在1978年5月和6月宣布了两项非常明智的指导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其言下之意是，一项政策或一个行动是否正确，不必再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标准来加以检验；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本身必须接受事实、实践和真理的检验。关于毛泽东的领导，及他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灾难所应负的责任等问题，成为四人帮倒台后政府主要的关注。
1.2"经济挂帅"：清除反对派和输入"新鲜血液"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标志着从毛泽东去世以后的过渡时期的结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迅速地上升为中国政坛最大权力的人物。中共抛弃了毛泽东的"政治挂帅"，代之以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希望到2000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国家。任何不同意这条路线的人都将被清除，任何违背这条路线的活动都将被终止。这样，虽然一些分歧的观点得到某种程度的容忍，但像在"民主墙"上张贴批评政府的大字报这类的反对行动却不被容忍。3党和政府担心，过分大的自由会搞乱脆弱的安定局面；但是，他们也决心不去扼杀国家新的目标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主动性和热情。他们的妥协导致了一种受到适当控制的"有节制的民主"。
消除国内分歧的倾向并不光是针对民主墙。四位对邓小平及其政策持冷淡或反感态度的政治局委员，也被解除了在党政部门的高级职务。另一方面，邓小平的两位得力门生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能干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在党务方面的助手胡耀邦。胡耀邦还出任新改组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主管党的日常事务。
与此同时，使邓小平得益匪浅的平反工作继续开展。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期间曾与邓小平一起被打倒及蒙受羞辱，为了洗刷他的名声，中共决定给与他平反昭雪。1980年5月17日为刘少奇举行了全国性的追悼会，他被称赞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个事件被看作是对文革价值观的批驳和对毛泽东一贯正确观念的否定。
1.3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980年8月29日- 9月10日)上，邓小平一派的人达到了权力的顶峰。邓小平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党政部门职能分开和废除干部任用的终身制。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他的改组计划，保证要使权力有序地移交给较年轻的实干家们的集体领导，确保他们在邓小平和其它年长领导人谢世后，能继续从事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华国锋辞去了总理职务，提名赵紫阳做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和其它六位副总理也辞去职务，辞职理由或者是年事已高，或者是另任要职，或者是"自愿"让位。
必须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只审议有关政府的任命。那些引退或辞职的人仍保留着党内的职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其它四位副总理则仍然担任着政治局委员。随着赵紫阳出任总理和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实干派牢牢地控制了党和政府部门。中国似乎做好了以前的在位者仍然健在时进行的有序的权力交接，这为以后的领导人开创了先例，避免以往痛苦的政治动荡。
2.毛泽东的非神化
在其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毛泽东作为中国"集列宁和斯大林于一身"的人物，被神化为绝对不会做错事的全知全智的半神。
一当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毛泽东的形象立即黯然失色。他对四人帮崛起所负的责任是众所周知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揭露他。领导者小心翼翼地引用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说的话来批驳他后来的政策，但非毛化不得不谨慎地加以对待，因为，经1977年的党代会确认地位的华国锋，其职位的合法性主要是源于毛泽东的庇护。华国锋尊重毛泽东的遗产，以便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同时对毛泽东作重新解释，以满足他在新时期和新环境中的需要。
中国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毛泽东对中国近来灾难所负责任的问题。在提出答案以前，中共将周恩来提升到与毛泽东几乎平起平坐的位置，结束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获推举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泽东的夫人沦为阶下囚与周恩来的夫人荣登高位，象征了一种将毛泽东非神化的全民共识。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年中，涌现出一股日益强烈的解脱感和迈向新起点的使命感。毛泽东或四人帮所推行的观念框架，显然不再符合现实生活，现在的新秩序是稳定、团结、纪律和发展经济。革命的豪言壮语和文化上的不宽容，曾经将中国沦为毫无艺术气息的思想沙漠，现在让位于某种程度的松绑和表达自由。四人帮强加的文化禁锢(即中国只需要八部样板戏，或"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被批判为扼杀创造力的荒谬之举。曾经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之象征和帝国主义走狗"的贝多芬、莫扎特和莎士比亚，在1977年中期重新露面了，而所谓"封建旧时代产物"的李白和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作品也重新亮相了。
随着1977年7月邓小平的复出，对毛泽东的非神化加速了。毛泽东的塑像先是遭到含蓄的批评，后来则受到公开的批判而被陆续搬迁掉了。在这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就违反了毛泽东的著名宣言，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邓小平的"经济挂帅"得到胜利，确立为新路线。
197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的报纸重新刊登了毛泽东在1962年发表的一份讲话，讲话表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了错误，对经济规划、工业和商业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就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还是懂得不多......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4刊登这份讲话的实际用意再明确不过了--毛泽东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而是一个会犯错误的人。
1978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悄然度过。不久以后，作为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之象征的红卫兵也解散了；"红宝书"销声匿迹，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报头栏也不见了。在整个1978年下半年，大字报和其它文章不停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这表明人们一致的行动，对毛泽东进行非神化，侵蚀他神圣般的形象。《人民日报》社论逐步地称呼"毛泽东同志"而不再是"毛主席"，并提出了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批评，现在文革被称为是"十年浩劫"。
邓小平的两项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击中了毛泽东思想的要害。确实，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实践获得成功之前，也只是理论，而不是真理。5毛泽东自己曾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6
11月22日一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字报，运用邓小平的口号来评论毛泽东的成就：
我们不怀疑毛主席的巨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犯错误......毛泽东是个人，不是神。我们必须给与他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言论自由就是一句空谈。现在是全体中国人挣脱强加在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枷锁的时候了。7
人们找到一种对毛泽东进行非神化的聪明的方法，即用邓小平的观念来评判毛泽东的行动，用马克思的话和毛泽东早期的话来批驳后期的毛泽东。这种方法也冲击了一些人的地位，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依赖于毛泽东的地位。
1979年9月，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又了无声息地过去。到次年的春天，大部分公共场所的毛泽东画像被清除走，街头十字路口那些写着毛主席语录的标语牌也大多拆除。1980年3月，中共对已经死掉的康生进行批判，此人是毛泽东麾下的特务头子。到1980年中期，毛泽东珍爱的生产样板、大寨大队和大庆油田,丧失了"示范样板"的地位--大寨被宣布为是失败的典型，而大庆则被揭露效率低下，不讲科学。甚至是毛泽东的革命摇篮延安(作者曾在1980年5月走访过那里)，也处于一种没有多少人关注的状态。延安被看作是往昔的革命圣地，而人们当前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上。
这些非毛泽东化的行动，是党内一直进行着的一场激烈争论的外在表现，这场争论涉及的是关于毛泽东领导的性质和对他的责任的评价。中共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仔细地考察了毛泽东思想，并鉴于他在其二十七年的统治时期内未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给与他"抽象的肯定但具体的否定"。另一方面，"凡是派"--即那些完全服从毛泽东指示的人--仍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并想以革命来统帅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实事求是"只不过是邓小平企图砍倒毛泽东旗帜的又一个巧妙的口号而已。
关于毛泽东日益下降的威信的分歧继续存在着，在此期间，叶剑英元帅在197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对毛泽东的领导及其失误的一份审慎的责难：
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
叶剑英考察了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明确了在毛泽东的引导下党所犯的错误：
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1957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叶剑英指责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他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
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8
中共通过这种方式抛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把他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恢复他凡人的面貌。不过，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悬而未决：对毛泽东的批判应走得多远。1980年2月，叶剑英针对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倾向，提出了一项诚恳的建议：
我们可以通过决议承认我党的错误。我们可以为刘少奇洗刷名声，给与他非常高的肯定性评价。但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毛泽东，挖我们自己的墙脚......苏联人迁了斯大林的墓，我们就对毛泽东来个鞭尸。这不就刺激人民提问，社会主义对在哪里共产主义好在哪里吗我们可以偶尔打自己的耳光，但我们不能也没有时间完全重新开始。反对毛泽东的那些人不一定全错，正如支持他的那些人也不一定全对一样。反对他的人和支持他的人都是他的跟随者。跟随他是对还是错呢谁把毛泽东抬得那么高、给与他那么大的权力是不是全国人民？那是党、党中央和党领导下的军队......如果我们要追根到底，我们将发现，责任不在毛泽东一个人那里。我们全都有责任。9
大部分党员都抱有与叶剑英一样的折衷感受，特别是那些农村地区和在文革期间或文革以后入党的党员，他们的人数占三千八百万党员中的一半。他们反对苛刻的批判毛泽东；他毕竟是个人而不是神。对他作全面否定将冒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风险。
无疑，中共既不会否认毛泽东的贡献，也不会掩饰他的错误，特别是他在"十年浩劫"中起的作用。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将在1981年中期的党代会上作出。在此期间，由华国锋负责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进行修订，这暗示了对这位编辑者和他所选篇目的不满。这样，不仅是毛泽东的地位，而且连他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地位也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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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如许世友和韦国清将军，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许世友还是广州军区司令，而韦国清则是广东省第一书记。
2 Richard C．Thornton, "The Political Succession to Mao Tse-tung," Issues and Studies，XIV：6：47-49 (June 1978)；《红旗》杂志，1977年，第8期，第7-8页。
3 民运领袖魏京生被囚禁了十五年，1993年9月，他被提前半年释放。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全力申请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释放魏京生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
4《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5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自己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参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
6 <科学和迷信>，《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日。
7 转载在1979年1月3日的《中央日报》上。
8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9 转载在1980年4月30日的《中央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