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粉碎四人帮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凶年。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失去三位伟大领袖的悲伤之中：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及毛泽东主席分别在1、7及9月先后逝世。一系列自然灾害更加重了人们的悲痛之情：7月，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北京东南105英里处的工业城市唐山；在随后两个月里，黄河发生了七次洪水泛滥。伴随着这些灾难和政治不稳定的是，由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人)挑起的接班危机。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真可谓充满了中国人所说的"天灾人祸"。这是一个悲哀的时刻，但正如黎明前的黑暗一样，它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一种新秩序正努力从混乱中脱胎而出，这个新秩序将带给人民更加安定、进步和更美好生活的期待。
1.国家领导人的逝世
1.1周恩来(1898-1976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去世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他是党和政府的擎天柱，一直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发挥着缓冲作用。周恩来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彻底混乱中拯救了出来，并协助阻止了四人帮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周恩来在清朝末年出生于绍兴的一个乡绅家庭。他就读于南开中学，之后前往日本深造。1920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与同学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支持者。自1949年起一直到去世，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服从毛泽东变幻无常的领导，默默地掌握政府的运作，不动声色地缓和毛泽东的某些过激行为。
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和温文尔雅的老练。他那精干的风度和对世界事务的广博见识折服了所有外国来访者。尼克松总统说："在二十世纪中，就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只有很少一些人能够与周恩来媲美......他的敏捷、达观和睿智无人能予匹敌，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1
早在1972年，周恩来就备受癌症的折磨，他似乎策划了让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担任副总理，并推荐他做接班人。激进派报之以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周恩来继续工作，即使在1974年夏入院治疗后也是如此。他在病床上处理国家事务，接见来宾，偶尔也公开露面。他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五周年国庆庆典，并在1975年1月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这份报告为后来被称为"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奠定了基础。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前列的强国。
七十八岁的周恩来逝世了，九亿中国人无不哀悼这位备受敬爱的护国长者，深切缅怀这位进行革命斗争和操劳国家事务的伟人。他长期以来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在"十年动乱"(也即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懈努力，使他当之无愧地赢得了人民的景仰。
1.2华国锋的崛起 周恩来曾谨慎地推荐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在周恩来住院治疗的最后一年，邓小平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接见外国领导人。然而，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后不久，邓小平就从公众场合消失了，政府没有任何解释。2月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不改悔"的当权派。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极力推荐第二副总理张春桥出任总理，但许多党内和军队的高级干部都不接受张春桥。2月7日，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任命第六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为代总理。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不满这个选择，但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受到妻子的压力，想过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但又不想贸然触犯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人。毛泽东似乎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选择了华国锋。华国锋是一位思想上可靠的忠实信徒，他将担任总理之职，直到江青一伙能接管政权。华国锋是一位农业专家，曾担任过毛泽东故乡省份湖南省的第一书记，选择他显然是一种妥协，因为他与务实派和激进派都没有瓜葛。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任命华国锋，巧妙地挫败了周恩来安排邓小平接班的计划。2
在任命华国锋之后不久的清明节期间，爆发了一个重大事件。清明节是中国人按传统祭奠祖坟的节日。在3月29日到4月4日之间，数目不断的人每天前往天安门祭奠已故的周总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纪念碑成了周总理的象征性陵墓。当警察和保安人员搬走花圈时，激怒了群众。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十万名抗议的群众，高呼"秦始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并张贴支持邓小平的标语，朗诵赞扬周恩来和邓小平及影射毛泽东的诗歌。3群众的情绪很快达到白热化的地步，示威活动无法控制。狂热的示威者放火烧四辆摩托车，砸碎一座军营的窗户，随后警察、公安和民兵驱散了群众。
北京市长吴德把这场暴乱与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人联系起来。邓小平遭公开指责为罪魁祸首、走资派和"右倾翻案风的幕后总指挥"。两天以后(4月7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宣布邓小平的"问题已经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解除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正式宣布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44月8日，十万名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声援新诞生的领导集体。华国锋成为总理接班斗争中出人意料的胜利者。
4月30日，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三条重要的亲笔指示：(1)"慢慢来，不着急"，(2)"按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5华国锋把这些指示看作是表明了毛泽东指定他为接班人的意思。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恼怒的四人帮的面出示了前两条指示，四人帮一伙现在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了，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新的敌人。华国锋保持了冷静，他暗中留下了第三条指示以备日后之用。
1.3唐山大地震 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和接班斗争的政治动荡似乎还是不足够的苦难，1976年7月28日，在拥有160万居民的煤炭中心唐山，又发生了一场里克特制(Richter)八点二级的大地震。地震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并给附近的大城市天津带来了相当大的破坏，天津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有430万。唐山市化作一堆废墟。一份政府的秘密报告统计出655,237人死亡、779,000人受伤，但中国地震学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要低得多。6根据传统，中国人把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看作是社会政治巨变的预兆。
1.4毛泽东(1892-1976年) 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受帕金森氏疾病的折磨，这是一种慢性恶化的疾病，引起肌肉僵硬和颤抖。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他的健康因一次中风而迅速恶化，这次中风影响了左半边身体，损害了语言机能。他每天会交替出现清醒舒服和神志不清的时刻，因此等候他接见的外国政要会接到奇怪的会见时间和突然的通知。他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只有等待历史有时间整理他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影响之后，才能对毛泽东做出全面的评价；现在则只能作一些初步的评价。对中国来说，毛泽东是集列宁和斯大林于一身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纪中叶最成功的伟大的革命家。他最大的成就，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相信解放农民是解放中国的前奏。他发明了一套组织农民包围城市的策略，并为第三世界树立了成功的革命榜样。他打算把这套战略运用到国际舞台上，鼓励第三世界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最终摧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在他的一生中，毛泽东经受着一种持久的不安分情绪的推动。他造他父亲的反，造地主资本家的反，造国民党统治的反，造苏联控制和修正主义的反，最后造他自己的政党和老战友们的反。他急不及待地要求变化，想一下子改变国家、社会和人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在内心是一个追求纯真的人，他造就不间断的变革，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使国家和人民疲于奔命。国家的巨大精力都消耗在群众运动和内部争斗之上。他二十七年的统治几乎没有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什么改善。
因此，在1949年革命成功后，毛泽东似乎是江郎才尽了。引导他夺取政权的才华，不能引导他成功地治理这个庞大散乱的国家。经过解放后最初的几年实践，毛泽东的领导显得步履蹒跚。反右运动(1957年)对知识分子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而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正是中国所急需的。人民公社开展得太匆忙；大跃进倒退了回去；与彭德怀的斗争是不明智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遭受的毁灭性破坏，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扶植江青做国家领导人和可能的接班人的主意，违背了人民及毛泽东的老同事的愿望。在他的最后岁月里，毛泽东本人越来越深地陷入作茧自缚的境地，对他一向声称自己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情感反应迟钝。他在去世时是一个孤独、悲哀的人，他那种改造人性、将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没有实现。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历史的透视，将能对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作出一个全面性的评价。至于现在，我个人对他一生的浅见可以用以下的话来概括：
革命有余，建国不足。
2.四人帮
2.1四人帮的阴谋 由于缺乏和平交接权力的宪法机制，当在位的领导人去世时，便会出现接班危机。毛泽东去世后突然爆发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是由他的夫人江青挑起的。江青期望接毛泽东的班当党的主席，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已经主管中央宣传部的姚文元也许会再担任一些职务，承担"文化沙皇"的角色。这四个构成中央文革小组核心的人物，勾结起来策划夺取政权，但他们的主要障碍是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也作为毛泽东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所指的对象，华国锋有着牢固的接班权利。他还得到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是毛泽东的首席警卫，是有两万人之众的8341部队的首长。
江青依靠的王牌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她手里还剩下的赌注是控制着新闻媒体以及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等关键地方的城市民兵。7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四人帮就已经策划向上海民兵分发枪支弹药，建立一个"全国民兵总指挥部"，以图与北京的中央军委抗衡。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六百万发弹药分发给了上海民兵。8
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对江青及其同伙十分讨厌，但只要毛泽东还在世，他们就没有力量反对这帮人。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私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发动一场反政变才能制止四人帮篡夺政权。他们委托国防部长叶剑英去做微妙的工作，与华国锋培养友谊，向他保证他们将支持他做毛泽东的接班人。9
另一股反江青势力也在悄悄地行动。4月份被解职的邓小平遭到四人帮的逼迫，他在叶剑英和许世友的保护下逃往广州。这三人和另外几个人，包括日后的总书记赵紫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与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建立联盟对抗四人帮，并以广州为大本营。如果江青篡夺了政权，他们将建立一个临时中央与她抗衡。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悄悄回到北京静候事态的发展。10
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策划暗杀政治局委员，以华国锋、叶剑英和其它几个人为主要目标。面对共同的威胁，华叶二人成了紧密的盟友，他们采取了发动政变所需的准备措施，包括笼络汪东兴。这样，一个三方联合建立了起来，在其中，叶剑英是策划者，华国锋制定行动计划，汪东兴则负责实施计划。首先必须稳住上海。为此需要有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的帮助，他在沪宁地区有着广泛的关系网，通过他可以得到上海警备区司令的合作，在城市民兵动手之前就控制住这个关键的城市。11在北京，华国锋得到了陈锡联司令员和吴德市长的支持，并与卫戍区部队、解放军总部和8341部队保持着合作。
在9月18日的追悼会上，华国锋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暗示他已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华国锋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三要三不要"指示：(1)"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2)"要团结，不要分裂"；(3)"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2不能忽视这段引语的意义，因为毛泽东在最早作这些指示的场合，曾警告他的夫人及其同伙"不要搞四人帮"。
2.2十月六日政变 到9月底，政治局举行了几次爆炸性十足的会议。江青指出华国锋不能胜任领导党的重担，要求让她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反驳说他不仅能够胜任，而且还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过后想一想，这是一种表明他有意要清除四人帮的预兆。
10月5日凌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五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北京卫戍区司令陈锡联、副总理李先念(他是邓小平的同盟者)。他们决定抢在四人帮发动政变之前迅速采取果断行动，一举逮捕对方的四个头目。华国锋和叶剑英负责各个方面，陈锡联受命担负保卫北京的重任，汪东兴则负责逮捕四人帮。与此同时，广州军区进入警戒状态，随时准备接到命令就派两个师空运到北京。
接着，华国锋邀请四人帮在10月5日深夜赴中南海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王洪文最先到达。他拒捕时打死了两名警卫，但自己也受了伤被制服。张春桥和姚文元随后赶到，两人都落入了圈套。当前往拘拿江青时，江青还躺在床上。她大叫："主席尸骨未寒，你们竟敢造反!"1310月6日清晨，四人帮一伙被一网打尽。这四人隔离关押在北。
10月7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分别向政治局作了两份报告，叶剑英作了一份报告。这些报告包括了对四人帮的详细指控，它们肯定事先就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写好了。四人帮被如此干脆顺利地粉碎，竟然没有引发任何内部纷争问题；这场胜利必须归功于那三位核心人物，他们具备多年的警卫和军事经验。政治局推举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军委主席，授权他主管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4
10月24日，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华国锋在军队高级将领的陪同下微笑着出席庆祝仪式，这显示了军方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表明了军队继续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被欢呼为党的"英明领袖"、接毛主席班的"伟大舵手"，几乎完全具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秀品德的卓越领导人。15次日，经过整顿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稍后，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中共党史上的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其重要性几乎同遵义会议(1935年)相等，并赞扬华国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16
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华国锋的胜利。作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拥有在位领导人的所有优势。他获得了军队和党内领导人的支持，赢得了汪东兴和8341部队的合作。他把握住了国家的脉搏，深知人民痛恨江青及其同伙；他通过将四人帮粉碎表达了人民的"共同心愿"。最后，他曾担任林彪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他明白，林彪倒台的主要原因就是犹豫不决，所以他果断及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将阴谋者一举打垮。
另一方面，四人帮的失败归根到底要追溯到毛泽东的去世。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这四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对不合作者肆意挥舞大棒。他们虐待了几千名德高望重的长者和领导人，利用打砸抢分子和特工人员欺压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此外，四人帮过着颓废、特权的资产阶级私生活。比如，江青保留一架"银白色"的喷射飞机供自己专用，享用最昂贵的德国照相设备，穿着丝绸服饰，在奢华的场合招待客人。17尽管这些过分的行为脱离了群众，玷污了中国革命的理想，但毛泽东的保护却有效地制止了对他们的批评。
四人帮虚弱不堪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军事力量与媒体控制之间的不对称。四人帮控制不了军队，只控制新闻媒体，而媒体是缺乏组织和火力的。因此他们非常依赖对媒体和文化舞台的控制来制造公众舆论，营造出一种夸大的权力形象。他们听到了响亮的支持聋，也受到了广泛的报道，这些东西或许诱使他们认为自己非常强大，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那么强大。此外，江青过分相信，身为毛泽东的夫人，没人敢反对她。但事实是，一当她成为毛的遗孀，她的命运就完了。
四人帮遭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他们被斥责为阴谋家、极左分子、反革命和国民党的代表。
3.毛泽东与四人帮
要使毛泽东与四人帮脱离关系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四人帮；没有他的夫人，四人帮就没有一个可以安心受保护的首领江青从前是个左翼电影演员，长征以后来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两人堕入了情网，毛泽东要迎娶她，令第三任妻子惊愕不已，她强烈抗议，拒绝与毛离婚。高级干部也不赞成这桩婚事，但两人还是在1939年结了婚。据说，在结婚之前，高级干部迫使毛泽东答应，他的这位妻子将永远不参与政治，或至少二十年里不从政。18
毛泽东认识到了江青想当主席的"大野心"，他也听过她在文革期间冤枉、伤害、逮捕并杀害了无数的人。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警告四人帮一伙："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1975年5月，他以"三要三不要"的指示警告他们，最后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19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察觉四人帮的过分行为，而且完全可以发一道清楚的指令，约束住四人帮的首领。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这表明了他作为党的主席和伟大舵手的失职。
美国剧作家米勒(Arthur Miller)在1978年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中国的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和剧院经理。他得悉中国有许多重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监禁及折磨。米勒认为，江青不可能在没有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做出这些不公正的事情，那是无法想象的。米勒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人可不是韭菜；他们的头断了是长不回来的"，米勒总结说："一个'帮派'没有得到伟大的舵手的同意，却能肆意蹂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能让人相信的。"20米勒认为，毛泽东的失职不能归咎于他的年老体弱，因为，在六十年代他身体健壮得能畅游长江6,500米的时候，也有人被关押、杀害。米勒德最后的断言是：四人帮"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是用来维护毛泽东神圣的声望的。"21
虽然毛泽东被九亿人民奉若神明，但他在日常私生活里，却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老态龙钟的丈夫而已．随着他越来越屈从于江青的压力，他丧失了关于国家事务的适当触觉。受裙带关系玷污的共产主义显示出了某种"社会封建主义"的色彩。然而，由于1976年的这些戏剧性事件和极左思潮的垮台，中国走向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希望出现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动力也出现了。
【参考书目：】
1.Barmé,Geremie R.,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Arrnonk, N.Y., 1996).
2.Bonavia, David, Verdict in Peking: The Trial of the Gang of Four (New York, 1984).
3.Chang, David W.，Zhou Enlai and Deng Xiaoping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uccession Crisis (Lanham, Md., 1983).
4.Ch'eri, Yung-sheng, "The 'October 6th Coup，and Hua Kuo-feng's Rise to Power," Issues & Studies, XV： 10:75-86 (Oct. 1979).
5.Cheng, i. Chester, Documents of Diss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Mao (Stanford, 1981).
6.Chi, Hs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tr. from The Seventies Magazine), (New York, 1977).
7.Domes, Jurgen, "The Gang of Four and Hua Kuo-feng: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vents in 1975-76，" The China Quarterly, 71:473497 (Sept, 1977).
8."Great Historic Victory；" Peking Review, 44:14-16 (Oct. 29, 1976).
9."How the 'Gang of Four' Used Shanghai as a Base to Usurp Party and State Power," Peking Review, 6:5-10 (Feb. 4, 1977).
10.Leng, Shao-chaurs, with Hungdah Chiu, Criminal Justice in Post-Mao China: Analysis and Documents (Albany, N.Y., J985).
11.Liu, Alan P, L.，"The Gang of Four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ian Survey, XIX:9:817-837.
12.Moralh, Inge, and Arthur Miller, Chinese Encounters (New Vork" 1979).
13.Nee, Victor, and James Feck (eds.),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5).
14.Oksenberg, Michel, and Sai-choung Yeung, "Hua Kuo-feng's Pre-Cultural Revolution Hunan Years, 1946-66: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Generalist" The China Quarterly, 69:3-53 (March 1977).
15.Oksenberg, Michel, "Evaluating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 Contemporary China, 111:2:102-111 (Summer 1979).
16.Onate, Andres D., "Hua Kuo-feng and the Arrest of the 'Gang of Four,"1 The China Quarterly, 75:540-565 (Sept. 1978).
17.Roots, John McCook, An Informal Biography of China's Legendary Chou En4ai (New York, 1978).
18.Schram, Stuart R" Mao Zedong, 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 (Hong Kong, 1983).
19.Teiwes, Frederick C.,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N.Y.，1984).
20.Terrill, Ross, White-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 (New York, 1984).
21.Tsou, Tang, "Mao Tse-tung Thought, the Last Struggle for Succession, and the Post-Mao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71:498-527 (Sept. 1977).
22.Wang, Hsueh-wen, "The 'Gang of Four' Incident: Official Expose by a CCPCC Document；' Issues Studies' XII1:9:46"58 (Sept. 1977).
23.Wilson, Dick (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Eng., 1977).
24.--，Chou: The Story of Zhou Bnlai, 1898-1976 (London. 1984).
Witke, Roxan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1977).
25.Wong, Paul, China's Higher Leadership in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 (New York, 1976).
【注释：】
1 The New York Times，Jan．9，1976，11－12．
2 Ch'en．Yung-sheng，"The'October 6th Coup'and Hua Kuo-feng's Rise to Power," Issues and Studies，XV：10：80-82(Oct．1979)．
3 毛泽东曾把自己比作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4 中共中央公告的英文译本载于 The New York Times, Apr．8，1976，16．
5 Piking Review，Dec．24，1976，8．也见Richard C．Thornton，"The Political Succession to Mao Tse-tung," Issues and Studies，XIV：6：35(June 1978)．
6 称有24万人死亡，164,000人受伤。Los Angeles Times，June 11，1977．
7 Chien T'ich，"The Chiang Ch'ing Faction and People's Military Forces," Issues and Studies，XII：1．：25(Jan．1976)．
8 Peking Review，Feb．4，1977，5-1O；Andres D．Onate，"Hua Kuo-feng and the Arrest of the 'Gang of Four'," The China Quarterly，75：555-56(Sept．1978)．
9 Ch'en Yung-sheng，78．
10 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的陈述，转引自Ch'en Yung-sheng，85-86．
11 Onate，556．
12 悼词全文见Peking Review, Sept．24，1976，12-16．
13 台北《中央日报》1980年9月23日报道。
14 推举华国锋一事被推测是在10月7日作出的，但可能要晚一些。10月7日最初发布的政治局公告没有提到华国锋的任命。1976年10月29日的Peking Review刊登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一文(第14页)，文章在过后宣布："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1976年10月7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5"华国锋同志是我党的英明领袖"和"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两篇文章刊登在Peking Review, No．44：14-16，Oct．29，1976；No．45：5-6，Nov．5，1976．
16 Peking Review，No．47，Nov．19，1976．
17 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1977)，37-38．
18 Witke，148-57，335．
19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
20 Inge Morath and Arthur MiIler, Chinese Encounters (New York，1979)，21，40．
21 同上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