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对抗的是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双方都自称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曾经是大明遗臣抗清基地1的台湾，成了一场新的抵抗运动的堡垒。
台湾又称"福摩萨"，葡萄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台湾坐落在亚洲大陆以东约一百英里、日本以南695英里处。以最宽点计算，这座岛峡长240英里，宽98英里，总面积13,844平方英里--大于荷兰，略小于瑞士，大约相当于美国麻萨诸塞(Massachusetts)、罗得岛(Rhode Island)和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的总和。2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同盟国许诺，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将在日本战败后交还给中国，据此，台湾在1945年回归了中国。
随着1948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处境的迅速恶化，蒋总统把眼光转向台湾，把它看作是一个避难的去处。为做好这个最后打算，他于1948年12月29日任命心腹干将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蒋于1949年1月21日辞去总统职位，随后他就隐退到宁波附近的老家，3为撤退到台湾岛制定应急方案。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正式辞去了政府职位，却仍然保留着国民党总裁之位，并控制着政府的军队和资金。随着1949年4月南京的陷落，国民政府崩溃指日可待。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抵抗基地，蒋命令将政府军和军事装备，以及价值三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和外汇撤运到台湾。虽然代总统李宗仁名义上仍然是大陆上的国家元首，蒋却在台湾担负起实际的领导。当国民政府最终于1949年12月迁到台湾时，李宗仁去美国"就医"。蒋于1950年3月1日重新出任民国总统一职。
为了支撑台湾的防御，蒋从几处前哨阵地进行了"战略"撤退。1950年4月和5月，政府军撤离了海南和舟山群岛，1953-54年间，流落在北越和滇缅边境地区的国民政府游击部队撤了回来。1954年1月，14,209名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共军队战俘参加了国民政府军队，加强了国民政府的军力。一年以后，即1955年1月，位于浙江附近海面大陈岛上的大批平民和部队撤回台湾。由于这些军队的回撤，加上一些新的训练和招募计划，台湾建立了一支六十万人的可观的军队，其中的五分之一驻扎在离大陆仅几英里外的金门岛和马祖岛。
1.美国的对台政策
美国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政策转了一个大圈子：从漠不关心到积极支持，又退回到适度的忽视，最终发展到1979年工月的撤销承认。在1949年下半年，华府看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崩溃，打算听任台湾的陷落。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一项不介入政策：
美国对台湾或其它任何中国的领土没有侵占意图。美国此刻根本不想在台湾获取特殊利益或权益，也不想在该地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没有动用其武装力量去干涉当前局势的任何意图。美国政府不会执行一项将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将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4
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对南韩发动进攻之后，这一政策转变了。杜鲁门在6月27日宣布，"共产主义已经越过了靠颠覆征服独立国家的界线，现在它将使用武装入侵和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5他命令第七舰队保卫台湾，阻止任何共产党军队的入侵，并敦促国民政府停止进攻大陆，以防止战事的扩散。随着这一政策转变，华府于1950年7月28日派遣了一名代办前往台北；三天后，麦克阿瑟将军拜会了蒋中正，讨论联合防御计划。8月4日，麦克阿瑟的副参谋长6抵达台北，建立与国民政府的常驻性联络。
因此，朝鲜战争标志了美台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为了使台湾"中立化"，同时防止它成为共产党的战利品，华府的"撒手"政策被抛弃了。当1950年10月中共"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的立场更加坚定不移。华府抵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反对接纳它进入联合国。与此同时，美国重新向台湾运输军事装备，并开始提供经济援助，从1950年6月1日到1951年6月30日，美国的援助总额达9,800万美元。7此外，在1951年4月，一个由116人组成、以蔡斯(William C．Chase)将军为团长的军事援助顾问团进驻台北，到1952年5月，该顾问团人数增加到四百人。台湾在美国的防御计划中获得了新的战略重要性。麦克阿瑟将军称台湾岛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位置十分理想，它既可用来完成进攻战略，同时又能挫败驻扎在冲绳和菲律宾的我方友军发起的防守或反攻行动。"81952年4月28日，日本决定与中国国民政府而非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平条约，这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政府的事业。鉴于国民政府对整个中国声称拥有合法管辖权，日本在条约中声明，该条约条款适用于目前以及"将来可能"由国民政府控制的所有领土。
台湾地位的改善反映在美国的驻台代办于1953年1月升格为大使9级别，以及1954年12月台湾与美国签订的一项共同防御协议上。中共在1954年秋和1958年试图攻占金门和马祖，但国民政府在美国的鼓动下坚决抵抗，挫败了中共的企图。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观点，即无论这些近海岛屿的军事价值如何，放弃这些岛屿就等于是屈膝投降。肯尼迪总统宣称，如果对这些岛屿的进攻在美国看来构成进攻台湾的前奏，华府就将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卫台湾。这样，台湾的安全就受到了美国的保护。在1971年之前，国民政府一直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
然而，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他将访问北京的声明，导致了一系列损害台湾国际地位的外交行动。第一个重大的打击是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及随后国民政府代表团撤出联合国以示抗议。接着是中美和解，随后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废除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的和平条约。这些事件在其它国家中引发了一种赶时髦的心理，一个又一个国家抛弃了台湾，转而支持北京声称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主张。1969年，台湾同六十五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到1974年10月，台湾只同三十二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且，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数目还继续下降。美国也逐渐朝这个方向挪动，这表现在1973年5月北京和华府之间相互设立联络处。最后，在1979年1月，美国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到1988年，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国家只剩下二十二个，虽然与它保持商务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五十一个。
2.政治结构
随着日本在1945年8月战败投降，台湾回归并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由陈仪10出任行政长官。选择陈仪是很糟糕的决定，因为他不是一个认真踏实的行政长官。他的任期内腐败盛行，大搞歧视，充斥着无数丑闻，包括公开拍卖充公的日本财产大获其利，并蛮横地歧视台湾人，把他们当作殖民地居民对待，不准他们在政府和大企业中担任行政和管理职位。那些原本欢迎国民政府接管的台湾人，很快便对陈仪的统治丧失了信心，逐渐认为他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要糟糕。最后，公众的义愤无法遏制，1947年2月28日，一场暴力起义爆发了。陈仪为争取时间假装妥协，同时请求大陆增派援兵，当援军抵达后便对台湾人大肆杀戮。尽管陈仪随后被撤职11多少缓和了局势，但他的错误统治大大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基业，刺激了台湾人反对大陆人。12一直到1949年1月陈诚出任主席之后，双方之间的怨恨关系才开始改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参与了省和地方的政府，当然，中央政府中的高级职位仍然是不对他们开放的。到1974年，大部分省政府职位中，有三分之一的内阁职位和几个重要城市的市长全由台湾人担任。
台湾的国民政府以总统为首脑，由一名秘书长和一名参谋总长协助他处理军政事务。五院制结构保持了下来，但几个院的职能和法律地位有了变化。立法院的权力增加了，而行政院的权力则相应缩小。行政院长的任命要由立法院同意，立法院还拥有质询权。立法委员由选举产生，再由他们相互遴选产生总统和副总统。立法院可以倡议立法，质询部长，审查财政预算，进行独立的调查--与训政时期的立法院相去甚远，训政时期的立法院只不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律起草部门而已。
司法院的构成也有了较大改变。它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1)"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法律和法令，由十七名成员组成，均由民国总统经监察院的同意任命；(2)"最高法院"；(3)"行政法院"；(4)"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监察院委员由省市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六年，监察院院长和副院长在该院委员中选举产生。考试院设一名院长、一名副院长和十九名委员，均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
台湾省省政府完全仿照五院制机构，只是没有外交部和国防部。省政府有自己的内政、财政、教育、农林、交通、公共卫生、公安等部门。从行政效率的角度来看，台湾存在两套并行的政府班子有点奢侈，让这样一个小岛来供养也有点困难。但是，这种机构重叠是一种政治需要，因为设立一个中央政府不仅可以证明它所声称的对全中国的管辖权，而且也代表着它最终要回到大陆去的希望。
尽管中华民国宣称自己是一个立宪制民主政府，但它没有给与人民像美国那样完全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理由是，在一个全民动员以进行"反共戡乱"的时期，必须做出一些限制。国民政府严格控制出版和传媒，不允许任何人散发马克思主义书刊，也不准任何人阅读共产主义读物，除非是经过特别准许。批评蒋及其家族和国民党统治的人，还有那些鼓吹台湾独立运动的人，都有可能被秘密警察拘捕。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与对中共渗透的高度警惕，使台湾岛处在戒严法管制之下，在民众当中造成了一种紧张和谨慎的情绪。国民政府剥夺公民自由的做法遭到了国外人士的批评，但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自己的限制措施作辩护，并提诸批评者比较一下台湾和大陆的自由程度。总体来说，台湾人民似乎接受了这些限制，并且认为这是过相对自由和富足的生活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是蒋的总统任期。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任期六年，可以连选连任第二任期。1948年，蒋首次在南京当选为总统，1954年他在台湾再次当选。在任总统能否第三次当选是个微妙而又从未有过的问题，随着1960年的临近，这个问题出现了。由于蒋不赞成修宪，1960年2月的国民大会决定，在"全民动员戡乱救国"时期暂时中止宪法限制总统任期届数的规定。1960年3月21日，蒋第三次当选为总统，陈诚当选为副总统。1966年他又第四次连任，严家淦当选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1972年，蒋第五次当选，严家淦当选为副总统，而蒋的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对中华民国来说，这是一个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的国际困境：国民政府代表团退出联合国，华府与北京达成和解，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部，86岁高龄的蒋健康状况恶化，到1974年5月以前一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政府要务由副总统和行政院长掌管；他们认识到，台湾的前途依赖于同台湾人达成谅解，台湾人已经被排斥在高级委员会之外达二十五年之久。行政院长蒋经国时年62岁，注定要做他父亲的接班人，他委任一些台湾人充任政府要职，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六名内阁成员、台湾省省长13和台北市市长。141972年12月，为选举立法院五十三个席位举行的大选，进一步扩大了台湾人在政府中的代表权。严家淦和蒋经国似乎掌握了确保未来台湾安定的三个重要秘诀：(1)蒋的接班问题；(2)接纳台湾人占据高级职位；(3)相应地放宽蒋的严厉控制，从而使现存政治程序自由化。在他们的领导下，国民政府在国际困境和北京的外交和心理攻势面前，默默地保持了尊严。国民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以对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克服"国际上的安抚主义。
中美和解产生了一种意外的结果，使四百万大陆人和一千两百万台湾人联系更密切了。由于北京把国民政府和台独运动都视为非法之物，因此，国际孤立就意味着此二者都面临同样渺茫的前途。曾经屠杀过台湾人的大陆人和不满国民政府统治的台湾人，突然发现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意识到，联合起来对双方都有利。团结能使他们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而纷争则使他们成为北京的俎上鱼肉。这种认识缩短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差距；相互通婚也开始盛行了起来。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山区土著人外，台湾人和大陆人都繁衍自同一个种族，"无论是从其社会和政治观念，还是从其祖先来看，他们根本上都是中国人"。15在今天的台湾人中，75%是福建省移民的后裔，13%是来自华南的客家人。16在台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差别是一种人为的区分，现在，政府和民众都有意识地努力冲淡这种区别。
根据斯诺的报道，毛泽东把台湾回归大陆主权看作是他"统一中国的最终目标"，他坚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必须予以解放；但他将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希望一辈子待在那里当省长的话，也许可以给予他某种自治地位。"17在蒋和他的追随者看来，这个主意是十分荒唐和无礼的；他们顽固地拒绝与中共谈判。相反，北京面临着苏联在其北方边境的威胁，又与美国达成了和解，因此似乎不急于用武力解放台湾。北京方面相信时间在自己一边，故试图通过让台湾陷入国际孤立的外交行动，来摧毁国民政府的士气，并大肆渲染台湾与大陆统--乃不可避免的趋势，以震慑台湾孤岛。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似乎执行着一种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现状的政策，与此同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保证国际纽带不受损害。
3.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国民政府认识到，他们不能忽视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紧迫问题。一当在台湾立住脚跟，他们就努力在从前失败的地方争取成功。依靠美国方面的建议(通过"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也依靠高度集中的智囊和技术手段，国民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从而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这场农村重建运动背后的灵魂人物是省主席陈诚，他在1949年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强制推行降低地租，将地租从当时盛行的主要作物产量的50-70%降至37.5%。18在现有地租低于37.5%的地方，则地租照旧。此外，由于"口头租耕"的老做法不能给佃农提供任何法律保护，这种做法被勒令取消了，代之以书面的租约，有效租期至少为六年。通过这些措施，三十万农户的境况得到了大大改善，收入的增加使他们有能力购置耕牛和房屋，这些物件被冠以"三七五耕牛"和"三七五房屋"的绰号。19
第二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1年6月，销售四十三万英亩的公地。这笔地产占台湾全部耕地的20%，原来是由日本殖民政府留出来供安置日本移民的。国民政府允许每个农民从这批地产中购买一块足够大的田地以供养六口自家：七亩稻田或十四亩旱田。土地的售价定为这块地主要作物年产量的两倍半，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形式分作二十个半年期来偿还，欠款利息为4%。每一期的付款不得超过当前的地租。第二阶段的改革使139,688名农民成为土地拥有者。20
第三阶段的土改开始于1953年1月，措施是强行将私田和出租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之以同样的价格转卖给农民，只收取4%的年利。至少有193,823户农户从这些措施中获益，使拥有土地的家庭总数达到了四十万户--也即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个人。土地改革计划的完成，将全部农田中的出租率从39%降低到15%。21到1968年初，佃农只耕种10%的土地，而90%的土地全由田地拥有者耕种。22
由于这些田地改革政策，主要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了。农民生活的普遍小康反映在他们建造或修缮了大批房屋，拥有了大量自行车和缝纫机。
最引入注目的是工业发展的速度。最初阶段(1945-52年)主要是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设施，在这之后，政府贯彻了一项1953-56年的四年经济发展计划，优先鼓励中小型基础工业，因为这些企业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本，且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为了提高农村社会的就业率，政府还鼓励恢复家庭和手工工业。第一个四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依靠的是来自大陆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争取使台湾成为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样板的坚定决心。几乎各项工业活动都取得了进步：铝、碱、纺织、电力、化学、造纸、黄麻、食糖、菠萝，蘑菇、工艺品，等等。到1956年末，约有两千家工厂在营业，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在1952年以后建造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工人的数量从274,000人增加到340,000人，而1956年的生产指数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多。1956年的人均收入比1953年增长了42%。23
第一个四年计划的巨大成就，鼓励政府随后发起了更多的四年计划，这些计划都很成功。从1963年到1973年，台湾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9.7%。最高的一年1964年高达14.2%，最低的一年1966年也有8.07%，但各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最初7%的目标。197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3.9亿美元，而1952年只有12亿美元。政府官员在1973年自豪地宣称，台湾的年人均收入已达到了467美元，个人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达2,697，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亚洲国家中仅次于日本。24尽管1965年年中美国的援助停止了，台湾仍保持了相当的经济繁荣，1974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41亿美元，人均收入达702美元。在1965年到1972年之间，台湾巨大地得益于美国为进行越南战争而开的采购订单，但即使在越战结束后，台湾的经济仍继续兴旺。1973年的对外贸易增长至82.6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50.2%，其中出口总额为44.7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7.9亿美元。1973年，台湾对其它所有国家的贸易都保持着顺差，只是对日本的贸易是例外，据统计，对日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25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台湾的政治前途很不确定，但在经济上却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独立实体。然而，这也使它成为对大陆政府更具吸引力的争夺对象。
4.文化生活
到1967年，台湾达到了97.15%的高识字率。能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也许是因为宪法规定，国家预算的15%、省政府预算的25%和县政府预算的35%要投入教育。从1968年秋季学期开始，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到了九年。1973年，全岛总人口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读学生，分布在2,307所小学、948所中学和99所大学院校中。自日本统治结束以来，台湾的教育制度得到了巨大改善，突出的是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1946年，台湾只有1,130所小学、215所中学、一所大学和三所学院。26到1974年年中，台湾每一千个人中有278名学生，比1950年增加了三倍。27
与台湾教育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台湾研究机构范围的扩展和质量的提高。国立台湾大学是台湾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设有培养研究生的专业；从1960年起，大学与教育部联合授予博士学位。在纯粹的研究机构中，最富盛名的是坐落在台北城外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那里秀丽的院址和周围的田园风光，为严肃的学者们提供了天堂般的研究场所。研究院设置若干研究所，如数学、历史语言学、化学、动物学、人类学和近代史等。近代史研究所是最年轻的研究所之一，成立于1955年，已出版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学者撰写的优秀专著。其它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机构，有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所和交通大学电子研究所。
台湾学者把台湾岛看作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储藏地。许多从前收藏在北京和南京的博物院中的艺术珍品现在收藏在台湾。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运来了231,910件艺术珍品和善本书，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运来了11,729件无价珍品。这批中华艺术瑰宝定期在台北城外庄严的故宫博物院展出。
以上对台湾主要发展情况的粗略评述，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大陆遭受惨败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却成功地将这座岛屿建设成了一个"模范"省份和亚洲的出色地区。台湾人民在物质上享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遍小康和高生活水平。然而，尽管有这些外表的繁荣，它终究只是个作为有限的小岛。它不是中国的精神之乡。年纪较大的大陆人感到没有社会根基，思想孤立，精神空虚。年轻人则因没有施展才华的余地而泄气。许多人的最大愿望是移居他处寻求新的生活。虽然大陆人仍然渴望回到大陆，但想法实际的人知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在他们有生之年很难实现。"回大陆去"的口号已经沉寂了，相反，人们更看重把台湾说成是一个具有永久价值的"宝岛"。台湾不再是一个最终回归大陆之前的中转站，而是成了一个可以逃脱共产党统治的栖身之地。物质上的繁荣与精神上的焦虑共生共存，这验证了一条出自《圣经》的真理：人不能仅仅靠面包生活。他需要有希望才过得有意义的生活。
1975年4月5日蒋的去世，对国民党的事业构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长期以来，蒋一直是亚洲反共运动的象征，他是二战时期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活得最长的一位。台湾人怀着深深的失落感哀悼他的逝世，但这对权力结构或政府的政策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政府从1972年开始就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根据宪法程序，副总统严家淦于4月6日宣誓就任新总统，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首脑，而行政院长蒋经国掌握着政府实权。
蒋作于1975年3月29日的遗嘱中，要求他的人民不要因他的去世而沮丧，而应献身于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复兴文化遗产，坚持民主制度。他的遗嘱在风格上显得与孙中山先生作于1925年的遗嘱非常相似。福特(Ford)总统赞扬蒋是"一个正直、勇敢并具有坚定政治信念的人"。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蒋的死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对于他在台湾的追随者来说，实现他遗嘱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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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