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中国重入国际社会
1.中美缓和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透露，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7月9-11日间秘密去了北京，而他本人接受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这个消息显示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的声明震惊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震动尤为强烈，因为美国一直阻挠日本与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一"尼克松震动"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缓和了二十二年来对中国的敌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构成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的一个分水岭。
1.1美国政策的变迁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际，杜鲁门总统似乎听任中共征服台湾，并考虑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共产中国的崛起虽然不称心，却也可以接受，因为它并不一定会威胁美国的安全和霸权。但是，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后中国的参战，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的观念。中国和苏联被看成是铁板一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决意要摧毁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毛泽东征服台湾就不再被华府看作是中国内战的必然结局了，相反，它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更大图谋的组成部分。杜鲁门于是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有效地阻止了中共占领台湾岛--这样就再次把美国推入了中国的内战。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在朝鲜战死，华府也越来越敌视中国。杜鲁门将遏制政策扩大到亚洲，加紧重建日本以平衡俄国和中国，使得与北京的和解成为完全不可能之事。而中国方面则宣布执行"一边倒"政策，表现出对于美国的承认和联合国会员国身分毫不在意。
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政府显得更激烈地敌视北京。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坚信，共产主义不合人伦，且极具危险性，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尤其如此。美国不仅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顽固地反对它加入联合国。美国推行了一项对中国实施军事包围的政策，其中包括美国在朝鲜、日本、冲绳、台湾、南越、缅甸和泰国保持军事基地。为巩固这些军事基地，美国又通过《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与南朝鲜、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同盟，并于1954年于台湾的国民政府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根据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的观点，"五十年代杜勒斯对北京发动的冷战根本就是错误的、不必要的，它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完全误解的基础之上"。2
在国内，艾森豪威尔政府允许并暗中鼓励麦卡锡主义，这个主义给美国对华政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务院中的一些官员被指责为对"丢失中国"负有责任，3他们被解除职务，饱受羞辱，或是被调到一些无足轻重的职位上，那等于就是被流放。华府的官场中和那些在大学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头上，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利于自由表达观点的恐惧感。在这样的境况中，任何要求与北京和解的建议都将招徕政治灾难，并会冒被扣上搞绥靖主义和"同情共产主义"帽子的风险。虽然艾森豪威尔后来试图与麦卡锡主义划清界线，但这个主义的影响太强烈，足以阻遏任何积极的对华政策态度。众所周知，杜勒斯习惯使用诸如"痛苦的重新评估"和"大规模报复"之类的咒骂性词语，他极其不顾脸面，竟然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在1954年和1958年围绕金门马祖诸岛的沿海危机期间，华府为国民政府撑腰，威胁要对中共使用核武器。4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这样顽固地拒绝与北京改善关系。
虽然肯尼迪(Kennedy)政府总体上持自由派观点，但也继续执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传统政策。艾森豪威尔警告新总统说，任何改变对华政策的举动都将使他重返政坛唱对台戏。5肯尼迪也认为形势不利于搞创新和修改，1961年，他向国民政府保证，美国将继续投票否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他的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认为中国是一个"东欧式的满州国"(Slovanic Manchukuo)( *译者注：意思是苏联所控制的"共产傀儡政权"。)，比起苏联来，中国更具冒险性，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的迅速取胜被大肆渲染，加深了华府的忧虑。因此，肯尼迪政府不仅不考虑缓和中美之间的敌意，实际上还加紧在越南活动，以加强美国在中国南部边界的压力，从而增强了中美之间的对峙。
六十年代初，中苏分歧公开化，这戳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板一体的神话，那种认为中国是俄国应声虫的观点难以自圆，这也为同中国恢复邦交开了一个新机会。然而，华府对这种新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因为美国政策制定人相信，与中苏两国中的任何一方改善关系，将必然引起另一方的怨恨。鉴于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也鉴于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更大，美国方面觉得，与莫斯科而非与北京取得缓和似乎更有利，也更可行。6据称，肯尼迪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甚至考虑与苏联连手发动一场核打击以摧毁中国的核能力。7尽管这种企图根本未能兑现，肯尼迪不喜欢中国的态度却是明白无误的。
但是，国务院开始作了一些机构调整，表明中国的重要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1962年，新设了一个"大陆中国事务"科，科员是一些麦卡锡主义时代以后的年轻专家，相反，"中华民国事务"科的职员则是一些年纪较大的中国通。最初，这个新设的科没有什么地位，但一年以后，它升格为完全独立的"亚洲共产主义事务"司。1963年11月14日，肯尼迪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们并不拘泥于一项敌视红色中国的政策"。据称，他留在第二次任期内再决定对华政策。8
约翰逊(Johnson)政府穷于应付越南的紧急事态，将中国问题置于次要的地位--中国在文革期间埋头于内向事务则加剧了这种形势。国务卿腊斯克表达了他对"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十亿大陆中国人"的"恐惧性看法"。然而，约翰逊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出乎意料地灵活，他似乎想表现出一种跨越太平洋的治国才能，以掩盖他在越南的步履维艰。1966年7月12日，他宣称要推行一项与中国"合作而非敌对"的政策。而且暗示了让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可能性，赞成一项"遏制但不一定孤立中国"的政策。约翰逊是自"丢失中国"以来第一位用和解的口气讨论北京政府的美国总统。但是，只有当国务卿鼓励他时，约翰逊才会采取行动，而腊斯克是不会建议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这样一种行动将被共和党抨击为绥靖主义。约翰逊有鉴于国内政治考虑和腊斯克的态度而压制了自己的情感。据说，他曾幻想在莫斯科或是北京举行最高层次会谈，从而让自己的总统任期功德圆满，但是1968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美国的反应打破了这个美梦。9
以上的简单考察表明，在二十年时间里，美国的固执和中国的冷漠妨碍了双方改善外交关系。两国间存在的唯一接触是1955年到1967年间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的一百三十多次大使级谈判，但这些谈判的目的仅仅是向对手通报各自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10但是，当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之际，改变的时机似乎比较成熟。国际上，中国的核国家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日本崛起为美国经济上的竞争者，而中苏分裂的加剧则提供了利用来加强美国优势的机会。在国内，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自由派政治家和学者普遍呼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商界人士强烈渴望开展对华贸易，联邦政府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而想从亚洲撤离。这些情形创造了有利于改善与北京关系的气氛。在政治上，尼克松总统历来就是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他有资本采取一项对中国妥协的政策而毋需担心被人批评为搞绥靖。尼克松得到了基辛格的调教，基辛格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专治十九世纪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的外交，梅特涅在各国间推行均衡原则，致力于维持一种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只是有限安全而非绝对安全的体系。在基辛格的影响下，尼克松结束了遏制政策，转而采取一项新政策，其宗旨是在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均衡，同时与日本和西欧保持良好关系。他对均势概念作了重新解释，提出现在是一个五极世界，其中的一极便是中国，它应该摆脱孤立局面，这种孤立局面一方面是中国自我设置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美国和苏联的包围所致。由于北京方面也出现了相应的政策变化，中美接近确实成为了可能。11
1.2新均势 尼克松-基辛格的世界观是现实政治的产物。它假设战后时代以美苏霸权为特征的两极化状态已经接近尾声。在未来十年乃至本世纪以后的岁月里，世界上将存在五个力量中心：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中只有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因此，中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苏联卷入了与中国的敌对，主动权就转到了华府一边。美国正在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核对抗的前景减少，这使美国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此外，美国与日本和西欧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此，美国只要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就可以开创一个外交新时代。12自然，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更容易地遏制俄国，而经济上强大的日本则能抗衡中国。在这样一种"新颖的"外交格局中，美国将独占鳖头，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因此，对于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攻势来说，中国是有关键性的重要。
早在196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总统就提出了"从对抗转向对话"的思想。两星期之后，他指示基辛格博士研究追求和解的途径。然而几次向中国大使建议重开华沙谈判的尝试未能奏效，虽然中国也没有完全拒绝这个建议。中国方面很谨慎；他们在等待美国政策变化的更明确迹象。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10月欢迎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Nicholae Ceausescu)的宴会上，随后又在1971年2月的《世界形势报告》中，多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红色中国")的说法，以此来表达他的愿望。齐奥塞斯库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希望开展对话的秘密信息。周恩来随后公开地表示尼克松使用了中国的"恰当名称"。与此同时，1970年1O月，在一次公开的检阅典礼上，中国策略地安排到中国作为期六个月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中间。毛泽东对斯诺说，中美之间的问题只能通过直接谈判才能解决，他将欢迎尼克松来访，不管是以总统身分还是旅游者身分。13
不久后就有了"乒乓外交"，周恩来热情接见了美国运动员。周恩来强调民间外交，宣称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新的一页"，并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尼克松总统迅速作出反应，宣布了放松对华贸易禁运的五点措施。此后便展开了向中国派遣一名高级使者的秘密动作，因为北京方面向他保证将欢迎这样一位使者。结局便是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的神秘访问，以及7月15日总统的戏剧性声明，称他已经接受了周恩来总理邀他访华的邀请。这是尼克松总统的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他向人们表明，是共和党而不是民主党尝试着打开中国的大门，并试图通过北京和莫斯科找出一条在越南达成和平的信道。此外，这次访问将安排向公众作电视直播，这在大选之年将带来政治利益。但是，总统知道，中国的大门微微张开完全是因为北京方面的首肯。
1.3中国的动机 北京欢迎尼克松来访既有实际原因，也有心理原因。虽然中国人以前谴责尼克松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代表了一种可能有用的历史动力。中国人正是要同这个人讨论联合国席位、美国的承认、台湾问题的解决、日本潜在的重新武装、购买美国飞机和科学仪器等事项，最重要的是要同他讨论改善国际地位，以遏制苏联可能的进攻。无可置疑，这次访问还将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
1.4苏联的威胁 中苏关系已完全失控了。经过了1949-1958年十年的合作之后，两国在意识形态分歧、革命策略、核技术共享、苏联经济和技术援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和边界纠纷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开始凸显出来。形势已变得如此严重、尖锐，以致苏联领导层内的有些派别主张要对中国实施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该地区苏军的规模更加膨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提出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勃列日涅夫主义"宣称，如果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被认为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话，苏联就有权利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在中国人看来，这种理论意味着他们将可能成为苏联入侵的下一个目标--这种前景可不是说说而已，特别是当人想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时更是如此。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相像，它也处在孤立的境地，也没有联合国席位。
1969年在乌苏里江和新疆发生的边界冲突，进一步证实了中国人对苏联意图的怀疑，战争危险似乎迫在眉睫。苏联在1969年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企图寻求美国同意对中国的核能力发动预防性的打击，但尼克松总统生气地表示反对。北越政府也担心这两个老大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当同年9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河内时，越南人敦促他避免与中国开战。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苏联决定放弃战争首先是由于尼克松的强烈反对，其次是由于河内的呼吁。
1969年夏季，苏联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地面部队似乎还不够发起一场成功的进攻。所以，苏联将不得不使用战术核武器，这种武器有可能导致污染日本、朝鲜甚至美国的危险。自1969年撤出战争后起，苏联大大增加了在东北边界沿线的地面部队，部署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和火箭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苏联通过跨西伯利亚铁路运送部队和辎重的动作是如此猛烈，以致在1970-1972年间非军事运输业务多次中断。14到1973-1974年，苏联在中苏边境的部队达到了45到49个师(一百万人)，他们还得到太平洋上的150艘军舰的支持。毋庸置疑，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和他与莫斯科的和解，使苏联人得以将部队从东欧调至中苏边境。15
中国在中苏边界沿线部署了至少同样数量的部队，并在各大城市挖建防空洞以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中国认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比赫鲁晓夫坏得多"，因为两人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并一心筹划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它入侵中国。另外，北京还回想起1955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向德国总理阿登纳灌输"黄祸论"--"黄祸论"是德国末代皇帝提出的一种论调。16
因此，似乎是迫在眉睫的苏联入侵促使中国寻求于美国接触、争取获得联合国席位及广泛的外交承认。结束孤立状态将营造一种约束苏联贸然动手的国际气候。此外，中国决心不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而俄国已质变成了中国的主要敌人，故美国就变得对中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了。
然而，与资本主义美国合作会被称为是意识形态上的背叛。故北京起劲地谈论1945年的国共谈判来解释现行的政策。毛泽东的《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一文重新拿出来广为传达，用来证明中美和解只是策略的改变，而不是世界革命最终战略的改变，也没有什么出卖原则的问题。
1.5台湾 根据斯诺的说法，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毛主席"最终的国家统一目标"。毛泽东坚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一定要解放，但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态度相当宽大--"如果蒋介石希望一辈子待在那里当省长的话，也许可以给予他某种自治地位"。17但是，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军事力量，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原则。北京将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孤立国民政府，迫使他们开始谈判并最终屈服。
1.6日本的重新武装 北京把日本巨大的经济增长看作是其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基础，并且对日本开始向台湾和韩国施加影响深切关注。中国自1894年以来就遭受日本的侵略，因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可能复活极其敏感。由于日本受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中国就必须要同尼克松讨论这个问题。
以上造三个主要问题，加上中国希望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获得美国的外交承认，以及发展贸易和经济交往，促使了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访华是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在任总统首次访问中国，18它无疑将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一些亚洲人把尼克松访华看作是一次朝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皇帝是从不离开本国的；只有藩属国的国王和使臣前往中国向皇帝表示敬意。尼克松的访问将给予中国一种新的尊严感，同时也使它获得大国的地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精明杰出的革命家，也都熟知历史。他们知道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其为己所用的重要性。美国探索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与他们自己的大构想相吻合，于是尼克松成了北京欢迎的客人。
1.7尼克松在北京 尼克松于1972年2月18日前往中国，乘坐的是刚刚油漆成蓝白相间色的总统专机"七六精神号"。他在夏威夷休息了两天，在关岛过了一夜，然后于2月21日飞抵北京。与他随行的有尼克松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等人。周恩来总理率一批中国要员在机场迎接他们，但毛泽东没有露面，也没有人群和外国外交使团在场。欢迎仪式适当、正规，但气氛低沉，略带严肃意味，中国人似乎把这件事当作半官方事务一样对待。在经过了一万六千英里的飞行之后，尼克松打起精神，面带微笑地走下飞机，伸出手与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而这是杜勒斯在1954年曾经回避的事情。尼克松握手的姿势有力、亲切，好家是要弥补杜勒斯的不友好行为。随后，总统与其它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伫立倾听军乐队奏两国国歌，并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美国新闻媒体描述十五分钟的机场欢迎仪式"不冷不热"19--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华府与北京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尼克松一行下榻于北京市中心以西五英里处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宾馆。那里悬挂了一面美国国旗，这是二十二年来的第一次。几小时以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走进书房时好像是"去见识一个场合远大于去拜会一个人"。毛泽东说话"洒脱"，充满威严和自信，朴实巧妙，而周恩来则保持沉默。尼克松"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魄力"，并表现出从未被新闻媒体见过的"罕见的谦逊和敬畏神情"。20这个安排标志了毛泽东赞成和解，中国人的那种克制且稍稍僵硬的态度立即变得热情洋溢了。
随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国宴。总统热情奔放，而周恩来则是一位诚挚周到的主人。宴会厅里洋溢着亲切愉快的气氛。周恩来首先登上讲台致辞，强调这次盛会具有史无前例的特性，并强调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呼吁，在二十多年之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现在应该争取关系正常化了。尼克松显然是兴致勃勃，在答辞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著名词句"只争朝夕"，并宣称：
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同开始一场新的长征，不是里足不前，而是殊途同归--实现建设一个和平公正的世界结构的目标，在这个结构中，所有国家将以平等的尊严站在一起，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不受外来干涉和控制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的权利......我们没有理由做敌人。我们都不寻求控制对方。我们都不想控制对方。
在谈判间隙，尼克松参观了长城、十三陵、风光绮丽的西湖和上海工业展览会，而他的夫人则访问了一些学校、医院和商店。在整个访问期间，总统确保让中国方面领会，他对所见所闻高度赞美，对所受到的热情接待非常领情。尼克松的姿态，如他援用"长征"和"只争朝夕"等广为熟知的词语，在宴会上由衷地迸发出亲切的神态等，乃是蓄意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他是一位知趣领情的客人，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妄自尊大的外国政要和帝国主义分子。他的举止被理解为是深思熟虑的动作，旨在显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剥削压迫中国的时代之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克松的表现值得高度赞扬。
尽管双方的举止温文尔雅，但谈判却非常艰难。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北京经过了五天的会谈仍未达成协议。直到第六天在杭州西湖，僵局才打破；访问的最后一天，在上海发表了一份公报．中国人似乎获利甚丰，这得益于他们处在较强的谈判地位，因为是尼克松前来恢复关系。他们对外界宣称没有作任何让步，但由于他们急于建立中美友好关系，因此最后的结果表现为是一种妥协。尽管尼克松看起来让步较多，但他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前景。
1.8《上海公报》 这份发表于1972年2月28日的文件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而且不同寻常，因为它既写上了双方同意的方面，也写上了双方存在分歧的方面。公报全文共1,750个字，基本内容如下：
1.关于台湾问题，美国方面声明，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显然，尼克松作了一个让步，但它或许是达成一项和解所需的最小让步。从长远来看，这项和解使美国得益，它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前景，减少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危险。但是，必须注意到，尼克松一方面同意"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又回避了把台湾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也没有对哪个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但是，由于大陆比台湾大得太多，且覆盖了传统上被称为中国的地域，因此，大陆中国是真正的中国的暗示就很明显了。中国一方的让步则是没有坚持要美国宣布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要它废除1954年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在此前的一项协议中，加拿大写上了"注意到"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并同意与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日本在1972年9月更明确地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尼克松的让步事实上承认了"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21
2．美国赞成1955年北京方面在万隆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这些原则本身并无害，但由于这些原则是由敌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结盟"国家所阐述，美国一直拒绝接受。尼克松的赞成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让步。但它也降低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
3．双方同意不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言下之意，它们也反对苏联称霸这个地区。
4．双方保证要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并同意"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勾结反对其它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这段宣言防止了美苏联合反对中国的任何可能。
5．两国同意为发展相互间的科学、技术、文化、新闻和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便利。
6．两国同意，将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特派一名美国资深外交官前来北京，继续寻求进一步的关系正常化。1973年4月，美国国务院派了一个先遣小组前往北京建立联络处。5月14日，时年75岁的前驻伦敦、巴黎和波恩大使布鲁斯以联络处主任的身分进入中国。两星期以后，66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声望最高的外交官、前驻法国大使黄镇前往华盛顿特区就任中国联络处主任。
联合公报反映了合作的气氛、善意和相互的友谊。尼克松从前是一名外国帝国主义的死硬分子，而当他离开上海之时，他却满怀激情地宣布："再也不会有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降临到这座城市或中国及世界任何独立国家的任何部分了"。22尼克松在中国的表现或许是他在任期内的最佳的表现。
1.9和解的成就 中国人显然对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周恩来返回北京时受到的盛大欢迎即可表明这一点。尼克松的"朝圣"尤其让饱受了一个世纪欺凌的中国人内心感到温暖，而且这次访问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尼克松访华之行前不久，1971年1O月15日，中国就加入了联合国，这表明了追求和解引起的成果。美国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反对任何国家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态度，即使不是消除，至少也是限制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这样，中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而这正是开展这场外交攻势的最初目标。
至于台湾问题，中国取得了一个虽不彻底但却很实在的胜利，让美国承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并使美国承诺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消除，撤出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北京未能使美国完全承认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美国也没有承担起废除与台湾的共同防御协定。然而，美国的新姿态看起来是间接地承诺以后要承认北京政府。
中美和解使北京得以购买美国的飞机、科学仪器及化学和工农业产品，这些是中国的现代化所急需的东西。学者、记者、运动员、科学家和官员的交流，方便了观念和知识的相互流动，改变了二十二年来互不来往的状态。
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和解在意识形态上显得有点谬误，且让人觉得是损害了世界革命的原则，使中国在其它、尤其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面前的信誉受到了怀疑。中美和解可能挫伤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热情。
对美国来说，和解开始了与中国的直接联系，降低了中苏开战的可能性，从而拓宽了世界和平的前景。一个繁荣友好的中国一直被认为符合美国的利益。五极世界的概念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北京承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意味着北京将不会对越南实行军事干预，也不会武力解放台湾。最后，被中国拘押的美国人获释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 一名被关押了二十多年的中央情报局特工23和两名越南战争期间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确实于1973年3月被释放了。
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最显著的收获是中美贸易的增长，这帮助缓解了美国的逆差问题。中国渴望得到美国科技和农业产品的愿望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中国人向RCA全球通讯公司购买了两套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后来，他们又购买了十架波音707飞机、四十台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生产的喷射机替换引擎、二十台地面飞机牵引车，以及大量小麦、玉米和棉花。中国仅向美国出口数量有限的马口铁和锡合金、猪鬃毛、丝绸、植物油和艺术品。下表显示了中美贸易的趋向：
年份 美国对华出口(百万美元) 中国对美出口(百万美元) 1972年 60 32 1975年 304 156 1980年 3,755 1,059 1985年 3,855 3,840
总体来看，尼克松通过中美和解得益匪浅。和解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促使苏联更急于在一些正在谈判中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将一百万俄军拴在了东北--西伯利亚边境，因而相应减少了苏联在其它地区的军事压力。这样，在新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明显保持了平衡。正如英国政治家坎宁(George Canning)在1825年"把新世界拉过来矫正旧世界的平衡"一样，尼克松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拉过来矫正了世界的平衡。尼克松期待开创一个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在这一点上，他仿效了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为二次大战后时期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础。
2.中日恢复邦交
1971年7月1 5日尼克松宣布访华的声明和l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的内容震惊了日本人。他们认为，美国在这样重大的决策问题上事先不打招呼，是对日本的一种侮辱，日本甚至应对美国的举动采取报复行动。为了表明他们的独立性，也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日本人决定用一种比美国的行为更透明的方式与北京达成关系正常化。毫无疑问，在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发表那份声明之前，东京就已经考虑要逐步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尼克松震动"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日本的媒体至少已经鼓动了两三年时间，要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以下因素促使了这一态度的形成：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评估、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经济联系的前景、古老的文化纽带、左翼势力支持恢复邦交的宣传。一些日本商社接受了北京在1970年4月19日宣布的"四项贸易原则"：(1)与中国通商的公司不得与台湾和南朝鲜通商；(2)不得在上述两地投资；(3)不得向美国出口武器供在印度支那使用；(4)不得与美国人在日本开设的公司合资或成为其子公司。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差异，但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却显得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尼克松震动"则提供了加速实现这一前景的动力。
在日本国内，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坚定地倡导必须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一位日本社会党著名党员24要求日本为它过去的罪行向中国道歉，以便赢得中国的信任，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1972年3月，外务大臣福田纠夫表示，日本必须对九一八事变和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所犯的一切错误"进行反省并向中国道歉"。25的确，主动向北京发起外交攻势的时机似乎成熟了。但是，首相佐藤荣作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家。基于蒋中正在战后对日本的宽大态度，佐藤在感情上倾向于国民政府，他觉得很难客观地作出反应。他无力扭转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潮流，于是在1972年6月17日提出辞职，结束了长达七年零八个月的任期。佐藤的辞职，为选举一位预计将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关系正常化的新首相扫清了道路。
2.1田中角荣的对华新政策 田中角荣于1972年7月6日就任首相，他马上面临着要求与北京恢复邦交的呼吁。各方利益都在施加压力：有亲华的左翼政治家，有新闻媒体，有基于同中国开展贸易的商人，最后还有北京方面。
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业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再抨击日本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而是频频向田中表示赞赏，欢迎他来访。8月11日，田中正式提出了访华请求，第二天，周恩来宣布欢迎他来访的消息。访问的日期确定在9月25日的一周。为了进一步铺平复交的道路，周恩来明确向日本政府表示：(1)中国将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在日本的非官方场合，人们讨论将作几十亿美元的赔偿)；(2)中国不认为美日安保协定和1969年11月21日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是北京与东京建立外交关系的障碍；(3)中国将与日本签订一项新的和平友好条约，以替代日本与台湾国民政府的和平条约。26
日本政府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日本不准备就台湾问题作明确的声明，因为日本认为，它已经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对台湾的权利，现在再对台湾问题作出声明显得是多此一举。出于觉得有亏于蒋中正的情感，也出于希望保持或加强与台湾通商和在台湾投资的愿望，日本人也不愿意正式废除与台湾的和平条约。田中角荣需要时间来解决分歧，外务省也告诫不要草率和解。
1972年8月，基辛格博士出人意料地对日本进行了为时一天的访问。华府要确保日本不向北京承担任何有损于美日安保条约及其对台湾条款的义务。这项条约签订于1951年，又在1960年重订，它允许美国在维护安全的名义下调动驻日美军使用到东亚其它地区。1969年，尼克松与佐藤首相发表了一份包含"台湾条款"的联合公报，该条款宣称台湾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十分重要，因此1960年条约的适用性应扩展到台湾。当基辛格抵达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向他重申，中日恢复邦交将不会损害美日安保条约，但日本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承诺，坚称尼克松的访华巨大地改变了远东局势，因此台湾问题必须"现实地"解决。
田中角荣必须克服摆在他北京之行面前的三个障碍：(1)缓解美国方面对日本迅速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担忧；(2)确保台湾国民政府理解日本的立场而不至于危及日台文化和经济关系；(3)克服自民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以便促成该党一致同意他的对华政策。为解决第一个问题，田中角荣将赴檀香山会晤尼克松；为消除第二个障碍，他派自民党副总裁、在台湾交友甚广的椎名悦三郎作为特使向国民政府解释日本的立场； 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依靠一位前外务大臣27的劝人能力去调解右翼党员的工作。
田中角荣于1972年8月31日到9月1日出访檀香山，其时他希望"收买"美国支持他的对华政策。日本对外出口中有30%输往美国，在日美双边贸易中获得颇为尴尬的38亿美元的高额顺差，这种事态使田中角荣有能力表现出慷慨大度。
经过两天的会谈，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重申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及台湾问题，这样就使双方得以自由地对该条约作出自己的解释。在美国人看来，条约适用于台湾，但日本人却不这样看，因为东亚形势的变化已使"台湾条款"失效。确实，日本人认为，中美和解实际上已消除了北京方面武力解放台湾的前景，使用美军去保卫台湾的问题因而也就变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
田中角荣规避了台湾问题，并争取到尼克松赞成他访问中国以进一步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作为回报，田中角荣作出了巨大的贸易让步，同意日本多购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以帮助美国平衡其贸易赤字。
如果说田中角荣靠慷慨的施与而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他派往台湾的特使却远没有那么幸运。椎名悦三郎一行在9月17日抵达台北。他们立即遇到了几百名抗议者，抗议人士堵截了他们的车队，用棍棒捶打他们的汽车。他们于国民政府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三天的会谈，其间他们极其耐心，不停地责备自己，但会谈毫无成效。日本人主动提出要援助台湾的经济发展，包括建造一座价值4,000万美元的核电厂和一条价值1,700万美元的公路，但他们的提议遭到了拒绝。椎名问行政院长蒋经国台湾想从日本得到什么，蒋经国的回答是，日本应该停止出卖朋友，避免自己被赤化。如果日本承认北京政府，台湾决心与它断绝关系。椎名沮丧地返回日本，但许多日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在意气用事淡化之后，台湾将不得不迁就形势，因为它严重依赖于对日贸易和与日本的经济合作。28
田中角荣的第三项任务--安抚保守派分子--比较容易完成。自民党接受了右派的以下建议："应予考虑延续以往我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但这个建议对自民党没有约束力；它只不过是让右翼势力得以保全其支持台湾的信誉，而又不妨碍与北京恢复邦交的一种策略。
在消除了三个障碍之后，田中角荣准备踏上他的中国之旅。
2.2田中角荣在北京 日本代表团于1972年9月25日午前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五天的访问。代表团共有五十名成员，为首的是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机场上飘扬着日本国旗，这是自二十二年前日本投降以来的第一次。周恩来和其它中方要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陪同来宾检阅了仪仗队--一切安排都让人联想起尼克松访华的情景。随后忐忑不安的日本人被带到了国宾馆。午后，他们与周恩来进行了严肃、坦率的谈判。晚上，田中一行出席了欢迎宴会，席间，中国军乐队演奏了一首流行的日本歌曲"樱花"。此时田中角荣似乎比较放松了。周恩来首先致辞，简要地谈了一下日本的侵略，强调"中国人民严格地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者与日本的人民大众"；并宣称"现在是我们完成恢复外交关系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在致辞中强调未来关系的重要性，并为过去的错误道歉：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中，日中关系有过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中关系停留在不正常和不自然的状态上。我们只能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田中的"深刻反省"博得了中国人的掌声，虽然他为了安抚自民党内仍然批评他对华政策的右翼势力，非常谨慎地选择了表达遗憾和忏悔的措辞。但是，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道歉就比较明确："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在欢迎宴会之后，毛泽东在摆满图书的书房接见了田中角荣约一个小时。从前当过关东军骑兵军官的田中角荣显得很紧张。毛泽东觉察到了他的拘谨，便半开玩笑地说："那么，你们(田中和周恩来)打架打完啦"田中礼貌地回答说会谈很友好，毛泽东马上回答说："不打不行啊。不打不成交嘛。"毛泽东送给了田中一套《楚辞集解》、两只大熊猫和一把折扇。田中向毛泽东赠送了一幅现代画，向周恩来赠送了一幅丝织挂毯，向北京人民赠送了两千棵樱花树和大批树苗。
诚挚的气氛反映在谈判中间。中国人放弃了一切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不再坚持让日本人在共同声明中写进废除1952年日台和约一条。日本人接受了以下的条文：29
1．自本声明公布尔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2．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3．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30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6．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开系。
7．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它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当周恩来在告别宴会上提议干杯时，田中错举起一杯日本米酒而不是中国的茅台酒。周恩来不落痕迹地提示了他。田中自责地拍了一下脑门，立即更换了酒杯。73岁的周恩来与54岁的田中角荣之间的遭遇，与中国甲午战败后的谈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年，73岁的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在55岁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52岁的外相陆奥宗光面前哀求和平。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傲慢、自大和不妥协的态度，与田中角荣对周恩来的谦逊、悔悟态度及他对毛泽东的敬畏之情截然相反。
据称中日联合声明显示出中国取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胜利，31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很欣慰。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得以宣称它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对该岛的权利，而没有直截了当地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人还获得了继续与台湾和南朝鲜保持经济往来的绝对权利。此外，日本并没有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废除日台和约，虽然大平外相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台和约已经过时，因而予以取消。大平外相声明的合法性是值得争论的，但国民政府在获悉了中日联合声明后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这就使形势明朗化了。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日本保全了它与美国的安保条约，且加强了它在日后与苏联进行领土及和约谈判中的地位。32日本将得到中国的支持，双方都承诺将反对苏联或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称霸的努力。
在国内，势力强大的日本左翼"中国游说团"不再能够强迫政府向中国政府承担义务了。对中国的正式道歉消除了多年的负罪感，反省的时期结束了。日本可以不受美国的控制，与中国开展一种前景广阔的新关系了。
中国得到了大部分它想得到的东西，只作了一些细小的让步。日本的承认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亚洲国家具有巨大的心理影响。中日之间的新型关系加剧了台湾的孤立，制止了日本保守派势力支持台独的任何企图。中日和解也使日本的投资和技术援助，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3并加强了中国在与苏联对抗中的地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协议标志着日本剥削中国的一个世纪之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其中，摆脱了外来束缚的中国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它的事务。
受中日复交最不利影响的一方是台湾。国民政府先是被尼克松与北京的和解震惊，现在又被田中的行为气得晕头转向。他们谴责田中角荣背信弃义、不忠于条约义务、对战后蒋中正的宽大态度忘恩负义。日本驻台北的大使馆受到抗议者的威胁，不得不由三百名警察和便衣来保护。国民政府立即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重申它坚定不移的反共立场。34台北政府号召要依靠更紧密的团结和更坚定的自力更生，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争取生存。但是，在最初的狂怒和被出卖感渐渐平息之后，国民政府回到了务实的态度上。台湾这样一个小岛需要靠与日本的巨额贸易来生存，而且有许多华人生活在日本，也有数千名日本人生活在台湾，他们都需要得到保护。此外，许多对台湾友好的日本人希望保持某种形式的文化、经济、技术和科学交流。由于这些原因，1972年12月1日，日本的亲台派人士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日本对外交流协会"，在台北设有一个主分会，在高雄设立另一个分会。一天以后，台北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亚东关系协会"，在东京设立一个主分会，另在大阪和福冈设有分会。这两个组织的宗旨都是为了照顾生活在对方管辖权范围里的本方侨民，并促进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这些组织虽然是"非官方"的，但却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其工作人员俱是一些隐蔽身分的官员，享有准外交官的地位，履行着正规的领事职能。35这样，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虽然断绝了，但半官方联系仍然保持完好。
日本是第七十八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此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日本：西德在1972年10月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在1972年12月和1973年1月、西班牙在1973年3月、马来西亚在1974年5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相形之下，台湾越来越孤立。到1988年10月，它只同二十三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大构想相当灵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代表人获得了在联合国中的永久席位，并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络绎不绝地来访。北京成了国际交往的一个枢纽。中国不再孤立，它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再一次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次不再是一个虚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地位优越、备受尊敬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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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1971)，201．
2 John K．Fairbank，"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Oct．1972)，37．
3 如John S．Service，John Paton Davis，John Carter Vincent，O．Edmund Clubb等人。
4 Allen S．Whiting，"Statement on U．S．-China Relations," 在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上宣读，June 28，1971，17．
5 James C．Thomson，Jr．, "On the Making or U．S．China Policy．1961-9：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April-June 1972)．50：220-21．
6 Cohen，220．
7 Joseph Alsop，"Thoughts Out of China-(1)Go versus No-g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rch 11，1973，31．
8 Thomson，226，229．
9 同上注，240-42。
10 Kenneth T．Young．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1953-1967(New York，1968)．
11 Robert A．Scalapino，"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Jan．1974)，356．
12 1971年7月6曰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Kansas City)中西部报社及电台总裁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评论。全文刊登于U.S. News & World Report，Aug．2，1971，46-47。
应当提出，五极世界的概念虽然表述得很精彩，却不无缺陷。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建立在国际权势因素的基础之上，没有适当地考虑往往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因素。一个贴切的例证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阿拉伯国家有能力致使日本和西欧的经济瘫痪，并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日本、西欧和美国是五极中的三极--但是阿拉伯国家却被排斥在无极之外。各大国越来越依赖第三世界的原材料，可第三世界却被忽略不计，这也使尼克松--基辛格的政策构想大可置疑。即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五个力量中心也不是古典式的平衡，而且，制约当今外交的因素也与十九世纪回然相异。因此，副国务卿巴尔(George Ball)用怀疑的口气对均势概念作了如下评论："这个概念只适用于十九世纪的专制政府，它们作决定时毋需考虑舆情或议会"。大可设想，中苏友好就能打破平衡，使这一体系失效。因此，尼克松--基辛格国际关系观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关于哈佛大学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教授以及巴尔等人的观点，参见"The Kissinger Revisionists," Newsweek, July 30，1973，12；Douglas D。Adler," Kissinger．A Historian's View,"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er, Jan．30．1973；and Max Lemer, "Kissinger's World May Be Corning Unhinged," Los Angeles Times，March 28，1974．
13 Edgar Snow,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Life，April 30，1971，47．
14 Aisop，100．
15 Strategic Survey 1973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London，1974)，67；ShinkiChi Eto，"Motivations and Tractics of Peking's New Foreign Policy," 33，在德国东亚研究协会举行的中国问题国际会议(1973年6月24日-30日于施劳斯--赖森斯堡)上宣读的论文。
16 Alsop，102-3，关于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报道。
17 Edgar Snow," China will Talk from a Position or Strength，" Life，July 30，1971，24．
18 格兰特总统在卸任后进行的环球旅行期间曾于1879年访问了北京。
19 San Francisco．Examiner, Feb．21，1972，A．
20 Hugh Sidney," The Visit to Mao's House," Life，May 17，1972．
21 Robert A．Scalapino，"First Results of the Sino-American Detente," 14。在德国东亚研究协会举行的中国问题国际会议(1973年6月24-30日于施劳斯--赖森斯堡)上宣读的论文。
22 《上海公报)的全文载于The Departmen of State，Selected Documents，No．9，U．S．Policy，Toward China, July 15，1971-January 15，1979 (Washington，D．C．，1979)，6-8．
23 John Downey．
24 小林进。
25 Los Angeles Times，March 1．1972，Part I，7．
26 Gene T．Hsiao，"The sino-Japanese Rapprochement：A Relationship of Ambival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Jan．-March 1974)，57：109-110．
27 小坂善太郎。
28 Gene T．Hsiao，113．
29 中日联合声明的全文刊登在 The New York Times, Sept．30，1972；Peking Review，40：12-13，Oct．6．1972．
30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确认了1943年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在战后归还给中国的声明。
31 Scalapino，13．
32 日本想让苏联归还北方诸岛：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参见Elizabeth Pond，"Japan and Russia：The View from Tokyo", Foreign Affairs(Oct．1973)，145．
33 1972年，日本向中国出口了6.09亿美元，从中国进口了4.9亿美元，净出超1.19亿美元。1973年8月30日，东京和北京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1973年，双方贸易总额达到了18亿美元，而1972年只有11亿美元。
34 当1974年4月东京与北京签订一项航空协议时，国民政府禁止所有的日本航班飞抵台湾或飞越台湾上空，也取消了它自己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抵日航班。
35 Gene T．Hsiao，118-20，JIA主席板垣治是前驻台北大使(1969-71年)，其台北分会的主任伊藤洋典在1972年9月前一直在日本驻台北使馆任职，而其高雄分会的主任则是一名日本的前任总领事。至于"东亚关系协会"，它的东京分会主任马树礼是一名负责华侨事务的国民党高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