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中苏分裂
"莫斯科--北京轴心"这个象征着牢固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阵线，到五十年代末迅速地恶化了。曾被称为"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一种关系，竟这么快就变质成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激烈的边界冲突，打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神话，并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这真是一个谜。历史学家对如何解释这一复杂的事态进展兴趣盎然。
1.冲突的历史根源
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之时起，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接触就既不愉快也不满意。他依靠在农村发动农民来开展革命，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革命手段。莫斯科容忍他在革命运动中的合法地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暴动都失败了。斯大林始终不认为毛泽东的方法适合中国革命。斯大林继续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在苏联留过学的中国人，责成他们领导中国共产党，而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即使到1936年长征结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意承认他的领导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8年。即使在1938年到1945年间，斯大林还继续把王明看作是可能取代毛泽东的候补性领导人。
毛泽东虽然尊重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但他亲眼目睹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愚蠢政策。因此，他不信任莫斯科的判断，不承认斯大林"为中国革命制定政治和军事策略的权威"。11962年，毛泽东在回忆过去三十年的事情时宣称："理解中国客观现实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共产国际中那些关心中国问题的同志。共产国际的那些同志一点不理解，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国情和中国的革命。"2只有一个知道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人，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奋斗，取得成功，并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很不和睦；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暗地里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厌恶。斯大林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限，缺乏国际眼光，局限于自己的革命经验。3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一直对毛泽东有批评"，把他称作"仿造的马克思主义者"。4其它一些苏联的说法称中共是"卷心菜型共产党"和"萝卜型共产党"，意思是红皮白心，以此来贬低中国共产党，破坏毛泽东的威信。早在1936年，毛泽东便告诉斯诺："我们努力解放中国肯定不是为了把本国交给莫斯科!"5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期待最终避免完全依附于苏联。1945年1月，他们秘密提出建议，希望"以中国重要政党之领导人"的身分访问华盛顿，与罗斯福会晤。他们希望让罗斯福相信，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他们期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按铁托(Tito)的模式接受美国的援助，获取美国承认中共为主要政党而非非法政党，及中共具有交战者地位，从而参加战后中国的安排和联合国的组建。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如果蒋中正拒绝联合政府，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有多少。6
毛泽东的请求在赫尔利大使那里耽搁了一段时间才递交给罗斯福，赫尔利在呈递建议时评论说，与延安的军事合作将构成"承认中共为交战者"，并将导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混乱和内战，使美国对华政策失败"。7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1月14日收到了这份报告，其时他正埋头于筹备雅尔塔会议和因盟军即将获胜所产生的问题，包括战后对德国的处置、战犯问题，苏联要求在联合国中取得十六个席位问题和波兰边界问题。另外，在召回史迪威刚过去五个月之时，他不想在与蒋中正的关系中再添波澜。于是，罗斯福总统不接受毛泽东的请求。8
虽然访问华盛顿的指望落空，毛泽东继续与驻延安迪克西使团的政治官员谢伟思讨论美国援助的需要。毛泽东在1945年3月13日指出：
中国战后最大的需要是经济发展。它自己缺乏开展这项任务所需的资金......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它们不会竞争。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供应它自己的市场，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美国不仅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合适的国家：它也是唯一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的国家。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冲突。9
把美国称作援助中国战后经济发展的"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强调了毛泽东不想只依靠苏联援助的愿望。美国人对他的暗示毫无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联军队突入东北，将价值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掠走，并没收了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元伪满币。10尽管苏军交给了中共军队大量日军武器，但他们却不让中共控制东北，实际上他们有时还与中共军队发生摩擦。11毛泽东对苏联与蒋中正签订的友好条约很不高兴，这项条约大大贬低了他的地位。斯大林还建议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这也令毛泽东不快。1962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抱怨：
(中苏争执的)根子早就埋下了。他们(苏共)不让中国搞(共产主义)革命。那是在1945年，斯大林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说我们不应该打内战，必须要同蒋介石合作。不然中华民国就要垮台。那时我们没有听他的，结果革命胜利了。12
即使在1949年毛泽东完成了对大陆的征服之时，斯大林还策划让新疆宣布独立，就像1921年外蒙独立那样，他保证将在外交上承认新疆独立，并将随后使它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由于新疆国民政府军司令13不予合作，这个计划失败了。新疆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侥幸逃脱了外蒙古的命运。
1949年12月，中共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前往莫斯科祝贺斯大林的七十周岁寿辰，并寻求获得援助和同盟。斯大林有好几天对毛泽东不予理睬，直到毛泽东威胁要回国。14只有在这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才同意谈判，但随后进行的谈判却是一场持久和艰苦的拼搏。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议，表面上代表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坚固"莫斯科--北京轴心"之形成；但实际上，这个同盟更主要是一个事实上的需要，而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体现。15与他期望的相比，毛泽东得到的太少，而付出的却太多。毛泽东获得了一项同盟以及五年内区区三亿美元的贷款，而他付出的却是被迫承认外蒙独立、中苏联合开发新疆矿产资源、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加在一起)、共同使用旅顺和大连港。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像个"新沙皇"，就连赫鲁晓夫也觉得他的行动"不明智"、"侮辱了中国人"。16苏联人直到1952年才归还了东北"战利品"，1953年才归还东北铁路，1955年归还旅顺、大连港和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毛泽东对斯大林要求获得在华特殊利益行为的愤恨，清楚地反映他在1962年9月28日八届十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斯大林还害怕中国会成为南斯拉夫，我会成为又一个铁托。后来，1949年12月我到莫斯科去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这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斗争。斯大林不想签，但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最后同意了。斯大林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我们的呢那是在1950年冬天，我们国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到那时才相信我们不是南斯拉夫，不是铁托。17
取得斯大林"信任"的代价是高昂的：中国派遣了一百万"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为购买这次冒险所需的苏联装备和物资支付了13.5亿美元，而毛泽东还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
在中苏同盟的初期阶段，意识形态争论的种子就已埋下了。苏联人明确反对中国人把毛泽东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的创造性贡献者，也反对把"毛泽东道路"说成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样板。1949年11月23日，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宣称：
中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应遵循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道路。它将是其它许多情况相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18
中国特别坚持"毛泽东道路"的两个特点：(1)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2)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
195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宣称：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中尤其是中国革命中的新发展。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不仅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有普遍意义。它的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的一个新贡献......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经典是十月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革命经典则是中国革命。19
随后，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赞扬毛泽东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并盛赞毛泽东成功的革命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在到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的总结"。一本中国的杂志骄傲地预言，"中国的今天就是越南、缅甸、锡兰、印度和其它许多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明天。"20
苏联的宣传家们不同意毛泽东宣称他在理论上具有创造性、他的"道路"适合于亚洲其它地区的说法；他们告诫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连同斯大林关于民族及殖民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观念得到了运用的必然结果。
在1951年11月12日的莫斯科科学大会上，首席发言人茹科夫(Ye Zhukov)警告说："如果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亚洲其它国家人民民主革命的某种"样板"，将是十分危险的。"就苏联论者而言，并无"毛泽东道路"或"毛泽东思想"；亚洲各国人民应遵循的唯一道路，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出的道路。苏联人想方设法限制毛泽东的重要性和贡献，也努力诋毁毛泽东在亚洲和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权威。但是，在莫斯科科学大会之后，关于"毛泽东道路"的争论逐渐平息了，很显然是由于相互达成了协议。
如果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很苦涩的话，那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则是辛辣的。斯大林至少因为本身的老资格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而赢得某种尊敬，但赫鲁晓夫则完全不具备这两种特征。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54年和1958年两次试图与赫鲁晓夫讨论外蒙古的地位，但却无法得到任何反应。关于中苏边界问题，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地图"太让人恼火了，我们气得把它仍到了一边。"21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评价说，中国和苏联的力量加起来要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大，赫鲁晓夫听后就教训他说：
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到今天已过时了。你不能再根据谁的人数最多来估算力量的大小。放在过去用拳头和刺刀来解决争端的时候，谁的一边人多、刺刀多还有意义......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军队数量的多少实际上对决定实力大小和战争结果没有任何意义。一方的部队越多，被原子弹炸成灰的也越多。22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个胆小鬼。
1959年又出现了不愉快的事件，其时，赫鲁晓夫来中国请求获准在中国领土上开设一座无线电台，以便与苏联的潜水艇保持联络；他还要求获准让他的军舰在中国加油、维修，让苏军水兵上岸休假。毛泽东愤怒地拒绝这个请求，宣称："最后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这类的事情。"当赫鲁晓夫还坚持时，毛泽东宣布："不行!......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里来。我们已经把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赶出了我国的领土好多年了，现在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我们的领土了。"赫鲁晓夫述说他失去了耐心，并回忆说，早在1954年他就预见到了与中国的冲突在所难免"。23
以上的概述表明，毛泽东在三十年里一直与苏联领导人相处不愉快。他最初被斯大林排挤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而后又受到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无礼的对待。个人的受伤害感和不满情绪只会对国家关系造成有害的后果。
2.意识形态争论
从外表上来看，中苏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和抨击"个人崇拜"。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无所敬意，而且他自己也实行着"个人崇拜"，因此他不赞成苏联的事态发展。然而，他表面上还是与莫斯科合作，按苏联的样板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改组成"集体领导"。"莫斯科--北京轴心"携手合作的表象保持了下来，但毛泽东确信，是他而不是赫鲁晓夫代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舵人，中国的经验为亚洲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革命的样板。他含沙射影地将苏联的道路贬低为一种欧洲模式，否认它具有世界普遍性。
毛泽东决心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领袖，并使北京成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新的中心。俄共在斯大林死后未能产生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卓越领导人，这种情形有利于他的计划，而紧随"非斯大林主义运动"在东欧卫星国出现的动荡不安，则为实施这一计划提供了大好时机。继1956年匈牙利叛乱之后，波兰人要求获得"人民民主"走"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调停者，并派热情洋溢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出使东欧执行缓和使命。周恩来强调，在资本主义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苏联领导下团结一致，以及强调承认各卫星国的情况不同有重大意义。毛泽东的动作虽然只是个权宜之策，却制止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瓦解之势，并维护了苏联在集团中的首席地位。北京第一次在亚洲以外发挥了影响，发出了一种不同于莫斯科的声音。受这一成就的鼓励，毛泽东在1957年对铁托的修正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批判，使自己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原则的捍卫者。到1958年，毛泽东已经使北京成为莫斯科之外的另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固结构松动了，苏联的领导地位也被打破了。
毛泽东的崛起和共产党中国对苏联霸权的挑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世界能不能容忍两种声音和两个中心不管这个问题如何解答，它无疑造成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有关全球战略和世界革命方式问题上尤其如此。当1957年8月和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时，毛泽东兴高采烈地宣布"东风压倒西风"。他认为形势非常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主义的事业，但赫鲁晓夫却犹豫不决。1958年，在金门--马祖危机中，苏联人没有支持北京攻占这些沿海岛屿的努力。对中苏关系损害最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干涉中国的内政；1959年，他鼓动访苏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并在同年6月彭德怀回国一个星期之后单方面取消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意图削弱毛泽东的地位。241957年的协定规定，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一枚原子弹样品、科学数据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1958年赠送了一个重水反应堆之后，赫鲁晓夫后悔起自己的承诺。原子弹样品再也没有送来，而且，在1959年，科技情报的输送也受到了限制，苏联技术人员撤离了中国，带走了已完成一半的工程蓝图。毛泽东被深深激怒了，他指责赫鲁晓夫屈服于美国的宣传、搞"修正主义"、在战争性质和世界革命总战略上持异端观点。他以暗示方式，表示怀疑赫鲁晓夫是否适合于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争论的烈度加强了。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根据北京的观点，战争将推进而非阻挠共产主义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共产党中国的建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共产党夺取美国的政权，从而埋葬资本主义世界。
北京宣称战争并不可怕；虽然核武器的灾难可能会消灭三亿中国人，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遭遇将更坏。据说，周恩来声称，下一场战争之后，将剩下"两千万美国人、五百万英国人、五千万俄国人和三亿中国人"。25这种大胆的立场也许旨在消除对战争的恐惧，防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烽火熄灭。
赫鲁晓夫批驳中国人的观点，并争辩说，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应设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彻底毁坏地球，使共产主义的胜利成为毫无意义之事。相反，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优越的制度，它将能够通过和平竞赛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取得辉煌胜利。在北京看来，这些观点是离经叛道的。1960年4月，中国人猛烈地批判赫鲁晓夫"割裂、背叛、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行为必将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灾难。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像斯大林，只记得自己的利益，编造一些脱离现代世界客观现实的理论"。26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争论促使了1960年l1月在莫斯科召开一次由八十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参加的大会，试图来裁决中苏争论。
中国代表团奚落和平共处的观念是个幻想，主张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和民族独立运动，贬低和平取胜的机会。苏联人反驳说，全球战争的危险太大，由于共产主义集团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因此就要谨慎行事。此外，经济竞赛将是决定性的因素，时机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27会议在1960年12月6日发表了最后公报，宣告拥护苏联关于和平共处的观点，另外为安抚中国人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北京很不情愿地在公报上签了字，以维护集团的团结，但在这表象之下，分歧依然存在。尽管苏联人在会上取得了胜利，但很明显，北京已能够对莫斯科提出挑战而无被逐出集团之虞。苏联的霸权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下面一些事件是使中苏关系进一步紧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莫斯科的单方面行动；莫斯科未经与中国人磋商即接受禁止核子试验条约；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拒绝支持中国。28到1964年，中苏之间的敌意已变得非常强烈，其时中国的核武器眼看就要研制成功，赫鲁晓夫竟考虑要摧毁中国的原子弹基地。其它一些苏联领导人被这个计划吓呆了，他们立即通报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威胁要入侵外蒙古，以表明苏联连它的亚洲卫星国都保护不了。冲突在最后时刻避免了。1964年10月15日，比较务实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柯西金(Alexei Kosygin)在中央委员会中成功地征集到足够的支持者，解除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29一天以后，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在新疆爆炸--这是苏方人员撤走后中国科学家们独立取得的功绩。
尽管中苏关系暂时改善了，但很快就表明，新的苏联领导层并没有对赫鲁晓夫确定的方针改弦更张。北京重新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裂缝扩大了。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中有几个表示同情北京的强硬立场，而其它政党则分成了亲华派和亲苏派。苏联不断尝试把中国人驱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均没有成功。
3.领土争端
对中苏边界4,150英里的领土争端、沙皇俄国及斯大林施加给中国人的严重伤害意识，与意识形态争论和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问题纠缠在一起。毛泽东立意要夺回所有丧失的领土和权利。
中国人对丧失领土的怨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俄罗斯签订的最初两项条约，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虽然一般都被认为是公平的条约，但中国仍因此分别丢失了93,000平方英里和40,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余那些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1858年的《瑗珲条约》将黑龙江流域重8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块地方成了阿穆尔省；1860年的《北京条约》确认了《瑗珲条约》，另外还割让了乌苏里江以东的133,000平方英里领土，它成了俄国的滨海省；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割去了15,000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在1912年民元革命时期，俄国煽动蒙古独立运动，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将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由俄国保护的国家。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在1919年重新获得了对外蒙的控制，但苏军在l921年7月入侵蒙古，恢复了它的"独立"，同时吞并了唐努图瓦。30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苏联的第一个卫星国，以库伦为首都。现被称作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随后，根据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议，以后又经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确认，苏联重新获得了1905年俄国战败后割让给日本的沙皇在东北的一切特权和特殊利益。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斯大林还从毛泽东那里强行索取了许多屈辱性的让步。
与中国所有的爱国者一样，毛泽东一直想纠正中国在以往遭受的伤害。早在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直接的任务是取回我们所有的失地"，包括外蒙，它应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31
1963年3月8日，北京开列出一份失地的清单，包括西伯利亚南部、滨海省和俄国中亚地区的至少500,000万平方公里领土。北京要求苏联书面承认，目前的中苏边界是诸多"不平等"条约因而也是"不合法"条约的产物。莫斯科否认与任何邻国存在领土问题，拒绝承认与中国旧有条约的不合法性。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说："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之后，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它地区才变成了苏联的领土。这笔帐我们还没清算呢。"32莫斯科谴责毛泽东的声明，称它令人想起了希特拉寻求"生存空间"的说法。赫鲁晓夫公开驳斥说，如果说沙皇俄国是扩张主义者的话，中华帝国也彼此彼此；这两个国家都从别人那里抢夺了土地，它们的行为应相互抵销。因此，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开始的边界谈判毫无成效，在同年10月15日就破裂了。在这之后，边境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烈度也越来越大。到1968年11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决定对领土纠纷采取强硬态度，大规模冲突显得不可避免了。
据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谈判破裂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界4,189次。边境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进而在1969年3月2日和3月14-15日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和苏联都声称珍宝岛是自己的领土，这个岛屿位于东经133"51'、北纬46"51'，大约有一英里长、三分之一英里宽。中国人坚持称，这个岛屿在历史上曾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在晚夏季节低水位期间，中国人徒步涉水就能到达该岛，而且中国的渔民一直用它来晒渔网。苏联人则争辩说，他们从1922年起就在这个岛上设立了一个哨所，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于1950年撤销了这个哨所；此外，中国人定期申请借用珍宝岛的事实，就可证明苏联拥有这个岛屿。
3月1-2日夜间，约三百名伪装的中国战士抵达珍宝岛，在一片灌木地带开挖散兵坑，准备打伏击。翌日上午约十一点钟，看上去没带武器的中国人列队走向俄国人；当他们走到敌方面前二十英尺远时，第一排人迅速闪到旁边，第二排人便开枪射击，打死了七名俄国人，包括他们的长官。其它一些中国战士从隐蔽处冲出，一举解决了这支苏军队伍，俘虏了十九名士兵和大批苏军装备。俄国增援部队最后抵达该岛，逐走了中国人。双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同时指控对方进行了侵犯。
3月14-15日的第二次冲突是俄国人发起的报复行动，投入了坦克和许多士兵。战斗从上午十点打响，持续了九个小时，造成了六十名俄国人和八百名中国人伤亡。33双方都竭力渲染冲突事件，举办展览会揭露对方的残忍，组织庞大的示威游行以鼓动民族情绪和战争恐怖。随后在黑龙江八岔岛和新疆边境在线发生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战争的急迫感。
4.战争危机
1968年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宣称，如果其它共产主义国家被认为背弃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有权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中苏边界冲突紧随着这些事态爆发，冲突引发了苏联进攻中国的不祥前景。事实上，莫斯科的一些较为大胆的军政首脑认真地建议，对中国的原子弹试验基地实施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并试探拉上美国一起干或至少让美国默许的可能性。先是苏联驻东京和堪培拉(Canberra)使馆的武官，后来又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向美国提出了联合打击中国的建议。但尼克松(Nixon)总统下令对此作"激烈的、愤慨的反对"。34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的丧礼乘飞机回国，在飞抵伊尔库茨克附近上空时，接到指令返回北京，在那里，他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他们达成了以下谅解：应该在不使用武力的条件下签订一项协议，维持边境现状，防止军事冲突和摩擦，在有争议地区隔离军队，通过谈判解决所有边界问题，互不侵犯。在这次会晤后，边界纠纷平息了，并且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恢复了高层谈判。然而，在1970年7月，苏联再次向美国建议，应达成共同协议，以对付中国或其它任何核国家的任何"挑衅行动"。这项建议不仅涉及到中国，还牵涉到北约同盟内的核国家，因此遭到了华府的拒绝。35
在北京重新开始的边界谈判中，中国人并不要求全部归还割让给俄国的所有领土；但是，他们坚持要以旧的条约作为谈判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另外坚持要苏联承认，沙俄的旧有条约是不平等和不合法的。中国人要求，超出沙俄旧条约之外苏联得到的所有领土应无条件还给中国，包括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七百个岛屿中的六百个，总计约400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另外还有在新疆帕米尔山区的12,000平方英里土地。为论证这些要求，北京援用了国际法中的"主航道"原则，即按照界河"主航道"的中心线划分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属于这种情况，据此，中国将拥有这六百个岛屿，包括珍宝岛和八岔岛。至于帕米尔段边界，中国人宣称，它是由俄国军队破坏1884年边界议定书而非法占领的。36
苏联代表主张，由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那些条约并非"不平等"，从法律和历史来说，中俄边界业已确定。虽然苏联人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来改变边界，但愿意为了表示他们的善意，在一些特殊的边境地区，也即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疆和海参崴地区，做一些小的修正。至于帕米尔段边界和黑龙江、乌苏里江，苏联人则否认在帕米尔有任何非法占领的情况，同时还反对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按"主航道"原则划界，坚持那六百个岛屿属于苏联。谈判中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可接受的妥协。
显然，双方都在利用谈判来拖延时间，以达成其它目标。到1973年年中，苏联已将他们在中苏边境的兵力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而且配备有导弹和核武器，另外还在太平洋驻扎了至少150艘军舰。他们还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部署了约一百枚被称为"加洛什"(ABM)系统的反弹道导弹，以获取对中国的第一次打击优势。37与此同时，他们努力寻求与西欧尤其是西德达成谅解，以求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也调集至少一百万人增援边境地区，并作出了巨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以求与美国、日本达成谅解,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圈，防止美苏可能勾结起来。避免两线战争是毛泽东的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中国在最坏的可能性上看，在各大城市修建庞大的防空洞网络，配备有水、食物和医疗设备。坐落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设施悄悄地搬迁到了西藏腹地某些不知名的场所，而旧的基地则伪装成很逼真的原子弹设施。中国的短程导弹被部署来打击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和其它靠近边境的苏联城市，射程在1,200到2,300英里之间的中程导弹则用来打击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的目标。到1973年，射程达3,500英里、能够打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程导弹投入了生产，1980年，中国又掌握了6,000英里射程的洲际导弹。38中国迅速发展了第二次打击能力。从军事上来说，苏联不受惩罚地发动核袭击的时机早已过去了，而从外交上来说，国际社会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核打击。据报道，尼克松在1972年5月访问莫斯科时，"以最坦率的措辞"警告勃列日涅夫，苏联进攻中国将威胁世界和平，并将被看作是触犯美国的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质问，美国是否有资格充当共产国家间事务的仲裁人。然而，苏联盼望获得美国的小麦、技术和谅解，这大体上阻止了莫斯科对美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一些强大的欧洲共产党，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也强烈反对苏联进攻中国。此后，勃列日涅夫设想了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试图通过加强苏联与印度、日本、北朝鲜和印度支那国家的联系来包围中国。但除了对印度和越南之外，这个计划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说到底，中国人正埋头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发展、领导问题和"接班"等事务，它不想开战。苏联人也对中国问题头疼不已，不知道究竟怎么办。克里姆林宫似乎在恐吓与和解之间来回摇摆；1973年6月中旬，苏联提议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遭北京拒绝。39随后，在1974年11月初，中国人出乎意料地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提议根据1969年9月柯西金与周恩来之间的谅解，使有争议边界地区的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但勃列日涅夫又对此嗤之以鼻。中苏关系的状态反映在1980年中国拒绝续订三十年前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战争危险虽然降低了，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延续了下去，这只能让三角关系中的另一个主角美国占便宜。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关系受到以下三个障碍的影响：(1)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2)苏联入侵阿富汗，(3)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中国坚持，两国关系正常化应以消除这三个障碍为前提。在1987年苏联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典上，共产国家中只有中国未派正式的政党代表团出席。不过，中国密切关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的"公开化"和"政治改组"政策的进展，因为中苏两国都在作同样的努力以振兴国内经济。戈尔巴乔夫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1987年11月，他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但邓谢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苏联还没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然而，在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军队之后，两国关系中的升温趋势清晰可见。1988年5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文化交流协议，据此，波尔索芭蕾舞团将赴北京作访问演出，列宁格勒的修道博物馆将与北京的故宫博物馆进行交流展出。1988年下半年，所有迹象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将在1989年5月与邓小平作最高层次会晤，两国之间也将随即恢复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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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The Strategic Debate in Peking，"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 's Alternatives (Chicago, 1968), n:237-68.
【注释：】
1 Benjamin Schwartz，"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1949-72," in Michel Oksenberg (ed．)，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New．York，1973)，19．
2 Stuart R．Schram，"Introductio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rive," in Stuart R．Schram (ed．)，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Eng．，1973)，15-16．
3 同上注，16-17。
4 Nikita Khm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Boston，1970)，462．
5 Schram，18．
6 Barbara W．Tuchman．"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An Essay in Alternatives," Foreign Affairs (Oct，1972)，44．50-51，58．
7 同上注，55。
8 同上注，50-51,56。
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5，Vol．VII, 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1969)，273 ff，report by John S．Service On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March 13，1945．
10 Tai-sung An，The Sino-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Philadelphia，1973)，62．
11 James B．Harrison，The Long March to Power(New York，1972)，379．
12 Quoted in Tai-sung An，63．
13 陶峙岳。
14 "Khmshchev's Last Testament：Power and Peace," Time，May 6，1974，44．
15 John Gittings，"The Great-Power Triangle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 (July-Sept．1969)．39：44-45．
16 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463．
17 Quoted in Tai-sung An，66．
18 Philip Bridgham，Arthur Cohen，and Leonard Jaffe，"Mao's Road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A View from Washington，1953," The China QuarterJy(Oct．-Dec．1972)，52：678，楷体是本书作者所加。
19 同上注，681，楷体是本书作者所加。
20 同上注，681-82。
21 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474．
22 同上注，470。
23 同上注，466，472-473。
24 有关详情参见下一章彭德怀下台一节。
25 Zbigniew K．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Cambridge，Mass．，1960)．403．
26 Donald S．Zagoria，"The Futur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sian Survey，1：2：3-14 (April 1961)；Edward Crankshaw，"Khmshchev and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1961)，43-47。
27 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深入分析，参见Donald S．Zagoria，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1962)，Ch，15．
28 外交部长陈毅对一批斯堪的纳维亚记者发表的声明，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27，1966报道。
29 Harold C．Hinton，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1966)，478-82．
30 Tai-sung An，50-51．
31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61)，96．
32 Xai-sung An，76，82．
33 Thomas W. Robinson，"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Background Development，and the March 1969 Clash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LXVI：4：1199(Dec，1972)．
34 Joseph Alsop, "Thoughts Out of China-(I)Go Versus No g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1，19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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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ai-sung An，109，114-115；Robinson，1180-81．
37 Peter S．H．Tang，"Russian Threat to Chin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ept，12，1972；Shinkichi Eto，"Motivations and Tactics of Peking's New Foreign Policy," 33-34．在1973年6月24-30日德国东亚研究协会施洛斯--雷森堡(Schloss Reisenberg)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38 据报道，到1973年年中，中国拥有15枚射程为1,200英里的导弹，15到20枚射程为2,300英里的导弹。1980年5月，中国试制成功了两枚Css-X-4型导弹，其射程为6,000~7,000英里。
39 Robert A．Scalapino，"Chin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Jan，197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