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思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思想革命之后，两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发展起来，作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反响。一件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另一件是国民党的改组。两个事件的发展对塑造中国现代史的进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大约开始于1905年左右，这时《民报》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马克思(Karl Marx)的传记。1908年初，无政府主义杂志《天义报》刊登了译自日文版本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写于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也即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和节选自恩格斯《家庭的起源》的片段。尽管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建之父有了初步认识，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仍很微弱，一直要到五四运动时期、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才充分显示这一思想的威力。在凡尔赛会议上，外国宣布对山东问题的处置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发觉很难将西方同时间地看成为导师和压迫者。因此，批判西方的理念和思想成为当时的风气，而知识分子中极有影响力的人士受到圣西蒙(saint-Simon)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巴枯宁(Bakunin)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所吸引。社会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够提供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今日操纵"的实践思想。1此外，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中国如能接受社会主义，将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微妙的心理满足感，来自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普遍失落感及为克服这种情绪的内在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特别具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吸引力，因为有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诱人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而进一步增强。莫斯科急于要赢取友谊和树立新形象，两次宣布--1918年和1919年2--愿意放弃旧沙皇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尽管在1920年的时候，苏维埃的立场有些改变，并且建议透过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赢取中国承认的方法--但苏维埃的举动最终还是带来了良好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显示了一种主动和单方面的友好姿态，而且与傲慢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完全不同。
在这种友好示意之外，还有那振奋人心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列宁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当资本主义到达顶点时，正如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那样，便不得不追求海外市场，以销售过剩产品及购买原材料。此时，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与竞争，必将导致冲突和最终灭亡。因此，亚洲和其它不发达地区的受压迫人民，应该奋起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加速摆脱外国枷锁。列宁主义的理论，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慰藉，因为它不仅谴责西方应为中国的苦难负责及预言资本主义的即将灭亡，而且也在世界革命中给亚洲一个席位--反驳了大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先前的立场，坚持认为世界的问题只能在西方及靠西方来解决。
事实上，马列主义在思想上的吸引力、苏维埃政权的主动示好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实际成功，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开始大量涌现，以追求知识和言论自由而著称的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早在1918年中期，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便公开承认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称赞布尔什维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同样重要，是一种"伟大的、世界性的及基本的力量"。他预示中国将经历一场更伟大的再生革命，并于1918年秋创建了新潮社，不久又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号的《新青年》上，撰文庆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又于1919年编辑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他在图书馆的办公室也幽默地冠以"红楼"的名称，年轻而热切的追随者经常到这里来拜访，包括他的学生瞿秋白和张国焘，以及他在图书馆的助手毛泽东--这几个人注定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与五四运动的力度一样，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然而初期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民主、自由和国际主义，而没有太关注帝国主义问题，现在他们坚决地切断对西方的依赖，并发誓要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政治上的行动主义成为新的口号。在这批如梦初醒和热情好战的知识分子中，最重要的是陈独秀。他深受五四运动中学生所起的作用的强烈影响，也参加了随后的游行，但于1919年6月11日被投进了监狱。他于9月时获释后，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辞去大学的职位。他以上海为其新居所，更加沉湎于马克思主义。到1920年中期，他对西方的信任已彻底破产，并且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类以保持政治力量"的工具。3陈独秀成为第二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人物，并于1920年5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8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
与此同时，另一个小组也聚集在李大钊周围，1919年12月，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由社会主义研究会代替。1920年3月，北京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组成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两名俄国人穆勒(A．A．Muller)和布尔特曼(N．Bortman)给李提供了帮助，但组党的具体步骤，一直要到1920年初维经斯基(Grigorii Voitinsky)来华后才开始，他是第三(共产)国际或简称"共产国际"的代表。3月，他和李就组党一事进行交谈；不久，前往上海与陈商谈。这两次重要会谈的结果，主要是决定在上海建立由陈领导的党支部，在北京建立另一个由李领导的党支部。只要联合两个党支部，便可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统一起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后来称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召开。4代表57名党员的12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5但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陈在广州，周佛海代表其小组，而张国焘代表李的小组。尽管他们两人都缺席，但41岁的陈独秀和32岁的李大钊仍然被尊称为党的共同创始人。虽然中央党部在上海建立，但李在北京的支部却仍然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南陈北李"的说法显示了紧密统一的党组织还没有诞生。
他们不仅形成两个地方派系，而且对于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陈独秀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工人及明显贬低懒散的农民大众的普遁看法。他认为进步的城市力量应充当运动先锋，而落后的农民应顺服的跟从，并说："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简朴，并且易倾向保守主义......这些环境因素使农民难以参加革命运动。"6瞿秋白同样不接受农民能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充当领导的想法。另一方面，对社会变化充满浪漫想法的李大钊却持相反的观点，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人口中，他们占据了重要地位，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估计革命力量时，我们必须强调农民是重要一部分。"7李大钊对乡村的纯朴有着天生的热爱之情，而深厌城市生活的腐化。他督促年轻的知识分子，要以俄国民粹运动8的精神到农村去解放农民，激发他们的革命能量。实际上，他在农民的解放中看到了中国的解放。9
尽管党支持陈的立场，但李的看法却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强有力的选择，并且深刻影响了年轻助手毛泽东的思维。1918年，李向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成功地以民粹派对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的民族主义观点激发了他。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遭军阀张作霖处决后，毛泽东坚持农民斗争，将其导师的理念付诸实践。
2.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且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长期以来，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对于党内缺乏团结与纪律，以及西方不愿意帮助他发展中国，深感失望。自从1912年民国建立以来，他面临着党内的阻力和抗命，而且难得有合作的机会。两次重大改组--从同盟会到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再到1919年的中国国民党--之后，党内合作仍无改进。孙中山依然不断受到明目张胆的反叛行为的困扰，比如1922年陈炯明的军事政变及先前发誓对他效忠的南方督军的公开阻挠。
同样令孙中山困恼的是，西方只是支持军阀，而对他制定的国际发展中国计划则不感兴趣。早在1913年，西方帝国主义者就透过五国银行团，赞助袁世凯2,500万英镑的贷款，袁用这笔贷款镇压了"二次革命"。特别是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提供军火给袁世凯，阻挠孙中山和黄兴在香港登岸。袁死后，帝国主义者支持各地军阀，煽动国内冲突，对孙中山的求助装聋作哑。巴黎和会对中国在山东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而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见本书第534页)也只不过是平息了英美两国和日本的关系，遑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切都证明西方欠缺诚意。
民国期间，孙中山受到三方面问题的折磨：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和国内冲突。对这几个问题，他难以回避，但也无能为力。在挫折中，他发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辉煌成就倍加令人鼓舞，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教人欢欣振奋。正如他将俄国的成功归于良好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孙中山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纪律窳败（窳：yǔ）、组织松散及思想灌输不力。孙中山急于采取苏维埃的成功模式来改组国民党，并且为其国民革命寻求苏维埃的援助。
孙中山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它已经和劳工组织形成密切联系；另一个是五四运动后，年轻一代人所怀抱的热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高涨的民众精神。因为两种力量都与他一样，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义"的共同目标，所以孙中山准备将新鲜血液注入他那有些陈旧的组织。
然而，孙中山需要等侯时机，才可以学习苏维埃成功的秘密和改组国民党，因为孙中山只不过是广州革命政府而不是北京合法政府的领袖，所以不可能是莫斯科与之谈判的首选对象。1920年，俄国派遣了优林(M．夏．Yurin)和巴伊开斯(A．K．Paikes)到北京谈判一项条约，但军阀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建议下，婉拒了这个友好的示意。苏维埃又转向了强势军阀吴佩孚，并且顺势地将其改称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然而，在英国的压力下吴佩孚没有做出响应。在这个情况下，苏维埃才"重新想起"孙中山，据说他于1918年发送了祝贺电报给列宁，而令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深受鼓舞。10
1921年春，共产国际的荷兰代表马林(H．Mating)与孙中山在广西会面，他对孙的民族主义者精神和革命观点，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孙中山而言，他很高兴得知苏维埃的新经济政策，而且天真地比作自己的实业计划。不久，马林深信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利用国民党已经建立的基础，发挥其影响力。他鼓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本身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所有阶级的联盟。陈独秀和李大钊勉强地屈服于他的压力，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通过国民党要员张继的介绍，首先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愿意接受共产党员的原因很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感到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权参加其国民革命。实际上，他想利用共产党与工农的联系和苏维埃的援助来改组国民党。此外，孙中山也确信在苏维埃的庇护下，进行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如果迅速独立的成长，将最终颠覆他的国民革命事业，因此，吸收他们入党内并及时同化他们是很明智的。最后，孙中山也忧虑苏维埃可能援助一些对他不友善的军阀；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在苏维埃的指示下与吴佩孚和陈炯明发展联系，而这两个人都是国民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与苏维埃和共产党的友好和联盟政策将削弱这些军阀。11
共产国际派遣了越飞(Adolf Joffe)来中国，精心策划"苏维埃--国民党--共产党"合作的基础。1922年8月12日，越飞到达北京。他受到了新潮社和其它十三个组织非常热烈的的欢迎，这令西方公使团很是嫉妒，也令军阀政府十分不悦。随后，他与孙中山进行了长期的通信和谈判；此时，孙已决定了"联俄容共"的政策。9月4日，五十三名国民党领导人在上海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一政策。这项政策也成为国民党改组的最重要的原则。一个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委员会获任命掌管改组之事，并于1923年1月1日公布了一份由胡汉民起草的宣言。
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因为他担心国民党会对中国共产党中的工人农民党员产生腐化影响。陈评论道："只不过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承认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必要性。"12然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解散；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同意接受国民党领导者的命令。在公开场合，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和中心力量。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谈判达成一项联合宣言，包括四个要点：(1)目前在中国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体制；(2)苏维埃政府再次确认早在1920年9月27日有关放弃在华特权与利益的宣言；(3)就未来中东铁路的管理与重组达成相互谅解；(4)苏维埃否认在外蒙古有任何帝国主义企图或政策。13
孙中山在与越飞的谈判中，展现了一位冷静务实的政治家的风采。尽管他急于寻求苏维埃的援助，但他拒绝用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也没有把领导权放弃，交由马克思主义者来执行纪律和命令。他决不怀疑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占据领导地位，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是相反。共产党人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目的是避免"党内集团"或"党内有党"的尴尬情势。从表面看来孙中山是以自己的条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苏维埃在孙中山和越飞的协议之后，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来中国，帮助孙改组国民党；另外，派遣格林(Galen)来帮助训练一支党的军队。此外，随行的还有约四十位苏维埃专家。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年轻的将军蒋介石14直接赴苏维埃学习军事体制、红军的政治思想，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纪律方法。蒋介石经过三个月的访问后回国，不久，孙授命他组建位于广州城外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第一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举行，共有165名代表参加。孙中山在大会上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以及为了民族统一和重建而发展一个强大的组织。他号召党员为了革命目标，应不惜牺牲个人自由和无私奉献自己的才智。会议期间，列宁于1月25日逝世的消息传来，大会休会三天，以示悲伤和悼念--这是公开确认与苏维埃友好和结盟的新政策。
当然，尽管有些国民党党员不反对与苏维埃结盟，但却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孙中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既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致力于反帝反军阀，那么在共同的斗争中两党就应该联合起来。1924年1月28日，李大钊技巧地宣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献身革命，并没有任何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因此即使他们有双重党员身分，也不能谴责他们在国民党内形成"党内集团"。李反复强调，只要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他们将会遵守其命令，并接受其训练行动。他强烈否认从内部渗透和推翻国民党的任何企图。15尽管李大钊已解释，但不变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并没有解散，加入国民党的成员也没有失去共产党员资格。事实上，国民党内有了一个共产集团。
孙中山为了革命的利益，接纳了共产主义者，但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其行动的全部含义。他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认为共产国际既然赞成这样一个联合，那么就会帮助他控制共产党员，甚至会教导这些人服从他。他还抱有幻想，以为在适当的时候，少数共产主义者有可能会纳入在人数众多的国民党的官僚组织内。孙中山没有认识到的是，莫斯科的真正意图是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嫁接到已经成长的国民党的身躯上，这样共产党就能够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像榨"柠檬"一样将右翼分子排挤出去。16
同时，大会还创建了一个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人主席团。17大会以一份宣言结束。这份宣言强调反帝反军阀的立场，致力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宗旨，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决心。
国共合作只不过是一场追求利益的结合，双方都需要对方，但也厌恶对方。国民党在振兴党、发展一支党的军队和进行国民革命中渴望得到苏维埃的援助；并且期望利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基础来扩大影响，并最终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在这微妙的关系中，只要对双方有利，合作就会持续下去；而双方都希望在对方表现不济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孙中山的地位与威望是把各种成分连接在一起的决定因素，但一旦他去世，分裂势力就不受约束，日益坐大。
3.北伐与国共分裂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后，急于恢复拖延已久的北伐来扫荡军阀，并挫败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但他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使这个计划流产。
孙中山的政治重任就落在汪精卫和胡汉民身上，两人分别是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领导人。但是军权却为蒋介石把持，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负责发展军官团体以充实党新建立的军队。军官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受到政治思想教育，以便士兵在革命的政治使命方面得到正确的教导。孙的亲信廖仲恺担任党代表，何应钦是军事总教官。在军校及党的军队中，一切命令和规章都要经过党代表的联署，才可以生效及由校长执行。军校政治教育部的副主任正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周恩来，第四期毕业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林彪。
军官很快成为势力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镇压了1924年10月的港粤商团叛乱，18驱逐了叛变省长陈炯明，挫败了各种各样的西南军阀。1925年7月1曰，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这处与敌对军阀的对抗中相对安全，并与北京军阀政府相对立。汪精卫获选为主席。随后国民政府在广东和广西进行了一系列平息军事叛乱运动，到1926年2月两省的所有反抗势力都遭到镇压。国民政府决意再度北伐，并于6月25日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包括6,000名黄埔军官和85,000人的军队。7月27日，蒋开始了著名的征伐北方军阀的军事行动。当时北方军阀分布如下：
1．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河南、湖北，直隶和湖南的部分地区，以及京汉铁路。
2．奉系军阀张作霖已在北京自封为总司令，控制着东北、直隶、山东，以及京奉铁路和津浦铁路。
3．已从直系退出的孙传芳在南京自立，统治着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和安徽东南五省。
此外，西北还有两派独立的武装力量，既不属于那些军阀集团也不属于革命军队，然而，他们倾向同情后者。分别是：
1．冯玉祥的"国民军"，早已撤退到西北而受直系和奉系势力的压迫。
2．阎锡山在山西所建立的稳固根据地，没有参加国内战争。
蒋介石的战略是首先讨伐吴佩孚，然后是孙传芳和张作霖。由于得到苏维埃的援助，19共产党的先遣代表又组织农会、工会，并在城市中发动罢工和破坏，加强了国民革命军的力量。从广州到华中，北伐军势如破竹，1926年9月攻下武汉，11月拿下南昌，12月占领福州，1927年3月进驻上海和南京。九个月内，占中国半个部分的南方被攻占了。军事行动成绩斐然，前途一片光明。就在此时，国共分裂的征兆出现了，威胁着要破坏党、中断北伐。
争论主要是发端于双重身分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内有党"的推论。国民党员接纳了个人身分的共产党员，希望他们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及服从命令。但是，共产党要求其党员接受自己的命令，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秘密集团。简而言之，持有双重身分者被期望成为名义上的国民党员而在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冲突的命令自然引起涉及纪律这一敏感问题的摩擦。尽管紧张气氛持续上升，但孙中山在世时，公开破裂仍是没有发生。
1925年8月廖仲恺遭刺杀后，大约15名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右翼成员20离开广州，前往北京城外的西山，并于11月23日在孙中山的灵柩前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1在这里，他们发布了一个宣言，号召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通过有效决议而谴责西山会议派。左派召开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并且要求于1926年1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的权势非常慑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中赢得了新的席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也增加了。在执行委员会的九人常务委员会中，三人是共产党员，三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国民党中央党部九个部中有五六个是受共产党员的控制：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海外部和青年部。22面对这些发展，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党部，这标志着与广州党部的分裂。
火上浇油的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这一天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中山舰船长绑架蒋的企图失败，蒋反过来解除了船长、所有的苏维埃顾问、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及其隶属的军事人员的职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蒋与共产主义者决裂的第一步，然而，为了即将到来的北伐的利益，没有宣布公开分裂。但是蒋很快采取了针对共产党员的一些限制性措施。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九项决议，限制所有委员会内共产党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且从中央党部部门的领导职务上清除共产党员，并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尽管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这些决议，并决定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斯大林(Stalin)不希望在这时候加速分裂，因此命令中国共产党为了留在国民党内而忍受这些决议。23
在国民党成功地将这些限制强加给共产党之后，蒋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如前所述，蒋的军队进展神速，平定了华中之后，国民党决定于1927年1月1日将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同时，中国共产党收到了斯大林的一项日期标注为1926年11月30日的命令，指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强化政治工作，改善军事知识，以待军中要职。
武汉政府处于鲍罗廷和国民党左翼的统治下，两个重要的部门工人部和农民部皆由共产党员负责。24后者积极执行斯大林1927年3月3日的新命令，这项命令号召强化群众运动，武装工农，并动员群众，扰乱及攻击国民党右派。这些额外的活动在武汉的控制区，包括湖北、湖南和江西，特别明显。
蒋同时指挥了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迅速地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建立了权力基础。他故意对鲍罗廷所提出跳过上海以便进攻北方的建议置之不理，反而挥军直攻那个金融中心的大门。在上海，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已经发动了一场破坏性的罢工，动员其武装的纠察队，进攻地方要塞，并从内部成功地控制了城市。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与蒋介石合作，只好等待莫斯科的命令。斯大林仍然希望避免分裂，要求上海工人"埋起武器"与蒋"避免任何冲突"。这样，3月22日，蒋的军队未遇反抗就开进了城里。25北伐军乘胜继续进攻，3月24日攻占南京，随后控制了福建、浙江，以及江苏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很明显，武汉和南京形成国民党统治阶层内的两个权力中心。分裂迫在眉睫了。
蒋在宁沪金融财团的支持下，下定决心惩罚共产党。1927年4月1O日一场"清党"运动组织起来了，并且发布命令，解散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从4月12日开始，全面的清除共产党的运动开始了--首先是在上海，然后是在南京、汉口、福州、广州和其它一些地方。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和特务袭击共产党小组，枪击可疑者，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及解散工会。当清党运动结束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令人吃惊的是，蒋在清党期间公开宣称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显示他的争执只是局限于与本土的共产党。
在共产党的抗议下，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武汉政府于4月17日解除了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对此不可能置若罔闻；一天以后，在胡汉民的帮助下，他在南京组织了自己的国民政府。两个权力中心之间的裂痕扩大成为不可跨越的鸿沟。
鲍罗廷为了与蒋在上海和南京的成功互相抗衡，建议武汉政府应自己向北京发动"二次北伐"，26以寻求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合作。
这个计划受到共产国际的新代表罗伊(M．N．Roy)的反对，理由是依靠冯和阎的支持太危险了。罗伊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尖锐而相互贬抑的交锋。4月18日，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政府决定双管齐下，先发动北伐，随后发动东征。这个军事计划的部署，是武汉军队与冯玉祥军队在京汉铁路会师的三个月后占领北京。27
如计划所定，武汉军队成功攻进河南，重创奉系军队，与冯玉祥在重要的铁路中心郑州会师。然而，冯一旦在河南站稳脚跟，就比鲍罗廷所想的更为独立。阎锡山的问题也更为棘手；阎拒绝联合，因为武汉代表了共产主义政权而南京是真正的国民政府。同时，蒋沿津浦铁路成功地进行了自己的北伐，并于1927年6月2日占领徐州。
这时，冯玉祥建议由蒋、武汉和他自己进行联合北伐。对鲍罗廷和陈独秀而言，联合北伐就意味着"联合清共"，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随后，冯玉祥于6月20-21日在徐州拜会蒋，表面上是要在南京和武汉之间进行调停，实际上是要协力进行反共行动。28会议以冯玉祥公开要求驱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员而结束。
冯玉祥的变节和阎锡山的拒绝合作，不仅粉碎了鲍罗廷的北伐，而且使武汉陷入敌对势力的包围中。雪上加霜的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Trotsky)权力斗争的影响。随着蒋的胜利，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在中国的拙劣领导及违反列宁最重要的原则，即只有当共产主义者保留他们的组织独立性和行动自由的时候，与资产阶级分子的暂时合作甚至是结盟才是允许的。托洛茨基问道，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行动自由何在为了证实他的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斯大林极度需要一场胜利。1927年6月1日，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命令他们：(1)组织一支包括二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名工人农民的新的武装力量；(2)在武汉重组国民党；(3)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成员；(4)不待武汉政府的命令，没收当地土地；(5)设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产党员。事实上，它是号召组建一支独立军队，把武汉变成一个仅置于汪精卫傀儡领导之下的共产主义政权。鲍罗廷和陈独秀认识到这个命令是行不通的，于是就要求罗伊去执行。为了显示他的善意和诚信，罗伊就向汪精卫展示了这封电报。到这个时候，汪精卫才认识到斯大林的真正意图是要摧毁国民党左翼，把武汉政权变成共产主义的傀儡。然而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个阴谋。相反，他于6月6日会见了在郑州的冯玉祥；冯提出在汪与蒋之间进行调停。
7月13日，鲍罗廷宣布共产党员将退出政权，但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将党部迁往江西九江，并且对武汉的攻击也逐步升级。7月14日，汪做出了报复，宣布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违反了国民党的政策和思想，是有罪的，并且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两天后，他进一步宣布，如果共产党员退出武汉政府，就要同时退出国民党、军队和各级政府。
尽管看起来汪精卫已经和共产党分裂，但还能够容忍他们，没有立即进行清洗，也没有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内和军队内强制解散。直到7月26日，武汉主席团才在共产党继续不断的辱骂声中，命令从国民党内和政府职位上驱除共产党员，除非他们放弃共产党员资格。同时，国民党员不允许参加其它党派。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鲍罗廷别无选择，只好于1927年7月27日离开武汉，经蒙古返回俄国。
8月1日，共产党员借着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南昌起义，最终引致致命的打击。汪决定命令全面清洗共产党员，重组重要组织，比如总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商会。
既然南京和武汉都清洗了共产党，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就提议和解。一个特殊的中央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行使党部的权力。在12月10日，武汉和南京之间的所有分歧都解决了：蒋被重新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汪精卫宣布了出国计划。
尽管1928年2月武汉政府解散，但政治委员会的一个支部继续存在着。随着党内冲突的最终解决，蒋重新开始北伐。尽管在山东省济南市受到了日本军队的阻遏，蒋仍然能够越过障碍。在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帮助下，蒋向当时为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的北京进军。张逃往东北，1928年6月4日，日本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制造火车事故，把他炸死。297月，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宣誓效忠国民政府。此后，12月31日，他支持三民主义，"放弃"对东北的地方控制，并且使用国民政府的旗帜，显示支持国民政府。1929年初，在经过十三年内乱后，蒋统一了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南京是新的政府所在地，旧首都北京重新命名为北平。
回顾历史，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分裂证明了斯大林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斯大林想攫取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优势，像榨"柠檬"一样将国民党右派排挤出去，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松散和低效的群体。鲍罗廷恢复了党的结构，而党的军队在格林的帮助下也接受了训练。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没有看到共产党并未控制军队。而且，蒋的政治敏感力看起来处于颠峰，行事果断坚决，在远在千里之遥的斯大林有机会回击之前就排挤了共产党。30十年后毛泽东对一位美国记者评论此事时说，鲍罗廷犹豫不决，罗伊是个只说不做的蠢人，而陈独秀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31
4.民族主义外交
在中国，思潮和政治酝酿的时代，也就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在外交与国内战线上，中国人的行为受强烈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支配。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人为了独立与国际尊严，努力拼搏；而在会后的时期内，中国人为了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外国租界，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斗争。中国人要求废除这些国耻的强烈愿望，导致了与外国警察和雇佣军之间许多的冲突，而且经常遭到高压和不必要的残酷镇压手段，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充满了中国人愤怒地称之为"惨案"的事件。民族主义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动人精神，最终也在中国燃起熊熊烈火，推动人民走向新的使命，将国家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双重苦难中拯救出来。
4.1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在平等解决山东问题和处理许多太平洋争端上的失败，使美国背上沉重负担。美国为了纠正错误及解决巴黎和会的遗留事项，于1920年开始计划召开另一场国际会议，这就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会议。在远东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九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即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
中国代表团满怀希望而来，并提呈了一份九点建议书，要求与会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互之间停止缔结有关中国的条约，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权，废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中国的所有限制；再次审查外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治外法权和租界，为其承诺设定时间期限。这个提议从美国和欧洲代表团那里得到热切而同情的响应。
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建议被合并为四项总原则，而且最终被写进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的文本中。签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放弃进一步追求势力范围的企图，尊重它战时的中立，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商业机会。列强也分别同意于1923年1月1日关闭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华的外国邮政所，允许中国增加进口关税，从按照价格的3.5％到按5％征收。
至于山东问题，则由中日两国在英国和美国的善意帮助下直接谈判。世界与论，尤其是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压力，使日本放弃了山东，而只保留了一些经济权利。允许日本保留在山东的日本社团所需要的一些土地和房屋，比如领馆建筑、公众学校、墓地和神像。日本国民应被任命为各种公用设施、畜栏和重要企业的顾问；他们也可以在胶济铁路担任五年的总工程师、交通经理和总会计师，而胶济铁路由中国用日本贷款购回。总的说来，中国达到了大部分目标，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在会议的其它场合还缔结了两项重要的国际协议。1921年12月13 日的四国公约，旨在取代英日同盟。英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在太平洋的争端。另外，通过1922年2月5日的五国海军条约，这四国和意大利同意维持远东的军事现状，禁止在东经110度以东建设新的防御工事和海军设施。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主战舰的比例确定为5： 5： 3： 1.75： 1.75。这个比例使英国和美国各有总吨位为525,000吨的主战舰15艘，日本有315,000吨的主战舰9艘，法国和意大利各有175,0M总吨位的主战舰。
表面上这个海军条约是牺性日本的利益，而有利于英国和美国，但实际上在几方面是对日本有利。首先，英国和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保留两列舰队，而日本只在太平洋保留一列舰队。而且，条约签定时日本的海军力量是美国的一半；5： 3的比例在实际上容许日本增长10%的海上力量。32总而言之，海军条约保证了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操纵地位，也保证了日本在英国或美国攻击下的相对安全。
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九国公约基本上是签约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善意表示，但是它缺少强迫实施的权力，因此既没有使列强在华的现行特权归于无效，也没有使他们必须以武力保护门户开放政策或中国的独立，这样，中国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并没有减轻。外国人继续趾高气扬地凌驾于中国的这种感觉之上，继续在中国海关、盐政局和邮政局占据高级职位。外人住地与城市租界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日本人还在控制着南满铁路，把它当作侵略的工具。而英国也继续通过香港控制华南的贸易。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帝国主义的这些侮辱性象征总是令人烦恼，时刻叫人难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这一切是难以忍受下去的。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中国人开始开展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军阀混战的"救国"运动。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年轻学生和大城市中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是主要角色；他们发誓要消除国内外的罪恶，并在有必要时使用武力。
民族主义爆发事件中最有名的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起源是当在会议的其它场合还缔结了两项重要的国际协议。1921年12月13日的四国公约，旨在取代英日同盟。英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在太平洋的争端。另外，通过1922年2月5日的五国海军条约，这四国和意大利同意维持远东的军事现状，禁止在东经110度以东建设新的防御工事和海军设施。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主战舰的比例确定为5：5：3：1.75：1.75。这个比例使英国和美国各有总吨位为525,000吨的主战舰15艘，日本有315,000吨的主战舰9艘，法国和意大利各有175,000总吨位的主战舰。
表面上这个海军条约是牺性日本的利益，而有利于英国和美国，但实际上在几方面是对日本有利。首先，英国和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保留两列舰队，而日本只在太平洋保留一列舰队。而且，条约签定时日本的海军力量是美国的一半；5：3的比例在实际上容许日本增长10％的海上力量。33总而言之，海军条约保证了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操纵地位，也保证了日本在英国或美国攻击下的相对安全。
4.2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九国公约基本上是签约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善意表示，但是它缺少强迫实施的权力，因此既没有使列强在华的现行特权归于无效，也没有使他们必须以武力保护门户开放政策或中国的独立，这样，中国自尊心受伤的感觉并没有减轻。外国人继续趾高气扬地凌驾于中国的这种感觉之上，继续在中国海关、盐政局和邮政局占据高级职位。外人住地与城市租界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日本人还在控制着南满铁路，把它当作侵略的工具。而英国也继续通过香港控制华南的贸易。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帝国主义的这些侮辱性象征总是令人烦恼，时刻叫人难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这一切是难以忍受下去的。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中国人开始开展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军阀混战的"救国"运动。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年轻学生和大城市中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是主要角色二他们发誓要消除国内外的罪恶，并在有必要时使用武力。
民族主义爆发事件中最有名的是1925年的"五卅惨案"，起源是当年上海一家日本棉纺厂的中国工人为反对低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商会和其它民间团体达成了初步解决方案，随后为日籍工厂主人拒绝。工人继续进行第二次罢工，5月15日又派八名代表与管理层谈判。这种对抗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暴力冲突，导致一人被杀，另外七人受伤。英国控制的工部局不但没有惩罚开火的日本人，反而逮捕了许多中国工人，控以扰乱治安的罪名。5月22日，为数众多的大学生和工人为被屠杀者举行公开追悼会，并发表街头演讲，谴责日籍工厂主人。其中许多人被警察逮捕，这引发了5月30日南京路上三千名学生的游行，抗议英日的暴行。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名英国中尉捕头下令手下开枪，杀死11名中国人，射伤几十人。此外，约50名学生被捕。
"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学生、工人和商人的抗议、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直到12月，当英国籍巡捕房总巡及其中尉捕头被解职，以及工部局给死者和伤者赔偿75,000中国银元，众怒才得以平息。五卅惨案之后，民族主义骚动在国内不同地方风起云涌，与帝国主义爆发冲突。
在这些爆发事件中，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中国人不遗余力地抗议"交税却无代表权"。1926年，外国选民作出让步，决定允许三名中国人被选人先前由九名外国人控制的工部局。但这个提议一直要到1930年中国人的名额增加到五名的时候才被接受，而外国人的名额则保持不变。
在反帝运动的其它领域裹，中国人成功地收复了许多城市的外国租界地，以及很大程度上的关税自主权(见下一章)。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民族革命已经取得了显着的进步：外国帝国主义遭到了沉重打击，北伐也减缓了国内军阀割据的情况。
5.南京国民政府
随着1928年北伐的成功，孙中山三阶段革命论中的军事阶段完成了，第二个阶段即训政阶段也到了实行的时候。1928年1O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称为《训政纲领》，目的是令国民党对政府的指导成为合法。国民党获授予双重责任：督导人们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并监督政府行使五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党的最高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权力将委托给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设有常委会--权力的真正所在地。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列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事务和监察财政。
政府的主要特色是民国主席之下的五院结构。34五院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院，即通称为"内阁"的行政管理机构。行政院包括十个部，每部由一位部长和两位副部长领导，另外有一些特别委员会，负责国民建设、海外事务和蒙藏事务等。35与西方的惯例相反，行政院不对政府的立法机构负责，而是对党和国家主席负责。
立法院包括44名到99名委员，他们是按照地理区域大小选举出来，任期两年。立法院与西方国会不同，本质上是法律起草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用的立法原则变成法律，职责则包括审查法律、预算、特赦、宣战，以及缔结和平条约。
司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负责解释法律命令，发布赦免、减刑及民权赔偿，协调法庭体制。然而，却不干涉法庭裁决。
考试院设定为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一定程度上是承袭自传统的科举考试。属下有两个部：考试委员会，管理不同类型的政府考试；人事部，掌管公务员评比。
监察院在功能上与旧的都察院相似，包括19至29名成员，监察政府运作，审计预算，弹劾渎职官员。
五院各由一位院长和一位副院长领导，通常是国民党的高级成员。国民政府关键官员的首份名单如下：
民国主席：蒋介石(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谭延闽 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胡汉民 副院长，林森
司法院：院长，王宠惠 副院长，张继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 副院长，孙科
监察院：院长，蔡元培 副院长，陈果夫
新政府致力于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国民建设大纲，以及孙中山弥留时的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为执行革命的未竟事业，新政府誓言对外要争取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令中国赢得一个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对内要发起民主建设和社会改革。大家希望六年的训政时期在1929年结束时，国家可进入宪政时期。
三阶段革命--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革命--的挑战确实重重，政府的责任重大，其能力是否堪当其任，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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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Martin Bemal，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Utica，1976)，111，137；Maurice Meisner, Li P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Mass.，1976)，100．
2 通过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V．Chicherin)于1918年7月4日和副外交人民委员拉罕(Leo Karakhan)于1919年7月15日宣布。
3 Meisner,113.
4 博文女校。
5 包括毛泽东，但在法国的周恩来和在德国的朱德没有参加。
6 Meisner，242．
7 Meisner，239．
8 *译者注：民粹运动(narodnik)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俄国，许多革命青年受到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影响下，纷纷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制度，代表当时农民群众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要求。
9 Meisner，81．
10 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l927 Peking Raid (New York，1956)，138．
11 蒋永敬，《鲍罗廷舆武汉政权》(台北，1963)，第2-3页。
12 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1958)，53，60．
13 *即蒋中正。
14 完整文本见Conxod Brandt，Benjamin I. Schwartz, and John K．Fairbank, A Documen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London, 1952)，70-71．
15 Wilbur and How，149．
16 Schwartz，80．
17 其它成员包括孙中山本人，胡汉民、汪精卫和林森。
18 由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组织的。
19 1924年10月至1925年12月苏维埃给国民党的援助达200万卢布。参见Wilbur and How，169。
20 包括戴季陶、林森、居正、张继、邹鲁。
21 *译者注：实际上舆会者为14人，戴季陶声明与会但没有出席。
22 蒋永敬，第10-11页。
23 Conrad Bran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Cambridge，Mass.,1958)，76．
24 分别是苏兆征和谭平山。
25 Brandt，112-113．
26 从广州到武汉的军事行动被称为"第一次北伐"。
27 蒋永敬，第196-199；202页。
28 蒋永敬，第381页。
29 这个阴谋的主使者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上校，他想浑水摸鱼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东京事先并不知晓这个阴谋，当得知此事时，田中义一首相哀叹道："愚蠢!他们(关东军)像孩子一样行事，却不知晓父母如何处理。"Takehiko Yoshihashi，Conspiracy at Mukden：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New Haven，1963)，50-51．
30 Schwartz，80．
31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38)，165．
32 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 Chicago-1963 )，17.
33 Tang Tsou，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1963)，17．
34 胡汉民根据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建议创建的。
35 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农矿部、工商部、教育部、交通部、铁道部及卫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