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相反，民国早期的特征是道德沦落、君主复辟运动、军阀割据，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加剧。明显地，采取共和体制而带来的政治面貌，并不足以革新国家；还需要有一些更基本的运动来唤醒国家及人民。
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鼓吹在国民生活的哲学基础方面，进行一场激烈变革。他们号召用现代西方的标准，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乐意地与引致中国衰弱的那些因素决裂，并且决定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新秩序的基础。同时，他们发动一场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这场知识风暴给儒家，包括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以粉碎性的一击；同时，还对中国过去引入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新态度。就深度和广度而言，这场思想变革超过1895-1911年期间的变革(见第十八章)。的确，有些论者认为自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剧烈及根本的社会和思想变革。1
这场发生在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被奉为新文化运动，有时也可能被夸大的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动荡不定时期里的一个高峰，是1919年5月4日北京浩荡的学生游行，这场游行很快引起全国的回应，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
1.背景
知识酝酿的激荡年代不可能在没有国内外某些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从国外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和民主情绪格外强烈，威尔逊(Wilson)的民族自决和取消秘密缔约的理念，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相继发生：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芬兰、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抗运动；1918年日本的米骚乱(rice riots)。相比之下，中国却饱受混乱和军阀割据之患，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感有责任来复兴受冲突弥漫和内战蹂躏的祖国。
这些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肩负这项任务，部分也为1915年日本提出的令人屈辱的二十一条所激励。2这个条约分为五项，前四项中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古、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最阴险的要算是第五项，日本要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管理方面，雇用日本的顾问，还要求中国至少从日本购买百分之五十的军火。
这些条款激怒了中国民众，然而，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压力下，袁世凯接受了前四项，对第五项则予以保留。接着，在没有征得立法机关的同意下，袁世凯于5月25日与日本缔结了这项条约。
为表抗议，旅日中国留学生成批回国，而中国商人也组织了一场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二十一条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加速了逼近灭亡的恐惧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的爆发。
导致新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是政治上觉醒的工商阶层和1919年已达二、三百万之众的劳动大军的迅速崛起。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内外的有利条件，中国工商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在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和近代银行与股份公司这些领域。国内，1912年新建立的民国取代了帝制王朝，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形成。由士人变为实业家的张謇担任工商总长，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规定。
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迅速衰退的时期，这场战争也给欧洲的工业和它与亚洲的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然而却为中国本国工业的畅通发展创造了一个黄金时机。1913-1918年期间外国进口中国的数量变化，分别是：英国进口量由9,600万两降到4,900万，法国进口量由520万两降到150万；德国进口量由2,800万两降到零。以相反比例计算，中国的外贸赤字从1913年的1.66亿两关税降到1919年的1,600万两，同时丝绸出口从1914年的87,517担上升到1919年的131,506担。3与此类似，中国本国的工商业飞速增长：纺织公司从1911年的22家增长到1919年的54家，到1921年已达109家；面粉厂从1916年的67家增长到1918年的86家；近代银行从1911年的7家增长到1923年的131家；蒸汽船从1913年的893艘(总吨位连141,024吨)增长到1918年的2,027艘(总吨位达236,622吨)；煤产量从1913年的1,280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2,010万吨；钢产量从1914年的100万吨增长到1919年的180万吨。4
这些新兴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这些人不同于旧式的不关心政治的商贾和懒惰的农民，而是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决心保卫国家利益。这些人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使城市的中心和其经济得以扩展。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和广州都成为大都市，那里养育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从1907年至1917年，这些阶层中至少有一千万人接受了某类近代教育，被灌输以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决心，要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混乱的双重苦难中"救国"。
那些本来在国外学习的归国留学生，特别热衷于引入改革，从1903年至1919年，这些学生中有41.51%在日本学习、33.85%在美国、24.64%在欧洲。5近代西方文明摇篮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吸引了大量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以及一支劳动大军，到1918-1919年期间，这支劳动大军约有二十万人，并在道路、码头、工厂和军火临时堆集处工作，其中至少28,000人接受了教育。从1872年起就有培养中国幼童传统的美国，到1915年接收了约1,200名中国留学生。但是，因为日本的地理位置靠近和生活费较低，所以吸引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最多，到1906年有13,000人。6
最杰出的归国留学生代表有：从法国归国的陈独秀和蔡元培；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和鲁迅(周树人)；从美国归国的胡适和蒋梦麟。陈、蔡、胡很快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人，年轻时曾接受全面的国学教育，1896年考中秀才。1902年和1906年，两次东渡日本，但只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07年前赴法国，受到法国政治和文学的强烈影响。尽管不是同盟会成员，但于1910年回国参加了民国革命。随后因为牵涉入二次革命，东逃日本。1915年，回国反对二十一条。
蔡元培(1876-1940)，浙江人，1889年和1892年分别考中举人和进士，并成为令人钦羡的翰林院编修。之后，1907年前赴德国，在来比锡(Leipzig)大学学习。四年后，及时回国参加了民国革命，获委任为孙中山政府教育总长。在袁世凯接任总统后，辞掉了这个职位。1912年夏，重返德国，呆了大约一年。随后三年，在法国度过，为中国留学生和劳工管理着勤工俭学项目。1916年，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后，回国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1891-1962年)，清朝前期著名学者胡渭(1633-1714年)的后裔，年轻时也是接受国学教育。1909年从中国公学毕业后，获得政府资助到美国学习，先后获得康乃尔(Comell)大学哲学硕士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哲学博士。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响，强烈信奉实用主义，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进化的社会改进观。旅居美国七年，深谙美国文学和社会运动，这时期正好是一个以迷恋新事物为标志的解放时代，如：新人文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历史、新艺术、新诗学和新女性。胡适受到门罗(Harriet Monroe)《诗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提倡以平易语言进行诗歌创作的影响，他的观点是在文学创作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点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要。71915年，当他还是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时，便和赵元任大胆地发动一场运动，介绍白话文的写作方式。
这些新知识分子都是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然而同时也深谙西方文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科学和民主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当他们归国的时候--陈独秀在1915年，蔡元培在1916年，胡适在1917年分别归国--他们充当了中国文学和知识分子人格转换的发酵剂。他们有关对"国粹"进行批判性重估与引介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呼吁，燃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既粉碎了传统主义，同时又开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2.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2.1陈独秀与《新青年》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随后改名为《新青年》，矢志唤醒国内的青年来摧毁死气沉沉的旧传统，创建一种新文化。陈独秀在第一期号召年轻一代来冲破老的、腐朽的社会因素，并且改革他们的思想行为，以实现民族的觉醒。8青年受到感召，要从世界上各种文明中选择有活力、新鲜的元素，以便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化。在这个不朽的任务中，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指导性的原则：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 (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猛烈抨击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是中国罪恶的根源，在他的作品中，儒家更成为恶之渊薮。他认为，儒家是农业和封建社会秩序的产物，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必须彻底根除，因为儒家：(1)提倡"繁缚的礼仪和宣扬柔顺的美德"，这使中国人软弱、消极，不适应现代世界的斗争和竞争；(2)承认家庭而非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支持个人地位的不平等；(4)强调使人顺从依赖的孝忠；(5)宣扬正统思想，完全无视思想和表达的自由。9陈独秀厉声疾呼打破保守主义，以便为新文化的建立营造空间。
于此而言，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消亡也。......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耳，保守云乎哉!10
陈独秀对传统主义的大胆攻击，在陈腐的思想界开启了新的景观，也使他很快在受教育的青年中赢得了一批热情的追随者。
2.2蔡元培和北大 当蔡元培于1916年12月担任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校长时，新文化运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这所国立高校具有保守的传统，教授大多来自官场，学生无心向学，只把学习当作出仕的敲门砖，大学的轻浮气氛和师生的散漫士气是声名狼藉的。
担任校长一职之后，蔡元培便警告他们，大学是学习的地方，并不是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他根据三项原则管理：
(1)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不独致力于介绍西方文明，还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不但要保存国粹，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之重估；
(2)大学教育不是旧时科举考试的替代品；
(3)容许绝对的学术自由，保证不同理论与观点的自由表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北大成为令人振奋的高等教育机构，教师中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教授--自由主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反动的。北大以数量众多的著作与思想生活而闻名，国内许多重要和前程远大的学者纷纷加入教师队伍中。1917年，陈独秀获聘为文学院院长，胡适从美国回国后成为文学教授。翌年，李大钊获委任为图书馆馆长，他雇用了年轻的毛泽东为助理。
2.3胡适及其贡献 胡适是科学思维、实用主义和白话文写作的积极倡导者，因为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胡适创见的主要来源是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这也是他评价传统伦理和理念的主要方法。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按照实用的程度变化的，而实用则基于实验之上，这种态度明显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儒家中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胡适眼中，儒家与近代世界中的现实毫不相干。11他创造了"孔家店"这个侮辱性的词汇，而他的追随者则疾呼"打倒孔家店"。
如果说胡适反对儒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科学和民主。从实用主义出发，他提倡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实验和解决，逐步地改造社会。在他的支持下，"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那个时代的口头禅，因为两个"先生"都来自西方，因此他提倡完全西化，"到西方去"是他的要旨。
胡适自己的话是对其哲学的最好解释。他说：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是再造文明。12
胡适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可能是提倡用白话文写作。他谴责传统写作重视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坚持认为文言文死气沉沉，这种死的语言并不能产生有活力的文学。他建议用白话文来写作，并且成功地创造了非常清晰、有活力的文体，这种文体立即成为自由而有前瞻性的人所接受。他建议学生避免用典、陈句和骈体；避免模仿古人；要以真意义、真内容、真感情来写作。
保守派的反对并非少数。传统思想的支持者出版了《国故》杂志，以保存古体写作方式，但是杂志吸引力很小，只出版四期后就停刊了。但是，那个世纪之交的两位著名翻译家严复和林纡，坚持抵制这场文学革命。林纡在给蔡元培校长的一封信中，嘲笑白话文写作是"引车卖浆者流"的工作，而严复则斥责用"粗俗"的白话文代替优雅的文言文是倒退，这种新文体不可能在进化与竞争的法则下生存。蔡元培的回答异常简洁：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不同只是在形式方面，而不是内容方面：赫胥黎、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严复和林纡翻译的狄更斯、大小仲马和哈代的小说，都是以平易的语言写就的。公平而论，难道他们能说文言的翻译就超过原文吗当1920年政府在学校中采用白话时，白话文就得到了官方的肯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1902年废除"八股文"后，中国学生缺少可仿效的明确样板，在追求新鲜异常事物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被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新闻文体吸引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白话文的出现，他们很快便追随新的潮流。
1918年，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份名为《新潮》的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新青年》和《新潮》以及包括《每周评论》13在内的许多其它杂志，对传统主义的堡垒--旧文学、旧道德、旧式人际关系和儒家--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些杂志嘲笑旧的思维方式、旧习惯、官员对个人的忠诚、孝亲、迷信、男女贞洁的双重标准、大家庭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君主制度和军阀主义。他们批评对国粹全盘的接受，并要求对所有经学和古典文献进行批判性的重估，创造新文化。他们津津乐道科学、民主、科技、不可知论、实用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制度和个人主义。
这些杂志都是思想炸弹。在中国，有关国家和社会的重要问题，第一次得到公开的探讨和争论，中国的青年迫不及待地阅读每期新杂志。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时就评论道："世上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这样，一致而热切地追求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很少见到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些辩论本来可以用来维护已建立的秩序和现状的，却一点不被重视--事实上，闭口不谈。"14这种社会和思想的酝酿，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
3.五四运动，1919年
1919年5月4日，大约五千名北京学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反对凡尔赛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这场游行很快就引起公众愤懑情绪的爆发、民族主义的宣泄、对西方的深深失望及对"卖国的"北京军阀政府的强烈谴责。这场运动来势汹汹及影响深远，全国立即响应，迫使在凡尔赛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和约。民族主义、公众舆论、群众游行已崛起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兴力量，有些历史学家更称赞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要追溯到1898年，当时德国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9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是中立国，而日本加入了协约国，并将德国驱逐出胶州湾；随后，日本占领了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为了使占领合法，日本将这一点包含在确认其山东地位的二十一条条款中。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其要求，日本还与列强签定了一系列条约。1917年2月20日的日俄协定，俄国承认了二十一条，而日本则同意承认1912-1915年期间俄国在外蒙古所获得的利益。翌日的英日协定，英国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同意日本对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国所窃取领土的权利；而日本则同意支持英国对太平洋赤道以南德国所占岛屿的权利，作为回报。日本也和法国及意大利签定了类似的秘密协定。及后，1917年11月蓝辛--石井(Lansing-Ishii)协议签定，美国承认"领土相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即日本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日本则口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
对山东问题的致命一击，是1918年9月北京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协议，日本给中国军阀政府2,000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在北京的指示下，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这些条款。
日本带着这些秘密条约来到凡尔赛，自信能在山东问题上获胜。毋庸赘言，日本如能保住山东，便是间接承认了"二十一条"的有效性和与北京政权签订的秘密协议的可行性。这些条约使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其它地区获得了比在山东更多的特权。日本对待条约的行径，显示了它在国际关系的务实态度，这与中国人信奉西方思想的天真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国代表团15来到了这个他们认为是忠实于民主、自决、保护弱者原则的公正法庭上。事实上，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和平计划已使中国人着迷，许多人相信，久已期待的世界民主终于到来了，威尔逊要从破碎的旧世界中锻造出一个新的世界。1918年11月17日，六千名中国人在北京游行，庆祝西方民主在对抗德国专制和黩武主义上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在怀抱这种高期望，中国代表团来到凡尔赛，发誓要寻求收复山东，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热情澎湃的乐观情绪迅速变成为沮丧，因为他们被冷酷地告知，和会并不是为了调整昔日所有的国际间的恩怨而召开，而是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出现的问题而召开，因此，只有山东问题被列入了议事日程。
中国代表团申明，山东是孔孟的出生地，属于中国的圣地，而且自从1917年中国参战和废除所有对德条约时，日本所声称的继承自德国的权利就不复存在了。还有，在1898年有关胶州湾的协议的第五款规定"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他国"。同样，二十一条也是无效的，因为条款从来未得中国国会批准。再者，中国从1917年参战后，地位有了很大变化--从中立国变为交战国--这样就有资格援引国际法中的"情势不变"16的原则，废除二十一条。作为反驳，日本代表团平静地公开了1918年与北京的秘密协议，指出中国参战后已"欣然同意"山东问题。中国的争论决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山东的命运木已成舟。
协约国因为与日本有秘密协议，所以支持日本的立场，这使得威尔逊成了中国立场的唯一支持者。日本发出威胁，要提出种族平等的议题来讨论，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就退出和会。很明显，日本不可能在山东和种族两个议题上都遭到否决。最终，威尔逊被协约国代表和他的顾问17劝服，首要的是先建立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后再为中国争取公正。1919年4月28日，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裁决了山东问题。
当巴黎决定的消息到达北京时，中国对威尔逊及其理想主义信条的信任粉碎了。学生为威尔逊的背叛行为而激愤，发誓以血保卫山东。具影响的《申报》评论道："巴黎和会之始，我们多闻所谓的"公正的胜利"、"支持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求助他人者是注定要失望的。让国人今天知道，一劳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国人抛弃了自己的利益，谁能侵犯它们？"18
5月4日，几百名归国学生众在一起，讨论民族危机和民族受辱时能做些什么。他们决定向凡尔赛发电报，抗议这个不公正的决定；另外，向中国代表团发电报，督促他们，如果有关山东的条款不修订，就拒绝条约。他们也决定发动一场群众游行，向外国公使提呈请愿书，转递巴黎。
参加游行的有来自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的大批学生，人数激增到五千人。巨大的横幅在人群上空飘舞，上面书写着"誓死力争青岛"和"诛卖国贼曹汝霖"的字样。19当游行队伍经过曹的住宅时，游行群众的秩序消失了。这时，学生不能自制，冲进曹宅。由于曹已经逃掉，他们就痛打其它客人(这人正是"欣然同意"1918年秘密协议的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放火烧了曹宅。当姗姗来迟的警察到达时，大多数游行者已离去，只逮捕了十人。
逮捕事件引起的实时反响，是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辞职。罢课很快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的学生当中，全国的店主、工厂工人和商业机构的雇员也参加了游行。一场联合抵制日货的行动紧随而至，人们停止购买日货和乘坐日本汽轮，而码头装卸工拒绝卸载日货。在公众持续增加的压力下，5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同时，上千封电报发往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拒绝条约，并且威胁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惩治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中国救国会发的一封："举国对山东问题之失败而愤慨。永不签约。我们要求你们立即退出会议，与其主动投降不如被迫强占，否则责任独在于你们。"20北京军阀政府混乱不堪，无力采取明确立场，于是将签约的决定留给了代表团本身。为了防止代表屈服于外来压力或者政府的秘密命令，在巴黎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们，以确保无人离开其住所。6月28日的签字仪式上，没有中国代表。威尔逊明显感到失望，有人听到他喃喃道："这糟糕至极，它将引起严重混乱......不幸至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21
为了拉拢日本参加国际联盟，威尔逊牺牲了中国；然而他却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这个国际组织中。更加讽刺的是，1933年第一批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中，日本位居其一。至于中国，虽然拒绝了对德和约，但却和奥地利签定了条约，因此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
4.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随后对西方的兴趣仍在持续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却出现了分歧。那些对凡尔赛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外，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则归咎西方的物质主义，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因而建议用中国的唯心论作为矫正方法。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再加上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形而上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以及用现代的方法和标准重估中华民族遗产的努力--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高峰。
4.1外来访客 1919年5月1日至1921年7月11日，杜威与妻子到访中国，由胡适担任翻译。杜威作了多场公开讲演，内容包括：他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他自己关于教育、思想方法和道德的理念；他对当时三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即博格森(Bergson)、罗素、詹姆斯(James)。他演讲的厅堂总是人头攒动，包括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杜威告诉听众："'如果'没有一场基于理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治革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是外部的，形式上的，只触动社会运作机制，而没有影响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22杜威讲解的哲学和社会理念，在美国学生听来一定会感到枯燥无趣，但中国青年学子却热切恭听，对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情的描述道："这里求知若渴--我确信，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青年中这是绝无仅有。"23
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在中国居留了大半年，由赵元任担任翻译。他也作了一系列公开讲演，但内容要旨却与杜威的大不相同。罗素是一位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他没有告诉中国人应该作些什么来适应现代世界，相反，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对生活静谧、人道、忍耐与和平的看法。他说，尽管儒家中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比起西方倡导的爱国主义，则危害较少。"后者更容易导致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24他深受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理念吸引，这很接近他的理念："推进创造冲动，消除占有欲望。"他歉意地评价道："至于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有着不同的道德情操，区别是我们在坏的一面，因为我们精力更充沛，所以每天犯下的罪恶更多。"罗素讲演内容的本质，是西方应该学习中国"正当的生活观念"，而中国应该"获得西方的知识，但要抛弃机械主义的观念"--意谓把人当作原材料，用科学的操纵方法来塑造。25
罗素的建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他们急于成为现代人，盼望成为爱国的、民族的、积极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和平的、孝顺的和消极的。他们更急于摧毁儒家来推进西化，而不是教导西方如何获得中国人有关生活的人道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是妨碍中国人努力仿效前进的、有活力的西方的枷锁，为了进步，必须抛弃它。在向西方式变化的速度和节奏中，没有为儒家昔日的静谧留有余地。
其它访客包括：1921年，美国教育家盂禄(Paul Monroe)；1923年，德国哲学家德里施(Hans Driesch)；1924年，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R．Tagore)。邀请博格森和欧肯(Eucken)的计划没有实现。
除了外国访客的贡献外，西方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所热切追求，他们的兴趣反映了从英美来源向德俄来源的转变。法国哲学家博格森的著作由张嘉森26译介过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由王国维译介过来。陈独秀和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李达写了有关辩证法和列宁、布哈林(Bukharin)，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思想的文章。李石曾介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并推广克氏认为是进步的基本力量的"互助"和"合作"的理念--这是对达尔文"竞争"思想的直接反驳。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政治家采纳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来越获得激进分子的欢迎。对渐进式社会变革和迅速根本变革孰优孰劣的一场大辩论很快便爆发了。
4.2问题和"主义" 在中国，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主将，他不遗余力地提倡研究和解决具体及实际的问题，"一点一滴"进化式地改善社会。李大钊与在他之后不久的陈独秀，则主张效仿苏俄的形式，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治社会转型。胡适在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27的文章中，督促国人避开那些高谈阔论和无所不包的"主义"，因为那些"主义"一无所是，而且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造的丧钟!"他强烈主张：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个那个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28
他反对盲目的行动主义和漫无目的的革命，而建议自发的和逐步的改造，以消除社会进步的五大敌人--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混乱。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回答道，"主义"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总方向"，是必须的。他以同样犀利的词锋争辩："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Romanoffs)没有被颠覆、经济组织没有被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29
胡适反驳，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难题；每个问题必须分而攻坚，分而解决，而"主义"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浪漫假设。虽然李大钊承认最后这一点，但仍然支持政治行动："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01919年年中，陈独秀还不像李大钊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承认"与其模棱两可地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如提倡教育和工人解放的实际问题"。但到1920年底，他也成为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信政治行动的功效；他争辩说，"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但他还是承认，革命与社会改造不能在一夜之间笼统完成。31
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这样描述胡适和实验主义者："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作是金科玉律。"32
自相矛盾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社会和政治问题亟须迫切和直接的解决，但胡适及其追随者在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后，竟钻研起文学批评、古代史和考据这些不大实际的工作来。另一方面，许多"主义"和提倡根本变化的人走到工农中，直接研究他们的问题。很明显，胡适没有看到实用主义是稳定的美国社会的产物，那里容许自由检验问题和实行改造，而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完全缺乏实验和逐步改造所必须的社会政治条件。33
4.3到东方去!到西方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中国人恍然大悟，梁启超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和盲目崇拜科学是冲突的根源，并且认为中国重精神的思想可以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作者梁漱溟也为努力保卫中国文明的完整性而反对科学与民主，他宣称人类的生活依赖其基本的精神，所以牺牲中国自己的精神而支持外国的道德准则和体制，这是自损其命。然而，我们应该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发展本身的长处。34二梁贬抑西方的物质文明，也相应地颂扬中国的精神文明；两人都督促国人："到东方去!"
相反，胡适和其它一些西化提倡者喊道："到西方去!"吴稚晖痛骂梁漱溟为"十七世纪的无用之物"。胡适宣布，中国不但是在科学与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且在每一方面--政治、文学、音乐、艺术、精神面貌，甚至是体形。35尽管如此，提倡西化的人仍对科学地和批判地重估中国的文化遗产表示兴趣。胡适用西方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无先例的理论：中国古代的名家严格讲来并不是一个学派，百家中的每一个学派都有它自己的逻辑思维方法。梁启超也表现了同样的近代学术风范，重新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的著作，也编撰了不少著作，其中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概论》。36同样闻名的是北大的"疑古派"，37 他们彻底研究古代典籍和历史，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并推翻传统观点认为孔子是这些作品的编纂者。毋庸置言，民族遗产的重估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大功绩，也极大的扩展了它的领域。
5.结论
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第三阶段回应。第一阶段--从1861年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在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方面做了粗略的尝试；第二阶段--从1898年至1912年的变法与革命时代--是接受西方政治体制的时期。1917-1923年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到1920年，中国已名副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了。
对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评价，因立场不同而出现分歧，自由主义者宣称这是一场解放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观及肯定人权的运动。新文学文体的诞生和白话文正式的采用，令一些人视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保守主义者却攻讦这场运动对青年产生腐化影响及对传统思想不尊重，尽管他们也承认这场运动在激发民族主义方面的作用。激进者颂扬这场运动，李大钊称赞它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而且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毛泽东形容这场运动是由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所策动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38同样，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学家把1919年5月4日视为分水岭，将八十年的"旧民主"时期和"新民主"时期分开，在后一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成为一支自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共产主义发展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越来越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
撇开这些不同的观点不论，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目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以及创造一种新文化，批判地和科学地重估民族遗产及有选择地接受外国文化。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认为，"思想基础"的彻底改变，是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成功的先决条件。旧道德、旧习俗、旧文学、旧的社会关系，以及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受到了贬抑性的攻击，以为新兴的体制开辟道路。然而，新文化却姗姗来迟，五四运动在摧毁昔日方面比在创造未来方面更为有效。
然而，有三项功绩却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文学革命导致1920年白话文的正式确立和以方言写作的新文学的兴起，这种文体以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基础。现在，文学扮演了给公众灌输社会意识的训导角色--"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
第二，各种的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涌入，在社会重建和民族振兴方面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由胡适阐释、后来为国民党部分接受的实用主义及逐步进化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1921年以降的中国现代史，主要是这两个党派及其不同途径斗争的历史。
第三，民族主义的加强刺激了少年中国(Young China)的崛起，使它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岌岌可危的地位异常敏感，对掌控自己的命运十分珍惜。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心理重建和民族自信，部分地补偿了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孱弱感和卑贱感。结果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猛烈反抗及对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意愿。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对思想革命的特点有些夸大，但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推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批判性地重估中国与西方的文明来锤炼一种新文化，这一公然的做法，只是激起了一系列争论和论战，而没有创造出新文化。但是，却为创造性地采用外国的观念和体制，以处理中国的局势，奠定了基础。不管是沿着进化的抑或革命的路线，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创造一个完全现代但与众不同的新中国来拯救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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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郭湛波，《前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重印本(香港，1965年)，第1页。
2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递交给袁世凯。见483页，注37。
3 一担=133又1/3磅。
4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1958年)，第1、2章。
5 Tse-tsung Chow，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ss,, 1960)，26，31．
6 大概数字从8,000到13,000不等。参见Robert A．Scalapino．"Prelude to Maxism：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in Japan 1900-1900，" in Feuerwerker，Murphey，and Wright (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192．
7 最初在1906-1909年中国公学里的日子中就有这样的想法。
8 Tse-tsung Chow,46．
9 Tse-tsung Chow，302；郭湛波，第103页。
10 Tse-tsung Chow,46．
11 郭湛波，第124-125页。
12 Tse-tsung Chow，219。
13 由胡适主编。
14 Tse-tsung Chow，183．
15 为了表现国家统一，代表团成员包括北京政府和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两方面的人员。
16 这项原则规定，条约的目标或它所缔结的条件不再存在时，条约就无效。
17 比如Colonel House．
18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19年5月17日，415页，略有改动。
19 外交部总长。
20 《北华捷报》，1919年5月17日，页413。．
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9，XI，602
22 John Dewey，"New Culture in China," Asia，XXI：7：581(July 1921)．
23 Dewey，586．
24 Be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1922)，41．
25 同上，81-82，192-94．
26 *译者注：即张君勘。
27 《每周评论》(WeekJy Critic)，1997年7月20日。
28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Mass.，1967)，107．
29 Meisner，107．
30 Meisner,111.
31 Tse-tsung Chow,220．
32 Tse-tsung Chow,222．
33 Meisner，108-109．
34 郭湛波，第317页。
35 同上，第318页。
36 后一著作的英译本是徐中约翻译的，1959年由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37 例如钱玄同(古文献)和顾颉刚(历史)。
38 Tse-tsung Chow，347，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