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在外国帝国主义和王朝衰退加剧的局势下，实现民族救亡。为此，两大政治运动推展开来，代表着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途径。一个是由康有为领导的1898年维新运动，如前面的章节所述，这场运动进展成二十世纪初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另一个是由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主张彻底推翻满清王朝。起初，进步改革派居于主导地位，但当清廷的努力被证明是敷衍了事和排斥汉人时，革命派在年轻知识分子、秘密会社，以及海外华人社团中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支持。革命的力量稳步扩张，最终扫除了古老的帝制，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中国悠久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1.革命的背景与特征
1.1清朝的衰败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历史主要是连续不断的国耻纪录：从1842年《南京条约》至1901年《辛丑条约》的一长串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八十及九十年代朝贡国的丧失，以及清政府的内政欠缺生机，都证实它完全无能力在现代世界中保护中国的荣耀。以前所引以为豪的天朝皇国如今沦为半殖民地，1644年作为征服者进入华夏的满人在公众面前丢尽脸面。当朝廷在求生的绝望挣扎中，以改革与立宪之借口制造排汉的政策时，它的丧钟便已敲响了；在王朝的急剧衰败中，这种公然的歧视政策加剧了被统治者的反抗。
1.2人民起义的传统 在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中，反满情绪自始至终从未消失，清初汉人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反复不停地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活动并未导致异族统治的立即覆灭，但革命的萌芽却在地下组织与秘密会社中保持着活力。各种由明朝遗民发动的运动、三藩之乱、天地会的活动、白莲教叛乱，以及太平天国革命，都表现了无休止的民族或种族反抗趋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正深深地植根于这一传统。
1.3外国的影响 近代西方的伟大革命，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均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主、独立、人权、平等、自由等观念风靡于中国青年的思想中。而且，意大利与德意志在1870年民族统一的成功，也为前瞻的中国人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推动他们采取相类似的行动。此时，民族主义、民主、共和思想成为了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推动力。
1.4政治变革的必要 孙中山认为，封建王朝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年，而政府的本质却没有改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孙注意到，中国历史是沿着分裂、混乱、统一、专制的圈子反复循环，紧随每一个混乱时期之后的是众多王位争夺者漫长而又无情的争斗，直到最后一个胜出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人民无辜受难，历史模式周而复始的循环着，要打破这一循环和为那些有识之士创造充分的发展空间，就必须以共和制或联邦制来代替君主制。在这种制度里，所有人都可实现其希望，行使其权利，并担任省与国家的领导。为实现这一目标，孙激励全中国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到民族革命中来，以推翻帝制与满清王朝，并引进近代共和制，摆脱外国的干涉与侵扰。
1.5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 孙中山看到，尽管西方列强拥有繁荣、独立与民主，但他们也为工业化的问题所困扰。劳资纠纷、罢工、高工资要求以及财富在少数资本家和多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都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尽管中国尚未工业化到可目睹同类难题的地步，但资本主义的种子却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自强运动以来便已播下。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罪恶，孙主张节制资本，以防止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另外，鉴于中国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带来持久的土地问题，孙提倡平均地权，从而实现远古时代"耕者有其田"的乌托邦理想。
总之，孙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这种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历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2.孙中山与革命
中国革命之父孙逸仙1 (1866-1925年)，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州附近香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母生下六个孩子，但只有两男两女存活下来。由于土地贫瘠，香山人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出外谋生的传统。孙的长兄(孙眉)15岁时便前往檀香山治业，生意颇为兴隆。孙本人6岁入学，至12岁便完成启蒙教育及读完四书五经。由于家境贫寒，他并未能接受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孙生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年幼时，他便常听人讲述起义军的故事，暗地里渴望成为"洪秀全第二"。
2.1檀香山与香港的影响 1879年，孙与母亲前往檀香山，与兄长相聚。他第一次目睹了轮船的神奇，看到了繁华优裕的生活，以及檀香山(Honolulu)公平的税收。他进入圣公会教士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读书。后来，1883年从奥阿湖书院(Oahu College)毕业，那年他17岁。由于兄长担心孙会皈依基督教，这使他无法遂其在美完成学业的雄心。于是他回到香港，就读拔萃书院，并用了近一年时间来提高英语水平。此后，他转入皇仁书院，并在那里受洗入教，他于1885年结婚，在赴檀香山作短暂旅行之后，返回中国，恰好得以目睹中国在对法国的战争中的败绩。由于对清廷的衰败极度厌恶，他开始形成推翻这个王朝的理念。
20岁时，孙就读于广州博济医学院，同时阅读二十四史，以提高自己的国学水平。在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位叫郑士良，此人与会党有着广泛的接触。他们二人经常就革命的必要性展开长久的讨论，而郑自愿从其秘密会党朋友那里为孙寻求帮助。1887年，孙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读书，这里有更佳的课程设置，而且这块英国殖民地给革命活动提供自由。孙一边从严格的英籍主任康德黎医生(Dr．James Cantile)那里接受科学与医学的完整训练，一边又利用学校作为革命活动的总部，往返于港、澳之间来推动革命事业。经过五年学习，孙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于1892年在澳门开始执业行医。一年后，他移居至广州，免费为穷人提供服务与医疗物品，以便能广交朋友、发展新的关系。在这里，孙遇到了一个老道士，此人建议他说：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寻求会党的支持。孙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些秘密团体的组织与地址，并指派郑士良与他们联系。
在孙的人生观形成时期，夏威夷与香港显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这些地方所目睹的，以及这些地方与其故乡香山县之间的反差，必然在其年轻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迹。在他呆在夏威夷的时间里(1879-1883年)，夏威夷虽仍是一个独立的小岛王国，但美国的影响迅速侵入，为它带来民主观念、现代法律体制、现代学校，以及工业发展的需求。岛上的进步派其时正倡导推翻君主制，支持美国式民主，而保守派却反对外界的介入与共和主义。夏威夷历经的问题与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同。尽管夏威夷于1893年最终成为一个共和国，它却一直处于美国兼并的威胁之下。2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孙确信仅仅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此基础之上重建国家，保持民族独立。
香港也是一个富有激励与指引作用的地方，英国殖民管理的效率，近代卫生的发展以及有序的社会运行，均与孙的故乡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孙追问：为何两地距离仅50英里却判若天壤及后，他发现省城与京师比其故乡更为腐败不堪。虽然香港被英国人统治仅数十年，但在中国四千年文明中，却无一个城市像香港这般管理得当，这种反差在孙的心中点燃起了推翻无能的清廷的强烈愿望。但是，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具有很大的"策略灵活性"，而且"熟于同时矢志于两个矛盾的目标"。3在1894年前，他一面计划推翻满王朝，一面还考虑将改革作为拯救中国的可行手段。受著名报人王韬以及自己曾就读的西医书院的创始人何启两位受人尊敬的的改良主义者影响，孙曾抱有加入改良派阵营的想法。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也无传统科举功名的农民后代与基督徒，孙明确地意识到，他是一个为传统社会核心圈所拒斥的"外人"，但是，加入士绅改良派的阵营可以帮他挤入当权派的精英之中，于是他决定接近士绅改革的象征人物李鸿章。
1894年夏，孙与同伴陆皓东北上观察京师局势，并试图面见李鸿章。孙在一封信中向李建议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大、富足，是因为它能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而并非是靠舰船大炮获得的，所以中国应靠普及免费教育、指导就业、提倡科技与农业来发展人才。他自称是一个游历海外并学习过外国语言文学、政治、数学与医学的人，并说："吾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4但是，李当时受中日战争缠身，所以既没有接见他，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随之而来的失望加上亲眼目睹北京满族政权的衰败，更坚定了孙推翻满清王朝的决心。
2.2兴中会，1895年 孙决定重返其最初的革命目标，并寻求海外华侨、秘密会社、基督徒、传教士这些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也是他最熟知的一部分人的帮助。5l894年秋，他前往檀香山，在兄长帮助下，于1894年11月24日组织了兴中会，最初会员为112人。孙计划将活动扩展至美国，因此他匆匆返回中国，以便利用中日战争的有利局势。他返回香港，并于1895年2月21日在此建立兴中会总部，并在各地设立支部。会员均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6这样，第一个革命团体便诞生了。
3月16日，兴中会着手动员三千人进攻广州城，以把它建成为革命基地。陆皓东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此旗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这时在广州征集的抗日援军突然被解散，全城动荡不安。孙与三元里的民兵联络，计划于10月26日起事，但是计划泄露了，革命党人失去军火，并有48人牺牲，其中包括第一名革命烈士陆皓东。
孙逃至香港，但发现英国当局已同意清廷禁止他人境五年的请求。孙遵从康德黎医生的建议，与一个追随者陈少白逃往日本。到达神户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新闻将广州起事称为"起义"而非"非法叛乱"。孙受宠若惊，命令以后的起事均应称为起义。在横滨，兴中会支部成立起来了，革命党人也开始跟一些同情他们的日人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宫崎寅藏兄弟(宫崎寅藏与宫崎滔天)，孙的形象也改变了，他剪去了辫子，穿起西式服装，并前往檀香山策动革命。
2.3伦敦蒙难 檀香山之行毫无成果，许多支持孙的人在广州起义流产后，对革命事业变得漠不关心。到美国后，孙继续在华人社圈中寻求支持，但发现他们在政治上觉悟更低。"洪门"组织已经忘记了原来"反清复明"的目标，而几乎成为一个称兄道弟的社会俱乐部，这些组织是在孙的反复宣传之后，才重燃起过去的革命热情。
1896年10月1日孙抵达伦敦，在康德黎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在前往教堂的路上，孙被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幽禁在三楼。清廷公使此时已获总理衙门准许，准备以7,000英镑包租的一艘轮船将他秘密遣送回国。但是，孙却设法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将消息透露给康德黎医生。康德黎无法从伦敦警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O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于翌日将孙释放。这则绑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后果，它使孙在一夜间声名大噪。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吧!
孙在英国呆了九个月，以便直接研究新近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他目睹了诸多任务业化国家日渐增长的社会改革与革命的趋势，因此想令中国在将来免于类似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1897年，他形成了一种社会革命的观点，以补充其先前的民族与民主革命，这些成了他著名的三民主义的基础，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自豪地将此比之为林肯"民治、民有、民享"的言论。
三民主义成为孙及追随者的革命宗旨。第一个宗旨民族主义，不
仅要求推翻满州异族统治，也要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第二个宗旨民权主义，旨在实现人民的四大权利--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与罢免权，以及政府的五大权力--行政、立法、司法、监察与考试，其中后两者反映了传统的都察院与科举考试的职能。第三个宗旨民生主义，则强调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必要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乌托邦观念的遗产与太平天国土地革命的影响。但是它更直接、更积极的部分，则来自著名的单一税论者乔治(Henry George)与穆勒(John Stuart Mill)，孙从他们那里认识到，土地价格固定后(在革命后)，所有的价格增值将归政府所有。这样，孙那种在1897年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革命观念，到1905-1906年时已充分发展成为指引革命的第三个宗旨。7直至今日，三民主义仍是台湾国民政府遵守的信条。
2.4艰难时期，1896-1900年 孙中山此时已经树立了声誉，并且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革命思想，但是他还缺乏实质的成功。孙认识到，在欧洲，中国学生与商人为数甚少，于是决定在1897年年中回到日本。在这里，华侨团体规模较大，并且便于指导大陆的革命工作。由于与日本民主自由领袖犬养毅的朋友关系，孙得以结识大隈重信首相与枢密院副院长副岛种臣。其它一些无官职的人也成为孙的忠实支持者，其中包括宫崎兄弟与平山周。
这些日本人和孙一样感受到亚洲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满，其中许多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只是处于暂时的消沉之中，如果有适当的外部帮助和新的领导力量，它是能够崛起的。因此，已经首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应该通过帮助中国改革，推行现代化与脱离外国帝国主义取得独立，从而偿还其所欠中国的那笔古老的文化债务。这些观点在1898年"大隈重信主义"中令人信服地提出来，并广为日本高历人士接受。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在实现泛亚洲主义的事业中，复兴中国的注定是孙。8
与这些热心的日本同情者相反，日本华人小区大部分不关心政治，而且保守。在一万人中，仅有约一百人支持孙中山。由于对卷入反满活动普遍存在畏惧，革命工作在中国本土进展得相当缓慢。尽管会党例外地支持革命，但却缺乏提供领导力量所必需的教育、凝聚力以及指导能力。
在命运多蹇的百日维新后，康、梁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这个敌对党派使孙的革命工作雪上加霜，康、梁与其追随者强烈地反对革命与共和。同为身处异域的政治避难者，孙对康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但孙寻求合作的提议却为康轻蔑地拒绝。此时康仍以高贵的帝师自居，不屑与叛党为伍。犬养毅曾善意地居间调停，也仅能为二人安排一次会谈，但康却未能按时出席。然而，梁并非如此傲慢，显得易于接受革命观念，但其师康有为却禁止他与孙合作。君主改革派与革命派的冲突犹如水火一般，直至日本政府命令康离境后方才发生转机，梁与孙开始商讨合作事宜，甚至商讨两个组织合并的可能性。由孙任总裁，梁任副总裁。那时正在英国、加拿大旅行的康赶忙将梁调至夏威夷去负责保皇党支部。但梁仍倾向于和解，而且还建议由光绪帝就任将来共和国的总统。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对孙来说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趁着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机，孙派郑士良去香港北面的惠洲组织一场起义，同时还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响应。他本人则计划与十几名日本友人与官员同赴香港，以便领导革命军北上。不幸地，计划又一次败露。香港当局仍拒绝他人境，孙只好逃往台湾。在这里，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款待了他，并允诺帮助。那时，革命分子在会党帮助下已于广东海岸发动起义。起初，他们取得一些胜利，然而很快弹药便告用罄，所以只能焦急地等待来自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增援和补给。但出乎意料的是，日本政府突然发生变更，新首相伊藤博文禁止官员在孙的革命军中任职，并命令儿玉源太郎总督中止对孙的一切支持，孙甚至还被禁止离台。由于缺乏增援和补给：革命军无法长撑下去，最终只有解散，领导人郑士良也逃亡香港。其间唯一的一位日本人山田良政为清军抓获并杀害，他成为第一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外籍人士。同时，史坚如因企图炸毁广州总督的衙门而被逮捕，也失去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这样，惠洲起义以惨败而告终。
但是，此时孙的形象却极大的改善了。清廷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举止失措，使许多人对孙投以赞美的目光，他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叛乱者与罪犯，而是一个为改善国民的境况而工作的爱国的、忠诚的革命者。国内学生及旅日留学生均热情地支持他，在日本的学生还出版了《国民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推动革命事业，并且倡导暗杀满清官员。一些知名的学者回国之后创立了《苏报》。年青革命者邹容于1903年向《苏报》投了一份二万字文章《革命军》，攻击清廷，支持革命。《苏报》编辑章炳麟因此遭监禁两年，而邹容本人年仅20岁便死于狱中。
除了这些出版物，还涌现了大批支持革命的社团。在上海，著名学者蔡元培创立光复会；在长沙，曾在日本秘密学习军事的黄兴于1903年组织了华兴会，最初会员达五百人，其中包括后来脱颖而出成为革命领袖人物的宋教仁。华兴会的成员多为知识分子与会党分子，其中以会众十万之多的哥老会众为尤。1904年，在夺取长沙的企图流产后，黄兴逃亡日本，在那里，他逐渐获得一批坚定的支持者。
2.5同盟会成立，1905年 在1902-1905年间，革命的前景极大地好转，这与刚刚过去的黑暗岁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穿梭于越南、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留日学生的热情回应鼓舞了他，于是形成他组建一个革命政党的想法。9当时，许多学生渴望从事军事学习，却为清使节所禁止。但是通过孙中山与犬养毅的帮助，十四名中国学生得以在两位日本军官的秘密指导下，学习有关武器制造、军事战略，以及游击战的知识。这些学生在孙面前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在檀香山，由于保皇党已占据了孙以前发展的许多势力据点，他便采纳了其舅父10的建议，加入洪门组织，并被选为"洪棍"(首领)。由于拥有这一头衔与身分，1904年，他作为"孙大哥"为美国洪门组织热烈欢迎。孙通过强调洪门原有的反清宗旨，成功地修改了洪门的章程，并掺和进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新目标。这样，他又将美国华侨社团从保皇党那儿拉回自己一边。
1905年春天，旅欧中国留学生邀请孙访欧。双方的讨论使他决意不仅要从学生与会党，还要从清廷新军中寻找支持。在布鲁塞尔，他发动了三十个学生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他又先后在柏林组织二十名学生、在巴黎组织十多名学生组建了革命组织。所有这些团体均立誓矢志于上述的四项目标。然而，最大的革命组织却在东京，在那里会集有来自中国十八个省份中十七个省的数百名学生，此时甘肃没有赴日留学生。组建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种子已经播下，孙也因而备受鼓舞，认为革命此生可成矣。11
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曾称赞孙是位世界上罕有其匹的伟人，通过他的联络沟通，黄兴、宋教仁于1905年7月28日在他们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办公室中会晤了孙。孙强调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以避免浪费精力和相互间的权力斗争。在几次会商后，他们于1905年8月20日决定联合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37岁的孙被推选为主席；31岁的黄兴成为执行部庶务长，并有权在孙缺席时代行其职权；23岁的宋教仁成为司法部的一员。在成立仪式上，约有七十人加入该会，在立誓遵守上述四项原则之后，孙教给会员一种暗号和三组暗语："汉人、中国事物、天下事"。之后，孙与会员们一一握手，并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正值此时，屋上的一块木隔板"蹦"地一声落了下来，孙风趣地说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
孙为革命设计了一个详尽的步骤。首先，在被革命军解放的地区，应有三年的军政时期。在此期间，军政府将在县级政权中控制军政与民政。同时，它将与地方人民合作以清除诸如奴隶制、缠足、吸食鸦片，以及官僚腐败等一些政治与社会恶瘤。第二期为训政期，时间至多六年，在此期间将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由民众选举地方议会与官员。但是军政府仍将保持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这个时期，一部暂时性的宪法将会明确军政府与民众的权力与义务。当训政期结束后，军政府将会解散，而由一部新宪法来统治全国。总之，孙设想通过一个三段式的革命，以使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尽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被当作革命宗旨而为同盟会所接受，但多数成员仅注重前两项，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这是因为华兴会与光复会均强调倒满与建立共和国，这二者构成了同盟会的主干，而孙的直接追随者仅占一小部分。现在黄兴成为党内的强势人物，孙、黄经常被合称为并肩作战的领袖。至1906年，同盟会会员迅速增至963人，其中863人是在日本入会，其它会员则来自欧洲、夏威夷、香港及马来西亚。12中国大陆及主要的海外华人小区，同盟会支部也建立起来了。
此时，黄兴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变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此刊忙于与梁启超进行激烈论战，因为梁这时贬斥革命与共和而支持君主立宪。不久，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刊发了一篇题为《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的文章，触怒了敏感的日本政府而被停刊。革命党人于是将之改名为《民报》，并于1905年11月26日首次发行，撰稿人有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等，可谓才子云集。他们奋进的热情与汇聚的才智压倒了梁，尽管梁文笔清丽，文风流畅，但他却无法孤身一人为保皇党守卫阵地。此外，梁在私下里也赞同革命事业，他对宪法必要性的强调，揭露了满清政府的无能，因而间接地促进了革命事业。13而且，在青年人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革命一边。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极大地转变了革命的特征与方式。孙不必再只在社会边缘人中开展工作，他已溶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之中，他能从归国学生、不满现状的文人与进步军官中寻找到支持，而传统上这些人是中国的领导群体。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革命工作的潜在领域大大地扩展了，跟由广州人占绝对优势的兴中会相比，同盟会是个涵盖多省份与多阶级的组织，因而能够在沿海、也可以在内地发动起义。最为重要的是，如同一个近代的政党，同盟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中央组织，它为全国所有革命与进步力量提供了汇众点。14有鉴于此，它当之无愧地享受到"中国革命之母"的赞誉殊荣。
此时，革命脉搏的跳动加快了，在1906-1911年间，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广东六次，广西、云南各一次，加上1895年广州起义与1900年惠州起义，总数达到十次。最后一次起义发生于1911年4月，旨在夺取重要的广东省府广州。这次起义对清廷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震动，并预示了半年后武昌起义的成功。七十二位著名的烈士在此次起义中献身，其中许多是从日本归来的学生，他们后来葬于广州北郊的黄花岗。15
3.共和国的兴起
前十次失败的革命尝试，均发生在中国南部与西南部，这一地区临近香港和河内，便于策划与组织活动。但是此时，同盟会的强势人物主张，跨越这些边缘地区而攻击王朝的致命之地--要么在北京要么在长江沿岸的华中要地。他们这样推论：若能夺取武汉三镇，革命党就占据有利位置，既便于响应南方，又便于向北进军京师。因而，同盟会中部总会于1911年7月13日在上海成立，宋教仁任领袖。华中的湖北、湖南两省成为革命的主要目标。
在湖北，已经有两个组织存在，它们虽与同盟会有联系，却不是同盟会的一部分。一个是1907年8月成立的共进会，成员多为从日本归国的学生与会党分子。另一个是1911年1月30日成立的文学会，前身为振武学社。这个组织的名称与性质很不相符，因为主要成员是已参与革命事业的湖北新军。二者中，共进会声望较隆，文学会则由于对新军的渗透而实力较强。1911年6月1日，双方同意共同合作，在武汉发动一场联合行动，并邀请在沪的黄兴与宋教仁(孙此时在海外)前来指导革命。新军的叛乱是非常快捷及非常成功，所以一场迫在眉睫的起义已不可压制，而触发这场起义的原因，是因为铁路纠纷而造成的骚乱。
3.1铁路国有化 在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中国人曾强烈地反对在华修筑铁路，而至甲午战争后，却出现了修建铁路的热潮。1896年，清廷委任盛宣怀为一家新办铁路公司的总监，盛原本希望从政府与私人，也从外国贷款那里来募集资金，但由于政府与私人无力出很多资金，从而使筑路资金主要来自外国人。此后十年中，在外国资金的赞助下，许多铁路兴办起来了，其中最著名的为京汉线(北京--汉口)与沪陵线(上海--南京)。1898年，华美合兴公司曾与中方达成协定，由其提供一笔贷款建造粤汉铁路(广州--汉口)，但由于士绅与商人的强烈反对，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5年又付出675万美元从美国公司手中收回这一建路权。而这笔钱则来自香港政府给予的一笔120万英镑的新贷款。在设计路线经过的广东、湖南、湖北，允许各省人民自建。此外，四川人民也有权修建从汉口到该省内的铁路。
但是，省一级的能力与资源却是不敷用的。在湖南，虽然对土地、稻米、财产及薪金征收了新税，但也仅筹集到500万两，而建筑开支却是6,000万两。广东省仅凑集了所需的半数资金。四川士绅与官员也发现，很少有人出资购买铁路公司股票。另外，由于公司监理侵吞了200万两而使局势更加混乱。在此情况下，清廷于1908年责令张之洞负责管理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湖北段。1909年6月，张开始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谈判，准备贷款600万英镑筑路。但几个月后，张于10月5日去世，谈判押后。
与中央集权的政策(如第十七章所示)相适应，清政府于1911年春接受了一个下层给事中16的建议，拟将铁路干线国有化，而将其支线留给私人管理。5月9日，清廷正式将粤汉、川汉两路收归国有。5月20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个四十年的年息五厘贷款协议。
四省的士绅与民众强烈抗议国有化政策与外资的入侵。他们在铁路上的投资虽然不足但毕竟数额巨大，因此组建"保路会"以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动员各省咨议局来争取应有的权力。他们派代表团往北京向朝廷请愿，并要求解除盛的职务，因为他向外国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人民的不公平感非常强烈，以至于川、湘的民变已不可避免。
6月17日，朝廷提出补偿铁路投资者：对湖南、湖北两地，实行全额偿还；在广东，仅偿还60%，余下的40%将以政府债券支付。这种债券在铁路盈利后的十年内由政府赎回。在四川，由于既成事实的侵吞行为，政府将仅发给可赎债券，这种债券包括铁路资金700万两与实际建筑费用400万两，年息为6厘。对四省的处置相当不公平，湖南、湖北获益最多，广东次之，四川最少。所以，人们就不会惊诧为何四川民众这么愤怒，而其它三省民众却相对安宁。
代表士绅、富裕地主与富商的四川省咨议局率先而起，反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它攻击北京出卖四川的利益给外人，强烈反对北京没有与四川咨议局商量，便商订贷款、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这样一种高压、专制的做法。受袁世凯密使唐绍仪的激励，以及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私下支持的鼓舞，四川省咨议局领袖组织了一次学生和民众的群众运动，要求推迟国有化政策，弹劾盛宣怀。17 1911年8月24日，万余名川民在省会成都发起集会，民众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他们决意停止纳税；发动罢学、罢市，并在曾颁授他们自建铁路权利的光绪帝的灵牌前致哀。新任总督赵尔丰急于邀功，以保住自己的位置，便下令逮捕士绅代表，军队与示威者之间的公开冲突爆发，民众中有32人丧命。此后，川民与政府军队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必须指出，尽管四川士绅此时怒而反对朝廷，他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无心将王朝推翻--咨议局中绝大多数人是信奉君主立宪的。18但是政府无视他们的要求，他们便转而支持革命。一位川人领袖19声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着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谋进行。"20至此，铁路纠纷与革命融合成一个紧迫的问题。
3.2武昌起义 为控制四川省骚乱，清廷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那里，这场调动使武昌要枢防守空虚，而这一时机也很快为革命党人所利用。仍在上海的黄兴曾打算在10月底发动起义，但10月9日，一枚炸弹在座落于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指挥部中意外发生爆炸，巡捕随后突击搜查，并逮捕了32名革命分子，查获一些武器、弹药及一些重要文件，其中包括已投向革命的新军人员名单。为了保护自己，新军工程营与炮兵营决定于翌日起事。
10月10日，工程营率先夺取了武昌的官方军火库，炮兵营也与工程营联合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总督与提督一同潜逃而去。21新军起义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至中午时分，他们便完全控制了该城。由于没有真正的革命领袖在场(孙此时在海外，黄仍在上海)，他们于是推举并不情愿就任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都督。同时，长期以来对革命表示支持的湖北前任咨议局局长汤化龙获推举为军政府的民政部长，负责组建初步的行政机构。汤一面电告各省，敦促他们宣布脱离清廷，一面成功地使在汉口的外国领事认识到，他们在混乱之际应保持中立。因而当逃去的清朝总督要求外国领事调来炮舰轰击革命军时，法俄领事只简单地说，此时的形势与义和团事件之际是迥然不同的。而其它领事们则严守中立.2210月12日，汉口与汉阳亦落入革命军之手。
孙中山后来追忆，这样迅速的胜利的确是十分侥幸的。如果满族总督没有被吓跑，如果提督仍坚守职位，便可能击溃那估计仅二千余人的单薄的革命力量。当然，列强的中立也帮助了革命事业，而最令人鼓舞的则是其它省份与重要城市迅速相继宣告独立：长沙于10月22日；云南于10月31日；上海于11月3日；浙江于11月5日；福建、广东于11月9日；四川于11月27日。在一个半月内，十五个省或者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均已脱离清廷而独立。
为了平息公众的怒火，清廷于10月26日罢免了盛宣怀，并释放被囚禁的四川士绅。同时，清政府的北洋军于11月2日攻取汉口，11月27日收复汉阳。但是，上海在1911年11月初和南京在1911年12月4日先后落入革命党人手中，这也使清军在汉口汉阳的暂时胜利显然得不偿失。在南京--个临时革命政府建立起来了，选举黄兴为总司令，黎元洪为副总司令，但二人均拒绝就职，而等待孙从海外归来。
孙是在卡罗拉多州(Colorado)的丹佛(Denver)旅行时，从一篇地方报纸的报道上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当时的第一个想法，便是要尽快回国，以实现亲自指导革命的夙愿，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便东赴纽约，从那里搭船来到伦敦。他成功地使英国政府保证，停止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防止日本援助北京政府，并取消对他进入英国领土以及殖民地的禁令，以便能自由回国。同时他还得到四国银行团主席的许诺：只要列强承认革命政府，银行团便将与之进行贷款谈判。带着这些外交上的成就，孙又来到法国。在此，他受到法国总理克里蒙梭(Clemenceau)及法国人民的热悄欢迎。12月25日，孙返回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3 黎元洪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新政府采取公历代替了阴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国的纪元。经过二十七年的艰苦奋斗，24 孙中山一生的梦想终于得以辉煌的实现。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清室，实现国家的统一。
3.3清帝退位 在求生的垂死挣扎中，清廷派陆军部长荫昌与海军军官萨镇冰到武昌进攻革命军，并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记恨于1908年曾被罢官的前嫌，而且也不满足这一权力有限的职务，便以"足疾未愈"--这正是清室强迫他辞职的借口--为由不肯复出。荫昌军队中的军官多为袁旧部，军队无心作战且屡屡战败。海军军官萨镇冰在黎元洪的规劝下，也于11月11日反叛清朝。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别无选择，只好求助于袁。袁于是提出六项要求：(1)一年内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大赦革命党人；(4)废除党禁；(5)袁有指挥陆海军之全权；(6)保证军费充足。前四项要求旨在安抚民众与革命党人，而后二项则是为使袁自己成为国内最强势的人物。以也许是最重要的第二条而言，袁并非意指一个真正的"责任"内阁，这只是他剪除先前逼他"归隐"的摄政王醇亲王的权力，并扫除皇室内阁的一个阴谋。
在军事失败与各省迅速独立的压力之下，摄政王屈从了袁的要求。1911年10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海、陆军。他的两名主要副官冯国璋与段祺瑞也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军与第二军的指挥官。然而袁仍不满足，他继续讨价还价，并拒绝复出。但是，为了显示他有控制形势的能力与权势，他命令冯对革命军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11月2日，北洋军夺取汉口。
大约在此时，华北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事件。10月29日，清军驻滦州(在沈阳与北京中间)第二十镇的两位长官25要求清廷一年内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原本期待清廷对此拒绝，而为其提供进军北京以实现"中央革命"的借口，但他们吃惊地发现，清廷被同日山西的独立搞得晕头转向，顺服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醇亲王自称不配充任摄政王，庆亲王也辞去总理一职。11月1日，授袁为总理大臣。直至此时，他才真正复出，并南下指挥与革命军的交战。二天后，清廷匆忙地公布了"宪法十九条"，试图平息民愤。
袁出任总理大臣职务，组建了自己内阁，并派其心腹全面控制京师地区与禁卫军。12月4日，摄政王退位，每年获五万两补贴，清廷仅剩下一个幼帝和一个孀居的太后，26 袁视他们为傀儡，并开始为个人的未来对革命党人玩耍各种手段。
11月10日前，袁三次遣使拜见黎元洪，建议和谈；与此同时，他的儿子袁克定却会见汉阳革命总司令黄兴，建议双方合作及联合行动。但是，由于革命党深谙袁惯于玩弄"持其两端而抑其中"的权术，袁的两个企图均未得逞。遭此怠慢后，袁便命令其部队击溃革命党在汉阳的防守。11月27日，汉阳失陷。在展示实力之后，袁停止了进一步的进攻，以显示自己的宽容，并劝说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指命英驻汉口领事居间调解停战，这次和谈安排于12月1日。袁的和谈使节唐绍仪又赴沪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谈判，黄兴此时电告袁，如果他支持共和并迫使清帝退位，将来共和国的总统将由他出任。袁垂涎这一职位，于是当孙在12月29日当选临时大总统时，袁非常愤怒，中止了和谈。
令人诧异的是，这时绝大多数革命党人认为袁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只有他才能使国家免于内战及迫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并不主张妥协，但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能推翻清室，坚守共和原则，他并不在乎是由他还是由袁出任总统。此外，孙还为其部属而感到苦恼，这些人无视其三段式的革命程序；也无视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而仅强调排满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心境下，加上认识到袁远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有意急流勇退。他幽默地向袁解释说，他之所以接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目的是为了将正式大总统的职位留给袁。但袁仍愤愤不平，命令手下四十多名军官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同时，他还借口募集军费以与革命军交战，从无助的清太后那里榨取了8万盎司的黄金。孙不得不再次向袁保证，如果能避免内战，他将会得到公正的回报。当一批海外的清朝外交官27于1912年1月3日敦促清帝退位时，袁知道清朝已是日薄西山了。他通知南京政府，如果他能出任大总统一职，他将诱使清帝逊位。孙中山为防止袁出尔反尔，便通过新闻传媒具体规定了政权转交的程序：
(1)将清帝逊位的消息通知外国大使、领事；
(2)袁公开声明拥护共和；
(3)孙在从外交官与领事官那里得知清帝逊位后，便主动辞职；
(4)国会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5)袁保证遵守国会即将通过的宪法，在此之前他将不享有军事权。
袁便动员其友人庆亲王向清室施加压力，他指出，与其一无所剩，不如在革命党人主动提出的有利条件下体面退位。在1月17日至19日间，为讨论这一问题曾召开了三次御前会议，大多数满族与蒙古族亲王反对逊位。袁于是发动约五十名军官宣布支持共和。段祺瑞更过分，他通告清室说，如果满州贵族仍对共和持有疑议，他将率兵赴京与他们辩论。冯国璋也公开地向部属宣布支持共和。与上述举动相配合，袁的密使还多次拜见清室，敦促清帝早日逊位，他们巧妙地劝说皇太后，既然光绪帝开启了宪政运动，但他无法亲眼目睹，那么她就应该推行光绪帝的事业，接受共和主义。据说皇太后回复说："我晓得国家为公众、非满人所有。但满人毕竟沿承了二百余年。我只求能保存并修复光绪帝冢，勿贬贱皇室的身分。"1月30日，醇亲王与前摄政王即总理大臣庆亲王建议道："既然官军已丧斗志，趁时退位为佳。" 1912年2月1日，太后召见袁入宫，抽泣着宣布："我将诸事付汝处理，只求保全皇上的尊荣。"28
南京政府提出可将清废帝同外国君主一样加以礼遇，每年补助400万两29， 允许他住在颐和园，并可拥有昔日的卫士与侍从。2月12日，孙发出警告：如果清帝二日内仍不退位，便取消这些优厚的条款。同一天，袁向公众公布了早已拟就的、由他这位总理大臣与全部阁员签署的一份清室通告，宣布清帝正式退位。这样，中国二十五个王朝中最后一朝清朝，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之后，寿终正寝。
清室诏书授权袁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并与革命党就国家的统一问题进行谈判。这一声明是最初诏书文本中没有的，它是由著名学者张謇为南京政府拟就的，也得到了袁的认可。但是后来，袁却私自将它塞进清室诏书中，以显示他是从逊位的清帝手中而非从南京政权那里获得临时大总统一职。对此，孙十分震怒，但木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
同一天，袁宣誓拥护共和，这是他出任总统一职的先决条件："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0 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由袁继任，其前提是袁接受三项要求：(1)都城仍设在南京；(2)袁赴南京就任临时总统；(3)袁遵守即将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第二天，临时参议会正式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2月18日，一支由知名领袖们组成的使团赴京迎袁赴南京。
而袁却无意离开他势力强大的北方，前去革命党势力强大的南方。他指使手下士兵发动骚乱，以证明他必须继续留在北京。革命党领袖别无选择，只好允许他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一天后，孙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临时约法》，全文共56条。 1912年4月1日，孙正式辞去临时总统职务。4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以北京作为首都，美国率先承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此后为巴西、秘鲁、奥地利、葡萄牙及其它一些国家所仿效。
3.4历史意义 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时代。中国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或任何王朝，而归属于全体民众。革命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民族主义革命传统的梦想，而且还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诉求，将政权从满族那里解放出来，将它扩大到所有中国人：汉人、满人、蒙古人、回人及西藏人。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1月1日共国和成立，其间仅共有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上其它任何伟大的革命中是罕有其匹的。
但是，革命并不彻底，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令孙感到沮丧。他的多数追随者仅致力于推翻满人，建立共和国，而很少有人关注民主重建与解决民生这些更重要的任务。当帝国被推翻、民国成立之时，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他们非常渴望和平，因此不顾孙的反对，情愿同袁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进行妥协，而孙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更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至于三民主义，他们完全抛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只接受了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即反对满州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他们并未意识到在民国建立后，必须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抗争。他们也无视孙中山三阶段的革命方略，而只是乐于同遗老遗少合作，并优待废帝，这些都为以后军阀割据及复辟帝制的企图(1915年袁复辟与1917年张勋复辟)铺平了道路。孙对其政党的失望，正是他放弃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这样质问道："没有革命重建，革命总统又有何益"
4.袁世凯背叛共和
袁一旦当选临时大总统，便开始扭曲共和制度。在首届内阁中，外交、内政、陆军与海军四个实权部长均由其亲信担任，而教育、司法、农业、林业四个权力较弱的部长则分配给同盟会员担任。革命党提名的陆军部长人选黄兴仅担任南京留守使一职，而且由于袁拒绝为黄兴手下的五万士兵提供军饷，黄不久便被迫将部队解散。总理唐绍仪是1872年赴美留学的幼童，他真诚地想将国家引向法治轨道，这明显与袁的野心抵牾。为了羞辱唐，袁未按照临时宪法关于命令须经总理副署的规定，便将直隶都督31派往南京帮助遣散部队。1912年6月16日，唐与四名同盟会会员辞职，以示抗议。
继任的总理是一名无能的外交官，前驻俄公使陆征祥。他缺乏政见，没有指导能力，从而遭到国会的弹劾。7月27日后，陆便以生病为托词不再办公。袁的亲信、内政部长赵秉钧此时充任代总理，9月24日赵又接任总理一职，赵的内阁不过是总统玩弄的一个傀儡。在五个月内，袁便成功地将"责任内阁"搞得混乱不堪。
但是，袁对南方的革命领袖们却表现得格外尊重，他友善地邀请孙和黄北上拜访他。孙、黄由于害怕同时遭袁陷害，虽接受邀请，却没有同行。孙先到了一步，在他留在北京的二十六天中，他得到了袁热情的接待。袁十三次聆听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单一税理论、把首都由北京迁入内地的重要性，以及建设二十万英里铁路的必要性等等。9月9日，袁任命孙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负责起草一份全国铁路体系建设计划。孙然后离开北京，此时他相信袁是一个有能力与有诚心的人，"在未来的十年间，总统一职非他莫属"。32然后黄兴来到北京，这位"中国革命的拿破仑"也受到同样的热情对待。袁同样聆听了他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及建立一个有效的国会制度的益处。黄被任命为粤汉、川省铁路总督。在摆平这两位革命元勋后，袁在追寻独裁的路上比以往更加胆大妄为。
4.1二次革命 根据《临时约法》，在政府成立后六个月内应举行国会的选举。1912年8月，临时政府颁布了《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条列》，包括采用两院制的规定。时至大选的12月份，同盟会吸收了四个小党派，组建了由宋教仁有效地领导的国民党。宋曾在日本学过国会理论，此时，他得到黄兴的支持，并为党外的知名立宪人士所尊重。尽管他不反对选举袁出任总统，但是他强烈主张政党政治，并要求由责任内阁引导国家通向宪政，并且制衡总统的越权行为。
国民党的反对者为一些小党派，如统一党、共和党，以及由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占据了下议院总席位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国民党得到的选票比其它三个党派得票的总和还多，此时三党联合成进步党，支持袁世凯政府。
国民党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宋教仁的工作，他的组织能力及经常公开演说，倡导采用责任内阁制与制约总统滥用职权的忠诚反对党体制，极大地激怒了袁。在用贿赂的手段争取宋失败后，袁决定用暗杀方式将他铲除；担心总理之位会为宋取代的赵秉钧，也参加了这个阴谋。1913年3月20日，就在宋要离开上海火车站就任驻京的国民党代表这一新职务时，他遭到枪击，并于两日后死去，年仅31岁。缴获的证据与随后的调查牵连到总理赵秉钧，可能还有总统袁世凯。但是在公共租界公审会堂的一个听证会后，凶手却暴死狱中。赵总理以疾病为由拒绝传唤出庭，后来赵又被调往直隶出任军事长官，并于1914年2月17日被神秘地毒死。卷入此案的其它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毒死，此案便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从来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判决。但是，人们一般猜想袁是宋案的幕后主持人。
为了增强其对抗国民党的力量，袁于1913年4月同五国银行团33签署了一笔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孙、黄均敦促国会否决这一非法借款。但袁世凯的代总理段祺瑞却带兵包围了国会大楼，并飞扬跋扈地宣称："事已至此，无须再言。"当国会中的国民党成员提出弹劾政府时，袁与革命党之间便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缝。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罢免了江西、广东与安徽的国民党都督，其军队也集结待命，准备南下。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34宣布独立。一个月内，又有六个省份相继宣布独立。35这样，众所周知的"二次革命"开始了。袁军势如破竹，击溃了这些装备不佳的南方军队。数月之内，战争便结束了，袁的将军作为地方军阀控制了长江流域。
4.2袁的帝制之梦 二次革命轻易地镇压下去，这使袁得意忘形，私欲无限膨胀。他不再满足于临时大总统的头衔，而渴望担任终身正式总统，以为最终称帝的目标作准备。1912年，他在就职时曾宣誓维护共和，反对任何君主制复辟，但时至今日，他在追求极权的梦幻中已将这一切置诸脑后。
袁的计划的第一步是，促使国会在宪法尚未制定之前于1913年10月5日通过《总统选举法》。一天后，国会两院在所谓公民团(实为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的叫喊声中，举行总统选举。这些人包围了国会，叫嚷"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但即使在这种恐吓之下，袁在前两次投票中仍未能获得足够当选的票数，36 而只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才得以获得多数选票。1913年10月10日，袁正式就任大总统，临时政府也变成正式的政府。
三周之内，国会便于10月31日颁布了《天坛宪法草案》，它没有采用总统制，而是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的权力。袁非常愤怒，他要求手下军官攻击此法与国情不容，实为国民党试图控制国会的工具。当国会坚持己见时，袁索性于11月4日解散国民党，并以参与二次革命的罪名，取消了358名(后来又有80名)国会议员的资格。1914年初，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袁在废弃宪法及击败国会与反对党之后，他已取得了事实上的独裁地位。
出于对合法之重要性的考虑，袁于1914年3月18日召开了国民大会，以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二十二省各派二人参会，首都与全国总商会分别派四人参会，另外还有八人来自蒙古、青海与西藏，共计六十人。会议决议变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授权总统与国会准备制定一部新宪法。1914年5月1日新的《中华民国约法》通过，此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无限期地竞选连任。此外，总统还有权提名继承人，这样保证了袁世凯的终身任期和将总统之位传给子孙的权利。他成为一位无冕之君，其意已逞，但他仍不满足。他既想做事实上的君主，也想成为一位合乎法统的皇帝。长子袁克定急于成为未来的统治者，也尽力煽动其父的野心和政治欲望。至1915年，袁已完全准备好背叛共和，正如拿破仑三世在法国所做的那样。
为了防止列强的反对，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37， 并与英俄签订协议，承认各自在西藏与内蒙的特殊利益与地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一番引人入胜却暧昧不明的言论，进一步鼓舞了他。这言论大意是，如果中国转变为帝制，其政治体系将与日本一样，而既然袁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政权，那中国转变为帝制，将使局势与国情相符。袁认为这些话是日本对其恢复帝制梦想的认许。
袁的美籍宪法顾问，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Frank J．Goodnow)博士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美国人一直怀疑中国是否适合采用共和政体，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独裁的传统已使君主立宪制更为适宜。袁的日本顾问也强调：君主立宪制，正如在英国与日本所示的那样，是民族力量的源泉。在这些专家的认可下，帝制复辟运动从隐蔽走向公开。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杨度公开倡言，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民族的救亡。1915年8月12日，组织了筹安会，拥袁称帝。著名的西方思想翻译家严复曾怀疑中国是否适合实行民主，在非其本人意愿下，也被列为六委员之一。尽管袁本人仍不断否认有任何复辟之心，并一直对帝制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冷漠态度，但帝制运动却如火如茶般开展起来。
无论如何，帝制运动变得日益明显，请愿书如雪花般飞进政府，支持改变国体。1915年11月20日，为讨论此问题而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之名，请求袁同意就任中华帝国皇帝。在以无德无能对之婉拒之后，袁"极勉强"地同意了代表们直2月12日的第二次请求。一天后，他下令翌年，即1916年，是他新朝政的开始，此年讽刺地称为"洪宪"元年。
像他前后时代的许多独裁者一样，袁狂妄自大，以至于不知适可而止。看起来，他没有看到，尽管在共和国初年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帝制不可复辟。他对共和的背叛及对帝位的无耻追求，超过了国人可以容忍的限度。这对批评他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他的追随者来说，也是如此。
其间，孙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他确认党内不统一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在1914年7月8日将国民党重组为一个更紧密的组织，名曰中华革命党。党员要对孙效忠及要在本人的书面誓词上按下手印。孙严格控制了组织总部及各支部，并且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这正是后来被称为"民主集中制"的胚胎。此时，孙担任中华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对袁非法破坏国会、破坏《临时约法》，以及对共和的卑鄙背叛，进行讨伐。
在云南，包括前任都督蔡锷在内的一群革命者组织了一支护国军，声讨复辟运动。蔡锷与从前的老师梁启超宣誓讨袁，一个用枪，一个用笔来捍卫共和，保卫中国四亿黎民的荣誉和骨气。云南革命党人决意率领护国军38"清除国贼，保卫共和，捍卫民主，发展自治精神。"12月23日，他们向袁发布通牒，给他两天时间取消帝制运动。当袁拒绝时，云南便于12月25日宣布独立。由一万余人组成的护国军分三路展开进攻。12月27日，贵州亦宣布独立。袁迫于时局的发展，推迟了定于1916年1月1日登基的计划，袁的两大主将段棋瑞与冯国璋均以有病为托辞，婉拒就任征讨护国军的远征军统帅。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同时，一支独立的反复辟军队在山东崛起。日本政府也声明：鉴于此时，北京无力维护国内安宁及无法获得列强支持，它已无权代表中国，今后，日本将把南北双方视为平等的交战团体。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国内外形势，袁别无选择，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放弃了"洪宪帝制"的美梦，然而，他仍想借恢复内阁制来平息革命党人，以便赖在总统职位上。但是，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控制，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至5月5日，各支革命军联合成军事委员会，拒绝承认袁的总统地位，十九个省的杰出人士也和委员会一样，甚至康有为也两次敦促他退位及往海外游历。39 此时，袁的事业已烟消云散，其追随者也开始背弃他。当他要求冯国璋动员将军与都督支持他留任总统时，冯却要他退位。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其后四川于5月22日、湖南于5月27日，亦宣布独立。40旧部下的抛弃，加上羞愧难当、焦虑过度、悲痛欲绝，1916年6月6日，袁因尿毒症暴卒，时年56岁。复辟帝制的闹剧至此戛然而止了。
在评价袁的一生时，梁启超认为袁未能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以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武力可以恐吓一切。袁对宪法的嘲弄，对议会非法的操纵，施用的贿赂、威胁、谋杀，以及监禁等手段，无可挽回地侮辱了公众的人格与道德，也为此后十年的法律失调与社会无序，留下了隐患。
5.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7年
一个强权人物的消失产生了离心力，令国家陷入杂乱无序的状态。军阀为了权力和自我扩张而互相攻战，毫无理智、逻辑与理性可言，造成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此举究竟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继任总统，还是根据1914年袁的《中华民国约法》代行已故总统之位，这立刻引起了法统问题。简而言之，即两部宪法中哪一部是合法的南方的革命党坚持1912年的《临时约法》是合法的，认为整个反对君主制的运动和国内战争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它的合法性；然而，北京的段祺瑞总理却支持已实施两年的1914年宪法的连续性。当驻沪海军军官41于6月25日宣布脱离北京支持南方时，这一争论才得以解决。曾在上海建立起势力基础的冯国璋害怕失去此地，对北京施加压力，以使其接受1912年约法。8月1日，黎元洪允其所请，重新召开了曾于1914年1月1O日为袁非法解散的旧国会，并以1912年约法为依据，任命段为总理。鉴于国家统一的利益，革命党人也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5.1清帝复辟，1917年 中国是否应加入对德作战现在成为重要问题，总理段棋瑞未经国会与总统的许可，便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17年5月14日对德宣战。为了克服国会议员的反对，他重演袁的故技，发动来自商、政、军界的约三千"公民"包围了国会，要求国会通过对德战争宣言。段的将领与督军粗暴地要求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而国会报复性地督促黎解除段的总理职务。5月23日，黎草率地解除了段的职务，却发现段在陕西、山西、浙江、山东、直隶、福建诸省的同党迅速宣布独立，他们并在天津组织了督军团，决定向北京进军。黎总统于绝望之际，只好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1917年6月7日，张率五千士兵进入北京，但他要求将解散国会作为调解黎、段争执的先决条件，黎别无选择，只得于6月12日答应，虽然黎深知根据1912年《临时约法》，这是非法的。
在北京立下脚根之后，张在康有为的支持及北洋头目冯与段的私下同意下，于7月1日重新拥戴末代清帝溥仪登基。42清代机构也恢复了，并分封了官职，张勋充任内阁总理并接替曹锟兼任直隶总督，但段却没被分封官职。段与曹感到被张勋愚弄，便纠集北洋军队反对张的两万辫子军，并于7月12日将之逐出北京，从而迅速结束了此次复辟运动。
5.2军阀混战 在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的支持下，段再次出任总理，梁此时也担任了财政部长。研究系声称：既然复辟运动已经使共和国寿终正寝，那就应该在段的领导下重建一个新共和国。达到此目的的第一步，是要召开一个临时国会，11月1O日，段召集了临时国会，而非重开曾被黎元洪于6月12日解散的旧国会。此时，南方的革命党人指责他违反了1912年《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又一次组织了一个军政府来开展护法运动。
为粉碎国内的反对势力，段以参战为由与外国签订贷款协议，他重演袁的故技，操纵临时国会修改1912年约法中的选举与组织法，并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43 以汇聚其所有的军事与民众的支持力量。在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安福系控制了三百三十多个席位，研究系也得到了约二十席。这个安福系国会轻易地便如段所欲，于8月14日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这使段能以支持中国战争实力为由，签订了总值达1.45亿日元的所谓"西原借款"。44
在充足的准备后，段开始着手打击南方军政府，派遣军队进湖南，以便对广州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同时，派军四川，以防止云南的任何叛乱。这样段便发动了又一场国内战争。但是，黎的继任者，总统冯国璋却主张和平解决国内分歧。段与冯原是袁手下的同僚，二人此时的分歧使北洋集团一分为二：安徽段祺瑞集团称为皖系，直隶冯国璋集团称为直系。冯的手下破坏段对护法军的进攻，这使段的军事计划失败，并于11月22日辞去总理一职。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两派之间的疯狂内斗时期，最后，直系因得到来自满洲并曾为土匪的张作霖所领导的奉天军队的支持而取胜。1922年4月，奉直之间亦爆发了战争。直系再次取胜，但是张仍能保持对满洲的控制，并独立于中央的统治。
获胜的直系推黎元洪任总统，希望与广州政府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内统一。但是遭到了直系内一个强势派别的反对。至1922年中叶，直系终于发生分裂：(1)吴佩孚领导下的洛阳系主张武力统一全国，并支持总统黎元洪；(2)反对吴的天津、保定系支持曹锟出任总统，最终，总统黎元洪在极其屈辱的方式下被驱逐下台。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令自己成为总统，约五百名国会议员每人据称得到5,000银元的赃款。公众信心一落千丈，民众深恶北方政治，唯一的希望便落在广州的革命党人身上。
但孙在南方也是麻烦缠身，护法运动进展缓慢，因为自1917年8月25日广州军政府建立后，他虽名为总司令，却受困于无权直接控制军队，真正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西南省军阀(如广东、广西的陆荣廷)等人的手中。陆荣廷私怀野心，并于1918年5月迫使孙中山离开军政府。在极度的失望与沮丧下，孙逃往上海，过着隐退的生活，主要从事《建国方略》的写作，并计划重建政党。1919年10月10日，他将中华革命党进一步严密化，并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之后，他挥军南下以惩治广州的叛军，而且不与北方的段棋瑞交战。经过一系列巧计，他得以收复广州，并重建军事政权。1921年4月2日，共和政府正式成立，由孙中山任总统，与北京的军阀政权相对峙。
1922年2月3日，孙着手准备北伐，继续开展护法运动。但因孙以前的支持者陈炯明于广州意外叛变而受挫，总统官邸遭到严重炮击，孙侥幸得以逃至一艘支持他的军舰上，后来又在英俄的帮助下到达上海，因此，护法运动只不过是有名无实。
在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之后，奉军便从满州向北京推进，引发了第二次直奉之战。出乎意料的是，当统领十七万军队的直军总司令45开赴前方之时，其第三军军长冯玉祥却于1924年10月23日发动了军事政变，并占领了北京，导致直军全线崩溃。冯在其国民军的支援下，重组了内阁，并迫使曹锟于1924年11月2日下台。
这时，"国民军"、奉系、皖系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联合邀请段棋瑞出任临时执政，并邀孙进京商讨和平统一事宜。尽管孙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仍坚持前行，并于1924年12月31日抵京。虽然段祺瑞明显的欠诚意，令他恼怒，但他因首都十万人对他的热烈欢迎而倍受鼓舞。1月20日后，孙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并于1925年3月12日溘然长逝。在弥留之际，他仍在念记着"和平，奋斗、......、拯救中国"。在他一天前签署的遗嘱中，他敦促其同志去完成他未竟之事业。中国革命之父的一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将自己生命中的四十余年，奉献给了改善国民境况的事业之中。
孙中山抱憾而逝，革命与民国并未带来预期的和平与秩序：民国时期较以前经历更多的痛苦与失序，它重现了传统上紧随王朝衰亡而来的失序与混乱。但孙为进步奠定了基础，其追随者得以在此基础之上继其遗业。1926年，年青将领蒋介石重新发动了还未完成的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并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终于达成了长期未竟的统一目标，尽管这统一仅是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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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孙逸仙名文，字逸仙。中国人更为熟知的名字是"中山"，"中山"为其日文名字"Nakayama"的中文发音，此名是他31岁于日本政治避难时所取。
2 1898年夏威夷为美国兼并。
3 Harold Z．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haion(Berkeley, 1968)，27．
4 Schiffrin，37．
5 Schiffrin，40．
6 一项研究对这一誓言提出质疑，认为它是后来添加的。见Chün-tu Hsiieh,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1961)，29。
7 Martin Bemal，"The 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1906-1907" in Mary C．Wright(ed．)，China of Revolution，103-104．
8 Marius B．Jansen，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Mass.,1954)，53．
9 Leonard s．Hsü，Sun Yat-sen：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ls (Los Angeles，193)，61．
10 即杨文炳。
11 Leonard s．Hsü，62-63．
12 Chün-tu Hsiieh，44．
13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1964)，第325-326，330-333页。
14 Schiffrin，8-9．
15 "黄花岗72烈士""3月29日"丧生于这一普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多于82名革命党人死于1911年4月27日,这一天正是阴历的3月29日。见Chün-tu Hsiieh，93．
16 即石长信，他是受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使。
17 Chuzo Ichiko，"The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in Szechuan in 1911,"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kyo Bunko ,Tokyo．14：50-57(1955)．
18 Chuzo Ichiko，68-69．
19 此人为刘声元，也可能是蒲殿俊。
20 李守孔，136-137。
21 两人分别为瑞征与张彪。
22 P'eng-yuan Chang，"The Constitutionalists," in Mary C．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175-176．
23 在在十七张选票中，孙中山得到十六票，黄兴得到一票。
24 自从1885年以来。
25 即张绍曾与蓝天蔚，两人均为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生，且为同盟会秘密会员。
26 隆裕太后，光绪帝之妻。
27 他们是由驻俄公使陆征祥领导。
28 萧一山，第4卷，第2,725，2,727页。
29 在发行新币后改为每年四百万银元。
30 楷体为作者所加。
31 王芝祥将军。
32 Chün-tu Hsiieh，141．
33 五国为：法国、英国、法国、俄国与日本。
34 李烈钩。
35 六省为：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与四川。
36 在759张国会选票中，他在首轮得到471票，第二轮得到497票。
37 该条款分为五部分：
(1)承认山东的地位。(2)日本在满州舆内蒙的特殊地位。
(3)合办中国钢铁产业。(4)不将沿海地区租借、割让于第三国。
(5)由日本控制中国一些重要内政部门。详情见下一章。
38 巧合的是，此军得以会集的地点为一个名为护国寺的寺庙。
39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1936)，341-342，350-371页。
40 据说当袁读到其心腹四川将军陈宦的电报时当场昏倒。电文称："自今日起，四川与袁世凯断绝一切关系。"袁后来叹息道："今日，陈宦既已如此，我还有何话好说，请回电告诉他我将退位。"参见Jerome Ch'en，Yüan Shih-kai,1859-1916(Stanford，1961)，232．
41 即李鼎新。
42 欲更确切生动地了解溥仪1912年逊位后的生活，可参阅他的自传The Last Manchu，tr．by K．Y．P．Tsai and ed．by Paul Kramor(New York，1967)。chs．1-8．
43 因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
44 因日本调解人西原鬼三而得名，那时一日元约值o.5美元。
45 即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