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朝中兴与自强运动
1860年与英法媾和及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清王朝消除了内外两个致命威胁，舒缓了一口气。随后的一段时期，清朝表现出一种相当显着的复兴气象。这种气象体现在：镇压捻军和回民叛乱、恢复传统秩序和儒家政府、保持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和平，以及采纳西方的外交实践与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发起自强运动。那种"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的王朝衰败景象得到了遏制，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士大夫很快将这种王朝的"第二次繁荣"称为"同治中兴"。这里所谓的"中兴"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内涵，明治"维新"指的是国家权力从军事独裁者(幕府将军)和封建领主(大名)那里转归天皇；而同治中兴则主要是指通过整肃士气和经世致用来恢复传统秩序的种种努力。这个时期推行了一些政策措施，让衰败的农业地区休养生息与举荐能人贤士为朝廷效命。官府减免或降低了农村的赋税，发放粮种和农具以帮助恢复农业，并大力倡导个人俭朴的风尚。私塾和私家书楼重新开放，科举考试再度举行，尤其是在那些内乱岁月里没有开办科试的地区。这些考试尽管还是采取考八股文的形式，但却强调当时的现实问题。在限制卖官鬻爵的同时，朝廷扩大各省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用以奖励军功和捐输。在官场内，更严厉地整肃纲纪，严惩贪污腐败。与此同时，在对外事务中，弹精竭虑地保持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以便为国家提供重建和自强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中兴，1 通常都与一些强有力的、睿智和贤明的统治者有关，但同治皇帝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1862-1874年)，有十一年处在年幼时期，余下的两年也只是个弱者。国家大权被紧紧地握在母亲慈禧太后手中，她执掌朝纲达四十八年之久，一直到1908年去世。就同治帝个人而言，他的统治肯定称不上是中兴朝代。但是这位皇帝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制而非作为一个个人存在；他手下干练的大臣创造了一些不平凡的成就，引起了急剧的变化，这些成就可以被视为中兴的要素。2
然而，同治中兴显然只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充其量不过是清王朝国运持续衰落中的一缕回光返照而已--犹如"秋老虎"最后的炎热一般。尽管如此，同治中兴却标志了力争恢复旧秩序、并开启一个新秩序的大胆而又相当成功的努力。
1.新领导人及辛酉政变
一个新的政治领导人在北京崛起，对缔造新时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要追述一下历史。1860年9月，当咸丰皇帝在外敌进攻面前逃往热河时，恭亲王被留在北京应付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这位亲王与蛮夷达成了条约，并促使他们撤离了京城--所有这些是在没有任何军队或水师支持的情况下做到的--这被许多汉人和满人看作是奇迹。恭亲王崛起为北京的新领导，而朝廷则仍然滞留在热河。
随着洋人军队撤离北京，恭亲王率一帮大员奏请皇帝回銮。皇上迟疑不决，一方面是因为羞于他怯懦的出狩，另一方面也因为害怕敌方军队可能会杀回来逼迫他接受他们的使节不磕头的觐见。一直到1860年12月，恭亲王成功地让英法全权公使承诺放弃觐见要求，之后咸丰帝才终于在1861年2月宣布他将在下个月回銮，但由于健康恶化，回銮未能成行。
1851年登基的咸丰皇帝体质一直虚弱，在避难热河期间，他试图借助寻欢作乐来忘却悲哀和羞耻，由于过分沉湎于酒色以至精气耗尽。在花天酒地期间，他的宠臣和亲信是怡亲王、郑亲王和协办大学士肃顺，尤其是尔顺获得了对他的强有力控制。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一病不起;他在弥留之际，点名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
肃顺和上述两位亲王立即草拟了一份遗诏，任命他们自己和另外五位大员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恭亲王被冷落到了一旁，当他要求前往热河为先帝吊孝时，却遭到拒绝，形势更加不妙了。先帝的两宫皇后--时年27岁而身无子嗣的慈安和新皇帝的生母、25岁的慈禧--也同样受到冷落。她们虽然在8月23日被册封为太后，但被剥夺了懿准赞襄政务王大臣所拟诏旨的合法权力。太后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间随后在热河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斗，最后决定与在北京保持着第三个权力中心的恭亲王合作，以孤立赞襄政务王大臣。
慈禧是一个才智卓越而又阴险狡诈的妇人，在大行皇帝染病期间，曾协助皇帝批阅奏折，同时暗地里对肃顺控制皇帝之影响力颇为嫉妒。她怀抱巨大的个人野心，设法在皇帝驾崩时占有御玺，而且，她怀疑肃顺所拟遗诏的真实性，于是成功地说服了另一位太后同她一起"垂帘听政"。一名特使，据称是太监安德海，被派往北京试探恭亲王的口风；恭亲王欣然同意合作，指望借太后之力取代赞襄政务王大臣，这时，他从皇太后处获准前来热河拜谒梓宫。
在一次秘密接头时，两位太后与恭亲王议定不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完全控制局势的热河采取任何行动，而要在恭亲王占据上风的北京动手；大行皇帝的灵驾将护送回京，到那时将采取迅疾行动。慈禧担心外国的反应，但恭亲王显然得到了外国支持的保证，而且自信地宣称将制止外国列强的干涉。
确实，英国人在支持恭亲王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身为北京条约的签订人，恭亲王以其善意、机敏、举止优雅和愿意合作履行条约义务的姿态，给外国使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人意识到，保证他掌权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公使3 在1862年3月12日给伦敦的一份报告中透露了英国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我们'培植了一个倾向并相信作友善交往之可能性的派别，且有效地帮助了这个派别掌权，这决非是细小的成功。'我们'业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顾问，而十八个月前我们还在同该政府开战。"恭亲王把驻扎天津的五、六千洋人军队看作是"......击败其政敌的后盾"。4
1861年9月11日，恭亲王返回北京。与此同时，大学士周祖培和其它一些留居北京的官员也对肃顺擅权心怀不平，对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愿望深感同情，他们延请名儒李慈铭准备了一份临朝备考录，枚举历史上太后临朝的先例。在李慈铭完成备考录之前，一名御史5 先发制人，向热河呈送了一份奏折，吁请两宫太后执掌朝纲而任命一到两位宗室亲王襄助政务。肃顺讥笑这个主意，理由是大清朝还从未有过太后执政的先例。
10月26日，两宫太后不顾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强烈反对，在怡亲王和郑亲王的陪同下携幼帝返京，而咸丰帝的灵柩则由肃顺和醇亲王护送稍后上路。11月1日，两宫太后抵达京城，立即收到了大学士周祖培和户部、刑部尚书的联名上奏，吁请她们在皇帝年幼期间执掌朝网--这显然是由恭亲王指使的。他们声讨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是在左右而非辅佐朝廷。一天之后，两宫太后召恭亲王、大学士和其它一些大员至禁宫，历数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罪行，并谕令将他们立即解职。怡亲王和郑亲王抗议这个行动不合法度，两宫太后为此颁发第二道懿旨，褫夺了他俩及肃顺的爵位，并将他们交付宗人府惩处。恭亲王的侍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拿了两位亲王，而正护扶灵柩前来北京的肃顺则在途中遭诱捕，也被投入宗人府大牢。怡亲王和郑亲王允准自裁；肃顺则于11月8日斩首；另外那五位摄政解职。
在这场政变中获胜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联合执政，让母后执掌政务的做法在清朝确是没有先例的。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幼年时由其叔父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康熙帝(1662-1722年)年幼时则由四位摄政辅佐，而以鳖拜为首。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但没有先例并不能妨碍意志坚强的慈禧。她让恭亲王当她的前台，授以议政王、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和新设的总理衙门6 大臣等衔，而恭亲王则也需要太后支持以建立他自己的权力基础。这样，他们就达成了一项基于相互利用的联盟。
幼皇帝的年号是"同治"--或许暗示着两宫太后的共同统治--以第二年1862年为元年。慈禧不喜欢"母后"的称呼，因为隐含了她被安排在合法权力来源较远的一种地位；她更愿意依所居住的西宫被称作"西太后"；另一位住在东宫的太后慈安则成为了"东太后"。尽管两宫太后一道垂帘听政并收纳大臣的奏章，但通常是西太后披阅奏折、提问和决断，而以德胜才的东太后在处置政务时则相当谨慎。
外国对这场政变的反应大体上是认同的，英国副外交大臣莱亚德(A．H．Layard)于1862年3月18日在下议院宣称："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业已实施的政变导致了大臣的变换......恭亲王和两位太后组织了一个新政府，制定了一项新政策；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外国人的权利，并同意平等地对待他们。"7 恭亲王和总理衙门成了进步和善待外国人的象征。
2.合作政策和外交现代化
1860年与英法媾和的惨痛教训，促使恭亲王对洋人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此以前，他也是激烈反洋的，主张对外夷索求作坚决抵制并处死巴夏礼(Hany Parkes)；而在媾和以后，他形成了对夷务的新概念。他逐渐尊重甚至崇拜英国的力量，认定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去学会如何与西方共处。
恭亲王在与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的周旋中，明确地领悟到了西洋器械的精良。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这些从前的敌人不仅不想对中国隐瞒他们的军事秘密，而且还公开提议要按西洋模式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及铸造武器。英法占领军在缔和后立即撤离北京，进一步表明外国列强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而且更非蛮不讲理和不守信义，倒是中国人习惯于欺诈他们。恭亲王得出结论，只要中国信守条约义务，以善意和开明的态度对待洋人，不给他们以任何抱怨的理由，就能保持和平。依照这种乐观的想法，从前被认为是耻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根据这种理解，这位28岁的亲王为中国制定了一项新政策：中国应在外交上接纳西方以获得一段时期的和平，并于这期间在西方帮助下加强军事力量。因此，通过外交赢得和平便成为政府的直接目标(标)，而自强更生则为终极目标(本)。这种双向的手段在京城得到了满洲军机大臣文祥的衷心支持，在外省则得到几个实力派领袖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的拥护。
为中国设计新的发展方向的并不只有恭亲王一人，西方人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享受条约权利的前提条件，是要出让这些权利的政府继续存在下去。西方列强相信，一个稳定的中国有利于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因此决定维持清廷的存在并帮助它现代化。随着这种政策的转向，英国原先的中立姿态转变为积极地(虽然也是有限度地)支持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如前一章中所述。
已经驻节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也得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观点，不知不觉地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汉化。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英国公使布鲁斯(Fededck Bruce)现在提倡一种对中国的"合作政策"，主张：(1)西方列强之间的合作；(2)与中国官员的合作；(3)承认中国的合法权益；(4)坚持条约权利。8
中国和西方所作出的政策改变，导致了十年时间的相对和平、和谐、善意和合作，并为中国发起外交和军事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外交的改良始于1861年1月11曰恭亲王和文祥上奏的"统筹全局酌拟善后章程"，该章程建议设立一个新的衙门总理夷务；在现有驻节上海负责管理原有五个口岸的办理通商大臣之外，再在天津设立一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9 饬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解外国语言之人来京委差；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颖、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这份章程标志了自强运动在外交方面的开端。
2.1总理衙门 清廷从前一直没有设立外交官衙，因为中国从来就不在平等的、外交的级别上承认其它国家，而只是在藩务(封贡事务)和商务的基础上对待他国。朝廷排斥设置外交机构的需要，这些藩务和商务是通过几个政务机构来应付。在鸦片战争之前，藩务由礼部执掌，因为它们本质上反映一种礼仪关系。俄罗斯和边疆事务由理藩院管辖，而与西洋海国的贸易则委派给驻节广州的总督办理。该总督通过粤海关监督("户部")和行商"驾驭"那些外夷。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2-1856年)，出于纯粹实用的目的，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充任了中国的非正式外交大臣和副外交大臣。1860年的《北京条约》重申了西方外交代表驻扎中国京城的权利，此后就出现了设立一个外交机构来统筹办理外交事务的实际需要。接纳外国使节、分配使团馆舍、交付赔款、开放新口岸和一大堆与新的条约义务相关的其它问题，要求马上给予关注。经恭亲王的奏请，1861年3月11日在北京设立了总理衙门。虽然外国人一般都称之为外交部，但实际上它的职能更像是军机处的一个下属机构，而不是一个正规的政府部门。总理衙门的机构和特征略述如下：
1．它最初被设想为一个临时性衙门，由一位帝胄亲王负责，另由一些大臣10协办，这些大臣同时兼任内阁部院官员--军机大臣、大学士、诸部尚书和侍郎。在他们之下是十六名办理文案的章京，满汉各八人。恭亲王是总理衙门首任的、也是长期负责的大臣，军机大臣兼户部侍郎文祥则是该衙门的主要大臣，他一直供职至1876年去世。
2．作为一个办事机构，它没有编制，没有定级别，只是一个出于权宜之需创立的临时机构。理论上，它只关心外交政策的执行而无干于政策的制定，因为最高决策权掌握在皇帝及其首要顾问军机大臣手中。但在实践中，总理衙门的奏请一般都获奏准，因为恭亲王和文祥两人均兼任军机大臣。
3．它分作五个股：俄国股、英国股、法国股、美国股和海防股。另有两个附属机构：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
4．它不仅办理外交事务，还开展一些现代化项目。它提倡新式学堂、西洋科学、工业和交通，这使它经常遭到一些死硬的守旧派抨击，而外国人也时常批评它步伐不够迅速。因此，总理衙门就处在一种两头受气的境地--外国人指责它因循守旧、办事拖延，仇洋派则攻讦它将中国的利益出卖给外夷。
5．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1869-1870年以后的影响日减，当时慈禧太后再度训斥了恭亲王；而阿礼国协议也未能获得英国的批准(参见下一章)；也正是在这两年间，李鸿章就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之职。拥有这双重身分的李鸿章权力胜过了总理衙门(参见下一节)。
6．虽然总理衙门未能有效地发挥外交机构的作用，但它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却相当成功，它是中国在响应西方冲击时所设置的第一个重大的机构。11
2.2通商大臣 除总理衙门之外，另在天津设立了办理北方三口通商大臣，以满洲贵族崇厚为首任大臣，直到1870年才由李鸿章接任。该职署之设立是并行于驻节上海的钦差大臣。上海钦差大臣办理最初五个口岸及根据新近条约开放的长江沿岸和南方沿海口岸之事务。1862年，上海的钦差大臣被授予"通商事务大臣"的官衔，由江苏巡抚兼任；1866年下半年，它成为两江总督的兼职。设在天津和上海的这两个通商大臣分别被称为"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12
设立这些通商大臣官职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管理贸易，以便杜绝在京城出现太多的外交事宜。恭亲王知道朝廷对外国使节强行驻扎于北京心怀恐惧和愤慨，他解释了创设北洋大臣之职的私下动机："如天津办理得宜，则虽有夷酋驻京，无事可办，久必废然思返。"13这一计策相当成功，以至于李鸿章在1870年接任天津北洋大臣之后便实际上抢夺了总理衙门的职权。正如他在1870年解决了天津教案，1871年奏请与日本建立了官方关系，1875-1876年间解决了马嘉理案(Margary murder)(参见下一章)；也正如他在1884年与法国人进行了关于安南问题的谈判，并办理了八十年代初期朝鲜的开放事宜和甲午战争后与日本的谈判。在1870年以后的二十五年里，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外交部，但外国使节却并未离开北京。
2.3同文馆 同文馆于1862年经恭亲王提议在北京开办，外国人则称其为翻译学院或外语学院。它原初设计为一所联合教习西文和华文的学校，故有了"同文馆"之名。该馆的创设是为了回应英、法《天津条约》中关于规定英语和法语文本为条约唯一正本的条款，中国因此需要训练精干的语言专家，以便摆脱对洋人翻译和半瓶子醋的广东通事的依赖，那些广东通事只能说"洋泾浜"英语。由于没有一个中国人有资格教习外国语言，故一开始便延聘了一名英国传教士，一名法国传教士及俄国外交使团中的一名翻译，让他们到同文馆教习他们各自国家的语言，后来又添加了德语。该馆也教习汉语。14 1864年，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w．A．P．Martin)作为英文教习加入同文馆。到1866年，在克服了守旧派首席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之后，天文和算学被列入了课程表；次年，著名的学者型官员徐继畲被委任为专管大臣，这所学校逐渐具备了小型文学院的规模。
1867年，丁韪良返回美国入读印第安纳(Indiana)大学，在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作为期两年的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1869年他返回中国，被擢为同文馆总教习，他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那里确保了财政支持。在丁韪良的指导下，同文馆八年的学制中添加了各类课程，前三年专攻语言，后五年则攻赞各门科学和综合课程。1879年该馆注册的在读学生计163人，其中38人专攻英语，25人攻法语，15人攻俄语，1O人攻德语，33人攻算学，6人攻天文，7人攻格致，9人攻万国公法(即国际法)，12人攻化学，8人攻生理学。15然而，学生的素质是很低的，因为很少有满人和汉人的世家大族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来就读，结果是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年龄偏大的庸才，他们是冲着津贴来就读的。
尽管如此，同文馆标志了中国施行西式教育的开端。由于许多洋教习也在他们的华人学生帮助下从事翻译，同文馆同时也就充当了传播外来学识的原始研究机构。1873年，同文馆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印书处，是乃"大学出版社"的雏形，该处出版了十七部有关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化学、物理和自然哲学等领域的重要著作。
其它地方也开办了类似的外语和西学学堂，1863年上海开了一所(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开办了一所，1866年在福州也开了一所。16北京同文馆一直延续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同文馆比较杰出的毕业生中有两名驻外公使和一些外交官。
2.4海关 恭亲王以总理衙门主持人的身分，于1861年4月7日任命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责成他"总理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宜，帮同各口监督委员，务将出口、入口各货分晰清楚，勿得牵混，且约束各口税务司及各项办公外国人等秉公尽力，如有不妥，惟李泰国是问"云云。17 这项任命，使1854年已经在上海发展起来的外国人监督海关税务之成例，得以确认和制度化。现在追述一下历史。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了上海老城，令到清廷海关监督18 无法理事，洋商很高兴得以浑水摸鱼，他们不支付任何进口关税。但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记住十年前璞鼎查爵士要求英国领事保证英国公民缴纳关税的训令，他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连手设计了一套临时制度，据此，两国领事代中国政府从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那里征集关税。
英法美三国领事担心其它地区的商务会受损害，遂与两江总督展开谈判，并建成了一项协议，即在上海成立一个外国税务司，帮助清政府从所有洋商那里公平征收海关关税；中国方面则废除了内地关税，以示对这项协定的回报。
1854年7月12日，经中国海关总监督的完全同意，英国的威妥玛(Thomas Wade)、美国的贾流意(Lewis Cart)和法国的史亚实(Arthur Smith)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繁重的日常事务落到了威妥玛的头上，这三个人中间只有威妥玛一人懂汉语及海关程序。威妥玛发觉工作太繁重，以至无法进行汉学研究，于是他在一年后辞了职。随后，在1855年6月1日，英国驻上海代理副领事、时年23岁的李泰国挣得了这份差使。他那强有力的监督，为中国政府征收到的关税比从前清廷海关监督收得的还要多。1858年，李泰国暂时离职，以便在《天津条约》谈判中为额尔金勋爵效命，之后他重返海关税务司之任，为新的海关奠定了基础。上海模式的洋人监督制度被推广到其它一些条约口岸，每处海关由一个洋人税务司负责，这些洋人税务司后来被称作关长，他们接受上海总局的总税务司也即李泰国本人的指令。由于这一背景，1861年4月恭亲王给李泰国的任命，便相当于正式确认一种已经在操作中的制度。
李泰国对这项任命的反应非常奇怪，也极其无礼。他既不接受也不拒绝任命，而是以健康为由返回了英国。他委上海海关税务司费士来(G．H．FitzRoy,一作费子洛)和广州海关副税务司赫德在他离职期间署理总税务司之职，直到他返回。赫德被派往北京接受恭亲王的委命。就性格和风度而言，赫德圆通、耐心，与李泰国截然相反。中国人对待赫德比对待李泰国更热情，当李泰国在阿本思购船事件(参见下一节)中表现得太无原则也过于专横时，赫德于l863年被任命接替他担任总税务司。在赫德的领导下，一个国际性的中国海关机构发展了起来，到1875年时，中国海关雇用了252名英国籍及156名其它西洋籍雇员。19
在一份日期为1864年6月21日的通告中，赫德阐述了属于外籍雇员"守则"之类的种种规定。他建议他们学习汉语、做事耐心而"不带优越感"，工作时"力争说服他人而非发号施令"、"勤于补救而不发脾气，因发脾气便会暴露缺点"，他以果断明了的语气告诉他们：
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即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20
赫德勤于思考，办事得体、确当，使他得宠于朝廷，朝廷将他引为忠信之臣及外事顾问。在他有生之年，清廷再也未任命其它总税务司；清廷对这位洋员是如此看重，而他本人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谢绝了让他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聘请，以便继续供职于中国海关。在他的引荐下，许多杰出的外籍人士效命于中国的国际性海关；其中较著名的一位是187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马士(H．B．Morse)，他在退休后撰写了好几部关于中国贸易、行政和对外关系的开创性权威论着。
2.5国际法的引进 在鸦片战争前，钦差大臣林则徐曾延请美国传教士伯驾翻译了瓦泰尔著《国际法》中的三个章节，但却还没有汉语的万国法(Law of nations)全译本。不懂国际法致使早期中国的谈判者犯了许多大错误：他们在关税自主、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轻易作出让步，而在诸如外交代表驻节和觐见不行磕头礼之类平常的、无关宏旨的事情上拼死相争。丁韪良目睹中国急需外交指南，决心自己翻译一部国际法著作，他把国际法看作是基督教文明最美好、最成熟的成果。在中国抄写助手的帮助下，他于1862年开始翻译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希望以此表明，西洋人有一些约束他们国际关系的原则，并不一味依靠野蛮的武力，也希望他的译本能促使不信基督的中国政府承认基督教的精神。
急于了解西洋外交的恭亲王，私下里很急切地想知道国际法。通过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善意帮助，丁韪良的译本于1864年呈递到总理衙门。由于译本手稿的格式和行文粗糙枯燥，它被交付总理衙门的四个章京作彻底的校订。
在校订手稿期间，总理衙门得到了一个验证其实用性的机会。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Yon Rehfues)于1864年春乘一艘战舰抵达中国，他在大沽口外发现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其时普鲁士正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立即下令捕捉这三艘商船当作战利品。恭亲王依仗新获得的国际法知识，抗议这种将欧洲的争端扩大到中国和在中国的"内水"（这是中文表示领海的用词)捕捉船只的行径。恭亲王拒绝在普国公使表示悔改前接纳该公使，并申饬他以如此不得体的方式开始他的使命。处境尴尬的李福斯释放了这三艘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恭亲王验证了丁韪良译本的有用价值，他散发了三百本译本给各省当局。
运用这种新的知识并辅之以其它一些外交现代化举措，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整个十年中，设法维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关系，从而得到了一段逼切需要的喘息时机，以实施其自强规划。
3.军事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
与恭亲王的外交现代化相媲美的，是他本人创建一支新式水师的努力及外省领袖--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通过试用洋船洋炮、置办军备工业和开办新式学堂来推行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他们的举措标志着自强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十五年，直到1895-年。不过，借鉴西方的想法早在这些领袖之前的二十多年就已出现了。
3.1先驱者 钦差大臣林则徐是第一个倡导借鉴西方思想的人，他命人翻译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的报纸，收集西洋地理、历史、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情报。在他的倡议下，瓦泰尔《国际法》中的某些章节翻译了过来，慕瑞(Murray)着《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C，of Geography)中的部分章节也在1841年译成了中文，冠以《四洲志》的书名。借助这些关于西方的粗浅知识，林则徐对英国的力量稍起敬意。他购买了二百门洋炮加强广州城防，并命人翻译西式铸炮手册，这些事实即可表明，他敏锐地意识到了夷人器械之精良，以及中国了解其秘密的需要。
鸦片战争的败绩，被中国的大多数士大夫说成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但是，少数一些与林则徐结交或受他影响的学者却高瞻远瞩，意识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中的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当中最著名的是魏源(1794-1856年)，林则徐曾将关于外国情况的一应数据转交给他。魏源在1844年将这些资料编纂成一部共五十卷的大部头著作，21名为"海国图志"。这部著作的目的清楚地表达在该书的序言中："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22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略述西洋列国的历史、地理和晚近政治局势；第二部分是关于洋炮的铸造和使用；第三部分为造船、开矿及西洋实用工艺的林林总总描述；第四部分为魏源及其同时代人提出的如何对付西洋的建议。该书是关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
其它一些开创性的著作包括，一部盛词赞扬美国政治制度的叙述性书着，名曰《合众国说》，及一部研究晚近外夷侵扰中华之情形的着作, 叫《夷氛闻记》，这两本书均由梁廷桐撰写。随后出现了一部由徐继畲撰写的著名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及何秋涛撰写的一部略述俄罗斯及其它北方国家之地理、历史和政治的宏作、八十卷的《朔方备乘》。除最后一种外，各部著作都强调加强海防以抵御西洋海国的重要性。他们的核心观念是，只要中国发展起充足的沿海防御，它就能不受制于来自海上的敌人。他们并不了解或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是受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及迅猛工业化驱使的欧美之海外扩张，是很难被中国的地方性防御遏止住的。这个研究西方的初始阶段只是围绕着海防的狭窄主题兜圈子，而且这些身为民间学者的编着也对他们的国家影响不大。
1860年的战败更猛烈地震撼了学界和官场中人物，曾一度与林则徐交往的冯桂芬(1809-1874年)率先倡导"自强"主张。在他写于1860-1861年间的名著《校\xDF\x93（bīn）庐抗议》中，他非常现实地指出，中国以往所知的旧世界与已经强压过来的新世界之间有巨大差别，所以极力主张中国应采纳西洋的船舰火炮、在通商口岸开设船坞和枪械制造厂。他更断言，既然像日本那样的小国都感到需要按西洋模式加强自身，那中国就更应发愤图强了!考虑到新近与西洋列强缔结的和约，冯桂芬警告说，中国必须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来加强自己，否则将为丢失机遇而后悔不已。至于魏源所倡的以夷制夷之思想，冯桂芬认为这绝无可能；夷语的难懂及不了解夷人的习惯，将妨碍中国在夷人之间行离间挑唆之计。"魏源唯一言成理，曰师夷长技以制夷"，23 这句名言代表了1861-1895年间"自强运动"的精神动力。
3.2恭亲王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 自强运动在京城的主要推行人是恭亲王和文祥，他们向朝廷灌输这样的观念，即中国之所以吃败仗并非因为将士不用命，而是因为装备不善。中国若要在将来抵御外侮，就必须采纳西洋的火器、船舰和训练军队。1862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迈出的第一步，其时，恭亲王授命署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委托身在英国的李泰国购买并装备一支火轮舰队。李泰国购得了八艘轮船，并雇用了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Sherard Osborn)管带这支舰队。李泰国在未经告知北京朝廷、更没有获得同意下，就于1863年1月16日与阿思本签订了一项合同，据此，阿思本将担任这支由欧洲人驾驶的舰队之总司令，而且只听从身为中国皇帝代表的李泰国之命令。如此专断行事的李泰国为他的行动辩解说，他不受中国普通的行动规则和正常的办事程序之束缚，并说："我的地位是一个受中国政府雇用的外国人，为他们去做某些工作，而并非他们的下属。我不需申说，一位英国绅士在一位亚洲野蛮人下面做事的那种观念是悖谬的。"24 李泰国立意要让自己当上中国的"海军大臣"兼海关总税务司；前一职务将给予他无可匹敌的(海军)兵权，后一职务则让他控制约七百万两的海关岁入。为昭示他的重要地位，他要求在北京拥有一座官邸供他居住，中国人对于他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
在阿思本率舰队于1863年9月抵达中国时，恭亲王告谕他，他的官衔是副管带，其权力仅为统带舰队中的外国人，他必须听命于他活动地区的总督和巡抚，即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李泰国抗辩称，他是来"效命于皇帝而不是做那些外省督抚们的侍从"，尤其不是听命于像李鸿章这样一个"无道德修养的官僚"。恭亲王毫不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阿思本建议解散舰队，以免其落入太平军、敌对的日本大名或甚至是美国南部联盟之手。
曾国藩承认，中国与其容纳一支桀骜不驯且或将引起无法预料之纠葛的洋人水师，还不如将其解散并大度地酬报其官佐。美国公使蒲安臣自愿作调停，阿思本被赏予一笔1万两的特恤金，而李泰国则获得了1.4万英镑，作为他在与中国政府争吵期间应得的薪俸和津贴。随后，他的海关总税务司之职便被赫德替代。中国政府花费了55万英镑购买了一支舰队，然后解散，除了惹上一身麻烦之外，一无所获。第一次组建一支新式海军的尝试可谓彻底失败。25
3.3各省自强运动的开始 大部分的自强规划是由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一些外省督抚推行的，他们从征剿太平天国期间与洋枪队和常胜军的交往中，亲眼目睹了西洋坚船利炮之精良，但这些奇技淫巧超出了儒家士大夫正常的领悟能力。有一则逸闻称，曾国藩的同代人胡林翼看到两艘洋火轮在江中毫不费力地飞速逆流而上，他惊诧不已，无可奈何地叹息说："此乃吾等无法解喻之物也!"念及将来要面对如此一个深不可测的敌手，胡林翼惊恐万状，由于他在征剿太平军期间过度劳累而身体衰弱，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如果说火轮给了胡林翼如此强烈的震撼的话，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有此感受的人，在那些目光深远的人看来，造船成了求生的必不可缺之物。1862-1863年间，曾国藩在安庆尝试着打造了一艘船，但这艘船无法平稳快速航行，他受挫后并不气馁，而是更加坚定地去揭开制造船舰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西洋人对军力的垄断(monopoly of power)。26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该局的机器由容闳从美国购得，容闳是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1854年)的中国人，他在1863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江南制造局不光铸造枪炮，也制造船舶并开设一个翻译馆，它所造的第一艘船竣工于1868年，长185英尺，宽27.2英尺。该局一共打造了5艘船，其中的最后一艘在1872年制成，拥有400匹马力，配备26门火炮。它的翻译馆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翻译了98种西洋著作，其中47种属自然科学领域的书籍，45种为军事和技术一类书籍。江南制造局无疑称得上是自强运动早期的主要成果。
如果说曾国藩开辟了西化之路的话，左宗棠和李鸿章则是斗志昂扬地紧握了西化的火把。左宗棠一向信奉知行合一，他的思维训练受林则徐和魏源的影响；他对造船的兴趣，导致了在1866年设立著名的福州船政局，以两位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年)和德克碑(Paul d， Aiguebellc，1831-1875年)分任正副监督，该局打造出了四十艘船舰。该局所属的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培养出了一批能干的官佐，内中有极其干练聪颖的严复(1853-1921年)，他曾就学于英国，后来翻译了一批西方关于思想、社会学、逻辑学和法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参见第十七章)。福州船政局是自强运动的第二大重要的成就。
自强运动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他与常胜军及华尔和戈登等许多洋人军官的交往，使他认识到了枪炮舰船的可怕威力。他夸大其辞地赞扬西洋大炮和弹药乃"天下无敌之攻防器械"，并且颇为天真地认为，只需拥有汽船火炮及弹药，就足以抵御外来入侵。李鸿章对西洋军制和器械的崇拜，可见于他1863年致曾国藩的一封信函中：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中国所不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其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且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27
李鸿章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在造船和枪炮制造方面急起直追的话，日本不久就会效法西洋而超过中国。局势的危急迫使中国必须立即施行自强规划，李鸿章在1872年大声疾呼，中国正面临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西洋人自印度而至南洋而至中国，步步紧逼而来，此种推进无法阻挡，中国必须迎头抗御这一挑战，断然采纳西式船炮来加强自身。
随着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及左宗棠在1868至1880年间投身于镇压西北和新疆的回民叛乱之役，李鸿章成为了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在1870年以后的二十五年里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之职，这使他得以在华北建立起一个全权独揽的军事和工业基地。虽然他只是一个省级大员，但他实际上行使着中央政府的一些职权，并充当一种类似于全国上下自强规划之"协调人"的角色。28 他在三十年中一直是中国"洋务"29 的主要设计师及倡导者，主要的功绩包括：1867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1880年和1885年分别在天津开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以及1888年的北洋水师。
但是，李鸿章对船炮的过度专注和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及文化的相对漠视，限制了自强运动的范围。他的这种态度，部分是源于他相信，除却武器之外，中国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西方；30 部分则由于他乃是负责军备和海防之大员的事实。他意识到中国有增强军事力量的紧迫需要，但却没有作更大和更远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造。
3.4守旧派的反对 虽然自强运动的范围有限，其领袖们看待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眼界也颇有局限，但洋务的倡导者已远远地超越了他们同辈的士大夫，这些人基本上对近代世界充耳不闻，对现代化视而不见。1867年，恭亲王奏请皇上旨准在同文馆添设一个天文算学馆，并延聘洋教习向那些已通晓汉学的生员讲授这类科目，此时他遭到了守旧派领袖、理学宗师大学士倭仁(死于1871年)的猛烈抨击。倭仁质问："夷人称兵陵我畿甸、焚我园囿，凡我国人何能一日忘此仇耻哉何能复举聪明俊秀之中华才士变而从夷"恭亲王的反驳直截了当：既然倭仁有更好的救国良策，着其奏来：
该大学士(即倭仁)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x83佟⒗褚俏\xAA补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31
慈禧太后理解借鉴西洋的重要性，但也不想得罪守旧派，她一方面同意设立算学馆，另一方面又委命倭仁在同文馆内开设一个单独的汉学馆。她的伎俩是借用守旧派来牵制进步派，以免后者的势力强大，令她无法控制。倭仁不愿与同文馆为伍，所以在骑马赴馆途中故意坠鞍跌落，这样便有了不去同文馆任职的借口。保守的儒家社会和官方人士对创新开拓的敌意非常强烈，令到自强派人士不得不在开展自强运动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4.自强运动的各个阶段
4.1第一阶段 根据着重点的变化和理念的变迁，自强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861年到1872年，强调建立翻译馆、新式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来吸纳西洋的火器、机器、科学知识，并培养技术和外交的专业人才；推行一些确保与西方列强良好关系的外交措施，以便使中国能够获取这些国家造船和军火装备的秘诀。如前所述，此时的动力是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派丝毫不承认需要西方的其它任何东西。这一阶段跃跃欲试的领袖，在京城是恭亲王和文祥，在外省则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公，他们的主要成就如下：
1861年 经恭亲王提议，在北京设立总理衙门，在天津和上海设立通商大臣署衙。
1862年 经恭亲王提议，在北京设立同文馆。
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三个洋炮局，另命属下向英国军官学习操用火炮，向德国军官学习操用步枪。
1863年 李鸿章在上海开办外语学堂(广方言馆)。
李泰国--阿思本船队抵达。
曾国藩派容闳前赴美国购买机器。
1864年 李鸿章在苏州开设一个小型洋炮局。
广州开办一所外语学堂(同文馆)。
1865年 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开设江南制造局，附设一个翻译馆。
1866年 左宗棠在福州城外的马尾开设福州船政局，机器从法国购得。附设一个船政学堂，内分前后两堂：前堂专授法语和造船，后堂专授英语和航海。
派遣斌椿率队的试探性使团前赴欧洲。
1867年 李鸿章开设金陵机器制造局。
崇厚开设天津机器局。
1868年 遣使团往聘列国，以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协助满汉使臣。(参见下一章)
1870年 李鸿章将天津机器局扩充为四个厂。
1871年 筹划在大沽修筑一西式炮台。
1872年 经曾国藩和李鸿章提议，派遣三十名少年学童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康涅狄格州之哈特佛德(Hartford)省城。
1872-1881年间，共有120名学童分四批被遣留洋。
李鸿章遣官佐赴德国留学。
李鸿章奏请开设煤铁矿。
这一阶段自强的显着特征是强调发展军工企业，这些企业有如下特点：首先，它们均为"官办"企业，带着官僚机构通常有的无能及裙带作风，即使从事新式生产，但仍保留着老式的行政管理程序。第二，它们在企业运作和材料方面依赖于洋人，其时似乎存在一种对洋人能力的盲目信赖，不管洋人的学议和经验如何。金陵机器制造局交由英国人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督办，而此人的职业却是医生。福州船政局由两位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督办，此二人以前从未造过船。建筑材料全部从国外进口。由于领导不力和官吏的腐败，所制的船、炮在质量上根本无法与西方同类制品相比。第三，这些军工产业成了创办它们的外省督抚们的权力根基，因而带有了一种强烈的地方和"封建"的气息。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开设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左宗棠则以闽浙总督的身分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各个地区性集团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合作和协调，即使在这些大员调任他所--左宗棠在1868年赴任西北，李鸿章则前往天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权力根基--之后，他们继续与其从前创办的企业保持着私人联系。32
4.2第二阶段 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财富是权力的基础--一个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富有。新式国防远比传统国防花费大，它必须有更好的交通体系、工业和企业作支撑。李鸿章在1876年9月宣称："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因此，在1872-1885年的第二阶段中，虽然国防工业仍然是主要的着眼点，但也有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发展一些追求利润的企业，如轮船、铁路、开矿和电报等。这类"洋务"逐渐被看作是"时务"，因为它们乃针对国家的急迫事务而开办。
除了"官办"的军工产业外，此时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企业，以传统的盐政为模式，即"官督商办"。33 它们中最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总局34。 这些企业的资本来自私人资金，虽然官府作为赞助人也会在一开始提供部分资金或日后须偿还的贷款，但正如李鸿章公开规定的那样，"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35 出资入股的商人被排斥在经营之外，经营权则掌握在官府指定的官员或没有股金的个人手中(这些人可以在日后认购股份)。例如，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是一名官员；36 接替他的是一个从前的英国怡和洋行(亦称渣甸洋行)买办；37 1884年后该局又由一名官员38 办理。这些官督商办企业是一种混合体制，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及其通常所有的无能、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由于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它们便通过政府优惠或干预来打击平民的竞争，并趋向于垄断行业。它们也依赖于外籍人员的支持："华商"聘用洋人任航运督办、船长和技师。
由于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而左宗棠则专事镇压西北回民叛乱，因此，在这第二个阶段，李鸿章显露为近代工业和企业的主要倡导者。恭亲王在1865年和1869年两次遭训斥(见下一章)后，已大大失却了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力，文祥也已于1876年辞世。李鸿章上升为自强运动无可匹敌的领袖，而且，虽然他只是一个省级大员(直隶总督)，但由于他的职地靠近北京且得太后宠信，因此行使了中央政府的一些职权。超过90%的现代化规划是在他的襄赞下发动的。
1872年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开设"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
1875年 计划修造铁甲船。
派遣福州船政局的学生留学法国。
1876年 李鸿章派遣七名官佐赴德国。
从福州船政局选送三十名学生和艺徒赴英法两国。遣使往聘英国和法国，此后数年间又遣使往聘其它国家。
1877年 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开平矿务局。
丁宝桢在四川开设一个机器制造局。
1878年 左宗棠在甘肃创办一个织呢局。
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 大沽与天津之间开设电报线路。
1880年 李鸿章在天津开办一所水师学堂。
李鸿章奏请批准铺设铁路。
采纳一项建设新式水师计划并开始购买外国师船。
1881年 开设电报总局。
上海至天津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
在天津以北铺修了一段长二十里(六英里)的铁路。遣十名水师学生出洋留学。
1882年 李鸿章在旅顺开筑一座军港和一所船坞。
1883年 李鸿章派遣十三名水师学生和四名艺徒赴英国、法国和德国研习造船，十三名学生赴英国学航海。
4.3第三阶段 从1885年到1895年期间，对陆海军建设的重视延续了下去，1885年组建海军衙门，1888年正式成立北洋水师。同时，开办轻工业以求富国的想法也越来越获得认同，其结果是缫丝业和棉纺业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李鸿章继续控制住局面，但他此时面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日益强劲的竞争。与此同时，光绪皇帝的父亲、新设的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崛起为京内的实权人物，而恭亲王则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后在政坛失意。
在经济体制方面，两种新型的工商实业--"官商合办"和"商办"--向占主导的官僚型"官督商办"企业争生存。但由于官府对商人的传统歧视和嫉妒，这两类企业都未能发达。较大的"官商合办"企业有开设于1891年的贵州制铁厂和建于1894年的湖北缫丝局。在这两个事例中，官方员吏欢迎私人资本，但讨厌平民控制企业。争夺湖北缫丝局控制权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商人资本最后被迫撤出，使该局完全变成了一个官营企业。"商办"实业非常微弱，在整个工业实业和投资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与明治时代日本人筹集私人资本的方式有很大距离。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十年中，主要的活动包括：
1885年 李鸿章在天津开设武备学堂。
北京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首，李鸿章为副。
1886年 张之洞在广州建一纺织局。
1887年 张之洞和李鸿章分别在广州和天津开设了一些制造局。
李鸿章在黑龙江开办漠河金矿。
1888年 设立归李鸿章节制的北洋水师。
1889年 张之洞在广州开设一家织布局和一家铁政局。
1890年 张之洞开办大冶铁矿、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
1891年 李鸿章在上海开办伦章造纸厂。
开设"官商合办"性质的贵州制铁厂。
1893年 李鸿章设机器纺织总局。
张之洞在武昌建四家棉纺和丝织厂。
1894年 湖北省建两家火柴公司。
创建"官商合办"性质的湖北缫丝局。
5.自强运动的局限与影响
以上所列或可提供一幅奋力拼搏的生动画面，但实际上它们只代表了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其活动的范围局限于火器、船舰、机器、通讯、开矿和轻工业，而没有开展任何仿效西方制度、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尝试。自强的努力仅仅触及了现代化的表皮，而没有获得工业化的突破，这一根本的缺陷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暴露了出来，其时中国经过二十年的准备却无法保护它的藩属国安南。十年以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更是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自强运动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在农业化的儒家社会基础上移植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以下的论点或许可以解释自强运动毫无生气的表现。
5.1缺乏协调 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的中央权力急剧衰落，以至于除了同治朝(1862-1874年)时期的一丝活力外，政府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方向。现代化是由省级督抚在没有中央指导、规划和协调的情形下率先发动的，虽然李鸿章在1870年以后行使了某些中央政府的职能，但他基本上仍是一个封疆大员，不能替代中央政府。各省的自强倡导人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且把他们的成就视为其个人权力的根基。他们的地方主义意识和急于自我保护的倾向非常顽固，以致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竟拒绝前去救援受敌攻击的福建水师，而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期间，当北洋水师独力抗击日本海军之时，南洋水师竟保持"中立"。这两场战争的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
5.2眼界狭窄 自强运动的倡导者推动现代规划，主要是为了使国家能够抵御外来侵略、镇压国内动荡，并加强他们自己的权位。他们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一个新式国家，事实上，他们竭力地巩固而非取代现存的秩序，而且全然没有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和现代变革的概念。由此，他们的努力只不过造就了散落在一个传统国家的一些新派孤岛而已，在这个国家里，占主导的仍然是旧式制度。
此外，缺乏大众的参与也限制了现代化的范围。自强运动的领导人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具备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的底层民众支持。背负传统包袱的中国官吏们无法挣脱由来已久的对商人之藐视，他们继续压制民办实业和私家竞争，并且未能在官办工业或官督商办企业中注入个人的能动性，那些企业继续不断地备受官场中司空见惯的无能、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等现象之困扰。39
5.3资本匮乏 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资本供应有限，无论是官家的还是民间的资本都很短缺，这制约了工业和企业的创办及增长，当政府提高税收以开办新兴实业之时，它便削弱了大众原本就很有限的投资能力。我们只须注意到同一批人涉足了各色各样的企业--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和汉[阳]-[大]冶-萍[乡]诸矿--就可得知实业家圈子之小和他们掌握的资金之有限了。40另外，这些企业中的资本形成也很困难，因为大约一年8%到10%的利润被当作红利分配给了股东而不是用作企业增长的再投资。
5.4外国帝国主义 自强运动年代恰好与外国帝国主义强化的时代相吻合：1874年日本人侵略台湾及1879年吞并琉球群岛、1875年英国试图打开云南大门、1871-1881年间俄国强占新疆伊犁、法国攫取安南和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日本侵略朝鲜和甲午战争。这些震撼性的事件，不仅分散了政府和现代化分子的注意力，还招致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和赔款，造吸走了大量本来可用于自强的资金。
5.5技术落后和士风日下 西洋的机器和企业管理对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来说是陌生的，而且要克服技术的落后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当那些西洋顾问和教习自己就不很专业时，更是如此。自强规划所造出的枪炮船舰性能极其低劣，这就导致需要不断从国外购买船炮。北洋水师的九艘大型舰只均由外国制造，而旅顺港和威海卫水师基地的大炮则是克鲁伯(Krupp)制品。
除此之外，贤能正直之人通常对洋务避之惟恐不及，只有一些品格低下者愿意涉足现代化规划，这导致了腐败和不正之风，屡见不鲜。即使是李鸿章本人也不以人品高尚著称--据称他留下了四千万两的家产，他的追随者无情地榨取自己所负责的工厂和企业。最臭名昭著的事例是挪用三千万两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以博取归政后的西太后之欢心。
5.6社会和心理惰性 大部分士大夫将夷务和洋务视为"卑"、"野"之事，有损于他们的尊严。守旧势力非常强大，朝廷不能漠然视之。李鸿章致友人41的一封信中的片段，可以说明现代化分子的困境：
曾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
官绅禁用洋人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文入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42
守旧派反对现代化的事例比比皆是：1874年，由于机车撞倒了一个看客，英国人修筑的上海至吴淞短线铁路被暴民们扒掉了路基。两年后，两江总督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购买了这段洋路并将其拆毁;1876年，当郭嵩焘以公使衔出使英国时，文士们刻薄地讥笑他弃圣贤之邦而追随于洋鬼。郭嵩焘的日记因为赞誉已有两千年历史之西洋文明而被守旧派斥责为异端邪说，他们迫使官府拆毁了该部日记的印版。这寥寥几个例子，足以揭示西化倡导者所处的不利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了，就这些倡导者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而言，他们敢于拥护这样一场不得人心的事业，且取得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并不完美)，实属奇迹!
自强运动虽然有其种种缺点，但却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并在中国播下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子，它具有许多深远的影响：第一，大多数制造局、船政局、机器局、学堂和新派企业都开办在条约口岸和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城市，在那里最有可能获取洋人的帮助；这些事物有助于上海、南京、天津、福州、广州和汉口等大都市的发展。第二，周围农业地区的务农人口被吸引到这些都市中成为产业工人或劳工，促使了这些城市的规模飞速膨胀，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第三，这些新型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型的职业人士如工程师、经理和实业家，而那些出洋留学的人士归国后，也成为陆军、海军、学堂和外交机构中的领头人，他们促使了中国新的管理和实业阶层之诞生。
【参考书目：】
1.Banno，Masataka，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 Mass., 1964).
2.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 Mass.，1967).
3.Biggerstaff，Knight,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1961).
4.Brunner, Katharine F.，John K. Fairbank, and Richard J. Smith (eds.)，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 Mass., 1986).
5.--(eds.),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Cambridge, Mass., 1991).
6.Carlson, C. Ellsworth, The Kaiping Mines, 1877-1912 (Cambridge, Mass., 1957).
7.--，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1974).
8.Chan, Wellington K. K., Merchants,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7).
9.Ch'en, Gideon, Lin Tse-hsii,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Means of Maritime Defense in China (Peiping, 1934).
10.--，,Tseng Kuo-fan: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Steamship in China (Peiping, 1935).
11.--,Tso Tsung-t ' ang, Pioneer Promot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olen Mill in China (Peiping, 1938).
12.Cheng, Yingwan, Pos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 1860-1896 (Cambridge, Mass" 1970).
13.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第39期，第177-266页（1950年12 月）。
14.Cohen, Paul 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f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1974).
15.--."Wang T，ao，s Perspective on a Changing World，，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y, and Mary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1967)，133-162.
16.Cowan, C. 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1964).
17.全汉升：《清季的江南制造局》，中央研究院《01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 1期，第145-159页（台北，1951年)。
18.--：《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中央研究院《01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5卷，第59-79页(1954年6月）。
19.--：《清末汉阳铁膨，《社会科学论文》，第1卷，第1-33页（1950年4月。
20.Douglas, Robert K., Li Hung-chang (London, 1895).
21.宾宗一：《李鸿章年（日） 谱》（香港，1968年）。
22.Elvin, Mark,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1971).
23.Eng., Robert Y.,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Silk Production and Exports, 1861-1932 (Berkeley, 1986).
24.Fairbank, John K.，"The Creation of the Foreign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at Shanghai,"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4:496-514 (Jan. 1936); 20:1:42-100 (April 1936).
25.Fairbank, John King, Martha Henderson Coolidge, and Richard Smith,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Lexington, 1995).
26.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ii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58).
27.Folsom, Kenneth E.，Friends, Guests, and Colleagues: 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Berkeley, 1968).
28.傅宗懋：《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军机处之关系》，《中山学术文化集刊》， 第12卷，第285-323页（1973年11月12日）。
19.Gerson, Jack J., 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 (Cambridge, Mass., 1972).
20.Giquel, Prosper, 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 from the Commencement in 1867 to the End of the Foreign Directorate on the 16lh February, 1874, tr. by H. Lang (Shanghai, 1874).
31.Hao, Yen-p'ing, "A "New Class" in China's Treaty Ports: The Rise of the Compradore-Merchants,"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LIV: 4:446-59 (Winter, 1970).
32.--.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1970).
33.--.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Berkeley, 1986).
34.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Mass., 1965).
35.Hsii, Immanuel C. Y.，China '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ss., 1968)，Parts II and III.
36.黄逸峰、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27-47页。
37.Huenemann, Ralph William, 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s in China,1876-1957 (Cambridge, Mass., 1984).
38.Kennedy, Thomas L., The Arms of Kiangnan: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 (Boulder, 1978).
39.King, Frank H. H.,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Mass., 1965).
40.Kuo, Ting-yee, and Kwang-ching Liu, "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John K. Fairbank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 1978)，Vol. 10， 491-542.
41.La Fargue, Thomas E.，China's First Hundred (Pullman, Wash., 1942).
42.Le Fevour, Edward, 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 'ing China: A Selective Survey of 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s Operations, 1842-1895 (Cambridge, Mass., 1970).
43.Leung, Yuen-sang. 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90 (Singapore, 1990).
44.李国祈：《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台北，1961年）。
45.Li, Lillian M.，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 (Cambridge, Mass., 1981).
46.刘凤翰：《新建陆军》 (台北，1967年）。
47.刘熊祥：《清季四十年外交与海防》（重庆，1943年）》
48刘广京：《唐延揠之买办时代》，《清华汉学学刊》，新系列，第1卷第2期，第 143-183 页（1961年6月》
49.Liu, Kwang-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1862-1874 (Cambridge, Mass., 1962).
50.--，"Li Hung-chang in Chihli: 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 1870-1875" 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y, and Mary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1967), 68-104.
51.--，"The Confucian Patriot and Pragmatist: 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 1823-186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5^5 (1970).
52.--，"The Limits of Regional Power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 A Reappraisal,"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2:176-223 (July 1974).
53.--，"The Ch'ing Restoration"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Eng., 1978), Vol. 10，409-490.
54.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台北，1962年）。
55.--：《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北，1972年）。
56.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 1850-1950 (Ithaca, 1971).
57.Meng, Ssu-ming, The Tsungli Yamen: 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Cambridge, Mass., 1962).
58.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1961年）。
59.Murphey, Rhoads,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Ann Arbor, 1970).
60.Ocko, Jonathan K., 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incial China: T'ing Jih-ch '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 (Cambridge, Mass., 1983).
61.Pong, David, "Keeping the Foochow Navy Yard Afloat: Government Finance and China's Early Modern Defense Industry, 1866-1875," Modern Chinese Studies, 21:1:121-52(1987).
62.Rowe, William T.，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1984).
63.Saxton, Alexander P.,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64.Spector, Stanley,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Seattle, 1964).
65.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历史研究》， 第5卷，第1一41页（1954年）。
66.Teng, Ssu-yii,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1954)，chs. 5-14.
67.Teng, Yung-yiian T.，"Prince Kung (I-hsin) and the Survival of Ch'ing Rule, 1858-1898"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72).
68.Thomas, Stephen C.，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870-1911 (Boulder, 1984).
69.Ts'ai Shih-shan, "Chinese Immigration through Communist Chinese Ey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LIII:3:395-408 (Aug. 1974).
7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台北，1959年）
71.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1963年）。
72.--：《上海科技书院史略》（香港，1980年）。
73.王忠信：《福州船厂之沿革》，《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第1-57页（1932年12 月）。
74.Wright, 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1957).
75.Wright, Stanley F.，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1950).
76.总理衙门内景，主要大臣在议事。
77.1868年以蒲安臣为正式领队的中国赴美国使团。
【注释：】
1 如西周朝的宣王(公元前827-782年)中兴，东汉朝的光武帝(公元25-57年)中兴和唐朝的南宗(公元756-762年)中兴等。
2 Mary C．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Stanford，1957)，50．
3 布鲁斯(Fcdcrick Bruce)。
4 Masataka Banno，China and the West：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Mass．，1964)，241．斜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5 董元醇。
6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
7 Banno，240-41．
8 Wright，The Last Stand，21-22．
9 天津、牛庄和芝罘(登州)。
10 开始时一般有3至5人，后来增至9至11人。
11 Ssu-ming Meng，The Tsungli Yamen：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Cambridge, Mass．，1962)．
12 此处官街中的"洋"字实际上是指"口岸"。
13 Hsu．China's Entrance，107．
14 由徐树琳授课。
15 W．A．P Martin，Calendar of the Tungwen College(Peking，1879)，10．
16 有关同文馆和在江南制造局及福州船政局内的其它学堂之详情，参见Knight Biggerstaff ,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Ithaca，1961)。
17 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tlstoms,151．
18 吴健彰，从前曾是广州的行商。
19 John K．Fairbank，K．F．Bruner，and E．M．Matheson(eds．)，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Mass．，1975)，2, vols．
20 MacNair，I，384－85．斜体由本书作者加。
21 1852年扩编为100卷。
22 楷体为本书作者加。
23 冯桂芬：《校芬庐抗议》(上海，1897年)，卷2，第4－6页。此处的"抗议"实际意
思是"直言不讳"，同于《后汉书》中的"抗议"之意。
24 Lay. Our interests in China，19．
25 详情参见John L．Rawlinson，China'sStruggle for Naval Dvelopment,1839-1895，34-37；Katherine F．Brunet,John K．Fairbank，and Richard J．Smith(eds．)，Entering China's Service：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Mass．，1986),257，316-317．
26 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62．
27 Teng anf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69.
28 K．C．Liu，"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 1966年4月4日在纽约第18届亚洲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后发表在Feuerwerker，Murphey，and Wright(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68-104．
29 诸如船舰、枪炮、铁路、铜线(即电报)及其它一些西式企业，其之所以称"洋务"是为了区分于"夷务"(即外交事务)。
30 李鸿章写道："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71．
31 Teng and Fairbank，China's Response,76-79．
32 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1961年)，第79-86页。
33 这个术语经常被翻译"government supervision-merchant management''，但此译法颇不正确。
34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1958)，9-10．
35 Kwang-ching Liu，"British-Chinese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1873-85，"in C．D．Cowan (ed．)，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1964)，53．
36 朱其昂。
37 唐廷枢，字景星。
38 盛宣怀。
39 全汉升：<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25卷(1954年6月)，第74页。
40 Feuerwerker,249．
41 1876-1878年间的驻英法公使郭嵩焘。
42 Li Chien-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New York，1956)，ed. and tr. by S．Y. Teng and J．Ingalls，108-109．黑体由本书作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