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运逆转：由盛到衰
我们已提及，中国在1800年以前是一个屹立于东亚的辉煌无比的庞大帝国，它的版图从中亚高原延伸到东海之滨，从蒙古沙漠延伸到南方的丛林和海滩。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无疑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所实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曾赢得许多位欧洲著名哲学家1 的赞誉。但在1775年后，中国开始衰落。
1.满清力量的衰落
当乾隆皇帝于1795年逊位之际，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巅峰，衰败的种子早已播下。乾隆的第十五子成为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确实，嘉庆朝二十五年时间的统治备受严重的行政、军事和道德难题的困扰，很清楚地表明了朝代的衰落。
1.1行政无能 满洲宫廷对汉族官员所怀的疑虑及由此采取的相互钳制政策，损害了行政效率。当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评价这种负面效应时说："官员们难得有机会提出积极主动的独立见解，或通过行使适当的权力来完满地履行职责。相反，所有官员都屈从于一套严密的规章、限制和牵制网络，哪怕是在他们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出现任何疏忽或过失都可能招徕惩罚。最终出现的普遍情形是，对普通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2 这种评价恰如其分。康熙在1711年亲自给一位巡抚下达的一段旨意，可以证明这一点："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事也。"3 因此，官场中的指导原则便是免生事端。一名官位很高的廷臣曾透露，升官的秘诀乃是"多磕头少开口"。官场中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凡事不要破坏现状。这些特征束缚了官员采取富有激情的行动和对挑战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反应。这种状况并不让朝廷担心，因为朝廷最关注的并非施行有活力的或至少是有效的管理，而是关注王朝的安全。采取大的决策不是行政官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皇帝的特权，所以国家能够繁荣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能力高下。这样一种高度的集权，在康熙，雍正和乾隆辈足智多谋的君主统治下尚能运转良好，但一当最高首脑踟躇徘徊时，这艘国家之舟便放任自流了。在乾隆之后，清朝不再有伟大的皇帝。
1.2腐败普遍 乾隆朝的最后二十年是非常腐败的，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谈到了那位御前侍卫和坤青云直上，此人侵吞国家财产几达二十五年之久，积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8亿两巨额财富(约合15亿美元)，据称比国家二十年实际总收入的一半还多。他的家产清单上登记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项目：金碗碟4,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4当嘉庆皇帝于1799年将他处决时，民间有"和\xAB|跌到，嘉庆吃饱"之谚。5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和\xAB|乃是普遍腐败现象的一个鲜明典型例子而不是腐败现象的根源，腐败现象甚至在他扶摇直上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但无论如何，和坤加剧了这种现象，而且他的恶劣影响还继续肆虐。文武百官中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非法聚敛的情形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几乎是无处不有。京官公开接受地方官的"孝敬"，而后者则再从下属那里索取钱财。这些官员过着入不敷支的生活，许多人的豪华府第拥有家奴、家丁和轿夫，豢养一帮常住的清客，并接济自己的穷亲戚。他们的低薪俸无法承担符合他们身分的开销--一品大员每年180两，九品小官每年33两--除非靠贿赂来贴补其薪俸。即使是赐予其薪俸50到100倍的"养廉费"也不能杜绝"压榨"行为，那些行为实际上已制度化了。比如，在征收地丁税时，每个地方都有一定的额度，超过这一额度的所有钱粮便被地方官据为已有。征收的税收几倍于额度的情形并非罕见之事。非法所征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的身上，在收税人和地方士绅的催逼下，他们往往不得不交纳比核定税额多出50%到80%的现银和高达250%的赋粮。一名只征收10%附加税的官员会被认为是清官，这是没什么奇怪的。通常有这样的估计："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
1.3满人和旗人堕落 因为要符合作为征服者的身分，满族人无论其门第或社会地位如何，都是不准经商或务农的。他们雇用汉人耕种田地，从佃户那里获取地租收入。悠闲和寄生的生活培养了懒惰和放纵的习性。曾经是清朝开国时满清军队骨干的旗人获得三倍于汉族兵丁的饷银，他们的特权地位及其必然的养尊处优，令到原有的尚武气质出现了惊人的退化，到雍正朝时期(1723-1735年)，他们已退化到不再能上阵打仗的地步了。他们不去习武，而是做一些赌博、听戏和斗鸡的放荡勾当，附带放一些高利贷和开典当营生。他们不仅不能履行保卫王朝的职责，甚至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而且是数量极多的寄生虫：满军旗、蒙古军旗和汉军旗的旗人连同他们的家眷人数大约有150万。
军队中的腐败也骇人听闻，据说是乾隆帝私生子的满族将领福安康，故意拖延对金川叛匪的征讨，以便增加侵吞军费的机会。汉军绿营兵中的腐败也很严重，用于镇压白莲致起义(1796-1804年)的军饷大部分落入了统兵将佐的私囊。这场旷日持久和征讨规模宏大的战事，正是军队腐败盛行和无能的见证。
1.4财政窘迫 清初的统治者曾为帝国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康熙给后人留下了800万两，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然而乾隆在位时，追求奢华的铺张浪费倾向已开始了。乾隆的"十全武功"耗费了国家1.2亿两，而嘉庆对白莲教和其它秘密会社长达九年的征讨则花费了2亿两。这些毫无节制的军事开支，加上官场中的贿赂腐败，耗干了国库，导致银价持续上涨。乾隆朝(1736-1795年)初年1两银值700文(铜钱)，嘉庆朝(1796-1820年)时期则涨到了1,300或1,400文。到1800年，清帝国的经济基础已被严重损坏了。
1.5人口压力 清代人口的增长远远快于耕地的增长，引起了生活水平的下降。166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到1.5亿之间，到1800年上升到了3亿。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地增长。1661年时全国有5.49亿亩耕地，1812年时仍只有7.91亿亩。因此耕地的增长不到50%，而人口的增长却超过了100%。背井离乡者、穷人和失业者经常沦为盗匪，或加入到作乱的行列。
1.6士人失责 受频繁的文字狱之威胁，学者们避开了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中寻求庇护，造成学问与现实脱节。他们自夸为学问而学问，不再追求经世致用；经科举登第为官的人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受训练。许多官员都是软弱之辈，并不希望做治国能臣。1799年，翰林院二品编修洪亮吉上奏皇帝，直陈士大夫道德沦落，他列举一些尚书侍郎等高官向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磕头邀宠；一些士子为同样目的结交显贵的仆役；还有一些官员为获得皇帝的关注竟恬不知耻地贿赂宫中的随从和侍卫。知识分子的道德沦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无疑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也忘却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领袖，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官场中普遍的道德沦落至少部分源于这种知识分子的玩忽懈怠。
所有这些征兆--行政的无能、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普遍的腐败、军队战斗力的衰退、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国库的空虚--都反映了所谓"王朝轮回"之现象的内部运作。确实，到1800年时，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这是诸多王朝在其后期的典型特征。
2.会党起义
在清朝的专制制度之下，不容许有"叛逆"存在，除了公开起义之外，唯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是秘密会社。在1683年台湾的抗清运动被镇压后，忠于明朝的人转入地下组织或加入秘密团体继续抗争。最重要的秘密组织有：(1)"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或"三点会"；(2)华南的"哥老会"；(3)白莲教及其在华北的分支"天理教"。6一般而言，华南的秘密会社称自己为"会"，而北方的会社则称自己为"教"。"会"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政治组织，而"教"则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秘密宗教团体，两者都是反满的。
天地会发端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大明遗臣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遂遁入福建少林寺为僧。1674年，其中的五个人--"五祖"--秘密结成天地会，倡导反清复明。该会社名称源于"天父地母"的说法。在西方文献中，该组织有时被称为"三合会"，因其强调天、地、人合而为一之故。三合会在各省设有"前五房"和"后五房"，类似于"共济会"的会馆。7三合会的分支和会众很快在沿海地区--台湾、江苏、浙江、湖南和广东一扩散，他们使用写作"三点水"偏旁的名字作暗号；故他们也被称做"三点会"。并非偶然的是，这种"三点水"偏旁也是汉字"洪"的偏旁，而"洪"乃是明朝开国皇帝年号"洪武"中的一个字。8 这样看来，天地会的会众把他们的组织称为"洪门"就不足为怪了。
这些秘密会社致力于反清复明，矢志要为被满洲人杀害的汉人报仇。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道样的抱负都受欢迎加入，无论其出身，教育和社会地位如何，但总体上来说，这些会社只吸收低下阶层的人。新成员由老会员介绍入会，他们要知道本会的暗号和切口。在入会仪式上，新会员要起誓保守会众的秘密，并照读写在一张纸上的三十六句誓言，这张纸随后烧成灰烬倒入一碗混杂酒和糖的鸡血里；接着他们戳破左手中指，挤几滴血到碗里，然后把它喝下。这些仪式完成后，所有人便成了歃血订盟的兄弟，各人在依据自己的财力缴纳一些会费后就领取一个会员的牌子。9
"哥老会"产生于乾隆朝(1736-1795年)时期，在吸收会众方面，它比天地会稍有选择，除了不让剃头匠、戏子、轿夫和"身世不明"之人入会之外，它接纳所有有志于反清复明的人。其首领"龙头"对会众有绝对的权威，而会众相互间结成兄弟，并立誓要相互扶济，一有可能即组织起义。
"白莲教"是一个历史悠久得多的团体和一个半宗教性的组织，首创于1250年前后或更早。10 在元朝(1280-1368年)时期，它致力于推翻蒙古王朝及重建大宋江山。在延续到清代时，它发誓要反清复明。白莲教教徒采纳佛教和道教思想来赢得民众的支持。1781年，它的首领之一刘松被捉拿并被发配到边疆；此后官府实施了一项不断虐待其教徒的策略，最终在1793年把他们逼得造反。这次造反引发了一连串的大规模拘捕和迫害，华中地区的白莲教教徒于1796年起而反抗，口号是"官逼民反"。叛乱迅速扩展到了四川、湖北、陕西、甘肃尔和河南。腐败的官军无力敉平这场叛乱，于是地方士绅和官员组建团练、修筑砦堡要塞，以求自保。经过了九年耗饷费粮的征讨，这场长期的造反才在1804年最终被镇压。
其时还发生了其它一些规模较小的起义。嘉庆帝整个二十五年的统治真可谓是国无宁日。正是在这样一种王朝衰败不堪的状态下，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凭借由工业革命激发出来的能量，加强了它们迫使中国向国际贸易和外交开放的能力。
3.西方的推进与封贡体系
虽然清王朝受内部衰败的削弱，但却依然保持着一个巨大帝国的门面，并珍视往昔的辉煌。它固守着一种天真而又虚假的观念，即中国作为地球上的中央之国，已被知悉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所有希望与它发展关系的国家，必须接受藩属的地位。11 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的世界观，并在制约清王朝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优越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以及辽阔疆域，在东亚保持了鹤立鸡群的地位。从明代(1368-1643年)初期起，在东亚和东南亚确立了一套等级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占据了领袖的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进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其它一些周边国家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12 欧洲的"国际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一词似乎更适用于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际关系"乃是儒家关于个人间恰当关系之观念的扩展：正如每个人在国内社会中都有其特殊位置一样，每个国家在一个"国际社会"中也有其适当的位置。朝鲜文中的两个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观念：与中国的关系被说成是"事大"，而与日本的关系则冠以"交邻"．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之国际家庭基石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13
封贡体系让人联想起了中国古代的那种做法，即皇帝敕"封"中国国内与国外的"藩"属，并接受他们为报答而呈献来的作为"贡"品的"方物"，所谓"贡"品乃是一种变相的税赋。14 在明清时期，封贡关系已被雕琢成一种高度礼仪化的行为，参与的双方都明确地承担了权利和义务。中国被赋予了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家庭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它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的册封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在这些藩属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要给予援助；在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要派送宣慰使节和安抚诏令。藩属国一方则要通过按时进贡、请求册封及奉行中国之正朔(即根据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他们国家的事件)等方式来尊奉中国为上国。
贡使使团的规模、频率和路线由中国规定--关系越近的藩属，使团的规模就越大、频率就越高。比如，朝鲜每年进贡四次，在年末一起上贡，琉球每三年两次，安南海两年一次，进罗每三年一次，缅甸和老挝每十年一次。使团附带大批商人，他们的货物免纳关税进入中国。使团在中国境内的一切路费和食宿均由中国政府承担，使团抵达北京后寄宿于"会同四夷馆"，选择一黄道吉日由贡使向皇帝敬献贡品和方物，他们在此场合要行三跪九叩的磕头大楼。随后几天内--一般是三至五天--贡使和商人获准在下榻的馆舍开设市场，销售货物。对于贡使团来说，这种贸易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此外，皇帝为显示仁慈宽爱，赏赐很可观的礼品给进贡的藩王和贡使团成员。但一般来说，他的礼品价值大大低于他所收到的贡品和礼物。
为维持朝贡关系所花的代价是昂贵的。向中国派一次贡使是一项辛苦而又花费金钱的事。比如，朝鲜必须精心准备组织一个200-300人的贡使团，并从汉城跋涉750英里到北京，旅途要花40-60天时间。1808年时的贡品和方物共值10万两铜，15 大致是中国皇帝赏赐给朝鲜国王及其家眷的礼物的十倍。而接待中国册封使节所花的费用则更昂贵。按惯例，藩属国王在即位后就要遣一特使赴北京请求册封，然后清廷就派出天使(帝廷使节)，但只派向朝鲜、琉球和安南这三个重要国家。那些较小的藩王只是接受由他们自己的使节带回的册封诏书。册封使团通常由400-500人组成，为接待他们，朝鲜宫廷平均每次要花费23万两铜，这相当于其中央政府每年开支的六分之一！16 这个负担对一个像琉球这样的小国家来说更加沉重，中国的使团通常在琉球要呆上五个月，下榻于豪华的"天使馆"。琉球政府不得不节衣缩食来筹措每次册封所需的32万两银花销。藩属国王在册封仪式上至少要磕七次头--恭接诏书时一次，迎候安放在一部彩车中的御笔字轴时一次，遥拜皇帝时一次，受领御赐赏品时一次，谢主龙恩时一次，等等。在全部仪式结束前，他还须再向中国使节行一次三跪九叩大礼，该使节要回敬同样的大礼。每次册封需要精心准备和巨额花费，以致琉球国王一般将册封仪式拖到实际即位两年以后举行，有几位国王甚至拖上十七、十八年! 17
封贡关系使小国一方承担了巨大的财政和物质压力，但却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为供应众多进贡使团在中国境内的衣食住行，中国所花的费用高出皇帝收到的贡品和礼品之价值。为何又要有这种体系呢？其原因肯定不是纯粹的经济动机。在藩属国王一方，册封使他的统治合法化，提高他在臣民面前的威信，在遭受外来人侵时中国皇帝给他提供保护，在发生自然灾害时给他援助，并使他从皇帝那里获得奢侈品，加强本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允许他与"天朝上国"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在中国皇帝一方，看到他的世界之主的地位被确认，并知道这些周边国家愿意充当"外藩"，以拱卫中国免受蛮夷侵袭，令他无比心满意足。总的来说，维持封贡体系主要是为昭示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18
西方在侵入东亚时所遭遇的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关系体系。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的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它所有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国家。确实，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盛世，有几十个亚洲国家包括在这个体系中，而葡萄牙、荷兰和俄罗斯的使节虽然不情愿，却也向中国皇帝磕了头。尽管俄国和西欧国家没有正式被纳入这个体系，中国人却把它们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来对待。为解释这些使团(不按藩属国的规矩)偶然才来的原因，《大清会典》称这些西洋贸易国家距离中国太远，妨碍了它们保持固定的进贡计划。颇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1655-1795年间，西方的十七个使团中除一个以外都服从了中国的要求，向中国皇帝行了磕头礼。19 因而，清朝对来自外国的官方使团之政策是非常严格的，但它对西洋民间的商人之态度却灵活得多。私商们获准居留澳门并在广州做生意(1757年后)，此乃皇恩浩荡的一个标志。这些商人从他们的生意中迅速获取了巨额利润，但他们的活动和贸易方式，也受到一些限制性规章的约束(详情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十九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私商已不再容忍中国体系的束缚了。商人要求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西方国家的政府则刚刚从拿破仑战争中解脱出来，且因工业革命而实力大增，也不愿再承受藩属的待遇。他们坚持要按照欧洲的法规和外交惯例来发展国际关系；但中国人却不愿意放弃他们珍视的体系。实际上，中国人声称"吾非求尔等前来；汝既来即须遵吾之章程"，西方人则回答说"你们不能阻止我们前来，而且我们要按我们的方式前来"。此后中西关系的进程便是一种持续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清帝国的屈辱。
事实上，在西方合力摧毁中国的对外关系机制之时，封贡体系已经大大失色了。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它已暴露在两种破坏性影响面前：中国与东南亚(南洋)之帆船贸易的兴起和欧洲在广东之贸易的增长。几百艘中国的帆船，平均每艘150吨吨位，最大的达1,000吨，驶往暹罗、安南、马来半岛、爪哇和马鲁古等地经营自己的贸易。这些地区的许多小藩国发现它们不再需要依赖封贡体系了，于是停止向中国进贡。20 已获准前来广州经营的独立的欧洲贸易，则是另一个破坏性影响，而且它正呈迅猛增长之势。英国作为走在最前列的工业国和对外贸易的领头羊，尽其最大努力来摧毁现存的中国体制。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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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35-246 (June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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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卫聚贤：《中国的帮会》(重庆，1946年）。
【注释：】
1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歌德、伏尔泰和亚当．斯密。
2 Kung-ch'uan Hsiao，Rural China，504．
3 王光谦：《东华录》，康熙五十年(1711年)，第18卷第2册，给巡抚范时祟的论旨。
4 萧一山，第2卷，第264-267页。事实上，和坤家财没入官府者为数接微，即赏给臣下者亦复寥寥无几(大多落入皇帝的宫禁)。
5 同上，第2卷，第268页。
6 自1965年在英国利兹举行的第17届国际汉学大会以来，已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秘密会社的国际项目，由巴黎中心的Jean Chesneaux任协调人。参见《清史问题》，第1卷第4期，第13－18页(1966年11月)。
7 Jean Chesneaux，Les societes secretes en Chine(XIXe et XXe siecles)(Paris,1965)．50．(Avcc la collaboration de Marianne Rochlinc)．
8 卫聚贤：《中国的帮会》(重庆，1945年)，第二部，第2-3页。但是，另一种解释指出"洪"字是"汉"去掉门[中土(上中下土)]而成，表示这些忠于明朝的人认为自己是被满洲人抢去了中国领土的"汉"人。
9 有关细节参见L．F．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 to 900 (Locust Valley，N．Y．，1959)，ch．1；Chesneaux，29-43．
10 Comber，19-20；Chesneaux，57．
11 关于中国之世界观的卓越研究，参见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Mass．，1968)．
12 日本也曾一度(1404-1549年间)向中国进贡。
13 有关详情参见Immanuel C．Y. Hsii，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chapter I:John K．Fairbank 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2:135-246(June,1941)．
14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7．
15 一两铜在当时折合三分之一两银；在1725－1776年[闭曾值半两银。
16 Hae-jong Chun，"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95-97，104-106．
17 Ta-tuan Ch'en, "Investiture of Liu-ch'iu King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136-137，144、148.
18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 in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 61, See also 110-111,160．
19 John K,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 (Cambridge，Mass．,1953)，I．14．
20 有关中国帆船贸易之资料，详见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第8卷第1期(1956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