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帝国的兴盛
1600年前后，一个新时代行将降临中国。大批西方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首次经海路带来了新文明的种子，而已经穿越了西伯里亚的俄罗斯人则向满洲边界推进。中国内部，一场重大的转变也姗姗而来。1368年开始掌权的明王朝早已走过了巅峰时期，1急剧衰落，并且备受宦官专权、道德沦落、政治腐败、士风口下、赋税高涨、饥馑遍野等问题的困扰。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由张献忠和李自成率领的两股流寇，横行大半个国家几达二十年之久(1628-1647年)，引发了无穷的灾难和普遍的动荡。乘着明王朝衰败和全面混乱之际，东北边陲的一支异族部落满洲人起而挑战中央政权，并最终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1.清朝的建立
历史上，吃苦耐劳的满洲人2是游牧民族女真族的一支，居住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靠渔猎为生。十二世纪时其族人已建立了金朝(1115-1234年)，金朝曾威胁到南宋王朝(1127-1279年)的生存。女真人虽然在十三世纪中被蒙古人征服，但他们在明朝(1368-1643年)皇帝统治下，恢复了从前的某种独立地位。明朝皇帝将他们分成了三部：建州、海西和野人。他们向明廷呈献马匹、皮草和人参3等贡品，而换取中国农产品作为赏赐。
地缘政治在女真族的后来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的地区位于朝鲜的北面、辽东的东和东北面。由于汉人早已在辽东定居，因此女真人对汉人的生活和制度，透过长期的观察，有了一定的认识。4他们也逐渐受到汉人居住和饮食方式的影响。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汉人越过边界，教会了女真人如何耕种土地和建筑城堡，由此产生的经济技术进步，大大改变了女真族以往游牧社会之特性。历史显示，这个时期有利于出现一位伟大的领袖，带领女真人走出边陲藩属的处境。5
建州女真领主因协助明朝敉平（敉mǐ）东部边境战乱有功，被明廷提升为建州卫指挥使，钦赐姓"李"。后来明廷分建州卫为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俱受汉人驻辽东总兵官节制。1574年，左卫都督叫场及儿子塔失(一作他失)与汉人总兵李成梁约盟，追剿桀骜不驯的右卫都督。1582年又对右卫都督之子发动了第二次讨伐，在随后的混战中，叫场和塔失被杀。此后，女真族人内部发生了激烈的自相残杀，至1583年，塔失25岁6的儿子努尔哈赤在族内争斗中得胜，赢得了继承其父都督职位的权利。7
1.1努尔哈赤的崛起 据云努尔哈赤(1559-1626年)在年轻时，经常出入汉人总兵李成梁的住宅，因此对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产生了兴趣。这位雄心勃勃的女真族长通晓边务，决意报其父祖罹难之仇。他不动声色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但天生的机敏使他认识到当时自己的力量有限，故努力抑制住对明廷的敌意。他清楚知道对中国发动任何有计划的进攻之前，首先必需实现女真诸部的统一。通过两项精心策划的联姻安排和一系列成功的军事征讨，他的实力和地位迅速上升。一名汉人俘虏龚正陆成为他的亲信谋士，掌管文牍通信。8在这些岁月里，努尔哈赤始终对明廷表现出极大的忠诚。事实上，他在1590年亲自赴北京进贡，1592-1593年间又主动请缨，要率一军人马抗击丰臣秀吉麾下的日本侵略军，保卫朝鲜。明朝皇帝授予他令人羡慕的"龙虎将军"封号，这是女真族长获赐予的最高封号。
努尔哈赤发挥早年经商的经验，垄断珍珠、皮毛和人参的贸易，打下军事征服的经济基础。他成功地积聚起大量财富，到1599年，已充分准备好发动远交近攻式的征讨。女真诸部相继臣服。到1607年，他的地位已变得非常强大，蒙古人因此向他奉上了"昆都仑汗"(即"恭敬汗")的尊号；1608年，他与明朝的驻辽东统帅达成正式协定，划定属下疆域的边界，并禁止汉人越界。到1613年，努尔哈赤已征服了所有女真部落，只余海西卫的叶赫一部在明军支援下与他抗衡。
作为建立新国家的一个步骤，努尔哈赤在1599年倡议创制女真文字，以替代从1444年起就一直使用的蒙文。91601年，他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军事制度--"八旗兵制"。他属下的士卒被编入四个各有三百人的"牛录"，由四种不同颜色的旗帜作识别标志：黄、白、蓝、红。到1615年时，牛录的数目增加到了二百个，10于是又建立了另外四个旗，颜色同于旧旗，但各镶以红边，唯红旗本身则镶以白边。后来，旗的规模扩大到7,500人，每旗设总管大臣(固山额真)，下分五个扎拦(或甲喇)，每个扎拦含五个牛录。
"八旗"不只是纯粹的军事组织；在这个从部落封建制向军事管理和初期国家体制转变时期，还发挥着原始型行政单位的功效。努尔哈赤属下的每个人，除少数几个王公外，都隶属于一个旗。各旗成员的收录、纳税、征募和动员等一应事务俱由旗组织掌管。在平时，旗人及其家眷从事耕种和手工劳作，在战时，各旗便抽出一定数量的男丁由旗统率赴敌。努尔哈赤通过这一制度将人民组织成一台战争机器，显示出了极高的效率。在早期征战中俘获的汉人被沦为奴仆，他们虽然也按旗的方式编成团队，但并不参加实际战斗。111634年和1642年，分别增添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使总旗数达到二十四个。
1616年，努尔哈赤大胆宣布建立金国，自称为"天命"汗。两年后，在喀尔喀部蒙古人的支持下，他作好了进攻中国的准备。他列举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包括他父祖的被杀、明廷支持叶赫部反对他、汉人获准屡屡侵越他的国界，以及明廷派低级使臣前来等等。12这种公开宣扬怨恨的行动，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式的宣战。努尔哈赤迅速推进到汉人居住区的边界，攻取了重镇抚顺，俘获了一名汉族士人范文程，此人改换门庭，成为他和继承人的心腹谋士。
明廷遣辽东经略杨镐率九万士兵攻击努尔哈赤，但在抚顺以东的萨尔浒遭到惨败。歼灭明军主力后，努尔哈赤乘胜进击抗命不遵的叶赫部，于1619年9月征服了该部。在随后征讨明朝的战役中，努尔哈赤于1621年5月攻占了重镇辽阳和沈阳。稍后，在1625年，努尔哈赤将他的首都迁到了沈阳。13一年后，处在胜利顶峰的努尔哈赤率军猛攻宁远。明军守将袁崇焕用耶稣会传教士铸造的大炮一举击退了入侵者。这是努尔哈赤一生中的第一次大败，他的尊严比身体所受的伤害更重；他于七个月后去世了。
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年)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首先进攻朝鲜以巩固后方，并强迫朝鲜人每年进贡银子；然后转向中国，率军在喜峰口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进抵北京，沿途大肆掳掠，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返回沈阳。1631年，皇太极在沈阳按明廷的模式，建立了一套六部制的政府机构，因而大大推进了从八旗式军事管理向汉式行政机制发展的制度转变。不过，六部的结构与明朝体制有所不同--诸部不像明廷那样设尚书或侍郎。各部名义上都隶属一名满洲亲王(贝勒)的管辖，这些亲王通常都效命疆场而不去诸部理事，部务便留归三至五名副手(承政)实际主持，副手中包括蒙古人和汉人各一名，但刑部例外，它设有两名汉人承政，可能是因为该部更需要由有经验的汉人来处置复杂的司法事务。由此便萌发了满--汉二元体制(或更确切地说是满--蒙--汉混合体制)的根源，该体制是二百六十八年里清朝行政机制的一大特点。14
1.2满洲和清的含义 皇太极听从汉人僚属的建议，于1635年禁止使用"女真"和"建州"的称呼,代之以"满洲"一词。1636年5月14日，改王朝的名称"大金"为"大清"并称帝。皇太极显然想清除任何会让人联想起中国宗主权的痕迹，并且掩盖女真诸部曾是明朝藩属的地位。
"满洲"一词的起源颇有趣味。按乾隆皇帝的说法，"满洲"是汉语"满珠"的讹误，而"满珠"是女真国家一开始就用的古老名称。15 著名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同意这种解释，并进而认为"满珠"在女真人、藏人和蒙古人中是一种尊贵的封号。16另一种解释是，"满洲"源自一个发音相似的佛教词语"曼珠"，其意是"妙吉祥"，该词出现在藏传佛教典籍中，而这些典籍传到了女真诸部。第四种的解释颇有点神秘：称"满洲"源自努尔哈赤尊号"满柱"的第一个字和"建州"的第二个字"州"加上三点水偏旁形成的"洲"。这些词--"满洲"和"清"--都包含三点水偏旁，是根据阴阳五行法则精心设计的。"明"朝的意思是"光明"，而其帝室所姓"朱"则是"红色"的意思。"光"和"红"的形象组合便是"火"，火能熔化"金朝"的"金"。因此，不吉利的"金"字必须改掉。而新创的"满洲"和"清"等含三点水偏旁的词，则可预示将来水扑灭"明朝"之火的吉兆。17
政治经历也提供了另一个改变王朝名称的动机。努尔哈赤在1616年首先采用"金"的称号，以图唤起女真诸部的怀旧意识，激励他们去创建一个像十二世纪时的"金"那样的新帝国。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皇太极当政时，这种情感召唤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汉人已前来加入他的政权，新政权的目标是推翻明王朝，这就需要赢得汉人的支持，避免触犯他们敏感的神经。以"金"为王朝名无助于这个目标，因为汉人见到"金"便会联想到古金国入侵他们国家烧杀抢掠的历史。为了剔除这种遭人厌恶的内涵，皇太极改"金"为"清"，其意是"纯洁"。这两个字发音相近，但意思迥然相异。此外，"清"的发音更像是汉字，因而更容易被汉人接受。
另一种说法是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即金国只征服了中国的北半部而没有征服其全部，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满足于这种不完美的业绩，因此他决心以一个新的王朝名称来重起炉灶。
通过公然称帝并采用新的王朝名称，皇太极昭示了推翻明王朝的意向。但他首先是强迫朝鲜国王断绝与明廷的关系及接受清朝的宗主权；为管辖朝鲜和蒙古事务，他在1638年建立了理藩院。
1.3占领北京 皇太极准备入侵华北了。1640年他以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锦州，明廷为保卫锦州，任命洪承畴为苏辽总督，调集了包括吴三桂在内的八个总兵率13万军队增援该城。皇太极击溃五万多明军，打垮了敌方的顽抗。1642年，锦州城失陷，洪承畴被俘。他备受优待，随后便投靠了清朝一方。皇太极此时将其疆域扩展到长城要塞山海关，但他暂时选择了避免与驻守此处的明军重兵直接对垒。相反，他转向满洲北部，于1643年将整个黑龙江流域置于清朝统治之下。就在此刻他染病身亡，享年51岁。6岁的第九子福临(1638-1661年)被选继位，由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和十四子多尔衮临朝摄政。
明廷不仅受到满洲人之逼迫，还受困于横行肆虐的内部叛乱。多尔衮曾想与一些叛匪联络，但还没等他的计划成熟，号称"闯王"的流寇首领李自成(1605-1645年)便于1644年4月下旬迅捷地推进到北京。辽东总兵及山海关大军统帅吴三桂受明朝皇帝之命返师勤王，但北京城在吴三桂军到达前便失陷了。叛军首领李自成于4月25日进入北京城，明帝在俯瞰紫禁城的景山上自缢。叛军俘虏了吴三桂的父亲，然后又在北京强迫他敦促其子归顺。夹在叛军和满洲人之间的吴三桂决定邀请后者与他结盟。
多尔衮早已驻扎在山海关附近，观察中国事态的发展，吴三桂的相邀令他高兴。满洲军队涌进了山海关的城门，吴三桂亲自在关上迎接多尔衮。当清军推进北京之时，李自成焚毁了部分宫殿和北京城九门的塔楼。1644年6月4日，他在清军逼近之前向西逃窜，清军于6月6日进入了北京。
为赢得汉人的拥护和信任，多尔衮大肆渲染地为明朝的皇帝和皇后发丧，并盛词赞扬那些在动乱中丧身的明朝官员。他声称满洲人是的来灭流寇安天下的，部队在吴三桂和几位满洲将领的统率下前去追击李自成，李自成在1645年6、7月间殒命，据称他是在湖北省外出抢掠食物时遭乡民所杀。另一个叛乱首领，并以残忍嗜杀著称的张献忠，1647年在四川被清军打败及击毙。这样，造成中国几达二十年之久的动乱的两股流寇终于被镇压了。
尽管满洲人曾宣称进入中国，是为了报明帝殉难之仇并除暴救民，但他们的动机显然并不是那样崇高无私。满洲人巧妙地为自己占领北京一事辩白，称他们是从叛匪那里光复了该城而不是从明朝统治者手中抢夺过来。1644年10月，清廷从沈阳迁至北京，标志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始--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1年。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是福临，按照避免直呼君主个人名字的做法，根据年号称为"顺治"。政务大权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他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领导征服中国的未竟之业。
2.南明抗清运动
尽管满洲人在北京建立了朝廷，但中国南部地区仍掌握在忠于明朝的人手里。1645年，这些大明遗臣在明朝的南都--南京，立福王为帝，坚持抵抗。然而，福王却是一位昏君，怠于政事，一味追求享乐。
其它几场各不相属的抗清运动继续坚守明朝基业。一帮大明遗臣在绍兴立鲁王为新的领袖，而另一帮人则在福州拥立了唐王，这两位王爷是叔侄关系，但却水火不容，最后这两人都被清军击败。及后，另外一帮明朝遗臣在广州拥立唐王之弟(即所谓的新唐王)为帝，但他的统治只延续了四十天(1646年)。随着这些抗清运动的失败，由万历帝(1573-1619年)之孙桂王领导的一个较为稳健的新政权开始在广东省的肇庆登场亮相了。到1648年时，桂王成功地恢复了对南部和西南部七个省的控制，但在那些与满人合作的汉人之合围猛攻下，这场运动最终也垮台了。在上述几场抗清运动迅速地潮起潮落之际，大明忠臣郑成功(1624-1662年)在沿海地区组织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抗清斗争。郑成功，也名"国姓爷"，父亲郑芝龙一度是唐王的支持者，而母亲则是日本田川家族的女子。唐王对年轻的郑成功非常赏识，1645年赐他姓"朱"；此后他便以"国姓爷"之称闻名遐迩，荷兰人则由此变音称他为"Koxinga"。唐王待他亲如帝室同宗，1646年初敕封他为伯爵及抗清"招讨大将军"。为报帝皇眷遇之恩，国姓爷矢志终身效命明朝。然而，在1646年后期，他的父亲叛降清廷，从而使清军得以经捷径进攻唐王。国姓爷憎恶其父的行径，宣誓终生忠于桂王。他结集几千名部属攻占了厦门和金门，以此作为抗清根据地。1655年初，他完善了军政机构，在福建分所属部队为七十二镇，并建六官分理国事，属下总兵力达10-17万人。国姓爷庇护诸多前明士大夫，并且从事对外贸易，为抗清活动筹措资金。
1658-1659年间，国姓爷经海路攻袭浙江和江苏，占领了重镇镇江；他本来可以攻取扬州以切断清军补给线，但他不听部将建议，决意向南京推进。1659年9月战败，麾下500艘船舶被烧毁。他不得不撤回厦门休息重整。此刻他发现厦门和金门用做作战基地实在太狭窄，于是便属意于其时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即福摩萨(在葡萄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1661年，国姓爷率900艘船舶和25,000名士卒对台湾发起了一场全力猛攻，荷兰守军被征服。1662年2月l日，国姓爷与荷兰总督寇一( Federick Coyett )缔结条约，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国姓爷以台湾为新基地，准备与清军展开一场持久战。清廷确实也对他无可奈何，能做的只是处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1661年)，下令将沿海30-50里范围内的居民迁往内地(1662年)，并禁止大陆的渔船和商船出海，以此切断国姓爷的资源供应。国姓爷此刻成了大明遗臣中仅存的一线希望之化身，但他却于1662年6月23日暴卒，年仅38岁。据称他是死于疟疾，但也可能是自杀。抗清大业由儿子郑经继承下来，但斗志已不可能与以往同日而语了，且内讧持续不断。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一年后置为福建省的一个府。随着这个最后的大明遗臣集团之失败，清朝完成了对整个中国的征服。
3.王朝的巩固与辉煌
3.1顺治朝，1644-1661年 顺治在1644年10月30日成为中国皇帝，时年仅7岁。政府大权操于多尔衮之手，他有颇具温情的"叔父摄政王"称号。1645年，多尔衮获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在1648或1649年更加封为尊贵的"皇父摄政王"，威望显赫。多尔衮是国家里权力最大的人；他的话就是法律。所有高层决策全由他作出，连御玺都收藏在他的府邸。向皇帝上奏折18的人须呈副本给多尔衮，并等候他的批覆。由于他的地位显赫，因此觐见皇帝时不必叩头。
多尔衮对新王朝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的指挥下，清军占领了陕西、河南和山东诸省；1645年又占领了江南、江西、湖北和浙江一部分；1646年占领四川和福建。内政方面，他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职官和措施，欢迎汉族官吏投效政府，甚至允许穿戴明朝服饰。他保留了德意志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钦天监监正的官职。但是，多尔衮的两道旨令却极大地惹恼了汉族人：一是强迫汉人按满洲人的风俗蓄发留辫；二是圈占汉人的良田用来封赏满洲王公显贵和旗人。
多尔衮少年得志，身居高位，实际上损害了自己的前程。他似乎经受不住再无更高官爵可资攀取的处境，开始沉湎于寻欢作乐。1650年年底，他在狩猎途中暴卒于长城附近的喀喇城，享年39岁。
当顺治皇帝于1651年亲政时，他继续了多尔衮建立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任用汉人帮办内政事务。他悉心研习汉文，以便能无需借助满文翻译而看懂汉文奏折。他继续实行"一条鞭法"，19并改善统计制度以减少贪污腐败；不法行为受到严惩。为杜绝汉族士人秘密反抗，他取缔了所有的诗社文会等会社。机构方面，他新设了一些职官，其中衙门有宗人府，而官职有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和侍讲等。1653年撤销了内务府，并在宫中建立了由太监掌管的十三衙门取代，太监们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皇帝警告他们不要干政，但要使他们完全远离朝廷事务是不可能的，于是，在1660年，十三衙门又被撤销了。但是顺治皇帝的统治很短暂，1661年便死于天花。
3.2康熙朝，1662-1722年 顺治死后，帝位由他的第三子玄烨继承，时年仅8岁，年号康熙。他之所以被选出继承皇位，主要是因为他已出过了天花，因此不会夭折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在他幼年即位时，指定了四个摄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鳖拜。鳖拜是最为专横的一位，康熙虽然只是个小孩，却也不满他的行径。1667年，康熙在13岁上亲政，他争取到皇后的舅舅索额图的帮助，以三十款大罪的指控囚禁了鳖拜。康熙帝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了胆略，机智和决断，这些将是他长达六十一年统治的基本特征。
康熙的精力非常充沛，每天遵行繁重的作息计划。他在黎明前就起床，听一位帝师讲儒家典籍，然后在清晨五点主持每天的朝会。但是，在1682年10月21日以后，为了照顾那些不住在皇宫附近的大臣，朝会改到了春夏七点开始、秋冬八点开始。在朝会上，康熙首先收纳各部院大臣的奏报，并与他们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接着他召见一些就重要和紧迫的国务事宜向他提出条陈的内阁大臣。随后内务府总管大学士前来觐见，请示有关宫廷事务的御旨。最后他将亲自召见外省官员或外国使节。在朝会结束后，康熙要批阅由通政使司转呈的低级官员的奏折，这些官员是不得亲自拜见皇上的。余下的时间，康熙还要听帝师讲经论典、给太后请安、习练书法或写作诗文，或与在宫中供职的耶稣会教士研习西式科学和数学。这样，康熙很少在午夜前就寝。
作为一个君主，康熙接近了理想的典范，他聪颖明慧、领悟力强，宽厚待人、勤勉刻苦、谨慎正直、勤于政务。他经常告诫自己："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他的朝政之典型标志是谨慎履行政务，宫中克勤克俭。在康熙的统治下，风雨飘摇的满洲统治变得稳固昌盛。
内政方面，康熙做了几件大可称道的事情。他深悉民生之艰苦，罢除了以往肆无忌惮的圈地。圈地就是允许满人任意圈占汉人良田，而以荒瘠之地易之。他关注黄淮水灾，多次亲自巡视那里的防洪工程。他六次巡视江苏和浙江；四次出塞北巡；四次游历山西五台山。这些出巡有助于他熟悉地方民情，加强中央政府与各地的联系。
康熙还委派一些他信任的汉人包衣奴赴外省各处就任漕运、盐道、织造或按察使等职，以保证钱粮输入内务府库房，并确保能获取机密情报。他向这些人发布密旨，而他们则用"密折"向他奏事，皇帝在这些密折上用朱红御笔批注。通过这种方式，康熙建立了一套私人的僚属机构及一个情报网络.20
为表现他的仁慈，康熙多次减轻赋税；在他统治的头四十四年(1662-1705年)中，他减免了9,000万两的赋税，而在1712年一年中就减免了3,300万两。他在1712年下了一道著名的谕旨，宣布将当年"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滋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他施行公正严厉的司法手段，清除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对科考中的徇私作弊，严惩不贷。
康熙是一位全力奖励学术的皇帝。据称，他对中国典籍和哲学著作极为熟悉。1679年他开设了博学鸿词特科，收录五十名饱学之士来编撰《明史》。他们在翰林院博得了优厚的职位，令那些经正常科考获取功名的士子嫉妒不已，因此他们称这五十名幸运之人为"野翰林"。康熙的南书房众集了一些文人学士和书画名家，他时常赐宴款待一些名儒才子，席间他们自由自在地饮酒赋诗。
由于康熙对学术的奖励，几部不朽巨著编纂出来了；其中最著名的有《康熙字典》、重要的辞书《佩文韵府》、《朱子全书》和一部汇编成5,020册的百科大全《古今图书集成》等。许多著作都有一篇御笔亲撰的序言，因此便带上了"钦定版本"这一颇具影响的权威性标签；但显然这些序言大多是康熙手下博学的汉人士子捉刀而成的。
这位皇帝公认的好学，还包括对艺术和科学的广博兴趣。他收集了大批的书画精品，而他的御窑更烧制出了许多在今天是无价之宝的精美瓷器。许多中国和欧洲的艺术家在宫中供职；据说如意馆里供养了众多具有艺术天赋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为皇帝绘画雕塑。康熙向这些传教士学习数学，他的崇拜者称他在数学上的造诣相当高。据说康熙帝醉心学习，"手不释卷"。但他学业成就的程度或许被夸张了。人们发现他在奏折上写的"朱笔批注"21文理颇为幼稚，书法也很平庸。22在宫中供职达三十年之久，并在1718年为康熙刻制一幅中国地图的马国贤神甫(Father Matteo Ripa)在回忆录中评论说："这位皇帝自负精通音乐，更擅于数学，然彼固喜爱科学及其它学识，却对音乐一无所知，而于数学亦止略知皮毛而已。"23但不管怎么说，康熙是一位兴趣异常广泛而又有心计的君主。他把学识视为善政的基础，把庶民的幸福视为安定的根本。他始终参照这两个标准来对他自己和他的统治进行检讨。一位著名的清史学家这样精辟地概括康熙六十一年的统治特征："勤政、爱民、崇正学"。24康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值得赞扬的皇帝之一。一些人把他与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相提并论。
军事征讨方面，康熙完成了先辈未完成的事业，奠定了一个自蒙古王朝以来版图最庞大的中华帝国之基础。他最大的成就是镇压三藩之乱。我们记得清朝在征服中国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汉族降人的帮助。吴三桂曾打开山海关大门迎接多尔衮，此后他为满洲人东征西讨，并将桂王赶到缅甸；清廷加封他为平西王以作奖赏，授命镇守云南。尚可喜和耿继茂原是前明驻辽东军队的统帅，投降了满洲人，分别被封为坐镇广东的平南王和坐镇福建的靖南王，此三人便是所谓的"三藩"。吴三桂统领一支十万多人的大军，而另外两人也各统率二万人的军队。在1667年之前，三藩的军队每年耗费清廷约2,000万两--超过全国总开支的一半以上--但同时他们在各自辖地内又完全自行其是。
三藩对清廷来说如鲠在喉，顺治帝之所以不得不容忍他们，是因为新王朝不敢冒挑起一场内战之险，但当康熙掌权时，清王朝已相当稳固，于是决定撤藩，并削夺三个藩王的兵权。
吴三桂的反应是在1673年12月28日公开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宣布建立新的王朝"周朝"。他下令恢复明朝的服饰和发式；军队挂白旗，士卒穿白色号服，25宣称要反清复明。另两个藩王与他合流，一时间清朝似乎要被推翻了。满洲旗人无法打败他们，于是康熙起用了一些汉族将士，到1681年，经过八年苦战，三藩终于荡平。两年后国姓爷孙子26统治的台湾也收复，置为福建省的一个府(见前节)。
一当摆脱了内战，康熙便要面对由西北部的厄鲁特蒙古人和东北部的俄罗斯人引起的两个难题。这两个难题相互联系在一起，因为厄鲁特人和俄罗斯人似乎很可能结成一个反对清王朝的联盟。俄罗斯人已征服了西伯利亚并抵达黑龙江；十七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中来自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已不断地侵袭黑龙江地区，1666年他们修筑了雅克萨城作为前哨基地，威胁到满洲人的故土。几乎与此同时，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中，厄鲁特人的一支，准噶尔部(西部蒙古人)的大汗噶尔丹(1644-1697年)掌权，他企图建立一个中亚帝国。他在1679年征服了东突厥斯坦，271687年入侵外蒙古，打败喀尔喀人(东部蒙古人)，推进到克鲁伦河。这样，他与俄罗斯人的联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防止这一事态的出现，康熙的策略是首先在雅克萨打垮俄罗斯人，然后与他们签订一项带有怀柔性质的条约。1685年，他派将军彭春进攻雅克萨，将其夷为平地。次年俄国派来了增援部队，修整了新的要塞。一支清军征讨部队被派去围困雅克萨，但当康熙得知一个由费要多罗(Fedor A．Golovin)率领的俄罗斯外交使团已经上路的消息，他为了争取俄国人的好感，便撤除了围城，准备与该使团进行谈判。
其结果是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在这项条约中，俄罗斯同意拆除它在雅克萨的要塞及撤走其臣民，中国则同意割让有争议边界沿线的一些领土，并给予俄罗斯一些贸易特权。通过这种外交上的交换，康熙比较放心，觉得俄罗斯将在他对噶尔丹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最终于1696年在昭莫多打败了噶尔丹。次年，这位厄鲁特人领主去世，康熙将清朝统治扩展到外蒙古和哈密，为孙子乾隆帝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彻底征服东突厥斯坦扫清了道路。28
但是，噶尔丹的死并未彻底解决厄鲁特问题，他的侄子策旺(一作策妄)阿拉布丹逐渐得势，在十八世纪初年成为对清朝的新威胁。策旺娶了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移居俄罗斯的土尔扈特部领主阿玉奇之女，这项联姻使策旺和阿玉奇有可能合力对抗清朝。为杜绝这种可能，并加强清朝与土尔扈特部的联系--也许还为劝说土尔扈特部归顺中国--康熙在1712年向阿玉奇派去了一个使团。该使团由图理琛率领，穿越西伯利亚，于1714年抵达了伏尔加河。图理琛拜见了阿玉奇，大约达到了目标。他返国后写了一部游记，名为《异域录》，这可能是清代第一部中国人写的关于俄罗斯真实情况的著作。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康熙都确实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树立了一套稳固、节俭且高效的行政体制，奖励学术、敉平三藩之乱、摧毁台湾的抗清事业，与俄罗斯建立起外交关系，以及击败了噶尔丹麾下的厄鲁特部。王朝的辉煌代替了早期的不稳定，而这个国家也以帝国的面目出现。1722年，康熙作为一个相当满意的君主结束了他的统治。
3.3雍正朝，1723-1735年 雍正在45岁时登基。他生性严峻、多疑、猜忌，但却极其能干，精力旺盛，这些性格清楚地表现在他的统治中。雍正觉得父亲的统治太过宽厚，在晚年尤其如此。因此他一登基就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他不仅驳回宗室诸王想封地称藩的请求，还进而削夺了他们的兵权。清初皇帝只直接掌管满人"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而雍正则将所有八旗尽数掌管在自己手中。
雍正毫不懈怠地统揽行政管理事务，每天批阅无数份奏折，工作至深夜还在思虑国策大计。他也许是清帝国里最勤奋的人，对官吏的控制极其严厉专断；其执法严峻冷酷，并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密探，侦察官员是否玩忽职守。为提防秘密反抗，士大夫中间的朋党活动断然予以禁绝；1725年雍正帝亲书《朋党论》一文，警告那些结朋成党的大胆之徒。在财政事务上，他将人丁税和土地税合而为一。他还确立了向官吏颁发"养廉金"的制度，但同时严禁他们征收多余税项或贪赃枉法，此类行为一旦发现必予严惩不贷。社会方面，他推行平等主义措施，将乞丐、世仆和难民等遭人歧视的"贱民"，提到与普通人一样的地位。
制度方面，他作了两项创新：一是创立储位密建法，以防备有人篡改皇位继承程序。继位者的名字被藏于一密匣内，密匣则置于悬挂在干清宫大殿前的一块大匾额背后。建储的密旨另备副本藏在其它一些安全的地方，以备大行皇帝驾崩时勘对储选真伪。这项措施一直到清朝末年仍在施行。另一个是1729年在征讨厄鲁特部期间，为协助皇帝起草谕旨及提供军政大计决策，成立了军机处。军机处起先有三名成员在宫中办公，以便随时应对。这样一个紧凑的小班子能迅速作出决定、提供快捷咨询且高度保密。由于效率卓著，军机处在战事结束后仍保存下来。它抢夺了内阁大学士的职权，大学士的权力降低到仅处理一些日常事务。29
军事及外交事务与康熙朝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来自厄鲁特人和俄罗斯人的双重威胁依然存在。与俄罗斯的《尼布楚条约》没有议定西伯利亚与外蒙古之间的边界，而厄鲁特部领主策旺阿拉布丹与俄罗斯人之间的交往，再次使中国担心起他们之间的密谋。雍正继承父亲离间蒙古与俄罗斯人的政策，急于通过一项新的协议来解决与俄罗斯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签订的1727年《恰克图条约》为中国争得了一条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的明确边界，而俄罗斯则获得了介于上额尔齐斯河与萨彦岭之间及贝加尔湖以南和西南的近四万平方英里领土。此外，俄国又取得了一些贸易特权，并获准在北京设立一座教堂。
在解决俄罗斯问题后，雍正对厄鲁特部发动了征剿。但在此期间，俄罗斯方面发来照会，控诉蒙古人在边境的侵袭行为：蒙古匪帮一直劫掠马匹、骆驼和牛羊。由于雍正不想中俄关系受到破坏，并希望俄罗斯保持中立，于是在1729年派遣一位叫做托时的侍郎率使团出访俄罗斯--这是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个正式使团。使团名义上的使命是前去祝贺沙皇彼得二世加冕，但托时抵俄后获悉沙皇已死，新君是彼得大帝的侄女伊凡诺夫娜(Anna Ivanovna)。1731年l月托时抵达莫斯科，受热烈招待。(详见本书108-109页)他向俄国宫廷提议，如果中国的征剿迫使厄鲁特部人逃入俄罗斯境内，俄国政府应将其部领主及王公贵族人等引渡给中国，但可扣留其部民及约束彼等不要骚扰中国；中国将割让部分从厄鲁特部那里攻占的领土给俄国作为报偿。俄国政府不作承诺，只说等问题出来时再讨论引渡事宜。尽管这次使命没有获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事情很快就明朗起来：其时正卷入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俄罗斯无意援助厄鲁特部。派去征讨厄鲁特人的清军一开始被策旺阿拉布丹(死于1727年)之子噶尔丹策零打败，但清军于1732年在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昭)一役中获胜，从而取得一项不致大损中国威望的和议。
雍正经常被人指责过分独裁专制，尤其是大兴文字狱。有一场著名的文字狱案牵涉了吕留良，他被告发写了一部排满书籍，宣扬华夷(即满人)畛域之异。吕留良被处以"凌迟"极刑，其子及诸弟子均斩首。雍正皇帝甚至亲自写了一篇议论，30 为满清在中国的统治作辩护，并警告汉人鼓动种族动乱将造成的危险。
如果康熙朝的特点是宽容、宽厚和宽松的话，那么雍正朝的特点便是严控、严惩和高效。他的这种治国之道反映在他宠信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的作风上，鄂尔泰以其固执、专横而著称。诚然，雍正帝本人也宣称宽严相济是善政之要；但他的意思并非是宽严调和而趋于适中，相反，他的意思是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二者调和并无好处，总要宽严适"宜"。
雍正可以被确切地看作是崇尚"法治"的政治家，在他的统治下，君主专制达到了极顶，所有国家权力都集中到他手里。他的政权有时被描述为残酷、独裁和专断--恰与康熙朝截然相反；但这种相反显然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他们之后满清统治的辉煌可以继续下去。
3.4乾隆朝，1736-1795年 雍正帝死后由第四子弘历继位，年号乾隆。乾隆在孩提时深得祖父康熙的宠爱，立意要仿效乃祖。就性情而言，此二人确实非常相像，都很坦率、开朗，也相当宽厚。当1735年下半年乾隆25岁登基之时，他对天祈祷，希望尽可能像他祖父那样长时间地在位，但不超过其祖的六十一年。
乾隆具备当帝王的良好素质，因为在当王子时就已严格接受了完美君王角色的训练。10岁半时受康熙之命进入上书房，在那里有十名汉族业师和五名满族业师悉心向他传授儒家伦理和满洲兵术。授课时间从黎明一直延续到正午或下午，课程包括研习经典、历史、文学、哲学、宫仪、孝道、礼典，后来还有治国之术。另外，他也练习骑射。乾隆非常爱好历史，尤其喜读编年史，因为这类书籍提供了历史上完美的帝王之统治模式。他终身最喜爱的榜样是英武神勇的皇帝唐太宗(公元627-647年在位)，唐太宗统治时期武功的显赫和物质的繁荣，加之太宗本人的谦逊和仁慈，令这位年轻的贝勒心驰神往。31
在受业的岁月里，乾隆认识到完美的君主应具"识才举贤、任用能臣之才智"，并能"竭彼等之智以佐国政"；还学会要避免偏信、提防朋党倾轧和宦官专权，并应任人唯贤不避贵贱、师事智者而不吝封赏。32
因此，乾隆在登基时已完全掌握了君王的统治术。他行事认真负责，虽然也略有点浮夸。正如他父亲认为康熙朝太宽松一样，乾隆认为他父亲的统治太过严厉，因此刻意宣称自己倾向于"执中之道"。在统治的初期，由一些老练大臣辅佐，如鄂尔泰(1680-1745年)和张廷玉(1672-1755年)等。先辈开创的事业在他的时代开花结果了，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库房充盈；王朝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富足景象。
在1745年鄂尔泰去世及四年后张廷玉致仕之后，乾隆开始亲自主政。他学祖父般巡幸全国，六次南巡，名义上是为视察河工，但实际上是要享受南方诸省的富庶繁华；四次东游，五次西狩，多次参谒山东孔府，所到之处，都安排有精致盛典恭迎圣驾，一片奢华气氛。
乾隆自视为文学的最高庇护人。他尊康熙之制开博学鸿词特科，并遍邀名儒隐逸参政。他本人在艺文上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虽然自诩写了43,000首诗词--如果撇开真伪不谈，确是相当多产。这些诗作中有一些无疑是由他手下的汉人学士帮忙写成的。此外，乾隆喜欢在古迹精品书画上赋诗题词或加盖印玺，这个嗜好颇让人对他的品味提出疑问。当他在一幅卷轴上挤上54条题词、在另一幅上盖上13个印章时，他并不顾忌艺术界对此的反应。33 但无论如何，乾隆表现出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收藏了许多绘画、书法、瓷器和景泰蓝精品。他的御窑烧出一些世界最精美的瓷器和景泰蓝，其造型图案时时显露出受到欧洲风格的影响，因为有许多传教士向中国的宫廷艺术家传授了西洋绘画，并以这些成就取悦乾隆皇帝。比如，蒋友仁(MiChel Benoist）在1747年建造了一座西式喷泉，朗世宁(G．Castiglione)则在北京城西北约五英里处的圆明园设计了一些意大利式样的建筑。
乾隆发起的最大的文字图书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全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光是为这部大型文库编印的《总目提要》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工作，汇集了对10,230本图书所作的简要评论。《四库全书》一共抄录了七套，分藏于全国各处。
在某种程度上，乾隆发起各种文字图书工程是受到政治动机的推动；这些工程提供了对所有书写成文的东西进行有效控制和清除针对满洲人的煽动性资料的途径。假如发现有疑问和异端的观点，便即进行压制，至于作者将记录在案。据军机处的报告记载，在1774-1782年间，共发生了24次焚毁"禁书"的事件，所毁图书达538种共13,862册。许多人认为乾隆的毁书是继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浩劫。确实，在乾隆朝时期，皇帝对学术的控制导致了六十多起文字狱。
乾隆的军事功绩是非常卓著的，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清初起一直困扰清廷的厄鲁特部问题。事实上，他对击败厄鲁特部信心十足，以至对俄国是否干预都不理会。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被平定，随后实行了军事占领，在伊犁设置了"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管辖天山南北两路。大批军队和一些领队、办事、协办大臣派驻要塞重地。1768年，这个称作"西域"的地区更名为"新疆"。乾隆将中国统治伸展到中亚心脏塔里木盆地的赫赫功业，使清朝跻身于同汉、唐、元三朝一样的伟大王朝之列。
除了征服新疆外，乾隆在一些较小规模的军事征讨中也非常成功。他对这些功绩十分自豪，1792年，赋写了一篇夸耀这些成就的铭文，名曰《十全记》。《十全记》包括了两次在北疆平定准噶尔部(1755年，1756-1757年)、一次在南疆平定回部(1758-1759年)、两次扑灭金川叛匪(1747-1749年，1771-1776年)、一次镇压台湾叛乱(1787-1788年)、降伏缅甸(1766-1770年)、征服安南(1788-1789年)及两次收降廓尔喀人。如果要正确地看待这些事件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只有征服新疆才是巨大的军事成就，除此之外，《十全记》上列举的其它胜利都只不过是一些绥靖性的行动或一些地方性战役，并不值得特别称道。但乾隆汇编这样一份记录，并自称为"十全老人"的行动，本身即表明了他洋洋自得和酷爱炫耀的性格。
确实，乾隆大有值得骄傲和感恩戴德之处，他统治了一个从北面的外蒙古延伸到南面的广东、从东面的大海之滨延伸到西面的中亚的帝国。帝国内部一片安宁繁荣，还有无数周边的国家前来进贡。帝国东边、东南边和中亚的几十个国家都承认中国对它们的宗主权：从东北边的朝鲜到南边的安南、缅甸和暹罗；西南边的不丹、尼泊尔和廓尔喀诸部；以及中亚的一些汗国如浩罕、布哈尔、布鲁特、巴达克山、阿富汗和哈萨克诸部。乾隆自豪地掌管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版图大过汉朝和唐朝，仅次于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乾隆朝是清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但就在这王朝鼎盛之时，清朝最终灭亡的因素也已呈现出来了。乾隆的年迈体衰和判断力减退，与王朝衰败有莫大的关系。乾隆在65岁时，垂青一位年仅25岁、英俊潇洒的御前侍卫和\xAB|(1750-1799年)。一年之内，和\xAB|被连连擢升为户部侍郎，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一个月后更荣升内务府大臣--这些职位通常都是由那些功勋最为卓著的大臣担任的。1777年，年仅27岁的和\xAB|便被授予了在紫禁城内跑马的少有特权，这一殊荣一般是赐予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他又执掌户部和工部，得以控制帝国的岁收，并能够将心腹亲信安插到一些要职和肥缺。1790年，和\xAB|的儿子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年迈皇帝的影响力。因为有皇帝的恩宠作后盾，和\xAB|享受了充分的行动自由。他公开收受贿赂，大肆侵吞钱财。他在官场上的僚属起而仿效他的做法，而带兵的同僚则毫无必要地拖延战事，以便从不断追加的军饷中大捞好处。
乾隆朝的最后年月真是体面丧尽，虽然他在当朝六十年后于1795年逊位，但他仍以太上皇的名义垂帘听政，一直到1799年驾崩后，儿子嘉庆皇帝才得以处决和\xAB|。从1775年得乾隆青睐到1799年去世，和\xAB|肆意祸害朝纲，积聚了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富，查抄的家产总值达8亿两--大致相当于15亿美元。
和\xAB|的行径如同靛青溶水一样四散扩展，无论在京内或外省，无论是文臣或武将，也无论官阶高低，一时间贪污成风。旗人变得放荡不羁，玩物丧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军打仗之职。汉军绿营兵也备受种种不当举措的困扰，从而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的习性导致了道德沦落和王朝的普遍衰败。乾隆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费2,000万两，而往东、西、北各方所作的其它诸次巡游，究竟花费多少银两尚不得而知。他的"十全武功"耗掉了1.2亿两的代价，而其时的平均岁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这些巨额的开支和追求奢华的普遍风气，给日后的政府机制运转留下了巨大的财政困难。
这样，在乾隆朝行将结束之时，中国正经历着王朝衰落的开始。昔日昌盛的辉煌仍浮现在表面，但在这表象下面，强盛的实质已经失去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人开始加强了打开中国贸易和外交大门的努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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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巅峰期在永乐朝(1403-1424年)。
2 古时候称为肃慎人。
3 一种植物的根，中国人认为是滋养补气的良药。
4 Franz Michael．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Baltimore，1942)，3，11；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卷)》(东京，1955年)，第15-16章。
5 Wada sei．"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T'ai-tsu，the Founder of Manchu Dynasty."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Toyko，16：7l-73(1957)；David M．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Early Manchu State," Paper read before the 62nd annual meeting or the Pacific Coast Branch，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San Diego，August 28．1969．
6 中国人从受孕日起计算岁数；25岁实际上等于西方算法的24岁。
7 Wada Sei．"Some Problems," 41-50．努尔哈赤的姓氏是爱新觉罗，意思是"金氏"。参见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东京，1914年)。但寿中译本，重印本(台北，1960年)，第7章，第71页。
8 和田清：《东亚史研究》，第637-649页，<龚正陆传补正>,《东洋学报》，40．l (1957)，第110-111页。
9 David M．Farquhar，"The Origins 0f the Manchus，Mongolian Policy," in F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203．
10 许多数据记载其时牛录数日为四百个、如《大清会典》、乾隆朝《实录》和盂森的《清代史》(台北，1960年)，第21-22页。但此说已被发现不可靠。参见Chaoying Fang．"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0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195．208(1950)；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旗制是受蒙古影响和满洲狩猎传统的混合产物，而牛录的规模在1615年之前一直不固定。见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Early Manchu State．" 此处引注得原著作者同意。
11 关于这种奴隶制度的简明叙述，参见Jonathan D．Spence．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1966)，1-18.
12 Arthur W. Hummei (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D.C.,1943~44)，I，597．
13 昔日旧称为奉天。
14 Piero Corradini，"Civil Administ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anchu Dynasty"，Oriens Extremus，9:2:1 36-138(Dec 1962)。
15 萧一山，第1卷，第49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陈观胜教授告诉我"满洲"源自梵文"文殊"一词，意为"妙吉洋"。我感谢他提供这个数据。
16 稻叶岩吉（中译本），第18章，第58-61页。
17 李方晨：《中国近代史》(台北，1960年)，第16页。
18 奏折就是大臣向皇帝呈交的报告。
19 将所有税收固定为一定的总数，故名。详情参见第三章。
20 Spence，14-16，222-240．
21 用朱砂笔写在奏折页面空白处或字里行间的评语。
22 Jonathan Spence，"The Seven Ages of K'ang-hsi" (1654-1722)，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VI：2:206 (Feb．1967)．
23 Matteo Ripa，Memoirs of Father Ripa．during Thirteen Years，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Tr. from the Italian by Fortunato Prandi (London，1855)．63．
24 萧一山：《清代史》(重庆，1945年)，第64页。
25 白色是治丧用的颜色，大约是穿着用来悼念明朝的灭亡。
26 郑克爽。
27 东突厥斯坦英名Eastern Turkestan，在日本、台湾译为东土耳其斯坦。中国古称西域，后称新疆。
28 关于康熙对噶尔丹之战和早期中俄关系，详见第五章。
29 Alfred K．L. Ho．"The Grand CounCil in the Ch'ing Dynast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XI：2：167-182(Feb．1952)．See also silas Hsiu-liang Wu,"The Memorial System or the Ch'ing Dynasty(1644-191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7：30(1967)．关于军机处的进一步探讨，见本书第46-48页。
30 《大义觉迷录》。
31 Harold L．Kahn，"Some Mid-Ch'ing Views of the Monarch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XIV：2：230-231 (Feb,1965)．
32 Harold L．Kahn，"The Education or a Prince：The Emperor Learns His Roles." In AI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ey。and Mary C．Wrightc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1967)。15-44．
33 Kahn．"The Education 0f a Prince."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