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在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时刻，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个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状况下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每一位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位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左派，也不存严格意义上的在自由主义派。然而，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是什么人在争论？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当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50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60岁左右的人很少。这是因为60岁左右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
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1923－2003）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一大批，我称他们为“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如李锐、杜润生、于光远、胡绩伟、李普、朱厚泽、曾彦修、吴象等。
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著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
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上（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对于老左派（邓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们是新生代，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的经；二是他们的思想来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老左派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吸收了现代西方“后学”的思想；三是和老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对传统体制的解体，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四是指他们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认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老左派“三七开”，新左派是“二八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毛是“倒二八开”，认为毛是中国最新最大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１９９２年以来，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相继逝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左派影响日渐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为抵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辩护士，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
新左派的优势是：一是以某些民众情绪为依托（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绪）；二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三是有《读书》、《天涯》等杂志作为阵地。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争论双方的处境与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有关。双方都声称自己受到的压抑，都说对方在政府那里“得宠”，都说对方是政府用来打压自己的工具，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派别，不管立场如何，都以批评现实社会为职志。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好，都从自己的角度批评时局，批评政策，批评不良的社会现象。他们一方面小心地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批评资格；另一方面希望政府采纳自己的意见，并以意见被采纳为荣。
政府既吸收二者的某些思想来修订方针政策，又对二者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防止他们过分越轨以影响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权威。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依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们有时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进一翼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思路、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与当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派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赞同，对向西方制度学习的热情，与主流思想的改革开放相吻合，使他们有时进入“高参”行列；而自由主义中激进的一翼对英美社会制度的崇拜，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批评，对经济私有化的公开鼓吹，与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主流思想对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基础而加以防范。
他们在争论些什么？
这场争论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史的，也有现状的；对中国改革前制度的评价，对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道路的走向，双方都有重大分歧。
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改革2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争论双方各有不同的评估。
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当前的批判对象应当是资本主义，是市场霸权。
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50，60，70，80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的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的、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个金权、家庭统治的新型专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这是两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认为这种危险在于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危险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权力结构，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
面对当前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目标他们说不出口；新左派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纲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中国改革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但对不公正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中国的改革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原来权力持有者及其亲属，就利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为自己谋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寻租”现象泛滥，权钱交易每时每地都在发生。依靠权力发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他们还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新左派不仅批评自由派想“经由市场自然达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还把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罪于过去多年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
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义者对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大肆掠夺国有财产的现象保持沉默。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实现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实市场原则（自由竞争，公开透明），就可以达到相对公正分配。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保证自由交易，社会不公正问题就会减少。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础在公正，而公正体现在契约，所以等价交换就是公正。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博弈，必然会产生合作剩余，即使是不等价交换，合作剩余在双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只要不断重复自由交换，公正就在其中。所以，经济学家讨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
新左派认为，人们在市场上所交换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交换过程中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易的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早期资本主义由此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由交换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法权上的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正，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实际上享有这些权利。要使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实际上的平等，还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个适法者具备某些必要条件。
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者把解决中国当前社会问题寄托于完善的市场制度，是“制度乌托邦”，他们问道，迄今为止，哪个西方国家曾有过这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新左派忧心忡忡地认为，20年的改革造就的垄断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他们已经有力量与体制抗衡，靠“规范市场”是解决不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何况垄断精英阶层只允许按他们的意愿来“规范”市场，不会按照理性的市场要求来规范市场。新左派认为，不仅要关心过程公正，也要关心结果公正。他们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原则，是不够的。无论按特权原则分配还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如果结果财富都垄断在少数人手中，都违背了结果公正的原则，也将为民主设置障碍。民主和公正不能简约为“市场竞争原则”。
对国际问题的争论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两大阵营之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世界？争论双方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即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市场化，民主化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果已水落石出，中国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融入世界主流体系。
新左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美英式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得到这种生活方式）。“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主义是怎样肆意横行的时候，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新左派认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只利于发达国家压迫和剥削后进国家，其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加入WTO持保留甚至抵制态度。
自由主义者承认当今世界贸易规则有不公正之处，但是他们强调，“不承认市场秩序是人类自愿合作的扩展秩序，偏说它是弱者‘不得不接受’的制度安排，恐怕有悖于历史事实。”（王思睿：《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现在，100多个国家一边抱怨不公正，另一方面却积极参加WTO，不能否认100多个国家权衡利弊的智慧。自由主义者承认这个世界以强凌弱的现实，但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咀咒这个不平的世界，而是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只有参加世界竞争才能使自己强大。
民族主义是新左派张扬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民族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地干预当代的经济过程，并且把自己看成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的代理人。”（汪晖：《文化与公共性》）他们认为，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民族主义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从学理上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体第一”这一点上成了“个人自由第一”的对立面。而“民族第一”和“国家第一”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一致的。在外敌侵略面前，自由主义者也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民族解放任务完成、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但过分的民族情绪有可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常常是专制政权用来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不同思想的工具。民族主义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这种感情力量很能够容易调动起来，一旦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就可能成为冲击理智的破坏力量。他们警告，不要轻易玩民族主义这把耀眼生辉之“火”。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学生上街抗议美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估计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只是幻想，有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有的提出大幅度增加军费以扩充军事实力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力度。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近几年来对西方的“权威和物质的新的臣服”，“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班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编者的话）在这种上纲上线、潮水般的批评面前，有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了忧虑的言论，这些言论立即就遭到新左派的声讨。甘阳发表文章，将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奴才”，说他们“随著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紧跟”。一些自由主义者顶风反驳，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在文章中说：“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在这样开篇之后，她有针对性的一一陈述自己的看法：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不能因一颗炸弹就改变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去搞军备竞赛；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外搞霸权并不能否定他们国内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呼声不能被民族主义淹没，不能让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是逆潮而行，是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等。
对美国9．11事件，新左派中有些人鼓掌叫好。自由主义者普遍同情。
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讲，是应当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的，但有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在这一点上却与自由主义者一致：人权高于主权。
自由为先还是民主为先？双方都赞同民主。但二者各有其出发点。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自由精神的发扬，新左派关心的用民主来制衡市场权力。新左派的批评指向精英垄断，希望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制约市场霸权；自由派的批判指向行政强制，希望通过经济自由来提高效率。
民主制度在对公共问题作决策时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在这里，民主和自由发生了矛盾：对于民主来说，通过表决，少数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服从多数人的判断。而自由主义不必因此而服从，他们唯一合法的手段是说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认为多数人可以决定许多公共问题，但是，到了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界限，就得“行人止步”。他们认为，民主如果同自由主义相结合，就是自由的民主，即使由多数人来行使权力，也要受到法治和宪政的限制。民主也可以同极权主义联姻，即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制约，这就是“极权民主”。所以，自由主义者申明：“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
‘自由’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约束的‘超越现象’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甘阳批评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分子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把自由归纳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第一原则”。甘阳批评上述倾向是“中国知识界集体道德败坏症”。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还写道：“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同上）新左派主张“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即“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的决策和安排”。他们还认为，“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场力量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
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并且两眼盯着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张限制市场力量并且两眼盯着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他们认为限制市场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例如，反垄断法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必须具备的因素。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经济领域、自愿结社和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之间的政治表达空间。
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对抗。中国目前底层人群的政治表达一是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二是上访，三是民间社团的表达，四是非秩序行为，即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重视。
新闻媒体控制过严，很难表达底层的声音；上访的效果更差；民间社团的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非秩序行为常常引发暴力对抗。所以，公共领域的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自由主义者看重正在发育的中产阶，认为他们就是将来市民社会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市民社会，就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要求，进而就会发展出公共政治表达空间。而新左派把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正在发育的中产阶层看成垄断精英，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是垄断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声音。通过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底层的政治表达空间。新左派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空间不一定要有市民社会，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有人还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市民社会，也有公共政治表达空间，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鉴于“四大”已经被邓小平废除，新左派很看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希望从未来的中产阶层中寻找公共政治空间，新左派从传统政治领域寻找公共政治空间。
对在改革中崛起的垄断精英阶层，争论双方都怀着忧虑和警惕。垄断精英阶层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争论双方都担心，如果任垄断精英阶层发展，这个集团不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还会左右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受到传统体制的压制时，学者们支持它（特别是自由派）；当他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与官员私下结盟时（大款“傍”官员，官员“傍”大款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时，学者们呼吁社会防止发展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新左派主张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对现行体制要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官商私下结盟的主导方面是政府官员，只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产生。
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在经济政策上，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派强调效率。在这里，不少人将平等和公平划等号，又将公平和公正划等号。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无疑义的是公正优先，因为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准则。这方面的争论有些概念混乱。
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能者、强者的积极性。为此，就得保护私有财产，就得为强者和能者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的口号之下，没收个人财产，将所有众人的生产资料交由一个政治组织来掌管，其结果是政治权力进入了个人家庭生活，进入了个人的闲暇，也切切实实地控制了个人的肠胃和头脑。这样，所有的个人必须仰承权力的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
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的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进入２００４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开态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几次重大斗争显示，它是以西方资产阶自由主义为武装，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为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组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出版了《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并为这本书举办了隆重的出版式和研讨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报道这次研讨会说：“专家学者数十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的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可能导至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又刮起了刘国光旋风，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82岁的刘国光，原来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但在学术观点上摇摆不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为此在1983年受到批判。受批判后他很快转向。“六四”镇压以后，1990年他发表题为《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的文章，倡导把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连日本蓍名经济学家石川磁（Ishikawa）也感到震惊。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他急忙转弯。沉默了几年以后，2005年7月15日，他又说出了系统的看法，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他说：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
他说：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
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他批评教育部门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他批评“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他批评教育界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他质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他强调，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大声疾呼：要确确实实地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
刘国光一再强调，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在刘国光发表这些新论之前，他还说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还未尘埃落定”，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质疑。
刘国光新论一出，多年沉默的老左派一时十分活跃，他们和新左派合流，开展了对市场经济、对新自由主义的齐声声讨。
改革派也不示弱。被左派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高尚全（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现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向中央领导人进言：“如果按照刘国光的意见办，必然会出现灾难性后果。”《财经》杂志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题为《改革不可动摇》。文章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文章列举了当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后说：“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1991年，因老左派批评改革“姓资”，“皇甫平”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皇甫平”这次发表文章，在网上却招来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中国当前存在很多新问题，和1991年情况大不相同，“如果再简单化地以当年的“皇甫平”笔下来理解今天的“皇甫平”所评，以为中国又有保守干部在反对市场经济，恐怕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除了这些说理的批评以外，网上还有不少对“皇甫平”侮辱性的咒骂。
2005年以来争论的激化，有人称为中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是关于中国改革方向和道路的大争论。第一次争论是1981－1983年，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告终；第二次是1989年－1992年，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告终。当然，前两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争论的统一，而是政治权威的折衷。第三次争论比前两次复杂得多。不管持什么观点的人，都承认中国存在着严重社会问题，都承认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和如何解决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
上述不停息的争论表明，中国人对近30年的改革认识还不一致，对中国未来走什么路的认识也不一致。这预示，中国的未来还存在变数，中国前进的道路还会很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