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邓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企图破产，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自由化，完全放弃了他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６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事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力量，因此要用专政手段来巩固政权。
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这是邓为“六四”镇压辩护。在铁血的“六四”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反资产阶自由化，重提“无产阶专政的理论”，其震慑效果远远高于八十年代。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样，就给中国的造就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格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当然，这种“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也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这里说的“权威政治”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不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经过２０多年改革以后，政治权力放弃了对居民生活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只保留对政治、思想、文化、舆论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上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代的状况，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但还由政治权力审批各种发财机会，由政治权力扼守阶层地位的上升通道。权威政治，既不是极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权威政治就是最高领导人“说话算数”。“六四”以后邓小平说过，在第二代领导人中，他“说话算数”。第三代领导人当中，如果江泽民“说话算数”，就算稳定了。也就是说，中央领导人必须有绝对权威。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一些无名学者奉为圭皋的模式。他们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为这个模式进行了精心的妆扮之后，在中国政治市场上高声叫卖。但在中国知识界和民间响应者寥寥。因为它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现实的危害。
残酷的是，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的现实正是沿这条路往前走的。自从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语虽然还在出现，但出现的频率比８０年代小多了。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改革的内容的提法更加谨慎了。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三次党代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１９８７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改革措施上，首先是“实行党政分开。”十三大政治报告也提到“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但放在后面，语气也不那么绝对。
１９９２年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主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没提改革的紧迫性，没提“党政分开”。对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由十三大的“不照搬”改为“绝对不搞”。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前面加上了“中国特色”的限制词。
１９９７年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就是说，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必须坚持。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加以完善而已。
三次党代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法的微妙变化，使得实践中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民主在倒退。８０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的讲坛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９０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８０年代报纸上还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９０年代又是舆论一律了；８０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９０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９０年代初各省人大对省委提名的干部有时还能说“不”（当时有几个省省委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是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在干部任命上，更加强化了领导人的意图。“十六大”还没有开，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建立，但就在“十六大”前不久，中央有关部门的新领导人就提前就位。为了保证这些不经选举就已经走上岗位的人当选，还搞了一些花样：１，事先预选一次。预选的结果无效，只是搞一次“火力侦察”，看哪个代表团的选举结果和中央意图不一致，就重点在哪个代表团做工作；２，选举前召开党员会，要求党员投票和中央保持一致，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选举行为；３，在选票设计上，凡是同意的就不必动笔，不同意才动笔。但是，只要一动笔，会场的摄像头就会记录下来。会场布置了很多摄像头。
十六大要修改宪法，在修改前中宣部下令不允许一切报刊对修改宪法发表意见。对事关全民利益的宪法修改，却不让媒体发表意见，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市场化的迅速推进，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一些人的钱包鼓了起来。庆典的鞭炮逐渐掩盖了天安门前的枪声；筵宴上的美酒洗刷了长安街上学生的鲜血。大学生沸腾的政治热血已经化为考“托福”的实惠行动。一位在“六．四”时天天上街游行，喊着十分激进的口号的青年，现已人到中年。他对我说：“看来老邓‘六．四’那么做是必要的。虽然死了一些人，但换来了十几年的稳定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的。
这正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
１９９４年底“双峰政治”结束。邓小平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原来意义上的“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保守派中有些人发现，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加上权威政治，不仅不会失去什么，还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还发现，市场化的过程正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原来取保守态度的官员们，也“咸与维新”，加入了推进市场化的行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由此结盟。
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民众参与程度更加降低。结果，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扭曲。然而，这种扭曲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吴敬琏们还不停地为新出现的经济精英鼓与呼。但是，一旦人们注意到扭曲的倾向时，局面已经不可逆转了。于是，吴敬琏们惊呼：“中国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
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经营房地产，地皮需要审批。
在“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审批经济”。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的比例。
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无法可循，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官员都采用委任制。这种由上级官员决定下命运的制度沿袭至今。在“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条件下，经济领导部门掌握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审批权，即发财审批权；党政部门掌握的是人事任免权，即升官审批权。经济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部门也不能“守着大挨饿”。官员任免权是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商品”，是最值钱的。由于权力缺乏监督，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把公权作为谋私的手段，然后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度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了不可告人的关系，形成了官场的人身依附，团团伙伙。
买来的官是要支付成本的，为了收回成本并得到盈利，就得向下一卖官，就得贪污受贿。因此层层卖官，上行下效。从受到查办的案件来看，近年来官员犯罪出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别越来越高。
据统计，从1993年到1996年，全国纪律检查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政干部年递增12％左右。
2001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５年来检察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０多万起，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１２８３０人，其中有曹秀康案、胡长清案、成克杰案、慕马案、李嘉廷案、丛福奎案等涉及省部干部的大案。
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
2004年3月十届人大会四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562件43490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22761件26124人。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3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干部167人、省部干部4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总数的53.7%，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2005年3月十届人大会五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比上年增加0．6％，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共提起公诉30788人。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上年增加4．9％。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198人、省部11人；已提起公诉1980人。
我们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还要看到犯罪金额年年在大幅度提高。几年以前，几万元就立案，现在这样的事就不能进入高检案件的数字之中。
第二，领域广，金额大。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
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500万以上的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令人不安的是，自上世纪中期以后司法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起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搞司法腐败的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有些反贪局的检察官也搞腐败。在法院，搞司法腐败的不仅有基层法院，也有中和高法院的中法官和高级法官，甚至有高级法院的副院长、院长。不仅有单个的腐败分子，在有些地方还有成群、成窝的腐败分子。
如已经被揭露查处的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院长刘实等人的腐败大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位研究法律的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司法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司法腐败了，社会怎能公正？社会不公正，怎能保证社会和谐？
第三，手段科技化，窝案、串案增多。他们有装备良好的高科技通讯手段和运输工具，从单个作案到团伙作案。中纪委二次全会以来浙江省台州市就破获了70多起窝案，涉及100多人。福建省1994年查处窝案、串案113起。苏州交通银行蔡涵刚一案，涉及17省市，近百家单位。
第四，顶风作案猖獗，涉外案件增多。腐败分子内外勾结，为案发后铺好后路，使得涉外案件增多。据公安部资料，到2004年底，共500多名贪官外逃，卷走资金700多亿元。
第五，群体腐败。近年来出现的群体腐败现象令人关注，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群体腐败就是，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的腐败行为。早几年，是个别人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演变为整个权力部门的若干官员群体谋私，最近几年揭露多起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1996年揭露的山东泰安市委，1998年揭露的广东湛江市委，1999揭露的宁波市委书记犯罪案、2001年揭露的厦门走私案、沈阳市政府慕马案，等等，就是整个领导班子集体犯罪的典型。
由于权力缺乏制衡，由于民众对政治和经济决策参与度太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坛的腐败是空前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he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1998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发布了1998年国际腐败洞察指数。这里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谋利”，这个指数是10多项调查的综合，得分越低，腐败情况越严重。得分在6.0或5.5以下的国家都是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国大陆1998年得分3.5分，在他们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1997年排名倒退了11位。中国香港地区得分7.8，排名第17位，中国台湾地区得分5.3，排名第29位。
1999年99个国家腐败洞察指数中，加拿大9，2分，澳大利亚8．7分，英国8．6分，美国7．5分，法国6．6分，以色列6．8发，日本6．0分，等等，6分以上的有26个国家，约占四分之一。中国得3．4分，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
2005年10月，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洞察指数，调查显示在159个受调查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贪污盛行。
最清廉的国家是冰岛，在亚洲国家中贪污情况严重的是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尼。中国排在第78位，上一年是6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透明国际组织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是一位外国研究腐败的学者运用了多变量计量分析的方法，对50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了比较研究后完成的。这项成果有以下三条结论：（1）国家的个体经济自由度越大，则腐败程度越低，或者说，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高；（2）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民主价值越弱，则腐败程度越高；（3）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低。由此看来，“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最容易腐败。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善于捕捉商机的人，有经营才干的人，将自己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人，他们会先富起来。这些人先富起来，老百姓是口服心服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那些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聚敛财富的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红顶商人”（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所谓“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市场制度又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红顶商人”的出现是必然的。“红顶商人”中的多数人自己并没有“红顶”，有的利用金钱收买官员的“红顶”来敛财，有的利用父兄的“红顶”来敛财。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红顶商人”的父兄是坚定的保守派。
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在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１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如果上述双轨价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也是“红顶商人”一次聚敛财富的良机。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给个人所有，多少价格比校合理？盛行一时的“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卖自买，是明目张胆地瓜分国有资产。
“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百万元财产，就被人称为“百万富翁”。到了新世纪，超过100万美元财产才能进入富翁的行列。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比上一年增长了12％，达23．6万人，这些人的总财富为9690美元，每人平均资产4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00万元。美林集团亚太副总裁马蓉说：“中国富裕人士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机会中产生的。
国外有些人士把“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说成是“中国模式”，并且加以肯定和张扬。他们隔岸观火，不知道这所谓“中国模式”的深层有多少危机，多少苦难，多少无耻。而国内的有识之士对此却洞若观火。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而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腐败和混乱。
前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主任是赵紫阳）安志文，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８０年代的经济改革。９０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的岗位上，一直致力研究中国改革。他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前景深表忧虑。现摘引他2001年8月22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不敢说话，党内生活不正常，社会问题就多。没有党内民主，就很难实现社会民主。
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在战争时期可以，在建国时期不行。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20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过去说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政改不搞，经济改革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经济可以发展，但带来的社会问题很大。
权力腐蚀人，在台下本来很明白的人，上了台就糊涂了。当权的要自觉地改难。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上到下的改就改不动。他们接受国内外情况多，应该知道这个常识。但当了权就维护权力。为维护权力搞稳定不是个办法。
权力垄断、舆论垄断不仅给事业造成危害，也危害一代人。
如果权力不受监督，处分多少人也不行，也治不了腐败。这些都是常识问题。但不知道当权者怎样想。
对这么复杂的局，靠一个人的头脑、靠一个声音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再伟大的人物也非犯错误不行。
我是赞成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挑战共产党。所以，要先通过搞党内民主来搞社会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救自己的唯一出路。社会民主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讲了一些话，他说，我三十年不讲共产主义、不讲共产党。
写共产党宣言时，社会主义太滥，所以我们讲共产主义。第一、第二国际成立后，我们就不讲共产主义了。我和马克思当时对欧洲革命形的估计有错误。认为资本主义问题很严重，革命快来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世时就完成了，就印了，后来停了，发现经过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快了，这是新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时期的手段。革命胜利了再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行了。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适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适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适性的，这是不行的。
不能说哪个地方搞得好都是执行了“三个代表”。我不认为“三个代表”有什么问题，但我对这种造舆论的方式有意见。这样搞危害很深。我很反感这样做。我不是对江泽民个人有意见，这是制度问题。斯大林搞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个人专政。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讲民主，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他的行为和说的不一致。邓小平的实践是两句话：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经历，他的环境，他的制度，他周围的人，都不允许他有所作为。
现在本来是个转机，但却搞起了个人崇拜。新一代领导人靠这个吃饭不行。现在每天都在捧他的人，不一定是五体投地地佩服他。
对前途我有一定的忧虑。政治体制不改革，市场经济就要走上邪路。现在的作法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提出讲政治（当时还没有“三个代表”），我还没弄清楚。当时我去薄一波那里，讨论“讲政治”的问题，薄说：“现在讲政治就是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江泽民的权威。
”新左派、新儒学都有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还是要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办？经过社会民主主义来解决更平稳一些。从实践上讲，中国实行民主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和平过渡是上策。经过震荡来改，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利益多元化以后，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还是可以有共识的。不要把一切学说，一切思想都打上阶级烙印，否则，永远走不出去。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４年，我和安老的几次接触中，他进一步重申了他上述看法。有这种忧虑的，不仅仅是安志文一人。在北京，我接触到一些８０年代改革的领导人和积极支持改革的学者，不少人持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