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政府没有抓住学生大量减少的时机，采用非军事方式解决危机，却下定决心将军事戒严进行到底。6月2日，驻在城外的部队奉命派出先遣队，从四面八方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地向市内的要害部门进发。化装进城的部队在西单路口等处被群众发现并发生冲突，使矛盾激化。
《戒严一日》中记录的部队化装进城的情况：“6月2日凌晨1点10分，我们部队接到了上化装进城的命令，代号为F75行动。10点50分传达到全体战士，一个半小时以后，整个部队全面准备完毕，整装待发。健美裤、港式衫、运动衣、大裤衩、小背心，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服装都有。有的手拿羽毛球拍，有的拿着旅游图．．．．装成各种身份的人。13点40分，调整收拢组人员乘座四辆吉普车，分别向香山、动物园、西四、北海公园等方向风驰电掣般驶去。14点20分，数百名官兵分为100多个小组，分别由干部党员带队，拉开距离，仨一堆，俩一伙，勾肩搭背，或哼小曲，或叨烟卷，或吃着零食，互相照应出了营门，很快隐入了大街上的人流之中。定点调整组人员在乘车站，在转弯路口，有的拿把子，有的点着香烟，还有的喝着汽水或吃着冰棍，用眼神、手势指挥部队一组组通过。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收拢组两辆挂着地方牌照的面包车，穿梭般往返于部队行进路上，一趟趟将走在后面的人员往前运送。经过四小时奔袭，18点整，代号F75的官兵全部到达集结地点。为胜利完成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任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郭德华 何文亭 傅俊：《75在行动》，《戒严一日》，第39－41页）
“6月2日，我师奉命进驻人民大会堂。部队全穿便装，化整为零，赤手空拳，徒步开进。晚7点半，我带着师前线指挥部进入大会堂，并马上布置调整哨，接应后续部队。3日凌晨1点，师长政委到达大会堂。但部队还有2000多人被分散拦阻在莲花池东路、广安门、宣武门大街等处。于是开始寻找、收拢部队。凌晨5点，全师还有近千名干部战士没有到位。师党委开会决定，组成10个小组，出去继续收拢被冲散的部队。上午10点，我刚返回人大会堂，师长、政委对我说，一辆运送武器弹药的车在西单路口被围。我立即带领30名战士，从大会堂西门出去解救。但由于一路聚集很多群众，大部分战士被冲散，等挤到拉武器装备的车前，我身边只剩6个侦察兵。而这时，几千人把这台车团团围住。
3名学生站在车顶，把车内的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炊事班的菜刀、一顶钢盔和大沿帽，拿到车顶架起来，一边让外国人拍照，一边拿着手提喇叭做煽动宣传。．．．．后来，我们与西城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在部分群众和学生协助下，把车上的武器弹药安全地转移到海军医院。”（上校参谋长王小京：《六月三日，在西单路口》，同上书，第50－52页）
6月3日中午，化装进城的先遣部队占据了所有的要害部门，各方面布置停当，6月3日下午，驻扎在城外的部队几乎同时接到了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命令。数十万大军从西郊，从沙河机场，从南苑机场，从河北省三河县，从通县，浩浩荡荡地向市区挺进军。《戒严一日》中记述了这些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情况。
38集团军少将政委王福义记录了从西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形：“6月3日下午5点钟，我们集团军几位领导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张副军长归来。一个小时以前，他去军区开会，受领任务。
“电话铃急促响起。为了争取时间，张副军长在军区受领任务后，当即通电话向我传达。军区命令以X个集团军的建制，并由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向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10时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分四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出，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1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我立即将军区命令和张副军长的想法向集团军其他领导作了传达。经简短研究，刘参谋长和司令部同志以A、B两个步兵师一家两头，齐头并进，坦克师、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600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由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和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气焰。．．．．．．“晚8时许，集团军指挥所的车上路。一上大街，我看到街两旁已经围着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的车队到达公主坟转盘东口时，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公路和林荫道，向我们围上来。有的举着铁棍铁管，站在公路中间拦击。有的举着拳头向车队狂喊：“当兵的，滚回去！”有的用木棍敲着车窗要和我们对话。．．．．“不一会，‘做工作’的见说服不动我们，相继后退。接着雨点般的石头、砖块从四面八方飞来，砸得车体当当作响。大车辆玻璃被打碎。我乘坐的213车的8块玻璃碎了6块。．．．．“在万分危急的时候，A师炮团车从右后侧上来。我令炮团组织反击，用扔过来的石块（？）回敬暴徒。军指挥车随即开到军博附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A师会合。
“此刻，我最担心的是B师能否及时赶到。他们有4个团住在丰台西仓库，5月22日强行进点时就曾受到数以万计的群众阻拦，有116名官兵受伤流血，现在要及时赶到，沿途要经过丰台路、五棵松、万寿路、公主坟等主要路口，不知要遇多少障碍。我用电话问参谋长：B师来了没有？参谋长回答还没有，不过B师已派师侦察连到五棵松路口接应了。 “这时，A师基本在军博以东集结，但由于B师没有上来，侧翼暴露，人群从前后左右围上来扔石头砖块。A师防暴队英勇反击，把人群阻止在百米之外。．．．．．．“9时刚过，军区首长带着指挥组赶到集团军前指位置。军区首长催着我们出发。我非常着急，B师不到突击力量总是单薄。
“时针指向9点20分。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炮兵旅、B师已经到达先头位置的消息。我兴奋地对车上人说：‘这就好办了。’部队提前半小时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向东挺进。
（少将政委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同上书第53－58页）
王福义将军的这篇文章说：这支军队是1928年随彭老总在平江起义，保卫井岗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在抗美援朝中获得“万岁军”的美名。可见，这支向天安门挺进的部队就是38集团军。许勤先军长抗命，不愿镇压群众，最后在政委王福义的指挥下，还是镇压群众的主力。
王福义将军的这篇文章接着写到在复兴门立交桥、在西单路口、在新华门前如何同群众激烈冲突的情况，如何“制服了”为首分子，驱走了群众。凌晨1点30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只有7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4个小时。
XX集团军少将军长傅秉耀记录了从东面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情况：“早些天部队向北京开进的时候，我们集团军部分由火车输送，部分摩托化开进。但没有到城区就受阻。只好驻在集结地。．．．“6月3日17点50分，我集团军分四路向城区开进。但担任天安门清场任务的我某师团在八王坟受阻。我另一个师的官兵在建国门遭打、分隔。．．．．八王坟处我受阻部队已采取第二方案迂回前进。建国门桥上，张师长也迅速在那里稳住队伍固守要点。团长艾虎生已带着他的团队沿着铁路线进了北京站。他们正以十路纵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戒严一日》第98页）
上校团长艾虎生他写的《敬礼，天安门》一文中对傅秉耀军长的《走进血与火》作了补充：“那天，我接到向天安门进军的命令，500多人乘着车出发了。行至八王坟，遇到上万人的阻截。我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我用话筒对人群喊：‘不让进，我们就撤！’接着，我跳下车机盖，对官兵说：‘各单位组织调车，我们撤。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决定采取迂回策略，改道前进。这时是1989年6月3日20时05分。．．．．“我们很快侦察到可进天安门的三条路线，处处聚满了截车的人群，乘车开进比登天还难。我突然想起一个弃车徒步的方案。21点20分，我率团主力顺利撤到高碑店公路与铁路交叉口，准备沿铁路进北京站，再进天安门。23点20分，铁路桥100米处，集中了全体官兵，他们是三三两两地悄悄地摸上铁路线的，完全摆脱了尾随的人群。．．．我们臂挽臂四次冲过堵截的人墙。凌晨2点20分，进入了北京站。．．．接着，500人分十路纵队臂挽臂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少将军长傅秉耀：《走进血与火》载《戒严一日》第101－104页）
少将副政委张方、政委方祥礼和上士朱双喜记录了从南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况：“6月3日15时10分，我奉命率部队从大兴县东南集结地出发，于19时48分到达丰台六里桥一带预定戒严区域。
21时50分，上级命令我部徒步迅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我与师长钟声琴大校和政委王玉发上校一起，立即率部沿六里桥、广安门、菜市口、虎坊桥、南新华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走在前面的担任前卫的是‘叶挺独立团’，跟在后面的是‘红军团’．．．．“22时半，部队行至广安门铁路与公路的交叉口时，一列火车停靠在路口中间，拦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我和战士一起从火车下面爬了过去。部队一过火车道，暴徒们就在车箱上用砖头往下砸，用木棒和钢筋打，用路口的横杆往下打。官兵们搀扶着伤员，继续往前冲。队伍行至广安门护城河，上万名群众在护城河桥头的街道两侧正在拆建筑物，设立第二道防线。砖头、石块像冰雹似地砸来，走在前面的前卫团被砸倒50多人。战士们实在憋不住，跪在团长徐乃飞和政委面前，要求发子弹。．．．．．“部队至南新华街时，受到更猛烈的袭击，一些打着‘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旗号的人煽动上万名群众，用几十辆汽车、隔离栏栅设置了密集的路障。我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快到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时，一块大石头砸在我的小腿上。在跨越栅栏时，我倒在地上．．．我醒来时，已躺在北京市急救中心床上。急救中心二楼全是解放军伤员。
“4日凌晨，一个提着录音机的人冲上楼，径直朝解放军伤员走来，录音机里传来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噪音。显然，这人是想在伤员中进行反宣传。党支部的同志立即与医护人员一起，把这个家伙赶了出去。．．．．”（少将副政委张方：《血染的征程》，《戒严一日》第377－381页）
6月3日下午5时20分，我团880名官兵从临时营地京郊南苑机场出发，急行军25公里，一路上16次被群众围攻拦阻，511人受伤，于4日凌晨2点行进到天坛公园东门外，团队被分割成三截。被6万多名群众挤压在公路旁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之间，动弹不得。有人送水果、点心，有人“开导”：“解放军兄弟们，不要为腐败政府卖命，脱下军装，回家去吧。”（上士朱双喜：《两退两进都是难》《戒严一日》第130－131页）
6月3日晚9时，在当年冯玉祥将军阅兵的大操场上，一字排列的车队，全副武装的官兵，都在等待着团首长一声令下，立即飞奔天安门。晚8点45分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团沿三营门、木樨园一线，9时30分到达公主坟，加入师行军行列。可侦察参谋报告：东高地、三营门、南苑路口全被堵死了。部队领导决定往南奔，到大兴县，来个迂回。从京石公路，10时35分，上了西三环。路边不少人大声喊叫，我们不理采，以80公里、100公里的速度，11时23分，到达了公主坟。（政委方祥礼：《六月三日――强行军》，《戒严一日》第309－311页）
上校处长刘新力和上校团长张振生记录了从北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况：我们从沙河机场出发的时间是6月3日15时50分。在这之前15分钟，上前线指挥部用保密电话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部队按既定布置立即行动。命令是我接的。军长当即决定首先组织A团出发，由我任组长，带一名作战训练参谋、一名通信参谋组成军先遣组和A团一起赶到东直门，在海运仓开设指挥所。
我从集团军指挥所赶到A团驻地。A团和C团都被阻在东河一带。我找到了两个团的领导用写小纸条的办法，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稳住部队，待机前进。
半夜零点，我们赶到海运仓时，又接到军长指示，命令部队一定要在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示警。3时06分，远处传来一声响。A团炮营营长傅勇说：处长怎么办？打吧！我说：“打！”他朝天开了一枪。我们到设障碍的汽车前，边鸣枪，边逼驾驶员把车开走。让他把路让出来。驾驶员听到枪声，只好开了起来。障碍车一动，我们的汽车就一台台地开过去了。这时，人群中喊：“法西斯！”我们到了三元桥。桥上人山人海，两辆载重10吨的大卡车轰隆地开了过来，车上装的是大煤块。人群一截，司机就把大煤块卸在桥上。暴徒们用煤块砸桥下穿过的军车。
桥上有人喊：砸呀，快砸呀！连铁垃圾桶都从桥上扔下去了。
3点20分，部队突围成功。我又赶到了东直门，这时部队已经占领了立交桥。立交桥周围仍然是人山人海。．．．．（上校处长刘新力：《八闯三元桥》，同上书，第140－145页）
我接到向市区开进的命令是6月3日16点45分。不瞒你说，在沙河机场厚棉帐棚里憋屈了十多宿，大伙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在距三元桥800米时，一辆公共汽车横过来挡在路中。我们突破人群以后，进入三元桥下。这时，大煤块、果皮箱和自行车，接二连三地往桥下砸来。我们对空鸣枪。周围人群喊：“热烈欢迎解放军――那是1949年。”：“当兵的，滚回去！”“政府腐败了，你们还为它卖命，何不学学张学良。”“只要老弟说声走，车票包在大哥我身上。”“只要觉得穿军装不方便，到我家去给你换。”一个人掏出一大叠人民币和外汇券，说：“哎，想好了就来领路费，每人50元，包你回家去团圆。”．．．．．（上校团长张振生：《车头永远向北京》，同上书第146－149页）
这次的目标是先直奔德胜门。6月3日傍晚，从沙河机场开上京昌公路，三驾车队齐头并进。从沙河机场出发不久，就在清河受阻。从马甸到清河镇，隔离桩、公共汽车和卡车横在路上，人群挤挤插插的，黑压压、乱糟糟，没头没尾，一辆辆军车就象大海中飘摇的小舟。
（大校副军长刘传明、少将副政委张传苗：《走向德胜门》，同上书第370－371页）
六月三日这一夜，是中国史上永远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我骑自行车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还看了儿童医院、人民医院、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的伤亡人员，亲眼目睹了这悲痛的一幕。下面是这几天的日记。
６月３日 星期六 北京人第二次阻止了军队进城。
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戒严的政治表态。宣传上也是舆论一律。市民们上街比过去少多了，天安门前的学生也逐渐减少。
但是，今天凌晨风波又起。
驻在城郊的军队穿上便衣、乘上民用汽车开进城来，又一次被市民阻挡。
我早晨来到西单路口。只见几辆车作为路障挡住了东西通道。电车顶上站满了人，有的演说，有的呼喊。在电车西边不远处有一辆大轿车被群众包围。轿车里面坐满了穿便装的军人。一位穿便衣的军官模样的人举着小喇叭讲话。四周的群众高呼：“北京人不欢迎你们！”再往东走，在长安大戏院（在西单十字路口往东５０米路南，不是后来在东单新建的长安大戏院――作者2000年注）门口，一辆大轿车顶上，学生们把从车里拿出来的机枪、冲锋枪、钢盔、菜刀、三角刀，当众展览。车上有一幅白布横标：“请看李鹏政府怎样保护北京市民”。很多人在现场照相。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各个路口成堆的人议论纷纷。
一位银发老干部说：“说军队不进来，又化装偷偷地进来了，今后政府说话谁相信！
”一位中年妇女说：“到底谁在搞动乱，不很清楚吗？” 为什么军人要带菜刀、三角刀？群众中有人说，为是为了给群众栽赃，在混乱中军人把菜刀、三角刀丢到群众队伍中，再说群众手拿武器拦阻军车。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猜测。
下午四时，我从西单商场北穿过灵境胡同绕到六部口。一个多小时以前，六部口发生了一起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双方是警察和市民。
从府右街南口到音乐厅和西长安街交叉处，挤满了议论的人群。议论的中心是警察如何施暴。
在这个十字路口还可以闻到一股剌鼻迷眼的气味。这是警察施放的催泪弹的气味。今天下午二时左右，警察在这里施放了２０多颗催泪弹。这是建国以来共和国警察第一次向人民施放的催泪弹。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只从历史课本上知道反动警察如何施放催泪弹，从来没有见过催泪弹。
地上到处是碎砖头、破瓶子，还有成堆的鞋子。也有一些自行车零件。据现场群众说，防暴警察想拉走被群众包围的两部军车和车里的武器。警察一进现场，就拿出警棍见人就打，胆小的跑了，没跑地就挨了打。警察打人时，哭声、叫声一片，一片恐慌。在用警棍驱逐群众的同时，还施放催泪弹。警察抢走了在汽车上展览的武器以后，就向北撤到中南海西门里去去了。留下的群众十人一堆、二十人一堆控诉警察的暴行。
在府右街力学胡同附近，有一辆警察丢下的吉普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８１，上面还有“广场５”的牌子，车上有一把铲子和一把锯刀。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前，也丢下了一辆警察吉普车，车号是Ｖ０２－５４９１，几名青年市民坐在车顶上。在长安街上还有两辆大轿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５９和Ａ０１－３２６３。这两辆大轿车门窗玻璃砸得粉碎，坐椅的沙发坐垫也被翻了出来。轮胎也被放了气。还有两辆２２路公共汽车也被堵在那里，成了激战时的“工事”。军事编辑的张万来对我说，这些车里原来有武器，怕流失，所以出动警察把车里的武器抢回去了，但车没抢回去。
一位老年妇女在力学胡同东口向一群人讲述她刚才亲眼看到的情况，她气愤地说：“政府这样做，民心丧尽！”一位年轻人站在西单路口的汽车顶上，手举一颗银白色的催泪弹壳向群众展示，说：“这是李鹏政府保护群众的证据！”一位老人说：“最近刚刚平静一些，政府又是组织农民游行，又是让军人化装进城，又是施用警棍和催泪弹，使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另一人说：“靠警棍和催泪弹来树立政府的权威是不行的，这只能使政府权威扫地！”吃晚饭时程万泉（出版时改为一位同事）在食堂对我说，他今天采访了１７个在六部口被打伤的人（共打伤多少他不知道）。有的被电棍打成脑昏迷，有的因催泪弹爆炸使腿部有３５度烧伤，有的被射钉枪射出的钉子打伤（有一个伤员钉子进入大腿５厘米）。他在六部口现场采访时看到，下午２点１０分，上千名防暴警察在六部口施放催泪弹，群众纷纷后撤。当停止施放催泪弹时，群众高声齐呼：“法西斯！法西斯！”又向前涌。这样来回拉锯几次，一些群众受伤。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后，将北新华街被阻的戒严部队接走，西单路口被阻的官兵依然被围。
这位同事说，下午２点４０分以后，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几千人在西单列队，唱着国际歌，迎着防暴警察前进，大批市民跟随在后，防暴警察向府右街撤离，一些市民随之将停在六部口的两轿车的玻璃砸碎。
他说，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急诊室有１１名受伤的人，其中有学生、干部、工人。齐威，女学生，１９岁，腿部被炸伤３０多处。王长刚，干部，３０多岁，右膝被射钉枪射入五厘米。宁火炬，干部，头部缝了五针。一名建筑工人被橡皮子弹打晕。一名妇女下身大出血。
他介绍说，北京急救中心外科有８名受伤者。外科主治医师聂星和其他医生对记者说，这次警察打人太狠。一般警棍打臀部、胳膊等处，这次多是打头部。
今晚６点半，北京电视台反复广市政府《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还广了戒严司令部通知，说是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对付阻挡军车前进的人。但是，今天晚饭后，上街的人比过去人更多。满街都是人，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很多人骂政府。
晚８点４０左右，又有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
今晚可能有大的流血事件。
事后得知，在西单路口那辆装有武器、被群众包围的大轿车是27军79师第235团8连的押运的，車上載有100余枝沖鋒枪，5挺轻机枪，2部電台和上万发子弹。从车上抢下武器的是79師侦察分队、西单公安分局、总后101仓库的官兵。当晚12点，這辆车上的武器弹药完好无損的转移到了海军医院。后来听军队里的人说，原计划军队化装分散进城，到６月１０日清场，执行戒严任务。但化装进城被群众发现，而且六部口装武器的大轿车被群众围住。为了夺回武器，又和群众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一些群众。激化了矛盾。６月３日清晨，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的一辆汽车因交通事故撞死了人。群众误解是为军队开道的警车撞死了人，矛盾进一步激化。六部口事件和警车撞死人使得局面难以收拾。发展下去可能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被围的便衣军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６月３日下午３点半才决定军队全部进城。部队接到通知后很仓促，各部队对命令的理解也不一样。有的把子弹发到战士，有的子弹统一保管。
_６月４日星期日昨晚９点，由于街上人太多，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缝中从西单向天安门广场挤去。街上的人都对下午发生的六部口事件非常愤慨。骂声不绝。１０点多，走到广场，看到天安门下人头攒动。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从中山公园里面走出来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有人喊打，学生劝阻，把士兵围到一旁做说服工作去了。
广场上和前一天差不多。虽然政府的广播用最大的音量反复广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知，但学生还很轻松。还有人坐在帐棚里弹吉它。学生广播台还出好消息：前门西的解放军被群众围住了，进不来了。
在广场西北角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军到军事博物馆了！”不少人闻讯骑自行车向西猛跑。
我骑车沿前三门大街往西。在前门西路北的北京供电局门前，果然有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军被群众围起来了。学生走进里面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镇压群众。戴着钢盔的军人们紧抱枪枝，一言不发。在前三门大街，群众用马路隔栏做了重重路障。在十字路口，都用公共汽车做路障。
在和平门急救中心，也有一部分武装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包围圈的群众齐声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在宣武门路口，两辆大电车横在前三门大街上。在电车西边，两辆军车被阻，军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车下的群众和他们说话，气氛并不紧张。
在国华商场附近的路口，满载武装警察的三辆大轿车和一辆大卡车被阻。车里的战士和周围的群众有说有笑。
我继续骑车由复兴门桥向西。到广播电视部门前，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的牌子丢在地上燃烧。一辆武警的汽车也在燃烧。这时听到西边传来了枪声。很多人以为是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拼命骑车向西奔去。也有人知道是真子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妻子说：“就站在这儿看，不要往前了。”男人说：“不怕，去为学生壮个胆。”妻子说：“死了不值得，活着将来还可以说说这个事情的真相。”他们还是骑车向西去了。我也加快了向西的速度。
到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枪声密集，人声如潮。离路口一百米，再也无法前进了。
我在路北２５号楼旁边站定。想看个究竟。我估计要开枪也是向东开，子弹不会打到北边的胡同里。刚站定，突然感到眼里、鼻子里难受。有人说这是催泪瓦斯。突然，子弹的呼啸声从耳边响过。我身边一个人“哎”地叫了一声，我一看，他的右胳膊上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向大楼后面转移。我也赶紧躲向大楼后面。这时，一阵阵急促的喊声：“快，快，快，闪开！闪开！”三个人、两个人抬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员从胡同里穿过。一辆辆三轮板车驮上了伤员。
枪声太密集，有点象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随着拉伤员的三轮车向北，绕到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气氛很紧张，一位年轻的护士在大厅里紧张地张开手臂，引导护送伤员的人们进入临时急诊室――一个宽大会议室。医院的过道上有鲜血。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弹，我问在现场的大夫：“是橡皮子弹吗？”他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第二个大夫：“是真子弹吗？”大夫吼着对我说：“不是真子弹还能这样！”后来不少人说，不仅是真子弹，还是开花子弹。
宽大的会议室里面躺满了伤员。我记下了伤员的名字：冯友祥，男，外贸系统干部。浑身是血。大腿上一个大洞，外表直径约３厘米。短裤全被鲜血染红，还在上面结成了血块。大夫要剪开他的短裤，他说，短裤上的血是他爱人的。他爱人叫刘景华，头部受伤，现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调度员。腿部受伤。
一位干部模样的年轻女伤员一边呻吟，一边骂：“我发誓，今后半辈子要反共产党反到底！”她这样骂，我不便问她的姓名。
我还想记录，但新的伤员不断抬进来。医务人员十分忙。一位大夫嫌我妨碍他们。我只好离开。在一个角落的地面上躺着一具尸体。２０多岁，胸部佩着红校徽。
离开了儿童医院，听到复兴门外大街上枪声还很密集。我又沿西二环向北，转向阜内大街的人民医院。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说。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20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在这个大会议室门口，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地面，议论着。我挤进去，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东西，说这是人的脑浆。
我准备离开人民医院，往口袋里一掏，发现自行车钥匙丢了。我找了块砖头把自行车锁砸开，几个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以为我偷自行车，不让我离开。我掏出记者证，证明我的身份。几位工人围上来说：“你是记者？今天晚上看清楚了吧，要真实地告诉群众，不要说瞎话！”这时，一个学生在门口喊：“谁自愿献血？”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学生说：“真是好样儿的！”献血的人排着队进去了。
我到了邮电医院。走廊里都是伤员。有的大声嚎叫：“给我打一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警察。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夫对他们二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警察无可奈何地呻吟。我掏出记者证，对那几个人说：“他们现在是伤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应该为他们治。”这几名带血的人还算通情达理，没有阻止。
我又到二龙路医院。也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从西四大街骑车南行，想经过西单路口回来。西四大街满是路障。西单路口有密集的枪声。只好回头向北，穿胡同向西，绕到西二环。经打听，军队已通过了复兴门桥。我穿过复兴门桥，经音乐学院附近胡同回到社内。在各个小胡同里，都有年老的居民们站在家门口。他们神情木然，满脸惊恐、焦虑，低声地议论。整个北京市的人都没有睡觉。
回到社里已经三点半了。新华社大院里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群。我吃了点东西后，上了号楼房顶。从这里听到西单附近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还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不时还闪出火光。这是真正的战争。
早晨５点半，我又骑车出门，在佟麟阁路和复兴门内大街交叉处的斜道上，满地都是砖头。在民族宫、西单一带，边道上歪歪斜斜地堆满了自行车，估计数以万计。这些自行车的主人，是开枪时弃车逃命去了，还是受伤、死亡了？复兴门内大街砖头遍地。在三味书屋附近的地铁工地旁和复兴门内大街路边，地上有一摊摊血。有人蘸血在墙上写下了大字：“人血！人血！”“为死难者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地铁工地周围的铁皮围墙上到处都是弹孔。
西单十字路口，是一个刚结束战争还没有打扫的战场。坦克履带在马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昨天被截的一辆军车在燃烧，路口东昨天被截的两辆军车也腾出浓烟和烈焰。
满地是路障、砖头和血迹。几辆被坦克压坏了的自行车横躺在路中间。街道两旁的墙上弹痕历历。天安门广场方向还有枪声。一队学生打着旗子自东向西走来。他们是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一会儿，人群骚动，说军队来了。向东一看，果然开来了一支军队。人们向西逃命。有的在路北的花坛下就地卧倒。这些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用上了从电影里学来的卧倒姿势。我也跟着卧倒。但军人没有开枪，卧倒的人爬起来向西跑。
我骑车向西。在复兴门立交桥西，路北有一座象征和平大理石女雕像，在她的胸部有两个弹坑。这表明子弹是从军人行进的方向朝侧后射出的。开枪不是要扫除前进的障碍吗？为什么要向后开枪呢？
在广播电视部门前，两辆汽车在燃烧。在复外大街居民住宅和国家信息中心的墙上，有很多弹痕。居民的窗玻璃上的弹孔周围，有放射状的花纹。我找到我昨晚站立的地方。
不远就有大片大片的鲜血，路边铁栏杆上几毫米厚的钢条被子弹穿透。木樨地地铁站上有深深的弹孔。这时我才知道我昨晚的危险，有点后怕。在木樨地桥上有几辆公共汽车作路障。大桥北边的人行小桥上也有一辆电车作路障。桥西有几辆汽车在燃烧，浓烟滚滚，很呛人。我过桥西行。突然，西部一群人拼命向东奔跑。我只好沿玉渊潭小河西岸向北，在中科院对过停下。向南望去，只见几十辆装甲车从西向东开来。第一辆装甲车向桥上的公共汽车路障连撞三下，装甲车跳了很高，几乎翻了过来。两边的人群高呼：“好！翻他妈的！”后面的坦克放了几颗催泪弹，一股黄烟，幸好是东北风，我这边没有受害。
几十辆装甲车东去以后，又有几辆军车开来。一辆军用卡车被路障挡住，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冲上前去向车上扔砖头。我继续沿河边向西北走去，从玉渊潭水闸绕回三里河大街，再到复兴门大街。街道两边骂声不绝。两位白发老太太说：“北京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日本人的坦克也没有进来过！”密集的枪声从昨晚１１点到今晨７点半。整个上午，零星的枪声不断。
广播电视部门前的汽车是军队进城前烧的。其它汽车都是军队进城以后愤怒的群众烧的。国华商场前的军车是今天早晨烧的。
今天一整天，同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交流自己看到、听到的死亡情况。有些情况骇人听闻。
住在9号楼1013室（我的隔壁）的陕西分社记者卜云彤（出版出改为小卜）清晨从西单回来告诉我：今晨６时，在电报大楼附近，一辆坦克从东向西开来，市民唱歌，喊口号，坦克向一群学生猛冲过去，因有催泪弹，学生睁不开眼，后面又有铁栏杆，学生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路。坦克过后，有１１具尸体。第一具尸有血，头压扁。其余尸体当时没看到血，人都压扁了。一中年妇女过来，呼天抢地的大哭。
经济参考报副总编周建英（出版时改为老周）说，一孕妇在院内乘凉，一颗子弹穿透腹部，胎儿和母亲都死亡，其夫一时精神失常。（老周的女儿在医院工作，情况应当是可靠的）
《半月谈》何晓彤（出版出改为小何）说，当晚他在复兴门立交桥，装甲车开过来，老百姓手挽手想挡住，装甲车开得很快，挡车的人只好让到桥两边。装甲车用机枪从上向下扫射，何晓彤迅速卧倒，一骑自行车青年脑浆被打出。
国内部政治组邹爱国说：今天早晨六点钟，我和何平（出版时改为小何）、张勇（出版出改为小张）去六部口，亲眼看到坦克压死１１个学生。在音乐厅北口，一颗子弹打入一个人头部左侧，一块头骨掉了下来，是白色的，一学生赶快拾起头骨送上救护车。一颗子弹穿过一个人眉间，当场倒下。
日记里写的木樨地当时没有立交桥，那时小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是走汽车的宽桥，在宽桥北边１０米处有一个人行窄桥。１９９５年建立交桥后这里面目全非。
６月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怎样呢？在现场的同事和朋友回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大概一点左右，北京市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发出《紧急通告》，说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现在必须坚决反击。1点55分，从人民大会堂里向广场打出催泪弹。群众声泪俱下地向军人讲理，让他们不要开枪。一位妇女喊：“打倒军阀！反革命法西斯！
”这时，从南面开来装甲车，后面跟着部队。工人自治会向车上丢汽油瓶，装甲车着火逃跑。从故宫、中山公园等处开出大量解放军。和群众有所冲突。四点钟，广场灭灯，一片漆黑。广播通知让人离开。４点４０分灯光重开，这时广场已被包围。四周的军人处于临战状态。机枪架着，战士爬在机枪旁边作描准姿势。在恐怖中，群众高呼：法西斯！法西斯！
４点５０分，纪念碑前的学生讨论撤离问题。有人主张保存力量。５时左右，向纪念碑开枪（向上），同时装甲车从广场西北角开来。装甲车在广场东南留出一条通道让学生撤离。警察用警棍和皮带驱赶，有惨叫声。学生一边哭一边唱国际歌，打着旗子撤离。很悲壮。很多人鞋子丢了，但队伍很整齐。学生还没撤完，装甲车就在帐棚上来回压。有人说帐棚里还有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和金水桥附近，有机枪扫射声。这是对付工人自治会的。事后政府宣布，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但群众中与此相反的传说很多。
同事中相互转告：北京国际广台发生了值得新闻界同人骄傲的事情。昨晚，这家电台英语节目负责人吴小勇冒着生命危险用英语向全世界广：“这里是北京国际广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吴小勇是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他没有像有些高干子弟那样，恁藉父亲的权势爬上高位，只是靠自己的业务水平当上了处干部。事情发生后，他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6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中的主持薛飞、杜宪，身着黑衣，臂带黑纱，报导新闻时神情哀伤。王震看了电视大为震怒，说：“我再不愿看到这个女人！”从此，他们两人就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６月５日星期一昨天傍晚一场雨冲掉了长安街上的血迹。但坦克履带的痕迹清晰可见。被坦克压碎的交通分隔水泥墩、压坏了的自行车比比皆是。被烧毁汽车还冒着一股青烟。
在电报大楼门前一辆被烧毁的汽车上吊着一具尸体（即刘国庚，后命名为“共和国卫士”――6月20日注）。头上戴着军帽，全身赤裸，只有脚上穿一双浅黑色尼龙袜。头部烧焦了，全身皮肤白皙，腹部有一个三、四寸长的口子，从中可以看到肠子。在尸体旁边有人用粉笔写着：“刽子手，他亲手杀死了四个人”，是一笔很漂亮的隶书。由于这一行字的影响，有人向尸体上吐唾沫。有人说：“死得活该！”在音乐厅附近的新华路口，横放四辆坦克，坦克前站着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名头戴钢盔的胖军官笔直地站在路旁。在坦克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这个通道里可以南北穿行。在六部口的长安街口，二十多辆坦克把长安街拦腰斩断。六部口以东被封锁，行人和车辆不能进入。在新华门前军人在操练，口令声使人胆寒。
今天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了一整天。
今天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群众开始抢购粮食。蔬菜价格涨了一倍。
新华社院里站满了议论的人群，一一，大家交换见闻，多是哪里打死了人之类消息。
今天下午５点钟，西单枪声密集。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响了一个多小时。其间，西南方向也有清晰的枪声。据从西单回来的人说，六部口方向向西开来了坦克和军车，一些人又在西单用公共汽车设路障，所以军人开枪。群众一听到枪声就向四方奔跑。
下午７点钟，西单浓烟滚滚。７点４０分，西单又枪声大作。从西单回来的记者说，７点钟，军人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了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用浓烟作背景，拍摄电报大楼前的那具军人尸体。大概是制作“暴乱”的录相。有人向里观看，军人就开枪。当场死了两人（其中一位老头）。
晚１２时零５分，西部不远枪声大作。
晚１２时４０分，西部不远又枪声大作。
晚１２时４２分，西单又响起了枪声。
晚１２时５５分，长安街枪声大作。
在两次枪声间歇时，有群众的呼喊，骂邓小平、骂解放军。一阵骂声，一阵枪声……
不知持续了多久，我入睡了。天刚亮，楼顶上的直升飞机又把我惊醒。
今天，新华社不少人对戒严部队用新华社的名义发布歪曲事实真相的消息十分愤慨，抱怨穆青太软弱，不敢顶，使新华社蒙受了耻辱。
食堂旁边的布告栏里有人贴出了这几天新华社发出的歪曲真相的稿件，上面有王忍之、曾建徽、袁木等人签发后，直接送新华社让发的。这大概是总编室哪位编辑贴出来的，说明他们发这些稿件是无可奈何。
驻外记者纷纷发回电报，其中一份是：“纽约．联合国分社．请转北京新华社总社的同事们：正义和良知向你们呼吁：请把天安门流血事件真相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外国朋友和我们一起焦虑地期待着，你们不能沉默！
为了民族，为了真理，为了新华社的荣誉，从灵魂深处发出正义的吼声！！！
亚地亚哥分社全体同事。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晨”如果单从长时间的密集的枪声来判断，北京市一定是血流成河、尸横满街。但是，实际死人并没有这么多。其中不少战士的枪是向上开的。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指挥官，也要尽可能减少普通群众的伤亡。但是，在高度对抗的情况下，被激怒了的拿枪的年轻战士，就很难有什么理智了。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数字。群众中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袁木说的这个数字。事后我听袁木周围的人说，袁木曾建议由红十字会出面作一客观统计，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只好按政府提供的数说话。军队到底伤亡多少？政府公布的数字应当不会缩小的：戒严部队、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负伤６０００多人，死亡数十人。“数十人”，到底是多少？一直没有公布。从报纸上宣传暴徒的罪行和“共和同卫士”的数目来看，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在几十万军人中，受伤数千人是不会少的。群众死亡人数袁木没有公布。我曾向在北京市高教委工作的清华同学任彦申打听死亡数字，他说，北京市委负责尸体收集的人告诉他，死亡296人。但我也听到过一些某处尸体就地掩埋、就地火化的传言。如果真有就地处理尸体的情况存在，那位收集尸体的人提供的296人，就不是全部了。还有一种说法，被打死的学生有一些按正常疾病死亡处理，这又减少了打死的人数。到底死亡多少群众和学生，恐怕只能是一个历史之谜。
据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说，进入北京戒严的２７军的军部在石家庄。６月４日到６月５日，石家庄数万名群众包围了这个军的军部，抗议２７军在北京的行为。２７军的家属给自己当兵的男人写信，叫他们不要打学生。
在动用数十万军人镇压学生的同时，当局还对外封锁消息，为此，公安部门对驻京的外国记者采取了措施，《戒严一日》一书中对此有记录：6月4日凌晨1时整，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值班室小王一字不漏地记下了上的指示：“即刻派人去北京饭店收缴外国记者违反戒严令非法摄制的录象带、胶卷，并对他们违反戒严行为提出警告！
”．．．．为了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处领导果断地决定：“刘建华副科长带领6人去北京饭店执行此次任务，全体同志着便装携带警服，穿胡同步行前进。”．．．．．下午7时30分，在紧张的一夜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园满地完成了收缴外国记者非法摄制的录本带、胶卷的任务。
（北京市公安局刘成社：《没有硝烟的战斗》，同上书第185－188页）
６月６日星期二公共汽车不通。还有零星枪声。所以，除了家住新华社附近的人外，其它人都没有上班。
上午８点半，我去西单。昨晚被烧的十几辆汽车上显出一个个大窟窿，这大概是火焰喷射器的痕迹。在电报大楼前军人的尸体移到了西单路口，腹部那个口子扩大到十多厘米宽，一大堆肠子鼓了出来。
西单路口西北角那个食品店门前（当时这里没有建中国银行――作者２００４年注），有四棵直径一尺左右的槐树倒在地上，碗口粗的树枝压得粉碎。上面有履带的痕迹。
一人说：“这是暴徒的拳头打倒的。”另一人说：“这是暴徒的坦克撞倒的。”满街都是压碎了的水泥墩。钢筋、汽车零件被压成扁扁的白铁。
在人民银行门前（还未完工）的马路边躺着一具青年人的尸体。穿着运动衣，皮带上有一串钥匙，脚穿布鞋，头部满是血，瞪着两眼。旁观者说：“他死不瞑目。”复兴门立交桥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桥两侧排着两列坦克，大炮指向两边（二环线南北）。
在没有军人的地方，群众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议论纷纷。
最近两天，北京的高校设灵堂、带黑纱，开追悼会。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抗议游行。
游行队伍举着花圈和挽联，喊着打倒李鹏、邓小平、杨尚昆等口号。长沙学生卧轨使京广铁路中断。兰州几千人的敢死队占领了公路桥，使陇海铁路不通。上海满街都是路障，防止军人进城。成都市中心盐市口人民商场被烧。西安群众设路障和军人对抗。
对国外的电讯中断。出国在外的人不知道家中的情况，心急如焚。我的一位老同学、老朋友在美国宾州大学当访问学者，他也一定很着急。午饭后我骑自行车到和平里他家探望。
回来时6点多了。副总编周建英还在办公室等着。她见了我生气地说：“你回来了，我们以为你被打死了呢！”这两天经常传说街头打死了人（薄一波的司机在街上被打死了）
各单位随时清点人数。我向周建英解释说：“我的老同学远在美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我应当看看他的老婆孩子。”周建英说：“你也有老婆孩子，你出了事我们怎么向你的老婆孩子交待！”对外通讯中断，但新华社的业务线路还没有断。我托国际部负责联络国外分社的一位同事给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分社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同学宾州大学的电话号码，通报他家里平安。
从新华社收到的外电得知，北京的镇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各国反应强烈。６月５日和６月６日的《参考资料》作了大量的报道。现摘要如下：香港近２００万身穿深色或白色服装的市民４日在香港最大的跑马场参加“黑色大静坐”，然后举行环岛大游行。
澳门５万多人４日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对北京流血事件抗议活动”。
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６月４日就采取了抗议行动：来自美国各地２５所大学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云集华盛顿，在中国驻美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示威者”。一些集会的留学生说，他们是开车１２小时专程赶来的。１５００多名中国留学生、当地华人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多伦多，二至三万华人和留学生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在巴黎的中国使馆附近集会的中国留学生和法国人约３０００人左右。数百人在伦敦抬着两个象征性的棺材在街头游行。在维也纳、海牙等欧洲城市也有中国留学生游行。在里斯本的中国留学生向中国驻葡使馆递交了抗议书，并在使馆前放置花圈，为死者致哀。东京华侨总会发表声明“对用武力杀伤众多爱国学生和市民表示无比愤慨”。在东京的留学生和华侨约２２００人佩带黑纱参加了抗议集会。
很多国家领导人和政要都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的镇压表示谴责：６月日，美国总统布什就北京局势最新发展发表讲话，说“必须强烈地和明确地表示我们对最近几天事态的谴责”，他下令采取以下行动：――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同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当时大约有45008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滞留在美国。
六月五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中国局势的声明，“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取消预定六月六日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前来共同主持共同体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六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地谴责对和平的示威者采取的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武力镇压”。第41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决定通过制裁中国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主要措施包括：一、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二、停止各成员国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三、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级接触；等。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声明说：“对不加区别地枪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深感震惊。”英国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说“北京的枪杀事件是对人类的犯罪。”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北京事态表示“严重关切”。
法国总统密特朗谴责中国领导人下令部队向示威者开枪。他在６月４日发表谈话说：“一个政权为了维持下去而不惜向它培养的、为争取自由而反对它的青年人开枪，这个政权就没有前途。”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发表谈话：“天安门广场的‘天安’这个字的意思是‘天上的和平’，现在就是在这个天上的和平的广场上，在昨晚留下了几百个或者是几千个青年人的尸体。”法共总书记治．马歇发表公报，对北京的镇压“表示法国共产党的震惊和愤怒。”意大利政界人士６月４日下午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一致“谴责中国政府对学生使用暴力”。意共总书记奥凯托约见中国驻意大使杜攻大使，并递交了一封致中国领导人的信。信中说：“我在这里表示我和我们全体意大利共产党人对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闻所未闻的大屠杀行为的愤慨和严厉谴责。”西德总理科尔说，北京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震惊，他对争取更多的自由和人权的中国学生表示“由衷的同情”。
西德政府发言人就中国事件发表声明：“联邦政府谴责对以和平示威争取民主权利的公民出动装甲车和动用射击武器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瑞典首相卡尔松发表谈话说：“对这种令人震惊地使用军事暴力的做法，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遗责。”瑞典政府５日做出决定，“鉴于中国当前事态的发展，取消中国前国家主席、现政协主席李先念原定９月８日访问瑞典的安排。
”瑞士政府就北京事态照会中国驻伯尔尼使馆，“联邦委员会谴责对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的暴力镇压。”芬兰外长和芬共主席就北京局势发表声明：“我们以震惊和忧虑的心情关注着北京向我们传来的事态发展。使用如此之暴力令人无法理解。”日本首相宇野“对北京事态表示不胜忧虑。”日本三个在野党“对中国形势表示遗憾和忧虑”。日外务省发言人“对于北京的流血感到严重关切。”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霍克政府对中国的镇压“深感悲痛”。
新西兰总理帕尔默说，新西兰政府将“就中国政府使用军队对付没有武装的市民这一不可接受的行动提强烈的抗议。”泰国总理差猜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
菲律宾总统科．阿基诺夫人５日说：“我和全世界领导人一样对北京的事件向暴力发展表示沮丧。”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于“中国政府镇压北京要求民主的游行者感到震惊和沮丧。”世界各大媒体对中国镇压学生的谴责势如波涛汹涌。
与此同时，中国驻外金融机构信用顿时崩溃。六月五日清晨，香港中银集团所属的13家分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发生了中银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客户挤兑，当天提出款项5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同一天，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其属下的16家支行门口，一早就排起了长龙，发生了自195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客户挤提现象，当天提出款项3．3亿港元。为了挽救中国在香港澳门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不得不从内地大量调入头寸，使挤兑风潮平息。
６月７日星期三街头有不少铅印传单。其中一张写道：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你缺少什么？
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
昨天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六四”伤亡情况。他说军队死伤５０００人，群众死伤２０００人。一共死亡不到３００人，其中学生只死２３人。大部人不相信。有人指着电视上的袁木骂：“戈培尔！戈培尔！”（注：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成为真理”是他的名言）
这两天有各种传说，有人说邓小平死了；有人说有可能发生内战。
今天阴雨，天空低沉。商店关门。公共汽车不通。人人都阴沉着脸。在北京的旅行者都纷纷离开了。新华社号楼招待所里只剩下１０来个人，留在这里的人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北京有些家庭也把老弱转移到外地。北京站显得比较拥挤，人们都想离开这座城市。大家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更怕部队之间发生摩擦而导致战争。
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视不断出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情况，电视屏幕上全是暴徒烧汽车，抢武器，杀解放军……。开电梯的女服务员说：“全是造谣！”的确，电视、报刊的确有夸大群众暴行的情况，这大概是为了证明的确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证明“开枪有理”吧。本来，绝大多数被烧的汽车是军人开枪以后烧的，电视里却说群众先烧汽车，军队不得不进城平息“反革命暴乱”。
６月９日 星期五今天下午公共汽车可以穿过天安门前，但还不允许自行车通过。晚饭后，我骑自行车沿长安街西行，从民族宫到公主坟路障全部清除了，并且已打扫干净。但没有看到公共汽车。
骑自行车的人不少。不时有军车通过。车上的军人把枪架在车顶上，威风凛凛。马路两边岗哨很多，在长途电话局、在复兴门立交桥、在燕京饭店，都驻有很多军人。宣武饭店、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故宫、北海公园、天安广场，都成了兵营。
人们的舆论开始转弯。前两天慷慨激昂的骂声没有了。新华社院里聚集的人群没有了，街头群众议论的人堆没有了。但在办公室里还是关起门来议论。另一种看法也出来了（前些时群众舆论一边倒，都是支持学生的）。今天上午我去西单首都打字机行买打字机，乘服务员到库房取机器的机会，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售货员和我交谈了较长时间。她说：“不动用军队解决不了问题，开枪是应该的，对暴徒还能手软？枪子没长眼睛，误伤是难免的。叫你不上街，谁让你上街呢？”“木樨地是匪窝子，在这里多打死几个人是可以理解的。”“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他跑不了。我们的空中也控制起来了。”“高自联的头头应该枪毙。”我看她态度如此鲜明，就和她谈起家常，才知道她男的是二炮的一位军官。儿子没有考上大学。
对成天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老人来说，媒体的宣传是很起作用的。今天上午碰到了离休多年的朱波，他说他很久没上街了，但每天听广，看电视。朱波说：“你看这些暴徒多狠，把我们的战士的肠子都挑出来了！”“对这些暴徒就得狠狠地镇压，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在拿起棍子打暴徒。”报纸、电视又不断地发布通缉令和处理罪犯的消息：新华社上海６月１０日电：上海“工自联”９名头头被抓；新华社上海６月１０日电：上海逮捕制造骚乱事件的１０名罪犯；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０日电：首都抓获参与反革命暴乱的４００多名暴徒；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０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通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封锁、翟伟民、擎暾、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２１名“高自联”头头；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０日电：首都“工人特别纠察队、”１６人落网；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２日电：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各地公安机关部署查缉，严防方励之、李淑贤外逃”；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４日电：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工自联”头头韩东方、贺力力、刘强；６月１６日上海文汇报报道，因在光新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作恶，三名罪犯判处死刑；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７日电：北京判处八名打砸抢烧罪犯刑事犯死刑；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７日电：北京已有１０９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合会”的头头也在缉拿之列。有的省市也开始搜捕本地的“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
通缉，抓捕，自首，检举，判刑，枪毙，取缔非法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各家报纸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
各单位也对前一段职工的表现进行清理。很多人被迫作了检查。当时规定，对处级以上的干部上街游行的要给处分但是，上街的处以上的干部太多，（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１１８位处以上的干部，有１０２位上了街，中共中央机要局的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上了街），法不责众，各单位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多数是不了了之。
６月９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队以上干部，并且发表了十分强硬的讲话。他肯定４．２６社论是正确的，认为４．２６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他首先“对在这场斗争上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并提议为死难的烈士默哀。但是，他对死伤群众没讲一句安抚的话。可见他旗帜之鲜明。他坚持他在4月25日讲话时提出的看法，他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02－303页）
不过，像次反自由化高潮过后一样，他总要强调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变。在６月９日的这次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没有错，强调“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在这之后层层开会，用邓小平这个讲话统一思想。
６月３０日，经新华社发通稿，所有的报纸都同时登载了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署名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和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两万多字，点了几十个人的名。从这个报告的八个小标题就可以看到其态度的强硬和偏执：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的正确的；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六、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基调。几年以后，陈希同因腐败罪被判刑，公布审判结果，他受贿金额只有几十万元，其中还包括外国人送的、存放在办公室的礼品。但北京的老百姓并不同情他，出租司机说：“陈希同不是经济犯，是政治犯。”他们说的“政治犯”是指陈希同在“六四”中积极参与镇压学生。这是后话。
６月１９日到２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赵紫阳。万里也挨了批评。２３日到２４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这次会上撤了赵紫阳的各项职务。会议没有安排赵紫阳发言，赵向主持会议的姚依林提出发言要求。姚依林给赵15分钟。赵紫阳拿出准备好的稿子一口气念了２0分钟。他一共讲了5个问题。一，讲他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和他的思想状况；二，自学潮以来自己是怎样做的，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妥，对11个问题作了解释和自我辩护；三，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这里他强调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协调进行，强调“政治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四，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自由化问题对我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五，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我的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有保留意见。他最后说：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对赵紫阳这个申辩不仅没有考虑，反而加重了对他的处理：原来准备保留的中央委员也不给他保留了。事后让王任重负责调查赵紫阳的问题，调查两年，最终还是没有查到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证据。王任重据实秉报，陈云批示：“到此为止”。但从此一直对他软禁。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会后，万里在家里说：“胡赵万，胡赵万，三个倒了两个半。”赵紫阳丢了官，却在群众中得了分。他成了反对镇压、并为反对镇压付出了代价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个结局在几个月以前是没有人预料到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邓听完后，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能倒赵。”李鹏回北京向赵紫阳转达了邓的这一态度。赵对李说：“不要在会上传达，个别说说就可以了。”邓回北京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休。赵不同意。如果不是北京政治风波，赵紫阳就会成为真正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正如赵紫阳说的：“我下台和胡耀邦不同，胡耀邦下台有一个过程，我下台带有突发性质。小平后说我是自我暴露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是群众中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大演示，是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大冲击，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挑战，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检阅。邓小平真不愧为“钢铁公司”，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他寸步不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用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来扭转局面。
“六四”是两个基本点碰撞最激烈的表现。两个基本点的碰撞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在一些方面有冲突之处，这种冲突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加以缓冲；而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却具有刚性，是无法缓冲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权力制衡问题。而内力（即权力体系内部的力量）是不能制衡的。因此，权力制衡就要触动中国共产党的现行领导体制。两位总书记的下台都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引起的。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中没有回旋的余地。
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实际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内传统势力的利益，也就是代表这个政权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虽然他和陈云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现行的领导体制，为了保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管你地位多高，只要你有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倾向，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够坚决，都得把你赶下台。对这一点，邓小平在同李政道谈话时说得很明白：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２４页）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坦桑尼亚革命主席尼雷尔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４４页）`不管从那个观点来看，“六四”是一场空前的悲剧。它在人们的心中，在改革开放这一段史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疙瘩。这个疙瘩也许成为将来某个时候复发的“病灶”。疙瘩总要解开，病灶总要根除。对于没有身负“六四”史责任的下一代领导人来说，“六四”还是一张很有价值的“政治牌”。这张“政治牌”在未来的权力角逐中，在已经得到权力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也许大有作用。他会不会打这张牌，能否打好这张牌，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在于有胆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