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戒严以后的十五天

  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家中的一个会上决定对首都实行戒严。第二天下午,杨尚昆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为北京地区的戒严进行兵力部署。会议決定以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戒严的主要任务,其他军区配合,成立戒严部队指挥部。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刘华清、迟浩田和周衣冰(北京军区司令員)組成,直接对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統一指挥。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有15军、20军、24军、27军、26军、28军、38军、39军、40军、54军、63军、65军和67军。调兵时动用了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

  5月19日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司局以上的干部大会,宣布戒严。

  外地进京部队沿途受到群众的堵截。以从石家庄开来的27军为例,5月19日7時30分起,这个集团军参加戒严的部队分三路向北京地区梯次开进。其中第79师参加戒严部队编为兩个合成团,沿元氏、赵县、安国、保定、良乡路线向北京待机地域开进;第80师編为兩个合成团,沿灵寿、曲阳、徐水、朗县路线向北京大兴地区开进。19日午后,集团軍先头部队抵保定,遭到学生和群众的拦截,集团军基指和直属队,第79师、第80师戒严部队各一部先后受阻。部队被迫改变行军路线,围绕道安新、容城、涿州,於20日晨进入北京市郊。但后续部队被截堵于保定,前进后退均受阻。該师又組成以王小京参谋长為組长的轻便指揮組返回保定控制和指挥部队,迂回进京。集团军高炮旅、工兵团、通信团于19日12時以后先后出发,当日行至保定受阻,连同第80师部分车辆在保定市郊被阻7個小時。部队进入北京市郊,在良乡、丰台路口、大兴、芦沟桥等地再次被阻隔,通信联络中断。

  在调兵过程中出现了令人震惊的38集团军军军长徐勤先抗命事件。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在东四十条)就治。住院期间,他密切关注北京形势的发展,不同意动用军队镇压学生。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这一天,他刚好结石被排出,情绪很好。参加会议的有几位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它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

  ”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到了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

  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徐勤先,1935年8月出于山东省掖县,8岁被闯关东的父亲接到奉天(今沈阳)。那时他父亲在一个小店里站柜台,但很快失业。徐勤先读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卖菜。沈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后,他1948年重新上学。1950年抗美援朝招兵,徐勤先要求参军,但因年龄不够没成,他又到抚顺通讯兵学校,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参军,才被接受为学员。学习8个月后赴朝在38军坦克师当报务员。从朝鲜回来后继续留在坦克一师。徐勤先好读书,涉猎甚广。

  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方方面面的书,甚至先锋派的诗,他都十分喜爱。由于他思路开扩,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很强,在坦克师由报务员、通讯营长、团参谋长、作战训练科长、一步一步升到师长,后又升任38军副军长、军长。

  38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人数最多、素质最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军。作为中国最大的军的军长,又敢抗拒中央军委的命令,人们认为他有特殊背景,误传他是徐海东大将的儿子。

  18日晚,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就徐勤先抗命事件向杨尚昆作了紧急报告。杨尚昆说:“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

  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杨尚昆向邓小平谈到此事时,邓小平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行。....军纪一定要严,军心一定要齐。”军纪严比较容易,军心齐就很难。杨尚昆为此深为不安,几天睡不好觉。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徐勤先,不得不第二次调兵,还对已调进北京的军队的布防重新进行调整。徐勤先回到医院后很快被带走,被关在某地,后被军事法庭判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在秦城监狱服刑(最后一年在公安医院)。

  一位作家写诗一首,歌颂徐勤先舍生取义的行为。诗曰:三军易得凭驱遣一将桀骜天下惊优患百年凝浩气摘缨甘愿且徒刑徐勤先刑满后,江泽民下达指示给徐勤先以副军待遇安排在石家庄养老。这是后话。

  戒严部队进城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军队一直无法执行戒严。这种军民对峙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半个月。下面再抄录我这一段时间的日记。

  5月19日星期五赵紫阳、李鹏等今天清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从电视上看到,李鹏只讲一句话:“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声泪俱下地对学生说:“情况很复杂”、“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赵紫阳告别政坛的最后讲话。

  下午,中宣部通知各报社说,中央领导人指示,各新闻单位一律不得报道学潮的事,要制造有利于事态平息的舆论。今天上午,本报总编辑删去了一位年轻记者稿件中有关学潮的内容,记者和他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据说今天其它报社也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下午4点钟,传达了中宣部的通知以后,各报社内部这种冲突才平静下来。记者们有意见也没有办法,只好骂骂而已。今天上午受到责骂的总编辑们感到轻松。建国以来,仅仅开放开了几天的新闻舆论重新收紧。

  今天下午,在游行队伍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打出巨幅横标:“反对暴力警惕军管”。晚饭时,一位军事记者对我说:“今晚大军要进城,快去广场把你儿子找回来”群众中也有传说政府正在调动军队。

  晚8点半,我到广场去找杨磊,刘青海去找他亲戚的孩子,我们结伴同行。9点半,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10点钟传说赵紫阳已经下台,有人主张继续绝食。广场上人还是那么多。各大学在自己驻地周围,由学生围成人墙,不准外人穿越。我们越过重重障碍,从广场西南角挤到纪念碑北边用了一个多小时。

  把杨磊从广场找回社里已经深夜一点多了。只见所有的电视屏幕上都是李鹏的头像。他在发表关于实行戒严的讲话。他不时地挥动着拳头,声色俱厉。各处的电视机都开着,但很少人坐下来看电视。有人指着电视叫骂:“法西斯!”这时有人说,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我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我立即下楼骑车沿西长安街西行,奔向公主坟方向。只见沿途群众情绪激昂,有人演说,有人喊口号,对李鹏、杨尚昆、邓小平、王震等骂声不绝。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学生自西向东呼啸而过,可能是到广场去壮大学生队伍。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市民自东向西飞驰,据说是去堵截军队。车上的人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几百辆摩托车集结成长长的队伍向西驰去。不久又从西边驰回。威武,壮观。这是市民摩托队,是为学生壮威和通风报信的。

  在公主坟,环岛周围(当时公主坟没有建立交桥――作者1997年注)果然停有大量军车。这些军车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在每辆车跟前,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有的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有的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有的向战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用过去战争年代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在“策反”。有一位战士还听得流下了眼泪。多数战士不说话。一位上尉走下车来和群众握手,说:“我们心里很明白。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干出对不起人民的事。”群众热烈鼓掌。

  邓小平等本想利用军队来平息愈演愈烈的学潮。但事与愿违。群众不怕军队。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作为路障的有公共汽车,有马路上的钢铁隔栏,有木头。在有些干道上,马路中间的钢铁隔栏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条马路被封死。军队无法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军队不进城,取消戒严,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反对政府的人也会得寸进尺;强行进城,势必造成大规模流血。

  有些“聪明”的省、市领导人看到形势前景不明,对敏感问题不表态,不“站队”,成天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讲反腐败、讲党风等不会出错的话题。他们这样做,为自己留下了后路,将来不管谁主持中央,还得用他。

  5月20日星期六今天首都气氛十分紧张。城外四周大兵压境。天上直升飞机低空盘旋。一架又一架直升飞机似乎擦着楼顶掠过。嘎嘎的马达声令人心惊胆颤。

  但是,人们和政府对立情绪也更激烈。公开反政府的人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演说:“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我们老百姓把他们翻了!

  ”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做着“覆舟”的姿势。他的几百名听众鼓掌,欢呼。

  有人在演说中称现政府是“伪政府”、“李鹏等一小撮政治阴谋家”。广场上出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巨幅横标:“强烈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非常会议敦促李鹏辞职、邓小平杨尚昆引退解救危难学生、稳定政局”今天人们不顾不让游行的禁令,百万人上街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

  游行队伍中不停地呼喊“打倒李鹏!”的口号。“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也不断喊出一个标语上写着:“新四人帮: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李鹏”地铁已经封锁。有的说里面装满了军人。每个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

  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送水的人们对政府断水行为骂声不绝:“真缺德!”广场上的学生在学习防催泪弹知识。有的标语上写着:“防止空降兵!”一辆装有四个高音喇叭的大轿车在长安街和前三门大街缓缓移动。不停地广:“我们是首都工人自治会,号召全市市民走出家门,支援学生,把李鹏等一小撮政治阴谋家淹没在人民的大海之中。”今天本报为是否登李鹏讲话和戒严令发生了激烈争论。总编辑要登,一批编辑、记者不让登。最后印刷厂的工人说:“没有人手换版”,结果没有登出。工人不想登。

  晚饭后,长安街和广场上的人比前几天少,只有几十万人。晚10点,我和田学祥一起去广场,看到各方支援学生的队伍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排着整齐的队伍开进了广场。一队“市民抗暴团”雄纠纠地开进来了,人们一阵欢呼。一位“工人敢死队”队员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我已经写好了遗书,不准备活着回去。”传说戒严令必须在24小时内发生效力。所以人们认为,昨晚没进城的部队,今晚一定会强行进来。因而各种“敢死队”、“纠察队”准备进行拼死搏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游行队伍的巨幅横标写着:“政府已经走向了历史反面”、“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5月21日星期日昨晚军队还是没有进来。今天上午我去广场,看到人比昨天少多了。天亮后,工人都撤退了。广场和长安街上只有20万人左右。但各地铁出口,各路口还有很多学生和市民把守。

  这几天新闻封锁。不让如实报道北京情况,从新华社资料室得知,香港报纸一连几天也没让进北京。正常渠道得不到消息,各种传闻大量涌来。今天有几则传闻:万里发表声明,说李鹏宣布的戒严违反宪法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示不服从中央决定海南省委书记湘致电中央,反对中央决定外交部通电国外,不承认中国政府美国航空母舰进入渤海等等。

  这些传言基本不可靠,其中有不少是谣言。如果遵守新闻规律,让报纸如实报道,就不会有这么多传言。

  今天的群众舆论普遍谴责政府。街头演说的增多。演说的不仅是青年,一位老太太在街头演说博得了阵阵掌声。

  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大标语牌上,不知谁用工整的隶书写满了四字一句的《讨邓檄文》,东南角幅标语牌上同样写满了四字一句的《讨杨檄文》。杨是杨尚昆。

  晚12点多钟,新华社几百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天安门声援(传说今晚一定要执行戒严令,要采取行动)。口号是“北京人,站出来,救学生,救国家,救民族”。语句短促,喊出和声音低沉有力,颇有一种为正义而赴死的味道。在院里集合时,穆青、郭超人出来劝阻。穆青说:“要保住我们这支队伍。”结果还有500多人上街。所到处,群众高呼:“新华社,好样的!”5月21日,张爱萍、叶飞、肖克、杨得志、宋时轮、陈再道、李聚奎七位上将联名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写信(后来王平也参加,一共八名上将),信中表示:鉴于当前事态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提出以下要求:人民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镇压人民,绝对不能开枪,绝对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军队不要进城。

  《解放军报》一位记者采访肖克,肖克说:“中国不能出现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流血事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倒退五十年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上街的。”当然,这样的话是不能登出来的,但在新闻界同行中口头传出来了。

  5月22日星期一听说六里桥发生了冲突,上午我骑自行车去六里桥。站在还未竣工的立交桥上向南望去,只见数十辆军车被黑压压的人海所淹没。第一辆军车前面,有一辆横过来的公共汽车阻挡了道路。几辆356路汽车轮胎放了气,横在路口。

  在车号为P71-1834的军车上,战士都背着枪,车上装有不少箱子,像是弹药箱。数十名群众围着车做说服工作。在另一辆车上,学生们为战士放录音(记录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情况)。群众为战士送来了馒头,战士坐在车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看来他们很饿了。站在车旁的一个人和战士谈话。这人说:“你们千万不能镇压学生。”战士反问:“你看我们会开枪吗?”“我相信你们不会开枪。如果上级命令开枪呢?”“向天上开。”战士用手向天上指了指。

  城里传说军车进六里桥时和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位老人向大家介绍两天前军车开过来的情况。他说,并没有群众躺地路上挡车的事。只有一个太太跪在地上哭求战士不要去镇压学生。在六里桥没有发生冲突。这位老人说,在丰台群众和武警发生过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一个农民开拖拉机拉砖经过这里,拖拉机停了下来,为群众提供“武器”,群众拿起砖头,把武警赶走了。

  下午去广场。在天安门金水桥南挂上了“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一位30多岁穿白色衣服的工人站在那里,对过往行人说:“工人自治会已经组织起来了。”一会儿,过来一位40多岁的人说:“请派两名纠察队员跟我去。”穿白衣服的手边没有人,他对站在旁边围观的一位青年说:“你可以去吗?”这位青年同意了。自治会就发给他一个红布条,说:“你就算自治会员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说:“天安门下的门洞需要人堵。”(故宫和中山公园近来不开放,据说其中驻有军队)正在这时,从东边过来一支市民游行队伍。自治会的人就动员这批人到天安门下去堵门洞。这支队伍果然留下了几百人听从安排。

  今天新华社院里贴出了通知,今晚8点,新华社职工游行。下午5点半,穆青、郭超人就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大家制止。说,新华社昨晚游行已经很突出了,今晚再去就更突出了。我们得保住这支队伍。你们过去的行动责任我们承担,我们会保护你们。现在外面传说穆青下台了(我们可没有听到这种传说),你们再去游行,可能真要下台。这个班子下了台,谁保护你们?我快70岁了,不怕丢乌纱帽。前几天游行好说,戒严后游行是明目张胆地反政府,将来要追究的。由于穆青的苦劝,预定今晚的游行取消了。

  晚饭后去301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路经公主坟,这里的军车都退到301医院和一所中学里去了。在301医院门口有学生站岗。里面有60多辆车,车号是“V04”打头,分别停放在东西两边。战士有的坐在地上打扑克,有的聊天。我问一名上尉:“为什么不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等上级命令。”“大概什么时候进城?”“不知道。你不如找学生打听,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一位是学生头儿。”他指不远处一位穿粉红色上衣的女学生。那位女学生说,看来这几天部队不会进城。她说38军军长就住在医院里。(其实,徐勤先此时已经失去了自由,被关在北京某地方。――2006年注)

  回来时经过军事博物馆。在地铁口的铁栅门里,一名地铁职工在里面搬自行车,他和站在外面的群众聊天。他说地铁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地铁里生活用电没有停,运行用电停了。说是上面让停的。

  “为什么地铁停运?”“这是上面定的,你问李鹏去!”“既然是上面让停的,为什么要说学生扰乱了交通?”“你问李鹏去!”参加招待戒严任务的上校团政委杨清福事后回忆了当时六里桥被困的情景:“1989年5月21日。广安门外六里桥往南150米处。被困了20多个小时。清晨两点,还围了好几万人。部队啃了一天干粮,喝的水不够一泡尿多。昨天就有6名战士晕倒。电线杆子上学生的喇叭说4点钟解放军要打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喊叫声、骂声此起彼伏,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我们的车队旁。几层――十几层――几十层,人墙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几十辆汽车的轮胎被放了气。我们部队是5月19日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5月20日早晨在六里桥受阻,围困时间长达三天三夜。5月23日凌晨4点20分,我们乘学生和群众极度疲劳之机,经过周密组织布置,仅用十三分钟就撤出了包围,部队安全无损地到达了休整地点。”(上校团政委 杨清福:《艰苦忍耐的三天三夜》载《戒严一日》解放军文艺出版2005年版,第14-17页)

  六里桥被困三天三夜的这支部队不得不向两公里以外的总后直属仓库转移。直到6月3日傍晚,才向天安门广场进军。

  (上尉指导员李义:《伤》,同上书,第326页)

  《戒严一日》这本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征文办公室编、2005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总政文化部在北京风波后就向戒严部队亲者发起“戒严一日”征文,征文经过“严格把关”。全书没有军人向群众开枪的记载,却有大量群众如何阻挡军队进城的情况。后者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在北京四面八方都被群众堵截。《戒严一日》中从军方角度记录了被围堵的情况:“5月20日上午10时,秦涛师长命令我团迅速进驻人民日报社等重要警卫目标。刚出营房大门,就遭群众围攻。

  我旋及闯过,紧接着又连闯两道学生设立的封锁线。眼看已进入城区,不料,在朝阳区大北窑,被潮水般涌来的上万名市民和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后来,我们发现了一条远离工厂、学院、居民稠密区的线路,即通过292医院。同时命令部队化装成老百姓,调团办化工厂的五辆大轿车到司令部门前待命。20点30分,八里庄桥上聚集了2000多名群众,看趋势,夜间人会更多。23点,邓副参谋长报告,新路线全线被堵,不要说进北京,就是出通县也很困难。经过讨论,我宣布,改走顺义李桥乡,再插入官庄大道,进而向‘前进基地’――292医院开进。穿着花衬衣、牛仔裤、新潮服的217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鱼贯登车。我们的几台大车跟在一辆运菜的卡车后面上了北关桥。算是闯过了第一关。但此时北京城内形势严峻,各个交通路口都设有路障,并有上千人把守盘查,开进困难。我们从地图上找到了一条路线,离开了马路开向农田区。在洞黑的田野里、村庄中迂回前进。最终到达了292医院。”(中校团长李旦生:《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前进》同上书,第1页)

  “5月20日上午7时50分,臧军长、曹政委奉命率部向天安门广场前进。9点10分,钢铁洪流从西山驶出。9点30分,进入八角街附近路段。车队受到数万人围攻。开始,部队让部分人下车,将躺在军车前面的人抬走,将横在军车前面的汽车开走。我们的部队继续向前开进。学生和群众又截住了3台10吨大卡车和6台公共汽车,并把车胎气放掉,把车钥匙拔走,组成三道屏障,横在路中央。在车队不能前进的情况下,臧军长、曹政委经过简短协商,决定留下看护武器和车辆人员外,其余下车步行,向前突进。他们两人带头下车步行前进。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前后的推搡,12点差1分,两公里走了两个多小时。下午5点40分臧军长、曹政委在古城被围。”(干事秦生祥:《将军被围记》,同上书,第17-21页)

  受阻部队被迫暂时驻扎在北京四周,如沙河机场,南苑机场,三河县,通县,以及四周的仓库、学校。但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刻等待向城内进军的命令。北京市民对四周的部队也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防止车辆开动,汽车轮胎被放气。有的地方,群众用电焊机把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焊死了。

  5月23日星期二戒严令已发布72小时,还无法执行。政府已威信扫地。

  昨天辽宁分社刘欣欣给本报一编辑打电话说:“北京市民真伟大,我以沈阳市民的身分向北京市民致敬!”赤手空拳的北京市民阻挡了几十万大军进城,这是世界奇迹,也是历史奇迹。当然,这也说明政府不敢真正动武。真正动起武来,群众是阻挡不住的。但是,能真正把枪口对准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吗?

  八角村听说解放军来了,农民从四面八方迅速奔向公路,阻挡了军车前进。星期天,从外地调来一列车全副武装的战士,刚进北京站,火车司机鸣笛半小时。群众纷纷围向车站,逼着列车退到了丰台。

  这几天由于公交停运。马路上自行车很拥挤。互相之间磕碰一下的情况经常发生。要是过去,势必要发生纠纷。现在,相互一笑就过去了。一位女同志被碰倒了。几位青年将她扶起来,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请相互谅解。”她起来后,拍了拍衣服就走了。

  北京市政府宣传学潮影响交通。实际上地铁是政府让停运的。这些天,学生和市民一起维持交通秩序。晚上设路障阻止军车进城,天一亮就把路障清除,保持交通畅通。

  北京市政府断了天安门广场的水以后,马上就出现了“学生没有水”的白旗。居民纷纷送水。各种可口可乐瓶、汽水瓶都装满了水,从四面八方送到广场。不少家庭的瓶子全收光了。北京市政府看到断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天就恢复了供水。但市民送水还持续了三四天。给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送食品、送稀饭的人更多。一位西安来的学生对我说:“我们不愁吃,不愁喝,全是北京市民送的。”昨天,24名军人化装成老百姓,穿上便衣进驻了新华社,就住在大礼堂的舞台上。

  礼堂大门紧闭。今天上午,不少人从礼堂侧门拥进去,向他们提问题。一位团长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来这里?为了执行戒严令。

  二、为什么穿便衣?被迫的。我们本可以穿上军装,戴上军徽。但进不来。20日我们来过一次,路过复兴门桥时被学生检查。

  三、来干什么?协助武警维持秩序。保卫新华社。新华社是重要机关。

  大家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齐声呼喊“反对军管”的口号。

  今天下午,百万人上街游行。在西单附近的长安街上,三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并行(过去游行的队伍是一支,两边是旁观者,今天满街都是游行队伍)。靠北边的一支是汽车队伍今天游行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撤消戒严令,恢复首都正常生话李鹏下台,以平民愤李鹏丧钟已经敲响罢免李鹏打倒李鹏,全国安宁;公审李鹏,人民必胜石油工人一声吼流氓李鹏抖三抖--石油勘察院李鹏是动乱之源拥护赵紫阳等等游行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下午四点钟左右,突然乌云压顶,雷声大作,大雨如注。人人被淋成落汤鸡,标语口号被淋得七零八落。队伍有些凌乱,但没有人离开队伍避雨。

  在北京大学的队伍中,几位年轻教师扶着一位白发昂首挺胸的老教授,冒着大雨阔步前进。使人们想起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的形象。

  在雷雨中,所有的口号变成了一个口号:“李鹏,下台!”一部分人喊“李鹏”,一部分人喊:“下台!”成千上万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压倒了雷雨声。

  雷雨稍停,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长安街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一辆汽车上高举一幅李鹏投降的漫画,并且一边敲起大鼓一边齐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他妈的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李鹏而是李鹏怕人民。

  在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按着步伐的节奏齐声喊:周总理,在哪里?

  你的儿子不讲理。

  邓妈妈,少讲话,快把儿子领回家,再给三个大嘴巴:叭,叭,叭!

  南开是周恩来的母校,传说李鹏是周的养子。“邓妈妈,少讲话”是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今天发表的公开信,要求学生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学生对这封信很不满意。喊最后的“叭,叭,叭!”时,脚步声也同时“叭,叭,叭!”地响,口号声和脚步声共鸣,有很强烈的效果。

  游行队伍把目标集中在李鹏身上,希望李鹏下台。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戒严的决策不是李鹏个人做出的。邓小平不会让李鹏下台。如果真让李鹏下台,又有人要说邓小平“舍车保帅”。邓小平知道,李鹏下台以后,反政府的力量会得寸进尺。

  5月24日星期三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五天,军队仍未进城。

  昨天下午的一场大雨之后,天气显得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样过夜?我到广场转了一个多小时。

  在纪念碑南面的二层台阶上,有一个小小的物资站(即群众救助学生的物资存放棚)。不少学生,瑟索地排队领取衣服,人人都得到了满足。我问发衣服的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多衣服?”他说:“都是市民送的,晚饭后两三小时内就送来了两、三万件衣服还有毯子和棉被。”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几乎全是外地学生。全国所有的高校都在广场上设有营地各校都用塑料搭起了低矮的、简易的帐棚以避风雨。北京市民除了把衣服送到纪念碑上以外,还送到各个帐棚。一对中年夫妇用塑料袋装了五件衣服送进西安一所大学的帐棚里。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研究生对我说:“我到一个居民楼里求援。一下子就送来了大量衣物。装了两汽车。小孩子也送来了煮熟的鸡蛋。”雨后学生被淋湿了。居民送来了糖姜水和热稀饭。有的还送来了酒,为学生暖身子。送包子、送鸡蛋、送黄瓜、送饮料……,送什么的都有。在挂有“体育馆居民大院”横标的送饭汽车周围,一群学生在高兴地吃着热稀饭。

  但是,学生还是够艰苦的。在天津大学自动化系的小棚里,两个学生穿着短裤坐在水泥地上(他们的长裤被雨淋湿了)。我叫他们到纪念碑去领一件衣服,他们说:“需要衣服的人很多,我们就这样凑合吧!”在天安门前横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数以千计的学生,像挤在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躺满了整个通道。通道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北京市民的感情是可贵的。也有人从另外一个立场提出忧虑:这宝贵的热情会不会被人利用呢?

  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非常复杂,社会各方面人士都十分焦急。游行队伍中有“召开人大紧急会义罢免李鹏”的口号。一份署名“首都知识界300余人”的《紧急呼吁人大常委提出弹劾李鹏案》中写道:“鉴于目前的局势,只有李鹏下台,才足以平民愤、拯救国家、民族的灾难。为此,我们紧急呼吁人大常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弹劾李鹏,以解国忧。”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思源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在万润南的支持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绩伟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表示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5月21日晚开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46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以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绩伟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24日下午1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不久,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万润南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

  5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六天。戒严令还没有执行。听说军队退到城郊安营扎寨去了。

  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宣布北京动乱没有平息,需要军队维持秩序。但新闻媒介一直宣传北京市秩序逐渐好转。《人民日报》今天报道,近来北京交通事故明显减少。《人民日报》另一报道说,自五月以来,治安的发案数没有明显变化。言外之意是,没有必要实行戒严。

  从人们的体验看,《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最近连小偷也少了。

  今天游行队伍人数不多,只有二、三十万人。游行口号除了要求李鹏下台以外,还有求万里回国,并要求他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罢免李鹏。

  据今天报道,截止5月24日晚6时,全市32所医院救治绝食学生共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

  5月13-25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前,赵紫阳到他家里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如何对待学生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5月24日,他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要坚决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要坚决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这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调子差不多。所以,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在他出国期间,通过人大罢免李鹏的呼声很高。5月21日,赵紫阳发电报让他提前回来,希望能增加一个支持者。李鹏等发电报让他继续到美国访问,以免力量对比的天平倾斜。全国人大9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说有24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员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来主持会议。万里到美国后,看到赵紫阳没有出席5月19日晚间的党员干部会议,知道赵紫阳已经不行了。他访问期间一般要代表赵向对方领导人发表礼节性问候,现在觉得很难办,打电报给中央称身体不适要求提前回来。同时把这个意思通知美国政府,美国表示理解。他提前回来了。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是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稿(一个简短申明),调子和李鹏5月19日讲话的一样。5月25日凌晨3点,他没想到他的飞机没有按他的愿望飞到北京,却飞到了上海。到机场接他的有丁关根和万里的四儿子以及上海市的领导人江泽民、朱熔基等人。中央不让他回北京,报导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他对讲话稿不满意,要求修改,但基本调子没有改,直到5月27日才发表“书面谈话”。5月31日,经中央允许,万里才回到北京。他一回到北京就在政治局会上说:李鹏代表中央要我发表这个申明。

  5月26日 星期五 昨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人们理解是政府的决心已定。最近两天学生也有点疲,原来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也打起扑克来了。今天有些学生开始准备托福考试,准备一走了之。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基本是外地学生。

  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近日离京2万,来京不足200人。

  今天南开大学教师常修泽来我这里聊天。他是从天津专程来接学生回校的。他说:“南开的学生已经很少了,我不来接他们也要回去。” 看来,现在是解决学潮问题的一个好时机。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不必动用军队。

  这两天办公室聊天的中心话题中中央的人事变动。有各种猜测。有的说赵紫阳胡启立等要下台。

  据有些知道内部情况的同志说,调动二、三十万军队进京不是对付学生的,而是对付军队内不同意见的人,对付军内支持赵紫阳的人。

  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5月21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陈云看到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后,第二天就从杭州赶回北京。5月26日,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陈云打电话让在上海住医院的邓力群立即回到北京。5月31日,邓力群回到了北京。(《邓力群自术――十二个春秋》)

  5月27日 星期六今天传达了李鹏、杨尚昆、石、姚依林、在5月22日的讲话要点。这些讲话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名义下发的。

  李鹏说:决定戒严常委召开了多次会,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4.26社论是正确的。当前是一场动乱。决不能从4.26社论的立场后退。当然,这个社论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如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得清楚一些。这是老同志的意见,不能退。否定了它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已经无路可退了,再退就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

  紫阳五月四日在亚行的讲话没有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和4.26社论调子不同,而且广为传。这样,群众就看到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5月3日纪念“五四”的讲话,我们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采纳。他的“五四”讲话使学潮升温,中央才下决心戒严。

  我党代表改革开放的是小平,不是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主要方针政策是小平提出来的。

  紫阳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执行小平的。

  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把小平抛出来了。第二天的游行口号就打倒小平。

  我5月19日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和实行戒严都是党的决议。如果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就应出席那个会。但他请病假了。他是有病,供血不足,头昏。作为总书记,身体不好,不讲话,主持会议是可以的。不主持,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他不干。

  5月19日早晨他去天安门广场的讲话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了。

  这一场斗争的确很复杂,问题就在党内。

  杨尚昆说:游行一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就觉得性质变了。

  小平讲话和4.26社论是电报发给紫阳的,他从朝鲜回电报说完全同意。但他一回来就说社论不对。

  5月3日他在纪念“五四”讲话中李鹏、石、依林、锡铭和我都要求他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他不接受。

  他在亚行讲话后小平知道情况不好,就与陈云、先念、彭真商量,后来在小平那里开了个会。紫阳也到了,我是列席者之一。小平对紫阳说:“你在五四那天亚行会上的讲话是转折,从那时起,就闹得更凶了。”小平提出问题:“退,还是不退?退,退到哪里?

  ”我当时说:“这是最后一道堤,再退就垮了。”小平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

  今天只讨论退不退。不能退。问题就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意少数服从多数,还说,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但是,晚上8点钟开常委会,布置戒严。紫阳说:“我的任务今晚结束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想不通,我不能执行。我辞职。”大家说,你不能再说辞职了。我说:“你这个态度不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甩手。”他说身体不好。后来他给小平、给常委写信,说他不能执行,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要辞去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我批评他:你有五个不好交待:怎样向人民交待?怎样向全党交待?怎样向中央委员会交待?怎样向政治局交待?怎样向常委交待?。他表示辞职信不写了,但仍有保留意见,说实在执行不了。他要我给小平捎信,说“4.26”社论是错误的。我说,这话我不能捎。他说他有病,头晕。他的确有病,医生说他有心臓病。

  彭真、陈云、先念、王震、说,这个问题要到小平那里去解决。那一天,小平找彭真、陈云、先念、王震和我,常委几位、军委几位开会。赵紫阳请假。会上,陈云、彭真、陈云说:太不像话了!他们说,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一致,事情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决定戒严以后,军队来得匆忙些。原定21日开始戒严,后来提前一天,从20日开始。

  体改所、农研中心、中信国际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把紫阳的讲话基本透露出去了(指紫阳的五点意见),但是说我们否定了这个意见。不对,我们也同意用法制来解决问题。先念说,现在有两个司令部,究竟由哪个司令部指挥,现在不揭开不好办。

  关于改革的失误,紫阳不承认多年有失误,只承认最近一年有失误。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担了责任。

  石说: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了。5月19日早晨赵要自己单独去见学生,李鹏只好赶紧跟在后面。

  以上记录的只是大概意思。听了传达后,在群众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意见是,赵紫阳起了分裂党中央的作用。持这种意见的多是领导干部。

  另一种意见对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赵紫阳过去有错误(儿子搞官倒,改革有失误),但这次站在民意一边,而且在中央不怕当少数,敢顶,敢说。他想不通,不执行戒严,辞职,是正常的,不能说是搞分裂。

  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早就没有诚意和学生对话。对话的核心问题是4.26社论。

  他们已决定不退,还有何话可对?

  三、通过戒严把学潮压下去,搞掉赵紫阳,这个决定的做出还是一些没有法定职务的老人。他们没有表决权。1987年他们通过这种不合法的形式搞掉了胡耀邦,这正是这次学潮的起因。现在又是这些人用搞胡耀邦的方式来压制学潮,岂不是疙瘩越结越深?

  五月底、六月初应当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广场上的人不多了。外地学生走的多,来的少。不少学校局部复课。浙江、河北、湖北、山东、黑龙江、四川、安徽、陕西等地不少高校基本复课。学生已经有点疲倦了。学生总是要念书的,无限期罢课毕竟不是学生的意愿。可惜,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没有采取强制但不流血的手段使学潮平息。这时,一些激进分子怕学潮冷了下来,千方百计地制造新的“热点”。

  5月30日 星期几天没有去天安门广场,今天去看,多了两样东西。一是“民主之神”石膏像;二是香港赞助的一百多个帐棚。

  “民主之神”像高10米左右。在广场的中轴线上,处在天安门城楼和纪念碑之间。头部有点像刘胡兰:园脸,向后飘的短发,面目坚毅,双手高擎火炬。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20多名师生制作的。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设女神像。政府的广里不停地念着署名“国家机关某委设计院的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一封信:“强烈要求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制止这一无法无天、强奸民意的行径。”她要求政府拆除“民主之神”。

  但是,今天来看民主之神像的人很多。广场北部挤满了人。长安街人流如潮。在民主之神周围,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

  在毛主席纪念堂北侧,200多个小帐棚覆盖了一大片场地。每个帐棚里可以躺3-4个人。这是香港赞助的第一批。据说还有更多的陆续要送来。

  在公安部门前有一个横联:“秘密抓人 面目毕露--首都工人自治会”。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一铅印传单说,今天凌晨一点多钟,在北京饭店附近,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停在一骑自行车人面前。吉普车上跳下两名警察把骑车人扭上了吉普车。骑车人迅速丢下两个笔记本,本上写有沈银汉的名字,记录着筹集经费200元。拾本人把本送到纪念碑前。

  经首都工人自治会查询,沈银汉是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到他家里打听,昨晚没有回去。首都工人自治会到处宣传:我们是根据宪法“结社自由”组成的群众组织,为什么秘密绑架人?首都学生自治会也此事贴出了抗议传单。

  据说,市民摩托车队有11人被抓走了。最近几天晚上再没有摩托车队四处飞驰了。

  5月31日 星期三人民大会堂东门前的广场的栏杆上新立了一幅大标语:“中华脊 宁折不弯――一批有正义感的官兵”军人也站到学生一边了。

  为什么调几十万大军进北京?这是近来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有人说是为了维持首都秩序,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看法;有人说为了镇压学生运动,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人,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要几十万大军?也有人说是为了对付原有的北京驻军和在京的军内反对派;最近又有新说法:调兵进京,你调我也调,你进我也进,形成了你包围我,我包围你,成了夹馅花卷。

  人们猜测,军队内部不一致。担心打内战。

  6月1日 星期四 今天凌晨一点钟,一千多名大学生打着上百面红旗,擂着大鼓,到新华社南门后又从西门进到院里。他们高喊“新闻自由”、“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反对军管,取消戒严”等口号。戒严部队没有出来制止。学生们闹腾了20分钟后就撤走了。

  首都工人自治会有三个人被抓:沈银汉,白东平,钱玉民。据说这个组织有3000多名会员。学生们为此到公安局静坐抗议。

  据说学生提出了四点对话建议:取消戒严;撤走军队;不对学生秋后算账;新闻自由。政府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学生原计划征集1000-5000人的自愿绝食。目前只有300多人报名。

  今天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1)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2)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3)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4)加强舆论导向;5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126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 昨天五人宣传小组成员王忍之(戒严期间五人宣传小组的成员是:袁木、王忍之、曾建徽、何东昌、李志坚)召集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新华社穆青参加。王忍之说,最近几天,各报还是贯彻中央政策的,但参差不齐,从版面看,差异很大。王忍之要求,一、要增加工、农及普通群众要求稳定局势的报道;二、强调恢复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形象;三、军民关系;四、根据李鹏讲话的精神,写一些评论。

  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

  今天晚饭后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到除了香港的200多座帐棚外,在纪念碑北面又用大帆布搭起了几十座大帐棚,一排一排地,比较整齐。似乎有长期安营扎寨之势。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少年儿童到广场和大学生联欢。在民主之神像下面,一名少先队员向长期坚持在广场上的一名大学生献红领巾。这位小学生说:“能和大哥哥、大姐姐在天安门广场过儿童节,感到很幸运。特向们献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红领巾。

  ”她说完后,很多围观者鼓掌。

  广场西北角搭起了一个帆布帐棚。这是“首都工人自治会”。我问坐在帐棚里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工人:“抓去的三个人放出来了没有?”他说:“放出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昨天下午五点钟。”我又问:“你不怕坐牢?”他说:“既然干上了,怕也没有用。”听采访中南海的记者说,昨天下午江泽民来到北京,就住在中南海里。有人猜测,可能邓小平要重用他。但从迹象看,也不像,他还一个人到食堂吃饭,没有人前呼后拥。

  早在5月20日,元老们就内定江泽民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6月2日 星期五天安门广场近一个时期有三个广站。一是代表政府的大型扩音器,音量大,音色浑厚。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广《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信》、《几位居民的信》,批评民主之神像及劝学生离开广场。另一个是纪念碑前的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广站。今天广的是吾尔开希的演说。掌声不少。另一个广站在广场西北角,是“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今天广的是38军徐军长拒绝执行进军北京的命令以及被解职的经过。吸引了很多听众。

  前两天广场上人有逐渐减少之势,今天又多起来了,约有20多万人。今天有两件新事。

  一是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等四名知识分子开始在纪念碑前绝食。纪念碑前增加了“我们绝食 我们抗议 我们呼吁我们忏悔”的巨幅横标。吾尔开希今天的演说就是以这幅横标为题。侯德健说是代表香港100多名影视名星绝食的。穿的背心上有这些人的签名。他们四人发表了《六二绝食声明》,宣布绝食72小时。侯德健只绝食24小时。

  二是今天清华、北大等大学举行了十分幽默的游行。这次游行是针对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的。传说政府给游行的农民发奖金10元。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戒严期间 奉命游行 每人十元 拥护李鹏大戒严带来大安定 大游行促进大戒严每人块 良心去喂狗拥护李鹏 独裁万岁坚持倒退 反对前进支持腐败 拥护镇压反腐败有罪 反官倒有罪 要自由有罪消灭民主 反对自由拥护军管 要求血腥镇压学生恢复帝制 垂帘听政等等一位外国人看到学生游行后说:“中国人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