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很多大城市也出现了大规模学潮。连学潮历来不激烈的天津，也出现了上万学生游行、几十万群众围观的情况。新华社4月２２日的报道中说，“今天西安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围攻陕西省政府大院，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材料，共烧汽车１０辆，烧毁民房２０多间。……有１００多名值勤的武警和公安人员被打伤。”新华社4月２３日发出的关于长沙的报道中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火车站及黄兴路等繁华地段，昨晚连续发生不法分子抢砸商店事件。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有２８家商店被砸被抢，部分商店被洗劫一空。”新华社奉命报道部分群众这些极端行为，为政府下一步采取强硬手段提供了根据。但是，驻当地分社记者和我们面谈的情况与报道很不一样。陕西分社老记者侯嘉荫（出版时写老何，不写名字）对我说，西安事件共死了１３人，其中２名警察，１１名群众，死者中还有中学生。开始是学生要求设灵堂，和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手打人。在树上看热闹的一名１４岁男孩也拉下来毒打。一位穿便装的公安局副局长也错挨了警察的打。后来才发生群众冲省政府、烧汽车的事件。看来新闻报道不符合事实的情况不止北京一处。
新闻报道和实际情况的反差进一步激化矛盾。北京市有４０多所高校5万多学生罢课。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直到李鹏辞职为止。北京街头到处是油印传单。有的传单介绍４．２０事实真相，有的揭露腐败现象（如说中央领导人搞世袭，亲属子女升官情况）。署名“北京工人联合会”的传单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支援学生。
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的第二天（４月２４日），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汇报北京学潮情况。汇报题目是《北京市委常委对当前学潮的形势的意见》，汇报时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把很多个别现象统统集中起来上纲上线。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尽管大多数学生有善良的愿望，但是，从动乱来说，矛头是直接对准党中央的，是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的。”“不可小看敌对势力，他们是要跟我们斗到底的。”“以斗争求安定，则安定存；以退让求安定，则安定亡。”根据北京市委的汇报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认为学潮是“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会上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４月２５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引起争议的４．２５日讲话，把学潮定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措施制止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发了一篇社论，新华社同一天发通稿，全国所有报纸同时在一版头条登出。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个定性的政治份量，超过了1957年对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４月２６日 星期三昨晚街头所有的喇叭都广了《人民日报》社论。同时广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重申不准游行的十条规定；禁止在街头讲演、募捐。广播员的语调高昂有力，有点像文革中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种味道。今天所有的报纸都在一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社论。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预感到，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
但是，强大的政治压力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各校纷纷集会，抗议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校都贴出大字报。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同情学生的人很多。今天在新华社大礼堂听邓小平４．２５讲话的传达。听传达的同事回来说，听众共发出五次“嘘”声和哄笑，鼓两次倒掌。
今天上午和高露一起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参加“民主的困惑”讨论会。这个会是贵州省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联合召开的。严家其主持。苏绍智、于浩成、曹思源、远志明、荣剑等一批活跃分子都参加了。主要内容是批判“新权威主义”。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１９７６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１９７６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于浩成在发言为“德先生”招魂。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新权威主义”倡导者之一的吴稼祥中途到会。他发言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名义最高权力和实际最高权力分离，因而无力做出重大决策。他主张中国应建立立宪总统制。严家其说：“我们意见一致了，我们不必批评新权威主义了。”严家其认为今天的会应限制在学术会议的范围之内。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他主张搞一个签名运动。荣剑主张，为防止事态双方采取非理性行动，请社会名流出来吁请双方冷静。
４月２７日 星期四中午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开会回来，到复兴门桥时，看到很多人站在桥头上向北张望。有人说：“游行的学生队伍被警察挡住，过不来了。”我骑车从西二环向北走，到阜成门十字路口（当时没有立交桥，作者1997年注）。只见四周已经围了上万人。连周围的房顶上、树上都站满了人。在路口北，警察排成几列横排，把南北大道封死了。学生队伍在封锁线北面无法过来。周围的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叫警察为学生让路。看来警察也不是死守不放。学生拼命前进，警察步步后退。但进展十分缓慢。学生每前进一步，周围群众就一片欢呼，一阵掌声。不久，从西面阜外大街又开来的一支学生队伍也来到路口，两支队伍会合，冲破了警察封锁线。在这之前，学生队伍还在中关村、人民大学南等冲破了几道封锁线。通过重重封锁线之后，下午３点多钟学生队伍才到达西单。在六部口，警察手挽手形成一排排人墙，一共十几排，两排之间约一米距离，构成十几道紧密的封锁线，阻止学生东进。这时，从六部口到复兴门之间全是学生队伍和围观群众。满街满巷，水泄不通。围观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让－－开！让－－开！”声音震天撼地。也有人和警察谈话，劝警察让学生过去。也有人有意和警察说话，分散警察注意力，学生乘机通过。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请愿不是动乱和平请愿 反对动乱妈妈，我们没有错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新闻联 全是胡说中央电台 颠倒黑白；光明日报 一片漆黑新闻要讲真话民心不可欺血谏政府正义就是力量北大清华 人民养大 为了人民 死都不怕为民请命 虽死犹荣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稳定物价打倒官倒官倒富 农民苦拥护宪法宪法至上人民政府 人民监督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决不允许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事件重演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抬的一块大牌子上写着：起诉书 被告：人民日报 案由：诬陷 诽谤 游行口号都写在横标上。其中有几幅横标用邓小平过去说的话（“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等）来批驳他的４.２５讲话。学生齐声朗诵，周围群众鼓掌。
在游行中，学生还喊了一些问答式口号。一个领头的学生提问，其它人（包括围观群众）齐声回答。如：“我们是反党吗？”“不是！”“我们是反社会主义吗？”“不是！”“我们是搞阴谋吗？”“不是！”“我们是一小撮吗？”“不是！”赤手空拳的警察挡不住学生和周围群众的拥挤，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防线一道道地被冲破。学生队伍开向天安门。
在六部口南的新华街口，两位年轻的女警察（看样子像警察学校的学生）从阵地上撤换下来。她们中的一位鞋被挤丢了，穿一双白袜子站在路边哭泣。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对她们说：“哪碗饭不好吃？偏要和学生作对！”在人民大会堂西停了十几辆卡车，车上坐满了军人。这时学生队伍还在六部口受阻。
一些人围着军车齐声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 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没有停留，经建国门向北。学生在游行过程中，群众向游行队伍中抛面包、汽水。学生游行到雍和宫，有的累得走不动了，一些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驮送学生。北京市政府派公共汽车在新街口把学生送回学校。
游行学生回到校门口，留守学校的学生在校门挂上巨幅标语：欢迎壮士凯旋归来！
有的学校放鞭炮迎接。
“４．２６社论”的态度那样强硬、坚决，人们估计政府对学生游行会采取强硬措施，大家都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学校领导一再劝阻。学生游行前也有思想准备。有的写下了遗书，准备牺牲。医学院的学生还带了药箱和急救用品，以准备军警镇压时急救伤员。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
今天参加游行的学生约１０万人，他们来自３８所大学。
一位军事记者说，昨天从３８军调来了两个师，约两万人。据传说有的医院腾出了病房，并传授如何治疗催泪瓦斯造成的眼伤。为什么政府却没有动手呢？
昨天民主党派２００多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恳请中央不要镇压学生，对学生采取宽容态度。据说签名文件送到新华社后送到印厂立即排出，来不及派人送去，就用电传发给中央。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４．２７大游行的成功为学生进一步壮了胆。强大的政治压力对学生再也不起作用了。游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计地阻止学生游行的学校党团组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今后说话学生更不听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抗议４．２６社论的大规模游行。
从４．２６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链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４．２７游行以后接连是几天的平静。只有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同学生代表对话。对话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４．２６社论上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双方只能在谈判条件、谈判程序上争论不休。人们都知道，４．２６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赵紫阳１９９５年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说：“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10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那么多人担忧。“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常委中的多数认为，４．２６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５月１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５月３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反映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４．２６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４．２６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４．２６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对赵紫阳的讲话不满，坚持“4．26社论”的立场。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赵的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４．２６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５月４日 星期四昨晚１１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６点半就到9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４７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４．２７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捍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一小撮＝１１亿×９９.９％”、“上不正下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援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５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会议由《新观察》主编戈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昌、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秦川、吴江、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耀邦同志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书，而且被迫地作违心的检讨，这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事。”“他是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的。”“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对中国、对我党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今天有助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他的不公平待遇，应当重新评估。”这些发言预计在《世界经济导报》4月２４日出版的439期登出，大约两万字左右。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发表悼念胡耀邦文章。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市委书记江泽民。21日下午，江泽民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承认要发表4月19日北京座谈会的发言。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世界经济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钦本立强调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由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如此坚定，就搬出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坚持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搬出党性原则要钦本立服从市委决定。当江泽民和汪道涵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上海市委批评钦本立违反纪律，钦本立认为报纸是按正常的出版时间出版的，谈不上违反纪律的问题。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泽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决定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遣散了《世界经济导报》员工。钦本立已是癌症晚期住院，陈至立在病床前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世界经济导报》这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从此停刊。上海当即发生了大规模游行，打出“还我导报”、“言论自由”、“立即恢复钦本立职务”等口号，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浪潮。北京1013名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问题。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来呼吁书。呼吁书说：作为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我们深切关心上海市《世界经济导报》禁止出版的事件。对钦本立被停职表示“深感不安”。指责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准则”，并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出于江泽民的意外。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40多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心情。江泽民受命到上海当市长时，是李锐代表中组部找他谈的话。他现在遇到困难，找李锐是很自然的。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们，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江泽民很难回答。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江泽民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们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泽民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当时，江泽民政治上处于危险状态。他没有想到，决定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们很喜欢他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强硬态度。他更没有想到，这件事为他以后晋升中共中央总书记创造了重要条件。当然，他也因此忌恨赵紫阳。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忿忿地说：“他想要我的脑袋!”，十年代还说“要像关张学良一样把赵紫阳关到死。”这是后话。
５月３日，赵紫阳还向青年发表了一个纪念“五四”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鲍彤起草的。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赵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这句话。赵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的内容。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就加上了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几天以后，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和４．２６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赵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人们猜测，一个教委副主任公开否定总书记的讲话，一定有更深的背景。可能高层对赵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讲话有不同的看法。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４．２７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４．２６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不代表中央。因此，学生继续向中央施加压力。赵访朝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香港工委书记许家屯，让他来北京。５月３日，赵在他的中南海住宅里和许家屯谈了近两个小时。赵先问许对学潮的看法。许说：“这是爱国行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许告诉赵，社会上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党政机关干部。许表示，４．２６社论，把学潮定为“动乱”，激化了矛盾，这是不明智的。他认为是李锡铭和陈希同夸大了情况，小平上了他们的当。许还说：“我们再不能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赵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对许讲，现在主要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常委里，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是李鹏、姚依林。
许受托后，第二天就和杨尚昆在杨家见了面。许把他和赵的谈话内容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许，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了赵紫阳对亚行年会代表的谈话，讲得很好。也碰到石，也很赞许。赵在亚行的讲话是鲍彤起草的，在常委上讨论过。讨论时姚依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内容，赵说，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杨尚昆对许说“我去同老爷子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得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许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３７２－３７４页）
５月８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７５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和财产；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以上意见由新华社发通稿，明天见报。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常委会上没有讨论。人大常委会开会要发表这六点意见，李鹏不同意。后来经过袁木删节，只在５月１２日的《人民日报》一版不显著的位置用三号字的标题发了３００字。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人大常委八次会议的议程深得人心》。
但是，赵紫阳缓和矛盾的作法无法实施，矛盾继续发展。学生要求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这边有些人一边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里送，一边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这样，学生的情绪越来越激烈，邓小平镇压的决心也越来越大。李鹏对赵紫阳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