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８８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３月２５日到４月１３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所谓双轨价，就是同一种商品两种价格：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由于物资供应短缺，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格一倍以上。有权力背景的人买到计划价格的商品，再以市场价格卖出去，就获得暴利。
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出来讲价格改革，使人们感到，中国将要迈开价格改革的步伐。８月１９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了一条重要新闻：８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８月１９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２００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５００盒火柴，广州一位女士扛回了１０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漫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群众推倒。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三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３００亿。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４０００亿元。仅仅少增加３００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就是这３００亿，使得号称“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不得不临阵退却。８月３０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２０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３年以上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如果价格闯关不退却会怎么样呢？多年计划经济造成的隐性通货膨胀会释出来，物价到底会涨多高是很难预料的。随着物价飞涨，社会是不是会失控，也是难以预料的。
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９月２６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治理整顿必然造成经济滑坡。治理整顿这剂猛药，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全国零售物价指数，１９８９年为１７．８％，１９９０年为２．１％，１９９１年为２．９％。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商品滞销，库存增多，企业停产，职工下岗。治理整顿必然使改革倒退。治理整顿的大刀首先砍向了改革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还要各级干部用党籍保证把乡镇企业压下来。但强行压缩对乡镇企业要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到大连市郊区采访，乡镇企业干部用激烈的言词指名道姓地批评邓小平压缩乡镇企业的说法。治理整顿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宏观调控”。谁来“调”，谁来“控”？中央政府。靠什么调控？靠行政手段。政府职能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增多了，企业自主活动的空间减小了。４月３日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版头条标题是“以改革指导整顿，还是借整顿算改革的总账”，文中说：“现状促使更多的人在深思：把各种账都算到改革份上，通过治理整顿的办法使其寿终正寝，还是将改革作为统揽全局的总方针？”经济大滑坡，改革大倒退，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几年以后，当时主持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安志文向本书作者谈起当时的情况。他曾对赵紫阳说，治理整顿这个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人们会以为改革出了什么大问题，需要纠偏。他建议还是用“十三大”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提法。当时赵紫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１９９３年，安志文去看望在软禁中的赵紫阳。赵紫阳对他说，你当时认为治理整顿的提法不妥，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有点问题。实际上，治理整顿所采取的作法正是和陈云的经济思想一致。邓小平在政治上很强，但经济上一出了问题，还得听陈云的。陈云阵线正是以“纠偏”的方式算改革的总账，邓小平还要为陈云张目。物价闯关失败，改革进退维谷，人们惶惶不安。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我参加了《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年轻学者在发言中惶惶地问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向何处去？当时人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剌激经济活力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没有解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起来”的口号以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由于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起作用，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种种现实，发出种种怨言和牢骚。这些怨言和牢骚也的确有它的理由。因为相当多发财的人不是靠诚实劳动。当时政策漏洞很多，法律很不健全，是与非、法与非法的界限不很清楚。那些过去被人们看成是胆大妄为的人，现在充分利用这个社会条件从事种种商业活动，大发其财。当时反映这一情况的民谣很多。如：“提了一批吹牛拍马的，富了一批投机倒把的，穷了一批奉公守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
第二是共产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正是“双轨价格”价差最大的时候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８００元，市场价格１６００元。商品越短缺，价差就越大。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的汇率都是双轨的。为了得到计划价格商品、贷款和外汇，不法分子向掌握商品销售权、贷款权的人大量行贿，普通人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干部子弟则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得到计划价格商品后，按市场价格出售获取暴利。当时社会上对赵紫阳、邓小平的儿子的传说也很多。民谣：“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卖彩券，是指邓朴方当总经理的康华公司为残疾人募捐，群众怀疑其中有借残疾人的名义为个人谋私的情况。后来邓小平下令清查，官方公布的清查结果说康华没有大的问题。邓小平还是下令把康华解散了。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有此一说，１９８８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彩电最中的重要部件显相管最为短缺。传说赵紫阳的儿子到陕西咸阳的显相管厂要计划价格的产品。但据新华社陕西分社调查，赵的儿子最后没有倒成。
第三是经济秩序混乱。第一种表现就是全民经商。党、政、军、民、学都做起买卖来了。民谣：“十亿人民十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没有制度约束，法律很不健全，市场秩序十分混乱，不少人混水摸鱼。第二种表现是地区之间经济封锁，经济割据，并且开展“经济大战”。当时原材料短缺。为了不使本省的原材料外流，在地区边界上封关设卡。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还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在过境检查。统一的市场被分割，资源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
第四是改革停滞不前，进退维谷。首先是农村改革停滞。农村改革从１９８４年以来没有什么进展，粮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怨气很大。城市改革局面难以打开。物价闯关失败以后，引起经济序混乱的原因之一的双轨价格，既不能退到以计划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又不能前进到以市场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原有的计划管理已经不起作用，市场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地发挥。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报纸上经常有厂长们发出的要求企业自主权、改善经营环境的呼吁。改革方向不明。就企业改革而言，放权让利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希望。价格闯关失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事也只好搁置起来。在改革进退维谷之际，对改革的不同看法也就多了起来。“文化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等等抱怨改革的民谣广为流传。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被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淹没。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是群众中传顺口溜最多的时候。在火车上，在食堂里，在茶馆，在军营，在朋友相聚时，在党支部生活会上，都是牢骚，都是怨言。彷徨，烦躁，不满的情绪在蔓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活改善了，怨气却多了。为什么？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群众不满的原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正之风，二、分配不公，三、物价上涨，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群众深恶痛绝。在3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评最集中的就是腐败现象。
偏偏这一年交通事故特别多。接连几次大的铁路事故，铁道部长丁关根不得不引咎辞职，但他辞职后，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发生了上海真如车站两列客车迎面相撞的重大事故。飞机、轮船也事故频频。民谣又传开了：“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
１９８８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总书记赵紫阳老母的坟被挖，遗体被盗。他母亲是１９７６年８０岁时在河南老家病逝的，葬在河南。对赵紫阳不满的人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中国人最残酷的一种报复手段。这对赵紫阳的精神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却不动声色，要河南省“淡化处理”。人们认为，这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
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每一次革命都有明确的依靠力量，尽管每次革命都有强大的反对力量，由于有了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所以取得了胜利。这次改革也是一次革命，现在各方面都有意见，到底谁是改革的依靠力量？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在3月一个会上说：“１９８８年是难忘的一年。１９８９年是难过的一年。”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现在社会问题如此突出，是因为７０年代末政治改革（指粉碎四人帮及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开辟的资源已全部用尽。于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空前活跃起来。自１９８８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他频频地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批评“清除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他已经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政治活动家。他也就成了中共中央特别注意的危险分子。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经常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虽然发行量只有十多万份，由于大胆地批评时政，在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１９８８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张显扬、许良英等人经常应邀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
１２月７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二十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１９８９年，民主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政府也越来越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掌握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此时，不少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有人为魏京生家属筹集资金。
１月２８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这次活动引起了政府的高度注意。
２月４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为争起民主而斗争。”２月１３日。诗人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３３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４０周年和五四运动７０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信发出后，政府以新华社记者访问司法部负责人的形式做出反驳：“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各单位向职工传达说，冰心签名是受陈军的人的蒙骗。陈军拿着吴祖光的介绍信到冰心处，说是帮助党稳定局势，搞大赦。冰心后来说：“我以为是为中央补台，现在糟了，还影响萧乾。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的名字摆在前面。”２月２６日。张显扬、李洪林（八十年代初活跃在北京的理论家，后调福建社科院）戈扬等４２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
３月８日。王淦昌、许良英等４２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上述公开信各国报纸都广为刊载了，连苏联、东欧的报纸也登了。袁木在３月１４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关于这几封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时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因而不存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中国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和流氓、小偷、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当然没有政治犯。
中共中央向各单位向职工传达时说，这几起签名背后都是美国支持的。
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２月２５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２６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德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什到别人家里做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4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贴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
２８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３月１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晚宴事件使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了。
这种矛盾的公开化，本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意愿。有了公开化才有合法化，有了合法化才能组织化，有组织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政府的态是，绝不让步，绝不迎合。政府认为，“迎合只能搞乱政局，一让步他们就得寸进尺。我们要作中流砥柱，要对史负责。”当时新华社传达一位中央领导人的话说：“搞万人签名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搞签名呢。”政府这种强硬态度与东欧形势有关。当时东欧正处在剧变之中。南斯拉夫提出不要垄断政治，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乱。波兰提出政治多元化，由一党执政变成了三党竞争（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雅鲁泽尔斯基一度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这时又承认其合法地位，团结工会力量迅猛扩大。全国１２００万工人有９００万参加团结工会。２月１２日，匈牙利宣布１９５６年的骚乱是人民起义，这使中国十分被动。当年是中国共产党劝苏联出兵镇压这场骚乱的。对东欧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密切注意，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防止东欧的事态波及到中国。在内地政治情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西藏又出现了不安定的情况。达赖计划在“起义”3０周年（３月１０日）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３月５日，拉萨出现了骚乱。中央政府对拉萨实行了戒严。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动用军队使事态平息。邓小平很赞赏胡锦涛的这种强硬态度。西藏事件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又增加了一分紧张。如果说，１９８８秋到１９８９年春，改革进退维谷，政治上两种看法的分歧已经公开，那么，最关心时局的青年们却在寻找，在探索，在彷徨，在躁动不安。１９８９年４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５０．２％；２１．８％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１２.３％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4页）。真实情况要比这组数字严重得多。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采，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但是，热得快，凉得也快。经过一轮一轮地寻找和追求之后，青年们心中还是一片空虚。他们烦躁和不满现实。他们对师长们（方励之等）批评现实的言论狂热地信奉。他们有爱国的激情，渴望改变中国的现状；他们无牵无挂，无所畏惧；他们思想单纯，又容易冲动。他们是社会上“着火点”最低的一族。一个火星就可以把他们点燃。
１９８９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是建国40周年，是改革10周年。有人提出反思70年，有人提出反思40年，也有人提出反思10年。这些“反思”是要对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１０年改革从根本上提出质疑。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对新闻界发出指示，要引导舆论。
１９８９年春天，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一个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