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大平反 大改组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邓小平立即进行组织人事上的大突破，着手建立实施这一路线的干部队伍。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１９７7年１２月１０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生于湖南浏阳。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３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时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他身上。１９３７年５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到抗大讲课，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
邓小平对胡耀邦真正了解应当是１９４９年。这年３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之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共川北地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们之间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１９５２年８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同一年，胡耀邦也从四川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取代了冯文彬。胡耀邦调京是邓小平的提议。在五十年代，邓、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
１９６２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在湖南和陕西期间，胡耀邦还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196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识。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在陕西工作时，由于胡耀邦力主纠左，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组织人批他，把他整得生病了。叶剑英元帅到西安保了胡耀邦，并且把他回了北京。
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职，１９７５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这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也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努力恢复科研秩序。他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说出了知识分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作“大毒草”进行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突出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陈云）。
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在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在组织上还是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贴大字报，对郭玉峰的消极行为进行批评，郭玉峰对写大字报的人施加压力。一些老干部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报里的一些内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央党校时，他组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组织部长的任上，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５００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３３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并不完全靠邓小平的扶持。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华国锋的主张，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叶剑英元帅也是支持胡耀邦的。
天翻地覆大平反文化大革命和过去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１９７２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门的一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介绍，天津市文革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反回农村老家的有３８０００多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全市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９４４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只有４９１名职工的天津汽油机厂，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１００多名。文革后期对这些职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一大堆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冤假错案不仅仅在文革中造成的，文革前的“反右倾”、“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沉冤更是不计其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５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
平反冤假错案从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有４６００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在这里列举一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两年间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以看出其决心和声势：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１６日、１９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
他们都在文革中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迫害致死。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２５０万人的全省广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１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１９７０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５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９０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宣布：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１６日到２０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２月５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到２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
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１９６８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８００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党集团。
１９７９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８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二流堂”问题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举行隆重追悼会。徐冰等五人在文革中受迫害，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先后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６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悼会。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８日，为外交部前副部长章汉夫举追悼会。章汉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１日含冤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１９５８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９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广州会议”是１９６２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作过重要讲话。《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在文革中被指摘为“资产阶级的科研路线”，不少人受到打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举行追悼会。冯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１日逝世。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为马明方和王维舟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马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因受迫害，马于１９７４年、王于１９７０年含冤逝世。
上面列举的仅是我当时从报纸上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这还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进行平反昭雪。从１９７８年四季度和１９７９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报纸、电台，朋友见面，平反昭雪都是离不开的话题。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不过，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蒙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所以，同报纸、电台上声势浩大的平反、昭雪的潮流并行的是声势浩大的上访群众的潮流。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要求记者帮助平反昭雪的群众络绎不绝。两三位记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待来访者，并敦促所在单位尽快落实政策，还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没有专门分工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者，也有人找上家门，请求帮助。当时我家里这样的客人着实不少。有一位名叫许大纯的老先生，他是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女婿，后任中央银行人事局长等要职。１９５０年投诚到北京。不久被诬陷，先判无期徒刑，后改１５年有期徒刑。幸亏三十年代一位军界的朋友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七十年代全国对少将以上的战犯大赦时，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子女受牵连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找到我，我写了一个材料，经新华社渠道送上去以后，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很快批示，给他安排“文史研究员”的职务，其它的困难也得到解决。
许大纯先生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大量的受害的老百姓的困难无法解决。上访的人们就产生了过激的行动：游行，抗议，集会。这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不得不用强制来对付上访人员的过激行为。北京的傅月华事件就是一例。
到１９８０年，平反昭雪的工作继续进行。1月份，中共中央发通知为谭震林平反。在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３月２０日，又为老革命家李立三举行追悼会。同时为李立三、贾拓夫平反昭雪。
影响最大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是１９５７年打成的６０多万右派分子的问题。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指出：“对于右派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后来下面反映十分强烈，呼声越来越高。到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给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还强调１９５６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否定这次运动，其实，在６０多万名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希翎等几个人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１９８２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体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３００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
在中国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这次如此大规模的平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期待着。
全面改组干部队伍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其影响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产生的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对过去政治运动确定的是非标准，带来根本性的震憾。当然，这一冲击波首先冲垮了对平反起阻碍作用的势力。
天津市蓟县邦均公社原党委书记刘宝金十几年来受到严重迫害。身为蓟县县委书记的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的指示，又将刘宝金关押１１８天。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和新华社记者史博进行了调查，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中共天津市委作出《关于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指示的决定》，令马树魁停职检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马树魁的错误看〈顶着不办〉》。显然，根据毛泽东时代的是非标准，“顶着不办”的案件是有道理的。所以，“顶着不办”的干部大多是“凡是派”。
所以，对冤案的平反，一方面为邓小平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又给“凡是派”以的重大冲击。“凡是派”干部纷纷落马，在过去路线下深受其害的干部纷纷上台。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成份也迅速发生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不能入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让入党的干部）大批进入党内。党内知识分子比重加大，工农分子比重相应减少。
紧接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是干部队伍大改组。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上产生的２０１名中央委员，到１９８２年９月的“十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再次当选的只有９０多名。十一大的中委有55．2％的人在十二大中出局。没有进入新中委的一百多人当中，除了几名逝世者和４０多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人以外，其余都是政治上难以适应。如马辉、王国藩、刘子厚、刘建勋、纪登奎、李水清、汪东兴、郭玉峰、曹轶欧、解学恭等。在“十二大”产生的２１０名中央委员当中，有的是平反冤案时得到解放的，有的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采取抵制态度的，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功绩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各省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的第一书记都是在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０年换的新人。上海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全部大换班。文革中就任省委书记的只有赵紫阳（四川）、江渭清（江西）、白如冰（山东）继续留任。他们三人是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担任省委书记的。省委书记撤换以后，省里的其他领导人随之大部分更换。
在省以下的单位，干部也是大规模的换班。换班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从我亲自经的天津情况可见一斑。
天津市原来的市委书记解学恭对江青是百依百顺的。为了迎合江青，天津搞了很多新花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解学恭等人千方百计地保自己，对下面搞大规模的“清查”，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整群众，对市一领导却紧紧地“捂盖子”，不让揭发。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凌晨一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天津市委，华主席批准解学恭同志去北京。２７日下午６点，华国锋接见解学恭。汪东兴也在座。解向他们汇报了天津运动的情况，包括王曼恬的情况（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母，是毛泽东的亲戚。文革期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同时在中央文化部任要职，很受江青信任）。华国锋对解谈了四个问题：一、关于王曼恬问题。华说，王曼恬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要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王曼恬同志应当起来彻底揭发“四人帮”，特别是揭发江青，认识自己的错误，接受教训。这样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谅解。同群众对立是不好的。市委还是要帮助她认识错误，划清界限。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批评是帮助，批判也是帮助。现在对她不宜采取组织措施。
二、关于小靳庄。江青很坏，到小靳庄放了很多毒。要彻底揭，坚决批。小靳庄的人民是没有错误的。江青到小靳庄和到大寨的态度不一样。到大寨是压，到小靳庄是捧，说到小靳庄是“到家了”。大寨顶了江青，小靳庄没有顶。应当理直气壮地起来揭发批判江青。
三、市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深入揭批，特别要在批判上下功夫，提高批判质量。江青在天津放了很多毒。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狠揭狠批。如：她做的女皇衣，拖地裙，讲吕后，讲“女的是最大的生产力”，“将来还有女皇”等等。在政治上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批。这样就深刻了，也有高度。
四、天津要稳定。天津是大城市，又闹地震，困难不会少。稳定，人心安定，这既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整个形势的需要。狠揭狠批“四人帮”带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形势就会更好，更稳定。
华国锋不想撤换解学恭。解学恭吃了“定心丸”。回来传达时一连串说了四个“非常”：“非常幸福，非常温暖，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他把天津问题的责任推到王曼恬身上，把王曼恬定为“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１９７７年１月４日下午６时２０分，王曼恬到办公室。她对司机和警卫员说：“我今天要看材料，看得很晚。就在这儿睡。你们休息吧！”当晚，她服用大量的“苏克敏”（安眠药）自杀。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市委已全体通过我的政治生命的结束‘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
但是，解学恭终究没有保住自己。１９７８年6月，在邓小平复职一年以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调林乎加到天津接替解学恭。天津市委被改组。改组天津市委是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出面的，胡耀邦也参加了。6月８日下午，林乎加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市委的决定，揭露解学恭“捂盖子”，说文革中天津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逼供信致死９４４人。作为记者，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感到气氛热烈而轻松。不久，解学恭被开除党籍。 “邓胡赵体制”形成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巨大变化，各领导班子的大改组，为邓小平造就了扎实的组织人事基础。这时邓小平就有条件构建中央的人事体制。
这时，华国锋还是党、政第一把手。现在是该请华国锋让出最高位置的时候了。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是逐步进行的。
华国锋一身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职务。他的这些职务是逐步解除的。而开始是以“加强集体领导”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请他让出权力。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个重要改变：恢复“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机构。胡耀邦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文革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同时，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的还有另一颗政治明星－－赵紫阳。这一举措，一方面让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的总理职务作了准备。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赵紫阳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赵紫阳还是河南省滑县一个农家的两岁婴儿。但是，他有机会很早就接触了革命。13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到开封、武昌求学。１９３８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１９岁的赵紫阳担任中共滑县的县委书记。
１９３９年，赵紫阳在山东省大名县（后划归河北省至今）出席直南、豫北地委干部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八路军一二师政委邓小平召开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决定他终生命运的人物：邓小平。１９４５年晚春，赵紫阳在土地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全面阐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决定将这一经验在大区范围内推广。当时邓小平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第一次交往。１９４７年赵紫阳曾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面的桐柏区党委任副书记。建国初期，赵紫阳任南阳地委书记。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这小小的一步经过了10年的程。１９５１年４月，赵紫阳奉调到广东工作，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１９６５年，经过15年的奋斗，赵紫阳从中共华南局俱乐部（不久改称为办公厅）秘书长一步一步地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开始是叶剑英的部下，后来是陶铸的部下。陶铸原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５年专任中南局书记。
文革初期，广东省委像其它各地一样，也受到冲击。但由于陶铸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广东省委还坚持工作。１９６７年１月，陶铸被“打倒”，成为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赵紫阳就受到更多的批判。１９６７年５月５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对赵紫阳等人实行“监护”，以免受到红卫兵的揪斗。但赵紫阳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后改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
１９７１年４月，赵紫阳被解除监护，调到内蒙古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内蒙古第一书记是尤太忠。赵紫阳是第五把手，分管农牧生产。第二年３月又奉调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这期间，赵紫阳很谨慎，讲话时注意照顾到方方面面。
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给赵紫阳带来了机会。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赵紫阳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央任命赵紫阳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这时广州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将军。赵紫阳、许世友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方面态度很坚决。揭发批判的重点是黄永胜。黄是林彪集团成员，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在广东很有势力。
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赵紫阳也紧抓不放。１９７４年，广东的粮食产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粮征购入库量比１９７３年增长了２８％。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调赵紫阳去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军区政委。接到新的任命之后，赵紫阳迅速移交工作，不带家眷，只身赴任。他刚到成都，邓小平就第三次失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如果晚半个月，他也许不能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党政一把手。
在１９７５年去四川赴任前，邓小平在北京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邓小平对赵紫阳说：“去四川后，要放开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同期，邓小平还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贾启允把这句话揭发出来了。“还乡团”就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还乡团”这个词出自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起来造反，地主逃离了家园，农民分了他的土地和财产。地主组织“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还乡团”在文革时的含义是：“走资派”复职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向造反派施加报复。贾启允揭发以后，“四人帮”再找赵紫阳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赵紫阳掩盖过去了。患难见真情。相比之下，邓小平觉得赵紫阳这个人值得信赖。1996年，本书作者同赵紫阳谈起这段事时，他淡淡地说：“小平是口头讲话，怎么能拿到政治斗争中去呢？”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五年。他在治蜀五年中，针对多年左的政策对农业的破坏，对农业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报报载，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８年两年粮食共增产１００亿斤，副业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７１.９元，比１９７６年增加了１８.３元，人均口粮达４９３斤，比１９７６年多１２４斤。但是，在政治上他还是很小心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打倒，他都跟着潮流过来了。例如，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时，四川省委和其它省一样，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开始鲜明起来。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第三天，成都就召开了３０万人的大会，庆祝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唯一的。赵紫阳在这个会上作报告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就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四人帮’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标志着我们党更加团结和巩固，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坚决拥护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４日《四川日报》）
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局候补委员。在１９８０年２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这次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从组织上向“凡是派”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人事上有几项重大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并选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姚依林等十一人为书记。
此时，华国锋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到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内容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实际上是指华国锋兼任的职务太多了，要加强集体领导。会议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这一职务。当然，表面上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辞职。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赵紫阳正式就任总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了次会议。这些会议是对华国锋的全面清算。短暂的华国锋过渡时代从此结束。会议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应该肯定；但对此功绩要作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个人。会议认为，华国锋的错误是，提出“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对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两年的经济工作的冒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务是不适宜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虽然在党和行政上没有担任国家高职务，但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如本书前所说的，在中国，这个职务是权力之柄。再加上邓小平的资历和威望，他在中共中央一言鼎。
他是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建议。华国锋降为党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华国锋下台无疑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但在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在公布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公共汽车站，一位等汽车的妇女说：“他是一个老实人。”国外称之为“邓胡赵体制”终于形成。“邓胡赵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者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对中国改革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人们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可以找到很多惨痛的例证。不过，这些惨痛的事件是在改革者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改革者真正掌握了权力，情况就不一样了。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一线，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
在他们后面，由老一代革命家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线的胡、赵只不过是负具体执行之责而已。这老一代革命家以邓小平为核心，以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邓颖超、薄一波、宋任穷、王震等人为主。人们用汉代的“八老安刘”来戏称这种情况。然而，这“八老”对改革的目标并不一致，陈云和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谈不拢”。其实，当时邓小平名正言顺地出任党、政、军一把手比较合适，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牢牢地掌握着三军指挥权。他实际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却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这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
当时他已经七十七岁，怕出现毛泽东、斯大林那样晚年的接班人危机。把胡、赵推到第一线，有利于他身后的权力交接。
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的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一旦第一线和第二线发生矛盾，势必是有实权的第二线，更换没有实权的第一线。再加上第二线的邓小平和陈云“谈不拢”，在第一线的工作的领导人就更难了。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然而，不管第一线的领导人是否稳定，在邓小平这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把握下的领导集体，终于演出了中国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十分壮观的历史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