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林彪说过：“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名顶一万句。”这几句话有阿腴奉承之意。但是，这几句话的确是残酷现实的写照。几十年来，在中国，谁敢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最高指示？谁敢说毛泽东的话不是真理？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既有权力的强制，又有个人崇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本书作者是参加者之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提到他在７月２９日的讲话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不懂世事的我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
”他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二十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十亿个脑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思想禁锢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砸碎了精神枷锁！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有冲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也可以说是“凡是派”的挑战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１９７８年９月，《红旗》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这个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２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１６０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３月到４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议。参加者有４００多人。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更重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的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相结合。胡讲话后宣布这次会的领导小组名单：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共１１人。会议分五个小组。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出了２６４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和综合报道。但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简报》散布范围很广，传阅者更多，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３０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评”：“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注：“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表的篇批判修正主义权威文章，是由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撰写的，最后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发言最尖锐的还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他们发言之大胆，使人震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一个大缺口。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会上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1979年1月3日，务虚会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胡乔木在传达华国锋2日讲话时说，当前党内党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三股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婉转地指出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胡乔木表示接受胡耀邦的批评，并对“三股风”之说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后来他不仅坚持有“三股风”，还又加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是后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来源。
在下面，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我记得我们听这个会的传达时，两位年长的记者愤慨地站起来说：这不是全面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都错了吗？北京街头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和理论务虚会提出相类似问题、并且有更大冲击力的的是“西单墙”，二者的时间也大体相同。“西单墙”又称“民主墙”。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约两三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电车停车站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民航大楼、图书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建筑。路边没有摊贩。这里是北京的闹市中心，距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从谁开始，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在我的印象中，最早是贴出了被禁止发行的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登载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抄，还发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评论文章（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引起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极大不满，汪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杂志全部收回。人们就在“西单墙”上贴出了这期杂志，成千上万的人便涌去观看。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意见，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复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北京的示范效应，使得各省市也有类似的场所。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地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气势，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
还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现代民主制度。称为“第五个现代化”。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一张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次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总之，“西单墙”的大字报都是相当尖锐的政治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也有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在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旁边，有很多批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批示要多一些。从发展趋势来看，要民主，反专制、否定建国以来的各项工作的势头越来越猛。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１２月２８日晚７时，本书作者到“西墙单”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５０００人左右。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一边喊着“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还很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１１月２６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当时各单位都传达了邓小平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叶剑英１２月１３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１２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群众的力量。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称，无产阶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文革后期到北京告状的人很多）也组织起来，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威游行。
民主墙虽然和理论务虚会讨论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是有差别的。理论务虚会是希望维护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民主墙却有叛逆性，它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凡是派”利用民主墙的叛逆性的一面，指摘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放出了“魔鬼”。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巧合，没有自觉的、组织上的的联系。但“凡是派”却说二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党内民主力量也怕群众民主运动发展下去会搞乱局面。２月初，胡耀邦把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群众骚乱的材料印发给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上面批有“请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２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起草小组共五人，由胡乔木主持。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作了报告，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民主墙”也被取缔。
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这么一种现象：保守力量的禁锢越严重，冲击禁锢的力量就会加速积累，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出现冲击；对禁锢冲击力越大，就会引来保守力量更为严重的禁锢。但总的趋势是，禁锢的力量是逐步衰减的。中国的改革就是在禁锢力量逐步衰减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