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政治路线大转变
“两个凡是”业已突破，“凡是派”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王牌。要开辟新的航道，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讨论。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时３６天。到１２月１５日才结束。
所有的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以对于三中全会以前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共有２１２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１１月１０日，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三项议程：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但是，会上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１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９月视察东北时提出的，当时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华国锋也接受了这个看法。
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上会下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
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会议控制权，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１１月１２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是：“凡在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年]，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８页）
陈云这里指的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阴谋家。胡耀邦曾说他比“四人帮”还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寿终正寝。死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下，为第三号人物。追悼会上给予极高的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秘书李鑫极力为他掩盖罪行。在李鑫主持编写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人们看了这个材料以后纷纷提出疑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史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这个材料中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和其他领导同志”。在起草十一大报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的行列中，讨论时大家有意见，才改了过来。李鑫的种种努力也掩盖不住康生的累累罪行，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把康生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极权政治是阴谋家的沃土。康生是这块沃土的长出的毒菌之一。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
井岗山时代就有相当高的地位的老革命家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苏、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侵犯吗？”他接着提出了为“二月逆流”（１９６７年２月，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在怀仁堂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称为“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的问题。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七．二零事件”（注：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及武汉某部官兵扣留并殴打了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后定为“反革命兵变”）
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力）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大家不仅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还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昏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１１月１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有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注：１９７６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运动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这些鼓舞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人，使得西单的“民主墙”更加热闹。恰好在这个会议期间，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给全国又带来了轻松的气氛。
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讲话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里他谈到，“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
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０－１５３页）
华国锋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
“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刚访问朝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起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议，大家同意。在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会议。
“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3天，即１２月１８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三中全会只是正式确认这些成果。１２月２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国发表。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三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它标志着“以阶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史巨幕。它宣称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
这次会议推翻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批评了思想僵化，使人们感到冰雪开始消融，春天即将来到。
这次会议还给全国人民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承诺，使在贫困线上挣扎几十年的十亿人有了盼头。
次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这次会议借助社会上的民主浪潮得以成功。但是，它的成功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１９５６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有失误，也有经验。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就提出来了，22年以后，才在这次会上真正实现。为什么这个指导思想２１年不能实现呢？关键在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１９５６年国外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评共产党，于是认为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威胁，而不是经济落后。所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一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而这个政党又把本党的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它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给群众以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纲。二十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环视世界，才发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时，有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看到，危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是阶斗争，而是经济落后。停止“人整人，人斗人”的阶斗争，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还应该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从反面为中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没有“文革”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没有“文革”对个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文革”对知识的轻视，就没有后来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十亿人的过度贫困，就没有后来对富裕的强烈追求；……这里可以借用恩格斯所说的一段话：“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７２年，第３９２页）在这里，“反动”一词，是指方向相反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