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胡耀邦开动破冰船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七十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失去了一个毛泽东，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中国要前进，也必须打破用个人权威来裁决一切的体制。必须打破坚冰，开辟新的航道。
这条“破冰船”是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者胡耀邦驾驶的。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９日，中央党校开学。８００多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其中之一。他们学习的重点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在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难题。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对编写党史问题材料的人们提出的编写原则是：“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把这两条原则理解成两个标准：判断路线斗争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这两条标准是误解，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
在这个时期，不少报纸和社会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建国以来对一些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都是毛泽东有过明确的指示。要改变是很难的。对其中有些问题（如“走资派”问题），胡耀邦让中央党校组织讨论，但有人出面阻止，认为这些问题是讨论的“禁区”。
１９７７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７７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不久的杨西光，决定进一步修改后放一版发出。此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
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曾涛、华楠，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的《理论动态》第６０期全文发表，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时7个月，修改１０次的文章终于发出。它产生了影响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用哲学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和胡绩伟在《人民日报》是老同事。接电话时胡绩伟边听边记：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问题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了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吴冷西在电话里对胡绩伟说：“这是我个人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复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表示不承担为这个电话保密的义务。他们虽然是多年的老同事，但在政治斗争中无情义可言，胡绩伟先给胡耀邦打电话通报，第二天把电话记录稿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
几天以后，吴冷西在一次会议上说，胡绩伟这个电话记录不是他的原话，而且对他的主要意思也记录得不准确。
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复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尔后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段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
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提出这个学说的时候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的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就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基础。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任务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从上面两段文字来看，其基本精神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吴冷西自己提供的更准确、更富有论战性罢了。吴冷西这样郑重其事地提供准确的“版本”，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这场争论的严肃性、重要性。他要给历史留下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还是坦诚？也许二者兼有之。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次讨论是利用这个哲学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但在政治斗争中，还要求在哲学方面也能站得住脚。从纯理论角度而言，吴冷西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笔者所接触到的人当中，也有人提出类似吴冷西的看法。当然，吴冷西也不是从纯理论上考虑。他是很懂政治的。但是，吴冷西在对时代的把握上，没有显示出他的政治水平。他没想到毛泽东时代业已结束。新的时代必须破除毛泽东设下的禁锢才能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破除这一禁锢的第一声。吴冷西机警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是欢呼，而是忧心忡忡，而是愤怒。
当时和吴冷西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不少人。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以后，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多年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王殊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５月１７日接替王殊担任《红旗》总编辑的熊复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５月１７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
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文章背后的高层较量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
６月２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14、119页）５月３０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几位起草这个报告的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明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４，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６月２日的讲话。但问题并没有结束。６月１５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他还批评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标题上用了“精辟阐述”四个字，他质问：“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７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就是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几乎是思想斗争的同时，邓小平同华国锋在军事领域也进行了一场较量。
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106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当时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苏振华不满，4月12日，他到华国锋那里去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国锋表示支持苏振华。还对苏振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就到大连检阅你们海军，表示我的支持。
”苏振华回去对海军党委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他布置动用120艘舰艇、80架飞机，准备在华国锋朝鲜归来后接受检阅。在实际已调了70艘舰艇、20多架飞机到大连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知道了。他立即报告了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坚决制止了这次检阅。事后，邓小平面对面地对华国锋说：“这是一次较量。”事后，他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到部队发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即在军队里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这期间，华国锋还到其它部队视察过，所在部队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华国锋在军队里的活动使邓小平十分警惕，加强了剥夺华国锋军委主席的决心。
真理标准讨论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深入，是争夺中央最高权力斗争的继续。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光明日报》文章的批评，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20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吴江在他北京雅宝路的家里，对本书作者谈起了他写这篇文章的情况。他说：真理标准讨论过程有两件事起了推动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于光远就说过，他以为这是常识，并不在意。吴冷西发表了那么强烈的反对意见，上纲上得那么高，这才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汪东兴的高压，中宣部的高压，引起了反弹。吴江说，有了吴冷西的强烈反对，有了中宣部的高压，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写成了给我的老同学姚远方，他当时是《解放军报》的副总编。由于6月2日邓小平在总政会上讲了话，他和华楠总编同意发我这篇文章。我建议他们送给罗瑞卿看一看。
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解放军报》是代表枪杆子的，人们认为“枪杆子说话了”，所以各地相继表态，汪东兴也不再批评了。一是吴冷西的强烈反对，二是“枪杆子说话”，这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两件事。
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长张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９月９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９月１０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１０月下旬，井岗山时代的老革命家谭震林，给《红旗》杂志送来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毛泽东８５周年诞辰。这本是《红旗》编辑部约请的。但谭老先生却在文中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编辑熊复要删去这一段，责任编辑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谭震林自己又送来了修改稿。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突出，更明确了。这使熊复哭笑不得。
他写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跟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定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除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
１１月１４日，谭震林对编辑部来做工作的人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坚持不删。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只好给汪东兴写一封信，讲明事情来龙去脉。并把稿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理。
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也同意发表。熊复还是不敢作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去问怎么办，汪东兴也只好同意。这篇文章在《红旗》12期终于发出来了。
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执掌最高权力。一位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这场争论的尖锐性：“这是针对两位主席的。”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华主席。
远离权力最高层的老百性，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多数人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他们期待改变现状。一些思想敏锐的人，首先挣脱精神枷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会上支持这篇文章的人居多。
自然科学家积极参加了论战。他们用自然科学史的大量事例来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实验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的。他们用这些事实来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科学发展的实例言之凿凿，说服力强，他们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方励之发表的《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严家其发表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严家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哲理小说《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因其文笔犀利又通俗易懂被广泛传。
社会科学界一时非常活跃。邓力群、冯定、童大林、于光远等人发表了充满新思想的见解，积极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
周扬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看法。认为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就不应当设置禁区，限制人们去讨论。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文化部长。他参与制造了很多文艺界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击。在这次讨论中却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及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辽宁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杨易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其它各省市政要接二连三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发消息，首都报纸作为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们，以后的改革深入中出现了分野：是走五十年代的路，还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两支队伍泾渭分明，互不相让。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