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华国锋坐上了继承人的宝座。他身兼三个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三项重要职务。与此同时，所有的报刊都大张旗鼓地树立华国锋的权威：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１１月９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１１月２日，《人民日报》再次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这三篇宏文都是以《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出的，暗示着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华国锋。显然，这是叶剑英元帅的良苦用心。
有崇拜权威传统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这里得到了一种稳定感。他们觉得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真空，终于得到了填补。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觉得，权力过分集中于一身，矛盾也会集中于一身。如果这“一身”缺乏必要的实力、能力、资历和魅力，他将在矛盾的焦点倍受煎熬，最终可能失去权力。知识界对这种“大树特树”华国锋的权威的作法也有看法。
华国锋全盘继承毛泽东华国锋为了证明自己继承人地位的合法性，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专为他写的“三条最高指示”：“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介绍说，这三条指示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写的。那是在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时候。客人走了以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全国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毛泽东就在华国锋的笔记本上写了上述三句话。把“着急”写成了“招急”。华国锋在公布的时候，为了显示“真迹”，错别字也没有改。“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也成了华国锋的政治护身符。为了充分显示华国锋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华国锋主持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主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华国锋书写的胖乎乎的颜体字“毛主席纪念堂”，挂在纪念堂最显著的位置；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自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一卷《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以后言论。华国锋掌握了毛泽东言论的解释权；华国锋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地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被人们景仰；华国锋的题字一时风行全国，象过去毛泽东的题字风行全国一样。不过在毛泽东那种狂荡不羁的字迹面前，华国锋的字更显得过分拘谨和呆板。两个人不同的字迹正象两个人不同的风格；一首歌曲也风行起来：“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使人想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过，这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
叶剑英元帅称颂华国锋“有能力领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２１世纪，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过去沿用了三十多年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现在改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华国锋坐上了毛泽东坐过的宝座，汪东兴立即为华国锋盖了一栋９０００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后来又住进了官园，面积在１万平方米以上。此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强行推倒了勤政殿，花了６９０万元为自己建５３８７平方米的私宅。每平方米造价１２８０元，相当于一般住宅造价的１０倍。
对华国锋的神化也开始出现。某省城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走前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主席的画像。华主席的画像已用飞机从北京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各单位领导人站在迎像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像放在框里，崇敬地抱着率队伍回来。一时间，满城都是迎像队伍。（吴江：《１９７９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追记》，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华国锋完全取代了毛泽东过去的地位，填补了毛泽东逝世后领袖位置的空缺。
但是，在接近权力顶峰的最高层，对华国锋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加了。
华国锋接班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宣布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乱了多年的社会走向安定；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办法。例如广东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华国锋执政时就开了头。进行了企业整顿，建立了规章制度，企业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铁路堵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教育、科学、文化也开始走上正轨。在当时，这些都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
华国锋继位后提出“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务实派就没有夺权吗？难道务实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所要执行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的报刊宣传使人感到是牵强附会的。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任务。会议贯彻华国锋提出的方针，只批“四人帮”的极右，不提批“左”。１１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指导性的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指出“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所抓的“纲”，一开始就受到抵制。１９７７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天安门广场又摆满了花圈。
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当时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下贴出了巨幅标语：“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条幽默的标语，巧妙地接过华国锋“要深入批邓”的口号，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过往行人无不会心地发笑。
对“四人帮”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１９７７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即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社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能否批判。２月４日，中央的批复是：“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平反冤假错案受到限制。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中央斥为“反毛主席”，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扣压，不准发行。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胡耀邦支持下发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一个多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上万封，表示支持。但是，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从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前任的作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继承者又完全沿袭前任的思想路线，他就会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够多的了，华国锋完全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不仅没能解决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反而错上加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被关押了几年，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被枪毙。那时，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０多人。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各单位都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批判斗争，把普通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队”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是在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这篇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早在１９７７年１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就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学好文件抓好纲》发表后，耿飚找几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讨论，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这篇文章中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化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死死钉在毛泽东为他设置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当时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１９７７年１月８日和２５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要求把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言外之意，要求解决这两个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到２２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还是提出了这两个令华国锋棘手的问题。老资格的政治家陈云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207页）陈云提出“中央有些同志”让邓小平重新工作，主要是指一批党国元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历史需要他。从利益上考虑，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支持他的这批元老们也会出来工作。陈云这个发言是在会前他和王震、胡耀邦三人商量的结果。
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连他们的发言也不在会议简报上登出。他在这次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阶斗争为纲”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到天安门事件，他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对批邓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汪东兴提出“两个凡是”直接后果是阻止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们出来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华国锋、汪东兴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等党国元老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华、汪的革命资历、才能、功勋都和这些老领导人无法相比，为了巩固在毛泽东在世时得到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阻止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从权力斗争而言，他们最大的政敌是邓小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毫不隐晦地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主席，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邓小平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渗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立即控制理论，控制毛主席著作的编纂，控制专案。康生的秘书李鑫的地位一下子显赫起来。他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专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毛主席纪念堂办公室主任。李鑫拼凑了“凡是派”的笔杆子，控制了理论宣传阵地。粉碎“四人帮”是解决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斗争，实质是解决毛泽东继承人问题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围绕“两个凡是”问题的斗争，是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邓小平为一方，以华国锋为一方。在这一轮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背后，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还是开辟新的航道。由于邓小平主张开辟新的航道是符合民意的，所以，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让邓小平出山呼声的压力，华国锋说：“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适当的时候”是无期限的，邓小平已经７３岁，还能等多久？华国锋比邓小平小１７岁。他相信时间对自己有利。拖下去吧，让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邓小平复出，这个“适当的时候”一定会遥遥无期，不会是９个月。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他没有忠于自己的一批干部队伍。在权力斗争面前，他面对的是一些党、政、军里的元老。这些人都比他强大。他这样一个人被赶下台，没有什么人为保卫他而大动干戈。更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震动。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说：“那些仅赖佳运而从简单庶人地位贵为人君的人，在其高升过程中甚少麻烦，但要维持这个地位却有很多困难。”（马基雅维里：《君王论》，惠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１９８７，第２６页）华国锋真正地面临了维护地位困难。
１９７７年７月，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打倒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他又奇迹般地成为一颗政治明星。这是邓小平第三次打倒后重新出山。第一次被打倒是１９３３年在井岗山被左倾领导人撤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第二次被打倒是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第三次被打倒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出山，其中经了９个月。这９个月，对于年届７３岁的邓小平来说是漫长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在９个月之前，邓小平还是“全国共讨之”的阶下囚。在９个月之内完成了这个戏剧性的大转弯，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
邓小平出山是大势所趋。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出山扫清了道路。在天安门事件中蒙受打击的一大批群众，对邓小平出山呼声最强烈。因为邓小平出山就是他们的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在运动后期没有站到“四人帮”一边的一批党政干部，也支持邓小平出山。至于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政治斗争中，站在周恩来这一边的高层人士，更是积极推动邓小平立即出山。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晚年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利益的作用，从而把中国推向了十分贫困的境地。要解决毛泽东遗留的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强调物质利益的强者出来，才能够解决。这个强者当然是邓小平。这是就眼前而言。从深层次上讲，毛泽东遗留的问题更多。毛泽东身后，必须改弦更张。要改变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需要有一位具有非凡政治魄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也就是说，历史需要邓小平。
如前所述，华国锋是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的。１９７６年４月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迫于当时的形势，授予他最高权力。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在毛泽东逝世后，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四人帮”，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攻势，向“四人帮”发起了攻击，他依靠党内元老们的力量，也顺应了民意，取得了维护权力的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邓小平，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守势，死守毛泽东的遗训，他站在到了元老们的对立面，也有悖于民意。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华国锋还仍然贬邓。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方对华国锋说：你们派了高级代表团，我们准备用国宾规格接待。华国锋说：是较高级代表团。日方听了马上研究，接待时降低了半格。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华国锋不让外长黄华陪同，只让副外长陪同。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这表明，在开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是第三号人物。在新选的五位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邓小平名列第三。在他前面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他之后的有李先念和汪东兴。
叶剑英年事已高，他也不想走上权力顶峰。邓小平树大根深，胸怀大志。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过，就名义上的职务而言，在十一次代表大会时，邓小平已经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党中央副主席。在以后他虽然取代了华国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名义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变为军委主席以外，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的职务。这也许是邓小平聪明过人之处。
邓小平向“两个凡是”挑战“两个凡是”从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由于多年对毛泽东的神化，“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情绪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但是，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为了扭转大局，邓小平不顾一切风险。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既有政治勇气，也不缺斗争艺术。如果说，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第一场斗争是武力解决，那么，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新一轮斗争，就得靠政治艺术了。
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光辉伟大有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１０月１０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了最大的潮流。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深刻的用意，５月３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公开的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对王震、邓力群和于光远三人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下讲的移到另一个问题，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３8－３9页）在《邓小平文选》的注解中写的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的一部分”，于光远多次表示，《邓小平文选》这个谈话下面的注解违背事实。他说，实际参与这次谈话的除了王震和邓力群以外，还有于光远，这篇讲话也是于光远整理的。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迫于形势，在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１９７６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十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凡是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还有可能被载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指那么沉重。所以，邓小平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不过是借助这面大旗来反对“两个凡是”。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第42－43页）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毛泽东思想模糊化了。也就是说，使毛泽东思想的约束（主要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人们各有各的解释。谁掌握了这个解释权，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毛泽东设置的一座又一座大山。１９７７年８月８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９月１９日，他直接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出来的？……（同上，第66－67页）
然而，要推翻毛泽东的大山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这番讲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解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