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２０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是十分重要的。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上逝世。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就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毛泽东的遗产是丰富的：有一定基础的工业体系，较强大的军事实力，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他的遗产也包括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而专制和贫困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２０世纪末的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２０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逝世时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２０９３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１９８０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５４０００个。参加人民公社有１．７亿户，８亿人口，３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１９８１年《中国经济年鉴》,张思骞：《１９８０的中国农业》）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在工业总值中，１９７９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８１．０％，集体所有制工业占１９．０％，没有私营工业。（《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第１９４页）１９７８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９０．５％，集体所有制商业占７．４％，个体商业只占０．１％，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２．０％。（同上，第３４７页）１９７８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７４５１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７８．４％，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２０４８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２１．６％，二者合计占职工总数的１００％。（同上，第１１１页）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７００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４０元左右。到了文革，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这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１９８２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气中我走近了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７５００马力，１９０５年造；另一台是６４００马力，１８８７年造。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被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20世纪８０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４％，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的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１８０万元，但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４７５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从１９６５年就向上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１７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３千多万元。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１９５３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亚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１９７９〉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文版第１８５页）。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１９６４年说过，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计划的工作中去，到１９８０年才能编成１９６４年的计划。退一步说，即使这样的计划能够制订出来，一定是事过境迁，没有任何作用。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如，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作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
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１９７８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１０户人家有４户没有大门，３户没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７个孩子，１０口人，只有３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１９７８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７０元；陇东庆阳第二，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区第三，为５７．２元；榆林地区第四，为５２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３６．８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７４．６７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５０元。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１９７８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７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１０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到改革前的１９７８年又降到３平方米以下。５０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８０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１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３９摄低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１９７２年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参看：《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但是，在建国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二卷第637页）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１９４０年２月，他主张“各个阶联合专政”。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使其变成专政对象。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由《宪法》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向美国记者史诺担率地承认自己“无法无天”。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那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法大还是官大？官大。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处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最高领导人要整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表态、围攻。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的党委书记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毛泽东有时连这个“橡皮图章”也懒得用。他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也没有动用这个“橡皮图章”。毛泽东时代，是由他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
200２年的一天，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１１月１４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问毛泽东：“你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追忆访华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经半个世纪把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了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一个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这就是极权制度。
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熔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在下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在这座“金字塔”顶端的一小群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任何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政。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秦始皇及中国代帝王说“朕即国家”，毛泽东可以说“朕即社会”。
毛泽东帝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维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政权，浴血奋战了２８年，为革命献身的革命战士数以千万计。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政权。在这个新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世时有一种通行的说法：“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共产党有３５００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服从上，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苏联在建党时，曾经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列宁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所谓“不定形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赞成党的纲领和政策，就可以自行列名入党；明天我不同意党的纲领和政策，我就不是党员。这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在争论中，列宁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但是，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服从上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成了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了极权政治的工具。党的地方各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到了毛泽东晚年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１９５９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１９５７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民主党派内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民主党派的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慷慨激昂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当然，两党的宗旨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在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是中国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忽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１９４６年６月到１９５０年６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８０７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与无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１９４９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４００万人。到１９５０年７月，又增加到５００万人。１９５１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６１１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４００万人以上。一直到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决定裁军１００万，人数降低到３３０万人。（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第１０８４页）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它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通讯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和100多所军事院校，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注：“军工动员”就是用强制命令，向民用工厂下达军事装备的生产任务，要求按时、按质完成，不计成本，民用产品要为“军工动员”产品让路，费用由民用工厂承担。）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战士成立“军人委员会”，可以对干部进行监督。此外，毛泽东还采用中国代的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自己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调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己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貌。
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实行“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集中一切智慧，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极尽才华，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任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划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共产党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为“大我”作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和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军。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版式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注释、论证、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我就读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是，能借到的除了自然科学的书以外，只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其它的书，一本也看不到。当时我们不知道清华大学曾有过陈寅恪、吴宓这样的大师，只是从毛泽东著作中知道了值得我们清华人骄傲的闻一多和朱自清。
中国的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掌管者，他们把当权者的政治目标从上到下地贯彻到整个思想文化空间，左右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官僚中有些人本来也是知识分子，他们被委以管理意识形态的重任以后，就不再从事知识创新工作，本人也放弃了独立思想（实际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本来就没有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能力），转而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谁发表不同的意见，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独立思考也会招来横祸。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构成一座庞大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某一层金字塔的一个网眼中。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身份是对既有的利益、地位的固化。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在“以阶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政治身份。在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在城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城市贫民、店员、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高级职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等。此外，在城乡还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另外还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在口头上就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可教育子女、知识分子排成一个系列。知识分子名列第，自嘲为“臭老”。其中“可教育子女”是指“走资派”的子女和“地富子女”。这种身份系列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下等身份的人得不到官方和公众的信任，人们不敢与他们亲近，上、中等身份的人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常常是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长达20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连未成年的孩子也有严重的自卑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发动身份好的批判和打击身份不好的，身份不好的总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从而更加强化了不同身份之间的政治界限。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有的还有继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比农村户口享有很多的优惠：就业优惠，城市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划成两个等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是不通婚的。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的人。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别的城市调动，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就非常困难。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要乘满5万节火车厢，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和公路，此外，国家一年还要支付23亿元。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服役期满只能“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过去企业分为局企业、处企业、科企业，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当时的看法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形式。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配下进行生产的。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愿意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的。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也可以称之为“软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国家是阶斗争的工具，是镇压的机器；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逝世之前，正是“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受推崇的时候。所以，在无形制度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着重要作用。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起作用。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