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人_读城记_易中天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
我喜欢读城。
由于种种原因，我多少到过国内的一些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都要打探一下它的历史沿革、建筑文物、风土人情，品尝一下那里的吃食，在街面上逛逛，学几句方言民谚歇后语之类，然后回来向别人学舌。每到这时，便总是不乏热心的听众。而且，他们也往往都不满足于只当听众，也要参与讨论，发表他们对那些城市的看法，并同自己居住的城市作比较。于是我就发现，读城，其实对许多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的确，说起城市，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讲。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城市的各种民谣，比如“生在杭州，死在柳州”就是。与之配套的则还有“穿在苏州，吃在广州”两句。后来，这个段子又被改成了“吃在广州，穿在上海，说在北京”。这是因为上海的服装早已超过了苏州。而北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诸方面都乏善可陈，可以夸耀的只有一张嘴，正所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也是关于城市的老段子，只不过已经由城说到人其实读城也就是读人。所以关于城市人性格的说法也很不少，比如武汉人是“九头鸟”而南京人是“大萝卜”等。这些民谣和说法，都无妨看作是民间版本的《读城记》。它们实际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城市，实在是极其可读的。
中国的城市极其可读，中国可读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光是我们平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有不少。比如伟大首都北京，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古都西安，旧邑洛阳，特区深圳，圣地延安；石城南京，泉城济南，花城广州，春城昆明；“白云黄鹤”的武汉，“龙兴之地”太原，“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成都，“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长沙，“天下三分明月夜”占了两分的扬州，“满街都是圣人”的泉州等等。这些城市，都风姿各异，个性鲜明，极具“可读性”。就连一些小城，如城池完好古色古香的兴城、平遥，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的丽江、凤凰，徽商的根据地黔县、歙县，晋商的大本营祁县、太谷，还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赣州，“万川毕汇，万商毕集”的万县，也都是可读的。如果你有条件，不妨通读天下城市：春天到洛阳看牡丹，秋天到北京看红叶，冬季到哈尔滨晒太阳，而“夏季到台北来看雨”。既然有孟庭苇的盛情邀请，何不潇洒走一回？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并没有这个条件，那么，你还可以读书。比方说，读我这本《读城记》。
一、中国的城市
城市为什么可读，当然是因为它有个性，有魅力。
城市的个性和魅力是我们读城的向导。
的确，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有的粗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温情。因此，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城市。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城市民谣”但是，也正如有的人个性鲜明，有的人不太出众，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受到关注。中国的城市毕竟太多，其中大同小异的不在少数。显然，只有那些个性特别鲜明的才会受到关注，因为个性鲜明才会有魅力。
中国有个性有魅力的城市很多。
1998年，广州的《新周刊》出版了一期专辑，叫《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列举了他们认为最具魅力的17个城市：北京、上海、大连、杭州、南京、苏州、武汉、成都、重庆、拉萨、广州、深圳、珠海、西安、厦门、香港、台北。另外，还列举了8座“前途远大”的城市和10座“最值得去”的小城。它们分别是绵阳、张家港、北海、三亚、九江、万县、惠州、绥芬河和丽江、平遥、延安、凤凰、西昌、吐鲁番、凭祥、泽当、玛多、兴城。我们知道，到1997年5月，我国共有城市666座。《新周刊》从666座城市中拈出35座来评说，挂一漏万是在所难免的比方说，一些风情万种独具魅力的城市，如昆明、哈尔滨、乌鲁木齐等等，就没能列人；而同为边疆小城，喀什和伊宁也许比吐鲁番更“值得去”。吐鲁番当然也是很值得一去的。不过，吐鲁番最值得一看的却不在城内，而在城外，比如葡萄沟、千佛洞、高昌和交河古城等，而喀什和伊宁却有著作为城市的自身魅力。这其实不能怪《新周刊》。中国有魅力可阅读的城市实在是太多无论谁来做这个课题，都不可能说全。
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它们是：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延安。1986年，又公布了第二批名单，即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南昌、保定、平遥、呼和浩特、镇江、常熟、徐州、淮安、宁波、歙县、寿县、毫州、福州、漳州、济南、安阳、南阳、商丘、襄樊、潮州、阆中、宜宾、自贡、镇远、丽江、日喀则、韩城、榆林、武威、张掖、敦煌、银川、喀什，共38个。第三批公布的名单则是：正定、邯郸、新降、代县、祁县、哈尔滨、吉林、集安、衢州、临海、长汀、赣州、青岛、聊城、邹城、临淄、郑州、浚县、随州、钟祥、岳阳、肇庆、佛山、梅州、雷州、柳州、琼山、乐山、都江堰、沪州、建水、巍山、江孜、咸阳、汉中、天水、同仁，共37座。这样一来，我国666座城市中，就有99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六六大顺”又加“九九重阳”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城市无疑都是极具魅力的。它们的历史是那样的悠久，它们的文化是那样的古老，该有多少故事可以向我们诉说即便“年轻”一点的，如上海，又是那样的内容丰富不同凡响。然而有魅力的城市却远远不止这些。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太原，就不在名单之中。太原的前身晋阳，建于三千年前，曾经做过赵国的国都，也是唐高祖李渊和五代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起兵发家的“龙兴之地”，后来被宋太宗赵光义火烧水淹，毁得一干二净片瓦无存。现在的太原城，是在晋阳废墟北面重建的，也有一千年的历史，而且有晋词等名胜古迹，应该说也还是古韵犹存的。另一些新兴的城市，如香港、台北、深圳、珠海，如兰州、长春、大庆、石河子，则又有着另一种气质和风采。何况还有美丽的滨城大连、厦门，神秘的边城和田、景洪，幽静的山城吉首、都匀，崛起的新城张家港、惠州，等等，等等。有谁能读遍天下城市，阅尽人间春色中国的城市，是读不完的。
那么，先匆匆忙忙地说个大概，如何？
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可以粗略地分为八种类型，即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重镇、商埠、特区。当然，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比如大同，就既是雄踞雁门关外的“塞北重镇”，又是著名的“煤都”，还是名胜荟萃古迹繁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汉两个兄弟民族和平共处的北部边关，中原与草原的交通孔道。这样“身兼数任”的城市实在很多。我们的分类，也只是为了解读的方便，钻不得牛角尖的。
这些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
古都的魅力当然毋庸置疑。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们往往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尽管这些精华的聚集是皇家特权所致，但聚集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精华因历史的积淀而愈加厚重，因岁月的磨洗而愈见辉光。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流落于街头，蒙尘于市井，也不会沉沦了它们的价值。因此，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寻觅，有太多的故事可供传说，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也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名邑同样有着这样的文化内涵。所谓“名邑”，无妨看作是资格稍微差了一点的古都。比如江陵，原本就是楚的郢都；大同，曾经是北魏的京城；成都，其实也是当过帝都的。只不过那些政权或非“正统”（如公孙述的“大成”），或非“一统”（如刘备的“蜀汉”），又没成什么大气候，就挤不进“古都”的系列，只好屈尊为“名邑”。从字面上讲，所谓“名邑”，也就是“有名的城市”。一个城市，只要出了一点名扬四海的事情、人物或东西，就有了名气，却不一定是“名邑”。比方说，“苏三离了洪洞县”，上饶出了集中营，都挺有名的，却不大好算是“名邑”。这里说的“名邑”，主要是指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六大古都在内）。它们都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和极其悠久的历史，比如扬州3000年，江陵2600年，苏州2500年，景德镇1700年。其中最绝的是绍兴。从公元前490年在今绍兴城内龙山南麓建城起，2400年间就没挪过一次窝，实在算得上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名邑”，显然不仅因为它资格老、历史长，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风采，有着一些家喻户晓名满天下的东西，比如长沙的水，昆明的湖，景德镇的瓷器，苏州的园林，扬州的炒饭，绍兴的花雕，泉州的洛阳桥，大理的蝴蝶泉，大同的云岗石窟，承德的避暑山庄，当然还有桂林那“甲天下”的山水。这些东西也许并不一定就能代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也并不只有这些东西，只不过它们最为脍炙人口罢事实上，这些城市的名声和风采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有谁不知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只要吟诵着“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苏州）、“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杭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扬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长沙）等等名句，这些名城的风采，就浮现在眼前
圣地其实也是名邑。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称得上是“圣地”的有四个，即遵义、延安、曲阜和拉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遵义和孕育了新中国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曲阜是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儒学发祥地，而拉萨则是藏民族“圣者的乐园”。在藏语里，“拉”是神，“萨”是地，所以“拉萨”就是神地或圣地。这些圣地当然也是风采各异的。遵义的雄奇，延安的质朴，曲阜的古雅，拉萨的神秘，构成了它们独特的魅力。有趣的是，除曲阜外，它们也都是边关和重镇。比方说，“北依娄山，南近乌江，近控五城，远瞰巴巫”的遵义，就历来是黔北重镇。一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仅唱出了遵义的豪情，也唱出了中国人的豪情。
的确，边关有着独特的风情。
所谓“边关”，并不一定就是像山海关、嘉峪关、娄山关那样的“关”。这里指的，其实是那些远离中央政权和正统中心的边地城市，即边城。这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再强有力的政权和文化，往往也鞭长莫及。由于它们在地缘上是那样的遥远，主流文化的影响便总是要打折扣的。中原地区的城市季风，不管是什么风向，刮到这里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何况这里的自然地理山水风光也不一样。雪山、莽原、瀚海、冰川、峻岭、雄关、丛林、险滩，无不与中原大相异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筑一方城。边地城市风貌的千姿百态，原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它们又往往是少数民族的聚落，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明共建的地方。这就为原本异彩纷呈的边地城市，平添了万种风情。
甚至就连它们的名称，也有着明显的异国情调。想想这些地名吧！乌鲁木齐、呼和浩特、额尔古纳、齐齐哈尔、霍林郭勒、察布查尔、阿尔泰、阿克苏、阿图什、库尔勒、牙克石、海拉尔、佳木斯、扎兰屯、日喀则、德令哈、格尔木，你难道不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不过，虽然异样，却也亲切，而且会产生很想去看看的冲动。事实上，许多边地城市我们虽然没有去过，但它们的大名却早已如雷贯耳，至少也有所风闻。请问，谁不知道“万方乐奏有于阗（和田）谁不知道“瑞丽三月好风光”（瑞丽）谁又不知道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英吉莎的小刀和田的玉即便我们方位感不强，地理学得也不好，但好歹总归听说过漠河、伊春、图们、丹东、凭祥、阿坝、景洪，喝过通化葡萄酒或普洱茶，唱过“康定情歌”吧！至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或“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就更是人人皆知
边关往往也是重镇，比如昆明、兰州、银川、西宁、南宁，比如张家口、锦州、武威、张掖、酒泉。当然，重镇不一定都是边关。重镇有三类。第一种是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这主要指那些省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太原、福州、南昌等。它们独当一面，举足轻重，当然是重镇至于拱卫京畿的天津和雄踞天险的重庆，自然更不在话下。
政治重镇中的某些城市，还兼另一类或另两类重镇的功能而有之，比如武汉就是。这另两类重镇，一类是军事要塞，比方说大同、遵义、襄樊、徐州，当然还有武汉。由于那里地势险要，地形独特，或依天堑，或踞雄关，或扼咽喉，或处要冲，或“钟山龙幡，石城虎踞一（南京），或一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淮南），历来就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不知有多少血性男儿在那里横刀立马，挥戈上阵，与守城之军或来犯之敌一决雌雄。所以这类城市往往有一种豪雄之气或强悍之风，甚至可能会像徐州那样，背上“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黑锅。其实徐州人是很热情豪爽的。《太康地记》说他们“其气宽舒，秉性安徐”，并不刁蛮。只不过那地方仗打多了，便难免多了点粗犷，少了些文雅。战争，毕竟是一件“玩命”的事情，无论如何也雅致不起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读到这样的诗章，我们就不免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甚至“恨不遗封向酒泉”
另一类重镇是工业基地，如煤都抚顺，锡都个旧，钢铁城鞍山、包头，汽车城长春、十堰，石油城大庆、玉门、克拉玛依，当然也还有武汉。这里又是另一番风貌，是另一些男子汉的“用武之地”。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个让全世界另眼相看、中国人吐气扬眉的英雄业绩。林立的钻井，齐整的厂房，喧闹的工地，繁忙的运输，构成了一道迥异于巍峨城阙、灯火楼台、百年老店、十里洋场的风景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工业文明。尽管由于国企改革步履维艰，这些城市的日子都有些困难。但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的。所以它们也必将重整旗鼓，再造辉煌。
所谓“滨城”，顾名思义，也就是“水边的城市”。滨城又有两种。一种是滨江之城，如万县、宜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南通，当然也包括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另一种是滨海之城，如大连、烟台、青岛、连云港、宁波、温州、厦门、汕头、湛江、北海、三亚。这些城市，不是港湾、口岸，就是门户、要塞，或二者都是。这就使得这些城市差不多都兼有吞吐攻守之功能。战时是前线，平时是前沿，总是“得风气之先”。所以，一旦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首先活跃起来的，也往往是它们。它们是中国城市中得天独厚的宠儿。
水边的城市也多半美丽。俗云：“娇不娇，看吊桥；美不美，看秀水。”近水之人，往往更有爱美之心；滨水之城，也往往更加风姿绰约。“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一种气象；“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是另一种风韵。美丽总是令人向往的，这些城市也就因此而名扬天下。尤其是那几座最为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烟台、青岛、厦门、三亚，从来就是中国城市选美竞赛中难决高低的最佳选手。事实上它们也都是旅游胜地，是度假和休闲的好去处。在这里，我们能得到最开阔的视野，呼吸最洁净的空气，享受最美好的时刻，体验最放松的心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遮拦，也没有什么污染，而只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只有永远蔚蓝的大海和永远蔚蓝的天空。
这当然要感谢江海。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所以滨城往往也是商埠。商埠也有两种。一种是老牌的，如广州、宁波、扬州，早在唐代就是对外开埠的三大口岸；泉州则是曾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贸易大港。此外，如“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的苏州，曾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的佛山，也都是。这些城市，往往是南北枢纽所在，水陆辐辏之地，自然车马纷至，舟揖络绎，贩夫奔走，商贾云集。另一种则是近代以来开埠的都市，如上海、香港。它们纯粹是出于一种商业的需要而建设发展起来的。所以刚一“上市”，就迅速地压倒和盖过了那些“老字号”（也许只有广州还勉强可以与之抗衡），成为中国城市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古都更是“城”，那么，商埠就更是“市”。没有哪个城市比广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个大市场这些城市，差不多都主要是由金融机构、商务中心、星级饭店、摩天大楼，由写字楼、事务所、交易厅、拍卖行，由时装店、精品屋、咖啡馆、海鲜城，由霓虹灯、立交桥、名品街、连锁店，由一家家银行、公司、商场、超市，由数不清的契约、合同、债务、谈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讲不完的价钱来构成的。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突然没有了夜市、股票、广告、招牌，没有了开张关门和讨价还价，这些城市还会剩下什么？
因此，走进这些城市，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商业气息。事实上，人们走进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来旅游，而是来购物。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却有着永远逛不完的街和买不完的东西。只要你有钱，在这里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务。如果钱不多，也不要紧。因为它们也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标准的商埠，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从来就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后满载而归。
这差不多也是特区的特点。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相当自觉地把市场经济当作了自己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们把特区和商埠看作两类城市的原因：传统的商埠是历史的遗产，而新兴的特区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尤其是，当上海一度变成计划经济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后又“慢了半拍”时，这种分野就更为明显。总之，特区（我这里主要是指深圳）是一种迥异于古都名邑、也不同于重镇商埠的全新的城市。这些全新的城市还包括某些无特区之名而有特区之实的“明星城市”，如顺德、中山、江门、东莞、惠州，以及同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公共设施好，展示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看来，人文荟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机勃勃的商埠特区，可能是中国城市中风格泅异但又同时最具魅力的一族。在这两极之间，其他类型的城市都表现出不同的风姿而异彩纷呈。
二、城市的魅力
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走马观花的匆匆掠影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魅力其实无关乎它们的大小和行政级别。（图一）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大连较之沈阳，青岛较之济南，厦门较之福州，开封、洛阳较之郑州，喀什、伊宁较之乌鲁木齐，就更具魅力。显然，这样一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但，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却并不容易。
在《新周刊》编辑《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本书的初版已经面世，我也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赞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苏州是“最精致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厦门是“最温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闲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则可以商榷。比如，说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准确。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缘“跨过海峡去看一看”的大多数“大陆同胞”来讲，台北无疑是“陌生的”。但，一旦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海峡变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样便当时，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么，到时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会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时失去其魅力
事实上，陌生并不是台北的特征，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台北也并不曾着意营造陌生的氛围，或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里陌生的城市。我们对台北的陌生感，其实是两岸的隔阂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过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台北。其实，用于广州的那个“头衔”——“最说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没准更合适。可不是“这个城市，充满了混杂的风景。”“走在街上，你不仅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台北是温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们是贫是富”，“也说不清楚是科学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卫”。这是一个“处处有活力，处处有怪招，处处有机会与失足，有发财梦与邪恶”的“陷阱”。“什么都绕着你转，却什么都抓不住”（徐学《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点“说不清”
其实，即便把台北称之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说不清”，实际上还是“说得清”，只不过很难用一个两个词来概括罢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许只能用“多样”两个字，称之为“最多样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先前叫做“艋(舟用)”的小镇，成为名叫“台北”的大都会，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这个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移民创造的。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却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40年代东渡的政治移民，他们来自山东、湖南、四川、东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进城的乡下移民，他们来自台南、花莲、宜兰、屏东；有70年代的国际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还有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移民，还有从日本和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带回的海外配偶。说得早一点、则还有明清时代的闽粤移民，也许还有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国部队”。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他们身上的“文化无意识”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又都要在台北讨生活谋生存，他们也要通婚并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便只能飞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对立又交融，既冲突又整合，结果便呈现出新老并存、土洋结合、中西合壁的局面。比方说平剧、舞台剧、现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戏、脱口秀、摇滚乐同台献艺，或者“早上坐飞机，中午冷气机，下午电算机，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么的。这种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多样”或“驳杂”。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光怪陆离”或“面目模糊”。
如果说，把台北称之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处，那么，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许是一种魅力，辛苦怎么也是魅力谁又会把辛苦看作魅力的确，香港是忙碌的。“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后，我们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其实，与其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不如称作“最有活力的城市”。80年代，香港政府曾开展过“活力运动”，而“活力”，则恰恰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谁都知道，香港最让世界瞩目的，就是创造了长期繁荣的经济奇迹。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过2万美元的全球富裕线，而香港不过是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万的“弹丸之地”。如果没有自身的活力，怎么创造得出这样的奇迹？
香港的活力也确实是相当惊人。香港现在当然是财大气粗，然而它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先前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时下则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波所及，其他时候麻烦也不少。1973年，香港股市大泻，金融业房地产一片淡风，有人便预言香港将面临沉船之虞灭顶之灾。但是香港全都顶过来除因为有祖国大陆作坚强后盾外，也因为香港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显然，正因为有了这活力，东方之珠的风采，才会“浪漫依然”。
事实上香港也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城市。每天都有几十万人走进香港，也有几十万人走出香港。香港把来自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黄白黑棕肤色不同，贵贱贤愚身份不等的人吞进又吐出，留下成功的，送走失败的。但无论成功失败与否，他们都给香港注入了活力。于是小龙腾飞明珠璀璨，于是百业兴旺万象更新。
香港如此地充满活力，如此地吸引着四海移民八方来客，当然因为这里有太多的诱惑。这不仅是指那些美轮美免的建筑，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的设施，无微不至的服务，以及那些吃不完的美食和穿不尽的时装，更指那时时在你面前闪现、看起来人人均等的机会。这里每天都在制造着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而且，从身无长物一文不名到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时也许竟只要一夜工夫。比方说，每次赛马，便至少都要产生一名百万富翁。这种机会，从理论上讲，是人人有份的。于是香港便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好运气，或者你很卖力，当然最好是兼而有之，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港口跳了龙门。这可真是“挡不住的诱惑”。
正是因了这诱惑，也为了应付那没完没了的账单、信用卡、透支户口、供楼贷款，为了不至于在激烈的竞争中沦为“箩底橙”（垫脚石），一句话，为了生存也为了成功，香港人从小到大都在拼搏。总是在努力争取“搏出位”，而且不惜“搏到残”。在香港，一个人兼两份差是家常便饭，有的还会同时注册一家公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累，却感到充实。相反，一旦哪天不忙了，反倒心里发虚，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道是自己在老板眼里已无油水，要收到“大信封”（辞退信）了，还是自己服务的公司快垮台的确，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必然是高节奏的。它容不得拖泥带水，更容不得无所事事。一旦出现空闲，也就意味着“出局”。忙，才有安全感，也才证明你还活蹦乱跳。
所以，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香港人，为了不至于累得吐血或搏得无神而学会了“猫睡”（随时随地都能打盹）的香港人，就既活得辛苦，也活得充实。正是这成千上万努力拼搏的香港人，构成了生机勃勃而且能起死回生的“活力香港”。无疑，香港的活力是被逼出来的，就像被浪追赶的鹿不能不拼命飞跑一样。但，如果没了狼，鹿们岂不也要退化？与其退化，不如奔跑。
因此，“如果在香港成功了，在世界各地都能成功一（程乃珊《最辛苦的城市：香港》）。但不是因为太辛苦，而是因为有活力。
我也不能同意把上海说成是“最奢华的城市”。上海怎么是“最奢华的城市”或者说，上海的城市魅力，怎么能说就是“奢华”不要说旧上海在纸醉金迷之外尚有着“流浪的三毛”，便是现如今，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等城市奢华起来，只怕也不让上海。只不过，上海的奢华，与北京、广州、香港等等不那么一样罢北京的奢华更多地是“摆谱”，派头十足，牛气十足。这也不奇怪。北京，毕竟是“最大气的城市”嘛！一旦奢华，也一定是“大手笔”。广州和香港的奢华，则总让人觉得有点“暴发户”的味道，文化底蕴不足，怎么看怎么像“大金牙”。当然，这么说，也许多少带点偏见。不如说，北京的奢华是居高临下的，广州的奢华是生猛鲜活的，而上海的奢华则是不动声色的。因为上海是“最具绅士风度的城市”，而所谓“绅士风度”，讲究的就是不动声色。如果张牙舞爪，就不是绅士，也不是上海事实上，在上海，越是高层次的人（他们往往也最有条件奢华），就越是绅士风度，也越是不动声色。只有小市民才咋咋呼呼。即便他们，在上海也是不敢咋呼的。他们只有到了外地，在不明底细的外地人面前，才咋呼个没完。
其实，即便“很久以来上海人一直在一些顶尖的享受上花费着他们的开销”，他们追求的也并不就是“奢华”。在上海，并非“贵的就是好的”。不要说节衣缩食讲实惠的上海小市民不这么看，一掷千金“掼派头”的“大市民”也不这么看。正如《最奢华的城市：上海》一文的作者自己所说，一件东西或一种享受要让上海人满意，并不是只要价钱昂贵、能显示身份炫耀财富就行的。它们还“必须好看、精美，有象征的价值，而且是在最小的日常生活细节上”。下面这句话也是对的：“这需要修养与品味，而这正是上海让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之处。”
显然，这样一种追求，与其说是“奢华”，不如说是“雅致”，而上海，实在应该称之为“最雅致的城市”。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雅致”，写得最淋漓尽致的，大约就是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只要翻开第一页，读一读《时代咖啡馆》，就立即能感受到上海人那经过长期熏陶和修养形成的极有品味的“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柔柔的外国轻音乐，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先锋；暖暖的进口咖啡香，也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刺激。领台小姐谦恭而不媚俗，男女客人体面而不骄人。点菜的时候，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配合得恰到好处，也都不过分。“这就是上海的气息”，而这个气息就叫做“雅致”。
不要以为这份雅致只属于“资产阶级”。它也是那些住在弄堂里、睡在亭子间干干净净小木床上的女孩子们的作派。有着“女性养成”传统的上海母亲，总是能把她们的女儿调教得那么可人心意，既不乡气，又不张扬，穿着打扮举止言谈都那么得体。这就是雅致。实际上，雅致是上海的情调。它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大上海的上空，无孔不人。而这种雅致，尤其是上海小市民的“雅致”，则又是上海人的精明造就的。正是这种精明，使他们能够亦步亦趋地跟上上流社会的雅致，而不会或至少不会在外地人面前露出破绽。可以说，上海，是一个雅致的城市；上海人，则是精明的一族。
当然，上海人的生活是“两面”的。有雅致的一面，也有不那么雅致甚至俗气的一面。就像他们弄堂里的生活，既有邻里间互相关照守望相助的温馨和睦，也不乏“七十二家房客”寸土必争的“两伊战争”。但是，尽管前几年大多数上海人住得还很拥挤，日子过得也还很紧巴，然而一走到淮海路上，便一个个都很体面。精明的上海人，是能够把他们的俗气和窘迫深藏在雅致背后的。而且，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们也仍然能保持和营造整个城市的雅致氛围；即便是走遍海角天涯，他们也能把那份雅致带到那些边远地方，不动声色地体现在自己每一个生活细节中。比方说，在那个流行黄军装和工作服的年代，上海姑娘在领头、袖口和裤脚上做的那些小手脚就是。
上海的雅致其实是很明显的。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然而，上海虽然大，却不粗。在上海，无论你是站在摩天大楼下，还是走在逼仄里弄中，都不会有“粗”的感觉。因为上海是按照工业文明最雅致时代的理想模式打造出来的。（图二）如果你能比较细心地在外滩走一走，就一定能感受到上海那种雅致风格的气派。那些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无论古典式的（如上海总会）也好，哥特式的（如通商银行）也好，巴洛克式的（如东方汇理银行）也好，文艺复兴式的（如字林西报馆）也好，都气派而雅致。尤其是如果你能到当年的汇丰银行、现在的浦东开发银行的大堂里去体会一下，则对于所谓“上海风格”，对于上海式的“雅致的气派”，便会有一个鲜明而深刻的感受。
这种风格是不同于北京的。北京也是最有气派的城市。但北京的风格不是雅致，而是庄严、雄浑、雍容、华贵、典雅、厚实。这些风格在经历了时光的磨洗和历史的积淀后，就变成了醇和。北京最让人心仪的就是它那醇和的气派。这种醇和的气派里有“王者风范”，也有“平民风情”，而且是中国风格的，因此让人感到亲切。而上海那种雅致的气派，却让人觉得你是在面对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国绅士，必须彬彬有礼地和他保持距离。
上海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的雅致，那就是市民生活的雅致。一般地说，上海市民的生活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较雅致的。他们并不富有，但也不显得寒酸。当然，也只是不“显得”而已。比方说，居家，总有一两件像样的家具；出门，总有一两套像样的衣服；吃饭，总有一两道像样的小菜。数量不多，但很精到。这就是雅致或者说，是对雅致的追求北京没有这份雅致，因此北京的风格是大雅大俗的，北京的市场也是两极分化的。在北京，除非你很有钱，能够穷奢极欲，否则便多半只能享用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大体上说，北京只有排场和马虎，没有雅致。好在北京有一种醇和的气派，所以北京人也不在乎。
上海却有一个广大丰厚的中间消费层，这就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他们无缘奢华，也不愿马虎。即便是家常小菜，也要精致一点；即便是路边小店，也得干净一点；即便是吃一碗阳春面，也要吃得文雅一点；即便是穿一件两用衫，也要穿得体面一点。这就是雅致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海人要面子，宁愿吃泡饭也要穿西装。其实，它更多地还是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何况上海人并不只吃泡饭，他们也吃生煎包子。更何况上海人的泡饭也不马虎。不是极好的朋友，他们还不会请你吃。
最能体现所谓“雅致风格”的也许还是上海人的服饰。这也往往是最能提供“奢华”证据的一个领域。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在穿着方面是舍得下本钱的。他们的全部体面，往往就在那一身衣着上，因此有“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的说法。但，所谓“穿在上海”，却并不在奢华，而在雅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奢华，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奢华。50年代后，奢华因为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直接联系而几乎在上海销声匿迹，雅致却因为事关大众而薪尽火传。虽然孙夫人也不得不脱下旗袍换上列宁装，一些穿惯了西装的人也不得不换上中山装，但一些北方南下而又比较敏感的人都发现，即便是列宁装和中山装，上海生产制作的也有一种“上海味”。结果，同样的面料同样的式样，在上海人身上穿出了体面，在自己身上却显出了寒酸。秘密就在于上海的服装总是比北方的多了一份雅致，一种体现在裁剪、做工等方面不经意流露出的、其实是十分考究的雅致。
其实，从“三反五反”到“十年动乱”，一直在接受着“改造”的上海和上海人，小心翼翼而又坚忍顽强地守护着的，正是这一份雅致。它默默地雌伏在弄堂里，悄悄地弥漫在街道上，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却又无可指责地体现在领头、袖口、裤脚、纽扣等细微末节上，或者体现在用小碟子盛菜、买两根针也要用纸包一下之类的鸡毛蒜皮上，不动声色却又坚韧不拔地维系着这个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脉。
上海的另一种风格是开阔，正如北京的风格是大气。北京大气，上海开阔，这正是两地各有所长之处。北京的大气无疑来自它那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雄视天下、包容四海的气度。上海的开阔则因于它是一个建在长江入海口滩涂地带的“不设防城市”。上海这个城市似乎是没有什么边界的。它好像一直对五湖四海敞开着门户，也一直在壮大着自己。欧风美丽吹拂着它，华夏文化也滋润着它。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也是通俗文化的渊薮。事实上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一样，也是兼容并包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北京兼容并包是因为它大气：堂堂京都，什么包不下？上海兼容并包则是因为它开阔：坦坦滩涂，什么进不来？同样，上海和北京都是最能吸纳精英人才的城市。但人们向往北京，是因为欣赏它的大气；看好上海，则是因为喜欢它的开阔。尽管上海有许多眼界和心胸都很狭窄的小市民，但这些人的小市民气并不能遮盖上海的开阔。上海的开阔是毋庸置疑的。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惟有上海，能慷慨地接受无法统计其数量之多的移民，能随和地包容无法形容其内容之杂的文化，甚至不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恰恰因于其开阔的品格。而且，正是因为上海在本质上有着开阔的品格，它才会在短短一百年间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城市。
开阔是上海的品质，雅致是上海的情调，精明则是上海人的特征。上海人的精明可以说是全国公认的，上海人自己也不讳言。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使上海这个无比开阔的城市有了雅致的情调。开阔、雅致、精明，这大约就是上海和上海人北京的品质则是大气，而它的情调则是醇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雅致的城市”。
广州的风格则是“生猛鲜活”，而广州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则又因为广州这个城市整个地就是一个大市场。因此广州可以说是“最市场化的城市”。同时它也是“最忙碌的城市”（虽然可能还忙不过香港）。这个城市是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既忙于“揾食”和“炒更”，也忙于吃饭和饮茶。所以广州的街上总是被大大小小的车辆塞得满满的，广州的酒楼也总是被熙熙攘攘的食客挤得满满的。不过，广州人忙则忙矣，却仍能忙里偷闲，饮茶茶肆，赏花花城。然而广州人再悠闲，也比不过成都人。成都才是“最悠闲的城市”。成都悠闲，不仅因为它是物产极为丰富、用不着太忙碌就能吃穿不愁的“天府”，还因为成都人有一种洒脱的性格。一个成都人，如果身上的一千块钱花了九百，也不会着急，而会高兴地告诉你他还有一百。这就是洒脱因为洒脱，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这才有了那份闲心。有闲，有趣，又有几个小钱，成都的茶馆里才会坐满了人。
比较一下成都、苏州和扬州，也许是十分有趣的。《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唐振常先生则谓苏州和成都，都是“中国地主文化的极至”（李天纲《上海和苏州》）。但在我看来，说苏州是“地主文化”，大致不差，成都却只好算作“富裕中农一。苏州文化主要是地主士大夫和退隐的官僚们营造的，成都文化的营造者却主要是介于小土地出租者和小生意人之间的小市民，再加文人才子。因此苏州文化除儒雅外还有些富贵气，成都文化则除儒雅外还有些村野气。苏州多的是园林，成都多的是茶馆。苏州园林的风格是“精致雅丽”，成都茶馆的风格则是“悠闲洒脱”。这也是这两个城市的风格。只要分别听听苏州姑娘和成都妹子说话，就不难看出两地文化的“文野之分”（苏州文，成都野）和“小大之别”（苏州小，成都大）。
扬州文化则主要是盐商们营造的。盐商垄断行业，富甲一方，不必劳力如农工，也不必劳心如仕宦，其生活方式，自然有一种世俗的精细。扬州的烹饪、剪纸、装裱、雕刻、绘画、琴曲、盆景、园林、评话，无不工巧而精细，浅近而世俗。不过，扬州文化细则细矣，却细而不弱；浅则浅矣，却浅而不薄。比如扬州学派，便素以笃实宏通著称。因为扬州毕竟在江北。北方的雄风总是会吹进扬州。因此扬州文化除精细之外，还有厚重朴实的特点。厚实，就不会像苏州那样雅丽；精细，就不会像成都那样洒脱。此为扬州与苏州、成都之别，也是扬州文化的魅力所在。可以说，扬州的风格，就是“精细厚实”。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其他城市一一进行这样的定位和描述。城市的魅力总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还是别一口气都说完了吧！
三、男性的和女性的
不过，这“茶”喝到这会儿，只怕也该喝出点味儿来
这个“味儿”，就是城市性格。
事实上，城市和人一样，也是有“人格”或“性格”甚至“性别”的。有的人类学家还极为生动具体地描述了不少城市的人格形象和性别特征。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严而慈祥的父亲，西安、兰州、太原、济南、洛阳、开封，不是“汉子”，便是“大哥”。的确，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可能在华北、西北和东北，而且只会在那里的平原、高原、草原和林海雪原。那是大蒜生紫皮，辣椒挂灯笼，高粱红了一地，苞谷黄了满山的地方；是朔风劲吹，红日高悬，城头旌旗猎猎，大道尘土飞扬的地方；是慷慨悲歌，壮士远行，哥哥走西口，好汉上梁山的地方；是强人落草，响马劫缥，枭雄逐鹿问鼎，豪侠比武论剑的地方；也是架起烧锅大块吃肉，粗瓷海碗大碗喝酒，不以成败论英雄，却以酒量论英雄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当然是男性的；这些地方的城市，当然也多半是男性的。
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有人还言之凿凿，说得活灵活现，说什么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上海是洋场少妇（当然是旧上海）；或成都是宝钦初嫁，重庆是徐娘半老，广州是文君卖酒，武汉是木兰从军，而厦门则是纯情少女，并且似乎还情窦未开等等。总之，南北之分决定了男女之别，北方的粗犷和南方的灵秀，造就了两地城市不同的风貌。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贵阳虽然也在南方，却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女性的。显然，这里还有另一条“原则”：水边的城市多少会有些“女人味”，而山里或平原上的则多半是“汉子”。其实这与前一条“原则”并不矛盾：北方原本多山多平原，而南方则多半是水乡。当你骑着骏马或开着快车在豫西冀中鲁南苏北大平原上驰骋，或站在八达岭上雄视天下时，你的感受与驾着小船在江南小镇里穿行绝对两样。“古道西风瘦马”，山野和平原总是有着阳刚之气；“小桥流水人家”，河流和湖泊则总是有着阴柔之美。所以，夹在成都和昆明之间的贵阳，就只能是“男性的”。“贵州的老子云南的妈，四川的耗子驼盐巴”，多山的贵州，总是不乏男儿的豪雄。想想也是，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地方，怎么会有“女儿的妩媚”？有的，也只能是“贵州小老虎”的彪彪虎气，或者既有几分“虎气”又有几分“猴气”吧！
照这样说来，某些北方的水边城市，就似乎应该被看作“北地胭脂”比如，有着举世闻名的服装节，而且又干净洋派美丽可人的大连，便不妨看作是一位豪爽而不失妩媚的北国姑娘。然而不少人说“不”。他们坚持认为，大连是具有阳刚之气和男性魅力的。只要比较一下大连和厦门的海岸线，就不难看出冷峻与温馨之别。北方大海毕竟不同于江南水乡，赫赫有名的大连海员俱乐部更让人联想到击风搏浪的男儿豪情，何况大连人又是那么地酷爱足球。大连的英雄气质，使这座城市更被看作英俊帅气的北方小伙。
大连、青岛和烟台的魅力也许正在于这种“刚柔相济”。正如“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被看作是“贵相”（成功之相）一样，这些北方的水边城市总是那么令人神往。老实说，连那里的人都很漂亮。北方人本来就比较高大，常常下海游泳，又使他们的身材匀称，结果自然是姑娘健美小伙帅气。青岛的年轻人，甚至是可以坦然地穿着泳衣穿过街市走向海滩的。那是一种美的展示，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他们的城市，也像他们一样，健康美丽，落落大方。
相比较而言，贵阳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不管怎么努力，贵阳似乎都很难进入中国城市魅力的排行榜，尽管它也应该说是“南人北相”的。然而贵阳似乎运气不佳。这个建在大西南高山坝子上的城市，好像哪一头都沾不上：作为高原，它没有拉萨神秘；作为盆地，它没有成都富庶；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昆明那么多的风情。这使它很委屈地成为西南甚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灰姑娘”。但，作为一座典型的高原山城，贵阳其实有着它自己的风采和特色。耸立的山峦，不大的规模，使它颇有些南方精壮汉子的味道；灵秀的黔灵山，绮丽的花溪，又使它很有些山地俊俏姑娘的风情。
贵阳还是值得一去的，虽然它并不是最男性化的城市。
中国最男性化的城市只能在北方。
北方是男子汉们建功立业逐鹿问鼎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建立城市的地方。伏羲的事情不好说。说涿鹿是黄帝建立的都邑，则多半有些可能。至少，夏商周三代的京都和主要都邑是建在北方的。这无疑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事实上，北方的城市，大多有着悠久得令人咋舌的历史，而且不是帝王之都，就是圣人之乡。就连一些现在看来毫不起眼的县城和县级市，当年也是诸侯国，是威风八面的地方。如果不是“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咱们现在要到那些地方去，没准还得签证呢！
这些城市中，“男爷儿们”想必不少，而西安似乎算得上一个。
有句话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西安，是“米脂的婆姨”还是“绥德的汉”恐怕还是汉子吧？的确，西安这座城市，是很难被看作婆姨的。秦涌、碑林、大雁塔，钟楼、鼓楼、大差市，都和女人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它记录了一个女人最风流浪漫的故事，可惜这些故事又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辉煌历史快要谢幕的时候，所以她的名声也就远不如杭州的白娘子那么好。当然，西安还有那位让日月都为之一空的则天皇帝。但她统治的，却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她自己也因此有些男人作派。而且，到最后，她还不得不把政权向男人拱手相让。何况她并不喜欢西安，她喜欢的是洛阳。看来，西安只能是男性的。
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经是男权政治的象征外，在民间这边，也还可以有三条理由：喝西凤，吃泡馍，吼秦腔。这是贾平凹总结出的“关中人的形象”，当然也是西安的风尚和习俗。西凤性烈，泡馍味重，最能表现男子汉的“吃风”。别的不说，光是盛泡馍的那只粗瓷大海碗，就能让南方人看得目瞪口呆，惊叹如果没有一只足够强大健壮的胃，怎么能容纳和消化那么多又那么硬朗的东西。
如果说，能吃能喝，乃是北方人的共性，那么，吼唱秦腔，便是西安人和关中人的特征很少有什么地方，会对自己的地方戏像关中人对秦腔那样痴迷，也许只有河南人对豫剧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想想看吧！“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弘的气势和场面，一点也不比世界杯足球赛逊色的。秦腔，就是关中人和西安人的足球。
事实上，秦腔和足球一样，是很雄性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阳刚之气。它实在是中国最男性化的剧种，就像越剧是最女性化的剧种一样。豫剧虽然也很硬朗（听听常香玉唱的“刘大哥说话理太偏”就知道），但好歹是“唱”出来的。秦腔却是“吼”出来的。民谚有云：“面条像腰带，泡馍大碗卖，辣子也是一道菜，唱戏打鼓吼起来。”这最后一句，说的便是秦腔。作家高亚平说得好：“秦腔的境界在于吼。”无论是谁唱秦腔，也无论是唱什么段子，以及在什么地方唱，“都要用生命的底音”。这声音经过阳光打磨、冷风揉搓，发自肺腑，磨烂喉咙，便有了一种“悲壮的肃杀的气势”（《秦腔》）。
这种肃杀之气也是属于西安的。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本多肃杀之气，何况又是一座有着青砖高墙的“废都”！的确，提起西安，我们已不大会想到新蒲细柳，曲江丽人，而多半会想到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往日的繁华早已了无陈迹，在我们这些外地人心目中，似乎只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才是西安的正宗形象。西安和北京一样，都是属于秋天的。但，眼望香山红叶，我们想到的是秋阳；抚摸古城青砖，我们想到的是秋风。历史上的西安，当然有过嘹亮的号角，有过慷慨激越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也有过轻歌曼舞，霓裳羽衣，如今，听着那喇叭声咽，我们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然而，站在西安保存完好的城墙下，看着那洞开的城门，巍峨的角楼，齐整的垛口，你仍会感到一股豪雄之气从岁月的谷底升起，霎时间便沸腾了你的热血。是啊，面对西安，你会觉得是在和一位老英雄对话，并深深感到那是我们民族的魂魄所系。
西安是很男性的，只是老了点。
中国北方的城市都有点老，很需要冒出个棒小伙子来，才能重振雄风。
中国最女性化的城市当然是在江南水乡。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
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西施啦，白娘子啦，苏小小啦，冯小青啦。即便想到男人，这男人也是女人气的“小男人”，比如许仙。“湖山此地曾埋玉”，杭州这“天堂”似乎是由女人，而且是由“名女人”和“好女人”构筑的。
同样，提起杭州的景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人：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情脉脉，苏堤春晓是女人的妩媚动人，曲院风荷是女人的风姿绰约，柳浪闻莺是女人的娇声嗲气。“云山已作蛾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这难道不是女人的形象？的确，杭州的花情柳意、山容水貌，无不透出女人味儿。难怪晚明才子袁中郎要说见到西湖，就像曹植在梦中见到洛神此外还有越剧，那个曾经只由女人来演的剧种，也不折不扣是女性化的。杭州，从风景到风俗，从风物到人物，都呈现出一种“东方女性美”。（图三）
于是我们明白了，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为什么只会发生在杭州，而那个会让别的地方的男人觉得丢脸的“小男人”，为什么不会让杭州人反感，反倒津津乐道。的确，杭州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世界。女人在这里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原本就天经地义，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谁要是出来挡横，或者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他就会像法海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仇恨和诅咒。当然，男人相对“窝囊”一点，也就可以“理解”而无需“同情”。谁让他生在杭州城里再说，有这样好的女人爱着护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在杭州，在那西施般美丽的西湖上演。不要说把它搬到燕赵平原、秦晋高原、哈萨克草原或闽粤码头根本就不可能，便是放在与杭州齐名的苏州，也不合适。苏州当然也有水，也有桥，然而却没有西湖，也没有那“断桥”。苏州是水墨画，杭州才是仕女图。苏州那地方，不大可能有敢爱能爱为了爱不惜牺牲生命的白素贞，也不大可能有爱憎分明侠气冲天的小青蛇，顶多只会有“私定终身后花园”或“唐伯虎点秋香”。这大概因为虽然同为女性，也有大小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苏州山塘。”杭州西湖虽然没有武昌东湖那么大，好歹也要比苏州山塘和园林大气。所以苏州的女人有好心肠，杭州的女人却有好身手。一出“水漫金山”，让多少女性扬眉吐气！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度里，有这样一座尊崇女人的杭州城，是应该拍案叫绝的。难怪鲁迅先生要对雷峰塔的倒掉大喊“活该”
杭州让女人大出风头，南京却让女人背上恶名。这当然多半因为那条秦淮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下子，南京和南京的女人，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事实上，由于南方的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女性的”，所以，六大古都中，南京和杭州的命运和名声，都远远不如在北方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6北方的四大古都也有亡国的记录，然而却不会被看作是城市本身的罪孽，或被看作是女人带来的“晦气”所致。南京和杭州就不行它们必须承担王朝覆灭和政权短命的责任，至少在民间是有这种说法的。就像我们惯常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一样，这些偏安王朝和短命政权的背时倒霉不走运，也被说成是不该在这两个女人气的城市建都。
只要比较一下南京、杭州和开封，就知道舆论有时是何等地不公；南京固然有“千寻铁链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杭州也固然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开封难道就没有“靖康之难”么？“靖康耻，犹未雪，巨子恨，何时灭”，可惜，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杭州头上去了，没开封什么事。好像徽钦二宗的被虏，不是在开封倒是在杭州；也好像问题的严重不是那两个昏君丢失了江山，而是他们的胆小鬼子弟躲在杭州不思进取不想报仇雪恨。杭州无端地替开封承担着罪责，而提起开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有这两位黑脸汉子在那里坐镇，开封是掉不了价的。只要凛然一声“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开封便豪气冲天了，谁还敢说三道四？
南京和杭州可就得由着人数落，就像长得漂亮的女人总会有人来品头论足一样。其实，南京不是女人气太重，而是文人气太重。与杭州不同，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脂粉气的城市。我们只能说“六朝金粉，秦淮风月”，而不能说“六朝脂粉，秦淮风月”。说“六朝脂粉”，不但南京人无法接受，我们自己说着听着也别扭。金粉其实也就是脂粉。但用一个“金”字，便多了些阳刚气，少了点女人味。这就像“巾帼”，原指女人的头巾和发饰，与“粉黛”一样，也是用服饰指代女人，但“巾帼”就比“粉黛”要硬朗一些。
南京并无多少女人气，却多文人气。自古江南出才子，而才子又多半喜欢南京，即便这些才子不是南京人。这大约与所谓“六朝人物”和“魏晋风度”有关。对于文人来说，自由散漫，吊儿郎当，不愁吃喝也不必负责，又能讲些高深玄远的道理，发些嫉世愤俗的牢骚，比什么都过瘾。南京便最能满足他们这种心理需求，所以文人都喜欢南京。南京，其实是最有希望成为一座儒雅的城市的。
文气一重，就没多少“王气”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是逐鹿中原，便是守住那半壁江山，也不容易。中国的事情很有趣。同样是战争，往哪个方向打，说法便不一样：南下、北伐、东进、西征。南方攻打北方总那么艰难，北方拿下南方，却像喝小米稀饭似的，呼呼啦啦就下去于是南京和杭州，便总是处在一种挨打的地位。实际上，南京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东吴，就差点在它的创始人手上丢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可不玄乎？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孙皓最后还是自个儿在石头城上摇起了小白旗。“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一部原本可以让南方人问鼎中原的《三国》，便这样灰溜溜地收场，只留下一段“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佳话。可惜，在南京建立政权的，似乎没有几个像孙权。于是以后的南京，便是接二连三地为中国史贡献亡国之君，而且其中不少是才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官娥。”不是才子，哪里写得出如此绝唱？
事实上南京也是一个屡遭刀兵的城市，而且南京保卫战也似乎从来就不曾成为军事史上的成功范例，倒是那些断壁残垣新亭旧地，一再成为文人墨客凭吊的对象。在南京怀古是最合适的，而最值得去的地方恰恰是那些陵园：南唐二陵、明孝陵、中山陵、盘谷寺、雨花台。有时你会觉得中国最好的陵园都集中在南京这使得我们走进南京会有一种肃穆之感，也会有一种悲壮之感。（图四）南京当然也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但人们却往往记不住。“吴楚地，东南诉；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留下的只是歌舞弦管，文章词赋，是乌衣巷的传说和桃花扇的故事，以及“为爱文章又恋花”的风流儒雅。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掩盖了英雄气，使得南京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有时还有点伤感。
重庆的性格同样复杂。作为南方城市又在水边，重庆似乎应该是“女性的”。何况，还有重庆是一徐娘半老”的说法。但是，作为西南山城，它又和贵阳一样，有着男性的特征。尤其是和成都相比，这个特征就更为明显。“重庆崽儿坨子（拳头）硬，成都妹娃嘴巴狡。”代表着成都的是伶牙俐齿的妹娃，代表着重庆的则是尚武好斗的崽儿，男女之别已很分明。事实上两地人的性格也不相同。成都民性柔顺而重庆民风爽直。成都人觉得重庆人太粗野，重庆人则看不惯成都人的节奏缓慢和讲究虚礼。
把重庆看作“辣妹子”，也许是合适的。事实上，重庆这个城市的特点是“火辣”或“火热”而非“火爆”。有名的“麻辣火锅”就是重庆人的发明，后来才风行四川风靡全国的。在国内任何城市，只要一看到“山城火锅”的招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重庆。重庆也正像这火锅：刚一接触，火辣辣的叫人受不然而，慢慢地，就会觉得“味道好极了”，而且会感到一种柔情。这样的城市，你说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
四、我们到底要读什么
其实，把城市区分成“男性的”和“女性的”，只不过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的说法罢了，甚至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结论。比方说，杭州就不但有小青墓，也有岳王坟；不但出过美艳绝伦的苏小小，也出过一身正气、宁愿粉身碎骨，也要“只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杭州人素有“杭铁头”之称，则其硬朗也就可想而知。何况还有钱塘潮。“弄潮儿在船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岂非男儿气概？同样，人们耳熟能详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不也是西安女性的柔情么？
显然，“男性的城市”或“女性的城市”云云，不过“姑妄言之”又“姑妄听之”的事情，当不得真，而且很容易被证伪。所以，这些说法准确与否，我们可以姑且不论，也不妨各执己见。但城市像人，则应该不成问题。我甚至还认为，城市就像人一样，也是有“体味”的。这个体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儿”。敏感的人，只要走进某座城市，一下子就闻到
所以，读城，也就是读人。城市并不仅仅是房屋和街道、店铺和城墙。如果没有人，再好的城市，也不过一座“死城”，又有什么好读的。
那么，城市里的人又有什么可读的
可读的是他们的“活法”。
城市是人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是由每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街道建筑、历史传统和人文氛围构成的。因此，不同城市中的人，就有不同的活法，即生活方式；也有不同的个性，即文化性格。比如北京人大气，上海人精明，杭州人闲适，成都人洒脱，武汉人直爽，厦门人温情等等。这，便正是我们这些读城者特别关注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是互为因果的两个东西。比方说，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活得潇洒而又马虎。在先前，臭豆腐就贴饼子，再加一锅虾米皮熬白菜，就是好饭。如果那臭豆腐是王致和的，上面又滴了香油，就简直能招待姑奶奶。现在，则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便可打发一餐。如果一时半会找不着开水来泡面，干啃方便面就凉水，也能对付。但，即便是这种简单的生活，也不乏乐趣。北京人是很会“找乐子”的。“坛墙根儿”和“槐树小院”都是“乐土”，“喊一嗓子”和丁一嗓子”都是“乐子”，而且越是众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不是装的）。即便不过是小酱萝卜就窝窝头，或者素炸酱面拌黄瓜丝儿，也能吃得有滋有味。没有水果么？“心里美”萝卜就很好。寒冬腊月里，在大白萝卜根儿上挖个小眼儿，塞一粒菜籽儿进去，再浇上点儿水，等那嫩芽发出来，绿盈盈地挂在家里，粗糙简陋的日子便情趣盎然
上海人的活法又不一样。上海人精明，所以上海人活得精致而小巧。他们的住房多半面积不大，功能却很齐全。不少家具都是多功能的，而且摆放得恰到好处，既未占地方，又错落有致，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衣服也是不多不少的。既不会多得穿不了，压箱底，或开春时没法晾晒，也不会捉襟见肘，弄得没有出门的行头。反正一年四季，都能有体面的一身。这些衣服也不一定要买。不少家庭主妇或“主男”，都是能工巧匠。别人做两条裤子的面料，他能裁出三条来，那款式和做工，也都是专业水平。吃饭当然也不会马虎。即便寻常人家过小日子，每顿饭也得“烧几个小菜吃吃”，而且有荤有素，营养齐全。隔三岔五的，还会上街去，找一家偏僻（因此价格也较便宜）的冷热饮店喝一小杯咖啡或吃一客刨冰；或是在一家干净而又实惠的小店里点几样小菜，喝一杯啤酒；或是在逛街的时候，买一小块奶油蛋糕或一只苹果边走边吃。花钱不多，却照样享受了都市生活，既快乐又实惠，谓之“小乐惠”。
显然，上海人的这种活法，北京人是看不上的。什么“小乐惠”？简直就是“过家家”。同样，北京人的活法，上海人也不以为然。“找乐于”？“穷开心”吧！
这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说到底，也就是文化的差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构成了文化。读城，也就是读人，读文化。
就拿“小乐惠一来说，原本是江浙一带的地方方言，本义系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饮食之乐。日常饮食嘛，何况又是平民百姓的，当然不会是大吃大喝，无非虾油卤鸡、葱烤鲫鱼、蒿菜豆腐干、毛豆雪菜煸笋之类，甚或只不过茵香豆、花生米，再加一杯老酒，而且决不会是茅台或XO，故谓之曰“小”。然而小则小矣，其乐也无穷，其趣也盎然。更何况惠而不费，所以叫“小乐惠”。老作家汪曾棋写作“小乐胃”。江浙一带地方人说话，惠胃不分，而写作“小乐胃”，大约是因其主要表现于饮食方面吧？即便如此，我以为也不能叫“小乐胃”，而应该叫一小乐味”。因为它追求的，不是“腹之饱”，而是“口之乐”，快活的是嘴巴而不是肚子，是一小口一小口品茶品菜品酒时的那种自得其乐和有滋有味，怎么好叫做“小乐胃”
江浙一带早已有之的“小乐胃”或“小乐味”，到了上海人那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乐惠”。江浙人的“小乐味”，多半还是农业社会的田园之乐；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当然，并不是所有对都市生活的享受都好叫做“小乐惠”。比方说，到“百乐门”去挥金如土，就不是；在小摊点上将就着吃一碗阳春面打发一餐，当然也不算。不算的道理也很简单，前者太“大”，而后者又并无多少“乐”可言。显然，所谓“小乐惠”，必须是“小”而“乐”者。一般地说，它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小，是“小弄弄”、“小来来”二是精致，喝大碗茶就不算；三是必须属于物质享受，“喊一嗓子”也不算；四则必须是精心计算安排策划的结果，是以尽可能少的代价获得的尽可能多或尽可能好的享受，比方说，质量既高样式又多价钱还便宜等等。所以，不假思索地买一只烧鸡大嚼一顿不算“小乐惠”，用同样多（甚至更少）的钱，不但吃了一小碟白斩鸡，还吃了有荤有素好几盘菜外加一小杯可乐或啤酒，便是地道的“小乐惠”。在这里，第四条原则最重要。如果吃得（或玩得、穿得）虽然好，钱却花了许多，被“斩了一记”，当了“冤大头”，心里“气煞”，哪里乐得起来？
第四条原则最重要，还因为它是上海人的“小乐惠”不同于杭州人或其他江浙人“小乐惠”的紧要之处。杭州有民谚云：“工人叔叔，螺蛳吮吮（音“缩”）；农民伯伯，鸡脚掰掰”，正是典型的杭州“小乐惠”。吮螺蛳，掰鸡脚，是很费时间的，然而乐趣也就正在这里就那么一点东西，只要你慢慢地啜，细细地品，品到精细处，就不难砸出鲜味来。这滋味既是小菜老酒的，更是人生的。人生在世，有如匆匆过客，难得的是那份自在和悠闲。螺蛳吮吮，鸡脚掰掰，便正是对悠然人生的自我陶醉。也就在这悠然自得中，什么尘世的喧嚣，世道的沧桑，便都忘得干干净净正所谓“老酒天天醉，毛主席万万岁”，杭州人也天天都活得有滋味，所以还是叫“小乐味”好。杭州“小乐味”既然以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为旨归，就显然与上海“小乐惠”的精心策划算计安排大相异趣。
这就颇有些类似于北京人的“找乐子”北京人的“找乐子”，也是对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自得其乐和与世无争。会鸟、票戏、下棋、摆弄花草，不在乎东西好坏，也不在乎胜败输赢，图的是那份随意、自在、可心、舒坦，看重的是做这些事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雅致，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图五）在北京人看来，“乐子”到处都是，就看你会不会“找”。显然，这和杭州人那种“一饮一酌，一醉一醒，一丘一壑也风流”的人生态度是正相一致的。这也不奇怪。北京和杭州，毕竟都是乡土中国的田园都市，而且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样的城市，总是会有些散淡和儒雅的。这里的人们，也总是容易把历史和人生看穿看淡，从而变得心气平和、满不在乎和随遇而安。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气派”和“燕赵侠骨”，而杭州平民则不免多少会有点“吴越余韵”和“魏晋风度”罢
上海就不一样上海不是“田园都市”，因此没有那份“散淡”；上海也不是“文化古城”，因此难得那份“儒雅”。上海是一个拥挤的、嘈杂的、五光十色而又贫富悬殊的现代化商业性城市，上海人大多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为奢华享乐所诱惑而又为贫穷窘迫所困惑的小市民。他们的生存环境比北京人差得多，他们的生活要求又比北京人高得多，因为他们受到的物质诱惑也比北京人大得多。这就使他们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质量，也会逼得他们精打细算，尽可能地找窍门、钻空子、走捷径、捡便宜，变得“门槛精来兮”。可以说，占上海人口半数以上的小市民，差不多都是这种活法，而上海的市政管理和商业服务也乐意于为这种活法提供方便，比如印发半两一张的粮票，小吃可以搭配着买，雪花膏可以“零拷”等等。这些做法就保证了收入低微的小市民们也能过上方便、实惠、舒适而又不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和他们的城市一样雅致。
当然，要过上这样的生活，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一精明”。事实上，每个上海人都明白，只有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明能干，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求得尽可能好的生活，也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活得如鱼得水。所谓“小乐惠”，就是对这种如鱼得水状态的自我欣赏。顺便说一句，这种活法在上海，甚至还能受到别人的尊敬。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告诉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馆“红房子”里有一位常客，每次点的菜点花钱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乐惠”。然而那里的侍应生对他却极为敬重，服务也极为周到。上海人不是很“势利”怎么会尊重一个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的人？不错，上海人也许很在乎你有没有钱，但他们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一。事实上，一个大手大脚胡乱花钱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只会被看作是“戆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里嘲笑。
显然，北京人的“找乐子”也好，上海人的“小乐惠”也好，或者杭州人的“小乐味”也好，都是那些收入不多、家境不宽、手头不富裕而又想活得好一点的普通人的活法，是对单调贫困生活的一种补充和调剂。要之，它们都是“享受人生”，也都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所不同者，在于北京人欣赏的是自己的“大气”，上海人欣赏的是自己的“精明”，而杭州人欣赏的是自己的“闲适”。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儿，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什么世面没见过？哪在乎生活的粗细，又哪儿不能找到乐子？上海人是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日子很无奈，不算计也得算计，不精明也得精明。何况机会又比较均等，竞争又相对公平，再蠢的人，久而久之，也就磨练出来至于杭州人嘛，没的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谁能比他们更贴近自然，更会享受人生？又还有谁能比他们更慵散，更悠闲？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甚至就连这三种活法背后透出的无奈，也不一样。说白了，北京的平民是皇宫王府见多了，又进不去，只好到坛墙根下去“找乐于”；上海的市民则是灯红酒绿看多了，又得不到，只好给自己来点“小乐惠”。至于杭州老百姓，生活在“人间天堂”，日子却未必真那么好过，便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小酒杯中当神仙”。无妨说，北京人的“找乐子”是苦中取乐，杭州人的“小乐味”是忙里偷闲，上海人的“小乐惠”则是实实在在地调剂和充实自己的生活。相比较而言，上海人更“务实”，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审美一；上海人更“现代”，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传统”。
这是人与人的差异，也是城市与城市的差异。
因此，读城，就像读人一样。你要想认识一个人，就得把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将心比心地和他交朋友。认识一个城市也如此。我写（读城记》这本书1目的也在这里：我想通过这本书，像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来认识我所到过的这些城市。当然，也想和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人，成为朋友。
那么，让我们走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