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坏制度 四、官员选拔_帝国的惆怅_易中天
现在再说官员选拔。
我们知道，帝国虽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但治理国家的却不是皇帝一个人，也不可能是皇帝一个人。帝国的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事务如此繁杂，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去打理，那实在是天方夜谭。合理并且可能的办法是委派官员去代理，就像农场主雇人放羊一样。这种制度，就叫“官员代理制”。那些代表皇帝去放羊的人，就叫“牧民之官”，有时也直接就叫“牧”。
官员既然是皇权的代理人，那就必须精挑细选。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规矩。所以官员的选拔，历来就是王朝的重大课题。这项工作在古代，就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和现代“选举”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只不过现代选举是“民选”，古代选举是“官选”，民选靠投票，官选不靠投票而已。
选举的方式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察举就是由地方官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荐举就是由中正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科举则是通过分科的考试，将考试合格的人才向朝廷举荐。第一种是察而后举，所以叫察举。第二种是荐而后举，所以叫荐举。第三种是科考而后举，所以叫科举。两汉实行察举制，魏晋实行荐举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不过，认真说来，只有隋唐的科举是选举，因为进士及第以后并不立即授官，仍然只是推荐的意思。宋以后，进士及第即是官员，就不好叫做选举，只能叫做考试了。
这三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叫“正途”。其他方式，则叫“杂途”。比较起来，最好的是汉唐。汉代制度的优点，是兼顾了教育、实习、选举、考试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程。汉自武帝时起，就有太学。太学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不过这“国立大学”，全国只有一个，专门用于培养政治人才，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央政治学院”。这就是教育。太学生考试毕业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大约甲科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大本），乙科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大专）。不过现在的本科专科是靠入学考试来分的，汉代的甲科乙科却靠毕业考试来分。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就是皇宫里的侍卫，也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吏则是地方官员的僚属，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补郎和补吏，是太学毕业生应有的待遇。这就是实习。太学毕业生为郎为吏实习一段时间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向朝廷推荐。这就是选举。选举以后，再考一次，这就是考试。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年轻人就可以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了。
这样一种制度，应该说是很科学的。因为这样选出的官员，既有知识（受过正规教育）又有历练（经过基层实习），何况还通过了上级考察和政府考试，怎么能不优秀呢？如果说有问题，就是那时读书的可能性太小，进太学就更不容易。结果由于知识的垄断，变相地形成官职的垄断，终于导致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病，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工商等行业中人不得报考），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个制度，又以唐代的为最好，好就好在礼部考试及格就叫进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资格，却又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约“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能做官。这个精神，和汉代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方法有异而已。
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事实上自从唐代开放政权以后，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越来越多，朝廷无官可授，只好设员外郎、候补官，结果“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犹扰人”。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于是明清两代，只好再做改革。首先是科目的统一。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设科举士”的意思。唐代考试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这些科目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士，唐人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科就太差劲了，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则很不容易。因为明经科考的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进士科却考真才实学。明清以后，尽罢诸科，只留进士，考试内容则合并明经、进士两科。这是当年王安石主张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论。
其次是考试的严格。唐宋两代，“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清却要从下到上一路考下来。先在州县考，叫“童试”；然后在省里考，叫“乡试”；然后在部里考，叫“会试”；最后在宫里考，叫“殿试”。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出人头地。所以很多读书人，一辈子就耗在考场上了。
第三是等级的森严。参加童试的考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算是通过了府、州、县的“入学考试”。是否到县学府学读书倒不一定，但有资格到省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场，中试者为“举人”（因此叫“中举”），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会试次年二月举行（因此叫“春闱”），由礼部主持（因此又叫“礼闱”），中试者为“进士”。进士最后还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在宫廷里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这就是殿试。殿试中进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门生”，名单用黄绫书写向全国公布，叫“金榜题名”。
这就是等级制度了。秀才一级，举人一级，进士又一级，三级。进士也分级，最高一级（一甲）三个：状元、榜眼、探花，叫“赐进士及第”，也叫“鼎甲”（状元则叫“鼎元”）；第二级（二甲）若干，叫“赐进士出身”；第三级更多一些，叫“赐同进士出身”。这又是三级。这还不够。中了进士，照例还应该留在京师读书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资格的进士来教，叫“散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成绩好的就进翰林院，这才算是到了顶，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资格。明清两代，秀才、举人，是很难做到大官的；进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做小官的。不像两汉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这就有点像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讲“出身”，只不过魏晋的“出身”指血统，明清的“出身”指功名。进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举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意见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