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夯实基础_成都方式_易中天
一、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李仲彬掷地有声：
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
我喜欢他，也为他担心。这种喜欢和担心，不好说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异类惜异类”。我们两个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我的经历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轰轰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当过知青，后来当消防队员，多次立功受奖，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抗洪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消防队救了20年火，从电话班班长、防火科参谋、防火科科长、副支队长，一直当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挥官（支队长），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好几次差一点以身殉职。李仲彬说这是带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冲在前面，别人怎么跟你冲啊？你有权力要别人上吗？你自己冲在前面，你不叫别人，别人也要跟着。带兵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垂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在新的领域如何冲锋陷阵。
李仲彬是1998年底调到新都的，先当副书记然后当县长。李仲彬说，我到地方上来，切肤之痛就是感觉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误会太多，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该公开的事情没有公开，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来就有知情权。该让人民知情的没有让他知情，他当然疑神疑鬼，胡猜乱讲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开放。于是他一当县长，就把县政府常务会开放了，对外开放。
我问，开放了又怎么样呢？
李仲彬说，开放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党员代表、普通市民都进来了。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当官的”研究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啊，“当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都在研究怎样发奖金，怎样升官啊！这一下不就沟通了吗？
我说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李仲彬说，通过这一沟通和交流，他们就把下面的问题带了上来，有什么想法他们也说出来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取舍。如果他们都反对，而且反对得有道理，这个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决，下次再议好了。毕竟他们来自第一线啊，他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啊！这样就避免了你盲目去决策，你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就要强一些了。这样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即使你犯错误，也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有这么多老百姓监督嘛！还有，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的情况带回去了。我们有什么决策，群众一时半会不理解的，他们帮着解释。他们也是开了会的，晓得是怎么回事嘛！
我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领导避免了决策失误，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下情得以上达，上情得以下达，彼此得到沟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党委和政府开会，门要关起来，窗帘要拉起来，外面还有一个站岗的。人民群众觉得神秘兮兮，就认为自己是隔着布袋买猫，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开放了，等于是把猫啊，药啊，都放进玻璃柜台了。
李仲彬却好像连“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阳光”，是“阳光政府”。李仲彬说，何为“阳光政府”？就是将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法律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监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按规则来操作。这就叫“阳光”。你不公开能叫“阳光”吗？你不透明能叫“阳光”吗？你不让老百姓参与能叫“阳光”吗？该让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让他知情能叫“阳光”吗？当然不行。要“阳光”，就要“拆墙”。所以我一当县长，就把政府外面的楼房炸掉，围墙拆了。那个围墙它不简单是个围墙，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碍。把这个围墙拆掉，双方的心理就沟通了。站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达都可以进来，只有保安，跟小区一样，老百姓晚上还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这绝不是个围墙问题，而是个理念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阳光的，是公开的，是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不要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要给大家一种欢乐，一种信任，一种亲和。我们是靠老百姓打了胜仗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建围墙了，还要站岗了，还要放哨了呢？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我正想说点什么，李仲彬却不接我的茬，只管说自己的。李仲彬说，他有很多不喜欢，包括不喜欢官场文化和衙门作风。人民政府不是衙门，领导干部不是老爷。现在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就因为政府是衙门，干部是老爷，不可能是老百姓有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
真是掷地有声！我开始领教这位老兄的开放理念和凌厉作风了。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止步，一定还有动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当书记就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改革了常委会，加强了全委会。常委会只决定议题，不议事，把常委会的职能转移给全委会。李仲彬说：这是我上台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权力，就是把我书记的权力全部分散，顺便也把组织部长的权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个干部，开书记办公会。书记副书记碰头，先议一议，再上常委会。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常委会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书记这里来了，要不就去勾兑（拉拢、讨好、巴结）常委。现在对不起，就是提拔个副局长，我都没权力。先要群众公推，然后组织考核，对外公示，最后全委会投票，票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我当书记的一句话也不能说。全委会有27个人，你去勾兑吧，看你勾兑哪个！其实要勾兑也不难，你把工作干好，让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勾兑。你还是勾兑老百姓去吧！
我说对不起，全委会票决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额的话。
李仲彬说，提拔必须差额，至少两个候选人，甚至三个。两个人总有一个竞争，民主里面有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你拿一个我们选谁呢？当然候选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较合适。
我问，平调也票决吗？
李仲彬说，平级调动也要票决。平调表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没有提拔谁谁谁，其实里面的腐败很可怕。一个文化局局长调去当财政局长，一个机要局局长调去当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样嘛！这里面的名堂多啊，这里面的猫腻多啊！所以非全委会票决不可，当然不能差额，只能等额。尽管是等额，是平调，如果大家不认同你，你还是调不了。
新都区的这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李仲彬认为还不够，他还要搞“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当然，这里面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学校试行。李仲彬说，为什么要先从学校开始？因为教师的民主意识要强一些。基层民主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养，逐步训练。培养训练得差不多了，然后再由点到面，横向和纵向一步一步来。所以先在学校，全体教师选校长。然后在村，全体党员选支书。最后在乡镇，全体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党委书记。
我问，差额还是等额？
李仲彬说，当然是差额，等额就没意思。
我又问，这么说，每次都有落选的了？
李仲彬说，当然有，包括原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村支书选掉了58个，学校校长选掉了12个。乡镇党委书记倒是没有选掉的，但有人没敢报名。
我再问，选掉了怎么办呢？
李仲彬说，学校校长选掉了，回去当老师，村支书选掉了，回去当农民。乡镇党委书记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当选的书记，干到中间你的任期目标没完成，被罢免了，你原来是什么位置就把你放回什么位置。如果原来就是党委书记，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过年去吧！
我问，不像以前那样，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个岗位？
李仲彬说，绝对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里的人也不行。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以后，当选书记有对副书记、常委、正副镇长的提名权，报上级党委批准后，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所以，你一旦被罢免，整个班子也得全体辞职，重新启动新的选举程序。原来是科长、副科长的，还是回去当你的科级干部吧！这也是和国际惯例接轨，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提名产生，技术官考试产生。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解决了党政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书记跟镇长不容易搞好，现在没有一个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了，有困难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他们能不团结？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稍稍把制度改进一下，设计一下，就解决了。
我问，干得好呢？
李仲彬说，发奖。每年你完成目标任务了，会给你书记奖金6万，年年兑现。你连续5年就是30万，干满5年以后还有20万，这就是50万。但是中途一断，这20万就没有了。现在党委书记很难当的，这个钱并不好拿。
我问，怎么不好拿？
李仲彬说，我们有民主测评呀！全体人大代表，全体政协委员，全体党代表（即党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市民代表，农民代表，每年一次给干部打分。当场计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然后电视给你公布出去，报纸给你公布出去，你自己还要作检讨。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公开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个干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问，你自己也是测评对象吗？
李仲彬说，当然。
我又问，如果你分数低了怎么办？比方说低于平均数或者低于副职。
李仲彬说：我只有打辞职报告。不要说分数低于平均数，就是低于副职都不行。因为你当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帜。分数比副职还低，你的副职怎么服你，怎么认同你啊？你的副职就会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还要指挥他？你指挥他什么，你自己打辞职报告解甲归田吧！其实这件事，压力最大的是我。当然对副职压力也大，哪一个都怕分数低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向我看齐，向我开炮”，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成为班子成员的表率，同时也要成为第一个被监督的对象。你怕分数低了，你就不要当领导。我不止一次讲，当一把手你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地面皮。因为你是代表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这个地方的气候，你就要带头上梁山。这个梁山就是为人民服务，帮老百姓做事。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梁山，别无选择！
我说，这个恐怕由不得你。谁能保证一把手一定会得最高分？
李仲彬说，所以你要以身作则。
我问，万一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呢？
李仲彬说，这个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给他们做实事，他们不会找碴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新都区的官不好当了。
李仲彬说，是不好当，但是劲头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帮书记说话了。原来老百姓说，那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派的，这个书记可能是买来的，可能是贪官。现在不一样了。乡镇党委书记都是这个乡这个镇全体党员选的，是自己的书记了。
我问，从“你们的书记”变成了“我们的书记”？
李仲彬说，是。过去工作的时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现在都主动配合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大体上弄清新都区做的事情了。一般学者调研和多数媒体报道，都说是三件事。但我认为应该说是四件，即开放三会、民主测评、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我决定走访有关人士，把这四件事情弄个明白。
二、打开天窗说亮话
孙建成水来土掩：
我们就是要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区区政府，孙建成的办公室。
新都区区长孙建成给我的印象，是讲政治，守纪律，很用心。孙建成和李仲彬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也都爱学习。孙建成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读过不少文学名著。他当成都市副秘书长的时候，是市委的“笔杆子”，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他当区长以后，忙里偷闲，仍然要思考一些问题。区长作为行政长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头天晚上，新都区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风灾，身为区长，不能不到第一线去。我见到孙建成的时候，他的裤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见孙建成，是要讨教“开放三会”的一些问题。孙建成告诉我，三会，就是区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在仲彬同志当县长的时候就开放了，时间是在2001年9月。开放区委全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是在2004年8月，那时新都已经由县改区，仲彬同志也已经当书记了。
我开玩笑说，开放三会，总不会是把会议搬到广场上，在露天坝里开吧？
孙建成说，当然不是，是邀请群众代表列席。
我问，列席人员怎样组成呢？
孙建成说，每次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各3名总共9人列席，区委全委会的列席人员由党代表（党代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人大常委会的列席人员是市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问，这些代表如何产生呢？
孙建成说，根据议题来选。议题涉及哪个镇，就请哪个镇的镇政府帮忙选3个市民代表。当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轮流，但基本上都是找与议题相关的代表和委员，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办公室来安排。
我问，你刚才说的是政府常务会吧？
孙建成说，是。全委会的列席人员也是9个，主要是党代表和党员代表，按系统产生。如果全委会有多个议题就分开来邀请，也可能每个议题来一位，也就是说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虑到。
我问，为什么要按议题来邀请呢？
孙建成说，如果与议题不相关，就是来当收音机了，没多大意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旁听，没什么发言权，听听而已。这也不奇怪。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他们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鲜。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够开放会议，让群众旁听，就很不错了。
我同意。能开放就是进步。
孙建成说，但这不够。我们开放三会，不是作秀，而是要务实。后来就针对议题邀请代表，每次都这样。比如涉及某个镇的事情，就请这个镇的代表来列席。涉及某个系统，就请这个系统的代表来开会。这下子他们有发言权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踊跃得很。
那是当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系到自己的乡镇、系统，肯定要发表意见。何况他们身在基层，熟悉情况，本来就有发言权。
我又问，有表决权吗？
孙建成说，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
我再问，那他们发言管用吗？
孙建成说，管用。有一次开全委会，讨论撤乡并镇。有一个镇，利济镇，按照市里的要求，应该整体归并到另一个镇去。当地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因为这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合并的，这次再合，就成三镇合一了，不方便。全委会上正好有这个镇的党代表，他就代表当地老百姓提出来，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镇重新拆了，以河为界，就近合并。这边的合到这边，另一边的合到另一边。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请示市委，市委也同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开放三会确实有效果，也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办好事，但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老百姓反对，就宁肯放一放。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们还能起到左右党委政府决策的作用？
孙建成说，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有道理，我们会听的。我们在座的有分管领导，还有部门的负责同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讲的意见值得研究，那么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停下来，再研究，然后下次再讨论。
我又问，如果代表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是来旁听的代表，还都是同一个乡镇或系统的，意见又不统一。
孙建成说，这个事要搁下。把不同意见都听了后，有关职能部门再议，对这个事情再作些论证。
我再问，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你们都要搁下？
孙建成说。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们论证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见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会上你就要给他解释，当场给他解释，有关部门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了解真实情况以后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第一，要充分听取他的意见；第二，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问，有关部门的人也来列席？
孙建成说，都来，以备咨询。相关单位也参加。比如我们要搬迁拆迁，涉及许多方面，搬迁企业、拆迁农民都可以来陈述，来发表意见。这实际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决策。
我又问，这样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会不会人多嘴杂，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成马拉松会议？
孙建成说，不会。在此之前，分管区长必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充分咨询，科学决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个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后才拿到会上来。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谱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决策必须过群众关，你们准备得特别充分？
孙建成说，是。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准备充分，在最后决策这一关还是要请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党代表、党员代表来讨论，实际上也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真知灼见，这样我们的决策就更扎实更科学了。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话是这么讲，但也只是你的说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些群众代表来，可能确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但也可能只是发表他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就科学。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毕竟是两回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一样，可能正确可能不正确，他们可能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在维护部门利益。如果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又该如之何呢？
孙建成承认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孙建成说，你作为领导，肯定要有一个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一个较高的执政水平，另外还要熟悉情况，了然于心，否则对付不下来。因为群众代表在会上提出意见，你必须现场解答。就算他是少数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问题，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我们马上就要作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的胆识了。所以开放三会，有利于我们领导干部改进工作，对我们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问，意见分歧时，领导要表态？
孙建成说，当然，尤其是一把手。总要有个结论嘛！
我想也是。如果领导不表态，事情就没有结果，那就成开神仙会了。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就是“一言堂”的影响如何消除。我对孙建成说，你们以前开常务会，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虽然开放了，长期养成的习惯未必马上就改得过来。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顺着你们的意思说，那可就变成了扩大的常务会，形式变了，性质照旧。
孙建成说，不会。因为在会上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同看法。而且领导的表态，只能在讨论后，不能在讨论前，不能先定调子。
我问，你们有没有奖励民意代表呢？比方说给点出场费或者奖金。
孙建成说，没有，这主要体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我问，做义工？
孙建成说，完全是义务的。
我又问，他们肯来吗？
孙建成说，肯！可以和领导干部直接对话，反映社情民意，还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再问，要是说出真话，会不会被打击报复？
孙建成说，不会，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讲真话，也可能讲错，但老百姓能错到哪里去呢？最多有点不切实际，或者缺少整体观念。因此，不妨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行。
我说，那倒不会。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不会被损害的，损伤你们的面子却有可能。要是听了批评意见，你们把不高兴挂在脸上怎么办？
孙建成说，不会的。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之后，要给他们解释，他们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来。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态度要好。因为这些群众代表是我们请来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群众就会有想法了。他们就会说：咋个？又不是我要来，是你请我来的。我的意见可能不对，那是我带来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耍态度。你开放三会，不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肚量，你就不要搞！实际上，不管群众代表说什么，怎么说，本意都是好的，有什么听不得？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建言献策。
我说，长期以来，你们可都是关起门来说悄悄话的。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什么感受吗？
孙建成说，我个人的感受有三条。第一，开放三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其实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开放三会，直接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拉近了党委、人大、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三，开放三会，把所有能够公开的都公开，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锻炼。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决策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既不能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听到风就是雨，而要吸收采纳科学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反正，“太平官”你是当不成的了，因为你只能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这话说得俏皮，也精彩。同时我也注意到孙建成提到了监督权。不过，开放三会，更多地还是解决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都区其实另有高招。
三、群众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气和：
干部是给群众打工的，当然该由他们来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与李仲彬的个性张扬、锋芒毕露相反，新都区委副书记廖仁松显得文静内敛，甚至不善言辞。他说话轻言细语，不紧不慢，并不主动倾诉，但也有问必答。廖仁松告诉我，新都区搞民主测评，已经三年了。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单纯，就是要解决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谁说了算的问题。原来的干部考核，老百姓参与的比较少，搞测评的和被测评的都是官，通俗的说法叫“官评官”，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出来。
我说，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评功摆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廖仁松说，也不都是评功摆好，也有批评的。但不管表扬批评，都是当官的在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想，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工的。既然如此，我们干得好坏，就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打分，起码要有一些群众代表来参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在原来“官评官”的基础上略为扩大了一些范围，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来参加，一共好几百人。虽然官的比例减少了，但里面还是有官。
哦，掺沙子！但不知从哪里掺起。
廖仁松说，先从区上做起，对我们区上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我问，测评些什么呢？
廖仁松说，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是在为老百姓做事，那么测评的内容就应该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这些项目，一共11项。原来这些项目当中还有子项目，后来觉得不能这样分，还是简单点好。
这是对的。成百上千人来测评，当然宜粗不宜细。项目分得太细，一些群众代表就不知道怎样下笔了。
我又问，如何打分呢？优良中差还是百分制？
廖仁松说，好、中、差，三等，另加弃权。为什么要有“弃权”？因为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们，了解情况。你非要他评出好、中、差来，肯定不客观。所以就给大家说，你了解，你就选择好、中、差；不了解，你就弃权。结果第一次测评时，弃权票就相对多一些。
我说，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大家都很负责，总比不负责任乱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测评完了过后，我们自己也认为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按照惯例由组织系统内部掌握呢，还是向老百姓公开呢？
是啊，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对他们的基层民主建设可是一个考验。就像哈姆雷特说过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廖仁松说，当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公开，一部分意见觉得不公开好。主张不公开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稳。再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一项好票少一点，或者差票多一点。如果公布出去，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影响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威信，会不会挫伤积极性。反复讨论没有结果。仲彬书记就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最先在常委会上，后来在全委会上，就把票数公布了。全委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既然请了老百姓来给你们投票，老百姓有权知道这种结果。人大、政协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就在报纸、电视公布出去了。
我问，向全区公布？
廖仁松说，对，向全区公布。
我又问，完全公开？
廖仁松说，对，完全公开，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问，公布出去以后怎么样呢？
廖仁松说，公布出去以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既然你请了老百姓来画票，这就等于是征求意见了。如果某一项差票多，就说明老百姓意见大，说明你本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你就要向老百姓作个交代。所以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自我剖析，由电视直播。同一时间，全区60万人都看到，有11位领导同志在电视上作检讨，分析原因，作出承诺，保证改进。整个新都区对这件事反响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干部自我检讨的意识强了，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第一次民主测评初见成效，我们就开始推进……
我问，把“官评官”彻底变成“民评官”？
廖仁松说，对。当然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次民主测评时，所有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参加。党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协委员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中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总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村、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机关干部的代表、农村一般群众的代表、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这样加起来就是1047人。第三次的人数就更多了，1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数都增加了。同时，不但区级领导干部不参加，就连局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参加，“官评官”彻底变成了“民评官”。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渐进式改革”了。不过我更关心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比方说，怎样填票，怎样投票，怎样计票，等等。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廖仁松告诉我，填票是每人一个小桌，完全隔开，独立思考。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独立填票，我们的测评是分批进行的。后来，我们利用双休日，借学校的操场和课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时进行。投票和选举一样，有投票箱。计票用微机。我们在微机上做了软件，培训了一批素质好的工作骨干，用微机去计票，全过程在纪检部门和媒体的监督下操作，组织部门不参加。
我问，当场公布结果吗？
廖仁松说，当场公布。
我又问，做排行榜吗？
廖仁松说，那倒没有。
我看过他们2005年的测评结果。17个领导干部，11项测评内容，每个人每个项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张，政策水平差票17张，精神状态差票3张，群众观念差票10张，调查研究差票23张，碰硬精神差票4张，办事效率差票8张，作风民主差票72张，以身作则差票8张，清正廉洁差票7张，工作实绩差票6张。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张，政策水平差票37张，精神状态差票33张，群众观念差票66张，调查研究差票45张，碰硬精神差票51张，办事效率差票46张，作风民主差票44张，以身作则差票55张，清正廉洁差票62张，工作实绩差票36张。作风民主这一项，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这个人，工作作风是有些问题，我的评价是“民主思想，集权作风”。看来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这就奇怪了。上千人来给17位区级领导打分，他们都了解情况吗？
廖仁松说，第一次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弃权票就多。后来大家习惯了民主测评，平时就比较关心注意了。何况每次测评前，每个领导都要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述职，现场直播，提前通知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收看。另外报纸也要把区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全部登出来。新都区的报纸是机关的内部刊物，是赠阅的。我们就加大批量印刷，发到所有的乡镇、社区、单位，大家都来看。提前一个星期登，让大家认真去思考。这样，请你来测评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所以第三次的弃权票就比前两次少得多。测评完了就通报，然后就上电视剖析。这种方式，所有的区级领导都已经接受了。
我问，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都习惯了？
廖仁松说，都习惯了。
我又问，不能到会的群众呢？
廖仁松说，他们会委托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表达他们的意愿，有的还会找上门去反映情况。大家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积极性都越来越高。
我说，你们可以推而广之了。
廖仁松说，正是这样。于是我们就扩大了范围，单位、乡镇、村，都如法办理。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七八月份进行，乡镇的是在年底。乡镇这一级就更好搞了，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管理对象。区级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只能供上级组织部门参考，乡镇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就要兑现。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差票超过了三分之一……
我说且慢，什么叫做差票超过三分之一？你们不是有11个项目吗？是每个项目的差票都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平均？
廖仁松说，乡镇干部的民主测评多一项，综合评价。如果这一项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处理。于是我们就给这个副镇长做工作，要不你辞职，要不停职，总之测评结果要运用。当时他就主动辞职了。
我说，动真格了。
廖仁松说，老百姓也这样认为，觉得我们是动了真格，不是来“呵”（哄骗）他们的，在领导干部当中震撼也比较强。仲彬书记就讲，上一次你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的是那个缺点，下一次你还是那个缺点，你就不能交账了。不能给老百姓交账，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给老百姓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套话，只能说老百姓关心的事件，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大话、套话，老百姓说你是个嘴壳子。你讲的话不落实，不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认你。老百姓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们都是对上负责的，现在也要对下负责了。当然，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党就要求你对下负责。
这当然很对。不过民主测评也好，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下课也好，都只是事后监督。那么事前呢？事前岂非更应加强监督，小心谨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个领导干部不称职，人民群众不满意，虽然可以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请他“另谋高就”，但毕竟是“亡羊补牢”。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工作，可是补不回来了。实际上，对于干部的管理来说，任用远比考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都区又有什么创造性的作为？
这就必须弄清楚另外两件事：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四、凤凰涅槃
麻渝生侃侃而谈：
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让我想起了两句诗：“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基层干部稳重沉着，毫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说，他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又长期从事组织、纪检工作，深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也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党将走向何方，如何防止东欧、苏联那样的巨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也许不该是他考虑的……
我说哪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麻渝生说，当然我们可能是杞人忧天了。我还思考：组织部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那么首先应该革谁的命？我是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书记一起来推进新都基层民主建设的。
这就太好了！不过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总体情况，我已经和李仲彬谈过了，现在很想听麻渝生专门谈谈全委票决的事情。
麻渝生说，全委会票决这个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如果单讲票决，就讲不到位。实际上它是整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一环。这个过程从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阳光政府”理念以后，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书记提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想法，我们组织部就按照这种想法来操作，来贯彻执行。最初是在学校公选校长。它不是现在公选校长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后来我们直选校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公开选拔和直接选举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雏形。后来又推进到直选校长和公推直选书记。这样一路实验下来，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选了第一个镇党委书记——木兰镇党委书记；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几个行政村试点的基础上，对29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差额直选。随后我们分四批，到今年3月为止，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实行公推直选。乡镇这一块干部的任用，已经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问，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机关、部门干部的任用就成了问题？
麻渝生说，是。按照过去常规的干部任用方式，有许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晋”。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正好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2003年上半年，市上给了我们3个助理巡视员的名额。按照常规的做法，是组织部先提出方案，通过考察，提出建议，上会通过以后，就可以上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3个名额，却有14人符合条件，你说报谁，又不报谁？让我们组织部来判断，确实很难。仲彬同志也刚当书记，他就决定在全委会上票决。根据我的观察，仲彬同志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推进接下来要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干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组部是有规定的，应该在常委会上票决，县以上的主官要全委会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需要征求委员的意见。像我们这样，既是全委票决，又是差额票决，票决的还是助理巡视员的上报人选，这样的事情，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算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我说，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麻渝生说，这个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我们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换届后任命的20个局长，我们都进行了票决。接下来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也只是讨论议题，由全委会来讨论和决定全区的重大事项。我们的干部任用也都在全委会上进行票决了。
这就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于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
麻渝生却胸有成竹，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在干部的任用上，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谁提人选，也叫“初始提名权”；二是怎么票决，也就是表决程序如何设计。
话音刚落，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麻渝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提名权，第二个涉及表决权，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问题。对于法治社会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如果程序做了手脚，有了猫腻，实质正义最终就会是一句空话。看来这位麻部长非同一般。他虽然说话不多，语气平和，神态安闲，却字字句句点到了穴位。
麻渝生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继续往下说。麻渝生告诉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层来讲，区县这一级是组织部有什么想法，或者分管的副书记有什么想法，再听听其他领导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商量一个方案，提出最后人选。也就是说，初始人选的提名权，按照规定应该是在组织部。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并不完全是组织部说了算，起码要一把手同意，这个初始提名才能提出来，才能到单位去推荐，才能进行后面的程序。正因为初始提名权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干部被提拔以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出在考察这个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这个环节。这一块出了问题后，后面的程序再怎么正规，程序再怎么完善，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地方的书记说了话，组织部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特别不行的，明显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选在能力方面还不太适应这个工作岗位，感觉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初始提名就不好办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改革，一定是从初始提名权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诉我，在李仲彬的倡导下，他们就把初始提名权的问题提出来了。麻渝生说，我们改革初始提名有个过程。最初是让全委会来推荐。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有问题，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进一步改进。
我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麻渝生说，先把空缺的职位通过文件、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全区公示，符合条件的就来报名。报名有一个截止日期，而且规定报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问，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说，就取消这个职位的选拔，过一段时间再说。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现在就是空缺的，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报名。
我又问，不耽误工作吗？
麻渝生说，每个单位都有副职。职位空缺的时候，由副职主持工作。
我再问，如果报名的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呢？
麻渝生说，先由我们的考评小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接着演讲，再由考评小组打分，然后前三名进入考察、推荐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刚才说，报名的人，要有四个或四个以上才进行考评，但进入考察、推荐、票决程序的却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说，考评小组至少要淘汰一个人，是不是？
麻渝生说，是。
我说，那么考评小组也是一个关键或者关口了。如果这里面有猫腻，同样导致腐败。请问考评小组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如何进行考评？
麻渝生笑了一下说，考评组由七人组成。管党副书记，组织部长，政府一个副区长，人大一个副主任，政协一个副主席，民主党派一人，还有就是职位空缺单位的中层干部一个，这样组成一个考评组。
我问，人员是固定的吗？
麻渝生说，管党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常任，其他人随机。
我说，哦，两个“常任理事”，五个“非常任理事”。
我又问，考评方式呢？
麻渝生说，参选人面对考评组成员演讲，考评组成员对参选人的演讲进行打分。演讲的内容包括：他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怎么去当？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当了以后怎么干？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考察这个干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思路、规划和施政方略。我们考评组经过思考，给他打一个分。
我问，考评组成员每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吗？
麻渝生说，每个人都打。
我又问，当场打吗？
麻渝生说，当场打。
我再问，分数公布吗？
麻渝生说，马上现场公布，直接告诉他是多少分。
我又问，是公布所有的分数呢，还是公布平均分？
麻渝生说，平均分。但为了公平起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什么要去掉呢？就是为了避免带有个人色彩，特别对他好或者是特别对他不好。这个平均分数就真实地反映对这个人的真实评价。
我问，然后呢？
麻渝生说，然后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单位搞民主推荐。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荐必须超过50%。只有超过50%，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后按照干部任用的条件进行考察和测评。这些程序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开会，有的地方叫部务会，我们叫办公会，再征求纪委的意见。纪委没有意见，就上全委会票决，从三个里面决出一个来，条件是票数必须过半。
我问，能决出来吗？
麻渝生说，一般来讲，应该能够决出来。比如我们选拔规划局长，三人上会，其中一人一次过半，就定下来了。但也有意外。选拔民宗局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也是三人上会，27位委员投票，结果是每人各得9张。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万一谁都不过半，就在前两名当中再票决一次。但是这回不行，都是9票。没有前两名，这样谁都没有当成。
我笑，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麻渝生也笑。他说，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很必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才能解决干部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力。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力，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麻渝生，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但我还想听听其他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选中首当其冲的基层干部的真实体会。
五、风口浪尖
张雄全记忆犹新：
我是写好了辞职报告才走进风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马家镇党委办公室。
大约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原因，马家镇党委书记张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而且一脸的沧桑。这就让我这种怀有偏见的人感到放心。张雄全告诉我，他们镇的公推直选，是在去年10月29号。去年10月10号左右，区委开全委会，确定马家、军屯、龙桥三镇作为第二批试点。张雄全当时只听说过有这个事儿，没想到第二批就有他们镇，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报名，填表交照片。报名之后给了三天时间实地调研和考察，他在马家镇已经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来就准备演讲稿。
我问，还有其他人报名吗？
张雄全说，有，一共七个，马家镇三个，镇长、副书记、我，另外还有新民镇的镇长，竹友镇的管党书记，青流镇的管党书记，农机局一位副局长。
我又问，什么时候公开推荐呢？
张雄全说，半个月以后。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有区领导，全镇机关干部，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企业的领导，230多人。他们决定我们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我说，哦，230位“推委会委员”。
张雄全接着说，开会时，领导先简短讲话。然后抽签，抽演讲的顺序。
我问，你抽到几号？
张雄全说，一号。我们几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间，结果是一号。
我说好啊，NO.1。接下来呢？
张雄全说，演讲。规定的时间是15分钟，我大概超了一分钟。我多了个内容，就是在马家镇四年的工作情况。最后结果，230人推荐，我得了200票。
我说不错嘛，高票入围，你成候选人了。什么时候选举？
张雄全说，大概隔了好几天，10月29号，决定直选。当天参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镇长。投票的是马家镇的全体党员。一共666人。
我开玩笑说，哈,六六大顺!
张雄全说，当时也要演讲，我又抽到一号。演讲完了就投票。第一轮投下来，都不过半，我比镇长可能还少两票。
我问，都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吧？
张雄全说，是。
我问，那怎么办呢？
张雄全说，领导就开会，决定立即再选。
我又问，选第二次？
张雄全说，是，又发选票。
我再问，结果呢？
张雄全说，我们两个又都不过半，而且票数完全一样。
这可真有戏剧性！不知这事又如何了结。
张雄全说，当天再选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选也未必有结果，二是选票也没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没法坚持。领导就征求参会党员意见，是不是择日再选，大家都同意。
我问，那你们两个怎么办呢？吊起？
张雄全说，我当时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还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在马家镇还是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说良心话，力度不够，投入不够，研究不够，群众对我的了解也不够。老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是“眼见为实”。所以要把实事干在他们身边，关心他们的重点难点问题，这是一个教训。但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想不通，也很难过。我当时，唉，我当时，真的很难过。面对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干部，那么多群众，整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今后咋个开展工作？
我说是啊，无颜见江东父老。
张雄全说，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两个人票数扯平，又是都选不上，咋整？所以当时我就跟领导说，要不把我调走算了。领导说：你看我现在咋办？我也不可能踢一个下来。竞争竞争，没有对手怎么竞争？不行。不管结果如何，你张某人现在继续在马家镇当党委书记，年底拿试卷来看！
我问，你服从了？
张雄全说，不服从不行。再说我也不服输。我想我就是输，也要输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选不起（不能当选），现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说，你们两个又各就各位，一个回去当书记，一个回去当镇长了？
张雄全说，是。
我又问，那你们两个同一栋楼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难道没有一点尴尬吗？
张雄全说，要说一点没有，也不真实，但应该说还是处得很好。开始我心里确实难过，但表面上是稳起（稳稳当当）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党委书记，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还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带队伍？就是牙齿咬碎了也要稳起，要踏实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镇长还是在一起上班，该怎么还是怎么。我明确给大家说，今天下来了。没下之前和镇长是竞争对手，下来了还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们不会说我们是对手，我就要让你消失这样的话。那两个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班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问，后来呢？
张雄全说，后来我主动要求再选。这样吊起，总归不是个事。
我又问，什么时候再选的呢？
张雄全说，今年1月9号，还是老规矩，抽签，演讲，投票。我又抽到一号。我就想，我怎么回回都抽到一号，三盘都是棒棒（一号）？上次“标”（丢）过一盘，这次不得“标”了。但是台上说的话要算数，承诺要兑现，压力还是很大的。演讲了8分钟，再投票。
我问，投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张雄全说，我在旁边抽烟。
我又问，这回结果如何？
张雄全说，当时来了620多人，我得票超过了三分之二。
我说，这回你是胜出了，但你想到过失败没有？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而且你和镇长不同。镇长竞职书记，落选并不丢人，你可是在位书记啊！
张雄全说，实在地讲，我的压力很大，双重甚至三重压力。我当时就是在风暴中心，而且没有退路。当时我想，要是真的选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确实不行，没本事或者没把事情做好。那就该走掉，让其他同事来干。既然是竞职，有成功有失败很正常。当然没面子，哪个都不愿意。
我问，现在呢？没压力了吧？
张雄全说：压力更大了。马家镇工作做得好和坏，不是我张某人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里的人说，你们现在有个错觉，这个党委书记权力大。我说不是权力大，是责任大。我今天请你进班子，你觉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进来。如果工作中出现问题，两年之后让你下课。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来成绩，不是我个人下，是我们整个班子解散。下一个新书记来，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书记说过，老百姓把你选得上去，就把你选得下来。我们只能好好干，没得退路。
我又问，怎么没有退路呢？
张雄全说，我们新都区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公推直选的。你不可能这里干得不好，换到其他地方当党委书记，也不能干两年换个地方。再说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标，就没得哪个敢拉半点关系。要是你走关系，你做事不公道，想点歪心，他们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广泛宣传。好事不觉得，坏事都晓得，那你的钩钩（赞成票）就可能变成叉叉（反对票）。
我说，据我所知，市委规定，公推直选的党委书记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要把任期做满。下一次选举要在五年以后，那这还有什么关系？
张雄全说，还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测评。
我问，你们搞了吗？
张雄全说，8月5号搞的，设了三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那天我先报告工作。按照区委的五条规定，说了16分钟，都是做过的，实在的事情，农村人一听就明白。前三天，我把报告打印出来发给所有要参加测评的人，说了之后就提问。那天提问题比较激烈，都很真实，是事先不能准备的。我只得认真回答，干部群众都比较理解。那天我的满意票85%，基本满意15%，没有一张不满意票。这说明群众认可了我们。
我说，那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张雄全说，松不了。我是把辞职报告打印好了放在身边，然后才走进风暴中心，走向工作岗位的。我随时接受考验，随时准备离开。
我不想再问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些基层干部，乡镇干部，职位很低，级别不高，但负担不轻，责任不小。现在，为了基层民主建设，他们又自愿或者半自愿地走向了第一线，用自己微弱的身躯扛起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记着另一些基层干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选中落选的人。没有他们，这一项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说敢于参加公推直选的是英雄，那么，其中的落选者就更是英雄。如果这些落选者还是女干部，那就要算是“巾帼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杨金华坦然应对：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流花宾馆。
冯珂和杨金华，正是两位落选的“巾帼英雄”。现任新都区政务中心副主任的冯珂一共参加了两次竞职，一次是在军屯镇，一次是在新繁镇，都是竞职党委书记。之前她是新都镇的副镇长，当了3年多。其实她当副镇长也是通过公选的。所以冯珂自称她是受益者，对改革满腔热情。冯珂说，2001年公选的时候，她当时也很犹豫，觉得公选第一次嘛，会不会是作秀啊，会不会有假啊，会不会要凭关系啊！结果呢，就是通过那次公选当了副镇长。
我说，所以军屯镇公推直选的时候，你就积极报名了？
冯珂说，是的。当时一共有五个人参加。有他们的书记、镇长，然后还有一个副镇长，我和另外一个是其他乡镇去的，那个也是副镇长。当时是205个人进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镇人嘛，应该算比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镇搞公推直选，我又报名参加了。这一次呢，有他们新繁镇的书记、镇长、两个副镇长，然后也是我和外镇的另外一个人，总共6个。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是390人。公推结果，第一名是现任书记，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们的镇长，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还是没有入围。
我问，为什么？
冯珂说，因为只取两名。最后直接选举，还是书记当选了。
我又问，遗憾吗？
冯珂说，也遗憾也欣慰，总归从22票达到了103票。
我说，步步高升啊！
冯珂说，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过后很多朋友也好，领导也好，都开玩笑说，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些措施，还有我们整个新都区的氛围。公推直选那一段时间，街头巷尾也好，看电视的也好，一出去听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讨论这件事，也都在评论这件事。所以我感觉，公推直选不仅把我们年轻干部都调动起来，也把我们广大老百姓参政议政、关心政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直接的参与者就更不用说了。“选手”（竞职者）也好，“选民”（选举人）也好，心理素质和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比如参加公推的代表，参加投票的党员，他们在评选、推选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断完善了。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拥护这种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动来拥护这种制度的。
这话说得好。其实我在访问之前，也是有些顾虑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伤疤。但有冯珂这碗“酒”垫底，我就敢直面杨金华了。
现任新都区团委书记的杨金华，就是在马家镇和张雄全“打擂台”，两次不分胜负，又最后落选的那一位。杨金华也参加了两次公推直选。第一次是在木兰镇，当时她是团区委副书记，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马家镇，当时她已经在马家镇当了七个月的镇长。所以杨金华说她是新都区公推直选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人，感受非常深刻。
于是我就问，你都有些什么感受呢？
杨金华说，木兰镇公推直选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别人都在议论，说新都搞公推直选了，木兰镇党委书记的职位要拿出来，不像以前那样指定，或者是书记走了，镇长填充。当时我就有一点点跃跃欲试的想法。平时在团区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组织者的角色，都是组织青年团员来唱来跳，这次是区委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上台表演，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团干部是有政治敏锐性的。公推直选的出现，我感觉是历史的开创，一种创新，所以当时就有很强烈的愿望报名参加。当时没有什么功利心，只是想去参加一下，试一试。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等着领导来安排。人的一生，机会并不是很多，目前的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地抓住。
我问，你觉得你抓住了机会吗？
杨金华说，我觉得抓住了。因为在这次公推大会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风采展示了出来，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够到马家镇去工作，我觉得应该来源于我在木兰镇公推直选的表现，我的感受和判断绝对是正确的。
我笑问，那么你参加马家镇的公推直选，感受和判断正确吗？
杨金华笑答，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很微妙。第一，木兰镇的平台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次竞职应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马家镇的工作经历很短，还在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参加竞职，自己的分量还是很轻。第三，现任党委书记张雄全，本人很实在，实干精神也非常强，群众的认可度也很高，我去竞争的希望比较渺茫。再说我到马家镇来，方方面面与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参与我就会义无反顾，他要参与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权衡利弊后，我当时就稳起没动。
我问，后来怎么又挺身而出了呢？
杨金华说，后来别人说，民主的推进是一个一个层次的，由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星火燎原。不是说你非得要去当这个党委书记，而是给自己积累一些竞职的经验，以便不断适应这种竞争。再说了，如果作为一个镇长，都不敢面对当地老百姓的选择，还跑到其他地方去竞职，老百姓会认为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不行。起码也应该让老百姓认识一下镇长是什么样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何况我作为一个年轻干部，也是因为公推直选才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的，我更没有理由退缩。
我又问，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现的结果没有？
杨金华说，没有。正式选举出现那种意外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张书记受到的震动肯定比我大。当时选举结果迟迟没出来，现场都很着急。按理说应该没啥悬念。一个是老书记，工作经验很丰富；一个是新镇长，领导经验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没有任何悬殊的差别，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结果领导上台公布选票，说这次大家都没过半，还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点哗然，弄不清楚都不过半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群众中很多人弃权？很多人弃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就闪出来了。后来第二次选举，领导又上台宣布票决结果，投下来票数居然一模一样……
我问，当时你怎么想？
杨金华说，当时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就觉得咋会是这样的呢？我就觉得我好对不住我们的书记！如果当天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们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没想到会这么一波三折。
我说，择日再选的结果就更没有想到吧？
杨金华说，完全没有想到。张书记以高票当选，和前两次那种票数很接近的结果差异非常大。当时我就有种跌入谷底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让人同情，但我还是开了个玩笑。因为杨金华长得很漂亮，有点像林黛玉，当然比林黛玉健康。听她说“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金华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又笑了笑说，其实我很知足了，至少前两次的选举证明，我到马家镇这七个月的表现还是合格的。第三次选举差异这么大，可能是我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太少了。另一个呢，老百姓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我们张书记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在为他们干实事的书记。尽管我落选了，我还是很认可他。既然是差额选举，就不可能两个都当选。但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只不过成功的意义不一样。我觉得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人把现任党委书记选掉。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个头总是要开的。如果当时我上了，也许就创造了历史。但是反过来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种历史，就是当选后又被群众罢免的历史。两种历史都有可能，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庆幸的。
我问，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杨金华说，1月9日宣布后，他就当选了，我还在当镇长。我是3月底才回到区里的。应该说心理还是有微妙的变化。公推直选既有竞争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了。我去看张书记，他变得更加勤奋，为民办事的决心，发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劲了。我为他有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一种欣喜，别人感觉不到的。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是马家镇人，我也希望把马家镇建设好。
我追问，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
杨金华实话实说，承认还是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她说，这种变化淡淡的，说不出来，让我用语言来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总体感受，变化重点是在工作上。因为公推直选有一个后续程序，就是所有的领导班子要实行重新组合，由书记来提名。我有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给他造成了威胁，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发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并不利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里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会说他没得心胸；提名我呢，毕竟我们在竞选当中体现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会担心，最后这么悬殊的当选，会不会在我心里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对今后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较为难吧！
我问，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杨金华说，他还没有提方案，我就调走了。
我默然，然后向杨金华道谢。其实我还应该向新都区所有设计、领导和参加公推直选的人道谢。因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范围内颠覆了一个传统，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成者王侯败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稳操胜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唐川平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和他拉起家常，发现彼此的经历不乏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知青，也都跳过“农门”。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唐川平原本是学工程技术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77级）；我则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78级）。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时间走进大学的，这使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不过亲切归亲切，工作归工作。说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这和他组织部长的身份不无关系，也和他“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十分相符。唐川平说，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乡镇一把手的任用问题，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乡镇一把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产生，产生以后又如何管理。
我说，哦，何为领导，怎样产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考虑，都有改革，都有创新？
唐川平说，对。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乡镇一级组织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两点想法：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他来当这个书记以后，能够带领大家去发展，去致富。一个是愿意给老百姓做事，一个是能够给老百姓做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乡镇党委书记。
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试行办法，对参选人资格的界定，标准并不高。比如，党龄只要两年，工龄只要三年，担任副职的工作经历也只要两年，文化程度则只要大专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出于以上考虑？
唐川平说，我们是想把门槛设低一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低，中央委员也只要五年以上的党龄嘛！乡镇党委书记，党龄两年以上，门槛不能算低了。但我们确实是想把面放宽一点。党龄越长，工作年限越长，入围的人就越少。其实在农村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村的人才，应该说相对而言，数量还不太多，质量也受到限制，标准太高是很难选的。关键是要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只要能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他方面不必太讲究。
我说，这倒是实事求是。不过你们对这些干部任职以后的要求却不低。你们规定，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应确定任期目标。而且，任期目标又由“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组成，这会不会很难？还有，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唐川平说，任期工作目标，就是区（市）县委对那个乡镇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任期承诺目标，就是在他竞职时对老百姓表的态，或者说许的愿。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应该完成的。但是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党委书记，不是说兑现了对老百姓的承诺，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上级党委却还有更长远更宏观的考虑。那么对于上级来说，还得对他有个目标考核。
我说，又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不是太难为人家了？
唐川平说，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试验。实际上我们现在搞公推直选，搞基层民主建设，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让我们基层干部的任用人选和所作所为，既合党心，又顺民意。
我说，不知你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唐川平说，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办法，只不过改革了选举的方式。我们以前也选书记啊，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选出来的啊！但那是间接选举，由党员代表大会来选，候选人则是上级党委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现在这样，改成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直选前还要公开推荐？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认可，而不是简单地只是上面认可、代表认可。如果可能的话，多数人认可总比只有少数人认可好。实际上，选张三，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认可。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种制度，哪个政权，哪个人执政，要想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都要人民认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想执政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说，你这是说到根本上了。不过，人民认可，并不等于直接选举。或者说，人民认可，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我同意，在乡镇一级，直接选举确实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这种认可更加直截了当，一般群众会觉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对下负责的问题，如何能体现对上负责呢？
唐川平说，我们还有一条原则，一项规定，一个委员会。一条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一项规定就是“选举结果应报区（市）县委批准”，一个委员会就是“选举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区（市）县委领导、纪检委负责人、组织部负责人，还有选举乡镇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也体现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另外，当选书记还有“任期工作目标”，这也是对上负责的体现。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公推直选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发布公告，参选报名，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组织考察，直接选举，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我注意到，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三种方式是平等的吗？
唐川平说，平等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我说，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联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点，组织推荐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之外，还要设组织推荐这种方式？
唐川平说，党管干部本来就是一个原则，何况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总不能说党员有个人自荐的权利，有联名推荐的权利，党组织反倒没有推荐权吧？
我说，那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本来我想去报名的，结果组织上推荐了一个，我可能就不敢去报名了。要知道，所谓“组织推荐”，指的是上级党委也就是区（市）县委的推荐。你和区（市）县委推荐的人竞职，不是胳膊拧大腿吗？
唐川平说，在实际当中，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自己愿意去的，可能会很有准备，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会报的。
我问，联名推荐要十人以上吗？
唐川平说，要。要有十名以上的党员群众，而且要采取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
我又问，如果被推荐者不愿意报名怎么办？
唐川平说，对于是否必须接受联名推荐，我们没有作硬性规定。
我追问，尊重他的民主权利？
唐川平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但如果是组织推荐，必须服从。拒不服从或消极参与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问，为什么？
唐川平说，这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我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怎样产生”吧？
唐川平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产生后，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管理”。所以我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试行办法，内容从选举、备案、提名，到考核、质询、罢免、奖惩都有。
我问，这些办法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呢？
唐川平说，指导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公推直选试点之后，后续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个规范。但是各个区（市）县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也叫“试行办法”。何况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以后也还有修改的过程。本来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先定制度，按制度办，在实践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后再实践再完善，再完善再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说，在你们的试行办法中，我特别注意到两点，就是对当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和奖惩，请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唐川平说，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党员群众选的党委书记，能不能罢免，谁来罢免。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上级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罢免他。现在改成公推直选，就有一个回归权力源的问题。我们想，既然选举有一系列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程序，那么，罢免也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因此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动议、受理到罢免，都有。
我说，我注意到了这些规定，而且注意到它们充分体现了两大原则，即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比如动议由基层党员提出，区（市）县委责成组织部门受理；罢免由乡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报区（市）县委批准。另外，为了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你们规定“罢免对象有权进行申辩”；为了防止干扰正常工作，你们规定“罢免请求撤销后，党员一年内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罢免动议”。这似乎可以看做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而且仅限于基层地方党委书记的“弹劾制度”。弹劾毕竟是非常规的特殊行为，对于这些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你们还有常规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说，是的。这就是考核和奖惩。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区（市）县委组织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本人引咎辞职，或者区（市）县责令辞职。任期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降职使用。
我说，除上级党委的考核外，好像还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测评。
唐川平说，测评是一年一次。满意率低于50％的，由本人提出辞职。本人不辞职的，党员有权提出罢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级党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测评，仍然是同时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而且，民主测评还有罢免程序以为后盾，乡镇党委书记们当然不敢懈怠。那么，干得好呢？
唐川平说，奖励。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有年度奖励；任期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另有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嘛，各区（市）县自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只适用于非公务员，公务员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问，乡镇党委书记不都是公务员吗？
唐川平说，公推直选的并不都是。因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五年之后把他转成公务员，那就不能拿年薪。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长期的激励。
听了唐川平的介绍，我有一种体会，就是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谓积极而稳妥。他们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实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事实上，就在这天，四川省省委决定，在省内30个县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改革成果终于瓜熟蒂落了。
八、红旗漫卷西风
邓川话说根本：
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邓川的办公室。
成都市委常务副书记邓川毕业于两个名牌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学中文后学经管，是经济学硕士。他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直选，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直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选，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直选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