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正的”红军
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和步行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来到预旺堡，那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那时候是红军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所在地。
虽然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可以称为“非正规军”（而且有些人会说是“高度非正规军”），但红军自己对于他们的方面军、独立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是作了明确的区分的。我在陕西初期的短暂旅行中，没有看见过任何“正规的”红军，因为它的主力部队那时候正在离保安将近二百英里的西部活动。我原打算到前线去，但蒋介石正在南线准备发动另一次大攻势的消息传来，使我想到兵力较强的一边去，趁还来得及越过战线去写我的报道的时候，及早离开这里。
有一天，我对吴亮平表示了这些犹豫的考虑。吴亮平是在我同毛泽东的长时间正式谈话中充当翻译的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官员。吴亮平虽然是个脸色红润的二十六岁青年，已写了两本关于辩证的书。我发现他为人很讨人喜欢，除了对辩证法以外，对什么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
他听了我说的话，惊讶得发呆。“你现在有机会到前线去，你却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机会？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已有十年了，这次他也不会成功的。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他提出了证据说明我不应当这么做，最使我感动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线去就在他这个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长征老战士身上引起那样大的热情。我想大概总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因此决定作此长途旅行，安然无事地到达了吴亮平的真正的红军作战的地点。
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因为我发现红军对全部正规人员都有完整的数据。下面的事实，我觉得极有兴趣和意义，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能说俄语的二十九岁的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个统计材料限于我有机会进行观察核实的一些问题。
首先，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据杨尚昆说，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这很容易相信。虽然许多红军士兵已经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还只是十多岁的青年。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二十刚出。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或者是在十五岁或十六岁时入伍。
在一方面军中，共有38%的士兵，不是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赶骡的、学徒、长工等）就是来自工业无产阶级，但58%是来自农民。只有4%来自小资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面军中，包括指挥员在内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60%-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比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进步快的领到奖品（廉价笔记簿、铅笔、锦旗等，士兵们很重视这些东西），此外，还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激励他们的上进心和竞赛精神。
象他们的指挥员一样，红军士兵是没有正规薪响的。但每一个士兵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家属或当地苏维埃耕种。然而，如果他不是苏区本地人，则从“公田”（从大地主那里没收而来）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报酬，公田的收益也用于红军的给养。公田由当地苏维埃区的村民耕种。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是义务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的农民，大多数是愿意合作来保卫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制度的。
红军中军官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这包括从班长直到军长的全部军官，尽管这些人很年轻，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战经验。所有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虽然我遇见过几位军官，他们参加红军以前还不能认字写字。红军指挥员约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国民党军人。在红军指挥员中，有许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前军官、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前国民军（“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军队）的军人，以及若干从法国、苏联、德国和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只见到过一个美国留学生。红军不叫“兵”（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遭反感的字），而称自己为“战士”。
红军的士兵和军官大多数未婚。他们当中许多人“离了婚”——这就是说他们丢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几个人身上，我真的怀疑。这种离婚的愿望事实上可能同他们参加红军有些关系，但这也许说得太刻薄了。
从在路上和在前线的许多交谈中。我所得的印象是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数依然是童男。在前线和军队在一起的女人很少，她们本人几乎全都是苏维埃干部或同苏维埃干部结了婚的。
就我所能看到或知道的，红军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农村妇女和姑娘，农民对红军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评价。我没有听到过强奸或污辱农村妇女的事件，虽然我从一些南方士兵那里了解到丢在家乡的“爱人”的事情。红军很少有人吸烟喝酒；烟酒不沾是红军“八项注意”之一，虽然对这两种坏习惯没有规定特别的处罚，但我在墙报上的“黑栏”上看了好几宗对有吸烟恶习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喝酒不禁止，但也不鼓励。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就我的见闻来说，却没有听到过。
彭德怀司令员曾任国民党将军，他告诉我说，红军极其年轻，说明它为什么能够吃苦耐劳，这是很可信的。这也使得女伴问题不太严重。彭德怀本人在一九二八年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参加红军后，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妻子。
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在南京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清剿”中，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但红色军不能经受这样的牺牲，因此后来采取了多少要减少有经验的指挥员的生命危险的战术。虽然这样，但在第五次江西战役中。红军指挥员的伤亡率还是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关于这一点。在红区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证据。通常可以看到，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就丢了一只胳臂或一条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头上或身上留有难看的伤痕——但是他们对于革命依然是高高兴兴的乐观主义者！
在红军的各支队伍里，几乎中国各省的人都有。在这个意义上，红军或许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全国性军队了。它也是“征途最辽阔”的军队！老兵们走过十八个省份。他们也许比其他任何军队更加熟悉中国的地理。在长征途上，他们发现大多数的旧中国地图了无用处，于是红军制图员重新绘制了许许多多英里的区域地图，特别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的西部边疆地区。
一方面军约有三万人，南方人占的百分率很高，约有三分之一来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贵州。将近百分之四十来自西部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一方面军包括一些土著居民（苗族和彝族），此外还有一支新组织起来的回民红军。在独立部队中，当地人的百分率还更高，平均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但是，营长以上可以骑马或骡子。我注意到，他们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军队在一起时，这主要表现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差别很少，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迷惑。共产党人是怎样给他们的军队提供吃的、穿的和装备呢？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原以为他们一定是完全靠劫掠来维持生活。我已经说过，我发现这种臆想是错误的，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着手建设他们自己的自给经济，单单是这件事实，就能够使他们守住一个根据地而不怕敌人的封锁。此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军队能够靠几乎不能相信的极少经费活下去，我也是没有认识的。
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如果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话，我可以作证，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我看见红军使用的唯一俄国制步枪，是一九一七年造的产品。我直接从几个前马鸿逵将军的士兵口中听到，这些步枪是从马的军队那里夺来的。而国民党手中的宁夏省残余部分的省主席马将军又是从冯玉祥将军那里把这些步枪接过手来的，冯将军在一九二四年统治过这个地区，曾从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红军正规军不屑使用这些老式武器，我看见只有游击队的手中才有这种武器。
我在苏区时，要想同俄国的武器来源发生任何接触，客观上是不可能的。红军为总数将近四十万的各种敌军所包围，而且敌人控制着每一条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苏联的道路。别人老是指责他们从俄国那里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这样的武器居然从天而降，他们是乐意得到的。但是，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十分明白，在中国共产党人往北方和西方扩大更多的面积以前，莫斯科没法供应任何定货，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这么做，但那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这是事实，而在其他的中国军队中，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军费。在军队和苏区中厉行节约。实际上，军队给人民造成的唯一负担，是必须供给他们吃穿。
实际上，我已经说过，西北苏区占地面积相当于英国，它的全部预算当时每月只有三十二万美元！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将近百分之六十是用来维持武装部队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老先生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说“在革命获得巩固以前，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武装部队为数（不包括农民辅助部队）约四万人。这是在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以前的事情，此后红色区域大大扩大，西北的红军主力不久就接近九万人的总数了。
统计数字就说到这里。但是要了解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在这几年中维持下来，必须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有所了解。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要有所了解。
例如，南京悬赏要取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首级，为数之大足以维持他领导下的全军（如果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数字是正确的）一个多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