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科学虚构主义和约定论
第一节 马赫
恩斯特·马赫（1838年~1916年；物理学教授，后来是哲学教授）推出了以休谟和法国实证主义者的现象主义为根基的知识理论：世界完全是由感觉构成的，而自在之物仅仅是一个幻象。构成其知识理论基础的既不是公理也不是先验真理，而是当下的“纯粹经验”。科学的目标就是完整地描述事实，即我们的意识内容；它的唯一功能就是去揭示感觉的“不可进一步分析”的元素间的关联—去认识这些关联，而不是试图通过形而上学的前提来解释它们。发展出一种囊括所有领域的普遍物理现象学—一种摆脱所有假设的物理学—的途径就是类比。科学从假设开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事实的间接方法，这些事实逐渐被直接观察取代，也就是说，被经验或感觉之表象证实。所有科学都是在思想中对于事实的概要式再现。如果不能在多重变化中找到某些相对恒常的东西，在思想中反映世界就会是一场徒劳。每一个科学判断中都包括有或是压缩着大量的观察：我们的概念和判断是感觉组的简化后的思想符号，是表达事实的一种速写法。这是思想的经济原则。规律不过是对于事实的全面的、精简的陈述，是对于对我们显得重要的那一方面的事实的陈述。物质仅仅是一个统一的感觉复合体。自我也是这样，是感觉的组合。物质是相对更为固定、恒常的感觉复合体；语言加强并加固感觉组合，使之成为复合体，即我们所谓的物理客体。与被称为自我的具体身体相关联的记忆、情绪和情感的复合体是另外一种相对恒定的组织感觉的方法。被认为是依赖于身体的感觉构成了心理学的主题内容；同样，那些被认为是依赖于其他物质客体的感觉构成了物理学的主题内容。物理学与心理学都与感觉相关，但这两种科学把感觉与不同的背景或概念框架关联起来。身体并不产生感觉；相反，感觉的复合毫不夸张地构成了身体。世界并不包含神秘的自在之物，通过与自我的相互作用，产生出其他的我们称之为感觉的神秘事物。直接观察到的感觉自身就是唯一的实在。科学的目标就是把不甚恒常的、尚未充分建立的感觉复合体与最恒常的和牢固建立的复合体联系起来。
虽然马赫把我们的知识限定在感觉领域，并因此反对形而上学—只会扰乱科学经济的一项徒劳的事业，他却颇为不一致地在唯意志论中为自己的知识理论寻找基础。知识是意志的工具，是实际生活需要的结果。马赫哲学中的唯意志论的一面昭示着后来的实用主义。思想不是生活的全部；与过去一样，它们现在仍是短暂的光束，目的是要为意志照亮道路。我们需要一种把我们同环境带入到某种关系中的世界观；并且为了以一种经济的方式实现这一点，我们创造了科学。寻求思想与观察之一致性的科学，是适应的工具和生物选择的基础。身体和自我之类概念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以现实为导向的权宜之计，并且一旦它们不能实现其目的，就可能会被抛弃；同理，原子、力和规律等观念也都是概念建构，它们的唯一合理性在于方便与节省智力。
当我们的思想成功地对感觉事实进行了再生产的时候，现实的和理智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当我们的概念思维把归属在一起的全部的感觉材料都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满足，并且这些概念系统看起来就像是材料自身的替代品一般。马赫谈到了一种将事实理念化、系统化并加以完整的冲动。
《发展中的力学》，1883年，T.S.McCormack以《力科学》为标题译出，第4版，1919年；《感觉分析的贡献》，1886年，C.M.Williams以《感觉的分析》为标题译出，1910年。
第二节 阿芬那留斯
阿芬那留斯（1843年~1896年；著有《纯粹经验批判》和《人的世界概念》）是经验批判学派的创始人，他发展了一种与马赫相似的科学经验主义。知识方法是建立在精确知觉基础之上的描述。科学哲学是对于普遍的和纯粹的经验之内容与形式的描述确定。纯粹经验是所有可能的个体经验所有共有的经验，而知识的任务就是提出可变的个体经验的成分。阿芬那留斯关于纯粹经验的理论是威廉·詹姆士的极端经验主义的来源之一，也是罗素的温和唯名论和美国新实在论的来源之一。阿芬那留斯非常清楚获取纯粹经验的困难，但他相信哲学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关于世界的纯粹经验概念。起初，所有人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概念；但是，通过把思想、情感和意志“内摄”到经验之中，通过把经验分割为内部经验和外部经验、分割为主观和客观，人们就虚构了实在。如果消除了“内摄”，我们就能够恢复原初自然的世界观，即纯粹经验的态度。
表达了同马赫观点接近的看法的人有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年；《科学论文》）、克里福德（William Clifford，1845年~1879年；著有《看与想》，1879年；《精确科学常识》，1885年）和Karl Pearson（1857年~1936年；《科学语法》，1892年，1900年第2版）。
第三节 费英格
汉斯·费英格（1852年~1933年）在他于1911年出版的《仿佛哲学》（Philosophie des Als Ob）一书中推出了一种实证主义和虚构主义的知识理论，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费英格的主要洞见，以及他用以描述自己立场的“仿佛”一词，是因为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得来的，他对此书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评论。关于“仿佛”哲学的主要论点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理论和法理学，以及伦理学、美学和哲学所得出的概念和理论都是方便性虚构，是人类心灵构造的事物。费英格的虚构主义属于极端型的：他坚持认为，心灵的虚构与实在“相抵牾”，在最冒失和最成功的虚构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虚构并不是完全脱离经验的—它们并不是在真空中创造出来的。他坚持说，感觉是“所有逻辑活动的起点，同时也是他们必须返回的终点”。[1]当然，这并不是说虚构要由感官经验来证实—虚构的特点排除所有的证实—而是说感官经验为心灵发挥其创造活动提供了契机、刺激和线索，也提供了虚构的构建活动提供了施展和应用的场所。就他给予经验在引发思想和施展思想方面以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言，费英格的立场可以被确定为经验主义；但是他归属给经验的那种功能显然与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的论断有所不同。在费英格看来，感官的材料被思想进行了根本的加工改变；它已经被“重塑、重铸、压缩……清洗掉了渣滓，并通过心灵自身与合成金属相杂……”
费英格的虚构主义强调精神或者“心灵”在构造概念和理论时自由的创造发明性活动；心灵不是尸体，而是所谓的心理活动和有机体反应的大全体。心灵的很多创造性活动起初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只是在后来才进入了意识；还有一些活动则是有意的，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无论是有意的构造还是无意的构造，最终的虚构在结构上都是精神性质的。由于坚持心灵在进行虚构方面的创造性，费英格的理论属于唯心主义；的确，他的立场被描述为“实证主义唯心主义”或者“唯心主义实证论”。
费英格提出其虚构理论的背景具有生物学和目的性意义。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和杜威的工具主义一样，费英格的虚构主义把逻辑思维解释成一种用来实现生物学功能—辅助有机体调整自身以适应物理和社会环境—的活动。费英格反复强调思想的实用价值和目的性；他用一种让人不禁想起詹姆士和杜威的语言说道：“我们最重视实际确证，重视对于作为思维有机功能之产物的逻辑结构的有用性的检验。”虽然在强调思想的生物学功用和实际价值方面，费英格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倡导者保持了一致，但在他坚持认为思想构造与实在“相抵牾”乃至自相矛盾方面，他与实用主义却存在着分歧。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将真理归于概念系统—一个由使用结果验证的真理。费英格的虚构构造虽然与实在相互矛盾，但有预见功能：通过它们的帮助，我们能够“计算发生的事件”；自身是虚构性的，但它们能够得出关于未来感觉表象的“正确”预言。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费英格也减轻了自己的虚构主义：他承认，思想除了创造虚构之外，也构造假说，假说是“指向实在”的。假说是观念建构，它“声称或是希望能够与未来的知觉重合。它把实在付诸验证并要求证实，也就是说，它想要被证明是真实的、正确的，是实在的表达”。费英格认为虚构和假说之间、虚构的和有疑问的判断之间的区别对逻辑和哲学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他把过去哲学中的很多荒谬之处都归因于这两种观念建构之间的混淆。
费英格的《仿佛哲学》包含有对于虚构理论的丰富例证，它们取材于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理学、伦理学、美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尤其是在数学领域，虚构方法得到成功的运用，并且为数学家自己有意识地承认。费英格指出，所有的基本数学概念—空间、点、线、表面—都是观念性的、想象性的、“矛盾的”，因此也是虚构的。在费英格看来，芝诺的悖论就产生于将时空虚构当真看作是点和瞬间：“虚构变成了假说，最粗朴的矛盾就会出现。”作为对于数学虚构的另外一个证明，费英格引用了一些几何证明，其中的弧线被认为是由无数多的直线片段构成的；在这一例子中，数学家完全知道，弧线不是无限多的直线。微积分的基本概念—导数，是通过极限来定义的，因此是严格的虚构概念—因此整个微积分就有着一个虚构的基础。在物理学领域，比如物质和力之类的基本概念，也属于虚构类型。费英格接受了贝克莱物质不存在的有力论证。贝克莱把物质概念中固有的矛盾暴露出来，但不幸的是，他没有给虚构物质的科学功用以其应得的认同。就像物质自身一样，原子作为物质客体的组成部分，也是纯粹的虚构—却是一个对于物理科学来说必不可少的虚构。
费英格提到了孔狄亚克假想的只被赋予嗅觉的雕塑，认为这是心理学领域虚构法的卓越例证。通过使用这种坦白承认的虚构，孔狄亚克能够从人全部的感性生活中的混乱复杂中进行抽象，从而为心理学理解意识、注意力、记忆、判断力、想象、抽象、反思等作出了贡献。因此，虚构的只有孤立嗅觉的人对于理解人的总体起到了帮助作用。社会科学史提供了很多运用相似的虚构取得丰硕成果的鲜明例证。费英格提到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虚构假设，即人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是由利己主义单独驱动的；与惩罚相关的虚构的自由和责任概念支撑着整个刑事法律体系；在某些方面国家作为人格的立法概念；现代经济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建立在纸币的“虚构价值”之上。费英格伦理学的中心概念—道德理想—是“实践性虚构”。他说：“理想是一个观念建构，自身矛盾并且与实在相矛盾，但却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道德理想是历史上最高尚的灵魂的创造性想象，人类固守着它们，并依照它们来指引自己的行为。费英格把自己的伦理学观点追溯到了康德的《伦理形而上学》，在此书中康德提出了诸如“人的尊严”“目的王国”之类作为“纯粹观念”的道德概念，也就是用以指导行动的“探索性虚构”。尽管费英格没有提出一个论述精细的虚构美学，但他把所有的诗歌和文学比喻、隐喻、拟人和寓言都解释成美学虚构。科学虚构是适用的工具，而美学虚构则起到激发“某种上升感或别样的重要情感”的作用；费英格坚持说，两个领域中的虚构的最终标准是实用价值。思辨形而上学也是类比的和形而上学的虚构。费英格相当细致地证明了形而上学范畴，比如实体与属性、部分与整体、原因和结果、目的等，何以可以被看作是观念构造—“用来统御感觉集合的方便辅助”。只有当它们被当作是对独立实在的理论的和直接的描述时，才会导致错误出现。哲学体系和哲学体系使用的范畴“只在实践中具有价值，而不是在理论中—也就是说，为了秩序、交流和行动的目的；理论上它们是毫无价值的，但在实践中却很重要”。虚构主义自身—这种区分了虚构与假设并描述了知识领域中虚构之作用的理论—并不是虚构，而是一种假说。
第四节 彭加勒的约定主义
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亨利·彭加勒（1854年~1912年）发展出一套对于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约定主义的阐释，与马赫的实证主义理论极为类似。彭加勒认为，科学的基本假设是方便的定义或约定，它们既不是通过先验方法来获得其有效性的，也不是通过从经验中归纳概括得来的；我们在各种可能性约定之中的选择，尽管是由实验事实启发和指导的，但最终说来，却是由简单、方便的考虑所控制的。彭加勒在两种主要的科学假设之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1）第一种类型的假设从本质上说是无法证实的；它们是心灵自由活动的产物，是科学精神强加给科学体系的。尽管它们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也不能为经验反驳，但这样的一些假设对于任何从广义方面来构想的科学理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2）第二种类型的假设是通常的归纳概括，它们之所以有价值，其原因在于它们可以被实验程序证实或证伪。科学理论会包含这两种类型的假设。彭加勒给予第一种类型更多的关注，即本身无法证实的那种，因为他认为学习科学方法论的学生通常会忽略它们；而第二种可证实的类型，已经被从培根到J.S.穆勒的经验主义逻辑学家和方法论者加以广泛地研究过了。彭加勒对于那些在科学知识体系中不可证实的假设的本性和功能作了全满的、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他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假设，尽管不能通过经验得到证实，却从经验中得到了启发，并且从对经验的科学解释的成果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可以被吸纳到无限多的可供选择的假说建构中的其中之一；每一种建构都是心灵自由活动的产物，在他们之间进行的选择是出于方便考虑进行的。因此，不可证实的假设的确是约定性的，但不是随意的：“经验留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但它又通过辅助我们洞察到的最方便的途径来引导我们。”[2]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远没有费英格的虚构主义那么极端。费英格的虚构建造是自相矛盾并与实在“相抵牾”的，而彭加勒的约定假说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事实并不相悖，因为事实既不能驳倒它们，也不能证实它们。
在那些被观察到的事实可以融入其中的无限多的可供选择的假说中，是什么控制着我们选择了其中之一？这一问题对于约定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彭加勒毫不含糊地回答—简单。“在所有的可能总结之中，我们必须选择，并且只能选择最简单的那个。因此，我们就被引导去行动，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就好像简单定律比复杂定律更具或然性。”我们选择最简单的定律，不是因为自然喜爱简单，因此最简单的就在客观意义上是正确的，而是纯粹出于思维经济的考虑。置复杂假说于简单假说之上的变态偏好会使科学事业遭受挫败。“当我们在相对较少的实验基础之上制定出普遍、简单且精确的定律时……我们不过是在遵行人类心灵所无法摆脱的一种必然性而已。”
彭加勒把他的约定主义应用到了他所擅长的两门科学之中：数学和物理学。在他解释数学的基础的时候，彭加勒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理性主义。历史上所有形式的先验主义都不能让人满意：几何学的公理并不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是先验直觉；数学也不可能像莱布尼茨所尝试的方式那样单独从矛盾原则中通过分析推导出来；而康德将数学作为依托于纯粹时空直觉的先验综合真理体系来论证的努力也是不成功的。彭加勒发现穆勒对于数学的经验主义论述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几何公理并不是对于知觉空间性质的归纳概括。可以肯定，经验“在几何起源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总结说几何学，即便部分地，是实验科学却是错误的”。“如果它是实验性的，它就只能是近似的和暂时的。”彭加勒在约定主义之中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找到了另外一个真正的选择：几何学公理是公设，也就是说这些假设之所以被接受，不是因为他们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们很方便。经验“没有告诉我们何者是最真的几何学；而是哪个最为方便”；因此，尽管几何学不是实验科学，它却是“生就贴合经验”的科学。就是在非欧几何学体系之中，彭加勒找到了他对于数学的公设性解释的证实：观察到的现象既可以融入到欧式几何学体系中，也可以融入到非欧几何体系中；他说，不可能想象出一种真实的实验，此实验只能由欧式体系来解释，却无法在罗巴切夫斯基的体系中得到解释—一种非欧几何体系。没有任何经验会与欧几里得的公设相矛盾；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会与罗巴切夫斯基的公设相抵牾。任何几何学的公设，无论其为欧式几何或是非欧几何，都是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反驳的；它们将被理解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类型，是出于简单和方便的考虑才被采用的。
在他的卓越而又富于启发性的论文《科学的价值》中，彭加勒写道：“数学有三种目的。它必须为研究自然提供工具。但这并不是全部：它有哲学目的，我敢断言，还有审美的目的……他的科学功用是为我们表达自然知识提供一种简单、精确和经济的语言；普通的语言太拙劣，并且太含糊，无法表达如此丰富、精确和微妙的关系。”数学的哲学功能在于促进哲学家对于数字、空间、时间、数量和相关范畴的研究。但最为重要的是彭加勒所高度赞赏的数学中固有的美学价值。“数学爱好者在其中发现的乐趣可以与得自音乐和绘画的乐趣相媲美。他们崇拜数字和形式中的微妙和谐；他们因为新的发现为之开启了意外的视角而惊喜；尽管感官没有参与其中，难道这样感受到的快乐就没有美学特性吗？”在《科学与方法》一书中，有一章题为“数学的创造”，精彩之至，彭加勒于此展示了他对于科学家的创造过程的本质的深刻洞见。他带着极大的心理学的敏锐性描述了自己的一次数学发现；论述阐明了数学创造所需要的长期的准备阶段，在获得最后的洞见中无意识过程的作用，类比、直觉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的重要性，而最终是美学的满足和伴随着最后成果的近乎神秘主义的欣喜。
物理学，尤其是力学，在彭加勒看来，是约定主义假说发挥着不可或缺之作用的第二个科学领域。他把牛顿和伽利略经典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础性假设加以评判审查，并得出结论说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约定性的。力、惰性、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之类基本假设，就其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而言，均为约定性概念。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在物理学中与在数学中一样，也在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之外提供了第三种重要的可能性。约定主义为数学的基本公理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假设的知识论特征提供了一种可信的描述，并避免了先验真理理论的那种独断论性质的狂妄自负和后验理论的盖然说。约定主义旨在将理性主义的精确和严格与经验主义的实验上的丰富性结合起来。
《科学与假说》，1902年，英译《科学与假说》，1914年；《科学的价值》，1905年，英译《科学的价值》，1907年；《科学与方法》，1909年，英译《科学与方法》，1914年。上述所有作品的英译本被G.B.Halsted收录于单册之中，题为《科学的基础》，1946年。
第五节 近期实证主义潮流
近期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运动是起源于20世纪早期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它与大卫·休谟的怀疑论经验主义以及马赫和彭加勒的科学约定主义有着历史性的亲缘关系。维也纳学派的原初成员大都不是从事哲学的专家：莫里兹·石里克（1882年~1936年）是学派初期的中心成员，他原来是一名物理学家，而初期的成员则是由数学、历史、社会学和物理学领域的专家所组成的。路道尔夫·卡尔纳普（1891年~1970年）于1926年加入维也纳学派，1936年之后在芝加哥大学，他给予实证主义见解一个精确、严格的体系。全仗卡尔纳普之功，实证主义得以被移植到美国，并在那里继续对美国的哲学思想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实证主义在美国的令人吃惊的成功适应，部分地是因为它自身固有的活力和灵活性，同时也因为它与美国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和实在论的哲学潮流意气相投。实证主义在英国也十分兴盛，在那里，《逻辑哲学论》（1922年）的作者维特根斯坦是主导人物。实证主义在英美受到青睐和欢迎主要应归因于它与源自休谟的英美经验主义近似。在英国，它已经与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的分析哲学和实在论哲学发生了联系。
逻辑实证主义在它简短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激进的转变。此运动的不同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实证主义立场的主要纲领却清晰而又引人注目。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将可证实性作为意义的标尺：当且仅当一个经验陈述可以通过诉诸经验得到证实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的或是有所指的。“最强”形式的可证实性原则要求，一个陈述如果是有意义的，就应该通过与经验的直接遭遇来接受证实或是证伪。因此“我的视野中有一片红”就是在“最强”意义上的有意义的陈述。石里克和其他的维也纳学派成员坚持狭义的意义；但结果证明是太过严格了，现今的实证主义者大都接受更为宽泛的标准，既接受直接的也接受间接的可证实性，也就是实践中的可证实性和原理上的可证实性。诸如“没有支撑的身体总会跌倒”这样的普通陈述，对于无法进入的过往历史的陈述，以及那些不可在经验中得到证实的陈述，比如“月亮的另一面有山脉”，在此改良过的检验标准之下，都是有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了知识的形式或先验的方面，也研究了其经验的或后验的方面。在形式方面，它借重现代数理逻辑的成果和语言分析技术来支撑自己的论断，即知识中的先验是分析型和重言式的。实证主义者拒绝了康德先验综合知识的有效性，坚持莱布尼茨的观点，认为先验始终是分析型的。唯一合法的先验陈述就是那种重言式的表达：全部的形式逻辑和纯粹数学都是由重言陈述组成的。于是，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所有在认知上有意义的陈述要么是可以经验证实的陈述或事实，要么是重言式的陈述，要视其语言结构或其他符号体系而定。
对于知识进行实证分析的最严重的哲学后果就是，它几乎将全部的形而上学看作是毫无意义的—纯粹废话。传统的哲学作品所充斥的陈述，既非对于事实的经验陈述又非分析式的重言论断，实证主义者可以从经典哲学家中随意选取这样的陈述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形而上学基本上就是胡说。A.J.艾耶尔是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他从布拉德雷的《表象与实在》一书中随意抽出了一句话作为形而上学伪命题的例证：“绝对参与进化和发展，但它自身没有能力进化和发展”，并说“人们无法构想一种观测以令其确定绝对参与或是未曾参与进化和发展。”[3]其他一些实证主义检验斥之为胡说的哲学论述有“感官经验世界完全是不真实的”，“实在是单一实体”和“实在是多”。[4]
如果全部或大部分的形而上学话语都被实证主义标准掷入废话的地狱之中，哲学的功能将是什么？在实证主义的框架内，哲学有好几项合法的任务。哲学家可以构想对于宇宙类型的思辨概括，这种思辨概括是从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的事实证据中派生的。对物理宇宙过往历史和生命起源的猜测可以是有意义的事实性假说，它们至少在原理上是可以证实的。实证主义者对于宇宙理论的有效性是极端怀疑的，但并没有把它们当成是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而加以拒绝。哲学还有一项完全合法的任务就是分析哲学概念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哲学意义的澄清。比如，实证主义者也会承认阐明可能性、存在、或然性和因果律之类哲学范畴的哲学意义。但是，他会把这样的概念或“范畴”研究的结果设想为是纯粹分析式和重言式的—如康德所设想的那样，它们不可能为先验综合知识提供基础或者根据。语言类型的哲学分析或许是有意义的和富有成果的，尽管不可能期待它产生综合真理。
实证主义分析已经拓展到了伦理和价值分析领域。有两种方式可供实证主义者将伦理和其他的价值评判融入到其理论之中：一方面，他可以将伦理视为对于作为事实的价值判断的经验陈述；或者，他可以将伦理陈述看作是非认知性的。石里克在他的《伦理问题》中采用了第一种途径：“价值、善，是纯粹的抽象，但价值判断与核准却是实在的心理事件……我们必须放置到伦理中心的问题是纯粹的心理学问题。”[5]J.A.欧文已经提出了一种与伦理学相近的实在的、心理学的方法：“我们的分析显示，正确的伦理方法是将不可否认的道德意识作为事实研究……因此，伦理学必须成为关于道德意识的科学。”[6]依照这种版本的实证主义，伦理学的内容是—对于价值判断以及它们在道德和社会行为中的道德效用的—实在的心理学陈述。
还有另外一条对待伦理问题的途径与实证主义立场相符，依照这种立场，伦理的和其他的价值评判陈述都被视为非认知性的。因此，艾耶尔断言，有一种类型的伦理陈述—对道德善行的规劝—“根本就不是命题，而是感叹或命令，用以激发读者进行某种行为”。[7]“偷盗是错误的”这样的陈述什么也没说，只是表达了对于盗窃的不赞成而已；“你应该说真相”这样的句子，等同于一个命令—“说出真相”。这些情形中的伦理语言的功能纯粹是“情感式”。C.L.斯蒂文森的《伦理学和语言》一书中包含有关于伦理学的情感理论的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原创论述。斯蒂文森对于伦理陈述的语言分析证实了实证主义理论用途的广泛性和实证主义分析在澄清非认知性和认知性陈述时的丰富成效。
M.石里克的《哲学的未来》，见《太平洋刊物哲学学院》，1932年；R.卡尔纳普的《哲学与逻辑语法》，1935年，还有《可验证性与意义》一文，见《科学哲学》，1935~1936年；M.石里克的《伦理学问题》，1930年，由D.Rynin以《伦理学问题》为题译出，1939年，还有《意义与证实》一文，见《哲学研究》，1936年；A.J.艾耶尔的《经验知识的基础》，1940年；H.Feigld的《逻辑经验主义》，见由D.D.Runes编辑的《20世纪哲学》，1943年；C.L.斯蒂文森的《伦理学与语言》，1944年；H.Feigl和W.塞拉斯的《哲学分析选读》，1949年；G.Bergmann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符号学》，见《哲学体系史》，V.Ferm编辑，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