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哲学史旨在为那些解决存在问题或者使我们理解经验世界所作的不同尝试提供一个连贯的解释。它是从古至今合乎理性的人类思想的发展史；它不只是对哲学理论的列举和陈列，而且还通过对哲学理论彼此之间的联系，产生哲学理论的时代，以及提出哲学理论的思想家的阐述来研究哲学理论。虽然每一个思想体系都或多或少依赖于产生它的文化、以前思想体系的特征和其创始人的个性，可是它反过来又对它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后继时代的思想和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哲学史必须努力将每一种世界观放到与其相适应的背景中，将其理解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将它与现在、过去和将来的理智、政治、道德、社会和宗教因素联系起来。哲学史还必须尝试探究人类思辨历史进步的线索，以表明被称为哲学的思想观点如何产生，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如何又产生了新问题以及回答，每个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在论述这些不同体系时，我们应当注意让作者提出他们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的立场大加批评。我们会发现，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哲学自身最好的批评；一个哲学体系被其后继者所继承、改造、增补或者取代，它的错误和矛盾被揭示出来；这通常又成为新思想的起点。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应当尽其所能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的态度，并且避免在讨论中引入自己的观点。但是想要消除个人因素也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哲学史家的先入之见必然会通过他的著作显现。这些先入之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在他对特定哲学的强调中，在他对何为进步和衰退的理解中—甚至表现在给予不同思想家的篇幅上。这一切都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应当让哲学家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他完全表明自己观点之前不要频繁地干扰他。我们不应当只根据一个体系现在的成就评论它，也就是说，不能用有损其观点的现在的标准衡量它。和近代理论相比，早期希腊的世界观似乎是原始、幼稚和粗糙的，然而嘲笑这样的世界观却是不明智的；相反，如果从他们所处的时代看，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首次尝试，他们的世界观应当被视为划时代的成就而引人注目。我们在评价一个思想体系时必须根据它自身的目标和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根据它与其以前以后体系的比较，根据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带来的进步评价它。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将是历史的—批判的。
哲学史研究的价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善于思维的人对存在的基本问题以及人类在不同时期为这些问题找寻的答案感兴趣。而且这样一种研究帮助人们理解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其他时代；它通过揭示各种思想设定的基本原则，使人们了解伦理、宗教、政治、逻辑和经济思想。同样，这项研究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有益准备，从较为简单的推进到更为复杂和艰深的思想结构。它评价人类的哲学经验，在抽象思维方面对心灵进行训练。对过去理论的研究对于形成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不可或缺的帮助。有人试图完全独立于前人的工作构造出一个哲学体系，与文明初期的粗糙理论相比，他不可能走得更远。
科学和哲学可以说起源于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和宗教最初是一回事。神话是人们为理解世界而作出的最初尝试。人类最初是按照其粗糙的日常经验来解释现象，这些现象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实践上的原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将自己的本性投射到现象上，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它们，赋予它们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视它们为活的和“被赋予灵魂的”。在很多民族的意识里，这样的模糊不定的泛灵论观点被转变为清晰而明确的人格观念，这一人格比人类更高级，但是实际上和人类相似。这一类型的目的论解释被认为是拟人的多神论—关于诸神具有被美化的人类形式的思想。但是这些神话创作不能被认为是单个个体的工作或者逻辑思维的产物；它们是集体心灵的表达，其中，想象和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哲学通史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但是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产生了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很少民族的思辨具有历史。许多民族并没有超越神话阶段。即使是东方民族的理论，印度、埃及和中国的理论也主要是由神话和伦理学说构成，他们的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是渗透在诗歌和信仰中。因此我们应当将我们限定在对西方国家的研究上，并以古希腊哲学作为开端，我们自己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化之上。我们将遵循对历史时期的传统划分，将我们的研究范围划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或者基督教哲学和近代哲学。
我们的研究来源是：（1）哲学家自己的著作，或者他们作品仅存的残篇：这是原始资料。（2）在缺少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为了理解他们的学说，我们就不得不依赖其他人对他们的思想所作的最值得信赖和最准确的论述。在对我们有帮助的资料中，有关于某些哲学家生活和学说的论述的，有关于哲学史的一般性和专门论著，有对某些学说的批评以及各种书中对这些学说的引用。在没有原始资料的情况下，这些第二手资料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原始资料可以获得，第二手资料在阐明其所研究的体系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哲学史家要从对其理解研究对象有所裨益的所有著作中寻求帮助。他还要求助于对他理解他所探讨的时代精神有帮助的任何研究领域：诸如科学、文学、艺术、道德、教育、政治、宗教等所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哲学史一般著作：K.Fischer，《近代哲学史》，第一卷，第一篇，J.P.Gordy译，1887年；W.Windelband，《哲学史》，J.H.Tufts译，第2版，1901年；W.Turner，《哲学史》，1903年；H.E.Cushman，《哲学史入门》，1920年；V.Ferm，《哲学体系史》，1950年；Martin，Clark，Clarke和Ruddick，《哲学史》，1934年；A.K.Rogers，《哲学史入门》，1926年；C.C.J.Webb，《哲学史》，1915年；A.Weber，《哲学史》（梯利翻译），以及《1800年以来的哲学》，R.B.Perry译，1925年；H.W.Dresser，《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1926年；G.Boas，《欧洲哲学的主要传统》，1929年；B.A.G.Fuller，《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1938年；S.G.Martin，《哲学史》，1941年；B.Russell，《西方哲学史》，1945年；F.Copleston，《哲学史》，1947年。
更为高深的著作：J.E.Erdmann，《哲学史》，三卷本，W.S.Hough译，1910年；F.Ueberweg，《哲学史》，三卷本，G.S.Morris译，1905年；G.W.F.Hegel，《哲学史讲演录》，三卷本，E.S.Haldane译，1892年。
专史：逻辑学和心理学：K.Prantl，《逻辑史》，四卷本（从开端到文艺复兴），1855年~1870年；R.Adamson，《逻辑学简史》，1911年；R.Hoenigswald，《认识论史》，1933年；L.W.Keeler，《从柏拉图到康德的错误问题》，1934年；B.Rand，《经典心理学家》（从阿那克萨戈拉到冯特），1912年。美学：B.Bosanquet，《美学史》，1892年；M.Schasler，《美学批判史》，1871年。伦理学：F.Paulsen，《伦理学体系》，F.梯利编辑并翻译（包含了对伦理学史的考察，第33-215页），1899年；H.Sidgwick，《伦理学史纲》，1892年；R.A.Rogers，《伦理学简史》，1911年；W.Wundt，《伦理学》，两卷本，1897年；J.Martineau，《伦理学理论类型》，第2版，1886年；R.Band，《经典伦理学家》（著作选），1909年；J.Watson，《从阿里斯提普斯到斯宾塞的享乐主义理论》，1895年；P.Janet，《道德和政治哲学史》，1858年。政治学：F.Pollock，《政治科学史》，1883年；W.A.Dunning，《政治理论史》，1902年~1923年；C.H.Mcllwain，《西方政治思想的成长》，1932年；G.H.Sabine，《政治理论史》，1937年；C.M.Andrews，《著名的乌托邦》，1937年；H.Cairus，《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法哲学》，1949年。科学：F.A.Lange，《唯物主义史》，三卷本，E.C.Thomas译，1925年；W.Whewell，《归纳科学史》，三卷本，1837年；H.F.Osborn，《从希腊人到达尔文》，1894年；E.Clodd，《从泰勒斯到赫胥黎的进化论先驱》，1897年；W.Libby，《科学史导论》，1917年；B.Ginsburg，《科学探险》，1930年；L.Thorndike，《巫术和经验科学史》，1942年；M.P.Rousseau，《科学史》，1945年。
哲学辞典：J.M.Baldwin，两卷本，1901年~1905年；D.D.Runes编辑，《哲学辞典》，1942年。也参考了百科全书的词条，特别是《大英百科全书》和Hasting的《宗教和伦理学百科全书》，1930年。
哲学家著作选集：I.Erdman和H.W.Schneider编辑，《哲学上的里程碑》，1941年；T.V.Smith编辑，《哲学家的辩护》，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