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简史_ 第8章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1)
苏格拉底
我们熟知一些历史人物，也对一些人物知之甚少，对于苏格拉底，我们对他的了解是多是少不敢肯定。苏格拉底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出生于雅典，一生都在辩论，还教授青年知识，但不是为了钱。七十岁左右的时候被判死刑，死于公元前399年。他在当时就是一个著名人物。他的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都写过大量关于他的记述，但是内容却大相径庭。有人信色诺芬，有人信柏拉图，还有人谁都不信。我并不支持某一方，只是记录下他们的主要观点。
色诺芬观点保守，当苏格拉底被起诉道德败坏和误导青年的时候，他很痛苦；他坚信苏格拉底道德高尚，不会误导人。他为苏格拉底的辩护太过平凡，也没有提及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招人嫉恨。
正是因为色诺芬的保守和平凡，才会有人相信他，人们认为他不会说谎。这种想法是不可靠的，愚蠢的人在复述听来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按照自己的错误理解来复述。色诺芬有可能并不了解苏格拉底，所以他的话不可全信。
不过，色诺芬的回忆中也有让人信服之处。他与柏拉图都讲过苏格拉底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使人才当政。当时斯巴达已经占领了雅典，当局者不允许他教授年轻人这类问题。但是苏格拉底习惯了雅典的民主，总是在指出问题。最终当局者决定将他毒死，并认为这样做问题就不存在了。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难把握，我们不知道柏拉图描述的有几分真实，也不知道他是否在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柏拉图非常会想象，以至于自己都认为自己编造的对话录是真的。因此，人们怀疑他笔下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性。
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记述中被认为最真实的一篇是《申辩篇》。据说是苏格拉底行刑前最后的对话，当时柏拉图也在场。尽管真假难辨，但是其中刻画出的苏格拉底的形象非常准确。
苏格拉底最后被判决的罪名是：邪恶、怪异、颠倒是非、误人子弟。真正的原因是他与贵族走得太近，他的学生，包括几个当权者都是贵族。由于大赦的原因，人们只能用另外的罪名对他进行审判。最终他不愿意作出让步，没有为了活命而承认有罪。
当时还有人说苏格拉底犯下的真正的罪是不敬奉国家的神明，而另立新神，并以此教坏青年。
对于检察官提出的罪名，苏格拉底为自己展开辩护。最终他取得了辩护的胜利，当然了，检察官是不会承认自己输的。
《申辩篇》中还有关于宗教的叙述。他认为他研究和传播哲学是神的指示，如果要他放弃，就如战斗中的逃兵一样可耻。死亡并不可怕，没人知道死亡那边是什么。他说自己爱雅典人，但是更爱神。他要将哲学的研究和传播坚持下去，并认为自己是全雅典最虔诚的人。
他还说杀死他是大家的损失，并认为没有什么能损害他。杀害他所犯下的罪过，比安在他头上的罪名还要大。
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派来的，如果他被处死，人们也不会得到安宁，人们会感到后悔，因为再也找不到像他一样被上帝派到人间的人。
他还指出，法庭在场的人中有许多是他的学生，和学生的父亲，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证据证明他教坏过年轻人。他没有像别人一样将儿女带上法庭哭诉，以求打动法官们的心；他认为这样很可笑，他要说服法官，而不是求法官怜悯。
在对他进行了死刑判决后，苏格拉底做了最后一次演讲。
他预言那些决定将他杀死的人将面临更可悲的下场，杀人并不能阻止别人进行谴责，这样做是在逃避，正确的做法是改正自己。
他对那些支持释放他的法官说，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那将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灵魂可能转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还有可能有机会与俄耳甫斯、荷马等人相处，何乐而不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遭遇相同的人，最重要的是可以继续钻研知识。他还说，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没有人因为提出自己的想法而被处死。
他被处死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时间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是活在这个世上好，还是死了去另一个世界更好，只有神知道答案。”
柏拉图在《申辩篇》里面塑造了一个这样的苏格拉底：自信、洒脱、崇尚理智。从他对死亡的看法来看，他相信灵魂不死，并坚信在另一个世界中会有更好的生活。
有人认为苏格拉底举止奇怪是因为患有癫痫病。《筵话篇》中记载他为了想通一个问题，一动不动地站了一整天，结果人们围着他看热闹。这种故事还有很多，就是苏格拉底会无缘无故地发呆、出神。
苏格拉底相貌丑陋，并且总是衣衫褴褛，赤着脚走路，满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很少喝酒，但是酒量奇大，从不喝醉。他用灵魂控制着自己的肉体，抵制着欲望，就是爱情也是“柏拉图式”的。
苏格拉底身上有未来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的影子。斯多葛派认为品德是最重要的，犬儒学派则鄙视富人们的生活。苏格拉底整日衣衫褴褛正好符合这一点。
苏格拉底的领域是在伦理方面而非科学，他自己也承认对物理学一窍不通。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都是在谈论伦理，关于性格、友谊、勇敢，等等。他认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他认为没人会明知故犯，所以犯罪的根源就是无知，因此人们的品德离不开知识滋养。
苏格拉底的这个看法贯穿在希腊哲学思想内，与基督教相对立。基督教认为品德与知识没有关系，无知的人也可以心灵纯洁。这一区别延续至今。
辩证法并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这种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推导真理和知识的方法，据柏拉图记载是芝诺最先使用的。苏格拉底也采用这种方法，并将它推广开来。就连他死的时候想的都是到另一个世界中可以无忧无虑地提问题。
但是辩证法并不适合所有问题，比如说科学问题。柏拉图解决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用的辩证法，后来的哲学家多被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束缚。苏格拉底用辩证法引出的知识看上去都是对话者自身拥有的，只是以前没有被发掘出来而已。他因此称自己为“知识的助产士”。
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适用辩证法。比如“正义是什么”这个问题适用于辩证法，因为答案是我们或多或少知道的，只不过没有理顺而已。几何学方面则不适合，不能把推导出的定理说成是对方已知但是没有被唤醒的。
于是，我们看到，辩证法更适合逻辑性问题的探讨，而不是新事物的发现。柏拉图广泛使用这种方法去探究问题，对后世影响很大。
斯巴达的影响
要想了解柏拉图，以及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家，就一定要了解斯巴达。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神话传说方面，斯巴达都深深影响了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卢梭、尼采等人。我们将从现实和神话方面来介绍一下斯巴达。
斯巴达城邦位于中拉哥尼亚平原南部，据有伯罗奔尼撒东南部地区，首都为斯巴达城。他们是外来人，占领并统治了当地，当地的居民沦为奴隶，被称为希洛特。斯巴达的法律禁止斯巴达人从事农耕，认为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斯巴达每个男子都会分得一块土地，分给普通斯巴达人的份地是国有的，但是可以继承。贵族则有自己的领地。农奴不许买卖，他们附着于土地。地主每年从农奴也就是希洛特那里收取一定的粮食作为地租。希洛特不甘心被奴役，总是伺机反抗，斯巴达人则残暴镇压。有时希洛特会因为作战勇敢而被释放，但这种机会少之又少。
战争是斯巴达人的职业，从一出生他们就接受训练，柔弱的婴孩会被抛弃。男孩子直到二十岁前，都是在学校中接受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作战、纪律和坚强，他们认为文化和科学没有用处。
二十岁之后就要服兵役，并且可以结婚。在斯巴达，男子不结婚是犯法的。男子三十岁前过着集体生活，之后才算是成熟公民。斯巴达实行集体主义，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大家都一样。斯巴达不允许个人有生活必备品以外的资产，土地可以赠与，但不能买卖。
斯巴达的女人也接受训练，为的是下一代有更强壮的体魄，也是为了减轻分娩的疼痛。她们赤身裸体地同男子一起训练，其中充满激情，但不会有淫荡。
斯巴达的妇女可以鄙视懦夫，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当她们的儿子一出生就被抛弃或者战死沙场，她们则不可以悲伤。结婚后如果没有生孩子，国家便会安排别的男子给她。总之，斯巴达崇尚生育。
斯巴达有两个分别来自不同家族的世袭国王，还有包括两个国王在内的三十人组成的长老会。长老会成员是全体公民选举出来的，必须来自贵族。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参加，议程由长老会安排，公民只享有通过或者否决的权利。任何法律必须经过全体表决，否则无效。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斯巴达独有的检察官制。斯巴达设有五个检察官，全部来自公民选举；这种选举很幼稚，不过就是抽签。检察官是用来约制王权的，他们随时监视国王，即使在出征的时候也要贴身跟随。检察官是用来处理民事诉讼的，但也有权审判国王。
斯巴达的宪法有人说是公元前855年莱库格斯所立，这个人其实根本不存在，是个神话人物。斯巴达的宪法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斯巴达最开始的时候和其他民族没什么不同，也产生过诗人和艺术家。但是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他们的宪法把他们变成了后来的样子。一切都为了战争胜利，至此他们不再对世界的文化发展有任何贡献。在我们眼中，尚武的斯巴达如同纳粹一般。但当时的希腊人却不这么认为。柏里所说的：公元前五世纪的斯巴达人，勇敢、善良、朴素。还有人赞叹斯巴达的政局稳定，不像别的希腊城邦动荡不安。
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巴达确实是非常伟大的。即使是作为战争机器，也是如此。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之战即是如此。三百个斯巴达战士在这里阻挡成千上万的波斯士兵，虽败犹荣。最后三百人中只活下来一个，他因为眼病没有在战场上厮杀，后来遭到了斯巴达人的唾弃，被称为懦夫。这个人在一年之后的另一场大战中英勇战死，洗掉了耻辱。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证明，斯巴达人是陆地上的霸主。直到公元前371年他们被底比斯人战败，才失去了陆地上的霸权。
现实中的斯巴达人远没达到他们理论上那么高尚。理论上他们嫌弃财富，实际上很少有人拒绝贿赂；理论上他们的女子非常自爱，实际上有好几个王位继承人因为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而被废黜；理论上他们非常爱国，实际上最后的大败，就是因为其中一个王被波斯人收买。他们还心胸狭隘，只顾保全自己的土地，冷眼旁观雅典与波斯战斗。同样也因为斯巴达的狭隘，希腊各城邦没有完成统一。
士多德曾经对斯巴达作过一番描述，这番描述与大家心中的斯巴达大相径庭。他认为斯巴达是独裁政府，妇女淫荡，人人爱财如命。他还说斯巴达人因为财产分配不均而变得吝啬。
亚里士多德评论斯巴达的宪法体系，认为检察官很穷，所以容易被贿赂。检察官对于公民非常严厉，以至人们不得不通过肉欲来逃避烦恼。
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得非常坚决，很难让人不信。但是人们心中斯巴达的印象更多的是柏拉图笔下的那样。
中世纪和近代的读者对于斯巴达的印象多来自于普鲁塔克笔下，但是当时距离斯巴达的时代已经过去太久远了，所以历史学家要对普鲁塔克笔下的斯巴达谨慎对待。希腊对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文化，而不是军队达成的。罗马时期铺设的大道，罗马的法典也影响深远，但是他们用的是军队。传播希腊文化的不是希腊人，直到亚历山大占领希腊，才将希腊文化传播出去。
城邦内的党派之争和城邦间的频繁征战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之后留下了什么，带给我们什么记忆。就像你可能忘了整夜与风雪的搏斗，但是你不会忘记黎明时的那丝曙光。在早期基督教时期，人们想起希腊就会想到柏拉图，中世纪则是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是普鲁塔克。普鲁塔克对于西方和美国的思想以及政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影响有好有坏，普鲁塔克笔下关于莱库格斯改造斯巴达的描述就带有坏的影响。下面将简单介绍一下莱库格斯是如何改造斯巴达的。
据普鲁塔克记载，莱库格斯为了给斯巴达立法，周游各地。他发现埃及制度中将士兵同农民区分对待，于是便在斯巴达效仿。他规范了各行各业，将土地分给公民，并将一切陋习和富有赶出斯巴达。他规定用铁铸币，而不是金银，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贪婪。铁币的不能在地区间流通使得与其他城邦间的贸易被终止，商人纷纷离开斯巴达。他还制定了斯巴达的集体主义，大家要在一起吃饭。
莱库格斯同样认为儿童教育是改革的关键，为了作战的需要，他鼓励生育。在当时，丈夫同别人的妻子，妻子同别人的丈夫都可以发生关系，只要能增加生育，一切都会被鼓励。莱库格斯认为孩子不仅属于父母，更属于国家，因此生育是在对国家作贡献。
孩子出生后要接受族里长老的检查，体质虚弱的将被溺死。孩子到了七岁就要进学校，并在那里生活。
斯巴达人是没有自由的，任何时候都要服从纪律。斯巴达本身就像是一座军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都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他们被这样教育，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父母，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要说莱库格斯给他们带来欢乐的话，那就是不用劳动。那里的人们不重视财富，并且有希洛特向他们交租，供养他们。
莱库格斯的教育使得斯巴达人不可能单独生活，也不会想去单独生活，这样就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斯巴达还被封闭起来，禁止出入，担心外人败坏他们的风气。
普鲁塔克笔下记到，斯巴达人杀死希洛特并不犯法。但是普鲁塔克不认为这是莱库格斯的错，他通过其他法律证明莱库格斯为人善良、正直、温和。他还对斯巴达时期的法律大加赞赏。
斯巴达对于柏拉图的影响，下章我们就会提到。
柏拉图思想的根源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后代影响深远，其中柏拉图的影响更大。因为，第一，亚里士多德师出柏拉图；第二，后来统治欧洲十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都受柏拉图影响，而非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在哲学方面的学说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乌托邦，最早的乌托邦；二是理念论，用来解决各种问题的；三是灵魂不死论；四是宇宙起源论；五是他的知识观。在介绍这些学说之前，先介绍一下他的生活环境。
柏拉图于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27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当时正逢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战败后他已经是一个青年，他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民主制。除了因为他是贵族的原因，还因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制的法庭。于是他对斯巴达产生了兴趣。他花言巧语地将斯巴达的集权主义和狭隘的个人主义美化；后人因为柏拉图是伟大的，所以相信他说的一切，被他蒙骗。人们大多不了解他，但却很崇拜他，我则相反，我想去了解他，但是不崇拜他。
前人对于柏拉图的影响也必然会使他偏向斯巴达。他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汲取了俄耳甫斯的成分，这一点在他的宗教、灵魂不死论中都有体现。
巴门尼德的学说中，柏拉图汲取了永恒和万物不变的思想。后来他又从赫拉克利特那里学到了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他将这两种思想合在一起，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知识来自理智，而非感官。
苏格拉底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在伦理方面，其中“善”是主导思想。
柏拉图从前人那里汲取的思想是如何影响他在政治上的观点的呢？
一、巴门尼德的“万物不变”与苏格拉底的“善”都是永恒的，国家也应该如此，因此国家的统治者需要理解“永恒”与“善”。
二、柏拉图继承了俄耳甫斯的神秘主义，他的信仰中有一种无法与人沟通的核心。他认为唯有学习知识才能到达那里。因此他把知识看得十分重要，认为当政者必须接受知识与道德的培训。
三、柏拉图认为教育对于领导人至关重要，受毕达哥拉斯影响，他把数学看得十分重要。
四、同当时大多数哲学家一样，柏拉图认为掌握知识的先决条件是有闲暇时间，因此不可能是劳动者，最有可能是贵族。
对比柏拉图思想与近代思想，很容易会想到两个问题：一、存不存在“智慧”这样一个东西？二、如果存在，能不能立法使它在政治上享有权利？
这里所谓的“智慧”不是鞋匠、铁匠的那种技能，而是更普遍的能力。掌握这种能力便能管理国家。柏拉图可能会说“智慧”隐藏在“善”中，追求“善”的人的所作所为便是“智慧”。这种认识有点抽象。我们通俗的观点是，因为利益存在分歧，所以政治家之间存在矛盾。有时阶级与民族的利益被看做是共同利益，政治家之间会暂时妥协。但归根结底，只要还存在主权国家，矛盾就一定存在。
假设我们真的掌握了“智慧”，那么有没有可能用立法的形式将政府交给掌握了“智慧”的人去管理呢？很明显，人们没有办法决定将“智慧”交到哪一类人手中。全民议会之类的集体不合适；贵族阶级和君主天天犯错，也不合适；没人会说教皇犯错，但事实上他们确实犯了很多严重错误，因此教皇不行；刚毕业的大学生、神学博士、暴发户也都不行。
有人会提议让一部分人去接受特殊训练得到治理国家的“智慧”。问题是，如何训练？因此，把国家交到有“智慧”的人手中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要赞成民主制的根本原因。
柏拉图的乌托邦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重要的一篇对话，这篇对话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中他提到一个理想国，这也是最早的乌托邦。第二部分是讨论哲学家的定义，因为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第三部分中主要讨论各种体制的利弊。
《国家篇》中最开始要讨论什么是正义，最后由于从大处往小处看更容易，所以转向讨论什么是国家的正义。这里他先假设出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国家，然后再去讨论它身上哪些美属于正义。
下面就是柏拉图描绘的乌托邦的大致轮廓。
他认为这个理想国中应该有三种人：普通公民、士兵、卫国者。卫国者的人数要比另外两种少得多，但是只有他们有政治权力。其他两种人中特别优秀的孩子可以得到提拔，卫国者中非常差的人可以被降级。
柏拉图主要讨论了卫国者这一阶级，他从教育、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考虑了如何才能使卫国者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提出了许多建议。
第一个方面便是教育。理想国的教育分两部分：音乐和体育。在当时音乐和体育的含义比今天广泛，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和运动。
文化教育的目的是把人培养成绅士，类似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当时的雅典也存在着一群想要获得更多政治权利的贵族。绅士风度不过是获得更多权力的工具罢了。理想国中的贵族是权力的拥有者，无须争取。
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品质，既要勇敢，又要有礼。青年们被允许接触的音乐和书籍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就连给孩子讲故事也只能讲官方规定的故事。像荷马史诗这样说神坏话的故事是不允许讲的。此外，荷马对死亡的描述太过可怕，而理想国中的青年必须不怕死，并且乐于战死沙场。另外，荷马史诗中描写神放声大笑和举办奢侈的宴会也不符合礼仪和节俭。
为了好坏分明，柏拉图建议戏剧中的正面形象必须由好人扮演，负面形象则由罪犯扮演，不能颠倒，并且好人不得扮演女人和奴隶。这明显是不符合戏剧本身特点的，最后柏拉图干脆将戏剧从理想国中取缔。
音乐方面严禁吕底亚和伊奥尼亚的乐曲，因为这些乐曲中含有让人消极的成分。被允许的只有表现勇敢和和谐的音乐。
在个人体质方面训练比较严，只允许吃鱼和肉，而且必须是烤的，还不能加佐料。柏拉图声称这种饮食让人永不生病。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青年人被有组织地安排接触各种诱惑，例如恐怖、情欲等等。接触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经得起诱惑，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卫国者。
经济方面实行共产主义，每一名卫国者只有一处小房子和简单的食物，没有其余个人财产。人们之间没有贫富之分。这一切都是为了理想国中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个阶级。
甚至，柏拉图认为朋友之间也要实现共产主义，包括妻子、孩子。他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女孩子也应该接受同样的教育，并且同样能成为优秀的卫国者，也同样可能成为优秀的战士。
被选定当卫国者的男女需要住进同一间房屋，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在一个节日中，他们需要抽签互相配对，然后进行生育。这种配对不是固定的，还会根据生育能力进行调节，总之一切以生育为第一位。孩子一出生就将被带走，没人知道哪个孩子是自己的。生孩子需要国家批准，否则违法。男人二十五岁至五十五岁，女人二十岁至四十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内的性生活是受管制的，不在这个年龄段内不受管制，但是不能怀孕。在理想国，婚姻是个人对国家尽的一场义务。
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便称每一个长辈为父母，这仿佛又回到了原始社会。父母与子女间禁止结婚，兄弟姐妹间禁止通婚。但是没人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柏拉图这么做是为了淡化私情，以求从精神上消灭私有，彻底实行共产的精神。出家人之所以不能结婚可能也是出于这个缘故。
神学方面，理想国中政府制造出神话是为了蒙骗公民。柏拉图说过，撒谎是政府的特权。比如他们用抽签的迷信方式安排婚姻，欺骗公民。柏拉图希望有一些神话能蒙蔽欺骗所有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中有一个神话是最重要的，在这个神话中神用金子造了卫国者，用银子造了士兵，用铜和铁造了普通公民。金子造的人管理国家，铜和铁造的人从事劳作。而且阶级是继承来的，这样才有条理。这种神话被世世代代灌输给青年，直到被人接受。
柏拉图认为用两个世纪的传承教育就能使人们相信这个神话，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柏拉图应该认识到这种强制灌输知识的方式与哲学的精神相违背。
前面全部的讨论都是以“什么是正义”为目标，最终在第四卷中得出了结论。柏拉图的结论是，人人做好符合自己身份的本职工作，不插手别人的事务，这样整个国家就是正义的。干好本职工作固然重要，但是这与我们今天对正义的定义有很大差距。
一开始希腊人就认为宇宙安排好了一切，每个人、每件事物都有他固定的位置。这里的宇宙不是指神，因为就连宙斯的神位也是宇宙安排好的。这种认识使得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天定、都是必然、都应该遵守秩序，这就是正义。任何想突破秩序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这些思想后来影响到了哲学，出现了万物不变和无物不变的争论。这便是柏拉图笔下的正义的根源。
现在我们提到正义就会想到平等，因为它们同属民主的特征。但是柏拉图笔下的正义与平等没有关系，当时的正义主要在于财产权。柏拉图曾经在《国家篇》一开始就说正义在于偿还债务，虽然他放弃了这种说法，但是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全篇。
我们来分析一下柏拉图对正义的定义。
首先，它为权力的不平等也可以称为正义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卫国者的继承制加上独享的良好教育能使得他们一直保持智慧上的优势。当其他阶级出现了更有智慧的人便是不正义的。他也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把这些人提升为卫国者。让足球运动员去踢球，让铁匠去打铁，这都是最合适的，但是在执政方面则不能说哪些人是专业的。即使将国家政权交给特定人群，比如卫国者去管理国家，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有私心，不会为自己的小集团谋私利。
其次，柏拉图所描述的“正义”都是基于国家而言，而这个国家是假设出来的。他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干好本职工作。但是怎么给每个人分配工作呢？古埃及和印加人都是子承父业，但是在理想国内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于是工作就只能由国家来分配。某些职业对于专业技术要求很高，但统治者却可能会认为它是有害的，比如柏拉图对于诗歌的认识，因此国家就会带有统治者的色彩，变得片面了。
这样的国家是僵硬的，没有生气的，它会在城邦之战中取得胜利，但不会在科学和艺术上取得成就。这一点类似于斯巴达。柏拉图曾经见识过雅典被斯巴达战败，建立起一个比斯巴达还要强大的国家可能就是他的目标。
在乌托邦的身上，寄托着创造者的理想。什么是“理想”呢？它不同于对吃喝方面的欲望，并且与个人以及现状没有关系。可以说，理想就是理论上的，与现状没有关系的一种愿望。并且这种愿望不是个人的，而是希望大家共有的。比如人人有饭吃、人人待人友善，等等。
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存在差异的，存在差异就会产生矛盾。解决这种矛盾，轻则由个人根据感情决定；严重的则发动战争解决。科学的事情可以以事实说话，但是伦理上的事情则不可能，只能化身为最原始的争论。
这种观点在《国家篇》中被特拉西马库斯提出；特拉西马库斯，历史上确有其人。当年听到苏格拉底同别人谈论正义后，他表示反对，他认为苏格拉底很幼稚，并说“所谓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而已”。
苏格拉底对此进行了辩护，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伦理上有没有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统一标准？我们可以说雪是白的，恺撒死于刺杀，这都是毫无争议的；但是我们说“快乐是好的”，这句话对不对呢？伦理上讲的快乐是什么？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的问题有统一答案吗？如果有的话，这个标准就可以作为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的理论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只要存在利益分歧，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并且之间会发生冲突。
对此柏拉图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伦理上的好坏也是有标准的，比如他就确信存在“善”。他还认为，这个问题上如果有争议，并不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肯定有一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伦理问题与科学问题一样，非对即错。
柏拉图认为自己能证明国家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民主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坏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你觉得它是好的它就是好的，你觉得它是坏的它就是坏的。如果既有人觉得好，又有人觉得坏，那它就是存在争议的，它的好坏由双方斗争的结果来定。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双方的代表都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但是在当时，大家都相信柏拉图的观点。
人们经常用统一的标准代替真理，这是错误的。伽利略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是被大家统一接受的，但都被伽利略证明是错误的。这说明在大家的认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标准，宗教方面也是如此。不过这些标准与科学上的事实不同，并不是非对即错。
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是一个幻想，当时柏拉图也许真的想要去实现它。他的许多规章制度是经过斯巴达验证过的，当时哲学家从政是完全可行的，毕达哥拉斯就是一个证明。当时殖民地非常自由，柏拉图及其追随者要是想去西班牙沿海地区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是完全可行的。可惜当时柏拉图没有这样做，他去了科林斯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地商业城邦叙拉古，而当时的叙拉古正处于战争状态，忙于与迦太基人争夺海上贸易霸权，他的政治抱负也随之破灭。再之后马其顿兴起，诸城邦衰落，这种政治实验也变得彻底不可能了。
理念论
《国家篇》中间部分讨论的是纯粹的哲学问题。柏拉图在其中提出，只有让哲学家来当王，城邦才会获得安宁。
这就让人思考，哲学家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什么是“哲学”？柏拉图在《国家篇》中作出了著名的讨论，正确与否不论，光是其中华美的词藻就令人十分感动。
柏拉图的讨论中有许多词句是巴门尼德式的，其中的宗教元素是毕达哥拉斯式的；巴门尼德与毕达哥拉斯相结合，使得柏拉图的讨论中既有逻辑、理智又有宗教激情。这种结合还影响了后世许多哲学家。
下面我们大体概括一下柏拉图的理念论。
首先，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家是喜欢智慧，但不同于仅仅是有好奇心的那种人。也就是说，哲学家是喜欢探究真理的人。如何探究呢？他们并不是沉浸在新事物中的那种人，而是清醒地去认识新事物背后的道理。沉浸在其中的人的认识只是一些看法、意见，而后者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柏拉图认为，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面，美的事物身上有丑的成分；好人有时候也会做坏事。这样看的话，一切事物都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比如你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做过坏事，那他理论上讲就不是好人。理论上讲谁都做过坏事，那好人存在不存在呢？这就是我们说的介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只看到表象这些矛盾的便是意见，而能看出表象背后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的则是知识。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感官能感触到的表象问题属于意见，而背后隐含的永恒的问题属于知识。例如，你看到好看的花、漂亮的衣服、精彩的歌舞，这都属于意见；如果你能从中看到背后的美，那它就是知识。
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说法是矛盾的、不真实的，但是现实中的事物却又符合这种矛盾，因此现实中的事物是不真实的。所以赫拉克利特会说：“我们踏入的既是同一条河流，又不是同一条河流。”柏拉图的认识论也受前人影响。
柏拉图的学说并不是全部源自前人，比如他的“理念论”。这个理念论中既有逻辑成分，又有形而上学。逻辑成分最重要的是关于文字背后的永恒，例如，每一只猫都是不同的，但是这些不同的个体可以用同一个“猫”字来指代。无论个体猫是生是死，这一点都不会改变。这说明这个字包含着不同个体的共性。这是逻辑部分，与形而上学部分没有关联。
如果按照理念论中的形而上学部分来讲，“猫”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唯一，只有上帝创造出来的那只猫是猫，世间每一只猫个体都有一部分它的特征，都是这只猫的现象。
《国家篇》中柏拉图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这种“理念论”学说。他认为，拥有同一个名字的不同个体之间肯定存在着同一种“理念”或“形式”。例如，“床”这个概念就是“理念”，各式各样的床则都是现象。从这些现象身上只能得出意见，从概念身上得出的则是知识。哲学家关心的是能得出知识的那张床，而非世间各式各样的床。这也看得出，哲学家对日常生活缺少热情。哲学家身上集中了众多优点，最适合做国家的管理者。
苏格拉底认为相对于哲学家的聪明，社会环境更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人聪明的社会中，哲学家就不会显得很傻；人人愚蠢的社会中，人们也不会觉得哲学家有多聪明。
按照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认识，理想国要想让哲学家领导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让一位哲学家当国王；第二种是把领导者培养成哲学家。前一种做法显然不合适，至于后一种做法，柏拉图在叙拉古的领袖身上做过一次实验，结果失败了。
《国家篇》第六和第七卷中，柏拉图还谈到了什么是哲学和如何成为哲学家。
柏拉图认为哲学是对知识的认识，不仅仅是懂得辨别，还要懂得认识和发掘。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应该有所体会，那就是在一段时间认真工作后，事物背后的知识会自己体现出来。这可能是经验的原因，事后可能会有所怀疑，但在知识浮现出来的那一刹那，你是非常有把握的。无论是文学、艺术、音乐还是哲学方面，伟大的成就大多是这一刹那间得出来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刹那间的灵感是很重要的，但仅有灵感是不够的。这种灵感是主观上的，它除了带来启发以外，还会引导人误入歧途。
写《国家篇》的时候，柏拉图非常相信自己的灵感，为了将自己的灵感传达给大家，他作了一个洞穴的比喻。在谈到这个比喻之前，他还做了大量引导性的工作。
首先，柏拉图将理智的世界和感觉的世界划分开来，然后又将理智世界分为两种：理性与悟性。理性高于悟性，理性是用辩证方法得来的纯粹理论的知识。悟性不是纯理论的，就像数学证明题中，一切证明都是基于假设的条件之上，这些假设的条件是无法证明的。例如，几何题中会有：“假设有一个直线三角形。”现实中我们画不出绝对直的直线，所以只好是假设。悟性需要假设条件，但理性不需要。理性本身就是纯理论的问题，在它的范围内，直线绝对是直的，不需要假设。
柏拉图还用视觉与知觉两种感觉来比喻理性与混乱的不同。眼睛看到物体的条件不仅要有眼睛与物体，还需要有光。太阳下看得清楚，朦胧中看得模糊，漆黑中看不见东西。理念便是太阳，眼睛便是灵魂。在理念的照耀下，我们用灵魂去发现知识。
接下来，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洞穴比喻。他将不懂哲学的人比喻为被关在洞穴中的囚犯，这些囚犯因为被锁着，所以只能看着眼前的墙壁，不能转头。他们的背后生着一堆火，他们只能看到墙上自己和其他东西的影子。他们无法回头，不知道有火，便以为墙上的影子是实物。某一天，一位囚犯逃离了洞穴，并发现了真相，发现自己以前被影子骗了。如果是哲学家，他定会回到洞中将真相告诉大家。但是在别人眼中，他肯定是傻子。
在柏拉图的学说中，“善”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比科学和真理还要重要。哲学方面，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都是理智与神秘主义的结合，但是到了最后，神秘主义占了上风。
尽管有许多错误，但是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仍旧是哲学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在生活中表达所用的语言中，不可能全是理论性的词汇，必须用到“人”、“狗”、“猫”之类的一般词汇；如果不是这样，人们语言中只有理论性的词汇，那它们将是没有意义的。
无论我们怎么假设，采取何种论证方法，都得不出柏拉图的理论，都与柏拉图所说的相违背。原因是，首先柏拉图没有弄清哲学上语法的用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花是美的、蝴蝶是美的、衣服是美的。这里美是它们的共性，我们不会说美是美的。柏拉图犯的错误就是认为“美是美的”；理念原本应该是个体之间的共性，但是柏拉图却把这些共性又当成了个体。到后来，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巴门尼德篇》中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也是历史上哲学家进行自我批判的先例。
《巴门尼德篇》的叙述者据说是柏拉图同母异父兄弟安提丰，人们好不容易才请他回忆了当时的对话。当时参加对话的有年老的巴门尼德、中年的芝诺和年轻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先说了自己对理念的认识，他承认正义、善、人这些理念，反对灰尘、泥土、头发这些东西也有理念。巴门尼德首先赞扬了苏格拉底，认为他将来在哲学上肯定会有出息，并认为到那时苏格拉底就不会瞧不上头发、灰尘之类的卑微的东西了。接着，巴门尼德提出关于理念论的一些难点。
苏格拉底同意了巴门尼德的看法。他认为没有理念，推理就进行不下去，心灵就失去了依靠。
柏拉图在论述个体实在性的时候经常犯一些幼稚的毛病。他认为凡是美的事物同时也是丑的，成倍的事务也是一半的。前一个还好理解，例如一件工艺品，一些方面是美的，一些方面不成熟，是丑的；但是后面的说法则是错误的，成倍和对半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2是1的一倍，2是4的一半。如果Ａ比Ｂ大，同时A比Ｃ小，柏拉图就会认为A既是大的又是小的。
柏拉图犯的错误还包括，他认为知识和意见肯定是从不同事物上得来的。例如，我们看到阴天，预测快要下雪了，这便是意见；如果被我们预测对了，天果真下雪了，刚才的预测就是知识；在这里，意见和知识的题材是相同的。而柏拉图认为，能得出意见的事物，就永远得不出知识；能得出知识的事物，就永远得不出意见。意见肯定是错误的，知识则肯定是对的。柏拉图的这些认识是错误的。
按照柏拉图的意思，哲学家要想成为一个卫国者，就得回到岩洞，同那些没见过实物的人在一起。照这个道理也可以解释耶稣为何来到世间，世间就是洞穴，世人就是等待启蒙、解救的罪人。但是人们又发现一个问题，既然世间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建造一个洞穴呢？为什么不让世人直接见到阳光呢？
这是我们从基督教创世的传说中提出的矛盾，与柏拉图没有关系；并且柏拉图并没有承认上帝创造世间万物，他只承认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事物。
柏拉图接下来的描述很有意思，内容是要想成为卫国者必须接受哪些教育。他认为一个年轻人最终被选中必须在理智和道德方面都要优秀，要为人正直，勤奋好学，记忆出众。被选中的青年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要学习毕达哥拉斯派学说，包括数学、几何、天文、声学。学习的时候不能抱有功利性的目的，而是为了净化心灵，以便发现万物背后的永恒。
在当时，没有人去深刻分析星星的运动规律。希腊人认为天体运动中体现着数学的美，尤其是行星的运行轨道如果是一个圆的话。柏拉图总是强调善、强调美好。这就让人产生一种想法，能不能用一种假说将看似无规律的行星运动转化为有秩序的、美的、善的呢？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证明这个假说是对的。当时确实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假说，这个人是来自撒摩的阿里斯塔克斯，他提出假说——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都是以圆形的轨迹绕着太阳运动。这种观点后来被亚里士多德否定了，他将这个假说归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因为他们也有类似的假说。再后来，这个假说又被哥白尼恢复了。哥白尼的成功间接证明了柏拉图学说在天文方面的假设是正确的。不过，后来开普勒发现行星的运行轨迹是椭圆的，而不是正圆；再后来牛顿发现这种椭圆也不是正规的椭圆。至此，柏拉图学说关于行星运行轨迹是圆形的假说彻底破灭。
这件事情给我们以启示：一个假说，只要它能推动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认识，无论事后被证明有多荒谬，它都是有用的；但是推动人们对这件事物的认识之后，这个假说便成为了这件事物继续前进的阻碍。出于对善、完美、信仰的追求所作出的假设，曾经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不过，在后来成了一种障碍。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后者尤甚——的一些伦理方面的观念便严重阻碍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
有意思的是，柏拉图学说中将数学与几何看得很重，而且数学与几何也推动了柏拉图的学说发展；但是，近代的柏拉图主义者却几乎没人懂数学。这是专业化罪恶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体现。
柏拉图关于“不朽”的观点
柏拉图有一篇对话名为《斐多篇》，内容非常有意思。描写的是苏格拉底在临死前的谈话。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表达了自己最崇敬的人应有的优点：睿智、善良、藐视死亡。《裴多篇》对于自由思想家的重要性不亚于十字架对于基督教徒。《裴多篇》中的谈话后来发展为基督教的一些重要学说，成为神学的一部分；要是没有柏拉图，这部分神学将无人能解。
从《克利陀篇》中我们得知，苏格拉底的一些弟子和友人曾经计划带苏格拉底逃亡特萨里亚。但是苏格拉底没有逃走，他认为无论判决公平与否，他都不能逃避。他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基督教教训的言论：“无论别人如何待我们，我们都不能抱怨。”苏格拉底还设想了自己同雅典法律之间的一场对话，最后雅典法律说雅典人民应该尊敬雅典法律，比儿子对父亲，奴隶对主人还要尊敬，如果你不喜欢雅典，你应该离开。苏格拉底决定留下来接受死刑。
临死之前苏格拉底被允许同亲友进行谈话，他支开哭哭啼啼的妻子，以免谈话被打乱。
苏格拉底同朋友和学生们说，具有哲学精神的人不惧怕死亡，但是不能自杀，因为自杀是违法的。他还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说人就好比是囚犯，时间就好比是牢狱，囚犯不能私自逃出牢狱。他还把人比做牛马，把神比做牧人，没有牧人愿意自己的牛马死去。这些解释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死亡不过是将灵魂同肉体分离开来。这正契合柏拉图的观点，就是美与丑、善与恶、理智与感觉、灵魂同肉体都是一一对应的。基督教也应用了这个学说，但是并没有完全应用。因为那样就承认了上帝不但制造了善，还制造了恶。
认识到思想与实物之间的区别是从宗教上开始的，这一认识最早发端于认识到灵魂与肉体的分离。柏拉图想说明的，也是这一点。
《裴多篇》中苏格拉底还宣扬了他的苦行主义。他的苦行主义的主旨不是提倡禁欲，尽管他也认为应该节制，但是他的主旨是哲学家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他平时不饮酒，但是比谁喝的都多，从来不醉。他提倡的是不要沉溺于酒中，而不是禁酒。同样，他认为哲学家不要沉溺于肉体的快乐，应该注重灵魂。
这种学说后来被歪曲了，变成了禁欲主义；哲学家应该做的其实不是禁欲，而是将兴趣转移到别的事情上。看来哲学家对待结婚生子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位悍妇了。
苏格拉底继续说，哲学家将肉体同灵魂分离开来，但是其他人却认为肉体快乐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这些人认为如果不追求肉体快乐，就会有德行。这是错误的。很多教士摒弃了肉体快乐，但是他们迷恋上了权势，打着教会的名义满足私欲；希特勒对感官上的享乐基本上不再感兴趣，而他心里的统治欲望却是最大的魔鬼。
柏拉图将许多影响后来基督教的知识都归于苏格拉底名下。苏格拉底说，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不是真实的，身体是获取知识的障碍，真正的知识是通过思想体现的，而不是感官。这段话中，苏格拉底抛弃了所见所闻，抛弃了经验主义。当时的哲学家都不注重记录见闻，所以只能流传下来逻辑、数学之类的知识。但是逻辑与数学并不是实物，看不见、摸不着。接下来的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便是从看不见的数学、逻辑中提取理念，然后将理念等同于善，并认为善就是实在，因而推导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后世一直有人试图证明善等同于实在，也就是真。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了解柏拉图的前提就是承认这一点。
苏格拉底还说，心灵摒弃肉体的欢乐，才能发现最好的思想，才能发现真、善、美、正义和事物的本质。这些都是眼睛看不到的，只有心灵能看到。因此，当我们沉溺于肉体的欢快之中时，是不会得到真理的。这种观点否定了科学上的观察和实验能获取知识。
肉体是我们同这个社会联系的媒介，柏拉图认为我们的肉体带有罪恶：一是阻碍我们看清这个世界；二是欲望的根源，影响我们获取知识。
他认为人类的进食、生病、肉欲等都是肉体给我们带来的烦恼，这些烦恼阻碍了我们思想；还有战争、杀戮、党阀之争也是为了肉体的享乐，这让人不能安心从事哲学研究；肉体的种种麻烦会打断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使我们不能获得知识和真理。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摆脱肉体，让灵魂独立；只有死后才能摆脱肉体，也就是只有死后我们才能获得知识和真理。因此，真正的哲学家永远在追求灵魂的独立。
柏拉图认为钱是战争的原因，而争夺钱则是为了肉体的享乐。这个观点的前半部分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只要放低自己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完全可以不靠钱生活。他还认为哲学家不应该从事体力劳动。不从事劳动，哲学家只能靠别人生活。因此，在穷困的国家不可能存在哲学家，雅典则可以。看来，思想和知识的得来也少不了经济条件。
在这一点上，神秘主义的观点不同。苏格拉底认为智慧的得来需要依靠经济条件，但是印度或者西藏的圣人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苦坐参悟，便被认为是有智慧的圣人。
在《裴多篇》中，有人怀疑苏格拉底灵魂不死的说法，苏格拉底便对此进行了论证，但是我认为这次论证非常勉强。
首先，苏格拉底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万物都产生于对立面。生与死是对立的，身体死去便将隐藏在身体中的灵魂激活。像种子一样，种子死去，生出一株植物。
接着，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得来的，而是本身就有的，发现知识的过程就是不断回忆的过程。只有灵魂能得到知识，知识又是潜伏在人身上的，因此灵魂也就是一直存在的。
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坚持知识就是记忆说法，并进行了证明。苏格拉底问一个奴隶关于几何的问题，奴隶给出了答案，从而得出结论奴隶掌握几何知识，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他因此得出，智慧一直潜伏在人身上的灵魂中。
但是，从奴隶口中得到的知识是片面的。奴隶不可能知道关于金字塔建造和特洛伊战争的问题，只知道那种人人皆知的逻辑和数学问题。而柏拉图把这些片面的问题等同于知识。
让我们举一个数学的例子来看一下这种说法对不对。数学中有相等这个概念，但是在现实中没有东西是绝对相等的，只能是大致相等。我们说一根棍子的长度是一公尺，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述，现实中它绝对不可能正好是一公尺。因此奴隶知道的知识是错误的。即使假设有绝对相等这个概念，奴隶知道一根棍子的长度是一公尺也是经验的积累，年龄太小的奴隶可能就不知道，或者给出的答案差距很大。
还有，只有我们生前是灵魂的状态存在，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知识；但是，既然我们生前是灵魂状态存在，我们的今生又是来世的前生，那我们现在也应该是灵魂状态存在。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知识就是回忆，生前已经具备的说法是错误的。
《裴多篇》中，听完苏格拉底的论证，西比斯说：“你已经证明了生前存在灵魂，但是你还没有证明死后灵魂照样存在，同生前一样。”苏格拉底说：“对立面之间互相产生，问题可以被拆分，这些都是发生在复杂的事物上。哲学上的理念是最单纯的、不可分解的，灵魂便是一个理念，是单一的，始终保持一个状态，因此是永恒的。好比美好的事物在不停地变，而美好是不变的。”
他还认为，灵魂借助肉体对这个世界进行感知的时候，就会陷入迷乱。肉体会将灵魂误导。而当灵魂摆脱肉体，他便变得睿智、纯洁。
哲学家的灵魂从出生起便脱离了肉欲的享乐，这样在他死后就可以同众神在一起。如果灵魂贪恋肉体的享乐，死后灵魂便会根据生前的所为进入到动物的体内，来生变做牛马之类的动物。
只有真正的哲学家和爱知识的人的灵魂死后才能与神同在。这就是哲学家不贪图享乐的原因，因为身体不过是灵魂的暂住地，是一个牢狱。如果贪图享乐，那就是在牢狱中犯错，罪上加罪。为什么要节制呢？因为快乐和痛苦的感情会让灵魂和肉体结合到一起，灵魂终将被肉体误导。
有人说毕达哥拉斯认为身体是琴，灵魂是乐曲，琴碎了还会有乐曲吗？苏格拉底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灵魂是单一的，乐曲是复杂的，灵魂不是乐曲。
苏格拉底进一步描述了自己对于灵魂的见解。他认为人死后，善者灵魂升天，恶者灵魂下地狱，普通人灵魂入炼狱。
在这篇对话最后的总结中，裴多说：“这个时代中，苏格拉底是最睿智、善良、正直的人。”
通过柏拉图的描写，我们认识到了苏格拉底，他也成为哲学家眼中的典范。在伦理学方面，他的优点是胸襟宽广，临死前都不忘开玩笑。还有就是他坚持自己的真理。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喜欢诡辩。并且有时候会有小人心态，比如沾沾自喜。他不惧怕死亡，因为他认为死亡是为了去与众神一起享福，这一点让人对他的勇敢表示怀疑。他不用科学的方式证明真理，而是自己建立起一套伦理学标准，并想尽方法证明宇宙符合他的标准，这是对真理的背叛。
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
《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提出了宇宙生成论。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是，这篇对话中有很多错误，对哲学影响很小，但它却是柏拉图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下面我们便仔细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在这篇对话中，主角已经不再是苏格拉底，而是蒂迈欧，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柏拉图继承了大多数毕达哥拉斯学说的观点。对话中蒂迈欧描述了从世界产生到人类诞生之间的历史。大致如下：
能产生理智的事物都是永恒的，能产生意见的事物都是可变的。世界是可以被肉体感觉到的，从中得到的是意见，因此世界不是永恒的，而是为神所造的。神是善的，他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创造世界，使得世界充满善和秩序。神将理智寄托于灵魂，将灵魂寄托于肉体，造出了人。世界只有一个，不可能有多个。世界是一个旋转的球，因为圆形是最美好的形状。
神用火、气、水、土四种元素制造了世间万物。因为按照了一定的比例，所以万物是和谐的、美好的，只有神能将这种美好收回。
神先创造了灵魂，后创造了身体，并将灵魂安于身体之中。
这是关于神创造世界的解说，接下来蒂迈欧又解说了行星以及时间的起源。大致如下：
造物主看到自己创造出来的生物，满怀欣喜。他决定让这些临摹出来的生物像原本一样永恒。但是世间的生物是有生命的，不可能永恒不朽。于是他决定制造一种影像，这种影像本身是永恒的，它还包含着世间万物。这种影像便是时间。
在有时间之前，世界上不分昼夜。昼夜更替让我们认识到时间，时间让我们认识到数目，数目让我们认识到哲学。这就是神创造时间最大的作用。
造物主还制造了四种动物：神、鸟、鱼、陆上动物。造物主声称可以毁灭神，但是他不会这样做。造物主制造的都是不朽的东西，他让神去制造其他可朽的东西。这些说法不能太信。
蒂迈欧继续说，造物主创造的灵魂有各种欲望，懂得高兴、愤怒和爱情；只有摆脱这些欲望，人死后才能获得幸福。如果生前作恶多端，来世则会变成女人或者畜牲。神不仅在地球上塑造灵魂，还在月亮和其他星球上塑造。
推动万物发展的是因，因分两种。第一种是理智的，是美好事物的推动者。第二种是被别的因推动而产生，并将推动别的因；这种因是无序、混乱的推动者。这两种因往往一起作用，因此蒂迈欧又对其进行了探讨。
蒂迈欧接着又说，构成世间万物的元素并不是土、气、火、水，而是两种直角三角形。这两种三角形被认为是最美的形状，因此神按照它们的形状来排列元素，塑造万物。用这两种直角三角形能构成多面体，每一种多面体都相对代表一种元素。
后来欧几里德曾经详细描述过多面体，但在柏拉图那个年代，这还属于新鲜发现。最早由一个叫泰阿泰德的年轻人发现了正五面体，后来他又发现了正八面体和二十面体。
由于这三种多面体的表面都是直角三角形，而正十二面体的表面是五边形，所以没法与土、气、火、水四种因素联系起来。因此柏拉图称正十二面体为“神创造世界的第五种方式”。也正因为如此，五边形被毕达哥拉斯学派看得非常重要，并将其作为社团符号。五边形的重要性还延续到后来的巫术中。将五边形看做是宇宙中的特殊形状，在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接下来，蒂迈欧将人的灵魂分为两类：不朽的和可变的。造物主造出的灵魂是不朽的，众神造出的灵魂是可朽的。众神造出的灵魂要经受感情的折磨，快乐、痛苦、恐惧、愤怒，等等，它们会让人分不清善恶，变得愚蠢，失去希望。众神将这些感情同一些必然性掺和到一块，造就了人类的灵魂，这些灵魂会在人死后腐朽。
《蒂迈欧篇》中还有关于生理方面的论述，非常有意思。例如，吃下去的食物进入大肠，食物被储藏在那里，免得人变得贪婪。如果今生懦弱，来世将变为女人。不相信数学，认为不学数学也能懂天文的话，就会变成鸟。不懂哲学的人将变为野兽，愚蠢的人将变为鱼。
《蒂迈欧篇》结束了，对于其中所讲，有的非常有意义，应该仔细研究，有的则只是一些神话和幻想。但是将它们分开是很难的。我认为应该得到重视的有：造物主制造世间的秩序；四种元素之间的比例，及其对应的多面形构成世间万物；人的灵魂中既有必然性的成分，也有被神添加进的感情成分。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有道理，但是详细地去说变为鸟、变为鱼则没有意义。
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对话中对中世纪影响最大的一篇，全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研究，无论是严肃的还是幻想的部分。
柏拉图哲学中的知识与知觉
现在来看，知识来自知觉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柏拉图以及当时的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通过感官得出的不能称为知识，知识必须是一个概念。比如，“２＋２＝４”是知识，而“雪是白的”则不是。
之前的巴门尼德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真正将其用形式确定下来的还是柏拉图。这一章中主要讨论柏拉图对知识和知觉的认识。他对两者的看法主要在《泰阿泰德篇》前半部分中。
《泰阿泰德篇》中的谈话原本是想给“知识”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最后没有做到。
泰阿泰德首先提出，他认为感知了事物，便拥有了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知觉就是知识。苏格拉底引用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认为按照这种说法，对同一件事物每个人的知觉不一样，则得到的知识也不一样。
接下来的一大段对话都是在讨论知觉的特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知觉给人带来的信息不是知识。
苏格拉底运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那就是万物都是变化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事物不断在变，感官也不断在变，那么知觉也会随之而变。苏格拉底举例说，他身体好的时候觉得酒是甜的，有病的时候觉得酒是酸的。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知识也是不断变化的，这样知识就成了实物而非概念了。实际上知识应该是不变的。
一些人质疑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说为什么不把猪和狒狒当做万物的尺度呢？做梦和陷入疯狂时的感觉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有效吗？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每个标准都是对的，那么世人将同样聪明，也是同样愚蠢。
对这些质疑，苏格拉底对普罗泰戈拉进行了辩护。对于猪和狒狒的问题他认为是胡闹，不予回答；他认为人在梦中的认识是有效的；对于每个人都同样聪明，同时同样愚蠢的问题，苏格拉底回答，标准之间没有真假之分，但是从后果上可以判断有好坏之分。其中暗示了实用主义。
尽管给普罗泰戈拉辩解，但是他自己对此也产生了怀疑。因为当医生给他看病的时候能预知他的病情，聪明的人比愚蠢的人更能预测到国家将要颁布什么法令。最后他与泰阿泰德的结论便是，睿智的人能更准确地衡量万物。
由“知觉即知识”推出“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现在后者被否定了，前者也被提出了质疑。
其次，要批评一下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事物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事物运动，另一种是性质的变化。但是赫拉克利特的弟子们认为，事物在这两方面永远在变，不停地在变，全部性质都在变。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不能说“这张纸是白的”，因为在说的过程中纸可能就不是纸了，也不是白的了。按照这种说法，知觉随时在变，就不能说“知觉就是知识”了。
按照上述论证，无论事物怎样变，至少应该保证一定时间内，一部分性质是不变的。不然的话，将没有判断是正确的。我们讨论知识的前提就是事物的某一部分必须是稳定的。
下面是柏拉图反对“知觉就是知识”的最后论据。柏拉图认为眼和耳朵只是知觉的工具，但不是思考的工具。感官不能对一件事物的好与坏作出判断，感官只能感觉到事物，作出判断的是心灵。知识在于思索而不是印象，所以能获取知识的是心灵，而非感官。因此知觉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真理。
柏拉图一共提出了三个论据来反对“知觉就是知识”，下面我们一一来分析这三个论据。
[1]知觉就是知识；
[2]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
[3]一切事物都在流变。
第一个论据是柏拉图的主要论据。柏拉图通过比较法、存在说和对数的了解来论证，上述三点都是知识最基本的特性，但是它们不是来自于感官。下面是具体的一些例子。
先来比较一下相似与不相似。我眼前有两种颜色，不管它们是否相似，我感受到的是知觉，而不是根据知觉作出的判断。因此，知觉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实在的事物，不等同于知识。知觉包括物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两层含义。例如，“我看见一张桌子”中，“我”与“桌子”都是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逻辑的、物理的。我们对桌子的第一反应和影像形成了一种判断，是大还是小，是黄色还是红色。这种判断被称为“知觉判断”，是心理上的。说“知觉就是知识”是不对的，可以说“知识就是知觉判断”。
还是说两种颜色的例子，柏拉图认为我们只能感觉颜色，但是不能感觉两种颜色是否相似。柏拉图误以为所有感官都是在人体表面，而忽视了大脑皮质。
接下来谈的是存在，这也是柏拉图强调的一点。他认为存在包括一切，可以同时包括声音和颜色，也包括能被心灵认知到的那些事物。只有达到存在，才能达到真理。
柏拉图对存在的认识犯了语法错误，下面就是我提出的反驳。假设你对一个孩子说“狮子存在，而麒麟不存在”，并把他带到动物园指着狮子说“看，这就是狮子”，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哲学家，说“看，这就是存在”，那就毫无意义了。柏拉图犯的就是这种错误，存在只用来描述事物，没有事物就没有存在。
再假设，我们看着眼前的颜色，可以说“这是我的知觉”或者“我的知觉现在存在”，但是不能说“这存在”。存在必须有客体。
下面谈一下数，数分两种，一种是算学，一种是经验。“２＋２＝４”属于前者；“我有十个指头”则属于后者。
柏拉图认为算学不是来自于知觉，同理适用于其他纯粹理论。数学命题正确与否关键在于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大概是“相等”、“不相等”、“全部”、“一部分”，等等，这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并不指代具体事物。纯粹数学范围内，无须知道世间万物，依旧可以研究数学。由此可知，数学的真理与知觉无关。
经验命题，如“我有十个指头”，就不同了，它显然是需要知觉的。“指头”就是来自知觉；不过，“十”这个概念是抽象的，并不来自知觉。这是我们给它的定义。我们可以用别的数目来代替十，如果我们最开始把太阳的颜色定义为绿色，那今天所有红色的东西都会被改口为绿色，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的本质，太阳依旧会刺眼。
我们有十个指头，但是我们的指头中不包括“十”这个元素，这个“十”是我们给指头数目人为作的一个定义。
严格来讲，数是一种形式，是一种逻辑。我们说“两个”、“相等”之类的关于数的概念，它们远比“自由神像”、“乔治·华盛顿”之类的命题复杂得多。后者都是涉及到了特定时期、特定主体或者特定事件。但是前者是抽象的，只是一种形式，或者一种符号，它没有特定对象。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数是永恒的。但无论如何，数并非实物，是虚构的。
还有，柏拉图曾经说过，声音与颜色在一起就称为“两”，单独拿出其中一个就是“一”。这其中也有语法错误，我们可以说“地球有一个卫星，那就是月亮”；但是不能说“月亮就是一”。这个一，可以指数量，也可以指一个类别，但是不能用于事物。“一”是个单纯的数，是用来表量的，而不是表质，我们可以说月亮是圆的，不能说月亮是一。
以上证明了逻辑与数这类知识不是来自于知觉，柏拉图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的证明过程是错误的，尽管他的结论是正确的。
第二个论据是“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还有人认为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这里必须要区分知觉与推论，自己感受到的属于知觉，你知道的别人的知觉是推论来的。
推论同知觉一样属于个人行为，凡是我所信的，必有相信的理由。比如法官在听取他人证词的时候，如果仔细听，会发现证词中的判断比自己主观的推论更准确，这样法官就会以证词为依据，而不是自己主观的判断。这说明他承认别人比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更有智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普罗泰戈拉的论点中并没有否认自己会犯错。柏拉图从普罗泰戈拉那里推论出的知识将进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我的上述推论正确的话，柏拉图也将是正确的。但是经验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它们坚信知觉可以判断推论正确与否。
一切事物都在流变，柏拉图歪曲了这个学说。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我们在看见某一事物，并说出它的特质的时候，就不能说在说的过程中这一特质就已经变了。我们说这个苹果是红的，不可能等我们说完，这个苹果就已经变成不是红的了。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在观察发展的时候应该有参照和标准。
同时，要想进行讨论，就要先给讨论用的文字明确一个定义。但是这样做容易导致绝对化。文字的含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含义的变化是依照它描述的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上述这些不适合数学和逻辑领域，这些领域不要求规定文字的含义。柏拉图因为毕达哥拉斯的原因，将其他领域的知识都以数学领域为根本，所以会犯下错误。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对待亚里士多德，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和前人比，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参照后人，他也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在他的错误方面，后人也负有责任。亚里士多德死后一千多年间，没有出现与他匹敌的哲学家，因此这段时期内他是绝对的权威，包括在科学方面。这样，他就成了思想和科学发展的阻碍。十七世纪至今，每种新学说的提出都是从推翻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我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必须要将他身后的荣誉和错误放到一边。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左右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吉拉。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他十八岁到雅典拜柏拉图为师，在雅典待了二十年，直至柏拉图去世。此后他开始游历，相传他做了亚历山大的老师，当时亚历山大十三岁，已经被指定为马其顿王位继承人。关于两人之间是否是师徒关系，一直有争议。黑格尔就认为亚历山大在事业中表现了哲学思想，可能师承亚里士多德。
尽管亚历山大酗酒、残暴、迷信，等等，但是这不能抹杀他的功绩，他保全了希腊文化的传统。我在亚历山大身上看不出亚里士多德的影子，亚历山大任性且冲动，不像是受过教育的人。即使亚里士多德做过他的老师，他也不把这位父王派来的老师放在眼里。亚历山大对于希腊文明的敬意是当时外来人的共病，不能看做是亚里士多德的功劳。
在政治方面，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几乎没有交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国家是城邦制，但是在亚历山大那里是帝国制。
公元前335年开始，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立学园，专心著作。至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人开始报复亚里士多德，并以不敬神之罪判处他死刑。但是他逃到了外地，并在第二年死去。
作为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独特的。他的教学方式是教授式的，他的著作是系统有条理的。他的著作中没有激情主义，淡化了宗教成分，语气平凡但是富有内涵。他最擅长的是描写细节与进行批判。前人中犯的错误大多是因为年轻时自高自大，而他则是因为年老后依然没有摆脱世俗和偏见。
想要描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最好的切入点应该是他对理念说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的共相学说。他反对理念说，并提出了许多论据。他举例说，人是动物，理想的人就是理想的动物，那么有多少种动物就有多少种理想的动物。他的意思很明确，当个体共享一个谓语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些个体之间有关系，而是因为这些个体都与某种理想中的事物有关系。这一点虽然得到明确，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清楚，这也导致了后来无谓的争论。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他的学说是将柏拉图学说与常识感掺到了一块。这两者本身是很难融合的。因此，我们要想搞明白亚里士多德，最好的办法是先分析其中的常识感学说，再分析另一半，即柏拉图学说。
从某种角度来说，共相论很简单。他认为语言中有专名词和形容词之分。专名词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指的，如太阳、月亮、法国等；另一类是泛指的，如人、狗、猫。共相论要讨论的则是泛指的这一类，以及形容词的意义。他认为，“共相”的意思就是可以用于描述许多个主体的东西，不能被这样描述的就是“个体”。
专名词所指的东西是“实体”，而形容词所指的东西称为“共相”。共相与实体的区别举例来说，“这个”是指实体，“这类”指的则是共相。亚里士多德认为共相名词与实体名词是不可能转换的，因为实体都是特指的，共相是共同的，两者没有交集。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非常通俗。因为有许多东西是红的，所以我们才说有红；因为许多事情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才说有美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的，红的脸蛋也有时会变得苍白，美丽的花也可能枯萎。但是脸和花的本质没变。由此得出，形容词是依赖于专名词存在的，专名词的存在与形容词无关。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过其中有偏见。
如果再把这个理论细究下去，则有些困难。我们可以说红不能脱离主体独自存在，但是可以说它脱离在红脸蛋和红苹果上的存在，它还可以体现在红太阳、红花上。这样，主体与性质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虚幻了。
这些矛盾其实源自哲学语言与现实语法之间的区别。语法中，语言可以被分为专名词、形容词以及关系字；我们说：“约翰很聪明，詹姆士很傻，约翰比詹姆士更高。”其中的专名词是“约翰”与“詹姆士”，形容词是“聪明”与“傻”，而“更高”则是关系字。在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哲学家那里，他们只看到专名词和形容词也就是共相，而忽略了关系字。如果将现实语法改造成哲学语言，那样就不会有矛盾了，不过那样问题也就变了。
共相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不过当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阐述清楚。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派还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本质。“本质”不等同于“共相”，本质是指“你之所以是你的本性”。没有了这样的本性，你就不再是你。个体与品类都有本质，这个名词在后面还要讲到。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形式”与“质料”的区别（“质料”不同于与“心灵”相对立的“物质”）。例如，大理石雕像中，大理石是质料，塑造的形状是形式；铜球中铜是质料，球形是形式。
他继续说，事物的实质是凭借形式使得质料成为某种东西。他认为东西肯定有界限，这种界限构成了东西的形式。如大理石雕像的形式是它的形状，如果不把大理石从山中开采出来经过雕刻，把它同山中乱石区分开来，那它的实质就是石头，而不是大理石雕像。是形式让质料有了实质，是事物的界限让它有了形式。
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人的心灵是形式，身体是质料。这里的形式不同于形状。是心灵让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眼睛的目的是看东西，脱离了身体便不能看，其实真正在看东西的是灵魂。形式无论体现在物上，还是人身上，看似都有目的，在这一问题上是统一的。这是我们能认识到的形式，它的其他方面则非常复杂，很难理解。
亚里士多德还说，形式是一件事物的原始实质。在一个人制作出铜球之前，铜已经存在了，球形也存在，他需要做的不过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质料同形式都非他所造。也并不是每件事物都有质料，有形式的质料变成了实物，没有形式的质料是一种潜能。
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是实质，与质料没有关系。他认为形式与共相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认为形式的实在性强于质料。策勒尔在评价这个问题时说，尽管亚里士多德坚定地追求真理，但是他的“形式”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都是形而上学的。
如果他承认同一形式可以体现在不同事物上，例如某人制造的两个铜球都是圆的。两个球的圆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那样铜球的形式既是相同的，又是个体的、有别的。按照他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的形式越多，质料越少，本质就越可知。因此想要知道更多，就得让事物体现出更多的形式。这就与他前面的观点产生了矛盾，即事物的形式便是它的实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与现实，质料与潜能是对应关系的。拥有的形式更多，事物则越现实；形式会在质料的基础上变幻出更多形式，因此质料是一种潜能。这种不断地变化被称为演化。按照这种学说整个宇宙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亚里士多德对“潜能”这一概念应用不当，我们可以说“一块大理石是一座雕塑的潜能”，但是将“潜能”当做是一个不能再简化的、单纯的概念是不对的，它包含着太多混乱的思想。
在神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其他领域的学说一脉相承。他思想中的“神学”其实与我们现在说的“形而上学”是一个意思。
他将实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既可以感觉又可以毁灭的，如动植物；第二种是可感觉但是不可毁灭的，如日月；第三种是感觉不到也不会毁灭的，如灵魂、神。
他认为思想是美好的东西，所以神拥有纯粹的思想。思想是形式，它的体现是身体，所以神也有生命，并且是永恒的生命。神是最美好的、永恒的生物，他的生命延续不断。
他口中的神与基督教中的神有区别，前者不如后者神通广大。他口中的神是完美的，不能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东西，那样就会破坏他们的完美。神在思想方面是纯粹的，他不考虑世间的俗事，只对思想进行思考。
当时除了神之外，天文方面的研究还发现了其余的“不动推动者”。这是一个费解的概念，我们会在下面讲到。其余的“不动推动者”估计有四十七个或者五十五个。亚里士多德也谈到了这一点。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不动推动者”。原因被亚里士多德分为四类：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举例：大理石是雕像的质料因，雕像的本质是形式因，锤子、凿子、石头之间的碰撞是动力因，为什么要制作雕像是目的因。“不动推动者”是一种目的因，为变化提供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宗教气氛很淡，但是在这里有所涉及，我们顺便说一下他在宗教方面的思想。
神是最为完美的纯粹思想，他没有任何目的。世间到处充满了不完美，他们能感觉到神的存在，并被神推动向前发展。所以神是目的因。推动的手段是将形式与质料结合，思想是没有质料的形式，整个世界都在朝着偏重形式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朝着神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演化论，尽管因为质料不可能被毁灭而这种变化过程不可能完成，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生物学知识。
上面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有片面性，其实希腊人思想中喜欢静态，不喜欢变化。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
关于亚里士多德是否赞成“灵魂不朽说”有很大的争议。阿维罗伊和伊壁鸠鲁派都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曾赞成过。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复杂而不明晰，容易被误解。《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与身体是合二为一的，看似灵魂将随着身体一起腐烂掉。但是他又认为灵魂是形式，肉体是质料，两者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并认为灵魂是身体的目的因。
《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将“灵魂”与“心灵”两种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心灵比灵魂还要高，看得还要重。他认为心灵出于灵魂，高于灵魂，是一种不可毁灭的独立实质。心灵能理解数学与哲学，数学与哲学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灵魂对感觉进行思考，心灵的思考与感觉无关，思维能力更强。因此，心灵是不朽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学说，我们有必要先理顺一下前面的知识：他认为灵魂是形式，身体是质料。形式只是空间中的形状的一种，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体现在都与质料结合。灵魂的本质是使人体成为整体，并且行动有目的性。离开身体眼睛就看不见东西，因为它同时离开了灵魂。看来形式就是事物的实质，能赋予实质的便是灵魂。心灵与身体联系不大，它不考虑实际问题，没有目的。
这样的观点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有体现。灵魂中有理性的和不理性的成分，不理性的成分又分为两类：一类单纯的生物发育，一类是邪恶的欲念。理性的部分便是沉思。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体内有神圣的东西，人的生活、理性都是神圣的。有人说人应该随遇而安，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将体内神圣的部分、美好的部分发挥到最好。
上述话中可以看出，个人的理性是神圣的，不是简单的个人私事。真正属于个人的、个性的事情，是体内不理性的部分。有人喜欢吃肉，有人喜欢吃水果，这就将人与人区分开来。但是到了理性方面，每个人背出的乘法表都是一样的，没有个性。不理性将人区分，理性将人结合。之所以说理性是不朽的，是说人体内神圣部分的不朽，是神的不朽，并不是人不朽。
我们从上面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没有发现他承认“灵魂不朽论”。他的意思是人的灵魂中理性的部分是不朽的，因为理性分享神圣，神圣是不朽的。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可以增加，也就是现实中的增加德行。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关于伦理学的部分，大多被证明出自其学生之手。即使少数被认为出自亚里士多德的部分也存在争议。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些问题，将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
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当时社会中通行的观点。这些观点非常正派，没有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与颠覆传统的观点。但是将当时的行为准则应用于后世就比较不合适。其中的很多行为规范后来被人用来压制青年的热情，这也是让人对这种伦理感到憎恨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灵魂的活动，是美好的。他赞同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与不理性两部分。他还在此基础上将不理性又分为两类。在我们追求善的过程中，从某个角度讲，不理性的部分也变得理性。
灵魂分两个部分，道德也分两种：理智的与道德的。理智的道德源自数学，而道德的道德源自生活。想要获得道德，立法者应该在平时行为中下手，行为道德了灵魂便会道德。刚开始使人行为道德要用逼迫手段，直到人们在其中发现快乐。
亚里士多德有一种关于德行的中庸之说，即每种德行都有两个极端，每种极端都是罪恶。例如，懦弱与莽撞是勇敢的极端；傲慢与下贱是不卑不亢的极端；唯唯诺诺与放浪形骸是光明磊落的极端。真理性原则不适合这种说法。
亚里士多德在道德问题上的看法，大多是当时贵族社会的世俗观念，与今天有很大差异。现代而言，正义包括平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不包括平等。
他所说的正义是有区分的，父亲有父亲的一套正义，儿子有儿子的一套正义。奴隶能否成为主人的朋友？亚里士多德从正义的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作为工具来说，奴隶不过是活工具，工具不可能与人成为朋友；作为人来讲，人与人之间可以交友，因此奴隶可以与主人交朋友。
父亲可以不认儿子，但是儿子不能不认父亲，因为他欠父亲的永远偿还不完；每个人作出的贡献不同，应该接受的爱也不同；丈夫、父亲、国王应该比妻子、儿子、百姓受到更多的爱。美满的婚姻应该是男女各主其事，互不干涉。
亚里士多德按照自己的标准认为，最好的人应该可以骄傲，但是不能太过。不能看不起自己，可以鄙视该鄙视的人。这与基督教中完人的标准大不相同，也反映了教内教外的伦理差异。
拥有善最多的人，就是价值最高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中非常少见。之所以少见并不是拥有德行太困难，而是拥有德行靠的是权势和特殊身份。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伦理学从来都是和政治学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其次是贵族制。他认为君主和贵族是价值最高的，拥有德行最多的，但这也是普通老百姓学不来的。
这引发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伦理的，也可以说是政治的。如果一个社会根据自己的政治体制，将最好的资源只供给少数人享用，这是否是道德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这是道德的，民主主义者、基督教徒、斯多葛派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基督教徒与斯多葛派注重德行，认为德行是最美好的事物，正义在他们眼中影响很小。民主主义者注重权利和财产，最起码在政治领域内应该公平，要不然就是不正义的。
斯多葛派与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德行是不分身份的，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和奴隶主的德行不应该一样；前者认为骄傲是一种缺点，亚里士多德则提倡骄傲；前者赞赏谦卑，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谦卑有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有高低之分，理智德行最高。基督教则不承认德行有高低之分，为的是让所有世人，包括最底层的人也能拥有德行。
亚里士多德将伦理学与政治学联系到了一块，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能享有最高的德行。如果他的想法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社会，而非只为少数几个人着想，那么这种社会中就少不了人们之间的高低之分。管弦乐队中的小提琴要比双簧管重要得多，尽管谁都不能缺。这也体现在近代的政府体制中，近代的民主国家中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它多么民主，它都将权力集中在总统或者首相一个人身上。他们身上必须有不同于凡人的品质。人们对他的尊敬肯定多于普通工人，这种更多的尊敬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伦理”享有更多的德行。
基督教将德行与其他优点区分开来，更像我们今天。你会写诗、会画画，并不代表你是有德的；才能不是道德，并不是有才能就更容易进天堂。道德更重要的体现是如何选择，当面临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两个选择——一善一恶，或者有一个相对更善，做对了选择便是有道德的。道德的重点在于避免邪恶，而不在于选择积极。因此，并不是聪明的人就比愚蠢的人更有道德。这也使得很多优点被排斥在道德伦理之外。
这种观点在近代遭到了一些哲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先给“善”明确定义，然后再考虑如何实现。
伦理学中，德行有时被看做是目的，有时被看做是手段。亚里士多德将德行看做是手段，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但是又将德行包括在目的之内，灵魂以德行为目的进行追求，就能得到善。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实际行动中德行是手段，作为最高的理智的德行，它是目的。基督教中认为，道德本身比作为手段获得的结果更好，人们喜欢道德是因为它本身，而不是以它为手段产生的后果。好心有时候会办坏事，不管事成与否人们都喜欢“好心”，对结果则不然。除非将善定义为德行，不然所有的德行都是追求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大体同意这一点。
亚里士多德还在《伦理学》中拿出不少篇幅来谈论友谊，及其他感情问题。他认为完美的友谊只存在于德行高的人之间。人不应该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做朋友，因为身份有高低，付出得到的爱便有高低。也不能同神交朋友，因为神不爱我们。他还说善人会爱自己，恶人会恨自己，因此善人能同自己交朋友，恶人则不能。他还认为人是需要同类的动物，无论是好事坏事都愿意同朋友分享。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快乐不同于幸福，并提出三个观点：[1]快乐一直都是不好的；[2]个别快乐是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3]快乐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他用痛苦来反驳第一点，痛苦是不好的，那快乐就应该是好的。他还认为快乐不单是来自肉体。无论是什么动物，都会感到快乐，但只有人的快乐来自理智。他还认为神享受的快乐是单纯的。
到此为止，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都是常识的，下面是唯一不是常识的学说。他认为有德的行为造就幸福，越有德越幸福。最好的幸福是静观状态的，战争、动乱都是动态的。静观导致悠闲，悠闲是幸福的本质。次等的幸福是作为手段的德行。人不可能处于静态，但是动态中的生活依然分享着理智的神圣，哲学家最理智，因此是最幸福的。
谈到这里，《伦理学》便结束了，剩下几段是向下一章的过渡而已。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伦理学》的优点和缺点。与其他学说不同，伦理学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可以在天文学方面说亚里士多德错了，但是不能在伦理学上这样说。这里总结的三个问题既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也可以放到其他研究伦理学的哲学家身上。问题是：[1]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否存在内在一致性？[2]他在伦理学上的观点是否与他在其他学说上的观点相一致？[3]他的伦理学观点符合不符合我们个人的伦理观念？
下面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三个问题，依据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伦理理论。
[1]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大体是一致的。其中善就是幸福，幸福的体现是成功。这一学说非常好。德行有两个极端的中庸说则不太好，它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智静观；不过可以辩解说，德行的中庸之道与实践的德性有关，而与理智的德行无关。关于立法者，立法者应该引导青少年从生活中发现快乐；他同样可以引导青少年走入歧途，因此就有必要要求立法者拥有更高的智慧。这跟柏拉图的观点相似，领导者必须更有智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伦理学问题。
[2]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也不例外。他认为目的因在引导科学发展，这就暗含着他相信宇宙发展的目的论，即宇宙为了某一个目的而发展。他认为变化体现在“形式”的变化中，追求德行会增加“形式”变化，从而推动变化。他有一部分伦理学不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并没有与其他部分相违背。
（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强调不平等，这会让近代人感到别扭和不适，但是我们将其拿到自己身上来看的时候，发现这种不平等是存在的。他不但说不同地位的人享有不同的正义标准，还主张将最好的资源供少数人享用。
康德受基督教的观点影响，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个人发生争斗，怎样决定谁对谁错呢？没有地位之分，谁又该作出让步呢？边沁和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就是平等，如果两人发生冲突，应该让正义的一方获胜，也就是持有更多幸福的人、好人获胜，应该将幸福更多地分配给更有德行的人。按照这个观点，正义与否只考虑拥有的幸福量，与阶级、地位无关。这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观点不同。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观点流传至今，他们认为人或物都有界限，越界就是非正义的表现。人的能力、地位不同，界限也不同，或大或小。界限越大享有幸福越多，天经地义。
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感情色彩很淡，他谈到了许多人的苦难，但是并没有表现出仁慈。他很理性，也很铁血，将这些苦难归为罪恶。
也可以说《伦理学》是冷冰冰的，缺乏人类的温情，当时的哲学氛围便是如此。在他的阐述中透露着一股傲慢，没有一丝对他人的关怀。在道德描述上可以看出，他没有经历过多少苦难。他的学说适用于那些闲适的人，或者是无欲无求的人。但是对于苦难、对于宗教，他却没有提出什么建议。因此，《伦理学》终究是一本存在内在缺陷的书，作用不大。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集体偏见，但是重要性却非同一般，是此后至中世纪末许多规范制度的来源。这些政治学说对当代影响甚微，但是能很好地去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况。他在这些学说中很少提到国外的政治制度，有也只是顺口提及一下，甚至连亚历山大的帝国也没有提及。他完全沉浸在城邦制当中，并没有意识到城邦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将成为历史。希腊境内有众多城邦，这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实验基地。
正文之前亚里士多德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最佳的受孕时间应该是冬天刮北风的时候；下流的话会引导人做下流的事情，因此不能说下流的话；太早结婚的话，容易生下体弱多病的女儿，妻子变得淫荡，自己停止发育；最佳结婚年龄应该是女子十八岁，男子三十七岁。
正文之前的开场白结束后，进入正题。一开始，他就点明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是最高层的集体，国家存在的目的是至善。夫妻组建家庭，家庭结合为乡，乡结合为国家。人、家庭、国家中，国家性质最优，因为全体优于部分。例如，手被砍下来就不能称为手了，因为它失去了手的功能，只有依附于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同样，人脱离了国家也不能成事。他还认为人是最坏的动物，有了法律才得以纠正，国家是法律存在的根本。建立国家不仅仅是为了聚在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追求善。
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要讨论国家就先要讨论家庭。当时奴隶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中的主要关系便是夫妻、父子、主奴。当时主奴的地位差别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奴隶生来就是奴隶。并且，奴隶不能是希腊人，必须是外族人。当时还可以将战俘作为奴隶，战争总是被奴役的人发动的，任何不甘心被奴役的人发动战争总被看做是正义的，没有人认为自己天生就该被奴役，那究竟谁该被奴役呢？战争结果被看做是上天的旨意。于是，胜利一方便是主人，失败一方便是奴隶。
贸易方面的讨论引发了争议。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例如，鞋子用来穿是正当的，用来卖钱则是不正当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贸易也不例外。交换地产、房产被认为是自然的，其余生意都是不自然的，因为它们不可控。高利贷是最不自然的，因为钱的用途是交换，而高利贷的那种钱生钱则违背了钱的自然用途。
R.H.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时候，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
高利贷的定义古今有所不同，现在是指高利息贷款，古时候则指一切收利息的贷款。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有一部分人扮演债务人的角色，有一部分人扮演债权人的角色。每一部分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债权人赞成收利息，而债务人则反对。一般而言，地主都是债务人，商人则是债权人。亚里士多德代表的贵族阶级，以及后来教会的资产主要是土地，所以他们反对收利息；犹太人为代表的商人的主要资产便是资金，所以他们赞成收利息。
之后随着教会人员开始经商，哲学家以学校工资为收入，摆脱了与土地的关系，所以关于高利贷的争论现已经不复存在。
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很糟糕。他反对柏拉图将家庭取消，大家一起过集体主义生活。柏拉图觉得让孩子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便会像对待父母般对待任何人。反之父母也一样。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同的爱便是共同的忽视，对每一个人都好，其实便是对每一个人都不好。他还反对集体主义，我也赞成这一点，我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消除家庭，过集体主义生活使得整个国家看上去更像是僧院，只不过不用单身。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所说的集体主义，会导致人懒惰。相对来说，私有制更好一些。如果私心太重也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号召人们要有同情心和学会慷慨。甘于奉献的前提必须是私有制。
亚里士多德一直说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地位不同的人能否平等参政呢？有人认为可以，他则反对。
政府的好坏体现在它是为了谁的利益，若是为了全体利益则是好政府，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则是坏政府。好政府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坏政府也有三种：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他认为，统治者的道德水平是决定政府好坏的关键。贵族有德，而寡头有钱，有钱不一定有德。按照德行中庸说，他认为最有德的人，同时还需要有适量的资产，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善的人。民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就在于，共和制中有寡头制的成分。而君主制与僭主制只存在伦理上的差别。
当统治者是富人且不考虑穷人利益时便是寡头政府，而当穷人有权利，但是不考虑富人利益时便是民主政府。
君主制好于贵族制，贵族制又好于共和制；民主制好于寡头制，寡头制又好于僭主制。这样，亚里士多德变相地赞扬了民主制。
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批评民主制，当时的民主与现在含义不同。民主选举行政官的方式是抽签，法庭成员也是抽签选出的公民，公民大会高于法律。因此公民很容易被误导作出错误决定。
亚里士多德曾经拿出很大篇幅讨论革命。当时的革命主要是寡头制与民主制的冲突，民主制代表人人平等的理想，寡头制代表有才能的人享有更多权利的现实。两边代表了两种正义，寡头制精力更旺盛，比民主制更容易掀起革命。
社会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收入的不平等。寡头制的拥护者便坚信财富与德行是成正比的，财富越多德行越多，财富越少德行越少。他们的例子是真正正直的人不可能去乞讨。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人的收入应该是适量的，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这些观点都是谬论的。
亚里士多德还讽刺了僭主制。他认为要想维持这种制度就必须使出一切卑鄙手段对付百姓，或者让全民信仰并沉迷于一种宗教，这些方法被历史证明无一奏效。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应该追求对外扩张，因为那不是国家的目的。但是征讨野蛮人是可以的。希腊人之间不应该征战，因为希腊人不是野蛮人，也不应该是奴隶。尽管战争有时是达到和平的手段，但是国家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既然不赞成扩张，那一个城邦的面积多大才算是合理呢？他认为国家太大则无法管理，能满足自己需求，公民间互相认识以保证诉讼和选举的公正，这样即可。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能太大，这是错误的。国家若是太小就不能在战争中保护自己。国家的大小应该取决于自我保护能力和工业技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城邦制，根本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今天一个小城邦想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独立需要具备击败一切敌人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定义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公民不应该从商，也不应该当农民。因为公民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应该耕种的是奴隶。北方人蛮横，南方人聪慧，所以北方人应该做奴隶。希腊人智勇双全，团结起来的话足以统治全世界。
《政治学》在最后部分中讨论的是教育，这种教育只面向公民的孩子，奴隶们则是学习技术。制度不同，教育则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假设制度给每一个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孩子们学习各种知识，也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许学做生意，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不能达到专业标准；可以学习绘画、音乐，目的是为了欣赏美，而不是表现自己。总之，教育的目的是有“德行”，而不是有用。
教育应该造就什么样的人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德才兼备的人。这种人不会存在于普通人中，而是存在于条件优越的贵族中。雅典的伯利克里统治时代这种人很多，后来他们被没有文化的人打败，再之后这些贵族便用一切下流手段迫害对方，以保全富人阶级。苏格拉底之后，雅典仍旧是文化中心，而政权则落到野蛮的军人政权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其中罗马帝国时期尤甚。
随着雅典的伯利克里时代的结束，有文化的富人阶级开始与穷人对抗，对抗过程中前者变得越来越与后者相似，没有文化可言。加之后来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古时候那种有文化的富人阶级逐渐消失了。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在研究过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着巨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学领域。逻辑学领域中，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地位一直保持着，整个中世纪是如此，文艺复兴之后还是如此。直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坚持着旧的体系，不肯承认近代逻辑学的发展。从后代的推崇来看，他在这一领域比前人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生命力顽强，至今仍然被人们争论来争论去。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提出了三段论学说。三段论就是将一个论证分成三部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例如：
人都会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三段论有多种形式，比如上面的话还可以用另外的形式说：没有人能逃脱死亡；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不能逃脱死亡。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推论都可以归结为三段论的形式，这一点得到后人中他的崇拜者的认可。如果把所有论证都以三段论的形式列出，是对是错一眼便知。
三段论学说开创了形式逻辑，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伟大的。但是它本身也有问题，下面是我总结的三个问题：
[1]三段论形式的问题。
[2]推论还有其他形式，对三段论给予的评价太高。
[3]对于演绎法这种论证形式，给予评价过高。
下面是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解释。
[1]三段论这种论证形式存在缺点。举例来说：“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句话中，“苏格拉底会死”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亲眼见证了他的死，见到了他的尸体。那“所有人都会死”是否正确呢？很多人认为是正确的，但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所以说所有人都会死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说三段论的论证形式是有缺陷的。
（２）三段论仅仅是论证推断形式中的一种。数学中有大量的推断、论证部分，但是几乎用不到三段论。如果强行运用，将会让论证结果没有说服力。例如你去买东西别人找钱这样的算术题就不适合用三段论。逻辑中也有不能转化为三段论的论证，例如：“马是动物，所以马头是动物的头。”由此可知，三段论不是唯一的论证形式，也不是论证形式中最权威的。很多人由于崇拜亚里士多德，而被他引入歧途。
[3]过高地估计了演绎法这种论证形式。演绎法是帮助人们获得知识的一种推断方法，希腊人偏爱这种方法，并给予了过高的、不适当的评价。柏拉图便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更客观一点，多次承认归纳法也很重要。但是对于演绎法的评价还是过高。
举例来说：“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句话中，说“苏格拉底会死”的原因是“所有人都会死”，这是不严谨的。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会死，只可以说“一百五十年前出生的人都已经死了”之类的。所以“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这种说法，其实不是演绎法，而是归纳法。
大多数推论都是运用的归纳法，而被当时的希腊人误认为是演绎法。真正的演绎法只出现在法律和神学中，因为它们中的前提都是规定死的，没有疑问的。
对三段论的探讨出现在《分析前篇》中，此外的《范畴篇》虽然篇幅很短，但也是非常重要的。
“范畴”这个词我不懂它的含义，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都提到过它。亚里士多德将范畴分为十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形态、状况、活动、遭遇。并给范畴下了定义，大意是：一个字的意义，不能再进行拆分，只包含一种意义，它便代表了十种范畴中的一种。
“实体”是一个人或物的个体。某一类人或物也可以被称作实体，但是这种实体容易造成歧义，容易引人走向形而上学。
《分析后篇》中探讨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演绎法、三段论中的前提是如何得来的？这个前提是未经证明的，但又必须是为我们所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认识来自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定义便是对事物本质的描述，这种认识影响至今。我认为这种认识有问题。
事物的“本质”是一些若是失去就会使得事物性质改变的东西。无论是高兴中的、苦恼中的，还是健康的、虚弱的苏格拉底都是苏格拉底，看来这些不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本质是苏格拉底是人。“本质”不过是一个语言游戏，我们很多时候在不同情况下，对略有不同的事物，用同一种称呼。这都是为了语言表达上的方便，对这些事物来说没有什么本质可言。
亚里士多德对“实体”这个概念的解释也是形而上学的。我们把苏格拉底一生发生的事情安到一个叫史密斯的人头上照样成立。他认为实体是性质的主体，各种性质都必须依附于主体存在。比如人的各种性质都是依附于人本身的，人便是主体。但是，当我们把各种性质都从主体上撤离以后便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剩下。好比，我们剥开层层装饰，发现里面空无一物。
进一步说，“实体”是把一堆事件集合到一起的方式。我们一提起史密斯先生，就想到他的穿着、他的声音、他的相貌，等等。如果没有了这些事件，那史密斯先生便什么也不是了。再比如，“法兰西”也是一个集合，一提到它我们便会想到法国国旗、法国地图、法语、巴黎，等等。没有一件确切的实物就叫法兰西。
总的来说，把语言学上的主语、谓语的关系硬套在现实中，其中的主语便称之为实体。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
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讨论到此为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三段论之外，其他知识点都是错误的。就连三段论，也被亚里士多德高估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知识在今天已经过时了，但是它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可惜这些学说没有产生在希腊思想鼎盛时期，没有经受大家的讨论、思考。它出现在希腊思想创造期的末期，未经检验便被奉为权威。等到两千年后人们试图寻找真理的时候，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不仅仅是逻辑学，在科学、哲学方面也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这一章要讨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论天》两本书。这两本书中的内容到伽利略之前，一直是科学领域的权威。虽然今天看来这些内容已经过时，但是研究哲学史的人不能将其忽略。
古时候人的想象力同今天不一样，亚里士多德小时候不会像今天小孩子一样，学习力学。如今一说到力学，孩子们便会想到机械，想到飞机大炮。而当时由于科学知识少，人们的想象更宽广。
古代的希腊人在对运动的研究中，没有想到要从运动中提炼出纯粹的力学知识。他们想到的只是研究动物和天体的运动。现代人将动物本身的结构看做是一架机器，而希腊人则把所有运动都看做是同动物运动一样。他们将能否运动作为识别活的动物的标准。
天体运动同动物运动的区别在于它们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运动被认为是完美的。当时的希腊人将日月看做是神，是神按照精确的几何轨道在推动它们运动。因此运动的根源被认为是“意志”。动物运动是动物的意志，天体运动是神的意志。
上面这些便是亚里士多德那时候的人们从事科学、物理研究的时代背景。下面谈的是亚里士多德具体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书中的“物理”被翻译成“自然”，这个“自然”与我们平时说的自然略有不同。这是一个很含糊的字眼，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件事物的“自然”性便是它存在的目的。例如，一个橡子的自然性就是指它将来要长成一棵橡树。这其中就蕴涵着目的论，有的事物是自然存在，比如动植物；有的则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存在。
有人认为自然是含有目的性的，还有人认为自然没有目的性，只不过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反对恩培多克勒有关进化的学说，他认为一件事情结束后，最后的结果便是之前所有运动的目的，这就是这件事物的自然性。
这种对“自然”的认识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甚至误导了伦理学的发展方向，错误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便是一件事物正在向另外一件事物发展。这一点是不对的，事物的运动是相对的，A向B运动的同时，B也在向A运动。把其中一方看做是静止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意义的。
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时间，当时有人认为时间是不存在的，因为时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我们之前流逝走的；另一部分是还没有到来的。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时间是存在的，因为时间可以被计数。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可能把时间当成了岁月或者日子一类的概念。
只有柏拉图认为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也反对柏拉图。但是，后来的基督教站在了柏拉图这一边，因为他们认为宇宙是有的。
《物理学》中最后谈到了“不动的推动者”，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谈《形而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谈过了。接下来要谈的是《论天》中的天体运动。
《论天》中的观点奇特而有趣：以月亮为分界线，月亮以下的东西是有生死的，以上的东西是永恒的。大地位于月亮以下，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构成；月亮以上的部分由第五种元素构成。地面的四种元素的自然运动是直线运动，而第五种元素是做绕圆运动。月亮以上的天体，越往上越神圣。
这些理论同样为后来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例如，可以燃尽的彗星应该属于月亮以下吗？地面上的运动是直线的，那么平行发射出去的物体是如何落地的呢？伽利略发现它们不是之前认为的垂直落地，而是抛物线落地，这个发现吓坏了当时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再后来，伽利略同开普勒和哥白尼逐步论证了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是绕着太阳旋转，这个观点当时不仅与教会神学违背，也遭到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抵制。
他认为天体是永恒的，这一点在后来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包括太阳在内的天体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今发现的所有事物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的天体永恒论，归根结底来自对日月的宗教崇拜。
希腊早期的数学与天文学
这一章中要讨论的是数学，数学与哲学关系亲密。相对于艺术、哲学、文学方面，希腊人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更令人信服。他们的天文观察从很早就开始了，而几乎所有的数学证明方法都是源自希腊。
从一些有趣的历史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希腊的数学如此发达。传说泰勒斯在埃及的时候，奉命测量金字塔的高度。他在身高同影子相等时，去测量金字塔的影子，从而得知金字塔的高度。传说祭司们受到神的旨意，要求他们将神像体积增大一倍。祭司们试图将原神像边长增加一倍，结果神像体积增大了八倍。一筹莫展的他们只好将这个问题交给柏拉图解决，这个问题被几何学家研究了几个世纪。这个问题便是给2开平方的问题。
关于求2的平方根的问题，早在毕达哥拉斯时期就存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还通过各种方法去求它的近似值。
很多人都认为毕达哥拉斯在数学上作出了很多贡献，例如：直角三角形中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直角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等等。
2的平方根是最早被研究的无理数，之后狄奥多罗斯、泰阿泰德都曾经研究过其他无理数。德谟克利特甚至还写过一篇关于无理数的论文，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曾经提及过这篇论文，只可惜现在已经没人知道论文的内容。
对无理数的研究推动了欧多克索斯在数学方面的发现。在他之前已经有了关于比例的算数理论，即ａ乘ｄ等于ｂ乘ｃ，则ａ比ｂ就等于ｃ比ｄ。他发明了关于比例的几何理论，打破了在算数理论中只能是有理数的界定。
欧多克索斯在积分学上也有研究成果，这个成果后来被阿基米德推广开来，得到了“阿基米德公理”。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00年生活在亚历山大港。《几何原本》中的多数内容虽不是他所创，但是其中的框架都是来源于他。他在证明平行线的平行定理中显现了高超的智慧。他在无理数、立体几何、正多面体方面都有研究。
《几何原本》被看做是欧几里得的著作，它是希腊数学的里程碑，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的缺点是运用的方法都是演绎法，有局限性；并且根据假设进行推论，假设的正确与否没有保证。
在欧几里得所处的时代，数学研究只是在理论阶段，没有实用价值。直到十七世纪伽利略发现抛物线运动，才发现古希腊人研究的圆锥曲线的实际用处。当今各个领域所用到的许多数学知识，都是出自古希腊人凭借兴趣进行的研究。
阿拉伯人比罗马人更懂得欣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有关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最早的拉丁文译本是从阿拉伯语译本翻译过来的，当时是公元1120年。之后西方才逐渐恢复了对几何学的研究，到文艺复兴时才取得较大的进步。
除了数学以外，希腊人在天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也很辉煌。希腊之前，埃及与巴比伦在天文学上都有所成就，为希腊天文学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们记录行星轨迹，能预测月食发生的时间；巴比伦人还将直角规定为九十度，每一度规定为六十分。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希腊的一些成就。有人认为我们脚下的大地是浮动的，就像海上的船一样。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说法，他的理由是如果大地真是浮动的，那它没有理由向一边浮动而不向另一边浮动。这就像那头被饿死的蠢驴，左右两边是一样的草，它没有理由吃一边的而不去吃另一边的。
毕达哥拉斯根据审美的需求假设地球是球形的，科学的理由不久后也被发现。毕达哥拉斯学派根据月食时地影的形状，判断地球是球形的。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地球是平的，他最早发现了月亮的光是反射光。他们认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星球都是在圆形运动，但不是围绕太阳，而是“中心的火”，太阳的光是反射自“中心的火”。
这些学说虽然不科学，有许多幻想成分，但是十分重要。它们是后来哥白尼进行假设的基础条件。他们认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只是一颗普通星球。这些说法将人类从地球中心说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为发展科学创造环境。
后来，恩诺皮德斯根据黄道斜角得知太阳与地球之间的大小关系，赫拉克利德发现了金星和水星的运行轨道，那就是绕太阳运动。他还提出了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周的说法。
阿里斯塔克斯的生活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30年。古代天文学家中他的人气最高，因为他最早提出包括地球在内的星球都围绕太阳旋转，同时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周。这个观点可能是他晚期的认识，因为在他唯一流传下来的书中没有提及这一点。无论如何，他提出过太阳中心说的事实是没有疑问的。阿基米德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阿基米德比阿里斯塔克斯年轻二十五岁，他在给叙拉古国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阿里斯塔克斯的太阳中心说。在普鲁塔克、艾修斯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书中都提到了阿里斯塔克斯提出太阳中心说这件事。
当时阿里斯塔克斯提出的太阳中心说只是一种假说，后来塞琉古将这种假说明确下来，但在当时没有受到广泛接受。希巴古就明确表示反对，希巴古被希斯称为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他最早发现了三角学，发现了岁差，还计算过日月的大小和间距，并记录下了580颗恒星的经纬度。他改进了周转圆的理论就是为了反对太阳中心说，这种理论后来成了托勒密体系的基础。
后来在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的时候，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阿里斯塔克斯。哥白尼认为他是自己学说的有力支持者。
古人们在进行有关天体的运算时，方法上没有问题，但是缺乏精密仪器。不过，这更让他们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埃拉托斯特尼计算的地球直径只比实际少50英里，托勒密推算月亮与地球的平均距离与实际距离相差无几。只是他们之中没有人能大体推算出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离正确答案最接近的是波希多尼，他认为是地球直径的6546倍，而正确答案是11726倍。
古希腊的天文学知识中全是几何学因素，没有力的因素。牛顿将力的因素引进到天文学当中。不过，后来爱因斯坦在普遍相对论中又摒弃了力的因素。
在天文学上，阿基米德和亚婆罗尼是两位伟大的人物。阿基米德是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流体静力学家；亚婆罗尼的主要贡献是对圆锥曲线的研究。他们对哲学的影响不是太大，所以不再多作说明。
这两人处于当时时代的末期，之后随着罗马入侵，希腊思想随着政治上的沦陷变得停滞。后人开始无限制地崇拜前人的学说，停止了继续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