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宗教_现代中国学术论衡_钱穆
（一）
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此一问题，深值研寻，加以阐扬。
宗教重信，中国人亦重信。如孝、弟、忠、信，五常之仁、义、礼、智、信。惟西方宗教信在外，信者与所信，分别为二。中国则为人与人相交之信，而所重又在内。重自信，信其己，信其心。信与所信和合为一。孔子曰："天生德于予。"《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言："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国人观念中之天，即在其一己性命内。所谓"通天人，一内外"者，主要即在此。离于己，离于心，则亦无天可言。故中国人所最重要者，乃为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
中国人亦非不重神，但神不专在天，不专属上帝，亦在人在物。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圣人即是一神。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圣人之更高境界，即当为一天人，即神人。圣之与天与神，亦和合为一，故尊圣即可谓乃中国之宗教。
中国人亦非不信有灵魂。古人言魂魄，魂指心之灵，魂指体之能。又言人之死，骨肉腐于土，魂气则无不之。则魂魄虽和合为一，亦可分别为二。魄附于身，魂在心，乃可流散于外，有不与其躯体以俱尽者。其实躯体腐烂，亦化为气，同一流散。惟中国人之视心身则有别，即视魂魄有别，亦即视神物有别。中国人乃于和合中见分别，亦即于分别中见和合。虽有分别，仍浑然和合为一体。西方人天与人别，内与外别，仅主分别，不复和合。但谓中国人有和合，不再有分别，则亦失之。
人死为鬼，鬼与人有分别，鬼与神亦仍然有分别。人之生，其心能通于他人之心，能通于古人之心，又能通于后世人之心，则此心即通于天地而为神。但不能人人之心如此。不能如此，则为一小人，其死则为鬼，不为神。惟有共同之心，则生为圣为神，通于天，而无死生之别。中国古人称之曰不朽。朽者在物在身，不在心。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皆指心言。
人文之不朽依于自然之不灭。中国人亦言心气、性气、生气、魂气、神气。亦言天气、地气、山川之气。凡言气皆自然。又言才气，而不言德气。才亦人人俱有，见于外，属自然。德存于内，学养所成，属人文。韩愈言："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西方人亦言性，而不言德。德则为中国人独有之观念，而为其他民族所少见。神可有德，而鬼则无德。若其有德，则亦为神，不为鬼矣。
人死而魂气无不之，生者之心则追念不已，而希其归来，故有招魂之礼。又设为神位，希其魂气之常主于此而不散。如生则魂气常主于身，今则以木代身，希魂气之常驻。至于躯体，则必朽腐，埋葬之而已。此为中国人重魂不重魄一证。但人死后是否有魂，此魂是否能归来常驻此木，此则有待人之信。西方宗教，信不求证。如上帝，如天堂，如灵魂，信其有，斯止矣。在科学与生物进化论上有种种反证，但宗教信者可以置之一旁不理不论。则宗教与科学及生物进化论，可以显相分别，而不害其各有存在，各有发展。但中国则不然。必求和合，凡信必求证，所谓无证不信是也。则人死之有魂气存在，又于何证之。曰，皆信之吾心，无反证即可矣。以信在心，无反证，即心安而理得，故可信也。
生人见鬼，东汉王充疑之。谓人有生死，衣服无生死，何以生人见鬼亦穿衣服。此之谓反证。但鬼是一具体，而魂气乃一抽象。具体可寻反证，抽象则不可求反证。魂兮来归，无反证可得，则可信之而心安矣。骨肉葬于土，恐有发掘，故设为坟墓，岁时祭拜，斯亦心安。祠堂神主，魂气所归，则可晨夕敬礼，其侍奉较之坟墓骨肉，殷勤尤远过之。
西方之上帝乃一具体存在，中国之天则属抽象存在。具体必求证，而上帝之在人世，则无可证。故耶稣言，凯撒之事凯撒管，为其无可证，乃分上帝凯撒而二之。耶稣钉死十字架上，乃凯撒事，上帝亦不能管。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故使其信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亦要管凯撒事，庶不致再上十字架。然而既持刀，而人世战争不必尽能胜，则上帝神灵岂不有反证。耶回二教同一上帝，究竟孰真孰假，谁是谁非，此亦无证，但亦可互作反证矣。
西方人信上帝，又信有魔鬼。上帝具偌大神力，宜可使不再有魔鬼之存在。信有魔鬼，亦即信上帝一反证。西方人仅重其所信，乃不重信者。信者受魔鬼扰，则其灵魂受灾祸。得上帝保佑，而灾祸始免。中国人则信其己，魔鬼上帝皆在己之一心。己心不受魔鬼之扰，则魔鬼亦无以扰之。魔鬼上帝之于己心，亦和合为一。而外力所在，有所不计。乃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惟尊一己之德性，置身之死生于度外者。
中国既更重在信者之自身，则生平行事，果使问心无愧，纵不侍奉上帝，上帝亦不加罚。即如为臣事君，果使尽日祈祷，希君加赏，使遇明君，则决当斥之，不使在朝矣。中国人所重乃在己之道义，不计身外之功利。以农事为证，己之耕耘，必配合之于天时地理五谷之性。己之所能尽力者有限。故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惟求自尽己责。但业商者不如此想。其贸易谋利，乃是一种功利，非道义。功利则须仗不可知之外力，于是信仰其外在者，惟求于己有功有利。如上帝，能使己之灵魂死后上天堂。则其宗教信仰，亦属一种功利观。
《尚书·太甲篇》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农夫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则遇天时水旱，可以无患矣。是天作孽犹可违也。使己不负耕耘之责，则百亩之地，宁不荒芜，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商业民族则不如此想，贸易求利，其外在所遇不可知，此乃西方宗教信仰崇奉外力所由起。
印度释迦所提倡之佛教，虽亦同是宗教，然与西方耶回二教有大不同处。一则释迦言涅槃，乃抽象辞，与耶回二教之上帝天堂为具体性者不同。二则释迦言尘世生老病死四苦，皆由生前作业来。生前作业，乃人类本身事，与耶回二教之信灵魂非人世现实者又不同。三则释迦乃以一皇太子离家出走，菩提树下得悟，又经修炼始成佛，与耶稣穆罕默德之自始即由上帝命其传教，初不经由其自身之特殊修炼者尤不同。信佛教，同经修炼，同得成佛。耶回二教，信者仅得灵魂上天堂，决不得同成为耶稣与穆罕默德，此又大不同。又佛教虽信者同得成佛，则依信者各自之修炼，又递有阶梯，如佛之下有菩萨，菩萨又分十地。耶回二教信徒则一律平等，同此祈祷，同此歌颂。仅任职教会者，有地位之不同。教皇乃经选举，已凯撒化。及其死，亦仅得灵魂上天堂而止。抑且诸佛乃在诸天上，即诸天亦来听佛法。耶回教中之上帝，则绝不来听耶稣与穆罕默德以及历代教主之传道。故耶回二教，乃于平等上有极大一不平等。佛教则于不平等上有绝大一平等。此皆其大不同处。
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对人生则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证。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之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盛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
印度地居热带，生活易足，人心懒于工作，易于厌世。中国地居温带，以农立国，勤劳节俭，乃为生之本。故佛教主出世，而中国人则安于入世。此乃中印双方之大不同处。西方人入世必尚争，中国人入世则尚和。此又中西双方之大不同处。
和则生乐。中国人言"乐天知命"，乐天即知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天之所命于己者，此即为己之道。中国人言道，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大者为仁。曾子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道即人道，亦即天道。以为己任，则即为己之道。死而己之责任方尽，乃得休息。惟仍有后人，继续任此一大任。此为中国信仰之特殊处。
人之生必归于死，此亦天命，人人易知。人之生必付以一番责任，此则非人人所知。天既付人以责，又必付人以能任此责之一番才能，中国人称此曰德。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是也。此德亦称之曰性。《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是也。然人具此德性，未必能发挥为才能，以善尽此责，则必待于学。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乃天命之性，而学则是为己之道。人必先学而后教。苟其不学，又何以教。孔子曰："学不厌，教不倦。"学而不教，斯亦可谓之不仁。但学在先，教在后，故宗教之在中国不盛，而惟学为盛。《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字即为一学字，此可证矣。故宗教信在外，而中国人则信在内，首当信己之能学。
己之学，首要则在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是也。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故中国人之教，乃教人立志为学，其所学则为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也。其道则曰为己之道，以达于人道，通于天道。其发端则在己之一心，其归极亦在己之一心。故若谓中国有教，其教当谓之心教。信者乃己之心，所信亦同此心。其实世界人类其他各宗教亦可谓同是一心教。欧洲人之心，在其各自之个人，本无心于斯世斯人，其所奉之教，乃犹太人耶稣所创立。耶稣已预为欧洲人留下一地位，曰："凯撒事凯撒管。"但不仅耶稣上了十字架，直到近代之核子武器，皆属凯撒事，上帝不能管，此亦见欧洲人之心。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矣。
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此亦阿拉伯人之心。离家兀坐山洞中，或大树下，此为印度人之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中国人之心。凡教必本于心，此亦中国古人所创之人文大道，可以证之当前全世界之人类而信矣。
近代中国人则惟西方是慕，然不热衷于其宗教，独倾心于其科学，此选择亦可谓妙得其宗矣。科技为今日国人所竞崇，先以赚人钱，最后必达于要人命。核子武器诚属科技之最尖端。果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幸不发生，而科技继续进展，则必有不上战场，核武器不待使用，而更有不见痕迹之新杀人利器之出现。如是则世界真有末日，而死者灵魂尽得上天堂，一切事尽由上帝管，更不由凯撒管，耶稣之言，亦久而有验。耶稣之最先宗旨亦或可由此而达矣。我诚不胜其为灵魂界庆贺，但亦不胜为生命界悲悼矣。然果使人心能变，人同此心，孔子魂气依然流散天地间，则或有中国人所崇奉之心教之所想像之一境之出现。纵不在中国，或可出现于西方。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亦安知其必无此一可能。此其为中国信仰之最后希望乎？我日祷之，我日祷之。
一神多神，又为近代国人衡评中西宗教信仰高下一标准。惟中国之多神，亦中国人心一表现。凡中国人所亲所敬，必尊以为神。如父母生我，乃及历代祖宗，皆尊以为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纵历数千年以上，中国人亦必尊以为神。士农工商四业，除商业外，孔子为至圣先师可不论，如稷为农神，夔为乐神，其他百工尊以为神者难缕举。自人文界推至自然界，吾心亦莫不有敬有亲。敬而不亲，于心有憾。亲而不敬，于心有愧。故天地亦如父母同尊为神。敬之与亲有间，则礼生焉。礼者，体也。天地万物，实与心为一体。而此体之本，则在我之心，此即孔子之所谓仁，而中庸则谓之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于我心而见其真实不二，斯得之矣。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然非礼亦无以见仁，犹之无躯体亦无以生魂气。故中国人言天必言地，苟非有地，则亦不见有天之存在。故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夫子之自言则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之文章亦惟子贡之徒乃始得闻。故中国人之教，以心之亲为先，以心之敬为后。知其亲，仁也。知其敬，则为智。而教亲教敬，则重在行。行之真实不虚，则礼是矣。礼不仅在人与人之交往，又必遍及于凡可亲而敬者。故在家有灶神，乡村有土地神，城区有城隍神。名山大川，所至有神。远之有太阳神、月神、北斗星神。吾生四围，凡所接触，多所敬，多所亲，遂多尊以为神。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则心与神为一。通天人，合内外，皆此心，皆有神，皆有礼。则天地亦只是一篇大文章，故中国人之教亦称文教，又称礼教，则多神又何鄙夷之有。
中国人又常神圣连言。圣言其德，神言其能。如谓神工神能是也。工能见于外，而德则存之内。然苟使无德，又何来此工能。西方人重能不重德，凡神皆以其工能言，而不称其德。近代国人则以己所尊崇之德，转以奉之西方。如耶稣诞称圣诞，新旧约称圣经。其他凡耶教中一切皆称圣，如称圣约翰圣彼得神圣罗马帝国等是矣。甚至奥林匹克运动会传递火把，亦称圣火。但中国观念神在外，圣在内，惟通天人一内外，乃以神圣连称。如中国人称天地君亲师，纵亦言天地之大德，终不言圣天圣地，亦不言天圣地圣。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即在此。人有圣德，而可上通于神，则在其魂气，不在其躯魄。故中国人之于政治领袖，亦只希其为圣，断不以神望之。至如父母，则不必尽为圣，所谓父子不责善是也。而亲之更胜于天地。亲之，斯亦敬之矣。父母可与天地同敬，而君王天子则决不能与父母同亲。至于师，则可敬亦可亲，所谓心丧三年，则师之由敬得亲，而其亲乃可等于父母。君虽当敬，但亲不如师。犹之地之可亲，亦胜于天。此其当亲当敬，可亲可敬，岂非皆一本于己心。故中国之教亦称名教。天地君亲师，皆于其一体中分别所立之名。惟此体则本之一心。而此心则即古人之所谓魂气也。由是言之，故惟孔子魂气不散，宜为吾国人惟一之信仰所在矣。则果谓中国亦有宗教，宜称为孔教，亦无疑。
（二）
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佛教东来始有之，然不占重要地位。又久而中国化，其宗教之意味遂亦变。
中国文化最重教育，即政治亦教育化，周公之制礼作乐是也。周公用之于政治，孔子播之于社会，儒家精神乃以教育为主。为儒则必为师，尊师重道，又为中国文化传统主要精神所在。
中国人之教，为师者必为其弟子留下地步。中国人之政，在上者亦必为在下者留地步。君臣相处有礼，庶可乐。礼之流衍，有各种制度。一切限制与度数，皆为对方留地步，与掌握权力以把持其下之意义大不同。
礼者，于分别中见和合，于上下间见平等，而犹贵于死生人鬼之间得其通。周祚启于武王，但上推文王，又必上推后稷，以见大业之由来。故有宗庙之祭，乃教为君者勿存自尊自贵之心。先有列祖列宗，传递此业，又其上则有天。天人相通，先后相承，岂任一人所能独擅此大业。然则中国之礼，即中国之宗教，其原始尚远在周公之前，而传递则直达于近世。故亦可谓中国有宗教，而无教主。为之主者，即天，即上帝，即列祖列宗。其教直达于吾心，使吾心能上通于列祖列宗，以达于天，达于上帝，斯此大业乃可保持而弗失。非我能保持之，乃吾之列祖列宗得天与上帝之同意而始获保持之。
天子宗庙之祭，列国诸侯皆来陪祭。诸侯亦各有国，乃由中央天子之列祖列宗所封建。而得此封建，亦不在己，乃在其列祖列宗。故诸侯之归其国，又必各自祭其祖宗。更下至于庶民之受百亩而耕，亦祭其祖宗。尊祖敬宗之礼，固已下达于天下。礼不下庶人，非指此。此之谓宗法社会。
人之对其祖宗死者有礼，人与人相处亦有礼。父子兄弟夫妇相处，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君臣朋友相处，亦必各为其对方留地步。故五伦之间亦各有礼。礼者，体也。有礼则相互各有地位而共成为一体。父子相与即一体，慈孝主在心，见之行事即成礼。夫妇亦然，其他诸伦莫不然。
中国人所信在天，在上帝，在各自之祖宗。其所奉行，在各自当身人与人之间。而天帝祖宗，亦必为当世人群留地步，如是信，如是行，由此乃有人道。人道由天道来，亦由鬼道神道来。鬼亦人也，虽已死，而有其不死者仍留在人间。故此世界乃人鬼合一之世界。鬼世界即融合于人世界中，其主要乃在人之一心。身必有死，心可不死。此心寄在己之一身，亦寄在父子夫妇五伦大群间，并可寄在前世及后世之人间。周公孔子之心，即上承其前世人心来，亦仍寄在后世之人心。
孔子继周公而起，即周公之心以为心。孔子之心与周公之心相通，故时梦见周公。此心孔子称之曰仁。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继周公，即敬周公之心。故周孔之教，亦可谓之心教。周公礼乐，主要使用在政治。孔子仁道之教，则推广以及于全社会全人群。周公孔子非为宗教主，而后代中国人信奉周公孔子，至少当不下于佛教之信奉释迦，耶教之信奉耶稣。
在朝当政，则当信奉周公以为政。在野不当政而当教，则当信奉孔子以为教。中国儒家毕生所志即在此。政教对象在于外，而治之教之之大任，则归本于己之一心。其他民族之宗教，其所信，皆在外。中国宗教，则既信外，亦信内，而毋宁所信于内者当更重。其他宗教，莫不教其信者奉献其身于所信。而中国人之教，而教其修养所信于己身己心，而加以表现加以发扬，不啻教人各以释迦耶稣自任。此则其大异处。
佛教来中国，教人先出家。中国人生重家，其道大异。但后世中国社会，父母死必邀僧侣来家诵经念佛，超渡亡魂，僧侣亦乐为之。实则僧侣心中亦各有其父母之存在。此即佛法中国化之一证。又佛教主人身地、水、风、火，四大皆空，既不主有人世界，自不主有鬼世界。但以此心悟此法，佛心佛法，则可常存宇宙间。中国佛教乃专从此方面来加发挥，来加宣扬。此心此法即此道，此道弥满天地间，则为佛教中国化之更大表现。此心此道，则以己为之主，故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则人世界即可为佛世界，实即人世界即可为圣贤太平世界。此又中国人生理想之所在。
每一宗教各奉一教主，耶回两教皆然。佛教分大乘小乘。释迦最先所说或仅属小乘，此后异说宗派纷起，遂有大乘。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大乘佛学己趋哲学化。但说法日分，则教主被信奉之地位亦日降。佛教在印度，终于衰落，亦此之故。其来中国，则惟传大乘，宗派更日增，而益见佛教之盛。此亦中国民族性情使然。
中国先秦有诸子百家，一师授教，学者称弟子，其教称为家言。家言亦有分歧，儒分为八，墨分为三。此如子孙分家，但共戴一祖。祖下又分宗。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此乃中国之宗法精神。中国僧侣又为佛法判教，各宗各派尽认为释迦之说，但有先后之别。判法各不同，然仍同为一教，则不啻合西方之宗教与哲学而一之矣。此诚中国文化一大特色。
凡宗教，必为天下古今全人类立教，不为俗世一时一地一事立教。故成为一宗教，皆主出世。中国人则主要为俗世人立教，曰夫妇，曰父子，曰家国天下，斯亦古今人类共同皆然。惟中国之教更重在各自一己之奉行，孔子谓之为己之学。故中国人学尤重于教。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称愿，则是学者之自由。孔子已逝世，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求之己心，即得先圣人之教矣，故又曰："归而求之有余师。"此则教者与学者相平等，而吃紧则更在学者。孟子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不言人皆可以为孔子。此因尊师重道，孔子始立教，故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而自孔子以下，再不尊奉人为圣。颜子孟子皆称亚圣，则孔子不啻为中国人之教主矣。实则人人胥学，斯人人胥可为。故周濂溪曰："士希贤，贤希圣。"佛教中国化，亦称即身成佛，立地成佛，皆在一己，此即独立义。其为教，则主在淑世，此即博爱义。近代国人竞慕西化，群言自由平等独立博爱，实则中国人之为教为学，已尽此四者而有之。
孟子又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西方哲学探求真善美，皆在外。如孟子言，则真善美三者同在己之一身一心，无待外求。则中国之教与学，已并西方之哲学与宗教而一之。而在中国，则无宗教，无哲学，此诚中国文化之深义所在。当商量，当涵养，不惮邃密深沉以求之。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同此性，即同具一天。耶教言天堂，与尘世别。中国人观念，天堂即在尘世，同在人之心。故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即人人已同得为一真实之信徒矣。修道之谓教，则如孔子。孔子无常师，又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三人中，一人即己，其他两人或有善或有不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人尽吾师也。何以知其善不善，则比较同行之二人而即见，故曰三人行。俗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是已。孟子谓"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若就宗教言，岂不先有信徒，始有教主。为教主者，乃学于信徒以为教。濂溪言"圣希天"，实则天已散在各人身上，各人心中，此所谓通天人，合内外。惟必以一己好学之心为之主，故《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唐以前中国人皆同尊周公孔子，则献身政治终为人生一大事。惟政教合，故孔子与周公同尊。及宋以后，乃改周孔为孔孟，又增以大学中庸定为四书，为人人所必读，其重要似犹过于五经。则教尤尚于政，学尤尚于仕。不必出身为仕，而人生大道亦可尽于己之一身。但终不谓凯撒事凯撒管，政治仍在此人生大道中。如信佛教，亦可不出家，为一居士。此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处。故中国人能信佛教，同时又能信回教耶教，而和平相处无冲突。庄老之徒，其后亦创为一道教。儒家则终不成为一教，更见为广大而高明矣。
中国民俗又有土地城隍，及其他诸鬼神之奉祠，并及于妖精百怪。此皆非道非释，不成为教。在上者或斥以为淫祠，但亦不严加废禁。亦见中国人性情之广大融通，不仅合天人，又合大地山川，并及宇宙万物而为一。要之，则主在人之一心。能慈能孝能忠能信，则随其宜而并容之。今国人则必斥之谓非宗教，非科学，非哲学。但就文学论，则此等亦有可为文学题材者。即如清初聊斋志异，乃民间一流传甚广之文学作品。以文学眼光视之，亦终不宜尽斥为迷信。故为中国社会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等亦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鳞一爪，不当摈弃不述。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孔子于鬼神，非信非不信。宗庙社稷，以至祖先祠堂，祭拜之礼，特以教敬，斯已矣。敬则仍在己之一心，务使己心能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与不知分，则信与不信亦难定。又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四者，西方文学，一切小说戏剧多好言之。西方宗教则惟上帝一神，与文学中言神有别。今人谓西方宗教乃一神论，实亦可谓之无神论。中国古诗三百首，以及离骚楚辞，皆言神，但与西方文学中之神不同，以其与怪、力、乱不同。故若谓中国有宗教，乃多神教，而孔子亦近神。汉赋及乐府，下至诗词散文，以及小说传奇，虽亦间有怪、力、乱，然皆非言怪、力、乱，乃别有所指。如水浒传乃以忠义为言，非倡乱。金瓶梅则及于乱矣，非乱于上，乃乱于下，非乱于国，乃乱于家，斯尤乱之甚者。然金瓶梅终为禁书，不得流传。聊斋志异言怪，亦非言怪。凡中国文学中言神，则莫不涵敬意。此见全部中国文学虽言怪、力、乱、神，亦无大违于孔子之教。近代国人乃以西方文学为宗，提倡新文学，怪、力、乱皆不排斥。而金瓶梅则以新文学观念再获提倡研究。亦有人言，提倡新文学势必达于非孔反孔，此亦一例矣。
又如平剧中有《白蛇传》一剧，白蛇为怪为乱，而法海则为神为力，双方斗法，白蛇负，被幽雷峰塔下。白蛇夫许仙官，乃一极平常人。然剧中表演，毋宁同情许仙官与白蛇精，而于法海之神通广大则转少赞赏。尤其是祭塔一幕，白蛇与其子相晤，唱辞哀怨，可使闻者泣下。夫妇母子，人伦大道，剧中寓意，亦不失中国文化大传统。惟偏在怪、力、乱、神方面，乃终成为一小说一戏剧，终非中国文学之正统。
今再言孔子何以不语怪、力、乱、神。姑再举一小例。余幼时亲见乡间有招魂术，一村妇口念咒语，能招亡魂附体发言。其言非亡魂亲人绝不知，而此村妇能言之。此术遍布中国全社会。类此术者尚多，今不缕举。凡此皆属神而怪。今国人尽斥此等为迷信，又谓其是一种低级信仰。中国人言魂魄，魄附体以俱灭，魂气则无不之，如孔子之魂气，岂不仍流布存在于今日之中国。村妇招魂及其他怪术，实皆有关魂气方面。若认此即为中国之宗教，则中国宗教中实涵有极多科学成分。即须有此下一种新科学加以深究与详阐，不得以西方科学所无，即尽斥之为不科学。但非积长时期多数人之研寻，不易遽得定论。孔子则志在人道，志在教人心能有信，能有敬，求之内，不求之外，所以不语怪、力、乱、神，并其言性与天道亦不可得而闻。
后起如道家阴阳家，多言自然，言宇宙万物，遂多转入人间迷信。傥能深究，实皆有关科学。英人李约瑟著中国科学史，乃谓中国科学源于道家。惟孔孟儒家则所重不在此。中国文化大体系偏重儒家一途，自然科学乃不能如西方之畅盛发展。若以为此乃中国文化之所短，实亦即中国文化之所长。盖中国亦自有科学，自有发展，特其途向不同，此亦中西文化体系之相异处。
孔子所常语者为礼，礼中必有鬼神，又所尊奉。惟礼非为鬼神而有，乃为己心而有，故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礼者，体也。主于中属于内者为心，见于外则为体。故礼必随时随地随事而变。心则一，无变。然必合内外乃成体，乃为一，而必多变，而变必归于一。故孔子之教，可谓之礼教。中国之政治，亦可谓之礼治。即中国之文学，亦必有礼之意义存其间。礼即此人文大体。亦可谓凡属宗教皆即礼，乃于人文之礼中求别创一礼，故宗教遂成为文化中之另一体。中国之礼，皆大通合一，故中国宗教，亦同在此文化大体系中，而可不别成为一体。
中国有吉、凶、军、宾、嘉五礼，治军亦一礼，故亦无力乱可言。若如今世西方之有核子武器与太空飞行，以中国观念言，则怪而进于神矣。其神为可尊乎？不可尊乎？要之，已不在礼中。礼必有常，又必合内外以成体。核子武器乃分裂敌我，显为二，不为一，又不可常。故治军果有礼，核子武器绝不在其内。周孔之言礼，亦可谓其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非文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其他民族之文化来相绳纠，则宜见其为无一而有当。
西方文化乃求合诸体以成体，而此诸体则皆各求发展，不易合成为一体。中国文化则从一体中演出此宗教科学哲学艺术之诸项，凡此诸项，皆不得各自完成为一体，此其异。
惟其西方人文不易合成为一体，故必以法维持之。中国非无法，但言礼法，不言法礼，则法亦必统于礼。乃从一体中生出法，非由法以抟成此一体，亦已明矣。中国人又言道法，则法必统于道。法则为一种力，其力在己之外。礼与道则为一种情，一种意，此情意则在人之心。故曰王道不离乎人情，则不能外于人情而有法，亦即此见矣。而成为一宗教，又岂可外于人情乎？西方教会组织实亦是一种法，一种力。中国不尚法，不尚力，故若中国无宗教。西方一切组织，一切系统，乃尽在外形上作分别。中国则在各己之内心上抟成为一统。此为中西文化之最大相异处。
今再由教而言学。西方学校亦尚组织，有系统。每一人由小学中学至大学，分科受教，其所师，当在百人上下。故西方人无尊师重道观，惟求自创造，自发明，自为一专家。中国有私塾，有书院，皆一人掌其教。故来学者必知尊师。其自居则为门人，为弟子。故西方宗教有教主，而学校之教则无主。中国则无宗教，而教必有主，有师道。天地君亲师，师居其一。亦可谓西方乃有教而无师，中国则凡教必有师，斯又一异。
中国人崇尚人性，性亦可流为不德，而德则必从性中来。艺术亦必本之性。西方人言真善美，皆从外面着眼。中国人则一返之己性。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属真理，好成道德，乐则艺术。若就此意言，科学在人生中，必进而为道德，尤进乃为艺术。此为中国人观念。西方宗教主原始罪恶论，善德则一归之天，但人为不善亦本之性，则其于道德既不好之，亦不乐之矣。宗教信仰乃是一种畏天命，非知天命。既不知之，又何好何乐。自中国人言之，则亦一种功利观而已。故西方宗教乃分天与人为二。世界必有末日，科学乃求以反天，人凭其知识技能来利用天，征服天。中国人之道德艺术则通天人，合内外，而自人性人情人心为出发点。东西文化分别，可谓主要正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