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最后一次”
（一）
1974 年 5 月 20 日下午 3 时许，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 7 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 年到 1917 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
总理正在病中。5 月 6 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抵京，5 月 11 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抵京，5 月 17 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抵京，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这三国元首解释：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 6 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恰好碰上青长同志。我们走到那间会客室，刚交谈几句，总理进来了——比预计的时间早二十几分钟。
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
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 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 5 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 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 5 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
原来那是 5 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 4 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
我感到困惑，探询这 5 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 年 10 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 11 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 17 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
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 5 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青长同志问总理：是不是边吃边谈？
总理对黄春谷夫人说：对不起，我只顾同春谷兄“弹老弦”，几乎忘了请黄大嫂吃便饭。好，现在就去餐厅。
餐桌上在每人面前摆了一把汤勺和两副刀叉。总理说：今晚请春谷兄、黄大嫂吃西餐，没有预先准备，临时点菜，从菜谱上选自己爱吃的点。就照他们的安排，每人一汤两菜。现在外国朋友来的多了，许多人愿吃中国菜，也有人不习惯。我要试试他们的西餐做得怎么样。
总理对餐厅的服务员说：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菜量不要太多，够吃就行。不够，可以添，不要吃不完剩下，造成浪费。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
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你们明天一早去长城，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就不多留你们了。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总理同黄春谷夫妇握别后，又对青长同志讲了几位因病住院的党外人士的名字，要青长同志一一探望，希望他们安心治疗。（几年后，黄春谷夫妇故去。）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二）
当时“没有想到”，是因为从这次接触中，我感到总理精神很好，看不出病容。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但不久报载，总理于 5 月 24 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 月 26 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 月 29 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 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 月 1 日，总理搬到 305 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也好，但他毕竟是 76 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上海中医伤科专家魏指薪、李国衡善治此病，我于 7 月 6 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
9 月 29 日下午 4 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建国 25 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我向肖主任讲了青长同志电话的内容，肖主任听后，眼眶有些湿润。他说：你的肝炎还没有治好，不能离开医院，为了不使总理失望，破例给你 5 天假。他向我交代了必须注意的事项。经询问接洽，当晚我乘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送一位国宾的专机回到北京，立即打电话告知青长同志。
第二天（9 月 30 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 — 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另附一张通知，其中第一段是：“您的席位在第 1 区第 38 桌，请于下午七时十分前由人民大会堂北门入场。”
我于 6 时 3 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 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 7 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也有人坐着不动，那是于会泳、刘湘屏……一小撮。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我忽然发现，坐着不动的那一小撮不知什么时候也站起来了，也在有气无力地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震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四百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 9 月 30 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 21 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 2282 人名单，人数最多的一类是“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先进工作者、批林批孔先进单位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五七’干校代表、工农兵学员代表、红卫兵代表、街道居民代表”共 841 人。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 9 月 28 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已经毛主席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 3 人，其中包括萧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 9 月 28 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 月 29 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三）
1975 年 9 月 5 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
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
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
青长同志嘱我保密。
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 月 8 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
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 10 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 4 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 16 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