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定于 1971 年 10 月 20 日再次来京，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并代表尼克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预备性政治会谈。事先周总理多次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拟定方案，报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批准。
10 月 19 日，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后改为钱嘉东）通知我当晚 9 时到总理处开会。
会上，总理检查了对基辛格再次来访的准备工作，听了国际形势的汇报，提出一些问题，与会的同志作了答复。
谈到日本问题时，总理说，1951 年 9 月 4 日，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把我们排除在外。由于一些国家反对，蒋帮也没有能够参加。9 月 8 日，48 国的代表在美国制定的对日和约上签字。1952 年 4 月，日本和蒋帮签订了双边“和约”。总理询问这两个“和约”的若干情节，在座的同志没有人回答。
于是我说：一个多月前，我写信给钱嘉栋同志，附上两份材料——《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关于对日和约的记述》、《蒋帮“外交官”张士丞关于日、蒋“和约”的记述》，可以参考。
总理说，没有看到。他问钱嘉栋收到没有？钱嘉栋说，有这个印象，马上去找找。
总理问我：信是哪天写的？我说：9 月 12 日。总理笑了，说：9 月 12 日，偏偏是 9 月 12 日！
我才想起，9 月 12 日晚上，总理在人大会堂获悉林彪阴谋异动，多方制止。林彪叛逃后，总理采取各种应变措施，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不一会，钱嘉栋取来那两份材料，总理让我讲讲主要内容。他听后，认为很重要。
散会时已近午夜，次日（10 月 20 日）午后，我看到总理在我给钱嘉栋的信上所作的批示，批示是用铅笔写的，全文如下：
“特急件 钱 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三十本，（明）今午交我，版未拆。周恩来 20/10 1971”
总理的这件批示，表明以下几点：
第一，总理是批给“钱”（即钱嘉栋）办理的。他写了“请”字。这就表明，即使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也是那么谦虚，那么尊重，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官架子。
第二，总理写了“明”字，以为还是 10 月 19 日；旋即发觉已是 10 月 20 日凌晨，随将“明”字圈掉，写了“今午”。在末尾写的日期“20”也是从“19”改过来的。这表明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忘了时间。
第三，基辛格定于 10 月 20 日午前抵京，总理定于 10 月 20 日下午 4 时同他会谈，总理根据这两份材料，提出一个重要论点，但这并未列入主席审批的会谈方案。按当时规定，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阅看的文件，都必须铅印，份数必须是 30。总理写了“特急件”，划了 3 个圈，并写了“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 30 本，今午交我”，为的是在同基辛格会谈前，由他亲笔在铅印本上写明意见，分送主席及政治局成员核定。这表明，总理善于根据所掌握的新情况，及时提出新看法。同时也表明，在重大问题上，总理坚持集体领导共同决策的原则。
第四，总理不但将这两份材料印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还要印发给其他有关同志，以便他们也了解这些情况，有利于处理相关的问题。为此他要外交部保留版面，只是他将“版勿拆”误写为“版未拆”。总理误写而未改正，这是极为罕见的。但这是总理批给他的秘书的，时间要求很急，他来不及重新校正。他是在开了 3 个小时的会以后回到办公室的。还有大量重要文件待他阅批。可以想见，他批这一件时，已经非常疲劳。而这一年总理已是 73 岁高龄，真正是“鞠躬尽瘁”。
第五，总理在对他的秘书的批件上，也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周恩来”的全名，而且写明了年月日，有些大官或小官，在签批文件时，只写姓，不写名，或者只写名，不写姓；而且往往不写日期，即使写了日期，有的只写某月某日，有的只写某日，很少把某年某月某日写全，这给新来者及后来者造成很大困难，这种懒惰、不负责任的坏作风，总理一向是坚决反对的。
第六，总理是在 10 月 20 日凌晨作出这一批示的，中间经过钱嘉栋、外交部（办公厅）、外交部印刷厂几个环节。不到 20 日中午，装订好的“铅印三十本”就提前送给他本人。这样高的效率是总理长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的结果。总理规定，他直接领导的部门及其下属的重要单位，必须昼夜 24 小时有人值班。总理常在夜间亲自打电话检查，如果无人值班，或值班人员回答不了应回答的事情，总理就对该部门的领导人提出批评。60 年代，总理带头精简，身边只留下三位秘书，但在西花厅，昼夜 24 小时总有一位秘书值班。因此，即使遇到像上述的紧急任务，也不会发生任何延误。
主席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周总理身上就体现了一种精神。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精神，或者，就可以称作“周恩来精神”吧。这是我们应该永远倡导和学习的一种精神。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