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史话【注】
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下简称世乒赛），于 197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7 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最后一天上午，爆出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的特大新闻。这一被称为“乒乓外交”的故事，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作了记述。本文环绕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史料，供读者参阅。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些什么人？
1971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第 6 版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北京》为题刊载〔新华社十日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晚上乘飞机到达北京。”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是些什么人？现据所知，作一简介：
团长：雷厄姆·斯廷霍文：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在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人事部工作，出生在英国。
成员：拉福德·哈里森：美国乒乓球协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乒联）理事和技术委员会主席，美国特拉华州杜邦公司化学师，出生在英国。
蒂姆·博根：美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长岛大学英语助理教授，美乒协杂志《乒乓球概论》编辑。
乔治·布本：美国参加国际乒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底特律冶金制模厂职工。
领队：杰克·霍华德：美国乒乓球队教练，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计算机计划人员。
男运动员：约翰·坦布希尔：19 岁，辛辛那提大学社会系学生。
埃罗尔·雷赛克：29 岁，纽约化学银行信托公司工作人员。
格伦·科恩：19 岁，圣莫尼卡市立学院政治系二年级学生。
乔治·布雷斯韦特：36 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唯一的黑人运动员。
女运动员：康尼·斯威里斯：23 岁，密执安州人，曾获美国乒乓球女单冠军。
朱迪·博琴斯基：15 岁，俄勒冈州中学二年级学生。
奥尔加·索尔斯特：17 岁，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中学生。
随行人员：迪克·迈尔斯：美国《体育画报》记者，曾十次获得美国乒乓球赛男单冠军。
还有布本夫人和雷赛克夫人。
在该团领导成员中，经常出面的是哈里森，最活跃的运动员是蓄长发的“嬉皮士”科恩。
下文引用的材料主要来源有：
《周恩来总理生涯》中《小球转动了大球》一节（以下简称《生涯》），作者熊华源、廖心文，1997 年 1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作者赵正洪（第 31 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原国家体委负责人，已故），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39 辑。
《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以下简称《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 年 5 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所载有关外电。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是怎样提出访华要求的？
据《生涯》称：（1971 年）“3 月 30 日，美国乒乓球队听到中国队邀请南斯拉夫队访华的消息。在名古屋比赛休息大厅内，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国际乒协理事、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碰见中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宋中时，忙问他还准备邀请哪些队访问中国，并说：‘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斯廷霍文还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赵正洪文中说：有一天，（按：未写具体日期）美国运动员科恩错上了中国运动员的大轿车，他问庄则栋：“你们邀请了好多国家运动员访问中国，我们美国运动员能不能去？”赵文又称，4 月 1 日团体赛结束后，组织观光，中国运动员又一次与美国运动员有所接触，他们问：“听说你们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乒乓球队去你们国家访问，是真的吗？”我们说：“有此事。”他们又问：“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美国队去呢？”我们当时不好回答，只是一笑了之。……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
以上两种说法都具有代表性，但彼此不一致。现将 1971 年 4 月间的几则有关外电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看到事实真相。
〔美联社名古屋一日电〕 据今天报道，共产党中国已邀请参加 31 届世乒赛的加拿大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一周。
〔共同社名古屋二日英文电〕 正在这里参加世乒赛的英格兰乒乓球队应北京政府邀请，将于四月七日锦标赛结束后访问中国。
〔路透社名古屋七日电〕 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美国官员们请他们的英格兰同道和加拿大同道向中国人表示美国代表队想进行这样一次访问的愿望。”
〔共同社东京七日电〕 名古屋消息，中国代表团秘书金恕今日对共同社记者说，“美国队来到名古屋以后，通过种种方法向我们传达了想要访问中国的意见。”
〔法新社名古屋七日电〕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说，他曾见过哈里森几次，并听到他表示美国人希望访问中国。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日电〕 宋中在东京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代表队“在到达名古屋以后曾寻找一切机会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他说，“美国代表队的一个队员对我们说，美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但是美国人民希望同中国人民保持诚挚的关系。”
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为什么认为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时机还不成熟”？
《生涯》说，获得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希望访华的信息后，“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向中央写的报告的结论是：‘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得出这个结论究竟是什么原因，《生涯》没有说，《年谱》没有说，我看过的有关“乒乓外交”的著述也都没有说。特将有关情况作一介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乒乓球队已连续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1971 年 1 月下旬，日本乒乓球协会（以下简称日乒协）会长后藤钾二专程来北京敦请中国派队去日本参赛。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他，指定宋中以中国乒协负责人的名义与后藤钾二签署《会谈纪要》，并于 2 月 2 日公布，内称：日乒协根据中日政治关系三原则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 31 届世乒赛，中国乒协“接受邀请”。“根据中日政治关系三原则”是后藤钾二主动写上的，周总理认为很好。针对日本政府政治上敌视我国的情况，周总理于 1958 年提出中日政治关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
后藤还兼任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以下简称亚乒联）主席。他离京后即赴新加坡主持亚乒联临时全体会议，提出将“中华民国乒协”开除出亚乒联。在蒋帮代表勾结南越傀儡集团、南朝鲜等“代表”的疯狂攻击下，后藤愤然辞去亚乒联主席职务，由南越人取代。他们决定以亚乒联的名义推荐“中华民国乒协”参加国际乒联。我方知悉后，邀请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英国人）去名古屋前访问北京。3 月 23 日周总理会见了他。
以下消息均刊载于《参考资料》，《人民日报》没有发表。
（1）〔共同社东京二十五日英文电〕 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 3 月 25 日在名古屋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申请参加国际乒联是不合理的，因为国际乒联章程规定，参加国际乒联的必须是控制那个国家全国的乒乓球协会。台湾不是国际乒联的成员，但却成了亚乒联成员，亚乒联采取了不符合国际乒联章程的行动，为此国际乒联已向亚乒联多次警告。他还说，东德和西德，北朝鲜和南朝鲜，虽然不代表有关国家整体，但根据彼此达成的协议，它们都是国际乒联的成员。
（2）〔新华社名古屋二十六日电〕 26 日国际乒联咨询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出席会议有国际乒联主席与 5 名副主席（包括美国），9 名委员（包括日本、美国、苏联、南越、南朝鲜）。会议结束后，伊万斯宣读声明称：“曾收到亚乒联就国际乒联提出的亚乒联章程应当符合国际乒联章程的要求的一封来信。考虑到亚乒联表达的意见，为了保持国际乒联的团结并出于对这个问题能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得到解决的愿望，已把这个问题提交执委会研究。”（按：伊万斯的态度显然发生了变化）
（3）〔日本广播协会二十六日八时广播〕 “今天的国际咨询委员会集中讨论了台湾参加国际乒联问题。南越、南朝鲜、美国等代表支持台湾参加，而苏联等东欧各国表示反对。最后，会议通过了伊万斯的折中意见。”
（4）〔新华社名古屋二十七日电〕 据悉，二十六日咨询会议上，由南越、南朝鲜及另两个亚洲国家以亚乒联名义提出要把蒋帮塞进国际乒联。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据透露，美国代表以“两个朝鲜”、“两个越南”为由，叫嚷应“邀请”蒋帮参加。
（5）〔法新社名古屋三十日电〕 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今天下午在这里举行。“南越乒协代表提出以‘中华民国’的名称接纳福摩萨参加国际乒联的动议。南朝鲜、美国和其他几国的代表支持南越人的动议”，但“人民中国、北朝鲜这样一些共产党集团国家的代表强烈反对。在印度代表指出这个问题已于上周在咨询委员会进行讨论之后，该动议便被拒绝了。”
在名古屋的上述斗争中，《人民日报》只在 3 月 28 日第 6 版以《我乒乓球队代表团发言人在名古屋向报界发表书面谈话，坚决反对把蒋帮人员塞进国际乒联》为题，刊载〔新华社名古屋二十七日电〕：“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发言人二十七日在这里发表一项书面谈话”，内有“在咨询委员会上竟然有人企图把早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帮人员塞进国际乒联，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再次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我们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由上可见，在 3 月 26 日举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上和在 3 月 30 日举行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美国乒协都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乒联。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要求访华事，没有提出严词拒绝，或“不予置理”、“婉言谢绝”之类的意见，而是提出“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已经是很破格的了。
为什么周总理在外交部、国家体委的报告上加批后又送毛主席？
《生涯》转引“新闻工作者钱江在他的书中”（按：指《乒乓外交》）写道：“对于这份报告，周恩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在报告中加进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文件末端，周恩来写了三个字‘拟同意’。他本人不作最后决定，没有把报告批下去，而是于 4 月 4 日将它呈送毛泽东主席”。
为什么“周恩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生涯》没有说，钱江也没有说。
这里介绍一些背景：
尼克松自 1969 年 1 月 20 日就任美国总统后，积极设法接近在他看来已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的中国，借以对抗已成为美国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的苏联，并期望这有助于摆脱美国侵越战争的困境，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时说：“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尽快研究美国人来华问题。1971 年 3 月 15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尼克松总统决定“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此后只要有正当目的，许可到中国去访问”。而在此期间，美国官方宣布将在联合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在此情况下，如何处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访华要求，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如果同意他们来，那就可能被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中国”问题上有所松动，会招致坚持“一个中国”的后藤钾二等友人的不满。如果拒绝他们来，那就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战略决策。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虽有人支持蒋帮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加入国际乒联，但并未得逞，他们并非官方人士，政治态度不会比美国“右派”更坏。外交部和体委的报告中提出“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但过于笼统，周总理加上“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这就明确地婉转地说明了不能让他们访华的原因，但又不是生硬地进行批评。“直接接触”更有深意，即直接“对其首席代表”讲，而不对其他人讲。同时，周总理还批示，“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这就意味着可以保持联系，时机成熟时再通知他们来访。由此可以看到，周总理考虑细致，处理得体。
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注是否同意？
《生涯》转引钱江书中的话说：“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没有当即批示，但也没有让秘书把它拿走。这个情况说明，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因为等不到毛泽东的批示，名古屋的赛事就要结束，外交部就把周恩来批过的文件内容告诉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这是一种说法。
《生涯》则说：“结束比赛的日子即将临近，周恩来提醒毛泽东，4 月 8 日，各国代表团将纷纷离开名古屋回国。毛泽东面对新的抉择。”——这又是一种说法。
《生涯》转引当年任毛主席护士长的吴旭君的回忆说：“毛主席在 4 月 6 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这是第三种说法。
据我所知，吴旭君的说法符合事实，只需略作补充。外交部、国家体委的报告于 4 月 3 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于 4 月 4 日在这份报告中加进了上一段所引钱江书中写的那些话，除写了“拟同意”，还写了类似请“主席审批”这样的文字。4 月 6 日毛主席在 “请主席审批”中“主席”二字上划了圈，工作人员退外交部（当然要先给周总理看过）。
赵正洪文中说：“实际上在科恩与庄则栋接触后，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北京第二天回答‘告诉美国朋友，将来访华总是有机会的’。美国队再度提出访华后，我们又打电话请示北京，答复还是那句话。……北京几次回电都是那句话。”这段文字没有说具体日期。赵正洪当时虽是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但在 20 年后写的回忆文章难免有不准确之处。这里只指出，代表团既然请示北京，在未得回答之前就不能作答，外交部和国家体委也不能作答，而是在 4 月 3 日提出意见报告周总理，周总理于 4 月 4 日加批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于 4 月 6 日白天圈阅后退外交部，外交部有关人员只能按周总理的批示回答代表团。而如此回答代表团只能是一次。因此，赵正洪文说，“北京几次都是那句话”，一定是记错了。
奇怪而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美方的这一答复，并无任何外国通讯社或报纸作过报道。
毛主席如何及因何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
《生涯》转引吴旭君的回忆说：
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 4 月 6 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 11 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吴旭君非常生动具体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史料。毛主席那时有什么心事呢？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又要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呢？吴旭君没有讲。实际情况是：4 月 6 日在圈阅退走了周总理的报告以后，在晚上 11 点多吃了大量安眠药以前，毛主席看了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1 年 4 月 6 日下午版，这一版除封面外共 78 页。封面和里页印着目录，里页开头是：
第 31 届乒乓球赛
我国选手李富荣、郗恩庭进入男单前八名 ／40
日《朝日新闻》文章《博得好评的中国选手
——风格也是近台快攻》 ／42
在第 42 页下半页刊登《博得好评的中国选手——风格也是近台快攻》转到第 43 页上半页登完。下面分别用五号黑体字印小标题，用五号楷体字印正文，如下：
共同社消息《以庄则栋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环”》
〔共同社东京 5 日电〕题：以庄则栋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环”
名古屋消息：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比赛场上，中国的老运动员庄则栋的名声突然高了起来，在庄则栋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们。央求庄则栋签名的孩子们，以及其他人形成了“友好之环”，并在悄悄地扩大着。令人感到中国运动员代表团到日本的“友好比胜负更重要”的目的似乎在由他一个人实现着。
前一天被邀请上了中国运动员代表团的接送车、接受了庄则栋赠送的织锦纪念品的现代派美国运动员科恩，这天拿着回赠的礼品，从上午 9 点钟就来到比赛场等候着。科恩的提包里珍藏着和庄则栋的合影照片，登载着这则报道的日本报纸，以及印有象征着和平的标志的衬衣。
科恩向结束了比赛的庄则栋打招呼，把他带到记者接见室，握着他的手说：“真多谢你了！”作为回礼，他拿出一件睡衣，旁边陪同的一个中国代表团官员，拉了拉庄的袖子，但是，庄则栋却没有理会，微笑着接受了他的礼物说：“美中虽没有外交关系，但我很愿意加深个人之间的友好。”两个人被许多摄影师簇拥着，几乎是汗流浃背，连声说“谢谢！”“谢谢！”两人友好地让摄影师拍了照。
和庄则栋分手以后，科恩说：“中国人是好人，我也想到中国去看看，但是人家没有邀请，大概去不了吧！”
（下略）
共同社报道《“一起乘车吧”——世乒赛上的“美中友好”》
〔共同社东京 4 日电〕题：“一起乘车吧”一世乒赛上的“美中友好”
名古屋消息：从专门接送中国选手代表团的汽车里招手的中国选手说：“咱们一起坐车到体育馆去吧！”于是，美国的科恩选手就蹒蹒跚跚地走上了汽车。4 日早晨，在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美国选手和中国选手同乘一辆汽车，通过体育互相了解了“美中人民”的友好。
上午 10 点左右，在体育馆附近体育会馆前结束了练习的中国选手正要上车，这时候，穿着印着“USA”字样运动服的科恩选手，正急急忙忙经过汽车旁边步行到体育馆去。中国选手看见了他，就打着手势对他说：“要是去体育馆，就坐车去吧！”
对于这种出乎意料的邀请，科恩选手开始有些诧异，但后来却被面带微笑招手示意的中国选手们吸引过去，上了汽车，向距那里数百米左右的比赛地点爱知县体育馆驰去。
在汽车里，中国选手面带微笑，向与他们并排坐着的这位选手搭话说：“中国希望同美国友好。让我们共同努力吧！”虽然要把中国语翻成日本语，再由日本语翻成英语，经过这样繁琐的两重翻译，但是对方的意思似乎都可以明白。庄则栋选手送给他织有黄山图案的长十公分、宽十五公分的杭州织锦，他非常高兴。
到了体育馆之后，穿着流行服装的科恩选手和穿着鲜红色运动服的中国选手在大门前面一起拍照留念。因门票卖光而进不去体育馆的观众，见到了这种情景，都热烈地欢呼、鼓掌。中国选手代表团自从来到日本以后就说：“友谊比胜负更重要”，积极地掀起了人民之间的友好热潮。这一天的“美中友好”，使人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场面。科恩选手在这天参加了男子双打，与日本的今野、阿部两选手对垒，虽然比赛连续失败，但当问到他对中国选手的感想时，他高兴地莞尔微笑说：“诚恳、友好、亲切。”
美联社报道我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科恩进行一次友好活动
〔美联社名古屋 5 日电〕（记者：彼得·萨姆）
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共产党中国人，昨天招呼一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搭乘他们的汽车，并向他赠送了一件礼物。这位美国人向中国一位冠军回赠了礼物——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
格伦·科恩（19 岁）透露说，他把这件短袖衫送给庄则栋以前，还在上面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
庄则栋说：“谢谢，谢谢。”并同这位美国人握了手。
庄则栋对记者说：“收到美国代表队队员的礼物，我感到高兴。”
星期日那天，庄则栋在汽车上曾向科恩赠送了一幅杭州的风景织锦。
庄则栋在中国队负责人的陪同下，在爱知县体育馆正面看台后面的走廊上接受了他的礼物。
科恩对庄则栋说，他还要向其他的中国选手赠送礼品。这个美国运动员（圣莫尼卡市立学院政治系学生）说，他在 4 月 4 日从一个练球场走到体育馆的途中，坐在一辆大轿车里的大约 25 位中国男、女运动员向他招手，并让他上车。这辆大汽车是中国代表队专用的。
他说：“我坐到前面一个座位上，问‘谁会讲英语？’一位中国译员走过来了。”
科恩说，在大轿车 5 分钟的行车过程中，他通过这位译员同中国运动员（包括庄则栋在内）交谈。
科恩说：“交谈大都是私人性质的，个人性质的。”他不肯详谈。
科恩说：“后来，庄先生从我后面约 4 排的座位上走来，送我一件礼物。”科恩说着，展示了这幅风景织锦。
科恩说：“多年来，我一直很崇拜庄则栋。”但是他说，他没有对中国运动员讲这一点。
（下略）
〔法新社名古屋 5 日电〕三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今天表示，在体育领域中是没有界线的。
这位 31 岁的中国选手同美国的一位男选手科恩交换了礼品，作为人民中国和美国之间友好的象征。
庄则栋把一小幅绣着中国风景的织锦送给了科恩。
科恩回赠庄则栋一件乒乓运动衫。
运动衫上有一个标志，科恩给庄则栋讲解说，这象征着反战的美国人民的愿望。
就是这几则没有列入目录、用很小的字体印在很不显眼的位置的电讯，引起了已经 78 岁高龄、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的注意和深思。正如吴旭君所说，“晚上 11 点多了，……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突然间说话了，……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这一决定不但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大门，而且开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
庄则栋等为何敢于同科恩接触？代表团领导人曾否及时报告北京？
赵正洪文中说：“实际上在科恩与庄则栋接触后，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据上节引述《参考资料》所载的几则外电看，科恩与庄则栋和中国其他运动员的首次接触是在 4 月 4 日，而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给周总理写报告的时间是 4 月 3 日，其中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科恩与庄则栋接触的内容。赵正洪文中说：“出访前，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看到庄则栋这些举动（按：指庄与科恩在汽车上的接触和谈话），我心里颇为紧张，拉了他一下。庄则栋笑着对我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据我所知，周总理并没有作出“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等规定。作出这样规定的必是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庄则栋“违反规定”的行为，该团领导人没有向北京报告，是可以理解的。不但如此，在名古屋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发回此项电讯。《参考资料》4 月 8 日上午版才刊登新华社记者 7 日自名古屋发回日本报纸报道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在名古屋同我运动员接触的消息。无论从时间上、内容上，都远远不如《参考资料》4 月 6 日下午版刊载的几则外电。
对照上述几则外电，可以看出赵正洪文及《生涯》等记述中的问题。这里只举出三点：第一，4 月 4 日，并不是科恩错上了中国选手的车，而是中国选手们主动邀请正在步行的科恩上车。在车上，和科恩谈话的不只是庄则栋一人，同时还有好几位中国选手。第二，4 月 5 日，并不像《生涯》所说：“科恩在地铁站买了一件运动衣回赠庄则栋”，而是“科恩从上午 9 点钟就来到比赛场，等候庄则栋，把他带到记者接见室”，回赠了礼品。（共同社说是“一件睡衣”。美联社说是“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法新社说是“一件乒乓球运动衫”，“上有一个标志。科恩给庄则栋讲解，说这象征着反战的美国人民的愿望”。）第三，《生涯》说，“第二天，日本新闻媒介争先恐后报道了这条令世界瞩目的新闻”。而事实上最先报道的不只是共同社，而且有美联社和法新社。
为什么庄则栋和中国其他乒乓球运动员，敢于违反赵正洪文中所说的“出发前曾有过的规定”，敢于同蓄长发的美国选手科恩接触交谈，并表示友好态度？这是与周总理在该团出发前再三叮嘱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方针分不开的。据《年谱》下卷 1971 年部分：周总理 2 月 12 日观看准备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的中国运动员练习情况。“嘱告参赛运动员：这次出国比赛，是打政治仗。要反骄破满，谦虚谨慎；放下包袱，增强信心；友谊第一，技术第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周总理 3 月 8 日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有关问题的请示，提出中国乒乓球队应“坚定、敏捷”，“严守集体行动”，实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10 日晚，接见赴日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人员时，又说：“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应该把打出风格放在前面。风格不高，不是真本事。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水平是技术。我们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小动作。你们这次出去，即使技术不熟练，稍有失手，但是思想过硬，万一输一些，我们不会责备你们的。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倒要责备了”。周总理“3 月 14 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问题，并研究有关外交对策。15 日，致信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场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 16 日，再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强调：到日本后，应注意在对外宣传方面不要强加于人，比如是不是每人手里都要拿语录本，就值得研究；要克服和防止类似的形式主义，提倡实事求是”。
周总理的谆谆教导，武装了中国乒乓球队全体人员的头脑，使他们在对外接触包括同美国乒乓球队员的接触心中有数。
也应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每人每日都要背诵“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三篇短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几乎每个人都背得滚瓜烂熟。《愚公移山》中有这样几句：“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据我所知，这几句“最高指示”在中国乒乓球队员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4 月 9 日《人民日报》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题，刊载“新华社名古屋 8 日电”，报道“日本乒乓球协会 7 日晚为庆祝锦标赛胜利结束举行了 1000 多人的送别酒会”。其中说：“在酒会上，一对从美国前来观看比赛的夫妇向庄则栋致意。庄则栋对他们说：‘虽然美国政府敌视中国，但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是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加以区别的。’这两位美国朋友对庄则栋的话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应该说：庄则栋在“乒乓外交”中的表现是突出的。《生涯》中有以下一段：“有人称赞庄则栋在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关头所作出的贡献，而庄则栋却说了这样一句深刻的话：‘我只是把乒乓球从球台的这一边打到那一边，而周总理是把友谊之球从地球的这一边打到了那一边。’”——讲得好！
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消息传出后有什么重要新闻？
据赵正洪文中说，4 月 7 日上午工作人员将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送他看，上面写着：“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现在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情况及时报回。”赵马上叫宋中去通知美国乒乓球队，并请日本朋友村岗久平迅速转告后藤钾二。村岗到了后藤家，许多记者正围着后藤问：据说“中国代表团已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是否有此事？”后藤再三说：“没有这回事。中国不会邀请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村岗向后藤转达后，后藤大发脾气：“这么大的事也不打个招呼，太不够朋友了！我刚刚答复了新闻界，中国决不会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这下子让我说什么好呢？”村岗说：“赵团长说事情突然决定了，来不及先通报，请您原谅。”后藤又亲自找到赵正洪，问是怎么回事。赵详细作了说明，“他的气也消了”。（按：共同社 7 日报道，后藤钾二说，“我之所以努力邀请中国队，始终是为了使世乒赛获得成功，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
据外电报道，宋中 7 日上午到美国队住处向哈里森口头发出邀请，哈里森表示将进行研究，在今日之内作出答复（因需请示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但宋中随即向记者宣布说，曾几次听到哈里森表示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访华，中国方面从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观点出发，决定接受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进行友好比赛的要求，并已发出了邀请。这一宣布立即引起轰动。
据《年谱》：4 月 8 日晨，周总理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 31 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同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并将所持护照上“不能去共产党中国”的印记抹去。4 月 7 日中午哈里森走访宋中，答以接受邀请，细节待该团开会决定后再告。7 日下午美国代表团开会，团长宣布，访华事已得政府许可，但是女选手中，未成年者要得到双亲的许可，已婚者要得到丈夫的许可。这时会场外已挤满了记者。科恩第一个跑出会议室，他说：“太幸福了，一定要去，我很高兴。”女选手中，15 岁的朱迪·博琴斯基马上给住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的父亲打电话，并取得同意。17 岁的奥尔加·索尔特也给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父亲打电话，并取得同意。刚打完电话，美联社就分别从尤金和奥兰多发出电讯，电讯说：朱迪的父亲在接到女儿的电话前就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的消息。他说：“我很感动。这对国际和平和友谊确实是好事。”电讯说：奥尔加的父亲在 40 年代是匈牙利的乒乓球冠军，后移居美国。他说：“我很兴奋，是我训练了奥尔加。”团长斯廷霍文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心情与其说是兴奋，毋宁说是惊讶。”哈里森对中国接受美国队的要求这种友好的态度表示感谢，他对带领第一个美国代表队去中国访问感到特别高兴。他说：“所有的队员皆大欢喜，并没有任何害怕。中国运动员们在比赛期间表现得极为友好。”男选手坦纳希尔说：“中国球员们是友好的，而且确实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我到中国去，肯定会丰富我的经验。我们要看看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要他们看看我们美国人究竟是怎么样的。”
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中国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说：“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中国向一个美国团体发出邀请，这是第一次。”
外电纷纷发表评论。〔美联社东京 7 日电〕说：“20 年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比赛场。”〔法新社 8 日电〕说：这是“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北京选择了在政治上最中立的方式向美国舆论以及世界舆论伸出手。”“中国政府用大跳跃的”、“大胆的国际战略”，使美国“愈来愈难坚持尼克松对中国迈出的‘小步子’。”〔朝日新闻 8 日电〕说：“中国无疑是在建立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以使尼克松的‘帝国主义政府’陷于孤立”。〔合众国际社东京 8 日电〕说：“这是日本政府从未料到的惊人之举，日本外务省认为意义重大。”〔合众国际社东京 10 日电〕说：“这一邀请对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犹如一声惊雷，因为这是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中国人竟选择乒乓球锦标赛作为发出邀请的地方。……它突然成了一个进行人民外交的地方。”
4 月 9 日下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东京羽田机场，久已等候在候机室的记者一拥而上，美国选手们愣了一下，然后轻松愉快地向记者们展示他们的护照上面“不许去共产党中国”的印记都已抹去。斯廷霍文说：“我感到非常称心如意。”有记者问：“你最想看的是什么？是天安门，还是长城？”他说：“我最想了解的是人，我想尽可能多见到一些中国人。”接着他又笑着加了一句：“也许我能推销几辆克莱斯勒汽车。”哈里森说：“我们对此行感到很兴奋。我们希望向中国人学习。”他说：“加拿大和英国乒乓球队去中国访问。但是美国和中国没有建交，因此我们去访问有特殊意义。我们认为中国选手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正确的。”他还说：“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对乒乓球感兴趣。”博琴斯基说：“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事情，不是为了比赛，而是为了友好，我一定为此作出努力。”科恩说：“中国选手的力量是超群的，到中国以后，我要更好地向他们学习。”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应日乒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及朝日新闻社之邀，继续在日本一些地方进行访问和友谊比赛。代表团派翻译王家栋和江承宗陪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经香港去北京。当晚该团抵达香港，中国旅行社派人迎接，机场上有一大批记者。下机后，斯廷霍文说：“我们很高兴，欢喜得要发狂似的，我们希望此行将促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他说，中国的邀请完全是友好行动，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性的东西。哈里森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促使美中两国达成较多国际谅解的先锋。我们热切希望中国运动员访问美国。”
香港报纸称，香港的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们“感到鼓舞”。他们期望能向中国出售美国产品。一位美国银行家说：“我要是会打乒乓球就好了。”
“乒乓外交”一词是怎么产生的？
在周总理主持下，组成了参加第 31 届世乒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团共 60 人，团长赵正洪，副团长 3 人，正副秘书长各 1 人；男、女运动员各 11 人；领队和教练共 9 人，记者 13 人，其余为翻译、医生等。日本右翼团体非常嚣张，猖狂进行破坏活动，有人提出我团不参加。周总理认为不能失信于人，通过日方友好人士要日本政府保证安全。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3 月 21 日晚，代表团从香港分乘汉莎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两架飞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受到千余位日本各界朋友的热烈欢迎。赵正洪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说：“我们愿意通过这次访问和比赛，为增进中日两国运动员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号召立即受到广泛的注意。3 月 22 日，日本各报都突出这一主题。
3 月 28 日，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合众国际社名古屋 28 日电〕称：“共产党中国代表团”“今天在开幕式上受到 5000 观众的最热烈的欢迎。穿着红色运动衫裤的中国男女运动员 14 人列队走进体育馆，他们行进时轻快地摆动着两臂，受到观众雷鸣般的鼓掌欢迎。”“庞大的日本代表团最后入场，受到热烈欢迎，但是热烈的程度赶不上对中共运动员的欢迎。”
首先提出“发挥了外交使节作用”的是朝日新闻。3 月 29 日该报第三版以《友好发球，中国选手》、《总是握手与微笑》、《请“一定到北京来”》为题，详细介绍了世乒赛第一天中国选手的表现。该报写道：“中国选手们机敏爽朗地行动了，无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友好活动中都是如此”。“比赛一结束，就同对手一再握手，关系融洽，摄影留念，还给别国选手签名。”“如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所说，他们直接发挥了‘外交使节’的作用。”
首先提出“体育外交”的是共同社。该社 3 月 20 日以《无限明朗的友好气氛，参加世界乒乓球赛的中国代表队》为题，发出电讯说：“相隔五年来到日本的中国代表队，连日来和各国代表队进行比赛和联欢，展开了‘体育外交’，成了轰动大会的主角。”他们的表情总是非常明朗，特别给人留下了印象，记者团和他们交谈时总是爽快和直率地答话。男子冠军庄则栋以及其他人，不管谁都善于交谈。女子老手林慧卿和年轻而又惹人喜欢的选手林美群直率地但很害羞地回答记者的提问。代表队异口同声的说法是“友谊第一，胜败第二”。“大概是因为克服了文化革命前的锦标主义，才这样爽朗，这样有说服力。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也不再公开拿出来，甚至当前来声援的旅日华侨少年从口袋中掏出《毛主席语录》时，反而提醒他不要这样做”。“中国代表团的体育外交不仅指向日本，而且同参赛的各国代表团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同和中国未建交的国家的代表团也不断进行联欢。开幕的 28 日，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和中东的亚丁的选手们来到中国队的座位上，互换了纪念章并亲切地进行了交谈。女子队的第一场比赛是同加纳队对垒。林慧卿等选手在比赛结束后跑向前去称赞 10 年前参加过北京锦标赛的杰克斯夫人和年仅 15 岁的‘小选手’奥克迈小姐。这足以填补断绝了外交关系的中国和加纳两国之间的鸿沟。在这种灵活的态度中，中国对待原则问题的态度是严峻的。对南越、韩国等策划台湾加入国际乒联的问题以及对南越、柬埔寨（按：指朗诺集团）参赛的问题，始终表示反对。”
首先提出“外交性的乒乓比赛”的是英国《每日简报》。4 月 8 日，该报以《周恩来在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赛中起了作用》为题，刊载一篇署名文章，内称：“周恩来总理在把中国和西方隔开的外交网上打开了一个小洞——他是通过巧妙地运用他的乒乓球运动员做到这一点的。在有 60 名成员的代表队飞往日本参加锦标赛之前，他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讲了一句简短的鼓励话：‘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昨天，身穿灰色制服的代表队队员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邀请美国代表队到中国去进行友谊比赛——美国人立即接受了这个邀请。昨晚华盛顿把这个建议看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首先提出《赛璐珞外交》的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4 月 8 日该报以此为题发表评论说：“一个赛璐珞球跃进世界政治并且谱写着历史。起着架设第一座越过中美两国之间割裂开了 20 多年的鸿沟的桥梁这种耸人听闻作用的，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他们不向其他人宣传毛泽东，而愿意成为友好的人。他们对任何人都表示友好，喜欢微笑，愿意给人看球板的特殊胶膜，失败后急忙向获胜者表示祝贺。机智而又举止得体，留着短发，服装简朴，谦虚而始终是礼貌的。他们像火星上的人受到惊奇的注视。由于受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谋刺的危险而处在警察保护之下，起初他们感到不快，但渐渐缓和下来了。那些仔细地遵循着毛的道德学说的人，在他们的乒乓桌上进行中国的外交攻势。”
首次提出“乒乓外交”的是法国外交人士。据〔共同社巴黎 8 日电〕：法国外交人士评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中国的邀请是在慎重地研究之后发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会使改善美中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同时，“中国……向莫斯科打出了一个‘难球’，……就是说，这次乒乓外交的真正目的是要在美苏关系上制造混乱，以牵制两国之间的接近。”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