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几件史实【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曾三次访华。第三次是在 1970 年 8 月至 1971 年 2 月，同来的有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这是斯诺最后一次访华，见闻观感收入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
这些年来，一些有关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记述颇多讹误，本文举出三项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分别剖析，借以澄清所涉及的史实。
（一）
1969 年 8 月中旬至 11 月初，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来我国访问。周恩来总理指定龚澎和我主持接待。韩多次提及斯诺希望再次访华。龚澎和我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说（大意）：本来有这个打算，有些同志说他在外国渲染中国搞个人崇拜，现在不好考虑了。这件事放一放，将来请示主席再说。
“有些同志”指谁？总理没有讲，却也不难想见。至于斯诺是怎样渲染中国搞个人崇拜的，不妨摘引斯诺自己的一段文章：
1964 年秋到 1965 年初（冬），我隔了五年之后又来到中国，旧地重游，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大有好转，这使我非常感动。…… 1959 — 1962 年的“困难时期”过去了，粮食已比较丰富，消费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都更加充足。工业的损失开始得到了弥补，集体农业看来进行得很好。除了日益担心越南战火扩大以致同美国发生战争外，显然普遍感到轻松和乐观。
这个国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看来在政治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我在离开中国前不久，单独和两位老朋友进餐时曾说：“在整个情况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来过分地颂扬了毛泽东。”现在他的巨幅画像挂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摆在每一间会议室里，他的书和相片到处都是，把别人的都排挤掉了。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为这场有两千人参加演唱的、专为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演出的歌舞剧的一个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 30 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 1936 年拍摄的一张相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方面很感不安地想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
……但当我见到主席时（按：1965 年 1 月 9 日），我还是向他问道：“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根据吗？”毛回答说，也许有吧。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批评的人说，中国人民有一些（这种情感或做法）。有一点个人崇拜也许是有道理的（更多吗？）。他最后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注】。
1997 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以下简称《年谱》）下卷 1969 年部分载有：“8 月 18 日，会见埃德加·斯诺和夫人。”“10 月 19 日，会见斯诺和夫人。”我看后致函《年谱》下卷副主编安建设，询问上述记载是否有误。安复信说：“周总理 1969 年 8 月 18 日、10 月 19 日确实没有会见斯诺夫妇。这两次会见均依据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 — 1975）》。周总理工作台历 1970 年 8 月 18 日（晚 10 时半）、10 月 19 日（晚 8 时半）记有会见斯诺夫妇。这是我们编写时发生的讹误。类似情况，《年谱》中可能还有，请随时予以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这封信谦虚坦诚，激励我先就此事进一步查核。
1993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 — 1975）》（以下简称《大事记》），1969 年部分载有：“8 月 18 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夫人。”“10 月 19 日晚上，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对照安建设信中所述的周总理工作台历，我猜想可能是《大事记》的编者把 1970 年误为 1969 年。但《大事记》的《编后记》中说，这部《大事记》“编录了周总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活动共达六千余次。材料来源于外交部保存的周总理外交活动的档案和 1949 年至 1976 年《人民日报》有关周总理外事活动的报道。内容力求全面、翔实，有较高的资料价值。”经查，1969 年《人民日报》并无周总理接见斯诺和夫人的报道，而斯诺和夫人 1969 年确未来华。斯诺写道：“1960 年，我终于能重来中国，1964 年至 1965 年又来过，这一次是 1970 年来的。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我们于 8 月初到达北京。”（第 5 页至 6 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已不复存在，难以查询，但可以设想，不会有周总理在 1969 年接见斯诺和夫人的档案。
斯诺 1970 年 8 月至 1971 年 2 月最后一次访华期间，《年谱》共有 7 处记载，现摘录如下：
1970 年
9 月（按：无日期，置于 9 月 30 日之后） 安排来华访问的斯诺夫妇参观北京反帝医院，同时会见斯诺的老朋友、该医院妇科专家林巧稚教授。
10 月 1 日 同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并检阅游行队伍。将斯诺和夫人引见给毛泽东。毛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0 月 19 日 会见斯诺和夫人，谈及中国针灸麻醉、核试验、自身健康情况等。……在谈到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七十三了。
11 月 5 日 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12 月 7 日 致信黄华，请他写一简单报告，说明斯诺夫妇来华后的访问情况，以便报毛泽东接见。并特别注明：“请你们在这样一个报告上，不要提请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
12 月 18 日 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可由斯诺对外发表周恩来同斯诺的谈话。
1971 年
1 月 15 日 同斯诺就中国国内问题长谈。向斯诺提供了有关国内生产情况的数字，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是相当有限的。
《年谱》中上述记载一开始就是“安排来华访问的斯诺夫妇参观北京反帝医院……”，使人看后感到突兀。经查，1970 年 8 月 19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在《周总理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的标题下，载“新华社十八日讯”，内称斯诺和夫人“是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来我国进行访问的”，并称，会见时，该会“理事黄华在座”。《年谱》却未提及。
这段《年谱》及本文其他各节均涉及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这次谈话共 5 小时，翻译是唐闻生，记录是王海容。这次谈话记录印发范围很小，所列密级较高。但 197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给党、政、军、各部委及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的通知说：“现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发给你们。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支部，传达至全体党员”。“如非党干部和群众……提出问题时，亦请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予以回答和解释。”中央转发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以下简称《纪要》）特别注明“已经主席审阅”。《纪要》未列密级。
斯诺将这次会见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标题，写一短文，发表于 1971 年 4 月 30 日美国《生活》杂志。斯诺以同一标题及该文除导语外的全部内容收入《漫长的革命》一书。
对照《纪要》，《年谱》中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会见斯诺”一段概括得不够确切，而最后一句“毛泽东还提出可由斯诺对外发表周恩来同斯诺的谈话”则完全错了。据《纪要》，毛主席同斯诺谈话开始不久就说：“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毛主席是指 1970 年 12 月 13 日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斯诺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谈外交问题）。在西方国家，杂志的发行日期常比标明的出版日期早几天。12 月 13 日出版的意大利《时代》周刊 12 月 10 日就发行了。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0 年 12 月 11 日下午版就以《外电纷纷转播〈时代〉周刊发表的周总理同斯诺的谈话》为题，刊载了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 10 日自意大利米兰发的电报，在导语中，多引用周总理所说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电讯中有的突出说明“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同西方记者的第一次谈话”；有的着重指出斯诺是“美国作家、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有的则提到“《时代》周刊说它对这篇谈话拥有世界版权”。在此后几天的《参考资料》中，还相继刊载了《法报报道斯诺发表的周总理同他的谈话》、《日报报道周总理会见斯诺并发表述评》，乃至《伊拉克、赞比亚报纸报道周总理同斯诺的谈话》。日本《产经新闻》转载法新社米兰电，并以《从外交上动摇美国》为题，发表述评说：“周总理对闻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是重申中国过去的态度，再次说明美中之间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华沙会谈自今春美军进攻柬埔寨以来中断，至今没有恢复”，“即使华沙会谈恢复，如果美国不改变它的对中国政策，谈判也不会有进展。因此，可以说周总理的谈话是从外交上动摇美国”。
《参考资料》197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版在《意刊登斯诺报道周总理同他的谈话第一部分全文》的标题下，载“〔新华社日内瓦十五日意文电〕意大利《时代》周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刊登了埃德加·斯诺报道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的谈话。这家意大利杂志在文章中刊载了两张周总理的照片，一张斯诺的照片和两张描写中国生活的照片。下面是斯诺报道周总理同他的谈话的第一部分的全文。”现摘录一些段落：
下面是我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四小时谈话的第一部分，这次谈话是在我到达北京后同他进行的一系列短暂的谈话之后进行的。
我们的谈话是以分析中国的新的国际关系开始和结束的。中国外贸的扩大，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同意大利和加拿大建交——以及很快就要同另外一些国家建交，决定了中国新的国际联系。在中国，人们认为，这些突破的结果是，福摩萨政权孤立了，美国和日本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中在福摩萨问题上更孤立了。
在中法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时，北京热烈地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第二次到中国正式访问，这是华盛顿包围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的又一明显的证明。
中国总理说，（对美国的）反叛到处都有。在西欧，同蒋介石保持关系的国家已剩下不多几个了。在另外一些承认中国的国家中，意大利的承认实际上是结束了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的幻想。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意大利的竞争现在不仅为联邦德国所重视，而且也受到日本的重视，也许可以说日本更为不安。
中国人从人们激烈反对五角大楼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冒险，从军费开支毫无限制而美国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却被忽视的情况中得出结论说，美国人民已经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特别是从越南的灾难性战争中得到了教训。
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的“倒退”，恢复了自己同外界的联系，很明显，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声明，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
西方观察家们今天说，中国的态度是“开放的”，这种态度可以说是谨慎的革命乐观主义同高度警惕以及预防不幸的混合物。
只要认真地读一读中国的正式文件，就会从中得出很多初看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周恩来在几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非常严肃的和以其他方式的谈话之后，同意同一个美国作家谈话，这一事实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了。
为行文方便及避免重复，斯诺在这篇报道中关于周总理谈中美关系的两段话，将放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叙述（其要点在上述外电中已作了勾勒）。这里要指出，毛主席对斯诺的这篇报道非常重视。前已提及，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不久就说：“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对这次会见，斯诺写道：“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我对要主席等候这一点表示了歉意。他没有预先通知我，传唤我时我已经入睡了，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钟光景。主席稍微有点感冒。”（第167 页）在清晨，《参考资料》上午版还不会送到。一向认真阅读《参考资料》的毛主席当然注意到此前《参考资料》有关斯诺的报道的电讯。新华社常将重要电讯专门即时印送中央领导人，对意《时代》周刊的那篇报道全文可能就是如此处理的。毛主席在 12 月 18 日不顾“稍微有点感冒”，于清晨突然把斯诺请来，很可能是在看到斯诺那篇报道全文后临时决定的。毛主席对斯诺所讲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那些话，很可能也是由斯诺的那篇报道引发的（下节再作探讨）。
（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双月刊）1997 年第 2 期载有汪向同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文末说明：“本文原为《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中一章，这次发表前经作者同意，适应本刊需要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增删，并重拟了大小标题。”该刊第 4 期发表了编者写的《我们的信心和希望》，谈到读者对该刊“除了热情的鼓励，也有恳切的批评”时，提及我曾口头指出汪文中的“一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作者已赶在该书出版之前改正了……某些错讹”。
有些同志问我，《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一文有哪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这里我只谈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有关的问题。汪向同的文章（以下简称汪文）在第一部分说：“1970 年国庆，朝铸被召到天安门上去当翻译。”“正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朝铸忽然看到周总理带着斯诺夫妇向毛主席走去。朝铸赶忙走过去，为主席和斯诺做翻译。”汪文的第三部分有以下一段：
朝铸说，1970 年《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就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当时林彪也在天安门上，但是他一见斯诺便躲开了，这一行动被解释为他反对同美国有任何和解。不过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斯诺回国后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也没有被刊登。
在这里，我无意对这段文字进行挑剔，而是借此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史料：
（一）1970 年 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头右侧《毛主席语录》栏刊载“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下面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标题下，以将近半版的篇幅并排刊登一段文字和一张照片。照片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三，照片左侧（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一）横排分行刊印“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下面是照片的说明：“毛主席、林副主席今年十月一日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发”。照片上共 4 人，第一排自左至右为斯诺、毛主席、林彪；第二排在斯诺和毛主席后面中间是冀朝铸。
有些文章说，这张 10 月 1 日的合影刊登在 10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想当然”。而斯诺则写道：“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第 2 页）这也不正确。毛主席的生日是 12 月 26 日，而 12 月 25 日则是圣诞节。
（二）汪文说，《人民日报》刊登这幅照片，“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乍一看，似乎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中国要同美国和解”的论断不正确。按照这一论断，不是美国要同中国和解，而是“中国要同美国和解”，那就意味着，是“中国”首先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发出这样的“信号”。历史事实如何呢？请看 1969 年 1 月 20 日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的回忆录。尼克松写道：“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 1967 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这一点，……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 2 月 1 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注】（以下所引尼克松的话，均出自该书中册，引时不再注明，只注页数）在严格的命令下，1969 年 12 月 3 日，美国驻波兰大使不顾外交身分，在华沙的一次时装展览会上，紧追中国驻波使馆的译员，说奉尼克松总统指示，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这就使中断已久的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稍后，又举行了第一三六次会谈。但尼克松对此还不满意。他说：“1969 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 1970 年 2 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第 229 页）基辛格则说：“总统的这个报告是在二月华沙会谈之前两天公开发表的：‘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注】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970 年 3 月 18 日，美国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之机，策动柬埔寨政变。不久，中国方面宣布，鉴于美帝悍然侵柬，按原定日期举行第一三七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适宜。接着，5 月 20 日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美国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尼克松写道：“10 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第 230 页）这是尼克松第二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0 月 26 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到达华盛顿。基辛格写道：“尼克松在国宴上致祝酒词时谈到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其中突出地列举了罗马尼亚和美国一样都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的关系。一位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第 353 页）尼克松更为坦率地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第 231 页）这是尼克松第三次公开发出的信号。此外，尼克松私下还通过一些途径向周总理传话。据《年谱》，1970 年 10 月，“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并提出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下卷，第 406 页）11 月 10 日，来京的叶海亚·汗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11 月 21 日，来京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分别请他们向尼克松转达口信。因此，1970 年 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只能说是对尼克松多次发出的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的首次公开回应。
（三）汪文说，“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基辛格写道：“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第 352 页）姑不论基辛格的理解是否正确，但这说明他对这张照片很重视（基辛格没有说斯诺是“亲共分子”，而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尼克松写道：“12 月 18 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按：这与基辛格的上述称谓相同）。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他将受到欢迎，因为他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他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第 232 页）姑不论尼克松对毛主席的话引用得是否正确，但确实表明了他对“这次会晤”的重视。
（四）斯诺和夫人 1971 年 2 月结束访华，并未像汪文所说“回国”，而是回到斯诺从 1959 年起就定居的瑞士。那时斯诺是否“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是否“没有被刊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的人。他于 1967 年逝世，但到 70 年代仍有影响。基辛格不无幽默地说：“尼克松是在十月间在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而毛泽东则在后来由《生活》杂志刊载的他的谈话中第一次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这两次谈话无疑使亨利·卢斯心神十分不安）。”（第 357 页）。基辛格还谈到“詹姆斯·赖斯顿的戏剧性事件”。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对此毫无所闻的《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在 7 月 8 日到达广州，12 日到达北京。基辛格写道：“到七月十五日，赖斯顿才获悉我曾去北京，这使他身感剧痛。……那不是新闻记者因未赶上报道大新闻而懊丧欲死，其实是急性盲肠炎。他于七月十七日开刀，割去了盲肠，那是在北京反帝医院动的手术”。“想到近在身边都错过时机，不能抢先报道这样重大的新闻，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什么药都治不了的，就是中国人也没有办法。”【注】
由汪文引起的话题到此结束。
现就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同斯诺涉及中美关系的谈话提供一些史料和看法。前已提及，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基辛格对此提出异议。他写道：（毛）“当时把翻译唐闻生所作的谈话记录给了斯诺，但是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我们过了几个月以后才得悉这个谈话的内容”（第 357 页）。基辛格还加上很长的注释，注释的最末一句是：“尼克松所说的想必是指，他在我秘密出访之前已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对的。”（第 397 页）斯诺所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发表于 1971 年 4 月 30 日，基辛格“秘密出访”是在 1971 年 7 月。说斯诺的文章发表了两个多月以后，尼克松才“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斯诺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中说：“毛主席强调，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不过，后来我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斯诺是在何时、通过何人“得到证实”的，他没有讲，现也难以查考，但斯诺并未说“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
为了澄清此事及有关问题，现将《纪要》的开头部分摘录如下：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按：这表明，斯诺于 1969 年要求访华，未获允准，他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让他来。）……到处打，分两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主席：可以嘛。……
在这里，毛主席说“不供发表”，但又说“作为……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约见斯诺，主要不是同他谈“文化大革命”，而是在看到 12 月 13 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刊登斯诺写的《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全文后，着重同他谈中美关系问题。对照斯诺的这一报道，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肯定周总理谈话的基础上，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新方针：
（一）斯诺的报道说：“周恩来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强调说，他的政府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他举了我和我的妻子的访问作为例子。”
毛主席对斯诺说（据《纪要》）：“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外交部要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二）斯诺的报道说：“一九六〇年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福摩萨问题（即台湾问题——引者）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一九六五年又说过一次。现在，总理肯定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政策要求：第一，美国承认福摩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从福摩萨岛和福摩萨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第二，中国和美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要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说，愿意和缓中美关系，要跟中国谈判。确实，十五年来，中美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大使级会谈，但是，为什么没有结果，这是很清楚的。福摩萨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关键问题。周恩来这样对我说：‘福摩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有权利解放这个岛屿。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总理还说，‘门是敞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福摩萨问题’。”（按：这段话的重点是：解决中美关系“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福摩萨问题”。）
据《年谱》，1970 年 11 月 14 日，周总理“在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时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作口头回答。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十五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按：这个口信和斯诺上述报道是一致的，都是毛主席同意的。口信中说：“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但前提是“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
12 月 18 日毛主席同斯诺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很难概括，现按《纪要》摘录重要的段落：
毛主席：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主席：但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主席，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都在那里造反。
……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主席：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按：这里的删节号是《纪要》原有的，意味着斯诺尚未说完。）
毛主席：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主席：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 Island（长岛）。
以上说明，毛主席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里的“谈”，当然是指斯诺所报道的“周恩来向我谈过解决福摩萨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的条件”，首要的是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实现中美建交。如果尼克松同意这样做，就是“谈得成”。毛主席估计到尼克松虽一再表示访华的愿望，但难以很快迈出这样大的步子，因此一面向斯诺讲，“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同时又指出“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就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没有以“谈得成”作为尼克松访华的先决条件，而是以“何必那么僵着”，为尼克松留下“谈不成也行”的余地。刚发表了《同周恩来的谈话第一部分》的斯诺，当然看出了毛主席所说与周总理所说的不同之处，当然理解毛主席这番话的极端重要性，当然懂得这是多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友好”的尼克松所急于知道的。鉴于毛主席在讲话中一再提到尼克松要求严守秘密，因此，经验丰富的斯诺没有问毛主席可否发表，而是问：“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主席不等他讲完，就打断说：“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虽然毛主席的答话有点海阔天空，实际上是同意了斯诺的愿望，何况在开始时毛主席就对斯诺说，“你就捎个信”。在看到 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版面后，斯诺更加心领神会：毛主席就是要他将上述谈话内容通知尼克松。
这是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么？非也！请看论据：
《漫长的革命》一书有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斯诺写的题为《山南海北》的文章，副题是《1965 年 1 月 9 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第 190 至 230 页）。文中记述了毛主席对中美关系、越南战争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斯诺问毛主席：“我从未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么信息要给他，我也许能够带去交给他。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主席停了一下说：不需”（第 225 页）。虽然如此，斯诺却另有理解。他写道：“1965 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只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发表了这次谈话，在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分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多半是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第 194 至 195 页）
斯诺在谈到他 1970 年的中国之行时，说他的夫人“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她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斯诺接着写道：“我自己在 1960 年和 1965 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多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 1963 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战争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第 5 至 6 页）
斯诺并不讳言他曾向美国高级官员提出访华报告，并称上述的“有用的消息”未被美国决策部门采纳。然而，1970 年的美国处境不同于 1965 年或 1960 年，尼克松的政治胆识也不同于约翰逊或肯尼迪。因此，尼克松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至于斯诺采取什么办法这么快地就使尼克松知道了，这是难以查考也无需查考的事。至于基辛格为什么对尼克松的说法提出异议，也许尼克松没有对他讲，也许另有原因，这都不必深究。
应该指出，如果斯诺及时发表毛主席同他的上述谈话，必然会比他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同周总理的谈话造成更大的轰动效应。但是斯诺并未这样做。这并不是由于某人“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实际上，1971 年 4 月 18 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就发表了他写的《我们同毛泽东谈话》，文中披露了毛主席讨厌对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委与经过，而毫未涉及尼克松访华一事。4 月 30 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他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文中谈及尼克松访华只是短短两段：“外交部正在研究让左、中、右各派的美国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高兴同他晤谈，他作为一个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第 171 页）“我（按：指斯诺）代表不了美国；我不是一个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出来的。”（第 172 页）事隔多月，这篇文章已不具有多少新闻价值。《生活》杂志将它排在这一期的第三篇，刊在第 46 至 48 页。这一期的封面及头两篇都是应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的图片和报道。
1972 年初，斯诺病重。1 月 22 日，毛主席、周总理派出医护小组去瑞士斯诺住所。2 月 8 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周总理指示专程到瑞士探望斯诺。2 月 15 日（中国春节）斯诺逝世。2 月 16 日毛主席的唁电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总理的唁电说：“斯诺先生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甚至在他病重期间，他仍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
斯诺曾对毛主席说：“我不认识尼克松。”但 1972 年 2 月 12 日，尼克松在行将访华之前，给生命垂危的斯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内有“你那举世瞩目的卓越事业”的赞语【注】。1972 年 2 月 21 日，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说：“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一定要谈成？”尼克松说：“他的死是很令人悲伤的。”尼克松总统应邀访华，在中美关系史上和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斯诺对此所作的贡献是不应湮没的。
（三）
《年谱》称，“毛主席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这一概括并不确切。从上面引述的《纪要》看，“文化大革命”和中美关系问题，都是毛主席首先主动地向斯诺讲的（中间斯诺有几个插问）。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是如此。据上面引述的《纪要》，当毛主席讲到“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斯诺问：“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接着就是下面一句：
毛主席：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联系到《纪要》开头斯诺所说：“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可以推想，斯诺在信中似乎承认所谓毛主席助长个人崇拜的说法是个错误。但斯诺没有提到这些，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中，他对个人崇拜问题是这样写的（删去一些无关的话）：
我们谈到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 1965 年 1 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搞“个人崇拜”。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他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毛继续说，在我们 1965 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的。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其他的称号将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着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是伪君子。我（按：指斯诺）一定不要受这一套的骗。
我说：“我记得，就在你 1949 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有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州州长、各届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说，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是要有点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按：指斯诺）。（第 168 至 170 页）
以上就是斯诺在《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据中译本）中所写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全部内容（未按《纪要》核正）。
据原记录，斯诺认为毛主席谈的很坦率，他提到两位定居北京的美国朋友，说他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不像毛主席这样坦率。对此，毛主席说：“你们有点迷信，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唐闻生翻译时说明，“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意思是无所畏惧。
《生活》杂志刊登的斯诺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些，却在该文倒数第二段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生编硬造的话。《参考资料》1971 年 5 月 2 日所载“美《生活》杂志刊登斯诺文章《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把这一段删掉了（《纪要》中也未将原记录中的那段话纳入）。
斯诺将这篇文章收入《漫长的革命》一书，该书的中译本记载了原文的倒数第二段：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第 176 页）
斯诺 1928 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按照他的中文水平，即使没有翻译，也会理解“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含义。但他故意利用“和尚打伞”这句话编造出一段文字，实在是不应该的。当然，他到 1971 年 4 月 30 日才发表毛主席 1970 年 12 月 18 日的谈话，已失去新闻的时效性，他可能出于不损害中美高层接触的考虑，在文章中对毛主席所谈的尼克松的访华一书写得平淡无奇，没有引用毛主席的“尖端”语言，甚至未提“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利用“和尚打伞”一语进行编造，可能是为了增加一点吸引力。《生活》杂志在刊登该文时，就以“一个带着把破伞的孤僧”作为末一节的大标题。斯诺在这段编造的文字中，没有加上引用号，而是采取“他说，他不过是……”的表达方式，也是留了余地的。
1971 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抵京。周总理和他会谈时，提到斯诺的这篇文章，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不那么准确，个别地方还有错误，但基本上是对的。“个别地方还有错误”就是指上述那一段。
中译本将原文的“monk”译为“僧”（通俗的译法是“和尚”），将原文的“walking”译为“云游”（本可译为“漫步”）。
斯诺绝不会料到，在他逝世 18 年以后，他的这一错误竟一度在中国的传媒上传播开来。
1990 年夏，由“中央宣传部策划、深圳市委宣传部摄制”的“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在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映。这部长约 160 分钟的电视政论片由许多报纸进行宣传，说它的主旨是“以艺术形式系统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形象和有关言论。《人民日报》1990 年 8 月 16 日刊载《擂响奋进的心鼓——电视政论片〈世纪行〉的艺术特色》一文，文中说：“这部片子运用了一百多年来的有关文献资料。编摄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他们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没有把历史当做任意打扮的天真小姑娘。”该文还特别“称道”《世纪行》的解说词，说“解说词热情而朴实，……沸腾着、流动着滚烫的形象化‘语言’，它从多角度地、带有浓烈感情色彩地阐明了当代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990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真理的召唤——〈世纪行〉解说词选登》。其中有以下一段：
1970 年，毛泽东再一次见到老朋友斯诺，30 多年前在陕北窑洞前，他就是戴上斯诺递过来的红军帽才拍了一张最好的照片。30 多年后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已被人们尊崇为“神”，就在千百万人流着泪，淌着汗向他山呼万岁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显然是取材于斯诺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的中译本：“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但不是照抄，而是作了艺术加工，把“不过是”改为“就像”，相应地删去“罢了”；把“带着把破伞”改成“手执雨伞”。把“云游世间”改为“云游四方”。这些“加工”可以说是“艺术”，但把主语“他”改成“我”，那就超出“艺术”范围了。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斯诺的那篇文章中所没有的，从《纪要》里也找不到。只能是取材于原记录。既然看到原记录，必然会发现斯诺那句话是编造的。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是搬出来，而又不是照搬，把“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改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把这两句互不相容的“论据”凑在一起，这能说是“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吗？
不久，听说胡乔木发现《世纪行》存在的错误，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由当时的中宣部王忍之部长负责的小组，核对史实，修改了解说词，重新配音播放。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敬佩胡乔木，也赞成中宣部知错即改的做法。遗憾的是，刊登过《世纪行》原解说词的报纸，没有刊登修改后的解说词。不久前，仍有人引用杜撰的毛主席的那句话来贬损乃至丑化毛主席。
四年后，《党的文献》副主编田松年向我约稿，我把 1990 年写成而未能发表的《毛泽东是否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一文稍加修改交给他，开头只说“1990 年有关单位拍摄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文中未提片名、单位名、报纸名及评论者名。该文在《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发表。这里则着重提供有关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连斯诺这样高尚的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写过不实之词。因此，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一切。
注释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65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2 月出版。收入本书时题目有改动。
《漫长的革命》中译本，伍协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7 — 69 页。以下所引斯诺的话，均出自该书，引时不再说明书名，只注中译本的页数。
《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197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册，第 229 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二册，第 339 页。以下所引基辛格的话，除另有说明外均出自该书第二册，引时不再注明，只注页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