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毛泽东的评价和《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后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与评论
1. 1943 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周子健（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456 — 457 页
2. 罗青长：1943 年 6 月 18 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他们阴谋“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策划的又一次新的反共高潮。7 月 2 日，胡密令各部队于 7 月 10 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在这关键时刻，1938 年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深入虎穴”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获悉了敌人在陕北的军事部署情形，立即报告了组织，使党中央得以采取相应措施。中央一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一方面在政治上发动宣传攻势，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蒋迫于内外压力，又鉴于其“闪电战”计划的彻底败露，于 7 月 10 日下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毛主席称赞，在这个时候，凡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载《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36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7 — 78 页
3. 刘大年：研究抗日战争，“档案材料要抓紧收集，不见于档案的战争亲历者头脑里的活材料更应抓紧收集。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世了，健在的人多半胡子头发也白了。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抗日战争在这些人是所见世，在今天 40 多岁以下的人是所闻世或所传闻世。我们应该抓住所见世的人掌握的资料，把许多事情弄准确，留下信史。举眼前的例子，今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熊向晖同志的《周总理的魅力》一文所讲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幕，刷新了事情的面貌。以前的讲法如今需要改变。而且照熊文记载，其意义超出事件本身之外。”
—— 1991 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 年第 1 期
4.台湾《传记文学》第 58 卷第 2 期编者按
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自本年（一九九一）元月七日起连载熊向晖所著《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长文，一周后，此间《联合报》有《胡宗南吃败仗 身边有共谍》香港通讯，因系片断报道，语焉不详。《传记文学》特征得原作者同意，将原文、全文一字不易地予以转载。本文是两年来《传记文学》发表《中共地下党活动史料》，继江阴要塞之后，又一石破天惊之作。胡宗南抗战八年在西北屯养大军、训练干部，主要任务即“看住共产党”，因而有“西北王”之称。万万没有想到他身边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更是中共的情报人员。这正如同《传记文学》征稿启事所言：“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站在明处，共产党躲在暗处，国民党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共产党对国民党则了如指掌。”胡宗南之败，乃至国民党之败，毋宁说是当然之事。
熊向晖原名熊彙荃，安徽凤阳人，一九一九年生。清华大学肄业，一九三六年（民国廿五年）在清华参加共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同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归周恩来直接领导。抗战初期在长沙打入第一军青年战地服务团，颇受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的赏识与培植，后由胡选送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第十五期入伍，毕业后一直在胡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再由胡保送至美国留学。一九四九年起先后担任周恩来助理，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继宦乡任驻英代办。其后曾任驻墨西哥大使、中共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一九五四年曾随周恩来、一九六一年随陈毅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一九八二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一副董事长（董事长荣毅仁）兼中共党委书记（最近已离休）、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传记文学》陆续发表中共地下党活动史料，旨在为民国历史求真、求全，而不是为抹黑哪一个，更不是为丑化哪一个。民国人何其不幸，到今天为止，没有一部客观而公正的民国史。由于海峡两岸的隔绝，更由于积习已久的“鸵鸟心态”（逃避现实）、“太监心态”（主子第一）、“特务心态”（保密防谍）作祟，许多重要史料不是被销毁了，就是删改扭曲，剩下的只有几个少数人的“神话”了！可喜的是台湾最近几年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新史料，更可以实事求是地为历史说话。以台湾标准求之于海峡彼岸，虽然为时尚早，但今日大陆上发表史料的勇气与搜集史料的努力，已逐渐获得海内外史学工作者的肯定了。
5.张佛千：《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读后
《传记文学》上期及本期连载的熊向晖作《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是国共两党情报战的最大案件，更是主角回忆的第一手资料。熊向晖原名彙荃，“彙”是表示行辈，他的兄弟姊妹都叫“彙×”，“彙”下面那一个字又都是草字头。他追随胡宗南先生，兼理副官、参谋、秘书业务，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对熊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加以很好的照顾，为对其他部属之所未有。
熊对中共的最大功劳是延安之役。胡投下了他所训练的三个集团军共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对于延安，本可围而歼之，但攻入延安以后，大鱼全部走光，小鱼甚至虾子都未捉到一个，而且在以后延安外围战斗中，好几个号称精锐的师都被共军歼灭。名义上是获得占领延安的战果，实际上是伤亡惨重的大败仗。熊文中记下周恩来引述毛泽东的话，熊一个人“顶得几个师”，这句话实在不足以形容熊的重要。
我在去年（一九九〇）四月第一次回大陆，目的之一是游览从前所未到过的东北及西北大部分，在中国旅行何必受旅游团体的限制，当然要通过旅行社办手续，第一站到北京，好几年前好友程开椿（是胡宗南最早的随从参谋，后来担任第八战区、第一战区的兵站司令，退到台湾又做胡的办事处主任，胡对他始终信任，胡逝后，他依子女赴美）曾由美赴北京，函告我受熊热烈招待，其后闻熊患膀胱癌退休，所以这次我到北京，以为他是缠绵病榻，计划到北京后再托旅行社打听他的住所，不料在飞机上巧遇一位老友，与熊同是当年学生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他知道熊病已痊愈，并告我熊的电话，我到北京住进北京饭店已是晚间十时，电话熊宅，熊太太说熊每晚服安眠药才能睡，不能叫他，明早八时前请再来电话。第二天七时半熊先来电话，他八时到医院例行理疗，八时半即来看我，他吩咐随从秘书十一时半再来，问我“谈三小时够不够？”我笑说：“不够，再谈嘛。”以后又接我到他家谈，《传记文学》所刊一文的内容，都已详细告我，当时并未说他要写出来。熊在西安因工作特殊个人无自由，所以极少与外界（包括胡的部属）发生关系，因为我的工作，随时向胡直接请示，所以与熊接触比较多，又因我们有乡谊，也比较亲切。我至北京初见，他即说：“我告诉老伴，你是我的老友好友，要收拾一间屋子给你住。”我深谢他的厚谊，还是住旅馆方便。
我在赴大陆以前，看《传记文学》所载毛泽东的卫士及侍医的回忆录，写毛泽东在延安不守后，一直留在黄河南岸，不怕危险，亲自指挥战事，深觉毛的料事如神与精神可佩，在听了熊的谈话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胡的大军，兵分多少路，哪一个部队走哪一路，每天随时都有情报，毛对胡军行动，了如指掌，所以毛可以在胡军三十多个师密集的空隙中安全游走，更能伺机对胡军作致命的突击。
后来因为西安共党地下电台破获，才明了熊的身分与工作，这时熊已由胡保送至美读书，立刻知道自己身分曝光。胡当然痛愤至极，要求戴笠不公布（编者按：此处可能有误，戴死于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胡互相联络，关系十分密切，戴可能连局内高干一律瞒住，但他绝不敢瞒蒋委员长。于是蒋始明了延安之役所以致之的原因。就情理推测，蒋对胡可能也痛愤至极。我国最有名的军事家郭寄峤上将曾告我：胡在西昌即将失守时，蒋坚决不准胡来台，郭时任副参谋总长，一再坚请、甚至直言“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的坚持，在蒋的默许之下，胡得于最后一分钟乘机飞台。所以胡到台后，每年旧历元旦，首先向郭拜年。郭在回忆录中也记述这一节。最初我十分奇怪，就过去所知，蒋对胡信任之专，倚畀之隆，逾于寻常，何以最后弃之绝地而不顾，我在北京与熊谈话以后才得到解答。在熊案揭穿以后，延安之役，已成过去，当时国军向国内国外大肆宣传，以为这是对共党扫穴犁庭之战。熊案既不能公布，又不能追究胡的责任。如果能围而歼之，只要堵住黄河南岸，即有重大战果，国共战争的历史就会重写，可能不致有大陆沦亡渡海逃难的结局。因此蒋对胡之痛恨，可以理解。论者或以为胡的大军入川勤王，未能扭转西南局势，当时因素甚多，蒋之恨胡，这应非最重要的原因，而延安之役才是最大的关键。我想，大溪档案中，蒋的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解答。胡来台后，除准其所请戍守最前线的大陈岛，后又退守澎湖，再后则无下文，不但谈不到参谋总长，连陆军总司令都无份。回想对日抗战之初，派他在西安练兵，负经营西北的全责。胡兼主任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规模之大，几乎是其他九个分校之和。据关系方面传说，全国陆军团长以上的干部由胡保荐的占百分之八十，信任之深实际超过陈辞公。当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创立，特命胡兼负组织处长的名义，由康泽代理负责。可想见蒋对胡的器重，前后对照，相待真有天渊之别。
这里，我要为胡说几句公道话，胡十分重视人才，也重视对人才的磨练与驾驭，尤其重视对共党潜伏的防范。因为胡开始西安练兵大业之际，三十多位著名大学的大学生适时到达，人人优秀，共产党的熊向晖、陈忠经、申振（现在大陆）；国民党的徐先麟、洪同、陈大勋（现在台湾），都是人才。李芳兰（在美国）也是能力极强的女性。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我绝对不相信，也不会想到他是做情报工作的人。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这里，我也要为熊说几句公道话。有人见到《传记文学》所刊熊文的前半，而责备熊忘恩负义。依理而论，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而且是胡坚持要他做随从，他并表示不愿担任。胡最不应该的是在熊已将动身赴美，又特派专人要熊留下：“打下延安再走！”我要说一句对老长官不敬的话：“真是鬼摸了头！”
胡之敢于用人，有其气魄，用我即是一例。我同他非亲非故，我到西安不久，即令我负责西安办事处。我到差请示，他只说一句：“做我的代表。”四面八方来的众多的客，胡都不见，要我代见，但我认为胡应该见的，经过力争，胡才见。胡从不理地方人士，当时西安是北中国的枢纽，不仅陕西士绅集中，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甘青一带西北人士都避寇暂住西安，我一一联络与胡见面，由于我的力争，胡破了许多例，为人做寿、拜年、请春酒、尊贤敬老，并分赠市面难购的上等面粉与高级煤炭。去年我在北京熊宅，熊向其妻女介绍我：“他是为胡宗南打统战的，打得大，打得好。”可是在抗日胜利的前一年，我成了闲员，我忍耐到胜利后才离开。一直到四年前我以环游世界八十日纪念八十岁生日，由欧到加，遇见西安好友侯一鸣，他是胡的亲信干部，他说他为我问胡五次：“为什么不用张某某？”第五次胡才答复：“他的思想有问题。”这是与“他是共产党”的同义语。如果我是共党，胡不理地方人士，如鱼失水，岂不正中共党下怀。我一方面十分辛苦的建立全面地方关系，一方面还要说服胡，更不惜犯颜力争，焉有如此共党？这样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明白的道理，胡竟然不懂。我对熊苦笑：“你忠于共产党，胡送你赴美读书，我忠于国民党，胡却说我是共产党。”
虽然，胡对熊谓之失察，对我谓之不明，但我仍要说，胡在军人中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我在胡逝世时曾写了一篇《胡宗南先生的小事》，因是追悼之文，不便作客观的记述，在读了熊文之后，窃恐使读者以为胡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则是大误。因拟补写《胡宗南先生小事》续记。对其人之兴衰成败，或可于此中得到一些启示。
又，上期本刊编者对熊文所作注释，引述我的推测：“王中，可能系王大中。”实误，王中向熊收党费，当是收共党的党费。而王大中曾任“蓝衣社”助理书记（刘健群任书记），当时在西安任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的忠贞干部。王中应该另有其人。
——台湾《传记文学》第 58 卷第 3 期
6.赵千方：中共地下“后三杰”与胡宗南
读《传记文学》二、三月号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长文，真是“石破天惊”之作，读后令人感慨系之。假如蒋介石、胡公宗南健在或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初读熊文，因不识熊之过去，以为是无名之辈，所以曾采保留态度，或认为他难免有夸张炫耀之处，殊不知向此间抗战时期曾在西北或与胡宗南共事的前辈和朋友们打听，熊彙荃（原名）其人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每个人都可以讲一段或描写一段熊的故事。所谓“地下工作”者，应该是躲在暗处，但熊的“地下工作”则是在阳光之下，在胡长官保护之下无往不利，诚令人不可思议。熊虽非三头六臂，但其精于心计、善于伪装与随机应变，绝非常人所能及。
周恩来谓中共地下工作有“前三杰”与“后三杰”，“前三杰”姑不论，“后三杰”熊向晖（彙荃）、申振民（健）及陈忠经（翘）竟全出自胡长官的手下，而且在他们隐藏八年为共党立下大功以后，胡长官又在抗战胜利后一起栽培他们到美国去留学。因此三个人才会学得“胡儿语”，一九五〇年以后都可以在中共外交界一展身手。饮水思源，不知他们对老长官是嘲笑呢，还是感恩？
国防部民国六十一年（一九七二）所编“胡宗南上将年谱”（不公开发行）一书中，在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部分有如下的一段：
公（指胡上将）以胜利后建设万端，需才孔亟，而抗战期中优秀青年无法出国深造者尤宜及时培育。于是先后派副参谋长盛文（在台病逝），党政处处长张研田（在台病逝）赴京与教育部交涉，同意由公以节余经费，派员出国留学，遂由张处长经纪其事，分批派遣朱文长（朱经农之子）、张奇、陈忠经（翘）、申振民（健）、熊彙荃（向晖）、涂心园、张绍良、阎子桂、何继高、马大恢、吕家鸿、马蒙、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十七人，其中马蒙留英国，其余皆留学美国。张维公、王克亮、宋寿昌、曹克寿、黄荣翰等为特选之陕西优秀青年，此外尚有李人士、余忠玲、熊彙芝女士（熊向晖之妹）等，亦各补助美金三千元助其出国深造。按十七人中张绍良、曹克寿、宋寿昌、黄荣翰等四人，大陆沦陷前已返国，其余大部分仍留美国。朱文长任教俾次堡大学，何继高任教西东大学，涂心园任职联邦农业部，三人皆获博士学位。张维公任职美海军造船厂，张奇任职联邦内政部，马大恢会计师，王克亮经商，吕家鸿在美职务不详，马蒙任教香港大学。其返台湾者阎子桂任教政治大学，余忠玲现亦任教育部驻美文化专员（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周恩来所谓“后三杰”，俱在其中矣，其他十七人中有无中共地下党员尚不得而知。但朱文长、涂心园二人常在贵刊投稿，学有专长，俱为海外忠贞之士，可能当时对“后三杰”者情形并无所知。又“后三杰”案一九四七年十月为政府破获，此三人均在美国，奈何不得，倒也罢了。但二十五年以后，国防部为表扬胡上将事功，编年谱时仍将“后三杰”姓名列入，不知是失察？还是因三人化名改名的关系？抹黑胡上将竟因此而留下历史的文字纪录，此段文字本可避免，殊堪一叹！……
——《传记文学》第五十八卷第五期 92 — 94 页
7.赵同信：《胡宗南遗事》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初为小学教员，身材短小，相貌不扬，尤不善言词，事先虽有讲稿，但一仰头，即忘稿文，听众常为他着急。十三年投考黄埔一期，以身矮不被录取。胡急甚，向招生委员王伯群抗议：“身矮即不能革命吗？”王闻言惊奇，准其入学。
在校与陕人马志超编为一队。马矮胖有力，心直口快，熄灯后犹与同学喋喋不休。胡不能入睡，说:“睡觉了，不说吧？区队长要来查夜了！”马性躁，立起回骂：“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多言，老子揍你！”胡默不敢言，一时传为笑话。抗战时胡以总司令驻节西安，为驻军最高长官。马却任警察局长。马晋见胡时，胡笑道：“当年同队，马兄真厉害呀！”马闻言，面红耳赤。
胡虽面貌不扬，而官运亨通。黄埔一期毕业生皆派充排长。轮至胡时，无缺可派，遂改派为连指导员。北伐时，升为营指导员。未几营长出缺，由指导员代理营长。十六年由营长升任团长。十九年阎冯反抗中央，胡表现良好，升为旅长，归刘峙指挥。二十年刘峙由师长升任军长，本呈报徐庭瑶为师长（徐时任副师长），蒋总司令问刘，何不保胡为师长？刘答“徐比胡好”！蒋说：“你何以对胡有如此成见？”遂批改胡为师长。自此，胡青云得路，却终生恨刘峙入骨。
胡喜人呼称“先生”。何以故？据闻胡驻沪时，便装逛窑子（妓女院），兴尽出门，恰遇师政治处长。处长趋前说：“师长来了！”胡闻言大怒：“谁是师长？你不会呼我为先生吗？”自此而后，部下皆以“先生”称呼他了。
胡家境清寒，前妻嫌胡穷貌丑而离婚，胡遂从军，故对女人恨之。宁做北里游，不愿结婚。经义弟戴笠物色叶女，性淑惠，遂订婚。抗战军兴，胡婉言：“大敌当前，不愿结婚。”直至胜利方结婚，仅席开一桌，不发喜帖。他也恨部下娶美女、谈恋爱。如闻某人娶美女，定找碴撤职。伪徐海省长郝鹏举，原任职胡部，因爱女色被押遂愤而离职，立志要打垮胡宗南。即为一例。
胡好大喜功，一切设施，仿照蒋委员长；在西北设分校，办训练，集权一人。蒋因喜爱他，无不照准。
胡用人以黄埔、陆大、老第一师、浙江人为主干，故有：“黄陆一浙”之称。左右有四大金刚、八大秘书、十三太保、三十六小鬼，包围把持，惹起很多陕人反对。但当时不敢反对，至兵败来台湾后，李梦彪以监察委员的身分纠弹胡。
陕人作歌讽之：“七分校，瞎胡闹，白天睡觉，夜间拆庙，不要砖瓦，专要木料！”因当时各部经费不足，需取木材烧饭之故。
胡宗南的长处也很多。忠于领袖，苦干，自己清廉。但其部下却不见得，营私舞弊，比比皆是。由于局面大而顾不到，亦难怪也。新七军，为反正伪军，当时策反过来，极不容易。胡对新七军训话：“命令：师长以上调参议，营长以上调七分校。排长以上入军官队，士官分编各师！”全师闻令变色。本希反正以达升官目的，结果实权交出，个个怀恨。
胡宗南第一喜爱能招兵的干部。有陈某，拥基本子弟六千员；每次招来的人被编入各部队，但不到一个月，这些基本兵便会再跑回来，陈自然欣喜，加以奖赏。然后再招入伍，如此一年一次，每招一次，便升一级，故有“招兵专家”之称。所招新兵，军粮先由地方政府垫出。事后陈某并不归垫，县长也不深追。但却被出纳看出窍门，拒不发粮。经双方协议，各分一半，利益均沾。而胡不知，反认陈某能干。第二，胡喜青年，故设有“战干团”、“参谋班”、“游干班”、“军官队”等等，来收罗文武青年。第三，胡喜欢搞生产事业，因而成立了很多工场。
胡先生善于并吞各方。例如你在西北办学校，稍有成就，他便去参观，送麦粉、赠经费，又派校长为战干团教官。日子一久，便调你为他学校校长（胡在陕也办有很多学校），你办的学校另派他的老干部接任。无形中你办的学校，便在他指挥下，变成他办的了。抗战期间，山西大学移至西安。胡先生常常送款，不时去演讲。对校长、教授，加聘官衔之后，即介绍战员、教授。此举被阎锡山发觉，急速将山大迁回晋南，并向蒋委员长处告他一状，说他“鼓动学潮”！胡先生不唯对陕西主席要控制，即甘肃、河南，也要过问。遇机即向外扩展，事业心如此之强！胡有一副官，名熊彙荃（按即熊向晖），人长得英俊潇洒，清华大学生出身，写说俱佳，干练有为，极得胡喜爱。先任熊为随从副官，再提升为机要秘书，一切重要公文，皆由熊负责，依为左右手，竟是共谍，而且是直通周恩来者，潜伏胡左右达十几年。胡对他言听计从，直到卅八年大陆赤化，胡先生的百万大军被击溃，兵渡来台，方知熊副官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之间谍。胡捶胸顿足，仰天长叹：“焉有不败！焉有不败！”
——台湾《龙旗》，民国 80 年（1991 年）4 月号
8.龚正：《反面教材》
……台湾有些人不喜欢听那段不幸的历史，说真话的人往往被嘲笑为“反共八股”。如今熊向晖披露了他打入国军窃取情报的全部过程，这总算为我们这些矢志反共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证据。
熊向晖的 4 万字回忆录，在台北《联合报》摘登了片断，2 月份由《传记文学》全文转载。不久前，前辈军中记者刘毅夫先生将熊文呈交郝柏村院长，始引起中枢的重视。郝院长已下令将熊文影印一百份发给国军高级将领，作为必读的反面教材。
—— 1991 年 4 月 2 日《香港时报》
9.刘俊南致熊向晖的一封信
熊向晖先生：
您好！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拜读您的大作《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深受教育与感动，特冒昧致函于您，敬请原谅。
我叫刘俊南，原任中国通信社总编辑、记者，现为日本中国语文翻译中心社长。
熊先生的文章《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后，引起了日本各界广泛、强烈的反应并受到重视。看了第一部的人，翘首以待盼望刊有第二部的《人民日报》快送上门。当读者发现中间几天没有登载时，他们感到失望，并更加迫切要求尽快刊登续篇。
鉴于这篇文章的历史重要性和情节的戏剧性，我觉得应该译成日文在日本刊印出版，以便让更广泛的日本人民阅读。既然要发行日文版，就要找宣传面广、影响力大的出版社。我认为合乎这种条件的有日本广播协会（即 NHK）出版协会、朝日新闻、岩波书店等几家。由于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一项事业越有意义，竞争就越激烈，出版界也并不例外。例如，由朝日新闻出版，读卖、每日、日经等各大报就不介绍此书出版。只有 NHK 出版协会是国营，又最具权威性，各大报都较尊重它。考虑到这种情形，我认为由 NHK 出版协会出版最理想。
于是，2 月 22 日我主动地找 NHK 出版协会图书部总编辑品川高宣先生洽谈。品川先生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现改为筑波大学）东洋史系，懂中文，他一看熊先生文章和我写的内容提要，当场就表示很感兴趣，并问我出版时是否需要加几页注解（因为许多地名和人名如不加注解年轻读者则感到陌生）。他还表示，在一个星期以内开会作出内部决定，并且要我三天译出其中一段约 4000 字，用文字处理机打成日文传给他，为的是使会议与会者深入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出版价值。……
（编者注：1991 年 11 月 1 日日本广播协会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出版，书名为《周恩来与我》，著者：原中国统一战线部副部长熊向晖，译者刘俊南。）